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日，日本维持对台湾民间关系的窗口机关“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根据从新年起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决定，其台北事务所举行了新名称标牌的揭幕式，事务所代表沼田干男表示“要让已经是最好时期的日台关系进一步发展”。「対台湾窓口机关、看板を挂け替え『日本台湾交流协会』に」、『日本経済新闻』2017年1月4日。

　　不久，台湾方面也宣布从5月17日开始将对日交流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改称“台湾日本交流协会”，并于当天为新标牌揭幕，其责任官员强调：名称改变“显示台日关系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台湾の対日窓口　名称変更に不満　中国『关系を格上げ』」、『日本経済新闻』2017年5月18日。

　　有日本主流媒体还在报导中解释：交流协会事实上承担着大使馆的机能，“由于顾虑到中国才一直未记入国名，而改名就是要明确交流对象，强化日台关系。”「新名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广告牌除幕式」，『毎日新闻』2017年1月4日。

　　这意味着，通过名称变更，原来主体性质不明的“交流”确认其规范概念为“日台关系”。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批评说：“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合谋”更名而“企图提升日台实质关系”，中方敦促日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做法”。《外交部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5月18日第4版。

　　但日本政府并不忌讳中国的“强烈不满”，其采取的“实际行动”是3月25日派出1972年断交以来现任最高级别的副大臣出席“日台交流协会”活动名目的公务性访台，被评论为日本与台湾“实质”关系的突破。《东京与台湾在玩危险游戏》、《日本总务副大臣赴台当“推销员”》，参考消息2017年3月31日、27日第13版。

　　岂料，中国主流媒体和学者的反应是常见的“娱乐化传播”，把日台“实质关系”的新例贬斥为“眉来眼去乱搞”的“小动作”——无论怎么“玩合谋”都“成不了事”，“不可能突破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台日乱搞事成不了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2日第4版。

　　必须指出，准确理解“日台关系”需要把现状置于战后中日关系史的逻辑框架和日本的“台湾知识”话语体系之内，由此可以认识到日本、台湾之间已经完成了从“日华关系”向“日台关系”的政治转型。

　　 一、日中关系与日华关系的对抗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日本面对共产党革命成功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党败退而偏安于台湾的“中华民国”之分治，其外交关系命名自始就有作为修辞策略而暗示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的概念分别。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工人运动、友好人士主导对大陆新中国的民间外交组织，1949年5月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后改称“日中贸易促进会”），1950年10月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国会议员组织有“促进日中贸易联盟”；而作为日本政府的国家外交建构，1952年4月缔结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和平条约》则通称为“日华和平条约”或“日华条约”，以后发展出种种“日华”协定。日华关系一向警戒、阻碍日中关系的政治性质化和官方机制化，但对新中国巨大市场的追求使得日本在1960年代形成了有政府支持的中日民间贸易机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则最终于1972年实现了与大陆新中国的建交即日中关系正常化。

　　日中关系正常化导致“日华断交”，日华关系被日本定义为“民间交流”并想定建立“事务所”机制。「第四回首脳会谈」（1972年9月28日）、石井明等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交渉』岩波书店2003年，69－71页。

　　大平正芳外相对周恩来总理说明时使用了“日台关系”概念；但在日台间具体交涉时，台湾方面要求交流机构使用“日华”或“日中”之类以连续性暗示国家关系的限定，日本方面则坚持不能使用“华”或“中”而主张使用“日台”来表明地方性民间关系，最后双方妥协逥避国家或地方定语而分别采用了“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和“亚东关系协会”的暧昧名称。川岛真等：『日台关系史　1945－2008』，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117页。

　　不过，“日华关系”概念并没有消失，有着反共保守立场的政界人士和活动家在1973年组织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和“日华亲善协会全国联合会”。从这种外交地位翻转可以发现，“国共内战”休止于台湾海峡而发生象征中国未统一的“台湾问题”之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国际承认竞争成了新的非军事化内战形式。

　　二、日本的“台湾知识”生产与“日台关系”的成立

　　大陆在与台湾之间的国际承认竞争意味着“解放不成”、“反攻不能”的国际政治前提下国家统一进程的搁置，这导致国家意识形态的外交叙事依赖即要求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也就当然潜在着大国外交通过“台湾问题”的慢性化把中国分裂长期化乃至疑似固定化的风险；而随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带来的“台独政治”自由化、政党轮替的常态化和“台独党”执政的既成事实化，“和平但不统一”特征的话语对抗关系形成，中国不统一即分裂固定化的风险就开始表面化为现实危机。 

