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3年8月号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SARS）搅乱了人们的安宁，让神州上下惊魂不定，这一场人类尚未认识的瘟疫让整个社会陷于了混乱，人们谈非（典）色变，恐慌让社会与人的最脆弱处暴露无遗，“非典”已造成的损失据说远远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9·11”之数倍。
　　
　　    然而“非典”也让久违的对中医的赞美又成媒体焦点，对中西医结合的好处，又老调重弹，仿佛历史剧的重演，历史何其相似呵！
　　
　　当西医一时拿不出控制“非典”的办法，当“抗非疫苗”还要数年问世时，人们就把注意力放到神秘莫测的中医上，期望老祖宗带来奇迹。事实上中医确有治非疗效，据广东省统计，从“非典”出现至5月6日共一百天左右时间内，发现“非典”1478例，死亡55例，而广州南方医院收治了136例，却无一死亡，因为南方医院采用了中西医合治。北京朝阳医院对21例“非典”病人、15例疑似病人及50例密切接触者，使用了一种“乾坤宁”中药，也无一例死亡。据报导，有位元中医五帖中药治愈了“非典”病人，让西医一头雾水，变得灰头土脸。
　　
　　从大陆爆发“非典”至5月7日累计收治“非典”病人共4560例，死亡219例，死亡率48%。而香港在同时期累计收治病人1654例，死亡204例，死亡率123%。因为香港医院历来不允许在临床使用中药，在香港这样“发达地区”，西医意味科学，中医则是旧医，医院是西医天下，中医是不能登堂入室的。有这样一条“文明”法则，讲科学的上医院求医，否则请自找街上的江湖郎中吧。但病人病急乱投医，当局也急于摆脱疫情，香港特首董建华强烈要求医管局允许中药在临床使用，中医终于在“非典”簇拥下进入了正规医院。而前不久香港许多中医的资格认定还须重审，引发了中医上街抗争，惊魂未定。中医作为“国宝”又被重拾了起来。而台湾中医的地位则在数年前才在法律上被认可，中医的处境比香港好不了多少，这次两岸合作抗“非典”中医倒成了先锋，率先举办两岸中医合抗“非典”电视会议，大谈中医治“非典”的好处，各自提出六张八张妙方，但当问到这些处方是否经国际FDA验证，是否有广谱疗效时，竟都一一语塞。
　　
　　    但是，媒体还是大捧中医的场，长篇累牍地称赞中医，大谈中西医结合，甚至欢呼“国粹”回来了。《新民晚报》5月24日经典的“新民随笔”专栏，发表了《国粹》一文，称“面对非典，西医一时拿不出特效药，而中医却显示了非凡的作用”，从而告诫国人莫忘国粹，应以国粹为荣。中医嘲谕西医的疫苗还不知何时问世，西医也通过媒体反唇相讥，说中医过度渲染了中医预防药的作用，已造成对人体肝肾损伤，反而抑制了人体免疫力，应给中医热降降温了。
　　
　　    中西医之争已有百余年了，1929年国民政府曾想取缔中医，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中西医大论战，此论战不仅中西医皆投入，政商学界无一置身事外，众多社会名流也都介入其中，抗争之激烈，论战之火爆，涉及范围之广，涉及内容之深，是20世纪中诸多论战难以与其比拟的。但是迄今人们却渐渐地忘记了上世纪这一重大事件，无从知晓先人有过的抗争与悲壮，甚至对这场大论战的起因、经过、结果、本质有所知晓者也已凤毛麟角了。其实，这场争论远未烟消云散，我们今天说的许多话做的许多事，都是在重复不为今人瞧得起的祖宗言行，过去种种争论仍暗潮涌动，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已。国人从大汉大中华的民族自傲，到民族虚无主义，从盲目排外到盲目崇外，从以新学代替旧学，以西学代替中学，以西医代替中医，以西画取代国画，或以国粹胜过洋货，中体为本西学为用，始终在这怪圈中徘徊，既想找出中国特色，又要与世界接轨，既要向西方学习，又要维持个性，既想超过前人，又不知先人干了些什么，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中挣扎，浑然不知自己依然生活在旧时的阴影之下，只是对历史一脸茫然。
　　
　　这使我感到有必要从“非典”去再认识历史上的中西医之争，去还原历史，去看一看我们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其社会与文化背景为何，去找一找问题出在何处，这不仅对找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之路，甚至连整个中国今后应走什么路也许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历史上的中西医大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0世纪中国发生过许多运动与事件，而像中西医抗争这样规模与持续时间之久的群众运动恐怕还是很罕见的。这场运动的爆发点是1929年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并作出“废止旧医案”，规定旧医（即中医）必须在1930年底以前向政府登记，这些中医将通过“培训”，决定可否继续开业，而今后不再承认新的中医，也禁办中医学校，禁办中医杂志，达到五十年后中国只有西医不再有中医的目的，这就是当时的“医学革命论”，即用西医来取代中医，实现“中医科学化”和“医学现代化”。这提案是由西医界代表人物余云岫及汪企张提出来的，余汪也就成了中医的众矢之的。
　　
