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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趋向与中美关系发展
郭震远:开场白
在此次选举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由于这几年美国的经济比较好,共和党的小布希可能主要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向戈尔提出挑战。我们很多学者也认为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热点。但是从八月份选举进入高潮以来,对外问题没有怎么热。三次电视辩论当中,基本上没有涉及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说,最近几个月美国一些重要的智囊机构如傅统基金会等,就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包括台湾同题和对华政策,还是提出了看法并认为应该进行调整,给新当选的总统出谋划策。
我想,在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的诸多变化之下,尽管中美关系的大框架没有必要进行调整,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恐怕还是会有调整的必要。比如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并不仅仅是朝鲜半岛的问题,还牵涉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对台湾问题政策等等,恐怕都有调整的可能。
在座的都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情况也都很熟悉,所以请大家直接入题,可以集中讲,也可以分几次讲。现在先谈一下对大选的总体评估,以及为什么咬得如此激烈,但是对外政策恰恰没有成为原来所预料的热点。
美国大选的总体评估
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
陶文钊: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咬得如此之紧的竞选。其原因恐怕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美国现在的经济比较好,使得人们不一定要改变现状。而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如一九九一、九二年,大家因为老布希总统对美国经济关注太少,都有很多意见;有美国学者说,如果老布希将百分之十的精力用到经济上,他就投老布希的票了。克林顿将强调改善经济的牌子一立,一下子就收取了人心。因为现在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因而改变现状的意愿不强烈,但是对副总统接任总统的意愿同样不强烈。而且美国历史上从来如此,对于维持副总统当总统的意愿不强烈,因为副总统最主要的职责是不要干扰总统,现在我们对美国以往谁是副总统都已经忘掉了。
美国的副总统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因此副总统本身若要树立一个很突出的形象,这确实也很困难。这样就道致在目前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戈尔搞掉或者非得维持戈尔的势力都不是很强。
最近,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到我们那里讲,在选举举行的两天前,还有百分之十五的选民不知道该投谁的票。这就很麻烦,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基本选民、铁票,需要争取的就是那些动摇的选民。
第二,美国的政治潮流或者倾向、意见,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类:极左的自由、极右的保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中间阶层、主流派或者温和派,此次大选中极左和极右的声音都比较弱。就是说,两党内部的极端派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极端的声音得不到支持,这种声音太强,实际上会损毁自己所在党的候选人的形象,因此都表现得非常安静。戈尔和布希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温和派,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路线、一种趋同的路线,两个人的政策主张区别很小,使得选民很难决定取舍。
另外两个党的竞选班子的主要顾问,都是温和的主张占上风。比如小布希的班子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总统雷根班子的人,一部分是老布希班子的人。雷根班子的人比较强硬一些,是冷战时期反苏、反共的强硬派;但是老布希班子的人,相对都比较温和。现在看来老布希班子的人起得作用更大一些。
NMD问题上差别大
对外政策方面,戈尔和小布希差别比较大的是NMD问题。民主党不太热心,并且主张的NMD是一种小规模的陆基NMD,只在阿拉斯加和北达柯达布署反道系统,将美国覆盖。而共和党主张的NMD的规模比较大,除了陆基的,还有海基的、高空的。民主党认为一九七二年与苏联签订的反道条约,还是应该尽可能维持下去,希望通过谈判让俄罗斯妥协,使之同意美国搞NMD,然后修改反道条约,将NMD纳入到反道条约的框架之中。而共和党的小布希认为一九七二年反道条约已经过时,美国不应该受过时条约的束缚。
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美国真的搞NMD,就破坏了全球的战略平衡,在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俄国的关系中都会引起很多的麻烦。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不久前说,有关NMD的辩论在美国已经结束了,对此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总统已经签署。但是也可以说辩论还没有开始,实际上普通的民众并不瞭解NMD,比如要花多少钱?经济上的代价?技术上是否可行?尤其是政治上的代价,普通的老百姓并不瞭解这个问题。所以,对于NMD在美国民众中到底有多大的支持率,还很难说。
民主、共和两党对改善中美关系有共识
从一九七九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在美国大选中没有成为热点,这是第一次。一九八一年雷根攻击卡特的对华政策,并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重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我在卡特图书馆里面看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国务院发回的报告,说雷根先生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而一九九二年,克林顿对布希的对华政策攻击得很厉害,大家对此记忆犹新。跟着在克林顿竞选连任的时候,对华政策也是一个讨论热点。
前些时候中国军队高层于永波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有一个讲话,他说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这个话,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从一个在任美国高官的口中听到过。
通过冷战之后的几次大起大落(八九年、九五年、九九年),起码美国两党在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比方说,维持台湾现状,这是一个共识,当然还会有调整。二○○○年对中国的一个共识就是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布希还专门作了一个讲话,号召共和党的议员要投票赞成PNTR。一位著名的共和党议员说,你看看民主党的政府,在众议院里面我们共和党议员投票赞成的比民主党还多。
再者,尽管大家都觉得小布希在外交、国际关系、对华政策方面瞭解得很少,但是其身边还是有一些智囊人物。
我想,这些原因结合起来,就是此次双方都没有将对华政策当作热点的主要原因。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反对的人抓住对华政策来攻击在位的人,好像还没有人在对华政策上如何标榜自己,来攻击其他人。至少在七九年之后还是比较少见的。只要不攻击对华政策,对华政策就不会是侧重点。
一九九九年小布希在尼克森图书馆的那次讲话中表示过,他不赞成中美之间“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他认为中美两国是“战略竞争者”。第一可以这样想,他总不能说他赞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赞成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总要说一些不同的话,竞选总是有宣传的需要。
第二我认为竞争者之间也有合作,伙伴也有竞争。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欧盟还不是整天在那里竞争?
