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自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调整、适应、改革和创新之后，在明清之际顺利完成了其本土化的历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是以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为母体，对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新疆突厥文化环境中调整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具有独特的内涵。

　　一、内地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是伊儒结合的产物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们既博览诸子百家之学，又钻研伊斯兰教经典，不仅精通伊斯兰教的教理教义，还具有相当高的儒学水平，有些人甚至伊儒道佛四教皆通。他们被称为回儒。就是这些回儒承担起了内地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建设的重任。由于中国内地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的形成是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其表现出伊儒结合的特点。

　　在以儒诠经的穆斯林学者看来，伊、儒在精神追求上是相通的。回儒集大成者刘智说，伊斯兰教“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马注说：“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 

　　他们通过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活动，将伊斯兰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语言变为中国的形式和语言。这种转变实则是一种文化形式、内容和符号的借用，其不仅表现在以汉语言来表述伊斯兰教思想，而且更深刻的反映在对儒家为主导的中国大传统思想和文化符号的借用。回族学者在汉文译著中大量采用儒家学说，但并不是简单地袭用，而是以维护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正为目的的。它在信仰、义务与善行方面坚持伊斯兰教教义信条，在其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的过程中，以其伊斯兰教的基本要素作尺度，决定对中国文化的取舍，对所吸收的中国文化特质加以改造，以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同时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学说，创立了既不同于一般的儒家学说，又有异于传统伊斯兰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地伊斯兰文化思想体系。回族学者正是凭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理解和对儒家思想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底，纔恰当地吸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述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和深奥哲理，从而把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结合了起来。明清时期，回族经堂教育的兴起和后续的“以儒诠经”运动，就是旨在以儒学诠释自我文化的合法性，以维护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博士论文），2000年，第113页。

　　“在明代以后，无论对于穆斯林小社会，还是对于中国的大社会，求大同存小异都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8－99页。 

　　总之，在内地，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在教义、伦理等深层次上的结合，加快了中国伊斯兰教民族化的进程，并最终形成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使之成为有别于其它国家和地区，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伊斯兰教。

　　二、新疆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质特点

　　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10世纪才开始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与内地相比，新疆伊斯兰教的传入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哈萨克族为例，历史上，其先民曾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佛教、袄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其中，佛教、袄教、景教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而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宗教习俗仍然长期保留着。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萨满教对哈萨克族的思想、道德、文化和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萨满教的信仰体系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神话、习惯、习惯法、风俗和文学艺术。伊斯兰教开始向哈萨克族传入的时候，导致了萨满教对伊斯兰教的扺抗，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是流血冲突。14世纪20、30年代，曾发生过哈萨克族萨满教巫师率领教众反抗伊斯兰教的一次武装斗争。结果群众伤亡很严重，巫师几乎全被乌孜别克汗王杀死。这说明，在新疆伊斯兰教传入的过程中，两种宗教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然而，在伊斯兰教传入的初期，为了让哈萨克人接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做出调整，吸收了萨满教的一些内容。如，在哈萨克人中对伊斯兰教独一的主宰之名的称呼，除用安拉外，还采用了萨满教的称呼方式腾格里（世界的统治者，苍天神或光明神）。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占据主导地位后，主动采用了伊斯兰教核心内容，举行仪式时念诵《古兰经》文，以对真主的崇拜为其宗教的核心认同。最终，萨满教依附于伊斯兰教而存在。虽然，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占有主导位置，但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还是形成了伊斯兰教安拉和萨满教腾格里神幷存的局面。前苏联学者沙列凯诺夫认为：“哈萨克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此同时，在哈萨克居民中还存在着前伊斯兰时代的信仰的残余树木崇拜和祖先崇拜。”“在19世纪60年代哈萨克草原的伊斯兰教是与多神教信仰幷存的”。新中国成立前，在我国的哈萨克族中一直存在着崇拜自然和自然现象，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也就是信奉苍天，认为命运是掌握在苍天手中。这种奇特现象的存在，既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民族中本土化的民族特征，也显示了哈萨克族萨满教变迁的过程。

