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台政策的三大变化
　　民进党执政后中共统一政策的目标没有变化，但服务于统一政策的对台政策则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比较重大的改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原则问题的调整：所谓“原则”，两岸关系之间当然是指“一个中国”原则，中共当局一直坚持的原则问题是不变的，然而近年中共在表述原则、实践原则的方法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表述原则方法上的变化就是指中共当局对“一中”原则内容解释上的变化。现在的新三句已经载入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等于正式宣告了此后中共坚持的“一中”原则是以新三句为内容。而新三句与以往“一中”内容最大的差别在于：旧的论述是以政府的立场为国家的立场，这是胜利者的表述，是从中央政府的立场的表述方式。而新三句是从国家的立场来表述，在实践原则上也明明白白指出“一中”原则的适用有其范围；在经济互动、文化交流的领域可以不涉及“一中”原则的问题，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就是“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尽早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最具体的就是“两岸三通”议题上可以不处理原则问题。此种区分式的实践原则的方法，在以往的中共历史上处理原则问题时是绝无仅见的方法。
　　
　　第二，策略问题的调整：所谓“策略”，在两岸关系上主要是指中共对民进党的策略。中共与民进党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所以在民进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之后，中共与民进党之间就是一种冷战式的敌对关系：互相猜忌，缺乏认识也互不瞭解。到了前年元月二十四日钱其琛副总理在发表江八点七周年谈话的时候，虽然由于台湾当局仍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因此排除了“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说法，但是钱明白地说：“近年来，尽管台湾政局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这一基本政策（江八点）没有改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加强交往和对话。这种交往和对话，旨在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瞭解，有助于营造两岸关系的和缓气氛，有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我们认为，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是有区别的。我们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前来参观、访问，增进瞭解”。这是中共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愿意与民进党沟通对话，同时也提出建立经济机制的说法，这代表中共对民进党的策略调整；其次就是在“三通”问题上从不必涉及“一中原则”，到以两岸航线定位，再到直航之后可以允许外商以合作、合资等方式参与经营，这都是策略的调整，再次就是在今年春节包机问题上的让步，在在凸显中共对民进党政府的弹性大于对原先的国民党政府。
　　
　　第三，作风方法的调整：作风主要是指中共对内的相关议题的宣传，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一九九六年李登辉私访美国发表演讲，一九九九年又以“两国论”挑衅，中共的反应十分强烈，有武吓有文攻，停止汪老的访台，两岸关系也明显后退。而相较于二○○二年八月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我们发现中共的反应就小得多。中共的反应前后不一，作风迥异，而且在陈的“八三”讲话之后未久，对民进党人士访问大陆也就开放，其中所显示的差异不能不使大家颇感意外；而且不但是开放访问之行，特别是根据许多知情人士的反映，大家都觉得这一段时间两岸气氛比较宽松，比较和谐。
　　
　　台湾的两种回应
　　中共的政策变化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和从台独的角度来看，出现不同的反应。