总之,我认为中美关系还是不会有太多的实质改变。
美国新政府将如何调整对外政策
郭震远:刚才陶所长对美国大选进行了总体评估,下面我们是不是将重点放在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方面?
美国外交政策有高度的连续性
贾庆国:美国对外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度的连续性。如果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回过头去看,其基本的精神始终没有变。当然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的变化,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其追随的一些基本目标,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在某一个具体的时段,甚至一些基本的做法都没有改变。但是美国在不同的时期,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思潮、利益的影响,使其在具体操作方面以及政策与政策之间,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
再有就是在政权交接的时候出现一些起伏,就是有的政策被强调了,有的政策被忽略了。当然,这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运作有直接关系。
经过冷战之后这么多年的调整和冲击,我想有以下这么几个趋势:第一就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道致孤立主义重新占主道地位。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一些美国人谈论冷战结束了、最大的外部威脋没有了,美国人将会更多地关心自己国内的事,可能将不会愿意在国际上更多地插手,而要求政府把钱都花到国内。但是,美国的干涉主义,不管是多边的还是单边的,还是占主道地位,我相信这与美国利益的全球化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只要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都存在并需要不断加强保护,其走回孤立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第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曾经一度比较意识形态化,并且有上升的趋势。美国成为一超独霸,而且在苏联、东欧出现的风波又使得美国人对民主、自由化在全世界的扩展产生了热情。当时其理想主义的成份多一些,包括其对华政策,都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但是经过这些年的调整,我觉得理想主义的热情有所下降,开始现实一点。这也与俄罗斯和东欧有一定关系。特别是在俄罗斯,民主化好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后来发现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实际上俄国的民主化不仅没有给俄国带来实惠,而且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灾难(陶文钊插话:双方都发现那是错的,包括美国人)就是原来那种幻想逐渐破灭了。
这种降温也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当年克林顿上台的时候,人权呀、民主啊,好像是其最需要考虑的东西,现在我想他更加务实。就是说,这些事情要放在历史的、结构性的框架中去考虑。可以说,意识形态在逐渐地淡化。
较以往更加倾向多边主义
但是在某些方面也在加强。美国在推行其价值观念、道德理念、国际规范等方面,更多地还是倾向于多边主义。
这与冷战期间有点不太一样。尤其在亚太地区,其基本上搞的是双边,部分具有多边内容。当然,冷战时期搞多边也比较困难。
冷战结束以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多边还是持怀疑的态度,现在有怀疑但是比以前积极,比如亚太经合组织等。现在想用其他形式的多边交往来缓解本地的多边安全问题。
从美国总体的外交角度来说,也比以前更加重视多边的活动。当然具体运作中也有矛盾,比如在科索沃要不要介入的问题上,当时一方面是利用多边来进行干预,另外一方面又面临安理会无法支持它这么一种局面,因此又绕开安理会、绕开国际法,又搞了一个北约这样一个多边活动。
就亚太地区来讲,美国还是将与日本的关系看作其在亚太地区的基石,通过加强美日关系,来确保其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稳住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包括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与日美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
化解中国的潜在威胁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我认为美国还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国潜在的安全威胁化解掉。美国看到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国家实力不断增长,而且发展的速度很快,军队也在现代化,而且还有台湾问题。但是,美国并不将此问题简单地看作目前就是威胁。至于如何化解,美国的做法是:
一是希望中国继续推行民主化,这反映了美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就是“民主和平论”的理念。
二是想通过建立多边的安全对话机制,将中国带进来,用各种条约和规范,使中国承诺各种各样的义务包括安全上的义务。
三是希望通过两军的交流,一方面增加美国军队对中国军队的瞭解,增加双方相互之间的某种信任关系,加强两军之间的沟通,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另外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希望通过相互瞭解增加信任,当中国政局发生变化的时候,军队不至于成为美国的威胁。
戈尔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一些
袁征:二○○○年我从开春就跟踪美国大选,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劲,因为小布希领先很多,但是后来就是越来越精彩。
我直接讲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个是有关NMD的事,戈尔在这个方面比较谨慎一些,同时在军控方面是支持反道条约的,而小布希是反对的,表示可以不顾七二年签订的反道条约。