　　由于新疆穆斯林民族具有多神教信仰的基础和传统，所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多神教信仰完全扬弃，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持久地磨合和妥协的本土化过程。毋庸置疑，新疆穆斯林民族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其多神信仰和神话体系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基础比较深厚的，正是这种深潜于民间的信仰、习惯、风俗、语言文字、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的宗教信仰痕迹构成了皈依伊斯兰教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新疆穆斯林民族对伊斯兰教的选择、理解、认同、阐释和再创造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总之，伊斯兰教在新疆穆斯林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伊斯兰教塑造新疆穆斯林民族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疆穆斯林民族文化对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吸收了这些民族原有的一些宗教文化的成分，从而在其本土化的进程中表现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特征。

　　三、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内涵

　　爱国主义作为回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回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回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它既体现了回族历史的显着特色，又雄辩地证明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作用。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代以后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回回民族最后形成的重要时期。明代“转相化导”的伊斯兰教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并促使兼具这两种文化特性的回回民族及文化的形成。明代“禁胡服、胡语、胡姓”、“禁本类自相嫁娶”等一系列同化政策的实施，通过通婚、语言文字、社会交往等一系列媒介，加速了回族文化从外形到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进程，汉儒文化正式成为回族文化中与伊斯兰文化并行不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地域分布的大体定型、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扩大、相对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都决定了回族民族心理与民族情感中对祖国的感情更加深厚，天然的亲和力自然增强。由于回族的传统文化中先天的爱国情感与后天的充实、磨砺，造就了其民族特征中典型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随着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调适，其中爱国爱教的内容被一代代穆斯林所牢记并凝聚在民族精神的内核中，加以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促使生在中国的回族先民们养成学习汉文化的风习，并进而加人中华文明的丰富与创造的行列，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回族文化形成后，这一传统也得到吸收与继承，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内容也自然融人回族人的心理情感，使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加强。其次，在现实生活领域，由于婚姻、语言、姓氏、服饰、居住、社会交往等的广泛影响，以及政治上的参与、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固化了文化上的情结，爱国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回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也成为回族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财富。马金宝：《论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载《全国第十一次回族史讨论会暨全国回族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

　　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中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色。

　　“忠君”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爱国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是封建统治秩序下爱国行为的最高原则，处在当时条件下的各族土民无不受此制约，回族历史人物亦不例外。所以，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和皇权主宰一切的政治需要，回族学者在汉文译著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社会道德伦理现，即提倡顺从，“忠主忠君”。到了清代，清真寺里立起了“万岁牌”，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二元忠诚”思想和“真忠正道”政治观在穆斯林宗教实践中体现，也反映了“地方性社会被纳入国家体系的一种反映。地方性社会的合法性不再是自我确证，而是来自国家，祝延圣寿成为清真寺的功能之一”。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博士论文），2000年，第110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国家意识形成为爱国主义传统。对回族等穆斯林民族而言，其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是不相冲突的，无论是在他们历史上反抗封建统治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还是在争取民族生存的抗争中，其爱族爱国相一致的思想品德始终是其民族精神中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也是其民族意识成熟的标志。

　　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中也饱含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怀。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其创作的著名训诫体叙事长诗《福乐智慧》中多处论述爱国思想。他指出，做人要知足常乐，要效忠君主和国家。为国君效力要忠贞不渝，建立了功劳，会百事顺遂；国君善良，道路正确，臣民们也能正道直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多次强调喀什噶尔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实地反映了自古以来我国兄弟民族之间血肉联系的历史事实。这些作品中无不体现出新疆穆斯林民族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情怀。这些思想和情怀成为中国穆斯林民族永久流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敏俊卿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穆斯林》副主编；洪长有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会长、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