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即将走完最后二年里程，人类即将告别二千年文明史的最后岁月。这是一个严肃的时刻，所有有识之士，几乎无不停足回首、反躬与展望，以新的姿态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以期在未来千年的第一个世纪中寻到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带往二十一世纪，这是所有政治家正在思考的，也是必须思考的！
　　
　　辞旧迎新，是人们告别昨天寄望未来的良辰；世纪之交，是人们卸去沉重的黄昏。十三亿炎黄子孙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先人的嘱托，后人的期望，注视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将作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择。
　　
　　将一个什么样的两岸关系带往二十一世纪
　　前不久结束的中共“十五大”，其报告是一个引导全体中国人民健康走向未来的一个跨世纪纲领，这个文件虽无多笔墨来谈两岸关系，也许也没有太多“新意”，但它紧扣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时代主旋律，抓住了中国人少有的机遇，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淡化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凝聚了民众的最大共识，深合国际潮流和主流民意，最大程度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在世纪之交，高举起了理想、文明、道德、现代化旗帜，正确把握了中国前途与命运，这也包括和涵盖了二千一百六十万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可以说为世纪之交两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严格地说，在中国人面前并不存在两岸问题，祇有一个中国前途与命运问题，说到底这确实是一个制度之争问题。倘若中国大陆在世纪之交能正确把握命运，把自己的制度建设得更好，就会有灿烂前途，就会人心所向，统一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在此之前是如何推翻一个旧中国，在此之后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使命。但在解决后者问题上，我们用了比推翻一个旧政权更长的时间才摸索到一条正确道路，这就是从邓小平领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江泽民主导的“十五大”确立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道路。它为新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解决历史遗留的统一问题找到了根本办法，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立了更科学的国家学说与根据，强调了我们在长达一百年左右的历史阶段还不可能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多制并存。这证明了“一国两制”正符合了这样国情，而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将是谁也不吃掉谁，这必然为祖国的最终统一创造美好的条件。
　　
　　跨世纪的内政方针确立了，就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外政方针。所以，“十五大”刚刚落幕，江泽民主席即率众访美，跨出了建立符合中国二十一世纪战略利益的对外关系的第一步。接着李鹏总理访日，俄罗斯总统访华，接着又是江泽民主席访问加拿大，李鹏总理访问新西兰……短短几周，中国与美国、俄国、日本……成功地签订了一大堆声明与协议。中国要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必须调整自己的对外方针与政策，必须建立起一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中俄、中日……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关系，必须使我们对外方针更符合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稳定、平等与对话的潮流，与世界各国寻求更多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将一个健康的中美、中俄、中日……关系带往二十一世纪。
　　
　　十七年前，即一九八○年初，邓小平提出了八十年代三件大事，在这纲领性讲话指引下制订的内外方针，使中国成功地走过了本世纪关键的最后二十多个年头。如今邓小平虽然去世了，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更高举起了邓小平思想旗帜，及时在“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的战略纲领，在这个纲领下制订的内外方针，将一脉相承地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其意义同样是深远的。
　　
　　台湾问题尽管是中国内政问题，但它从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夹杂着国际因素，今日尤甚。因此我们同样要把台湾问题放到国际格局中去思考。如果单纯地视为“内战的延续与产物”，将无助于两岸问题的解决。所以，把一个什么样的两岸关系带往二十一世纪，不使其成为阻力，而使其变为助力，同样是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和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回避和必须思考的。
　　
　　两岸必须有一个跨世纪的良性互动的战略思考与调整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开放与多元，各个国家也越来越遵循国际准则行事，中国大陆与台湾都不能置身于外。中国尊重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将致力谋求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对话，这样，即使中国准入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也会为中国提供舞台。中国未来最重要的两件事是：现代化与统一。不现代化即会挨打；不统一，现代化就会受制于人。但这两件事的解决，也必须遵循国际社会的准则，对抗与封闭，再也无济于事了。