另一个区别就是有关小布希如果上台,其海外义务问题是什么?从其竞选言辞来说,他表示首先要保持美国在世界的领道地位,就是维护其霸主地位的根本目标是不会变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表示要重新对美国的海外驻军进行考察;不能过多地执行义务,而应该有选择地进行干预;对那些直接牵涉到美国实际利益的,美国才承担义务。我觉得,小布希可能感觉美国在科索沃问题上还是干预过多。
而戈尔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比较强调人道主义干预。
小布希较多倾向于单边主义
另外我还想谈谈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问题。民主党传统上来讲相对多地侧重于国际合作,强调有些对外援助要相对宽和一些。但是共和党强调实力,在很多做法上更侧重于单边主义。共和党现在已经控制了参众两院,小布希当选,就等于两条大线全部都在共和党手中。这样,在单边主义方面会不会走得更加强烈一些?其中有人已经就NMD表示不管中国和俄罗斯如何反应,就是要自己走。其实美国的盟国已经对NMD表示了意见。
亚太政策不会大变
小布希的班子一直说要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调整,其中就是说要把战略重点转到日本。但是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我们从来都认为克林顿将其亚洲战略重点放在其盟友上特别是日本身上,认为日美的关系是其亚太政策的一个基点,包括美韩关系,并以此为基点来维护其利益,这是其稳定机制。对这种我们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他们却加以强调。因此,我认为小布希的亚太战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竞选之前,小布希竞选班子的两个顾问和戈尔竞选班子的两个顾问,包括尚慕杰和克里斯多夫,先后到亚洲学会专门谈亚洲政策。从双方的表达来看,亚洲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双方都强调要发展与盟国的关系特别是日本的关系。
小布希上台后两手性可能更突出
一九九九年,兰德公司提出方案,认为应该面对现实,可以继续提(INGAGEMENT)“接触”,但是在防范上面要加强。他们现在造出一个词叫做(CONGAGEMENT),就是一方面保持交往就是“接触”政策,如推进民主化、双边机制等一定会做;与此同时可能在中国的周边地区、面向太平洋一线,包括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美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虽然美国不会让你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会对你未来可能采取的突然行动给出一种警示,约束对方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我想这是一个趋势。
综合国力提升美国对外交往力度加强
吴白乙:政策具有必然的延续性,因此要想作出与上一届不同的政策,往往很难找到坚实的依据,一般最后都认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继承过去外交政策的主线。但另一方面,判断新政府的对外政策,还要看政策背后的基本因素。
对一个现代社会和民主架构比较完善的国家,应该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的理想和利益总是呈多元化的趋势,各种声音在每一次的政治角逐中都会表现得非常充分,外界的人很难拿捏哪一种起最终的主道作用。另一个是其权力是一个多重的结构,不能说谁当选了总统,其在竞选中所宣示的主张在其后的四年或者八年的任期中就能够持续发展,因为要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第三就是外部因素、外部反应对其产生的反作用。
此次美国大选,之所以两位候选人都没有把对外政策当作热门话题,也是因为外部因素的重要影响。就是说,这几年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对外交往的综合力度加强。我自己认为在过去四年,国际上对美国的这些行动的反弹和制约,是比较弱的,所以美国人没有感觉到自己到处行不通、困难重重。美国公众和政治家的总体判断,都基本同意,美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推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感觉良好,因此就没有必要将一个或者几个具体问题拿出来作为热门话题。
美国对外干涉力度与其国力成正比
未来美国对亚太干涉的力度问题,大家都很关注。这首先与美国的国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二要看国际上对其产生的制约。最近一些迹象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减缓,如储蓄、就业率都不是很稳定,还有待于观察。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结构中不健康的东西正逐渐显露出来,这一旦形成某种趋势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美国对外干涉的决心?这个应该作为一个衡量的重要标准,当然目前还很难说。
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郭震远:刚才几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未来的基本走向,看法都比较一致,而且在发言中,大家也都已经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或者说中美关系。
所以,下面我们就以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走向作为重点来加以探讨。
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自身发展是决定因素
罗援:讲美国的对外政策,首先还是要讲其大框架。两个候选人的选票这么接近,反映了两个人的政策走向更加趋于一致,双方还相互吸纳对方的一些观点,如福利和其他国内问题。
无论谁当选,都要从其国家利益来考虑,同时服从于国际的大环境。美国现在面临的大环境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再一个就是其连续一百一十四个月的经济增长。国内的情况很好,在国外如巴尔干半岛也得手,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感觉良好。在这种条件下,确实助长了其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民主问题,强调的力度更大。在这种大环境下,无论谁上台,其维持美国一超独霸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美国的几个安全报告,都是在强调其领袖地位;美国的一些学者在谈论的时候,也认为美国就是世界领袖。白邦瑞就说,如果你们说美国是世界员警,那么美国就是要维持这个世界的新秩序。
