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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友谊三世续好
——记章太炎、张继与连雅堂、连震东
本文发表于《人民政协报》2005年7月21日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应胡锦涛总书记邀请成功地访问了祖国大陆,他跨越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国共恩怨与两岸对立,高举了“和平双赢”大旗,为台湾民众指出走向两岸“和解合作共赢”新的选项,打破了台独垄断的“爱台卖台”的单一选项,也为国民党世代交替和重树方向找到了出路,其功甚伟。连战在大陆七夜八天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因而在台湾引发了“大陆热”,在大陆引发了“连战热”。连战来大陆携带了他祖父连雅堂先生的著作《台湾通史》,作为珍贵礼品分赠各方,颇受欢迎,因此《台湾通史》也引起了各方瞩目。而当年连雅堂先生成着后是请了我先祖父章太炎先生为之作的序,可见两位前辈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此虽是八十年前后的往事,今已鲜有人知,故而一记。
翻开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的《遇见百分百的连战》第一页第一章开门见山写道:“一踏入连战家的大门,向前直视,有两幅字映入眼帘”,“一幅写着‘蓑墙葺屋小于巢,胡地平居渐二毛,松柏岂容生部娄,年年重九不登高’,题字是‘书赠雅棠先生’,署名则是章炳麟。另一幅写着‘三月樊川路,红桃散绮霞,终南青送黛,滴水碧穿州,草色裙腰合,渠流燕尾叉,销魂遇杜曲,一树最夭斜’,题字是‘定一老弟惠存’,署名者则是张继”。“这两幅字都是连战与父亲连震东历经上海、西安、重庆再带回台湾,今日挂在连战家客厅的重要位置”陈夙馨:《遇见百分百的连战》,2000年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第1-7页。
。为什么连战家属至今要将太炎先生与张继先生的墨迹安置在家中显要位置,因为这两位与连雅堂先生父子关系太深了影响太大了。
而张继先生与先祖父太炎先生还是结拜弟兄呢,他们在1903年,四个革命战友,因志同道合而义结兄弟,大哥为章炳麟(号太炎),次为张继(号溥泉),再次为章士钊(号行严),小弟为邹容(号威丹),他们四人一生称兄道弟,情谊笃实,故我都该称他们为叔祖父。叔祖父溥泉先生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明报》发行人,先祖父则是在1906年结束《苏报案》牢狱生活后东渡日本,从叔祖父手上接任了《明报》重担。两位先人何时结识连雅堂先生,我无所考,有人说是在办《明报》期间“与同为办报人的连雅堂认识”,我不知依据为何。
先祖父1898年12月曾去过台湾,这时戊戌变法失败,先祖父也遭通缉,不得不亡命台湾,这时台湾已割让日本七年。先祖父在台湾一则继续撰文抨击时政,号召维新变法,他当时在《台湾日日新报》任汉文版客籍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政论,用的笔名为“菿汉阁主”,即大汉国主之意。二则他在台湾想寻找一些“遗民旧德者”章太炎:《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即有大中国情怀的台湾同胞,想与这些被割让的台湾有大汉大中国情怀的遗民交往,但当时这种“遗民旧德者,千万不可得一二”章太炎:《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甚至在当时的台湾,连“郑氏(即郑成功)旧事,不敢外视之”章太炎:《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这令先祖父十分失望。的确,当台湾宣布割让给日本,是“四百万人同一哭”,台湾民众在抗御日军登岛失败后,“本土的知识份子有遁入山林,或杜门不出作消极反抗,有内渡祖国大陆归籍闽粤” 白少帆:《剑花室主人连横》,载《人民政协报》2005年5月16日。,当然也有“直面现实而根植岛内,坚强地在文化上谋求自救之道”《剑花室主人连横》,载《人民政协报》2005年5月16日。,这只不过是少数。因此他在岛内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士大夫”,这一切令他愤然,故“对日本治台政策,每恣言攻击”谢汝全:《章太炎行述》,载《台湾通志馆馆刊》一卷二号。,仅留岛半年即离开了。他在《自定年谱》上,这样写道:“台湾气候蒸湿,少士大夫,处之半岁,意兴都尽”,即离台东渡日本了。
先祖父赴台湾时,连雅堂先生适弱冠之年,与十个青年结浪吟诗社,作诗申志,先祖父是他们当时崇敬的对象。据连雅堂先生回忆说:“太炎先生,当代大儒,少读其文,心怀私淑”连雅堂:《台湾诗荟》第十三号,《太炎先生诗十二首跋语》。,即心仪为师。可见先祖父在台湾时可能并未与连雅堂先生正式相识。
连雅堂先生与太炎先生正式相识应该是在1914年。当时袁世凯窃政逆施,遂有“二次革命”,先祖父参与反袁,被袁世凯羁禁于北京。当时连雅堂先生赴北京参加华侨界的国会议员选举,事毕广游内陆,次年再度入京,听说太炎先生被囚在京中,于是多次往谒。连雅堂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曩游燕京,曾谒先生于旅邸,时袁氏专国,惎间正人,幽诸龙泉寺中,复移钱粮胡同。不侫每往请益,先生据案高谈,如瓶泻水,滔滔不绝”《台湾诗荟》第十三号,《太炎先生诗十二首跋语》。。他俩友谊恐建于此时,一个为囚下徒,一个是不避株连多次往谒的有志青年,遂写下了美好篇章。连雅堂先生尊敬先祖父的道德文章,曾索求墨宝,太炎先生慨然作诗挥毫。今置于连战先生客厅的太炎先生墨迹,正是当时太炎先生书赠连雅堂先生的诗文原迹陈夙馨:《遇见百分百的连战》2000年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第1-7页。。
连雅堂先生喜好作诗,1915年,将游大陆所作诗集印成《大陆诗草》一卷,“章太炎先生读之,叹曰:‘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 连震东:《连雅堂先生家传》,载1945年商务印书馆版《台湾通史》。,俩人可谓心心相印。
1924年,连雅堂先生在台发刊《台湾诗荟》杂志,在诗荟杂志第13号上,连雅堂先生特辑太炎先生诗作十二首,并亲撰《跋语》一篇,在《跋语》最后,深情写道:“呜呼,中原俶扰,大道晦冥,愿先生善保玉体,俾寿而康,以发扬文运,此则不侫之所祷也,海云千里,无任依依。”真是挚情深沉。
