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又在发难了，这次他们针对的是行政当局开放陆资来台的政策。他们声称马政府开放陆资来台，让台湾安全大门洞开，更可能让台湾逐渐香港化，甚至会伤害到个人隐私权和企业机密等；总之，对台湾影响很大。 

　　令人奇怪的是，这次率先在党内出来发难的，竟然是民进党内一向对两岸关系持较开放态度的新潮流系的代表。岛内舆论认为，新系的转向，意味民进党的内部因素胜过外部因素，未来党的路线将逐步朝强硬方向发展。这个讯息对于民进党来说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因为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开放陆资来台，对于促进台湾经济的复苏、扩大两岸产业合作，稳固和发展两岸关系，让台湾的未来更上层楼，都具有十分正面的意义。市场和投资人对此项政策反应热烈，台湾股市应声大涨一百四十余点，民众也普遍对此持欢迎态度。难怪会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实际上已在价值观上站在少数的一边”。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何以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其中究竟出现什么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认为，民进党今天之所以在岛内丧失了两岸关系方面的论述能力和主导权，究其主要原因，有如下数端： 

　　其一，是民进党误判当今国际发展大趋势。今日世界，和平与发展方为主流；而分裂与对抗，则始终是国际社会的逆流。民进党在其尚未成型的“党外时期”，对此还有清醒的认识。及至借台湾民主化潮流快速发展之后，一味以对抗思维、斗争手段来处理台湾内部政争和两岸关系，沉醉于眼前既得利益中。在其借国民党内部分裂势力暗助仓促上台后，适逢美国右翼势力当道，在国际上大肆推行“单边主义”，悖离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而民进党正是在此国际逆流的背景下，严重误判国际大势，在分裂和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落得“麻烦制造者”的国际名声，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仓皇下台。 

　　其二，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模式出现重大偏差。在民进党看来，中国大陆是阻碍他们实现台独的最大障碍，因而是“敌人”。他们不仅重拾当年国民党“反共”老牙慧，还加上“反中”的新意涵，使自己处于内外矛盾的焦点；最后采取了愚蠢的“闭关自锁”政策，将台湾带入死胡同。下台之后的民进党仍不思悔改，他们的思维，仍是过时的冷战思维；他们的逻辑，就是简单的“你赞成的我就反对”。因此面对国民党的两岸经济开放政策，他们提出的竟是“连接世界还是依附中国？”这样幼稚可笑的反应。殊不知今日中国大陆早已与国际社会连为一体，事实证明，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连接中国大陆，就是台湾通向世界的最短路径。 

　　其三，是民进党缺乏自省能力，逐渐僵化、老化，被党内极端教义派（所谓深绿）所挟持。民进党至今未能好好反省究竟八年执政的失误和偏差在哪里，为何在其发展的一路顺境中却栽在执政的八年中？答案本来很清楚，最大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无法面对和正确处理两岸关系的结果。而深绿们不肯认输，不愿直面这个现实，他们不断的以谎言欺骗追随他们的民众，以制造冲突来创造议题，模糊焦点，企图以省籍矛盾作为他们败部复活的突破口。在此一厢情愿的考量下，两岸政策成为其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殊不知时事变迁，今日之两岸关系，不仅与台湾未来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台湾民众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民进党这么做，在短期内可能还有一定效用；但从中长期看，不仅是失策，更必定会拉大与民众的差距，加速自己的边缘化。 

　　明白人都可以看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已经成为制约她未来发展的最大掣肘。在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后，两岸已经进入了大合作、大发展、大和解的时代；任何逆此潮流而行的政治团体和党派，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 

　　管理学上著名的“水桶理论”告诉人们，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是那只最短的桶板。两岸政策，就是“民进党水桶”上的那块短板。它不仅严重制约了民进党未来的发展，而且有可能决定民进党未来作为一个政党存在的最高价值——是否执政的关键所在。因此，民进党要想继续发展，终将不得不面对和重新构建自己的两岸关系“桶板”。 

　　事实上，这个严峻的现状已经为民进党内有识之士所重视。就在新潮流系提出反对开放陆资的中常会上，来自基层的中常委陈明文却提出：选民对陆资来台有很大的期待，不要把选票赶走；另一位现任民进党重镇台南市长的许添财也在接受访问时大胆提出：民进党需要有“中国政策的冒险家”，“以牺牲精神去开拓到中国之路”；而前民进党重要领导人吕秀莲则在美国表示，“最近两岸关系变化太大。如果民进党选择对未来两岸关系不缺席，而且要积极参与的话，那就应该做好准备工作”。她还说，近年来大陆变化很大，领导人的思维也不断地在改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已在密切交往，民进党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去了解。未来两岸关系民进党不能缺席。 

　　出现众多不同的声音，表明民进党内思潮激荡，一场思想大辩论不可避免。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民进党能站在时代和民意的高度，与时俱进，认真讨论、研究和构建新的两岸关系论述和政策主张。毕竟，这是台湾人民的希望和利益所在，也是一个负责任政党应有的理性行为。 

　　（原载2009年8月号《中国评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