最近的一些档中,美国的这种目的都有所体现,中国的白皮书也谈到这个问题。比如政治上的新干涉主义、军事上的新炮舰主义、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这是美国比较新的动向。现在美国在军事战略上,强调、突出的是全面优势和绝对安全。其搞NMD也是为了这种优势,就是不论在攻的方面还是守的方面,全面剥夺他人对美国挑战的资格。就是因此就强调绝对的安全而不是相对的安全。对此,新总统上台,一定会维持这种现状。
美国现在是将中国当作潜在对手,但是已经将中国定为二○一五年的现实竞争对手。因此无论谁上台,在这个期间就要谋子布势,应对未来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的挑战。但是现在就要将战略布势搞好。未来不管是东扩也好、军事联盟也好,都是要遏制新的军事挑战力量的出现。对于一超独霸的威胁目前有几大势力正在形成,美国当然希望在其未能形成之前就加以遏制。因此现在美国特别强调的就是预防性防务,其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几个新兴国家的崛起。这是今后总的大势。
小布希像老布希一样对中国又打又拉
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还是如同邓小平当年所讲“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小布希可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一下子有一个大的动作,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但是他可能会在另一方面会给中国一些补偿。这种手法与老布希有相近的地方。老布希对中国也是又打又拉,但是最后卖了一百五十架F16给台湾。(陶文钊插话:原来台湾只想买五十架、但是美国人说,你让我上这个生产线,最少一百五十架,不然不能上这生产线。结果台湾只好掏钱买一百五十架。)
小布希视中国为竞争对手
要讲对华关系问题、可能就是三个。第一是对华关系的定位问题;第二就是NMD和TMD的问题;第三就是台湾问题。
小布希要变战略伙伴关系为竞争对手。就小布希的竞争对手的提法,我认为并不代表双方的战略定位发生变化,就是既是对手又是伙伴、非敌非友的状况,但是在对双方关系的诠释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特别注意到此次大卫·杉波所讲的话,他是比较早提出“竞争对手”问题的。我问他是否曾经与小布希交换过意见,他说没有与小布希面对面交换意见,但是与小布希的顾问交换过意见。他此次也对竞争对手作了新的解释——合作与竞争关系,既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定位到这么一个关系,我想可能还是比较客观的。
我在美国学习时就与他探讨过,他说美国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种竞争对手的关系。但是他说,你们(中国)认为“竞争”是一个坏词,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从商业引出来竞争,并不是一个贬意词。他把好坏分成六个等级,最坏的是敌人,然后是对手,第三是竞争;好的方面第一是同盟,第二是伙伴,第三是合作。上次我就说为什么不放在竞争与合作的中间地带呢?他表示这个提法很好。而此次他在大会上明确讲,就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想最后小布希对中美关系的解释,可能还是竞争与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还是可以发展的。
小布希的NMD更有进攻性
戈尔赞同的是有限的NMD,而小布希主张的是全方位的NMD。其实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打破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平衡,特别是对中俄提出了挑战。小布希提出这个问题,在外交方面更加带有进攻性。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不符合中俄的利益,但是还是强调这个问题。这可以看出,虽然小布希会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到国内或者说国家利益方面,但是在NMD和TMD方面更加有进攻性。
对台湾问题小布希更有挑衅性
克林顿提出“三不”后来加上的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就是将“三不”加上附加条件。小布希则可能更加强调协防台湾问题,因此对中国来讲也更带有进攻性。
应该说,不论谁上台,都是必须服从其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发展状况,中国如果发展壮大,美国总是有所顾忌的。
中国比较多地赞同戈尔,这表明了一种偏好。当年毛泽东也曾经表示更加喜欢共和党,结果真正推动与中国建交的是民主党。就是说,党派利益会产生作用,但最终还是决定于国家利益;同时,决定于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人不善于与制度打交道
袁鹏:看美国大选,还不能仅仅从他们最近几个月的辩论来看。因为美国无论其宪法还是其全球战略,都有一个相对稳定性,要其发生质的区别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中国人比较在乎哪个党或者哪个人上台,就是我们善于与人打交道,不太善于与制度打交道。所以我们往往担心陈水扁上台怎么样?宋楚瑜上台怎么样?小布希或者戈尔上台怎么样?外国专家曾经专门分析过,从毛泽东与尼克森、基辛格开始,统统是通过私人关系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久而久之,就形成比较关注某个人的政策,而不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对华政策有区别会出现回归或者修正
涉及对华政策,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克林顿的对华政策,第一是理想化色彩太浓,第二是走得过快。所以不论谁上台,都有一个回归或者修正的问题。我所说的回归是积极的,修正是消极的。如果戈尔上台将会是回归,就是回归到九七年那个原点。小布希则会修正克林顿比较理想化的部分。
对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无论美国的哪一派都比较反对。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小布希无非是将过去民主党的皇帝的新衣给捅穿了:一方面是为了竞选的需要,一方面也道出了广大的战略家们的心声。而这一点,恰恰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回归,是向回拉了拉。
