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外交的人常说，为掌握和平与发展机遇，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又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里，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些判断大体不错，则笔者愿意加上一句：“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各项敏感问题中，最困难也最关键的问题。”中日关系的不协调，使得北京、东京甚至台北都掉入“安全困境”的误区。彼此的互动氛围阴郁混浊，各方的战略弹性从而大幅缩小；不但难以迈向“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坦途，还有一方犯错、全体遭殃的危险。
　　
　　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受到各方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正是因为问题的敏感阴郁，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了健康的讨论。所谓中国“对日外交新思维”固然有值得思考与商榷的必要，但在中国日益开放的各个公共论坛中，立刻出现了以爱国主义为名、不假思索予以否定的浪潮。笔者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处在探索变化、与时俱进的当口，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对大局稳定固然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其三个消极面——中国中心论（某种程度也包括台湾中心论和日本中心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正不由分说地压制了新思维的空间。这就要求更多对话和反省，以期正向健康的战略态度及早成熟，为各方人民的共识与大局的要求——和平与发展提供保障。中、日两方作为区域的主要行动者，外交却时常陷于不相称的被动地位，无疑对此负有重责。日本因缚于不愿面对历史的自卑和自以为发展先进的自大两相矛盾的心态，自救之道还在“总结过去”，中方则应对“开辟未来”，更有担当。
　　
　　两个三角北京被动
　　从地缘政治与体系格局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雅尔塔体系的结束原本可以将北京与东京从冷战体系与其思维定式释放出来，促进多极化的发展，但目前看来却恰恰相反。这当中既有美国软硬权力仍旧一枝独秀的因素，也有中日未能善用机遇的因素。姑且不论目前俄美接近、美国在中亚加深涉入的现实，中国“西松东紧”的状况倒还不会有骤变；那么无论要和平还是求发展，发展两岸关系还是稳健推动“东协加三”，东面的美、日、台三个行动者的动向都比以前更举足轻重。北京参与的三组三角——中、美、日；中、日、台与中、美，台，大陆祇暂时稳定了最后一组，但在前两组关系中都处于被动。而这两组关系是“大国关系”，它实际上对第三组关系的长期走向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冷战时期“三角关系”的理论，三方若有两者亲密，并一同防伺第三者，则后者是为“孤雏”。如果是有一方与另两方同时友好，但后两家彼此敌对，则享受友好的一家是“枢纽”，两个敌对者沦为“侧翼”。现在北京在两个三角里，就算不是“孤雏”，也祇得了“侧翼”，还存在着沦为“孤雏”的危险。美国财雄势大，还由于另三家的外交盲点享尽“枢纽”的好处，大搞“攻势现实主义”下的“推卸责任”（buckpassing)，连“制度霸权”和“良善帝国”的成本都省下了。长期而言，这种情势不利于世局稳定，也不利于北京、台北、东京这三个区域内的“本地人”。
　　
　　稳住美国并不足够
　　中国外交对稳住美国算是有一些共识了。但若仅仅从美国施力，则最多祇能保住“侧翼”位置，且更增加华府“枢纽”的灵活性。一旦区域有警， 美国还是可以从容地自另三方中挑选牺牲者。而无可讳言， 必须直面的是， 台湾除了因为政经体制近似和畏惧丧失现状权益的因素而亲近美、日外，还因为一些人们无法选择的历史遭遇和文化原因而与日本有着大陆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
　　
　　简言之，比诸远方的美欧，日本以现代工业技术重新包装的、较为具有东方特色流行文化，除开经历抗日的国府渡台人员，在台湾的各年龄层里都颇受青睐。到过台湾的大陆人士莫不惊讶于四处充斥着日食日货，甚至本地产品也竞相标榜和风日文。但这些事物除了糟粕之外，也不乏有益的东西。其剧作甚甚漫画，既有误解华人对日的抱怨、摆脱政治侏儒的意图，也有谴责军国主义、不满派阀官僚弄权的想法；良莠并陈，不一而足。若武断划线，诚属器小不智。能够看到这点，不仅是培养开阔战略视野所必经，也才能借由调整中日关系为美中关系注入活力。在协助治疗日人自卑、自大综合症之余，或可重塑台湾新世代民众对大陆大国胸襟的看法，开启两岸关系的新局。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关键性，由此可知。
　　