　　
　　（一）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
　　
　　第一，中共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新三句是承认两岸之间仍处在法统之间的阶段。由于内战的状况在法律上并未结束，因此中共从原来战胜者的位置退下，重新作为“中国”法理上的竞争者，因此两者的地位自然是平等的。所以从中华民国的角度会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善意的变化，也因此祇要两岸都承认是“一个中国”，则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就可以被中共所接受，而且也不会有“两国论”和“一边一国”之虑 。然而在此种情况下，两岸之间如何从原本的相互否定对方来维护的“一个中国”，转而变成共同享有的“一个中国”原则呢？中共的建议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谈判，而且谈判的逻辑是从结束敌对状态比较模糊的两岸平等到两岸透过谈判建立互信之后，去探讨两岸在国际经济上的平等以及两岸比较明确的政治定位，所以“一中”原则新三句从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对民进党让步的策略，毫无疑问从政党利益的角度，有些人对中共此一策略的转变是没有预期的，自然也有若干突兀的感觉。然而由于中共并没有放弃“一中”原则 ，因此此一转变并没有迫使中华民国出现失去立场的尴尬。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此一策略的转变对民进党政权也是一项考验。因为凡是民进党愿意与中共接触，这就代表他们不是意识形态型的台独，从而可以突显在台湾以“台独”为意识形态的人士是少数派。在“三通”的议题上同样是对有政党利益考量者，除极少数有若干反对之外，绝大多数是没有任何正当的反对理由；同时“三通”的推动，也证明了李登辉的戒急用忍以及民进党目前的两岸经贸政策的错误。换言之，“三通”政策从中华民国的立场也不会有反对的理由，甚至在某种意义应该会希望在近年以来可以开启先期的谈判。
　　
　　第三，在宣传方法的调整上应该也代表中共对台工作的成熟度已经提高，另一方面也看到民进党政权的党、政高层的立刻的处理、消毒，也证明了“台独”之路是不可行的事实。而且阻止“台独”不仅是中共，也包括了现阶段的美国利益的考量。因此从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中共在宣传方法上的调整是有助于两岸不以国家的对等形式之外的政治理性，探讨其他的可能性。
　　
　　（二）从台独的角度来看，则相对负面得多：
　　
　　第一，对中共在原则内涵的调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具意义的调整，也与台湾无关。因为他们是反对两岸关系是在“一中”原则下的关系；虽然在法律上、现实上不可能做到是两国关系，但在心态上、认知上绝对是两国状态，而且也必须在国际上、两岸间处处去凸显是“国与国”的关系。为了建立此一共识，他们强调在内政上要有许多反中国、去中国化的配合措施。在此一心态和认知上，中共的原则调整不但不会被视为善意，甚至根本视为是一种阴谋；如果有一丝的意义，则代表祇要台湾坚持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将被迫不仅在原则的内涵上作调整，最终将不得不放弃一中原则。
　　
　　第二，在策略调整部分，这对台独人士而言则是必须十分警惕的坏消息。“三通”影响台湾的安全，因为一旦三通，在台湾就无法培养对中国持续的敌意，他们这些年因为攫取了某些资源所做的“建国”的努力都有可能因“三通”而抵销。“三通”之后必将是大陆人士来台观光的开放，大陆投资的开放，于是两岸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热络交流时期。此时的两岸关系必将对“台独”意识的建构灌输形成巨大的阻碍，则所谓“台湾独立”的希望势将更加渺茫。所以他们是全力阻止，否则也将全力拖延，以反对换取时间，以杯葛抗拒潮流。是以从“台独”的角度来看，中共调整完全是非善意的；而且他们告诉台湾人民这是代表中国政府需要台湾，有求于台湾，因此我们完全不必上当，也不可以上当。他们也鼓吹直航不是台湾经济的救命良方，而是吞噬台湾经济、并吞台湾领土的方法，以便使民众加入他们抗拒“三通”的行列。
　　
　　第三，在宣传内容调整的部分，对“台独”人士而言，中共的调整代表中国的色厉而内荏。他们认为中共在宣传上的改变和调整就是一种对内的敎育，逐步调整其一中原则，以便将来不危及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基础与合法性。因此台湾要做的不是去期待中共宣传内容的调整，而是必须在目前台、美友好关系气氛下，对内加紧国家建构的种种努力，对外加强对美日的靠拢，以便在外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台湾自己的国家。