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区别在于戈尔更主张柔的一手,通过接触而加以引道。小布希则认为仅靠引道不行,在求同存异的同时还要直接将分歧说出来。丑话说在前头,不见得就不能做朋友。
将台独从否定变成选项
在台湾问题上,“一个中国”不会丢,“三个公报”也不会丢,但是“三不”似乎走得远了点。回过头来,可以发现这背弃了美国以往的战略模糊,把台湾独立这条选项给阻绝了,不支持台湾独立。实际上将三个公报中没有说的话,直接说出来了;而且“一个中国”的潜台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违背了过去的战略模糊。
另外为了避免冲淡三不效应,不会加以放弃,但是会强调两点:一个是和平解决是底线,所以他们最近一直强调和平解决是底线,而不说“一个中国”是底线。第二就是一切最终的手段,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这一点拿出来,实际上就是对“三不”的百分之五十的否定。因为“三不”是把“台独”的路堵死了。而强调两点,等于把“台独”又给拉回来了。
(贾庆国插话:这里有两部分,其中必须有两岸人民的同意。我上次曾经在美国就此问题向相关权威(瑞真布希)提问,问他是不是指不仅台湾的老百姓同意,大陆老百姓也要同意?他说他们的政策就是这样。)
(袁征插话:在大选前三两天,两个竞选班子同时接受《世界日报》的书面采访,特别谈到台湾问题。小布希在给该报的答覆中说:我要清楚地告诉大陆,不能轻易地对台湾动武,否则美国会采取一定的行动帮助台湾自卫;但是我们要清楚地告诉台湾,不要采取挑衅大陆的行为,否则我们会不管他们。他很明确地这样说了。我不知这是不是对“三不”的否定。)
不是否定。美国的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是积极的含义,二是消极的含义。所谓积极的,就是有利于中国的战略清晰,所谓“三不”就是这种清晰,将台独选项堵死了。小布希的战略清晰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战略清晰,是有利于台湾的战略清晰。
李登辉的“两国论”实际上是对“三不”的一个反叛。从台湾来讲,由于有了“三不”而着急了,出现了“两国论”,这是比较简单的理解。从美国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台湾反叛和国会的反叛使“三不”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大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认为“三不”服务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大局的理想化成分多了一些,现在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冷静”一些。
不过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两国关系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未来的东西。
现在的地缘因素不利于中国
吴白乙:现在的地缘因素已经不是过去七十年代那种对中国有利的地缘因素了。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恰恰对我们来说是不太有利的。他们是力图防止在亚洲地区出现一个能够取代美国的潜在新兴大国。
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一点成为共和党政策的驱动力,可能在短期内对中国的遏制性接触就会明显一些。
美国新政府主政下的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美国今后在亚太难以再搞单边主义
陶文钊: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等问题,我有两点质疑:第一,新干涉主义是否就是美国今后的战略?是否可以再像打科索沃战争一样,把整个的北约都联合起来,去打一个国家?我觉得很难,非常难。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美国国内也正在对科索沃战争进行反思。
再有就是领道地位问题,美国是不愿放弃这个地位的,但现在有一种新的提法,就是“分享的领道”。我们前些时候与凯特林基金会的对话,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前助理国务卿海尔德桑德斯,他们说他们已经厌倦了领道地位,他们希望与中国分享这种领道地位。
一九九九年我在科索沃战争刚刚打完之后见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沃尔茨,他是管国际组织的。他说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中国起到更大作用,希望中国起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样的作用,你们不要总是投弃权票。赞成就是赞成,反对就是反对,老是投弃权票算怎么回事呢,我们想与中国在安理会实现共用的领道,但是中国不愿与美国共用。
他就是希望中国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当然这要看如何合作。
就是在实际安全战略方面,美国以后想搞单边主义是很难的,我觉得美国要搞单边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个世界与以前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尤其在亚太地区,在西太平洋,美国不可能搞单边主义。
美日、美中关系哪个更重要
有一种意见明确地认为,中美关系比美日关系重要,代表人物是布热津斯基,其《大棋局》说得最明白:中美两国在军事和政治战略上的顺应,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东方支柱。他很明白地说,中美关系比日美关系重要。当然,这并非民主党里面一致的意见,共和党更加反对。对此说得最明白的是道格拉斯·波尔。他对我说这不是美国人的观点而是波兰人的观点,非常轻蔑。他说美国与日本有着半个世纪的军事同盟关系,冲绳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怎么可能中美关系比日美关系更重要呢?
一九九八年十月份,约瑟夫·奈东到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作报告,我问他赞同哪一种观点?他赞同以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要基于中、美、日三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现在这个观点,在美国的官方和学术界的声音越来越响,因此不是有三边对话、第二轨道等等吗?