1927年连雅堂先生毕二十年之功,完成《台湾通史》上下卷,记载了台湾自隋至清光绪二十一年割台止,凡一千二百九十年史实,“考既往之历史,察现在之情形,探民族之特性,立远大之规模”,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等皆分类编述,追溯考核,网罗旧籍,博采遗闻,对于人民的反抗,尤多注意,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内涵,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台湾不覆日本永劫,他广采史料,佐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记。
《台湾通史》问世,由于种种原因,在内陆没有引起太大反应,先叔祖父溥泉先生特向先祖父推荐了该着,并代连雅堂先生乞序。先祖父阅读了该着后,惊喜该着填补了台湾史的空缺,又充满了中国情怀,与他宣导的民族主义思路十分相似,惊感连雅堂先生正是他当年流亡台湾时欲寻找的“遗民旧德者”,今终于“遇其人欤”,故曰:“遗民连雅堂以所作《台湾通史》见示”,“观连雅堂之作也”,“为必传之作”,也必“为台湾重也”章太炎:《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于是欣然为《台湾通史》作了《台湾通史题辞》。连雅堂先生之子连震东先生在《连雅堂先生家传》一文中说:“《台湾通史》成,刊行时,日本朝野颇为重视,祖国人士则因隔阂,反有漠然之感,唯章太炎先生以民族精神之所附,谓为必传之作,先生亦颇以为自许”连震东:《连雅堂先生家传》,载1945年商务印书馆版《台湾通史》。。这篇《题辞》也再次佐证了太炎先生、溥泉先生与连雅堂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
先祖父为《台湾通史》作序时,台湾仍在日本统治之下,故先祖父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台湾在明时,无过海中一浮岛,日本、荷兰更相夺攘,亦但羁縻不绝而已,未足云建置也。自郑氏受封,开府其地,孑遗士女,辐辏于赤崁,锐师精甲,环列而守,为恢复中原根本,然后屹然成巨镇焉”章太炎:《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这是台湾岛本土人与许许多多移居台湾的大陆同胞共同开发的结果,因此先祖父赞曰:“伟哉,郑延平之启台湾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国,而抗胡强百万之众,至于今遂为海中奥区焉”《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郑氏系于明,明系于中国,则台湾者实是中国所建置”。《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在序言中,先祖父对台湾民众勤劳勇敢开发家园精神深表钦佩;对台湾民众抗击外来侵略业绩深表赞赏;对台湾民众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对台湾民众的未来深寄厚望。他说:“豪杰之士,无文王而兴者,郑氏也,后之豪杰,今不可知”,但他深信台湾民众一定会创造出灿烂的未来,他预言——“披荆棘,立城邑,于三百年之上,使后世犹能兴起而诵说之者,其烈盖可忽乎哉”《台湾通史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五集,第137-138页。。
先祖父的台湾史观,与连雅堂先生的台湾史观十分吻合。连雅堂先生在《台湾通史》中强调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两岸同胞共同开发起来的,台湾民众有着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因此全书对大陆移民参加台湾开发备加赞颂,对抗击荷、英、美、日、法的志士也备加赞颂,甚至对反对割让台湾义士吴汤兴、徐骧、吴彭年等,也书碑立传,这在日据时代是非常不易的。连雅堂先生在《台湾通史》中,力图保存台湾的文化与历史,这种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中流砥柱,先祖父也致力保存中华文化与历史,这种共同的民族主义史观奠定了他们友谊的基础。
1929年,连震东先生自日本学成返台,连雅堂先生为他亲授国文。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挑起“九·一八”事变,开始发动侵华战争。连雅堂先生对连震东说:“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业祖国”连震东:《连雅堂先生家传》,载1945年商务印书馆版《台湾通史》。,于是他致函张溥泉先生,要求溥泉先生收留连震东先生在侧,让他在祖国参加抗战,经受锻炼,期待有一天再为台湾服务。连震东先生携父函致南京面见溥泉先生,“溥泉先生见函,深为感动,因命留国内工作,”并一直将连震东先生带在身边,以尽对老友托付的责任,直到抗战胜利,才让连震东先生返台重建台湾。连雅堂先生与张溥泉先生的交往,最后成就了连家后代走上了政治道路,也将友谊传到了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先叔祖父溥泉先生曾任司法院副院长、国民党华北办事处主任、国史馆馆长,1947年12月15日去世。连震东先生返台后,位登“内政部部长”。
1933年春,连雅堂先生举家移居上海,先祖父原定居上海,但于1932年的赴姑苏讲学,1934年定居苏州,这期间他们有否往来,我不敢侫论。1936年6月14日,先祖父太炎先生病逝于苏州,临终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十四天后,1936年6月28日,连雅堂先生病逝于上海,连雅堂先生在临终前对儿子说谓:“中日必将一战,如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又嘱儿子,“今寇焰迫人,中日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两位前辈都抱了无限眷恋的爱国热忱告别了祖国与人生,但他们的两代之谊,续了三世之好,尤其他们的精神被他们的子孙忠诚地继承下来了,这是最可告慰先人的。
(写于200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