　　    当时蒋介石“北伐”胜利不久，又经过“清党”，国民党定都南京，所谓“新政”伊始，医学界当然也得附和新政，所以废止旧医，提倡新医，这在此时一部分医务界人眼里是很名正言顺的事，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强国必先强种”，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事情似乎如此容易。“革命”、“新政”在当时是最时髦与激进的语言，“不革命”与“守旧”则是可怕的帽子，医学界也不例外。“废止旧医案”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在这些人眼里，他们是在“替天行道”。
　　
　　    “废医案”一出，举国上下中医无不义愤填膺，这既是砸了他们的饭碗，又是对数千年传统的中医下达了死刑令，而在当时中国，医疗事业极其落后，很多地方缺医少药，西医总数不过6000左右，仅占医生队伍十分之一二，有些地方更连十分之一二都不到，取缔中医形同灭门灭族，广大中医被迫群起抗争。从1929年至1939年，这十年间，中医自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十次并组织请愿四次。1929年3月17日第一次中医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全国15个行省130多团体262人齐集上海，并将这一天定为“国医节”（直至1949年解放），会后赴南京请愿。1929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457位代表，代表了全国223个团体，云集上海，会后又进行了请愿。1934年1月22日国民党四中全会开幕之际，中医界54个代表赴南京请愿，全国中医界均停业一天以表支持，南京中医药界与市民2600多人参加了请愿。在旧中国要自发地组织如此规模的集会与请愿，实在也不是多见的。他们呼出了“平等中西医”，“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一场学科之争变成了生存斗争，最后演变成了保国保种运动。当时的媒体，几乎每天都报导抗争的消息、刊登论战的文章，整个社会和各界名流都卷入了这个漩涡。
　　
　　    这场抗争整整历经十载，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民抗战的兴起，双方也许都不会偃旗息鼓，但这场论战的烽火始终没有熄灭，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医处境更艰难，中西医关系犹如冰炭，事实证明无能腐朽的旧政府是无法调和这场抗争，也是无法解决这一内涵深刻的社会问题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立即着手调节中西医矛盾，在“团结”与“中西医结合”旗帜下，从表面看矛盾是缓和了，但深层次的文化、学术、思想问题，依然存在；蔑视“旧医”，轻视“中医”，仍比比皆见，中医队伍也迅速萎缩，只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七十年前“废止中医风波”还在继续，也没有意识到七十年前的大论战尚未终结。所以，我赘述这一段历史也许不是多余的，不知古，怎知今，而且应知真正的古，而不是如今影视中伪造的古。
　　
　　二、中西医之争的深层历史因素
　　
　　    中医是中国人民在千百年经历中创造的中国医学，是货真价实的国货，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遗产，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众多人口，国医曾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并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迄今具有非凡价值。当然，古往今来，医卜也曾一家，医巫曾经不分，最早的医生恐怕就是巫士，他们掌握几味草药治病，掌握几手绝招驱疾，因此古老医学中也难免夹杂了不少迷信成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近代出现废止中医的极端思潮，原因并不简单，其实反对中医之声在明末清初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在开始用两个眼睛去看世界之时，即一个是国内的“世界”，即古人常曰的“天下”，另一个是国际的“世界”，即所谓的“四夷”，中国人的许多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就拿大儒俞曲园来讲，他饱读经书，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知识份子，他着有名作《春在堂随笔》，这个熟读旧书的经学家，竟着有《废医论》七卷，指责医卜医巫一家，神道迷信，脉不可凭……，这反映了清末士大夫鄙视国医的倾向，因为当时医学实在不发达，尤其在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后，洋务运动渐兴，人们开始羞于与旧医为伍，当然，这也与俞曲园个人经历有关，他的妻女中多人早早夭折，令他愤庸医杀人，恨中医无能。这种愤旧医者，比比皆是，如鲁迅早年丧父，他目睹旧医之无能，故萌生反对中医情结，在他许多文字中皆有流露，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是著名反中医者。