　　
　　面对中国“十五大”后的国际攻势，世界舆论反应不一，连美国内部也分成二派，台湾则有人称：“北京已别无选择地必须更进一步进入以资本主义为组织原则的世界秩序中，而不能再以捍卫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由，抗拒和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来往”，而美国“也别无选择地必须把北京拉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政经体系中，以便于能稳定或增加美国的国家利益”，“双方可以在政治经济领域按现实主义的原则既合作又有对抗，去争取己方最大的利益”（台湾，李英明《国际政经体系下的克江会》，见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这样的分析不全正确，但也不无道理，因为文章进一步指出了台湾的尴尬，文章说：“过去台湾都是以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而北京准入国际社会的结果，北京就会和台湾争夺在全球主流价值领域中的位置。”不管怎么说，时间与力量对比，对台湾来讲不啻是巨大的威胁，台北的何去何从，必须有明确的选择，统一对中国大陆越来越有利。
　　
　　中国大陆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与对外关系调整，将有助于重建两岸关系，使台湾越来越难以利用“国际因素”，也使国际社会难以利用“台湾因素”。这次“江克会谈”，克林顿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及“三个不支持”，并呼吁“两岸关系应由两岸自行和平解决”，希望两岸进行愈早愈好的谈判，这无论如何是有利于两岸问题的解决。虽然中美关系的修复，不等于两岸关系的解决，但它为两岸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关键还要看两岸能不能在这样的契机下都有一个跨世纪的良性互动的战略思考与调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考与调整，两岸关系依然难以步出阴霾。台湾当局尤其要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的选择，不能再逆向行驶了，不能再沉湎于情緖化的发泄之中，不能再寻找遁词而拖延了，成为少数偏执狂的殉葬品。正如台湾《工商时报》社论（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日）所言：“整个形势显示，在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共增加合作减少冲突的的既定政策下，已安排好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架构，既不允许中共无端诉之武力，也不容许‘台湾因素'破坏中美关系，台湾如何在这一大框架之下找到自己的出路，很值得细思量。”
　　
　　两岸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统一繁荣富强的民主文明的新中国
　　世纪之交，新旧交替，总是一个出思想出智慧的时期。一百年前也是如此，孕育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此结束了二千年帝制。但人们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战争与对抗后，终于认识到和平合作的重要。不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是步入“后时代”，一个多元化的多极化的世界新格局已经形成。世界的变化，亚洲的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步入二十一世纪提供了一个良机，十三亿中国人民要求摆脱贫穷落后奔向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尽管共产党人过去并不相信“机遇论”，也不得不高呼“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人们雪洗百年耻辱要求统一的愿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这一切也许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中国人孜孜追求的不祇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形式，而是始终在寻求一个现代化文明的政治秩序。国内经济特区的出现，及九七香港的回归，九九澳门的回归，直至台湾的和平统一……这一切不仅是实现世代夙愿也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探索和塑造中国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以更宏观更具世界眼光更宽阔胸襟来思考，来完成最终的统一和缔造一个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我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仅是主权不容分割，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最高利益的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正如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在“十五大”上海代表团小组会上所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所有“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新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曾被分为澳门、香港、台湾、大陆多个地区，实行着不同的制度，成为不同的战场和经历不同的战役，然而，在一个中国的地缘、乡缘、血缘、文缘、俗缘联系之下，在两制并存的政策之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两岸三地可以“和而不同”，继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互为“窗口”与“桥梁”，以适应这多元、多极化的世界新格局，以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完全不用假外国人之手，这是邓小平的深睿，值得我们循此深思！