　　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困扰
　　调整中日关系的困难可以从两方面看，一者是出于即期的战略格局，也就是体系结构的原因；一者是出于长期的历史文化原因。两方面困难相互纠缠，但也不是无方可解。
　　
　　战略格局上，理性批评所谓“新思维”可以发现两个有力的论点。其一是“一山难容二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大陆经济持续成长，军事现代化也有明显进展。世界独霸美国尚且感受到“中国威胁”，经济停滞的日本虽仍以四倍的GDP领先大陆，但焦虑担忧可以想见。中方虽信誓旦旦“不称霸”，但大国地位不靠自封，该是你的也躲不掉。俄罗斯尚且担忧中国移民会成为其远东领土上的隐忧，东盟也在美中之间实行以此制彼；日本短期威胁来自朝鲜核武，长期顾虑的还是中国壮大。如所共知，日本地狭人稠，资源稀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原油仰赖进口，运线都经过中国东岸外围。中国尚且担心美国独霸中东影响能源运送，日本对两岸变化更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样，加上第二个理由：美国扮演貌似公正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既然已经驻军数十年，日本继续搭便车，联美制中也就是顺水推舟之事。
　　
　　迩来北京也正确地看到，美国在日驻军对区域稳定与北京的利益并非全是负数，事实上美军也起了监视日本动态的作用。很多美日军民纠纷，使双方也颇为苦恼。基于预防中国挑战，节约美国实力，许多美国战略家建议华府推卸制度霸权的责任，让霸权下的二级大国互相牵制，美国则可谋定而后动。克林顿与小布希两届政府逐步鼓励日本行使用“集体自卫权”，不可大赚美元之余还想不付成本、“专守防卫”。这种设想，正好与日本新世代政治人物渴望扮演“政治大国”的企图不谋而合。地缘政治的脆弱、美国保护的既成事实、朝鲜核子战略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经济的迟滞等体系结构的因素，共同使得调整中日关系十分艰难。
　　
　　美国学者正确地认识到，祇有“权力平衡”不足以分析国与国的关系变化，所以加上了“威胁平衡”这个意向性因素，希望减少各大国受美威胁的感觉，增加他们受彼此威胁的认识。同样的，祇凭实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中日调整关系有多困难，否则合纵反霸早该发生。易言之，“关键在人”。也就是说，历史文化因素深深地加重了威胁感，连带地窒息了合理的战略调整。
　　
　　中日关系的历史纠葛与文化紧张
　　如所共知，日本文化带有大量的“中华因素”。“君子之国”的“圣人之道”，是日本初次迈向文明藉以遂行文化创新的基础。西人东来之前，日本、越南、朝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秩序主要的外缘国家。这些国家时而接受中国封授，也在自己的周围模仿地创立了小朝贡体系，自行建立封建森严的“朝廷”。丰臣秀吉还曾以三皇五帝继承者自居，与满清一样想要问鼎中土。加上日本不若越、朝邻近中国，“日出之国”的小朝贡体系心态更是根深蒂固，还想与“日没之国”——中国天子平起平坐。但“锁国”并不能抹去日本文化中的中华基因，自尊与自卑纠缠的文化病症遂难以抹除。
　　
　　西方船坚炮利挑战中、日，日本以“谢絶亚洲之恶友”、“脱亚入欧”的现代化道路获得了畸形、暂时的成功，一时自尊心理恶性膨胀，但立刻发现欧美并不衷心接受这一“东洋”新贵，祇好回头炮制“大东亚圣战”。但无论如何是不愿与中国平等相待，还要侵略剥削中、朝以逞其“皇运”。终于迫使欧美与中俄联手，日本空前惨败。无奈美苏立即进行冷战，华府要扶植日本为附庸；大陆发生革命，走上苏联模式，展开新一轮对资本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些发展都为被迫实行民主的日本重回“脱亚入欧”轨道保留了一线希望，还有日人因此自夸是“耸立在亚洲这巨大垃圾堆里的唯一大厦。”日本的自尊以屈居美国之下的状态，获得某种奇怪的补偿。
　　
　　但是八○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崛起，引起美人疑虑与谈判压制，引发“日本可以说不”浪潮，一时欧美妖魔化日本的舆论极为流行；倒是中国收割了毛、周、邓特意经营的中日关系，日本也是八九年风波后首先解除对华制裁的国家。可见外交家的威望和善于审时度势、权衡轻重，可以超越结构困境的限制，转化不利的文化因素为有利的尊重甚至仰慕。可惜日本政治家缺乏西德人的智慧，抓着“台湾依国际法曾为日本领土”、“国府一九三七年还未与日宣战”、“南京守军抵抗过度”、“屠杀人数统计不符”等无关人类文明大是大非的枝节，宁愿对南韩道歉，用“海外援助”收买，也不愿向“中华思想”低头；但面对遗留化武伤人的铁证，又无法抵赖。真正是贻误了自己走向“正常国家”的契机，沉陷在无法“总结过去”的泥坑中。
　　
　　在传统世界里，外交是领导人的专利，具有高度隐密的特性，日人自误的代价尚可由有远见的外交家们弥补。九○年代后，大陆、日本、台湾各方面都正进行着世代交替，民情舆论对政府决策参与的要求也急遽增长。私相授受的秘密外交优势大不如前，青年们对集体与个人的自我认同要求又如此强烈，这就从多方面增加了理顺北京——东京——台北关系的障碍。但若能对主客观环境有冷静周延的认识，用“势”絶非不可为。
　　