　　
　　    再说近代启蒙大师郑观应，他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也力批中医，尤其批评中医的切脉，称“强分两手之脉为寸、关、尺，配以五脏，实属无理”，并大力鼓吹要向洋医学习，建立起现代医师管理制度。
　　
　　    再以近代维新运动大师梁启超为例，他批评中医也多，即使他曾被西医误诊，错割肾脏一只，而尿血症依旧，他对西医仍袒护多批评少，而对旧医批评依旧，尤其对中医的阴阳五行更是批评严厉。
　　
　　    这种对中医的不信任甚至可以上溯至西周，周公与其后的孔子皆对中医有所非议。故近代中西医大论战，中医存废之事，并不是中国20年代几个“洋奴”跑出来突发奇想要废止中医，如果把罪责统统归到余云岫、汪企张几个代表人物身上，那显然是找错了对象，并且忽略了根本原由，这才是真正的“误诊”。
　　
　　    吾奇怪地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尽管中西医严重对立，但是并不是所有中医都反对西医，也不是所有西医都反对中医，也并不是所有激进人士都支持西医，所有守旧人士都支持中医。中医出身的谭次仲就反中医；而开明的学者梁漱溟、杨济时、傅斯年等都激烈反旧医，而西医俞夙宾、周振高等却反对废旧医，孙中山学医出身，虽不明确介入争论，但他的秘书长田桐却支持中医，有更多著名中医在1880年前后就致力中西医汇通，汇通派在上一世纪始终不衰，“中西医结合”实是“汇通派”的进化。著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因早年丧子，愤读医书，竟成为中医界与西医大论战的领头人，他第一个带头系统地批判余云岫的论说，成为中医界公认的领袖。而余云岫虽留学日本，是西医出身，但他对中医的研究与造诣，实在不在西医之下，他自称若他悬壶，恐怕中医将门庭冷落矣。而这些中西医名家却都尊章太炎为师，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也有很多论医著述，对中医有褒有贬，余云岫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师从章太炎，而恽铁樵与章太炎又是莫逆之友，过从密切，恽晚年是在章太炎苏州侍其巷的寓所度过的（他早太炎一年离世），中医界的章次公、陆渊雷、陈存仁、秦伯未等，又都自认是章太炎弟子，章太炎晚年的十年间，先后任中国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苏州国医学校和研究院的院长或校长，他的中西医弟子，常在他寓所见面，并一起进餐议事，私谊甚厚。但他们的见解又是如此相异，这一切构成了这场抗争和大论战非常吊诡与光怪陆离的局面。因此，一切简单的解释都是无法剖析其本质的。历史只是现象，认识现象后面的本质是最最重要也是最最困难的，而人类认识世界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认识现象后面的深层原因。
　　
　　三、中西医之争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中西医作为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医学流派，学术之见相异，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旧时代旧政府无能统治之下，学派之争竟演变成政治斗争，实在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不幸，废止中医更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荒唐。而今天有些“专家”竟讲“废除中医”只是一些人的想法，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是荒唐之极。众所周知，中医讲传统讲门户讲流派讲密传讲家法讲继承讲经验，而西医讲公器讲团队讲实效讲发展讲证据讲吸纳与运用，本是各有长处，各有利弊，本可以相映成辉，取长补短，创造出中国式的医学。就如佛学是舶来文化，它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成功融合，最后变成了中国的禅文化，与当时印度的佛学已不是一回事，但它仍是佛敎与佛学，也没有挤走儒学与道学。中国并非没有与外来文化结合的成功先例，但为什么在中西医结合上却始终不能成功。
　　
　　    就余云岫时代而言，他与相当一大批西医并非不懂中医，据说他本人研读中医古籍数千卷，“密行细字，侧注眉批，所下苦功，过去医界还没有人能和他比拟”。他的《古代疾病名侯疏义》，毕十五年之力，成五十万言巨著，恐后无来者。吾曾亲见他捐赠给国家的这批图书的书目，他曾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着有《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一着，他研制的“余氏消炎止痛膏药”，首开用中药自制消炎止痛膏药之先河，其功效与价格都比当时进口的德国伤膏药等要佳，深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沿用至今。余云岫精研医古文，发现唐代《崔氏别录》载有癳疬与结核病同源，这说法早于法国克氏1200多年，为此他撰《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一文，在1925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为中医也为国家争得荣誉。为什么深谙中医的他偏偏反对中医，还要废除中医，这需要超越中西医之争来看待这个问题。