　　
　　台湾是祖国领土一部分，谁要指望十三亿中国人会允许台湾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那是浅薄得不知中国为何物，这也祇是极少数人痴想，具这样情结的人恐怕也是最后的“遗老”。但是，对于历史造成的两岸现状，我们也应予以充分理解。不如此，也是不知台湾为何物，徒增盲点，也会造成曲折。因此，我们主张三尊重，即一要尊重各自不同的历史经历而造成的文化性格与现状；二要尊重各自不同的现实与生活方式；三要尊重各方的利益，即谁也不吃掉谁，是博弈的双赢。
　　
　　应该说邓小平理论还远远没有被双方接受。台湾总有这样一些人先想从“三民主议”统一中国，后想让大陆统一到台湾“民主制度”之下，这是以小吃大，实在不智；同样，希望把台湾封住、压住、拖住、困住，待到中国强大到台湾不敢说不，这是以大吃小，也不合邓小平原意。两岸问题的出路是统一，但目前统一的基础很薄弱，台湾百分之七十左右民众对此尚存疑虑，我们要清醒看到除了要继续加大反分裂斗争力度外，还有许多民意工作待做。统一是一项艰巨长期的工程，加上台湾还有这么一点经济实力可供“务实外交”和“武力保台”驱使，因此，当务所急是怎么建立起统一前的良性互动准则，确保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利益，不因两岸问题上的不智而丧失机遇。
　　
　　台湾眞正的出路和利益只有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才能得以实现。事实证明，祇有回到祖国怀抱，才能眞正享受主权的尊严，香港回归后才眞正享受香港的尊严，作为特区首长的董建华不论在港、在内地、在海外，不论是出访还是参加国际会议，他堂堂正正走出去，光明正大作演讲，均享受到巨大的荣誉与尊严；完全用不着偷偷摸摸出去，用不着大把花钱买外交，其风光是李登辉无法比肩的。同样，祇有承认“一个中国”，以强大祖国为后盾，实行三通，台湾经济才会更繁荣，人民生活也会更美好，这十年两岸交往中，台湾从大陆获得七百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不以祖国大陆为腹地，搞戒急用忍，台湾经济会有出路吗？一个大中国，涵盖台、港、澳，无论如何优于一个小台湾，而坚持分裂，是没有出路的，祇会因“家不和，受人欺”，台湾民众这么多年的经历难道还没有饱尝此味吗？世界的主流、中国的主流、台湾的主流，必须不是追求对抗，而是渴望安定与繁荣，这就是主流价值，任何国家、政党都不能自绝于此，任何人祇要偏离于此，就会失去人民的选票和社会的欢迎。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是代表这种主流价值，也正因为是确立了“和平统一”方式，中国大陆必须作出必要的让步。而台湾再也不能生活在少数人情緖化与非理性的阴影之下，中生代和更年青的一代应勇敢站出来，与两岸同胞一起来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繁荣富强的民主文明的新中国。
　　
　　怎么弥补巨大的认识落差
　　两岸各自有无数条坐下来和平解决统一的理由，两岸都有恢复“两会”商谈和进行高层政治谈判的强烈愿望，但这样巨大的需求，并不等于有这样成熟的市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两岸尚存巨大认识落差，不予弥合，两岸关系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在尝试了各种促进统一办法后，又把希望放到谈判上，似乎祇有谈判能解决一切。诚然，两岸的谈判，不管是“汪辜会谈”、“高层谈"、“经济谈”、“政治谈”……都是有必要的，但两岸问题的解决，并不能靠单一谈判。任何单一论都会导致失败，因为在两岸问题后面有着复杂的成分，解决这些复杂的成分至少要求我们在谈判前，各自要有一个反思阶段，对对方及两岸问题本质要有一个清醒认识，从而对自己的政策做一个必要的调整，设法找到交汇点，弥补认识落差，引导民意理性思考，这也许是不可缺少的。
　　
　　当前两岸都“释放了两岸要解冻的讯息，好像明春眞要谈判，显然是华盛顿已不堪其扰，逼台北上谈判桌，以稳定台海形势”，而“台北在情感上需要与北京区隔，任何接触都会顚覆这种区隔感，故此间不具备与北京认眞协商的心理基础。当北京表示无不可谈的让步态度时，台北威胁反而更大，因为怕自己敌我意识消失”（台湾，石之瑜《谁来共享主权？共担义务》。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时报》）。台湾学者的上述分析是公允的，应该看到双方谈判的心理基础是不够的，何况对李登辉任何寄望无疑是与虎谋皮，而广大台湾民众的工作也还有待于时。
　　
　　两岸交流虽已满十年，但两岸分歧并没有减少，相反，对国家认同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十年“民间交往十分频繁，但这祇不过是浮沙上建造的大厦，瞬息间即可能快速崩塌”（《亚洲周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两岸应有解决自己问题的智慧》），因为这种交流“ 台湾方面总是希望给大陆人士来台，让他们感受台湾的自由、民主、进步、繁荣；大陆方面也希望安排台湾人士看一看祖国的大建设和民族成就。双方都抱着说服对方的心态处理交流”；“而经济交流的功利性太过突显，彼此自然出现疏离”（台湾，杨开煌《两岸交流应尊重市场法则》，《亚洲周刊》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凡此种种说明，两岸关系要全面修复，必须先进行总结回顾，修正观念，找到共识，作出政策调整，否则对话与谈判，祇可能出现三种结果——
　　
　　（一）依然是一场你追我喊的游戏。如同姑娘挑逗小伙子，而当小伙子若有所动，姑娘又逃之夭夭。这游戏已出现多次，尤其“汪辜会谈”中断后，台湾不断促谈，而当大陆眞有回应时，台湾当局又借词遁逃。这种欺骗民意和国际社会的手法，李登辉还会继续玩下去。
　　
　　（二）没有交汇点的伤神而漫长的谈判。无助于弥合情感和提升两岸关系，得不到结果，反而坐失机遇。
　　
　　（三）以失败告终的谈判，感情进一步破裂。因为谈判需要涉及许多深层次的敏感问题，而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做好让步与调整的准备，也缺乏民意共识，因而一触及旧伤即愤而终止谈判，感情进一步受挫。
　　