我们此次与凯特林基金会的对话中,大卫·兰普顿的话是,中、美、日三方都要感到相处得更加舒心,东亚才可以有持久的和平和安全。而且美国人普遍认为,中日关系没有实现正常化。就是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要达到德国与法国的关系那样的程度,但是目前不是;
日本还没有正式道歉,而中国人还老盯住其战争罪责、历史问题。这种状况必须结束,然后才有东亚长期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克林顿到中国访问九天而没有到日本,在美国受到很多批评,都说这是那个凯尔勒伯索出的主意。
但是我并不认为克林顿真是把中美关系看得比日美关系更重要。很明显,新防卫指标就是那个时候弄出来的,就是要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有一次坎伯到我们那里去,我问他日美、中美孰轻孰重,他说你只要看我们国防报告的照片就行了。奥尔布赖特、科恩和日本的外相,三人的手按在一起。
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中美关系
冷战之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强化。八九年之后,特别是九一年前苏联瓦解之后,美国人真是在盼着中国垮台。当时美国的一个机构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做过调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专家,包括鲁辛帕艾·摩克法奎尔都认为中国很快要垮台,是很一致的。因此当时的美国就是要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如前苏联一样瓦解掉。但是后来过了很多年,一看不行,现在谁也不说垮台。
中国的必定崛起是美国两党共识
所以对中国的政策也是这样,美国后来觉得中国不会垮。现在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个重要共识是,都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大国不可阻止。当然有人说这是一种威胁。但大多数人不那么认为,像约瑟夫·奈就说对付中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中国笼络到国际体系当中去,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一员,而且认为这是对美国二十一世纪外交的一个最大挑战。所以现在如果要说共识,就是民主、共和两党都要把中国笼络到国际体系当中。这是主流的意见,就是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通过很多的条约和规范来约束中国的活动。中国如果能够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活动,就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
经贸是中美关系的推动力与黏合剂
这个共识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支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就是经贸关系。过去的中美关系在政治方面高低起伏,变化显着,虽然经贸关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一直在持续发展。尽管中美两国海关的统计资料不一样,但是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大家都承认,而且这种关系今后还会继续加深。
我们也承认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相互之间的依赖也在加深。一九九九年朱镕基总理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东西很多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的;而美国人说很多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的东西的元件也是中国人做的呀,比如波音飞机的垂直尾翼。十几年来,经贸关系已经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器,中美关系能够不破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贸关系,这个纽带太强固了,真的谁也离不开谁。今后,经贸关系还会源源不断地为中美关系提供动力。
台湾问题美国强调“四不”
在台湾问题上,两国也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而我们往往看问题多一些。两国都不愿台湾问题破坏东亚的和平和安定。我们虽然说法与美国不一样,但也是强调“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将武力作为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从美国的机制和法律来说,民主、共和两党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因为有“与台湾关系法”在那里,两党都要遵守这个法律,一九八二年对台湾的六点承诺在那里,两党都要执行这个承诺。
我这两年去华盛顿每次都找里查德布希,我与他认识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他说你们老是说“三不”,而我们说是“四不”,第四个“不”就是大陆不使用武力,但是大陆总是不说这第四个“不”。
二○○○年我在华盛顿见道格拉斯·波尔,他说小布希的竞选班子刚刚开过一次会,他们对民主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点不满,觉得民主党有点无所作为。从九五年李登辉访美之后,民主党与台湾是有点疏远,包括克林顿后来对江泽民主席说,李登辉的“两国论”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多麻烦,李登辉对这个话听了当然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台湾认为如果小布希上台,会更好打交道,与日本人的感觉一样。他说小布希身边的顾问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台湾问题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是仅次于中东的重大问题,因为这里可能发生战争,可能影响美国的安全。他表示如果小布希上台,他们希望更有所作为。
他没有仔细讲如何有所作为,我觉得共和党可能会把这种战略模糊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化。九五年之后很多观点,比如约瑟夫·奈提出的“台湾不搞政治挑衅,大陆不搞军事挑衅”,还有坎尼伯的“五十年中程协定”。还有“如果大陆在台湾没有严重政治挑衅的情况下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不能坐视”。
我问什么叫“严重的政治挑衅?”他说比方说台湾宣布独立,或者说搞全民公决。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会把这个立场加以稍微的明确化。因为现在国会中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有这种倾向,就是应该稍微明确化,不能老是这么模糊下去。有的建议说,海峡两岸“一中各表”,这是大陆能够接受的。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小布希,可能把更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即一方面说大陆针对台湾的武力不断增强,为了保持军事平衡而出售更先进武器给台湾;但是同时也会更加明确地告诉台湾,你不能轻举妄动,不能作政治上的冒险。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会发生。(郭震远插话:实际上,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清晰化,更有效地主道台海局势的发展变化,使两岸长期处于和而不统的状况,使得这种变化能够长久符合美国的意图和利益。)就是让“不战、不和、不统、不独”这样一种状况继续下去。
这个方针我觉得大概不会变,因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好的说法。怎么解决是两岸的事情,我只关心解决的方式,即必须用谈判的方式而不能通过战争的方式,而且要两岸人民接受。这听起来似乎非常公正、超脱,简直是无可指责,但它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台湾海峡的不统不独。
我认为在美国新总统的任期之内,台海之间不会发生大事。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开了之后,美国也很注意,就是中国提出在十年之内GNP要翻一番,表明中国还是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大家都知道,如果台海发生事情,经济建设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美国当然希望维持这样一种现状。陈水扁一上台的时候,美国人对他称赞得不得了,但是台湾岛内现在的政经情势使美国人逐渐对他表示失望。在岛内政经动荡的情况下,如果在两岸关系上走险棋,是不可能的。所以,既然三方都有维持现状的意愿,我觉得在未来四年,台海危机是不会发生的。只要不发生台海危机,中美关系的继续改善,是有可能的。
贸易磨擦可能更多
袁鹏:美国大公司都在盯着中美就WTO等问题达成协定时所作出的承诺,由于共和党对这些承诺的注重程度,可能比民主党更厉害,中国有一点不符合这个承诺,都会与中国打贸易战。即共和党执政在贸易方面与中国可能产生的磨擦,比民主党更多。