　　
　　    余云岫所处的时代，是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抗日战争的最动乱的时代。他190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接触了许多革命党人，1911年辛亥革命起，他立即返国，参加赤十字救护队，随革命军入南京，赴陕西，积极参与革命，并大力救死扶伤，1913年他再返日本求学，1916年毕业于大阪医大，时年已38岁。他是一个很激进的知识份子，后又经“五四”运动熏陶，他崇尚革命，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他又崇拜“民主与科学”，所以他将自己的一切医学言论称之“医学革命论”，共出版了三卷，他批判中医，即是从所谓科学出发，力批中医之不科学。如果从这个背景去看余云岫这批人，以及看中西医之争，也许更近实质。
　　
　　    毫无疑问，在当时中国，“科学”、“民主”、“革命”是最时髦的名字，在“文明”与“愚昧”二者中，一些人认为只要将西方先进东西搬进中国来，把中国旧的东西扔出去，中国就可以与西方一样强大了。这些人太急于求成，他们目睹中国医疗事业落后，旧医中又有许多不科学的成份，提出“以科学救国为急务之中国，宜挟科学以号召乎，抑挟玄学以号召乎？”不可否定，中国传统中医中间，有许多朴素唯物主义成份，他们用气血、阴阳、四维、五行、十二经脉……来解说病理，显得很虚玄，后又夹杂了道家的谶纬论，被一些人吹得经天纬地，神乎其神，又形成无极、太极、运气等说，衍生了许多封建迷信说，变成了唯心主义学说，这一切在20世纪20年代是非常受人蔑视的。章太炎说：“欲明中医不可废，是也。然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因此从20世纪初，知识界就开始不断出现对阴阳、五行、运气的批判，这种批判连同整个中医，都当成赃水被泼了出去。
　　
　　    今天的人也许根本不会理解20世纪初叶人们为什么会这么看不起迷信与落后，但凡读过鲁迅名著《阿Q正传》的都会知道，连绍兴乡里的“假洋鬼子”他们手里都要拿根“斯的克”（文明棍），都要装装文明，惟恐被讥为不开明。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多少人不遗余力地宣传“科学、民主、进步”，构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深知落后挨打和酷求富强的中国人眼里，玄学迷信旧医是落后的代名词，惟恐与之沾身，避之不及。然而历史又是善开玩笑的，在20世纪末，中国大地上的谶纬说、五行说、玄说、皇历、升官图、推背图、相书、命谱……却会泛滥成灾，大行其道，在所谓发扬“国粹”口号下，《易》被说成了万能的天书，连穿龙袍、军阀服拍照，也竟很时髦，绝不会像我们前辈对此感到是很丢脸的事了。而中医的处境与西医相比，却好不了多少。这一切说明什么，一切简单的解释也无济于事。如果不从整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去分析，就难以得到正确的认识。补上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这一课，并不多余。
　　
　　四、中西医之争的本质问题
　　
　　    中西医之争，一场本应该属于正常的学术之争，而中国特殊的环境中，许多正常学术之争已变味走样。在部分西医笔下，中医成了“八股”、“缠小脚”、“吃鸦片”、“留辫子”、“愚昧”、“杂种医”、“九斤老太”、“迷信”、“反动”的代名词，而一部分中医攻击西医也是“帝国主义的奴隶派”、“汉奸”、“卖国”、“嫖客”、“牛鬼蛇神”、“民族虚无主义”、“疑古”……这已完全超出学术之争，成了一场完完全全的政治斗争，和后人搞“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类似，和今天台湾当局利用“非典”攻击大陆，推行“去中国化”和图谋“台独”一样。事实上七十年前的中西医论争就是中国政治、路线、前途、命运之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手法、语言与今人搞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模一样。
　　
　　    更有甚者，有人把中西医之争说成是西医为了抢中医的饭碗，俞维良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的文章就如是说。俞认为，1927年前后中医很受群众欢迎，因此中医“拥有十万百万，起大厦、设药肆、开典当、做地产的，就上海一埠而论，已不在少数”，而西医“做十年以上，而居积至三万五万的能有几人”，因此西医“由诟生恨，与中医对立，制造分裂，闹不团结，进而产生了消灭中医的歪曲论据，想把这十万百万的横财，从中医手中夺取过来”。俞维良：“对‘余云岫先生传略和年谱’的意见”，《中华医史》杂志1955年第2期。这种论点不知悖到了何方。
　　
