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演李安的父亲李升是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大迁徙到台湾的。李升是江西德安县乌石村人，家里开设“李恒裕”商行，是德安县有名的商人。他早年在西洋学堂启蒙，读江西一中，继而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抗战时在四川就读南京干校，毕业后考取高等文官考试，担任过江西省崇仁县县长，江西省民政厅专员等。由于他的家族是是地主、商人，共产党来了会被斗争，李升又有文官的背景，于是决定离家逃难。1954年生在台湾的李安，取名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德安，和搭来台湾的货船“永安号”。

　　刚到台湾的时候，李升没有工作，靠着朋友的介绍，到台湾的最南端屏东潮州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他的个性宽厚平和，总是愿意帮助受难的人。这时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一些本来只是利益或派系上的矛盾，却有人狠毒到诬陷对方为“匪谍”，让人百口莫辩，置人于死地。山东流亡学生案即是如此。该案起因于国共内战，导致上万名山东几大中学生一路流亡，辗转到上海，再流亡到广州，透过山东同乡的帮忙，搭船到澎湖。一路上带领他们的正是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学生总是希望结束流亡，找到学校，继续读书。想不到这时驻防澎湖的39师师长韩凤仪因为缺乏兵源，竟想强迫学生入伍。张敏之起而反对，竟被韩凤仪诬陷为“匪谍”，跟许多学生一起被逮捕枪决。其它学生被强迫入伍，人生自此改变。由于牵连八千多人，这是1949年迁台外省人之中最大政治案件。

　　张敏之枪决后，他的妻子王培五带着六个年幼的儿女，投靠亲友，却因亲友怕政治牵连而到处碰壁，最后靠着优秀的英语能力，在屏东潮州乡下一所中学找到教职。后来又经过李升的介绍，到台南女中教书，因颇有名气，再转到台北建中。李升个性宽厚包容，在台南一中时，也曾帮另一位好发政治议论的老师免于压迫。

　　后来李升转到台东女中担任校长，1957年再转到花莲师范学校担任校长。他的同事回忆，那时台东、花莲都算是“后山”，交通不便，没人想去，花莲师范可说是全台湾最破的师校。校舍是木造的，梁腐柱裂，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学生全部住校，却没有食堂，一间破礼堂兼食堂；操场更是借花岗山的公共集会场。李升还开玩笑说：只有靠天公照顾，来一场大台风，把这些破房子都吹垮了，花师才有新建的希望。不料，1959年夏天，果然来了温妮台风，把旧房屋都吹倒了。他赶紧给教育部打报告要经费，把花莲师范迁建到现在七星潭边地址。

　　迁校过程中，他也吃了许多苦头。原因在于他和县长有私怨。这县长在青年节致词时开始下起大雨，他在讲台上没关系，学生在台下全身淋得湿透，李升不忍心，上去叫县长别再说了，别让孩子淋雨。自此得罪大人物。建校公文送到县长那里，老是被刁难拖延。李升只好发挥忍功，一再去求去磨，才终于把学校建起来。

　　李安曾说，花莲八年，他受的是自由的美式教育，过了此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只不知他的忍功定力，是否得自他父亲的传承？

　　李升后来转到台南二中任校长，再转台南一中校长，直到退休，一生奉献给教育。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一个世界知名的导演儿子，他会和许多1949年来台湾的知识人一样，在台湾这岛屿教书一辈子，“日久他乡变故乡”，静静的在退休的日子，每年收到学生祝福的卡片，走完他的人生。

　　李升只是那年代的一个典型。

　　当时来台湾的120万人之中，公务员、地方文官、知识分子、大学生等，约莫有30几万人，其中不少原是大学老师、文人、作家，而当时台湾的高等学府只有台大、台中农业学校（后来的中兴大学）、台南工业学校（后来的成功大学）等，这些学养俱佳的知识分子值此乱世，无处可去，只有高成低就，到台湾各地先谋取教职，求一个生存的工作再作打算。

