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不断加紧活动，从而导致台海局势日趋紧张，成为东亚地区的一大热点。而台独势力之所以如此猖獗，和他们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持和纵容具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是曾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至今仍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另一个则是曾统治台湾达五十年之久，至今仍在台湾拥有巨大影响的日本。但由于不同的国家实力和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复杂因素，这两个国家在具体的做法上又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他们不希望两岸实现统一的底线则是完全相同的。
　　
　　日本对台政策打“擦边球”
　　
　　美国在一九八二年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但始终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一九九五年还接受了李登辉的访问，从而使中美双边关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另外美国还时有部长级官员访台，这都是明显违反两国的建交联合公报的。就这些方面而言，日本的“记録”似乎不像美国那么恶劣。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败后，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不得不归还了台湾。用日本自己的话来说，它已不便在这一问题上再“说三道四”，所以日本根本不可能通过类似美国那样的法案。由于日本本身的尖端武器也是由美国提供的，因此也不存在日本向台湾售武的可能性。至于接受李登辉访问，由于中国大陆对李登辉访美作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所以日本虽然非常希望李登辉的访日能够成行，但却始终不敢造次。
　　
　　实际上在李登辉访美之前，在一九九一年就欲通过金丸信的邀请访日，后来中方通过竹下登做工作，才使其企图未能得逞；一九九四年的广岛亚运会期间，日本的亲台势力再欲竭力促成李登辉的访日。此后又欲通过一九九五年的大阪APEC会议和京都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推动李登辉访日，甚至还在东京召开所谓“邀请李登辉访日国民大会”。但这一切图谋都未能成功，这一切祇表明日本“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李登辉下台以后，日本的亲台势力更是加紧活动，为实现李登辉访日的宿愿而不遗余力。日本畏惧大陆方面的反对，所以对台湾的正副“总统”和正副“行政院长”以及“外交部长”的访日还不敢轻易开口子（当然也有例外，如一九九四年广岛亚运会期间就让徐立德入境），但对这以下的台湾官员则无任何限制。至于日本访台的官员，也仅禁止内阁成员、局长级官员和执政党领导人以及国会议员，都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而李登辉对访台的日本官员或政客几乎是来者必见，一个不落。
　　
　　尽管日本在支持和纵容台独势力的活动空间上要小于美国，但日本的亲台势力从来就不甘心就此作罢，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这样的努力，它们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其具体手法就是尽可能将擦边球政策发挥到极致。这里最突出的是分别对中美和中日双边关系作出根本的原则性规范的两个联合公报。在中美两国的建交联合公报中，美方明确表示“承认中国的立场，即祇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这里的“承认”用了acknowledge而不是recognize的表述）。但在一九七二年的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仅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这里显然大有玄机。因为事情明摆着：理解和尊重与承认或接受完全是不同的概念。理解和尊重根本不涉及是否承认或接受，作为一种外交辞令，对完全不认可的原则也大可予以理解和尊重。既然在两国的建交联合声明中如此表述，这就使日本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具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在台独倾向不突出时，这个问题还不那么引人注目。但自从九十年代中期台湾局势日益趋于紧张以来，这一立场就使得日本在这一问题上进退自如，左右逢源。在正式场合中，当日本不希望两国关系过于紧张时，日本就可以强调它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的这一立场的。而日本国内的亲台右翼势力，又始终坚持它从未“承认或接受”中方的这一立场，竭尽全力欲“用足政策”。反正它怎么说都说得过去，这是个伸缩性极大的空间。
　　
　　一九九六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附近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并举行了军事演习。为此美国公然派出两支航母特混舰队进行干预，而日本是唯一为此大声叫好的国家。日本还在各种场合指责中国这一行动给日本的安全带来了“威胁”。此后日本国会特意设立了亚太小组委员会，专门讨论台海局势，甚至还为此在国会举行了听证会，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日本明确表示将参与美国的TMD研究，甚至有人叫嚷应将此举作为牵制中国的“一张牌”。而与此同时，台湾岛内也不断发生参加TMD的呼声，双方显得极为合拍。
　　