　　    要认识中西医之争与废止中医的根源，吾认为必须从整个中国近代的经历去认识。中国自明清以来，国家日益封闭保守，与世界的距离更加扩大，西方世界从工业革命到资本主义化促使中西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与西方列强实力相比悬殊更大，当西方列强用暴力砸开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后，广大中国同胞既深感耻辱，又惊羡西方的文明与强大，于是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崇洋思想，中国人多少年来的自大信心崩溃了，随之是自卑，传统观点开始解体，形形式式新思想出现了，他们将“富强”等同“文明”，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化学、物理、光学、工业……改变了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四夷”的自傲心理，在急欲革新变法图强的思想驱使下，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变法运动、改良运动……纷纷涌现，启蒙与救亡一路高唱，民族忧患与民族主义日益加剧，直至辛亥革命前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中国介绍西学，西方敎会也开始在中国办学建医院，中国人也开始走出国门去负笈求学，科学救国声势一路飙升，有不少人去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学医，回国后形成美医派、德医派、日医派等。1915年西医学会终于在中国成立，他们急欲改变中国医疗落后面貌，甚至想用西医一天就取代传统中医，让中国医学现代化起来，这种激进的思想，不只在医学界泛滥。于是，1916年，余云岫撰《灵素商兑》，带头向中医发难，1921年恽铁樵率先撰文反驳，论战从此白炽化，至1929年“废医案”出笼，中西医之争达到了顶峰。
　　
　　    中西医之争，在20世纪初并不是一场孤立的争论，与它相似的还有，从大的讲，中学与西学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即西化与中化之争。在这之前，还有洋务与中务之争，革命与维新之争，改革与改良之争，在这之后，还有改革开放派与“凡是”派之争，表现在行业上，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国画与西画之争，国剧与洋剧之争，在医学界则是中医西医之争。他们争论的内容虽不一样，他们都在探索应该洋为中用，还是中体为本，西体为用，但本质都一样，即都在思索中国应走什么路，应选择什么样的前途，这是中国人一个多世纪来对自己的命运的思考与选择。这里有激进、温和、保守之争，但荒唐到废止中医这种极端做法，恐怕是20世纪之中国绝无仅有的事。
　　
　　    这些争议或演变为抗争，都是从学术出发，而涉及问题的本质又是社会的政治的，因此在争议的形式上与语言上，与政治斗争相似，均是帽子与棍子满天飞，谩骂与无限上纲成了家常便饭。“非典”竟成“台独”的理由，也就不难理解了。严格地说，中国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或纯粹的学术争论运动几乎没有，这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变化太急骤了，变革的要求太强烈了，而政治斗争又几乎代替了一切。
　　
　　五、七十多年来中西医之争的启示
　　
　　    中西医之争七十多年未休，中医在大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手边有两张旧的剪报，一份是2002年7月7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中医诊疗为何“西医化”？》一文，记者说：“走进现在的一些挂‘中医院’牌子的医院，中草药特有的芳香已经难以闻到，中医师开出的中药方子也不像中医药方了。有一个数字令人吃惊：本市各中医医院的中医诊疗率从几年前的4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定的标准是80%以上”，“现在中医药大学普遍移植西医的培养体系，学生的中医药理论基础打得不扎实，不少中医院的毕业生连‘汤头歌诀’都背不出，不会开中医方子，临床诊断时，只会开出些中成药与西药，这种‘不中不西’的医师令患者也表示‘看不懂’”。另一份是2002年8月2日《联合时报》的《中医西医化倾向不容忽视》一文，说某省23家二级甲等以上中医医院曾作调查，在3747份病案中，“符合中医病案书写规范病历只有占55%”，“病历栏中符合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要求和辩证分析的用语用词几乎没有”，“抗菌素使用率平均达762%，远高于卫生部规定的50%”。类似这样的报导，经常可见。从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案”之争到今天，西医的变化与发展是令人目不暇接的，而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瑰宝“传统中医”又怎么样了，我不能说没有长进，也不能说政府没有重视，但与西医相比，谁都知道落后得不知在几千里之外。
　　