　　台湾各地的师范学校、中学就成为了他们的去处。被台湾画坛誉为“中国现代绘画导师”的李仲生，即是最好的例子。

　　李仲生，1912年生，广东仁化县人，早年读广州美专、上海美专，爱好前卫艺术，1933留学日本大学艺术系西洋画科，1937年毕业，期间曾在前卫美术研究所学习，入选被称为“前卫中之前卫”的《二科会第九室》画展，并参与《黑色洋画会》的活动。在这里他学习了日本前卫艺术美学教育“以精神传精神”的方法，并不让学生观看作品，而是以强化学生的独立思考、创造思维为主。抗战期间，曾任教于重庆国立艺专，参与重庆的《独立美展》（参与的画家包括：丁关良、丁衍庸、林风眠、赵无极。朱德群等），及《现代绘画联展》。抗战胜利后任教于杭州艺专。

　　1949年来台后，由于台湾没有艺术专门学院，他只好转而任教于台北二女中，平时则与黄荣灿、刘狮、朱德群等，合组一个《美术研究班》开班授课。不久，黄荣灿因匪谍案而被枪决，此事造成他很大的冲击。原本前卫艺术以叛逆、创新、独立为标榜，这是李仲生的艺术理念，但叛逆所形成对现状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却让他深深苦恼。他在一对一的教学方法下，教了几个后来很著名的前卫艺术家，如萧勤、夏阳、吴昊、霍刚、陈道明等，后来人称台湾抽象艺术的《八大响马》者。但他终究有感于台北政治环境的压抑，而决定南下彰化女中教书。一教就是近30年。

　　当时的台湾艺术界有两大系统：一个是随国民政府来台的传统水墨，如张大千、溥心余、黄君璧等渡海三家等，一个是台湾日据时代以降的欧洲印象派传统，李仲生的前卫艺术为台湾新一代的艺术家带来新的视野，颇受学生的欢迎。他们听说他去了彰化女中，竟主动要求上课。

　　李仲生不像一般画家会让学生去他的画室一起上课，他反而约学生在彰化车站相见，一杯茶、一杯咖啡，一对一，聊一个下午，谈创作观念，欧美最新艺术风格，甚至谈潜意识与创作等。他深度瞭解每一个学生的才华与局限，个别指导，从绘画理念到人生哲学。他总是认为，当代艺术是一种观念的叛逆与创新，唯有突破了思想，艺术才有新意，所以他不希望学生受到他画作的影响，而要有所独创。

　　在彰化女中的期间，他默默创作，口袋总是带着中学生那种极其便宜的旧旧的作业本，可以随时拿出来画草稿、素描。他总是告诉学生，创作是自然而然来临的，不需要拿那种高级纸做好姿态才叫绘画，想到就画，想画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对彰化女中的学生来说，他像一个平凡无比的美术老师，让学生自己画素描，活在自己的创作里。

　　多年后，李仲生举办画展，名满台湾时，那些从前的高中女生才惊呼：啊，那个看起来很平凡的老头子，竟是台湾前卫艺术导师，而且他的徒弟，还“八大响马”哩！

　　一九四九大迁徙，让杭州艺专的老师，高成低就，成为一所女中的老师，寂寂于乡间，创作一生。不只是他，曾被张大千称为“继张大千之后，国画第一人”的吕佛庭，来台湾之后也是到台中师范教书。他把这个培养小学老师为教育目标的校园，变成他的“道场”。

　　吕佛庭一心向佛，自号半僧，早年为了绘画而游历各方。他曾为了绘画长江万里图、长城万里图等长卷而闭关。但他对学生的关爱，是有目共睹，深受感念的。1950年代，台湾穷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去念师范学校。这里提供住宿、免学杂费，还发放一点零用金，唯一的条件只是毕业后要到小学教几年书，算是尽了义务，但还是有薪水的。这些穷孩子只在乡下种田，何曾见识过毛笔、水墨。国画、水彩、油画等？

　　可是在那时的台中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教水彩油画胶彩的是林之助，教水墨国画的是吕佛庭，都是一时之选。杜忠诰本是一个彰化乡下佃农的孩子，就因为读了台中师范，得识吕佛庭，得识书法之美，终成大书家。而高木生也是穷人孩子，与吕佛庭学水墨绘画，后来终有机会赴美学习艺术史，终成国际知名学者。

