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做完一台手术的麻醉刚下手术台，一位同事热情地告诉我：听广播说今年恢复高考，你考吗？我笑了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这是当年我第一次听到如此信息，本已平静的心里又涌起层层波澜。高中毕业后的前两年，每当我看到镇上有人被推荐上大学，我羡慕他们，也一次比一次感到失落。后来，我被区医院録用，开始学习和从事外科麻醉工作，日子在一台台手术的紧张和忙碌中悄悄过去，心情也就不知不觉地平静了下来。

　　而这种平静，又是如此脆弱。恢复高考的信息，勾起了我对大学的向往。大学之门如今又向莘莘学子平等敞开，我能不搏一搏吗？而要报考，又不知如何开口，因为我知道，是医院在我最迷茫的时候録用了我，还花费不薄地送我出去学习，现在当我已能派上用场，怎好意思开口离去？再说已几年没有摸过书本，又能有几分把握？考不上怎见医院同事？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混居的小城镇，是被乡下人称为“街上”的地方。我吃的是商品粮，属城镇户口，也是当时农村人非常羡慕的。在乡下的三姨妈曾对她的妹妹、我的母亲说，她找算命先生为两个儿子算了个命，说是其中老二将来也要吃“国家饭”，为此她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言谈时，她的笑容特别灿烂。

　　经过一番波折，我到区医院，被安排学麻醉。医院开展了阑尾切除、胃切除、急性创伤救治等手术。虽然手术不是很多，但这份职业令我敬重，也令镇里一些年轻人羡慕。我在医院的日子，也就这样在忙碌与清闲、兴奋与平淡的交替中，悄然过去了三年多。

　　大约是在我听到恢复高考的信息三天后，镇上召开了动员会，号召有志青年积极报名参加高考，站出来让祖国挑选，为地方争光，为自己争气。也不知道是“争光”的热情空前高涨，还是“争气”的愿望急于实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些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去报名。

　　我也被通知去参加了动员会，但会后还在犹豫不决。没想到医院的书记竟主动做我的工作：人家都在报名，你为何不报？是骡子是马总该拉出去遛一遛！考上了，你走；考不上，再回医院来。医院缺麻醉，可以再培养；而你错过机会，后悔就来不及了。

　　书记的一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也激励我义无返顾地去搏一搏。我报了名，也找出了一些尘封五年的教科书。刚开始，我很想考理工科上医学院，不辜负几年来为学医付出的心血，不浪费好不容易打下的医学基础，更难舍对救死扶伤的那份兴趣和激情。可打开书本后，发现当年学过的数学、物理、化学在疏远五年后竟变得如此陌生。想找教过我的老师辅导，而当年我就读的高中离区医院又有十几公里，远水解不了近渴。再说离高考不足一月，已没有太多的时间复习。于是，我报了文科。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照样上班，只要有手术，无论白天夜晚照样上手术台。复习只能是见缝插针，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数学上，历史、地理就当小说看，语文连书本都没打开，只是做了几篇作文送给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评点修改。一个人的复习相当枯燥，每当难以坚持时，便看看桌上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

　　没有打开语文课本，除了时间不够外，还源自一点自信。从小学至高中，我特别喜欢语文，语文老师也很喜欢我。教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字写得特别好，当他每次出去刷大幅标语时还总要带上我，他先勾出轮廓，然后让我用涂料填实。那时正逢文革，不能正常上课，他特意为我开小灶，除了给我讲课，还为我找来唐诗宋词，让我自学让我钞写。我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在家里用毛笔把它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钞写的印象深刻，当时能背不少。有意思的是这些钞写本，后来还差点酿成事端：一天，居民组长来我家破“四旧”，母亲将我的旧书连同钞写本一并交出，不识字的居民组长如获至宝，统统收走。等我得知去讨要时，说是已经交上去了，让我等待处理。也许是上面的人还识字，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那时的学习多、会议多、学工学农多，也对我的语文提高帮助不小。初中至高中，我一直是校宣传委员。学习多，就要经常办墙报；会议多，就要经常写发言稿；学工学农多，就要经常写习作。记得有次参加劳动，老师要我们每人写篇通讯，说是写得好的还可向报社投稿。我的那篇《中湖稻花香》被老师看中，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修改润色，洋洋洒洒3000多字，自认为可与当时正在学的《王屋山下新愚公》相媲美，没想到投出去后石沉大海。多年后才醒悟，报上发通讯，不是靠文采，而是要典型。不过，稿件没刊载，还是练了笔。

　　我喜爱语文，但还是差点与中文擦肩而过。在填报志愿时，我只填了武汉大学一个志愿。而在选择专业时，指导我填报的镇中学两位语文老师还争论了一番。一位老师说先填中文系，理由是中文为文科之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毕业后可教书可做学问可创作可从事一切用得着方块字的实际工作；另一位老师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中文好是好，可弄不好读了几年书还得回来。并现身说法：他就是读了几年中文才从城里读到我们这个小镇的。他建议最好填图书馆学系，说是将来如果做学问资料不用愁，而且不用花钱买；毕业后只会留在城市，因为只有城里才有像样的图书馆，才用得着受过系统教育的大学生。两位老师都说得言之凿凿入情入理，我经片刻思索便将图书馆学作为第一选择填进表格，第二选择填的是中文系。可不知为什么，在要交表格之前的一刹那间，我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将中文作为第一选择，而此时已无空表格可领，就只好用一个大“S”符号，对换两个专业，还在前面加上醒目的“1”、“2”字样。冥冥之中，就这样与中文结下不解之缘。

　　临近高考，我的心里很坦然。记得在高考的头天晚上，镇上发生一起火灾，我参加救火至深夜，还是镇中学的老师提醒让我提前离开。高考那两天，留下记忆的也不多，只是感觉较为轻松。接下来是等待録取通知的日子，似乎也没有现在的考生那样焦急，甚至当那天从邮递员手中接到武汉大学的挂号信时，还楞在那里半天没拆开。

　　因为工作不满五年，我没有带薪资格。医院为我算断了工龄，补发了4个月的工资。我用这补发的工资办了几桌宴席，满请了医院所有职工。

　　医院，培养了我的严谨作风和责任感。此后，虽然我的人生轨迹“另起一行”，但高考前的那些事儿的影响却如影随形，一直相伴，永远难忘。

　　柯青自述：

　　出生在湖北阳新紧临长江边的一个小城镇。高中毕业后原准备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料没有安置费而只能到区办的砖瓦厂劳动锻炼。在那里一年有余，被抽到镇卫生院工作，后被派出学习外科麻醉近一年，学成归来后使医院的外科手术顺利开展起来。

　　原以为与这份职业相伴终生，没料到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报考时，也曾想考理工科上医学院，无奈在短期内物理化学难以捡起，于是报了文科，并被武大中文系録取，从此便与医院告别、与当外科医生的梦想告别。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长江日报社工作，至今已逾30年。这期间，前7年主要从事新闻采写，名字频频亮相于报端；后20多年主要从事新闻编辑、新闻策划、夜班总值班和新闻业务管理工作，从台前退到幕后，默默为人作嫁。尽管如此，也有多件作品获省级以上新闻奬，曾享受市政府专项津贴。

　　1987年获记者任职资格，1992年获主任记者任职资格，2000年获高级编辑任职资格，并同时受聘。从1988年起，先后在多个采编部门任副主任、主任，1995年兼任长江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2004年起任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主要分管长江日报新闻采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