　　中医在近代医学面前应该怎么办？无数先辈为之绞思，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方案。1857年英国传敎医师合信在《西医略论》中就提出了“中西医学论”，即中西医汇通学说，后有恽铁樵在1930年前后提出的“中西医化合论”以及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力行中西医汇通的还有杨则民、谢利恒、叶桔泉、王一仁、何云鹤、包伯寅、时逸人、高德明等等前辈，他们分别提出“完全的中国新医学”、“中医学术时代化”、“中医科学化”、“创立新中医”等等，在这些口号下，也不乏提出过一套套实施方案，可惜在旧中国都无实施可能，空成绝响。解放后，在“中西医结合”口号之下，一切讲团结，人们也不敢争论了，至于是不是真正结合了，结合得怎么样了，值得深思。时光流逝了七十多年，中国解放也快要六十年了，中医怎么样了？旧中国旧政府欲取缔的中医，竟开始自生自灭了，余云岫等偏激派欲在五十年中淘汰中医的计画，竟自行实施了。人们有理由问，真正的中医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次“非典”让中医一展身手，再次证明中医药是有用的，但决非神药，不可沾沾自喜，真正要战胜“非典”必须依靠科学，尤其需要运用高科技手段培育出新药与疫苗，中医药再有用，也必须科学化国际化，要用科学手段让国际信服，这还任重道远。
　　
　　无论中西医汇通，还是中西医结合，或中医治愈“非典”，都是很好的理想，美好的理想要靠整个社会共同来实现，要靠一个好制度好政府来落实，要靠仁人志士来推动。中国中医是一个大宝库，在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已是新的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从汉医到藏医，从针灸到中药，全世界都有期待，但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多少工夫，花了多大力气，重视到什么程度，投入了多少成本，培养了多少人才……应很好反思。我不是医务界人士，是一个门外汉，但我认为我们是不是像重视原子弹一样重视了中西医事业，值得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并没有真正爱护与重视，要期望“中西医汇通”，“通”出什么惊奇来是不可能的，要期望“中西医结合”，“结合”出什么“新医学”，也是不可能的。
　　
　　中西医长达七十年之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洋为中用，中西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都必须建立在中国自身的自强自立基础之上，不能建立起本国的主体、基础、特色，两张皮永远不会变成一张皮，这就是我们在建设有特色的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主要经验，中国自身的改造与理论创新是关键与前提。马列主义的现成公式代替不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离开了中国的自身改革，都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都无法做到洋为中用，都是结合不起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决不应以牺牲生态、传统、文化、习俗为代价，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城市也是充分保留古迹与传统的，不以古迹之陋为耻，同样，中国医学的现代化，也不应以抛弃传统中医为代价。两岸关系也是如此，中国大陆自身搞不好，人家是不会跟你来统一的。我们不仅仅要坚持“一国两制”，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国良制”，要完善我们的制度，这次“非典”爆发时，我们处理得不好，暴露了制度上的缺陷，台湾就借此“去中国化”，这敎训是深刻的。中西医结合也是，没有对本国医学的足够重视与投入，没有中医自身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与西医的结合，就能“两条腿走路”吗？结果只能一条腿又粗又壮，一条腿又细又孱，这样的路能走得成功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建设，我们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若政治文明建设滞后，不从制度上去完善应急机制、长效防疫管理机制、全民爱国卫生文明机制……等等机制，我们不可能彻底战胜“非典”，中国的腾飞与崛起只能是一个梦呓！
　　
　　回眸上一个世纪许多旧事，许多争议并没有终结，我们也不应将有些争议当成过去，去简单地划上一个句号，其实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些争议的影子之下，中国人还是在摸索怎么走自己的路与选择自己的未来，希望过去的一切不要成为徒劳的过去，希望“非典”给我们的深刻敎训不要轻易忘却。要让期望化为智慧与行动，吾期盼能多出现一些像钱三强这样为中国造出氢弹的伟人，来带领中医药界创造出中国新一代的辉煌！吾更期盼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勇于改革，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去争取更大胜利创造更大辉煌！
　　　　
　　（写于200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