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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思想斗争后我才报了名

  一

  我们那个山旮旯里的小镇,名气可不小,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场,如今盛产脐橙。我儿时的调皮和聪明小有点名气,成天挂着两条鼻涕,快流到嘴里时,又使劲往里吸,还时不时抡起衣袖猛擦两下,衣袖都可和剃头匠的帮皮媲美。恶作剧不少,惹祸的事也不少。每每告状的上门,过早衰老的寡母只会揍我一通,再低三下四地给人赔礼,然后背过身暗暗流泪,嘴上喃喃地挂着一句“头生世造孽”!有一回,街坊伙伴偷了大人两毛钱,硬赖是我哄着他花了,全买酸萝卜(一分钱可买两大块)分给小伙伴们吃了。街坊打上门来,只有大哥护着我。我是满腹冤屈,在心里头憋股劲。

  刚懂事,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那儿把能够入嘴充饥的全都当了粮食,还是有许多人得了水肿,大腿一按一个坑。那个饿的滋味,至今未忘,也留下我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的饮食习惯。母亲实在扛不住了,为了不让我捱饿,就把我过继给了我奶奶的后妈家(实际上是我太姥爷的小老婆,我管她叫“太姥姥”)。太姥姥膝下无嗣,收养了一个儿子在县钨矿工作,她跟在矿山上当工友做炊事员。这个儿子也没生养,就收我为子。我记得特清楚,那天是逢圩,他们送来一担谷子和几升米,一帮人吃完饭后,一担箩筐挂条红布把我挑上了山。由于太姥姥管的就是厨房,我是有吃有喝,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一种屈辱,想着自己那个家,情愿在家吃“根搭”(一种喂猪的青菜),也不稀罕这米饭炒菜。一天趁他们带我下山回老家,这家离我们圩上不远,我瞅了个空,跟着逢圩的人群跑回了家,见了家人哭天喊地,撕心裂肺,让人看着都心酸,我发誓打死也不回他们那个家了。这前后也就几个月。他们见我决心太絶,也就无法再挽留我了。我又开始我的野孩子生活,母亲总是唉声叹气,又重复那句“头生世造孽”!

  我就听不得这句话,发誓要有出息!开始朦朦胧胧地做自己的梦,有点五彩缤纷。

  也许是为了寻求庇护,我那时就特爱和大孩子们玩。在一个大我几岁本家舅舅的鼓动帮助下,我死磨硬泡谎称岁数报名上了学,那年我才刚满6岁,对农村来说这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大概是管报名的事务主任真喜欢我这股劲儿,就收了我。没钱交学费,我又逼着我妈求事务主任免我的学费,这个主任与我亲舅是同学,说我家庭符合免费的条件,到大队去开了个证明,就这样,我顺利地入了学。

  对于这个本家舅舅,我得多说几句,他对我的梦,影响甚大。他家世代书香,自己也是文弱书生一个,自幼爱好文学,文革时受家庭出身的影响,由吃商品粮变成了农民,一家朝不保夕,还坚持写作。时至今日,他依旧是农民一个,但还在坚持业余创作,精神可嘉,只可惜成就不大,在县里算得上是个名人。他读六年级时还送我一个书包。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学生,虽然我是班上最小的同学,可成绩却总是在前两名。那时老师要求我们背课文,背下一篇就在课本上盖一个“背”字的圆戳,我一般读三遍,基本上可以倒背如流,因此我的课本盖满了红红的小圆戳,许多名篇名句我至今未忘。

  日子就这样过着,也许我的梦就是另外一番模样。偏偏刚考上高小,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学校停了课,我们看斗老师,看斗“坏人”,看大串联。那时我们那里每天要过好几拨红卫兵,圩上几家小旅社住满了红卫兵,晚上他们还演节目,动员造反。这时我突然得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圩上人都说是红卫兵大串联带来的瘟疫),待我醒来,全身疼痛布满了针眼,看见眼睛肿得像桃一样的老娘,我才知道我已经死过去两天,抽了几针筒脊髓,是公社卫生院那个“走资派”院长把我救活的(我参加工作后,还专门去答谢他,他也许救的人太多,居然记不住我了)。跟我同时进去的两个同年级同学,一个丢到了乱坟岗,一个变成了半傻,只有我捡回了一条命。