　　所谓中国分裂被固定化，是指在战后东亚的“旧金山体制”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1972体制”兼容条件下“台湾”概念被国家化的知识生产、话语建构和价值论证。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过程中，周恩来曾经向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提示联合声明草案，包括有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其中承诺：“台湾解放时”中国将“适当照顾”日本在台湾的利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40页。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49页。

　　但日本政府以拒絶密约之名不接受“三项默契”，要求自主断交条件下建立日台民间关系，也就等于规避“台湾解放”之说而肯定旧金山议和、日美安保条约确立的日本逃避战争责任、美国干涉中国统一之地缘冷战政治现状。而在维持战后东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中华民国”经过在台湾的民主化而发生事实上的“本土化”，日本的台湾研究学术体制从“台湾近代史研究会”、“现代台湾研究会”发展到1998年成立“日本台湾学会”，学会的首任代表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丈在1992年、2001年、2008年分别出版了《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台湾：变化、踌躇的认同》、《台湾政治：“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战后史》等开拓性论著，填补了战后日本知识世界的“真空”。马场公彦『现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新曜社2014年，297－310页。

　　若林正丈是日本学术界台湾研究的领袖人物，其知识体系的关键词是确认“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台湾民族主义”，但又从两岸经济联系、台湾政党体系的“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对抗轴”以及中美协调等结构分析论证了“台湾海峡和平”的逻辑性。若林正丈『现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新曜社2014年，272と413页。

　　这种“台湾”概念国家化的知识生产，通过公共论坛的舆论扩大再生产和国民教育塑造了相应的民意结构。在日本1997年的舆论调查中，“把台湾看作独立国家”的比例为643%，“看作中国一部分”的为254%；而2004年的舆论调查，赞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主张的比例为147%，赞成陈水扁“一边一国”主张的为408%。松田康博「台湾问题の新展开」、家近亮子等编着『岐路にたつ日中关系』，晃洋书房2012年，238－239页。

　　反映到作为民意代表的国会议员层面，2000年4月在野的日本民主党成立了“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自民党青年部国会议员于2001年5月成立了“日台友好议员联盟”。川岛真等：『日台关系史　1945－2008』，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223－224页。

　　近几年来，日本的外国人登録证正式记入“台湾”的法律修改实现，交流协会与亚东关系协会的协议名称以及外务省正式文的“日台关系”使用也常态化，直至2017年交流窗口机关的“日台关系”正名，“日华关系”向“日台关系”的政治转型已经完成。

　　三、结语：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新思维

　　自2016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胜选主政以来，由于一直对大陆所要求承认的“九二共识”拒絶做出肯定性质的回答，两岸关系已经被“一个中国”原则与“台独”意识形态对立的阐释框架固定化，陷入了方向感不明的无解僵局。《国台办促确认“一中”核心认知》，香港文汇报2017年10月11日第A16版；《空谈“善意”难解两岸僵局》，香港文汇报2017年10月12日第A29版。

　　但事实上，在“国共内战”休止于台湾海峡而发生未能统一中国的“台湾问题”之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外交承认竞争成为非军事化的内战形式，这种“一个中国”原则的非军事化内战到1972年的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出现了地位翻转，再经过马英九国民党政权时代的“外交休兵”，蔡英文民进党政权“去中国化”形势下的“台湾问题”进入了可称之为“后内战”的新时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亚东关系协会”先后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日本交流协会”，作为“日华关系”向“日台关系”的政治转型，象征着“台湾问题”的“后内战性”。这也就意味着，“台独政治”已经开始获得实质性的外交空间和象征性的国际地位，“对台施压”作为传统的“内战延长线思维”将不再有效，而有必要整理“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解决”新思维。

　　所谓“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解决”新思维，区别于被动要求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坚持，而是指主动进入大国外交的政治互动。事实上，“台湾问题”之所以形成，是传统冷战时期的“向苏一边倒”迷信和“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意识形态夸张导致地缘政治战略荒废的外交后果。主权国家体系的现实政治中不存在目的论的“友好”；两次世界大战确立了战争违法化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被定义为必须“消灭”或必然“灭亡”的敌人，而是可以谈判解决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的外交对象。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在反思战后外交史的知识生产前提下，探讨与美国完成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后的政治和解、与日本完成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法交涉等处理具体问题的新外交可能性，在实际的大国外交互动过程中锻炼成长为地区秩序建构的战略性主体。现代外交是交涉、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政治行动，搁置问题而寻求共同利益或者为逥避问题而设置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利益关系议程，其实意味着外交的不在或者丧失。



　　刘建平：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