　　
　　民进党的选择
　　之所以在台湾对中共的政策变化会出现上述两种不同的反应，原因固然很多，然而其中有一个很根本、很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民国”是作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可以自觉地从两岸利益中来独立思考对台湾的利益；反之，主张台独的人虽然口号上自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在心态上和认知上都祇是一个反中亲美亲日的心态。为了“反中”，所以就看不到或是不愿看到自己的主体性受美国挟持、受日本欺侮的部分。因此在思考台湾的根本利益时，反而不能眞正为自己的利益来独立思考，而陷入以美日利益为前提的思考模式，因而也就无法抓住中共的弹性，扩大中共的弹性，以便为台湾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从上述的反应，看起来民进党政府的做法是列宁所说的“进一步退两步”的策略，他们在原则问题上倾向台独人士的主张，但在回应中共的策略和宣传上则有自己的盘算。
　　
　　首先，在策略调整部分：从本质上是十分赞同的，因为“三通”谈判如果启动，民进党政府就可以排除外界对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能力的质疑，对选举而言也不会是一个负数；因为在野党无法以两岸关系作为攻击的口实，台湾的民众也相信不会有卖台的忧虑。但是问题在于不知如何启动、何时启动，而且由于相互不信任，因此双方迄今为止都仍对对方“三通”的诚意和政策动机存疑。所以中共的让步在民进党政府看来，可能祇是另一种压力，于是民进党政府在这一方面反而更加审慎，更加小心。
　　
　　其次，在宣传方法上的调整：对民进党政府而言，他们会认为民进党让步也很大，中共也没有领情，例如“四不一没有”的宣誓，如统合论、经济合作机制、稳定和平架构等等，大陆当局也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因此大陆祇是消极的不开骂，并没有其他积极面的两岸宣传，反之在飞弹的布置、外交的打压，在动作上更积极。所以民进党政府时时提醒台湾人民注意到两岸的紧张、中共的敌意，民进党政府的对策可以说充满选举的考量，根本欠缺一个长期性、根本性的台湾思考，不过这也是目前两岸关系一个共通的问题。换言之，两岸关系以目前的结构能维持此一局面，不出现逆转，应该说是两岸都释放在结构论述中所有可能释放的努力。
　　
　　建构新型两岸关系
　　如今中共的政权从党到政可以说已经全面改组，虽然权力的交班尚未完全完成，但已经是一个新世代的开始；而且台湾也即将面临新的选举，此一选举原本在各方面都认为可看性很低，但由于“连宋”配搭的方向已定，而且按台湾目前的政治生态来看，此一选战的精彩程度大增，是以在未来也必然牵动两岸关系的走向。事实上未来几年的两岸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对大陆特别是对台湾的前途走向是十分关键的几年，如果在未来可预见的几月中，两岸能建立起某种稳定的、互动的、和平的架构来共同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则中国大陆的发展必然少去许多不必要的牵制，专心致力于大陆内部的发展，特别是可以专注于西部大开发；对台湾而言，则代表了前途的确定感。有此确定感，对台湾而言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台湾可以按自己的地理区位理性地规划台湾的世纪发展战略；第二，台湾可以全心全意拚经济，提升自己的价值。如此一来台湾内部才有可能建立出一个理智的、理性的讨论两岸议题的空间，寻找对台湾最大多数人有利的政策来推动两岸关系。有关这一点，我们在台湾的选举过程已经看到某些政党的候选人已作了若干阐述，提出了若干的愿景，相信在台湾的整个选举的过程中，必定会展现出一定的份量和动力。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都将影响台湾的新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思考和作为，关键在于两岸新一代的领导人应该以何种思考来迎接必然到来的新两岸关系。
　　