  大难不死,我性情大变,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乖巧多了,也懂事了,连我妈都不敢认我。此时,学校彻底停了课,校园改成了“学习班”,戒备森严,到处还有拿着梭镖端着“老套筒”的哨兵。当时有句最高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不得而知,只听到里头时不时地传出阵阵哀嚎,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许多我认识和仰慕的人,包括我们学校多个老师以及最赏识我的班主任,还有我的亲舅舅都在里头,让人感到一阵阴森。没几天,我的亲舅舅被“专”过“政”回来了,像是个半瘫,他说亏得自己是个郎中,每次过完堂,赶紧到门角的尿桶里喝尿,要不然早废了!为了不连累我家,他被连夜抬回他家去了,好让我一阵害怕,我对那个学校的读书竟全然没了兴趣。尽管后来“复课闹革命”,可一上课,我脑袋就发炸,死活念不成书,我休学了。

  二

  小小年纪,不上学了,总不能瞎混,我自己感觉我应该是男子汉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我自己提出学门手艺,“千好万好、不如手巧”,有门手艺就有个谋生的手段,在农村吃穿就不用愁。没承想我的学艺竟这么曲折,其间我拜过师,先学篾匠编竹搭子,师傅是我同学的父亲,公社手工业联社的职工,因为年纪大了,把我转给他的徒弟带,没几天单位就说私人不许带徒弟了;我只好另择途径,正好街坊是个打铁造铳的,而且在我们小镇名气特大,尤其是他造的铳准头极好,迸出去的铁砂均匀,射程又远,只要是他造的铳,交货时他都会要客户宰只雄鸡,把血洒在枪管上念道“上山打四脚,下山打雕鸟”,然后镌上他的大名,威镇四乡。打小他就喜欢我的聪明劲儿,半玩笑半认真说过要收我为徒,只是碍于絶门手艺不外传的规矩,加上我年纪太小,吃不消这重活,玩笑没成真。这次架不住我的央求和保证,最后答应先试一段。我抡了半个月的锤(这锤重八斤,我是拼了吃奶的劲才扛下来的)又车了半个月的铳膛(铳的膛线是用手工车,铳的优劣就在膛线上),手臂都肿胀了,还是咬牙挺着,考验了一段,师傅特满意,正准备办酒拜师了,师傅出了点事——据说好像是武斗出了命案,就是用了他造的铳,脱不了干系,又说他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连铁匠炉都封了,我的愿望彻底泡了汤。

  为了不当闲人,我就跟着大人上山砍柴,交完这担柴,证明自己没吃闲饭,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支配自己了。我那个本家舅舅家里也受了冲击,商品粮没了,县高中没让上,下放成了地道的农民,但他还执着地写着,个人订了许多报刊和杂志,我就在他那翻翻,一本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连环画,让我异想天开: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像高尔基一样自学成才!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梦有了个初步的轮廓。

  恰好,我隔壁邻居是个富农医生挨斗后畏罪自杀,全家被扫地出门,搬来一个供销社头头的家属,他家还兼着一个营生,替供销社糊饼乾袋。每次从供销社收购站仓库领回许多书,这一下子吸引我了,看着那么多书给拆了,甚是惋惜。我先跟他家套近乎,然后帮他糊饼乾袋。糊饼乾袋有一套完整的工艺,拆书、摞叠、粘糊、晾干,大小不一、品种很多,糊一个三厘手工费。我很快学会了,他就允许我从中挑几本回家看。我这才知道,这些书都是“破四旧”时抄来的,开始准备要烧掉,不知哪位头头说可以废物利用,这才留了下来。我如饥似渴地翻着,翻着……日后,我上山砍完一担柴,就往他家跑,活干得熟练了,他就赏我几本,有的大厚本限定时间归还。我的书就从那开始读的,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中华活页文选》,还有50年代初的中学课本《文学》,可能那个年代的“语文”文学与语言是分开的,这种课本基本上都是名著节选,另外还有不少小说。尽管还不能完全读懂,但我还是读得如痴如醉,而且活学活用,在砍柴的路上像说书人那样,什么“武松打虎”、“林冲雪夜上梁山”、“肖飞买药”等,绘声绘色地讲给伙伴们听,很快在我身边聚了一大帮伙伴,我俨然成了伙伴们的头。那时,家里还没电,我是躺在煤油灯下看的,有次为赶读《西游记》,县文艺宣传队来公社演出我都没去,读到唐太宗梦游地府,可能是读累了,也许是书里故事太瘆人,我有些害怕,书一扔,自己滚进了床底里睡着了。家里人散戏回来,发现我不见了,四下寻找,急得团团转,最后听到我的呼噜声,才知虚惊一场。还有一回,我坐在灶堂前借着柴火的光亮在看小说《破晓记》,看得津津有味,把一大锅汤水都快烧干了,丝毫没有察觉。等我妈收工回来,见此状况有些生气,绷着个脸也没多言语,赶紧张罗做饭。她抓起瓢勺清洗锅里甑汤水往天井里泼,哪知瓢勺脱手,一瓢滚烫的甑汤水浇到我的后背,我顿时像被杀的猪一样嚎叫,后背已是一片燎泡和衣服粘在了一起,把我妈吓了个半死。