　　三种战略原型的竞合
　　目前存在的中日关系主张，与中国调整中的大国自我定位及其衍生的全局战略紧密相连。可以区别出的三种战略原型互相存在着竞争与补充的关系，重点是在适当的时机和领域，掌握住其轻重缓急。  
　　
　　首先是立足于“体系大国”的权力平衡战略原型。其基础自然在于壮大本身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和经济实力。“软柿子”无论如何是没有资格喊价的，但是除了“落后就要捱打”，还要看到“孤立也要捱打”。要想避免不利自己的“权力平衡”出现，光靠自己加码贴金是不够的。一个被人看透其动向的国家可能就是最被动的“孤雏”国家，了不起也就是个“侧翼”。应该看到，支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可以解消日本右派离间美、中的迷梦，而保有调整中、日的弹性也可以减少美中对抗时美国的把握。祇计算格局比重，就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算是瞭解如何建设真正以结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体系大国”。
　　
　　其次是立足于“负责大国”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战略原型。其基础在于开发利益交集，延长合作博奕，进而参与建设博奕制度，降低互动成本。说到底就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负责”不是盲目付出，而是着眼于长治久安。尤其中国久居亚洲朝贡体系中心，虽在甲午战争后失去光彩，至今也不过一百年，周边邻国千余年的历史记忆犹存。虽然中国着重朝贡贸易而非领土征服，也因安土重迁而不屑发展海权，但接受西方强加的国际秩序以后，与周边各国存在领土纠纷也是事实。作为力量有限的区域大国，仅仅坚甲利兵和合纵连横，祇会加深邻居疑虑，招来遏制的“安全困境”。北京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表现，则赢得邻居与列强的掌声，今日遂可换得人民币不升值的空间。北京应对东京与台北也应有相同的策略，冷静评估对方的内外处境与需求，给予参与感和责任感。保持晓之以理的耐心，说之以利的信心，不但不是一厢情愿，反而是常保主动，塑造自己文明、进步、稳健的形象。
　　
　　第三是立足于“反对大国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批判式思考。中国身为大国而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早年面对两极封锁而能赢得众多友谊，这一思想态度功不可没。今日北京坚持落实睦邻友好，正是要以大国之姿做好“永不称霸”的负责榜样。如此也可以在国际论坛中调和鼎鼐、赢得掌声，进而徐图改进不公正的国际秩序。
　　
　　举例而言，在朝鲜半岛核武问题六方会谈里，中方又一次扮演了举足轻重、公道稳健的的角色：如果中国衰弱，则五国定不肯齐聚北京；如果中国因地缘利益偏袒平壤，美、日、韩必无走过场的意愿；如果中国错把对美的“重中之重”和自己的“老大哥”架式强加于朝鲜，则朝鲜恐宁愿让俄人为东主，中国将在重大边防安全上陷于被动。以往日本并未被考虑在朝鲜问题上扮演政治谈判的正式角色，日本政界为选举考虑，对中、朝颇有烦言，在相关议题上更唯美国马首是瞻；现在北京同意美国建议让日本入场，或许就是扭转近期彼此紧张关系的出发点。
　　
　　再以日本政客最为顽固不智的“靖国神社”问题为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罪无可逭的战犯竟仍受到国家的肯定，这种心态任何文明国家都不能同意。不过依照“负责大国”的恢弘气度，中方除了批判之外也应给以出路和诤言。英国帝国主义早年侵略亚非拉弱小民族，至今其“帝国战争博物馆”与圣公会各大敎堂，仍陈列有相关文物和追思为“维多利亚女王陛下与帝国”阵亡官兵之碑牌。野心并吞欧洲各国的拿破仑，其灵柩还放在巴黎市中心。中国学界与民间除了对这些强权政治现象应有一体认识和批评，也不妨期许日人先将战犯逐出神社，明确表示对二战侵略的态度，并鼓励其另行成立类似和平博物馆之机构，以文物展示战争之罪恶和残酷，让崇拜战争与追思亡者可以划清界线，以此作为“新思维”中，日人应该负责“总结过去”的初步、明确、可行要求。以日本务实而崇仰魄力人格的心理，当会对此提议有如对蒋介石一样的善待。
　　
　　总之，中日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北京对外政策目标里，具有牵动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要份量。若能化被动为主动，将能调动各方的弹性而创造“多赢”局面。这有赖人们以耐心智慧，理出不同事态下不同战略原型的适用比例，尤其要避免因误用而造成战略力量的相互抵销。为此长计的根本之道，还在于稳妥而坚定地抓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开朗健康的内政氛围是塑造最佳战略竞合的土壤，相信有识者皆对此寄予厚望。
　　
　　（原载《中国评论》二○○三年十月号，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博士，英国雪菲尔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