　　另外，克林顿总统于一九九八年夏天在上海公开表明了“三不政策”。而同年十一月，江主席在访日时，日方仅表明不支持台独，这比一九九七年桥本首相所承诺的“两不”（加上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还后退了一步。日方对此还有个注脚：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大陆方面“任意规定须以国家名义加入的国际组织的范围”。对日美双方所通过的“防卫合作新指针”中所涉及的“周边地区”是否包括台湾一事，美国朝野均避免正面回答，而日本却有不少重量级的政客在不同场合直言不讳地表明是包括的，这自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中国在言及大陆和台湾关系时采用“两岸关系”这一表述，而日本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台关系”，包括外务省编撰、出版的《外交蓝皮书》也同样如此，甚至被日本右翼视为“亲华派”的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也是这样称呼。尽管采用“两岸关系”的表述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困难，但日本就是要这么称呼，这和他们口头上所表示的“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是完全不相容的。近年来日本的台湾研究热逐年升温，台湾学会也在日本应运而生。这些年来日本和台湾双方每年都轮流举行“亚洲公开论坛”（实际上就日本和台湾两家）研讨会，今年日方有些人就竭力想让李登辉出席预定于十月在长野县举行的这一研讨会。森喜朗在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前夕还公然表示：“李登辉下台后以民间人士身份出席学术会议，日本政府是无法干预的。”而克林顿总统前不久公开表示，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他有两点后悔，其中一点就是不应该同意李登辉的访美。
　　
　　李登辉背后的日本魅影
　　
　　另外，在对待李登辉这个台独政客的问题上，除极少部分政客外，美国大多数人对李登辉本人并没有太大的认同感；相反在他于去年七月抛出“两国论”并由此形成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后，美国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责他为“麻烦制造者”。由于李登辉是昔日日本“皇民化敎育”的精英，迄今为止李登辉仍不时为日本大唱赞歌，惺惺惜惺惺，奴才既如此摇尾乞怜，主子当然会不吝赏赐。所以日本朝野对李登辉完全是一片赞美声，对李登辉的礼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似乎李登辉真的为台湾带来了“民主”。而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李登辉的评价却非常一般，《华盛顿邮报》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其为“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李登辉对昔日的主子完全是一副奴颜媚骨，甚至反对日本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大陆作出道歉，这种下贱的政治作秀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台湾同胞乃至海外华人的强烈抨击。李登辉的这种“日本情结”，必然会对台湾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今在台湾出现“哈日族”（即特别喜欢日本）这么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大量年轻人乐此不疲，而对祖国大陆的认同却日益淡薄，李登辉所起的导向作用是极为恶劣的。
　　
　　李登辉集中地流露其台独的险恶用心，较早的便是在一九九四年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所谓对谈；此后李登辉便一发不可收，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肆无忌惮。进入一九九九年后，他又接受了日本PHP出版社副社长江口克彦长达三天时间的专访，通过对方整理録音出版了《台湾的主张》（实际上是“李登辉的主张”）一书，从而使其急独的心迹昭然若揭。该书先出日文版然后再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此书在台湾所引起的重视明显远不及日本；日本甚至还为该书专门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发行仪式，日本各界社会名流约二千人到会为其捧场，而其时日本的政客们的案头上几乎都有此书（当然是否真正阅读另当别论）。就在同一年李登辉还有一大“创造”，即提出了所谓的“七块论”，这就远非止于台独，而且要进一步将大陆也分裂为好几块，不如此李登辉就心里怎么也不舒服。而这恰恰又是李登辉从日本极右翼学者中岛岭雄的所谓“十二块论”翻版而来的。由此不难发现，李登辉的许多台独举动，背后几乎都有日本的亲台右翼势力的身影。尽管日本方面竭力否认这些人具有任何官方背景，但这种否认显然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湾新领导人唱赞歌
　　
　　对李登辉是如此一往情深，对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由于其明确的台独立场，所以日本也同样对其发出一片赞美声，尽管这位新领导人是战后出生的，并没有接受日本皇民化敎育的背景，但这一点不妨碍日本的亲台右翼势力对其大唱赞歌。陈水扁仅在去年就先后三次以民进党领导人的身份访日，并曾与其时的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会晤，双方言谈甚欢。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他也曾四次访日，双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早已建立。而台湾新领导人的副手吕秀莲，更是不知廉耻地往昔日的主子睑上贴金，在《马关条约》签定一百周年之际，曾公然举行甚么“告别中国大游行”，奴性十足地说甚么：“幸亏台湾割让给日本”，奴颜媚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台湾新领导人就任后派出的驻日代表罗福全，在三十年前就是台独联盟的成员，还曾担任该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一人选显然也是精心安排的。日本方面当然不会忽视这些信息。本来日本对以李登辉为首的曾在战前接受日本奴化敎育的政客的引退颇有黯然神伤之感，担心双方的联系渠道会出现中断。但台湾新领导人在其所谓“资政”和“国策顾问”中仍大量延揽亲日人物，这无疑又使日本大受鼓舞。因此在三月十八日选举揭晓之后，日本自民党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就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商讨有关的对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参议院会议上，一大半时间也用于议论台湾选举后的新局势。随后日本执政党在野党相继派出代表团访问台湾，趋之若骛，俨然成为政治时尚。