  亏得以前开药店的邻居家有特效烫伤药,立马给我敷上(据说这药是用生下来未开眼的小耗子碾成的,以前我们小伙伴们在野地里发现了耗子窝都扒了,掏出小耗子卖给他)。为安慰我,我哥也四处借了许多连环画和书让我在家静养。这药还真见效,过了半个月缓过来了。见此情景,已经当了民办老师的哥哥劝我还是回去读书吧,还请来我以前的班主任,他刚刚解放,认真地与我长谈了一次,意味深长地说,读书终究会有用的,至于为什么,他也说不上。他还说,如果是因为生活困难,他可以帮忙。尽管我没要他帮忙,但我一辈子都感激他。我自己也看再混下去终究不是个事,正好这时我们公社有个在人民日报社当头的老乡(我到北京工作后与他成了忘年交)回家探亲,那派头和各种传说以及前呼后拥的人群,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我意识到自己的梦应该叫“作家(或记者)梦”。要想做成这个梦,就得有本事,我下定了决心,厚着脸皮偷偷报了名,小学没毕业直接上了初中,叫复读生,和我妹妹一个年级。

  我这复读生,特别出彩,一路飙升,成绩远在同年级同学之上。初中毕业升高中(那会儿普及教育,农村也办高中),但办学条件有限,升学时看成绩,也还有其他条件,我兄妹只能上一个,我妹就只有回家的份。在中学的几年还经历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延长半年学制和“张铁生罢考交白卷”两个反差极大的事件。很快就到了1975年,高中就要毕业了,这回我才懂得真面临着命运的抉择了。偏偏这时,我卷进了一场风波。本来教育界“张铁生罢考交白卷”的余波未尽,我们学校新调来的政治老师,对我们学校狠抓教学质量的教学方式不满,借我们数学老师训斥一位同学不努力的缘由,鼓动我们同学“造反”。面临毕业无去处的农村学生,本来就深受“读书无用”的影响,思想就极为混乱,火一点就着,给老师贴了许多大字报。本是班干部、学习成绩优异的我,历来又尊师重道,这回在政治老师所说的“大是大非”面前,脑子也糊涂了,没有别的选择,就卷了进去。这事不仅在学校炸了窝,也惊动了县里,还专门下来一个工作组。学校所有的老师对我的行为都不解,原本毕业后,准备留我当代课老师的事也吹了。家里也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们的高中毕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我背上了重重的“十字架”回到了家。但心里还在暗暗发誓,我仍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其实我也十分明白,就是不摊这事,像我这种社会关系复杂又没什么背景的农村青年,回乡种地是天经地义,我也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三

  当时四届人大刚刚开过,农村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规划,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到1985年,我们江西粮食产量要跨黄河、过长江,亩产要达千斤,而且农村要全面建成庄园化,贴在村村屋屋的招贴画写着:“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坡上。”还编成歌曲四处传唱,这着实令我欢欣鼓舞,也充满了憧憬。当农民的同时,我也学我那本家舅舅,订了几份报刊杂志,在务农之余,也舞文弄墨,写点自己的感受。先前给人糊纸袋换来的那点书,已经积累成一个小图书室了,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火种》《雁飞塞北》《三家巷》《山乡风云録》等等,为了怕别人发现是“毒草”,我还特意包了书皮。这些书让我获益匪浅(可惜我辛苦攒的这些书,除上大学带了几本以外,剩下的全让我的伙伴们给瓜分了,他们以为这书里有我高考的秘籍)。最让我沉醉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书中的梁生宝,令我无限向往。

  再后,生产队让我当了会计,我也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1976年,我们那里遇上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倒春寒”,清明时节,该是插秧的季节,天寒地冻,树上居然倒挂南方很少见的冰凌,秧苗全部冻烂了,家家户户又断了口粮,队长也得了浮肿病,我临危受命兼了临时队长,踏上了梁生宝借稻种的路。队里一位社员说他有个亲戚在邻县粮管所当库管,不仅可以借到稻种,还可以借到口粮。我揣着队里仅有的20元人民币上了路。不通公路,我经历了比梁生宝还艰难的路。梁生宝为了省钱买稻种,在路上的小饭铺拣出最破旧的一张五分票要了一碗面汤,我们则翻山越岭到了那个小镇,花了五元钱,炒了两菜还打了一瓶酒请那个库管吃饭。稻种没借到,还挨了一通白眼,但我依旧浮想联翩,恍然我已然是梁生宝,我要当柳青。