不必将小布希的对华政策估计得那么严重
袁征:目前来看,小布希的整体政策好像比较强硬。虽然竞选与上台有别,但是我们假设如果真的小布希上台后对华强硬,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搞僵了,必然波及经济关系。而在共和党内部,就是说这些工商阶层,我想肯定会对他加以反对并构成很大的牵制。我们要估计到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走向,同时也不能将其对华政策估计得那么严重。
另外,共和党当然是强调现实主义,强调盟友的现实关系,但是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上升的位置,只要中国不愿与美国直接对着干,那么美国必须重视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而不能加以忽视。
所以小布希上台,他可能会提升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但也是有限度的,他要看其国内的反应,更要看中国的反应。因为美国人清楚地知道中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很坚定,不会作出太多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中国的反应。
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明晰化
贾庆国:在台湾问题上,我觉得重大的调整不太可能。前一段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可能比较贴切地反映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就是综合与大陆的关系和地区稳定、与台湾的关系。
之所以出现对台政策明晰化论调,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模糊化政策已经实行太久了,因此想像会否采用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要提出一些想法。但是这种想法是不是现实?我自己分析,这是不现实的。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如果明晰化,不仅会得罪大陆,而且也会得罪台独,也会得罪台湾当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模糊化至少双方都不那么得罪,解决不了问题,当然也会防范新的大的问题出现。最漂亮的话就是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且解决的方式需要通过两岸人民的同意和认可。
美国能否包容国力增长的中国会变成最大矛盾
八年前克林顿竞选的时候抱有很多幻想,包括要把中国改成什么样子。
现在克林顿没有幻想了,小布希也没有什么幻想。之所以提出要搞竞争性战略对手这种关系,并没有说中国是敌人,但是美国也不指望中国明天就成为其盟友。
可以说,克林顿今天实行的对华政策,与当年老布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布希提出的对华政策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又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中美关系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就是两国的重迭性利益越来越多。
另外,基本的分歧还是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强化了。比如说经贸问题。
再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在国际上的声音会更强一些,要求会更多一些,那么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包容你呢,这会变成一个最大的矛盾。
就处理问题的先后顺序来说,尽管现在中美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趋同,分歧在缩小,但是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的变革时期、社会的转型时期,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在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会更加关注政治稳定的问题。美国感觉到中国在上升,所以希望尽快将中国改变成像美国那样的社会制度,才感到安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可能要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这又会使矛盾有所加剧。
这种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强化:一方面是重迭性的利益和认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原有的分歧会继续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总之,由于大量的重迭利益和根本性的分歧同时存在,使中美只能游离于有限的冲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间。
重新“诠释”中美关系
罗援:我认为新政府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应该重新“诠释”而不是重新“定位”,位置还是清楚的,就是非敌非友、既有对抗也有合作的关系。
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应该将之看得特别重。
比如如果美国不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必当成是一种多大的失落;但是我们也不必主动去提“我们不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是对手关系”。对中美关系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解释,正确地加以认识。
我估计最后小布希也会对“竞争对手”作出一种中国能够接受的解释,我觉得我们应该将这个球主动接过来,尤其是学者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工作,承认这么一种现实。我在美国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在“致力于”和“建设性”上面多做一些工作。“致力于”是未来时,“建设性”就是我们要多提出一些主动性的建议,就是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加以进一步的充实。
当时我提出准备用新的三主义:合作、共处、互补,来代替原来的三主义:对抗、竞争、遏制,即对伙伴关系进行新的诠释,注入新的东西,逐渐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贸易上的磨擦,是正常国家关系中同样存在,包括西方阵营中的那些国家。
但是除了这些问题,就是如何使美国承认中国的崛起,并能和中国共处,不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来加以遏制,对此我们要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大的环境。
要重视中美几个冲突因素
吴白乙:我想,是否应该看看这么几个因素。
我不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在未来的四年八年,双方制度性的冲突不会减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增加,包括自由贸易问题和进入WTO之后的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基本定位问题非常关键,大家对美国给中国的定位也还是有不同的,其中包括会否就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再一个,调整的主动权在美方,根本不在中方,而且我看这个态势也改变不了。
从这几个因素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施压的这一面可能会上升。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给大陆开空头支票
再有,台湾岛内的形势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能孤立地谈美国会否改变政策,而且要看岛内形势的发展。前几年的三方游戏中,两个大腕却往往玩不过那个小手,小手往往把大家都拖进去。这也是中美新西兰峰会时说出“麻烦制造者”这种言辞的原因。但是对此又没有什么办法,为什么?这就又回到了第一点,就是制度上的问题,就是美国人从内心、从根本上同情台湾。著名中美和两岸关系问题专家黄嘉树发明了一个“奶嘴”理论——给中国大陆一个空奶瓶,然后给台湾奶;过两天,连这个奶瓶也拿掉了,只剩下一个空奶嘴,但是这边又给台湾更多的奶;再过两天,连奶嘴也从大陆拔掉了。回顾二十年来在台湾问题上较量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得到了很多空头支票,实惠则全让台湾捞走了。
这当然是学者的一种观点,但是这个需要警惕。就是我们在研究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发展趋势的时候,应该看到台湾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地争取其战略主动性,在中美之间制造更大的缝隙。而美国在对待两岸问题的内心深处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小布希具有地缘的、现实主义的考虑,但是同时也会顾及内心之中的盟友。