　　这也许是我过于忧虑的偏见，但是，对台湾问题背后的国际因素，对台湾政经、统独、流派……变化，包括对民进党的认识、对两岸认识上的落差，专致于现代化建设的十三亿大陆同胞无论如何还关注不够。大多数大陆同胞并不瞭解为什么台湾祇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赞成统一，不少人动辄还说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他们不瞭解两岸为什么不能以第三次国共合作来解决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一国两制”既可顺利用于香港必可顺利用于台湾，不认为我们至少要和台湾同胞共商一个“台湾模式”。我们对台湾的认识与瞭解甚至逊于美国和香港，我们做台湾民众工作也逊于做美国与香港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太多固有观念，而台湾有急于挣脱祖国版图的太多太大变化，这种认识落差是必须加以弥合的。
　　
　　几个必须跨越的台阶
　　统一是必然趋势，是人心所向，选择分裂就是选择战争。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不允许，世界也不会支持。台湾当局急于改变两岸关系，导致了两岸关系的渐行渐远，引发了冲突，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从大局出发来改变这种关系，是时势所趋，形势比人强，但这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来改变这种关系，有几个台阶至少是必须逾越的。
　　
　　第一，必须在政治上建立起理性沟通的渠道。从回顾总结十年交往着手，剔去障碍，寻找共识，共同来讨论两岸的前途和关系调整的办法，引导民意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为政治谈判奠定基础。因此建立一个眞正有利于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两岸论坛”并非不可取，还应有理性沟通的刊物等。江泽民最近多次提出：“在我们的时代，在今日的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独立平等的一员，彼此之间祇有承认差别，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利合作，才能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谋求共同的发展与繁荣”（江泽民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九七温哥华晚宴上的讲话》）。国与国尚且应此，何况两岸乎！我们祇有用理性沟通，才能认识差别，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利合作。通过谈判，签订从终止敌对状态的和平条约，到台商保护条约等，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和两岸外交空间等，广泛协商，从而增进双方的统一欲望。
　　
　　第二，要充分发挥经济纽带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和全球投机金融面前，两岸经济祇能加强，而不是“戒急用忍”。台湾学者张五岳在七年“二十余次民意调查中，发现祇要不在问题上附加任何前提，询问民众对直航问题的看法，均有半数以上民众赞成两岸直航，其中尤以工商业者对直航的需求为最高（达百分之七十八）；然而，若说明直航所涉及的安全问题或附加若干前提要求，赞成直航的民众仅一成至三成之间”（张五岳《三通政策兼顾国家与企业利益》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国时报》）。可见民意是被人为误导的。在三通问题上，民进党尚有人有明智之举，郭正亮公开提出：《三通谈判，开创两岸新局》（《中国时报》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罗列了三通谈判对台湾六大益处，并指出：“台湾应及早突破两岸僵局，以便在迅速崛起的中、港、台经济圈中扮演关键角色。台湾应主动提出三通谈判，由此逐步累积筹码，并开创两岸新局面”。在两岸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新中国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就两岸经济作出合理的分工与规划，而不再是单向的逆向的功利的驱动，以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立起新的民族情感。
　　
　　第三，扩大交流，增加瞭解，创造共识。“两岸应该尊重供需的市场法则，在自愿、共享、创新的基础上，重建交流的自主性，发挥交流应有的作用，所谓‘共享'就是将交流视为改正自己的偏见、扫除自己的盲点的方法，共创新的中华经济、中华文化。”（杨开煌《两岸交流应尊重市场法则》）。
　　
　　第四，外交休兵。当前两岸外交攻防战是两岸关系紧张的焦点，大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完整，台湾不惜耗费巨资扩大外交空间。中国大陆在外交上更加巩固和对恢复两会商谈更加主动情况下，“台北务实外交之所以快马加鞭，其实是希望北京自己打退堂鼓；不然，起码将来谈判时对台北敬畏三分”，（石之瑜《谁来共享主权，共担义务》）。其实，“台湾的务实外交终究祇能在中美所默许的国际乌龙下进行”（郭正亮《三通谈判》）。当然，台湾民众要求合理的外交空间与台湾当局借机制造“两个中国”不完全是一回事，对此最好办法是两岸坐下来自行协商，“对”与“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海外学人郑竹园提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已能掌握局势，应该扩大胸怀，把复兴中华民族作为远大目标，寻求两岸和平共荣的新模式”，“但近年双方在国际上互拆墙脚、大撒金钱的做法、徒然为拉、非小国敲诈勒索对象，对两岸国际地位无所增损，对双方经济发展毫无裨益”（郑竹园《中共应寻求两岸和平共荣新模式》，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时报》），这的确值得双方思索。
　　
　　第五，台湾问题中始终夹杂了复杂的国际因素。这些因素有冷战的产物与意识形态的文化差异，长期以来的东西方对峙，致使反共情结移为反华情结，加上“文革”之类失误，一变而为同情台湾情结。因此化除误解，向世界正确宣传我们的两岸政策，争取国际的认同与支持，依然是不可忽略的工作，同时特别要进一步做好美、日工作，也应由对台问题专家去做宣传，以改变他们的偏见，减少统一的阻力。
　　
　　总之，中国在世纪之交走向统一的进程中，需要有新思维，需要一步一步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将愿望变为现实，创造恢复“两会”商谈和进行高层政治谈判的基础，两岸关系再也不能滞后于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
　　
　　（原载《中国评论》月刊一九九八年二月号，作者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