  最后还是上面及时下拨了稻种,又提供了一批回供粮,我带着社员战天斗地,总算没误季节。这年是历史少有的闰八月,说来也奇,这一年中国发生的事太多,有人说是跟这闰年有关:先是南方大部地区“倒春寒”,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尔后又唐山大地震,我们的收成却超了历史,第一次甩掉了吃回供的落后帽子。我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荣誉,特有成就感,更坚定了我扎根农村的决心和信心,我还和几个一块回乡的伙伴立了誓言,一定要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这年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我们脑子一片空白,仿佛天塌了,一阵茫然之后,很快在“继承毛主席遗志,紧跟华主席”的口号声中,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冬天,我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报名参了军,我心里有些失落,觉得他背叛了我们的誓言和约定,但我还是赋诗送他:“肝胆相照两春秋,汗水一道故乡流,君别家园赴疆场,留者丹心绣地球。”再次表明瞭自己的心迹,冲天豪气可见一斑。再不久,另一个伙伴被调去当民办老师,这回对我打击不小,队里只剩我一个了,为了激励自己,我在努力生产的同时,对《创业史》做了大量札记,还工整地抄了一遍《唐诗三百首》,也不断地投稿,又不断地收到退稿。我有些仿徨了,梦也就变得虚无缥缈了,不知自己的梦能否实现?这条路我还能不能坚持?

  正当我还沉醉做“柳青梦”的时候,平地一声响春雷,1977年10月21日公社大广播上播出了中央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起初,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以为跟以前推荐一样与我无缘,也不以为然,等到上海知青、赣州知青、本地知青加上我们这些回乡知青都踊跃报名,我才感觉这是真的了。我哥也鼓励我要报,我斟酌了一下,仔细一想,这也许是实现我梦想最理想和最现实的途径,再不报就要丧失机会了。我真怕别人说我是“口头革命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11月7日,我终于报了名,这天正是立冬。

  公社马上又组织了补习班,参加者十分多,差不多等于我们中学的在校生,把所有教室都占满了,环视周围,我又信心百倍。刚回来,大队副书记找我:眼下正是秋收冬种,你忍心放下大田,忙于“考试”?!他还真拿“口头革命派”来挖苦我,语气十分严厉。我只好一边领着社员们秋收冬种,一边晚上复习,就这样我家还是聚集了不少讨教的同学。11月20日,我领到了“准考证”,也许是上级的精神到了,副书记就不好再阻拦我了。这时,全公社及街圩上以及我母校的老师都传说,要是我考不上,我们这个公社就没人能考上了。我听后有点飘飘然,又感压力特大。

  终于等到考试那天,公社特地调来几辆卡车把我们送到县城。12月2日,是第一场考试。考场上庄严肃穆,考场外还有民兵持枪警戒,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架式。监考按规定查验“准考证”、让我们写完考号、姓名,封好以后,听到口令展开试卷,我一看到题目《难忘的时刻》,顿时就觉得心里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也没多想,笔下犹如走龙,一口气把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呈现在纸上,正好此时窗外射进一缕阳光,浑身暖洋洋的,我以此作比,打心眼里真诚地感谢党中央、感谢华主席——那时还不知道邓小平。

  下午的数学就一头雾水了,好在还有史地、政治可以弥补。第二天的史地就更顺利了,题目是“江西以什么农作物为主?为什么?”我正好参加完公社的农技培训,就好像是为我设计的,连思索都没有,把题就答完了。对这场考试自己特别的自信。

  1978年元月4日,我接到体检通知,5日从县城体检完回来后,我倒有些忐忑不安了,街上纷纷传言,对我特别关注,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人说我考了全地区文科第二名,十拿九稳,有人说我考得上也不一定能上,连我那大队副书记也是这口吻。这时街上公社门口陆陆续续发布红榜了,也有人开始接到通知书了。我哥也问我到底考得如何,我依旧坚持真凭考试应该没有问题。但心里真有些打鼓,一是怕我的社会关系(外公家成份是地主),当年我哥当兵就没过了政审关,二是怕有人揪我高中毕业的事,当时社会上正在抓“三种人”,深怕人家搞鬼把我列进这个行列(我参加工作后,见到当年的工作组长,他已是县委宣传部长,听了我的陈述,一笑了之)。转念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证明瞭自己的本事,也不枉考这一回!过后我还做我的柳青梦。