　　
　　在台湾选举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向当选领导人表示祝贺的同时，无论是克林顿总统还是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均明确强调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法新社认为这是白宫向北京“表达诚意的一系列信号中最新的一个”。而日本无论是其时的小渊首相还是河野外相，均只字不提这一重要原则，祇是表明希望“两岸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对由李登辉的台独举动所形成的台海紧张局势，美国的做法是力劝双方保持克制，包括在台湾新领导人当选后分别向两岸派出特使，瞭解彼此立场，分别向双方阐明美国的政策。而日本却祇是一个劲地要求大陆方面克制，从未实际上对台湾提出这样的要求。
　　
　　由于小渊内阁和森喜朗内阁实际上均是由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和外相河野洋平在支撑着，而这两人并没有甚么亲台色彩；为避免引起大陆方面的反感，日本领导人在今年三月台湾选举结束后没有向台湾新领导人发出祝贺。而四年前李登辉连任之际，当时的池田外相曾作出了这样的表示。在为小渊前首相举行的葬礼上，日本也婉拒了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张俊雄，而五年前在前首相福田的葬礼上，其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并未受到拒絶。但野中和河野并不能改变日本国会中的亲台主流。
　　
　　美国和日本的国会议员中都不乏明显的亲台派，但是国会并不能完全左右白宫的决策，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未必就是国会意见的产物。而日本几乎所有内阁成员均是国会议员，国会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的立场是一回事。目前日本共约七百五十二名国会议员中，参加“日台议员恳谈会”的就不下三百人之多。战后日本一直将两岸问题视为中国内战的延续，政坛也始终有“亲华派”和“亲台派”之分野。前者要求明确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而后者则对蒋介石的所谓“以德报怨”感恩戴德，此外还有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这种政治立场的不同在两国建交前夕出现了激烈的冲撞，此后双方各自循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现在。但日本认为随着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的下野，原先的内战延续已经“中止”，这使台海出现了全新的情势，因此他们也必须改变“思路”。
　　
　　前不久参加台湾新领导人的就职典礼活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据台湾“总统府”统计，参加台湾领导人“五·二○”就职典礼的各国“贺客”共有八十六个团体约五百人，其中包括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的二十八个国家的以“民间人士”名义参加的个人。在这约五百人中，来自日本的就有十个团体约一百人，占到五分之一左右。日本代表团中包括十六名国会议员（执政三党的十二名“日台议员恳谈会”成员和在野的民主党的四名“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成员），这些人由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挂帅。此公是参与推出森喜朗为自民党总裁的密室策划的“五人帮”之一，在日本政坛能量很大。而四年前日本参加李登辉就职典礼的国会议员仅为六人，由此可见日本对这次台湾新领导人当选极为重视。本来作为执政党之一的保守党领导人扇千景也执意参加，祇是在河野等人的一再劝说下才打消此念。早在台湾新领导人刚刚产生之际，日本政坛就为届时谁去参加就职典礼而忙得不可开交，藉此表示对台湾领导人的重视。
　　
　　日本前往台北的“贺客”中当然还包括东京都知事、极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此人去年年底刚刚访问过台湾，这次在台期间又先后会见了台湾新领导人和已经下野的李登辉。石原的反华本性难改，他对美国同样是大加挞伐，而唯独对李登辉情有独钟，这祇有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解释。这次在台湾石原又大放厥词，与台独分子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甚至指名道姓攻击中国领导人，狂妄至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连河野洋平外相也不得不出面打圆场，但此事的恶劣影响是难以就此消除的。
　　
　　与此相比，美国则显得较为低调。四年前华盛顿派往台北参加李登辉就职典礼的有重量级的参议员洛克菲勒，另外还有两名众议员。而这次美国方面的领衔人物是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泰勒女士，另外再加上民主党众议员蓝格尔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前校长田长霖。然而就在美国代表团一行启程前夕，兰格尔议员以一个很勉强的理由取消了台北之行，这显然使得台湾方面大为失望。另外出生在台湾、目前是美国国会山中唯一华裔的吴振伟，居然也不给台湾新领导人一点面子，从一开始就不考虑参加这个代表团，这难免使台北感到失色不少。本来台湾方面还想说动诸如洛克菲勒和穆科尔斯基这样的著名议员参加典礼，以壮声色，但台湾驻美代表处竭尽全力，也始终未能如愿。这当然有美国国会面临PNTR表决的时机问题，但华盛顿显然无意派出级别过高的代表团，以免向台北传递错误信息。因为目前正是两岸关系的高度敏感时期，华盛顿不能不慎之又慎。
　　
　　日本右翼政客的反华亲台活动，并未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同。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国会大选中，十余位重量级亲台议员纷纷落马，就是一个明证。毕竟，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言，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民众对此有认识，日本政界亦应提高重视程度，在台湾问题上不给中日关系制造麻烦。
　　
　　（原载《中国评论》二○○○年八月号，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