　　而我自己，高中读台中一中，老师之中就有齐邦媛、齐治平、杨念慈（小说家）、楚卿、蔡仁厚（新儒家）等。这些老师都是历经抗战、内战的烽火，流离半生，渡海来台，在杏坛上，觅得一方净土，就那样安静的生活下来，为台湾，为文化传下灯火。

　　我曾在中国时报的专栏写过《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一文，刊登在报纸上想不到接获了许多朋友、老师、同学的电话，热切的响应显示出，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曾出现过那样的老师，特别在中学的阶段。那是人生中最需要指引，最需要热情，最有理想的年代，我们何其有幸，遇见那被历史的烽火所锻炼出来的无数生命，他们历经苦难而回归平凡，他们走入台湾社会的底层，寻找一方安静的教席，在艰难的岁月中，互相扶持，在民间深深播种，为台湾传承文化的血脉，文明的灯火。

　　法鼓山圣严法师在世时，也曾谈到他要感谢国共内战。很多人不解何意。他说，因为如果不是国共内战，国家分裂，他不会随国军来到台湾，很可能只是大陆一个什么山上的小和尚，就不会有后来的他，去日本留学，去美国传法，更不会创立法鼓山，为台湾社会做更大的奉献。最初是有伤害的负面力量，经过生命的转化，最后反而变成让人逆风飞翔、翻转前行的力量。不仅是内战，他对生命中曾伤害过他的人，也永远心存感恩，因为那是一种激励的动力。

　　若非1949年的大动荡、大迁徙，不可能为台湾带来全中国各地的知识精英，让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在一个小小岛上，互相激宕出创造的火花。

　　尤其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殷海光、周德伟等人，他们忍受个人的痛苦、寂寞、压迫，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灯人”。即使他们被蒋介石的戒严体制所迫害，但他们仍勇敢传灯，把民主自由的灯火，传到了台湾。胡适与雷震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雷震还曾与台湾的党外人士李万居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终于被捕入狱。但党外人士组织政党的香火未曾断絶，1986年，民主进步党终于成立，当时参与者傅正，即是雷震时代《自由中国》的编辑兼组党的参与者。

　　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周德伟（留学英国时曾为海耶克的学生），当年与殷海光、张佛泉、夏道平等人，每二周在其家中聚会讨论，传扬海耶克思想不遗余力，他曾翻译了80万字的《自由宪章》一书，影响几代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因为政治压迫，失去台大教职，郁郁以终；而周德伟退休后去了美国，远离政治闷局，独自撰写回忆録；但他的家却成为美丽岛事件后，许多文化人聚集的茶馆，他的儿子周瑜创办《紫藤庐》，对美丽岛事件后的苦闷时代，起了聚集、讨论、互相帮助的作用。

　　如果不是《自由中国》，如果不是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代一代地传灯，台湾会不会有后来的民主化改革契机呢？

　　一个最坏的时代，却也会带来希望；一个最动荡的时空，会把土地翻转过来，会让无数人死生以之，却也会让沉埋的种籽，从地底翻出来，让无法被掩藏的生命力，再度生长起来！

　　大历史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慈悲。虽然在历史转变的当下，战争与饥饿，斗争与死亡，会带来毁灭和伤害，无数生灵涂炭，人性受尽摧残。但从长远看，穿过那些苦难，穿过那些幸存的生命，穿过时代的暗夜，那暴力所不能消灭的，恰恰是人性的希望，文明的血脉。中华民族的花果虽然飘零，却也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新天地，成就一树繁花。

　　1949年后，唐君毅曾写下一文《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谈到文明因内战而毁灭，流离，文化不再能依靠一个稳定的大地空间来承载，而是要靠流浪的人“灵根自植”。而这些流浪的人，流离的人，果然传承文化的灯火，让中华民族没有花果飘零，而是落地生根，繁花盛开。



　　杨　渡：作者系中华新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