  说话就到了年关春节,这天是阳历2月6日,已经是宰牲祭祖的时刻了,公社邮电所春节值班的所长骑个自行车大老远就按着铃铛高声喊着,到了我家门口:“恭喜了!武汉大学!”尾音还拖得老长,街坊们全都听见了,围了上来,我接过通知书,顾不上看大伙的反应,只见信封上赫然的几个大红字“武汉大学”和我的名字,连信都没拆,木然了,两行热泪滚了下来。倒是我哥和我妈,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忙着烫酒炒菜。邮电所长酒酣耳热后说,“我就是来讨喜酒的,怕你们等得急,值班也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过个好年!”送走了所长,我从大哥手中接过通知书,再仔仔细细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才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母亲的年夜饭也做好了,大哥特地多放了几挂鞭炮,好像是他中了举,脸上洋溢着一种骄傲,比我都激动。一家人围坐在桌上,今年的年夜饭是我见过我们家最丰盛的,可谁也没动筷子,我妈一个劲地掉泪,我妹还连连说“喜事!喜事!”我也哽咽了,说不出一句话了。我知道我妈这泪水里的含义,包含了她多少的期盼、希冀!

  大年初六,我作为全县文科考生12名本科生之一(只有我一个是当地考生,其余均为知青),挑着家里特意为我准备的两只红色樟木箱,装着我的梦,踏上了新的征途,去追寻更新的梦。

  李聪辉自述:

  鄙人此生做过许许多多的梦,就是没敢做当官的梦。我一直以“农民”自诩,自嘲为山野村夫,曾一度引以为骄傲。其实我家祖辈却从未与田地打过交道,爷爷辈祖籍福建,他迁徙到我们那个小镇开拓的商铺小有名气,字号为“万顺号”,牌匾为镏金的——文革破“四旧”时藏起来了,至今我家还当宝贝留着。后家道中落,到我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泥腿子了,一点有当年商铺印记的东西也都变卖给了供销社。由于家庭的缘由,我在这个单亲家庭里,不知人间有父爱。母亲虽算不上大家闺秀,也是我们小镇上为数几个上过学堂识几个字的女子,年轻守寡拖儿带女跟庄稼打交道,其艰难可想而知,别说是收入,连温饱都顾不上,我们家尝尽了人们的白眼和嘲讽,所以我性格上比较懦弱。也正是这个环境,我憋足了劲,打造了自己的人生起步,自省直到现在,对官有种天然的敬畏,工作后虽然与当官的打交道不少,但大都还是敬而远之。如今自己也算当了一个“主任”。甭说是官了,其实连吏都算不上,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企业的工头(我的诸般履历已在自己的两篇小文中做了描述,在此不再赘述)。

  为了弥补自己性格上的这个矛盾缺憾,也为了充分显示自己,我广结人缘,乐于助人,在同学圈、老乡辈、同事中颇有些口碑,为此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也受益匪浅,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使我渡过了许多的难关。也因为这样的经历,我向来感觉自己的今天来之不易,不敢轻易舍去,因此,无论是“下海潮”或“经商热”我都无动于衷,随遇而安,坚守着自己的这份职业,连一个单位都未变过,倒是工种换了不少,涉猎过多种业务,戏曲编辑、演艺经纪、影视制作、制片主任等等,但大都浅尝辄止,谈不上什么建树。我庆幸生长在这个时代,既是时代的幸运儿(高考改革),又是时代的试验品(改革开放)。好在妻子贤惠,磨难不亚于我的经历,我们共同维系了一个小窝,白手起家,忙碌至今,有两房,一车(中档),一子一女(双胞胎),月入几千,在京城算个中下下的中产阶级。虽还有于心不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细细想来也此生足矣!

  最引为“自豪”的是,退休后,我没条件和其他同学一样周游世界,却返聘在单位,建了一个“听戏”APP平台(是全国较早的一个戏曲平台),反响还不错,又组织了一个《中国戏曲艺术家唱腔选(百集)》,顺应了眼下民族文化复兴的大势。旧梦未泯,故乡情结魂牵梦绕,又倡导和推动了家乡建设“脐橙小镇”,眼下正在家乡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圆我自己儿时的梦。

  但愿梦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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