　　首先是必须想定未来的两岸关系，而不能祇有策略的两岸关系。简而言之，中共的新领导人应该思考十年后的两岸关系应该是何种面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十年之后的两岸关系；除非在这期间有十分巨大的变数，否则两岸之间在“统、独”议题仍将不会有具体的结果。不过透过“三通”的促成，透过两岸多层次谈判的启动，透过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之后军事胜利而政治受损的格局，透过中国大陆自身不断“改革开放”的能动性和成果，以及两岸之间经贸互动的内容和质量的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届时的两岸关系将比目前的关系更能受制于两岸自身，而外力的干预将相对弱化（当然不是消失）。在此种情境之下，两岸关系有可能因着新经济关系的变化而迫使上层建筑有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届时可能两岸之间需要一个操作性较强的“和平架构”，在此平台之上必须有政治、军事、经贸、文化四种条款的保障，来巩固双方和平的平台。
　　
　　也许有人会认为过去两岸互动了十年，结果还不是一事无成？然而个人以为今后十年两岸的互动将有两种可能：一是台湾民进党继续执政，则在一段时间内两岸经贸关系和两岸政治关系仍然各行其是，但是民进党在台独的试验道路上再有四年如果仍无所成的话，终将在两岸政治关系上必须有新的尝试和选择；二是台湾出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在新民意的支持下，两岸当局理应在和平上有所进展。总之，未来的十年在两岸关系上是十分关键的时期，如果我们以过去十年的冲突、摸索为基础来反省、来规划，则未来的十年就会是两岸自主规划一个和平愿景的十年。也祇有和平的两岸关系才有可能排除外力的干预，反之自然就是受制于外力的两岸；因此两岸之间的外力介入不是因为外力的强大，而是因为两岸冲突和矛盾。这是第一个必须反省的。
　　
　　其次，必须对两岸关系有超越国家直面政府的思考方式。以目前的两岸关系而论，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两岸都将国家视为终极的解决方案来思考化解两岸紧张的唯一之道，而国家的关系在目前典范中祇能是一种零和的游戏，所以这不是解决两岸困境的方案。然而在当代的政治趋势下，国家的职能已经出现变化，而政府职能也出现调整。有趣的是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更明显变化，国家和政府出现分离趋势。相对而言，国家是人民的，而政府则是可变动的；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而政府祇是暂时的使用者，其使用的方式是以治权方式加以表现。以此来看，其实承认国家和承认政府也是可以清楚区隔，以中共的立场而言自然不能承认中华民国，但是可以考虑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管辖权，则“中华民国政府”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另一个有统治能力的政府，是中国下另一个公法人。这就可以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政府”在一 中原则下如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定位问题，此一思考在政治上可以满足“一中”原则，也满足台湾要求的对等原则。在台湾而言，即中共在“一中”内涵的新三句中，既然在最后一段已经从法律上暂时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的说法，则这里所强调的“一中”原则目前就可以被视为在内容上祇是一个尚待充实的过程，而非主权实体，因此台湾也无需加以否定或挑战。此一原则实在对台湾的主体性也没有太大的压制，双方都是直面政府的方式，而不挑战“一中”原则。两岸之间主权与治权被视为所有权和使用者分开的思考方式，则两岸即可以按此想法来思考问题，寻找解决之道，这也就是两岸暂时搁置政治争议的做法。
　　
　　其三，对中共而言，在两岸关系中必须完全超越台湾政党色彩的考量。台湾在选举制度的推动下，逐步朝向以四年为一周期的党派政治运作之中，如果中共心中仍有政党的偏好，中共的对台政策极可能迁就甲而失去乙，则中共的对台政策就祇能是两岸关系的依变项，因此也就无法自主地处理两岸关系；反之，在考虑对台政策时，必须以两岸为目的，则其对台政策就能超越台湾政治的变化，而从长期的角度来建构和经营一种长久的两岸关系。对台湾而言，也同时必须超越党派的考量，才能眞正摆脱选举的顾忌，从而达到有利选情的目的。
　　
　　回顾过去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岸之间都曾经失去不少的机会。个人以为两岸的政治人物、专家学者都应该趁着新人就位以及台湾当局的新可能性之下，好好反省以往错失的机会，检讨错失的原因，才能有效把握未来的可能机会，创造两岸人民需要的稳定、和平和发展。果如此，两岸关系才能眞正回到两岸自己的手中，而外力就自然而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必须扮演助力而非阻力的角色，这才是两岸之福。
　　
　　（原载《中国评论》月刊二○○三年四月号，作者系台湾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