因此我认为在美国新政府对台政策上,至少在短期内会作出尝试。至于说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要看各个方面的连锁效应,包括大陆以及美国的制约因素、国际反应等等。
我们自己准备得怎么样,也是影响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说到底就是中国的表现如何,如果制度上表现得不够灵活、政治上表现得不够成熟、战略上表现得不够深谋远虑,那么对美国的制约要小一些,那么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就会黯淡一些。
美国从不支持中国统一转向不反对中国统一
袁鹏:在大趋势方面有一点对我们比较有利,就是美国政府由过去的不支持中国统一,现在从战略上已经转向不反对中国统一,我觉得这是三方近二十年斗争或者说互动的最重大的变化。“不反对”不代表“支持”,但是至少统一不见得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美国的最好期望就是它不支持台独,而不能指望它支持两岸统一。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三不”和中程协议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接过它的东西,作出一些战略利益的交换,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
中美很可能是在少一些幻想的前提下,以新型战略竞争对手这样一个对现阶段的定位为起点,进行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合作。为什么有这种合作的潜力呢?因为未来五年到十年,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这是中美能够合作的一个前提。与上一个世纪美英战略竞争关系不同,美国在崛起而英国在衰落;但是现在我们在崛起,而美国同样还在上升。未来五年到十年双方实力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这就使得双方合作有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与美苏战略竞争相比,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不输出意识形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走新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也是国际的一种潮流。第三就是现在的时代与前两个竞争对手所处的时代不同,全球化时代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与过去相比最大的不同。第四就是基础不同。中美经过二十年的磨合和斗争,基础比较牢固,用奥尔布赖特的话说:双方的关系已经到了可以承受尖锐分歧的程度。即使炸了使馆,双方的关系也还不至于完全破裂。因为双方经过沟通、暸解与理解,已经可以承受恶性事件的磨擦。
中美可能在看到了这样一种真实的性质的前提下,在全球化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之下,在WTO这个新的契机之下,以台湾问题为突破点,我认为未来五年到十年两国关系可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阶段,这是中美关系二十年来总的趋势。
郭震远:座谈会结语
今天下午看来基本的估计是一致的,就是从美国的基本利益出发,从美国经过冷战结束十年以来国际环境的变化和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来看,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保持一种延续性。
第二,在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上,大家考虑到了相对的稳定和可能进行比较明显的调整的问题。就是说小布希的调整可能来得明显一点、快一点。
此中,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关键还是美国本身的利益,即便是意识形态问题,也还是反映了美国对其自身利益的评估。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讲其对外政策的三个支柱:经济、安全、价值观,这个顺序一般是不会变的。即便是民主党,克林顿也没有将价值观念摆在第一位。倒是在其第二个任期,克林顿将安全摆在第一位了。大家也都讲到,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的利益上的矛盾甚至冲突,这样中美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甚至随着双方关系的密切化,矛盾和冲突会增多。我想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有共识的,当然估计的程度有所不同。
我认为,经过冷战后一段时期的调整,基本上形成了冷战后时期或者说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一个模式。我是用四句话:中美之间是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我想这样一个模式在未来四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都是存在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存在于未来中美关系之中,从现在到二○一五年,美国人说这是一个战略机遇期,我觉得对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第三步,成不成,关键在这十五年。问题是在这一点上,经过九十年代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变化或者说磨合之后,双方在各自的战略期所谋求的并不是冲突和对抗,而是合作与协调。当然这种合作与协调本身又包含斗争与冲突。
大家都看到了中美之间的很多共同利益,但是还有很多重大分歧,其中最关键的是台湾问题。无论小布希提出的战略明晰化,或者由“三不”变“四不”,但是我感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其政策目标是很清楚,就是长久保持在美国主道下台湾海峡局势的和而不统状态,这最符合美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具体利益和战略利益。
把台湾问题处理好,中美两国都需要努力。处理好了,未来四年尽管有些磕磕碰碰,但不会出大麻烦;处理不好,出大麻烦的可能是存在的。而出一次大麻烦,至少对中美关系影响半年。
评论员简介: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敎授,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美国《当代中国》编委、日本《亚太国际关系研究》编委、新西兰《政治学》编委、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主要著作包括《未来观的和解》和中英文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浙江绍兴人,杭州大学毕业,长期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着有《中美关系史一九一一——一九五○》、《中美关系史一九四九——一九七二》等。
罗援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大校,正师职研究员。曾经在野战部队任战士、副连长、作训参谋。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国防大学深造。曾任驻丹麦副武官,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参加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国际战略论》等著作。
吴白乙现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曾在北京和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读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地区安全、国际经济与文化比较研究。着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录》,发表大量专题评论。
袁征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及中美关系。发表有关美国问题文章多篇。曾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作为访问学者在斯坦福大学进修一年。
袁鹏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研究员,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博士毕业,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美台关系。一九九九年曾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从事中美关系研究。
郭震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硕士。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大国关系、亚太安全、台湾问题研究。一九九九年调任现职,亦兼任中国评论社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