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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困难
本文发表于《东亚专报》2002年第11期
今年1月24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八条”发表七周年的会议上,提出了“我们愿意听取台湾各界人士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密切两岸经济关系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一个规划与提升两岸经济关系、建立统一坚实基础的重要政策宣示,它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为什么要去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什么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怎么去着手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总的来讲,对多数人来讲,这是一个新课题,瞭解这些问题的人,有研究的人,有见解的人不多,需要大家去作新的探索,为“三通”和“三通”后的两岸经济关系进行更好的思考。
为此,上海东亚研究所与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在上海市台办的支持和领导下,于7月16—17日联合召开“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座谈会”,邀请了京沪与台港澳及海外专家学者共三十人,进行专题座谈。这次座谈会是大家思维的第一次交流与互相启示,不可能形成完整、系统的见解,在此将大家点滴思考整理成文,供参考。
一、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与会专家对钱副总理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的设想给予了高度正面评价,认为这是站在两岸经济关系之上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发展太快,两岸关系演变至今,虽然政治关系仍处僵持之中,但经济关系却异常热络。“三通”不是两岸经济关系的最高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两岸四地的合作发展和民族复兴,共缔一个更加文明富强的新中国,而目前台湾当局抗拒“一中”和阻挡“三通”的力量正在骤减之中,因此“三通”后的两岸经济关系必须及早加以规划,改变台商在大陆“封闭式经营”,让台资与陆资建立起产业链,有计划地参与到大陆经济发展之中,建立起合理的产业分工,将两岸的资金与产业共同做大做强,创建起两岸的经济航母与品牌,共同走向世界……,这已是必须思考与规范的了,这就是钱副总理面对两岸经济日趋紧密而提出的必须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政策思想。
与会学者说,两岸在对峙中,但世界没有在睡觉,世界经济在快速发展,这要求两岸经济、甚至是两岸四地经济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需要建立起两岸新的经济关系与秩序,这就是合作机制。中国至2020年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要看中国的两岸四地能否形成合力,走共同发展道路。要共同发展,就要加强经济的紧密型合作,而目前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状况还是很低层次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大经济整合力度,确立经济合作的机制。
二、“一国两制”的内涵应扩大到“合作发展、共创繁荣”
两岸四地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采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英明的,但我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一国”上面,对“两制”并存与两种制度下的经济整合,则关注得不够。而如果台、港、澳任何一方在经济上出了问题,他们又必然会抱怨“一国两制”,这点需要我们及早有所警觉。
从港澳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让我们认识到,两岸四地经济如果只有并存关系和竞争关系,台港澳作为高度自治的特区,它的边界线存在,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纽约之于新泽西,洛杉矶之于加州,上海之于长江三角洲那样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此外,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经济,又必然加剧两岸四地或称一国四区之间的竞争,消耗我们中国人仅有的资源与财力,其结果可能有损于“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因此我们必须给两岸四地或一国四区、两制并存的内涵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这就是江泽民主席在去年APEC会上提出的“合作发展,共创繁荣”,也就是钱副总理阐述的“走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道路,走双赢与多赢道路。这样,实现一国四区共同繁荣,就不会一方垮了拖累他方。
然而走合作发展道路是十分不容易的,地方主义与诸侯经济是不讲统一大业,是不讲大局的,它们是两岸四地走合作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其次,缺乏整体规划,迄今我们还没有将台港澳资金最合理地融入整个中国发展规划之中,乃至各自发展、恶性竞争。目前,有些台资或港资在大陆干什么,出口多少,收入多少,应缴税多少,我们都无法瞭解,很多台商企业在大陆基本上是封闭性经营,当然他们也没有得到国民待遇与公民权。如果合作关系不能建立,那么合作机制也是无法建立的。
三、“三通”与“合作机制”目前面临的困难
今日在台湾,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的家人亲友在大陆工作,在台湾崛起一个所谓“新半山”,台湾有些人把他们称为当代的成吉思汗,他们活跃于两岸,成了台湾与大陆的桥梁,也成了大陆与世界大厂间的连结者,有756%的台湾民众希望“三通”,有557%的民众希望台湾当局积极改善两岸关系参见台湾《天下杂志》2002年7月5日民调。。美国著名学者唐耐心就根据两岸经济的密切程度预言两岸将在经济融合中走向最终统一。经济发展的潮流往往是政府难以抗拒的,不管“戒急用忍”还是“有效管理”,都难以阻挡两岸经济热络势头。台湾各级官员也开始坐不住了,他们认识到政治上可以等,但经济上不能等了,再等下去台湾经济的转型要泡汤,台湾地位会进一步边缘化,而“边缘化”是台湾当局最害怕的。因此陈水扁不得不去大担岛作大胆喊话,但祖国大陆竟发表了更大胆的讲话,不仅兑现了不以政治分歧干扰经济,而且非常自信地跨越了“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前提,将“三通”定位“国内事务”,以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的方式具体落实。这一切让台湾当局无辞可遁,惊恐万状,“海基会”一批顽石也面临失业,一片骂声,他们既无法将经济与安全和尊严脱钩,又面临大陆的灵活与善意,以及岛内民意压力,陷入了民进党执政以来最大的被动境地。
在这一波两岸较量中大陆显占优势,台湾当局咬着牙说:“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是对民进党政府最大的矮化。作为政治斗争,对民进党施压,这是成功一招,但要真正促进“三通”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要想提升两岸经贸关系,则若没有公权力的介入,而仅仅靠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也许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诸如台商权益保障协定、双向投资保障问题,及仲裁、劳务输出入、检疫、打击走私与经济犯罪、疫情控制、金融协定、运输协定、智慧产权保护、双向课税……等等问题,公司对公司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台湾当局是不愿协商这些问题的,“海基会”始终扮演了反对角色,民进党受到“台联”制约,目前也还不会迈出这一步,因此尽管台湾“三通”代表团一个接一个来,恐怕“三通”在短期内还不会解决。实现两岸经贸正常化,直至建立经济合作机制,恐怕短期内也难以突破,其主要困难仍然是政治关系的定位问题。
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特性
什么是“三通”,这是经贸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很多人仅仅将“三通”视为经贸问题,其实“三通”也是政治问题,“三通”是两岸关系逐步正常化的一个过程。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促进“三通”和“三通”后两岸经贸关系得以提升,乃至逐步走向“一国四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障,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目前“三通”还没有解决,就来思考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未雨绸缪。同时,通过两岸合作机制的讨论,把一个美好的未来两岸关系前景放到两岸民众面前,使统一更具吸引力,其意义是深远的。
什么是“机制”,这里指的是两岸经济内部之间的一种工作方式,或合作关系。机制大致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微观机制是指两岸企业与企业、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作机制,如银行之间定期的业务研讨会、高层会晤、具体业务合作等机制。中观机制是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如行业间部门间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宏观机制是指两岸全面合作与整合机制,如“两岸自由贸易区”、“两岸共同市场”、“大中华经济区”等。这种合作机制应是具有包容性、平等的,有操作性、有效的,有渐进性、现实的,有多样性、灵活的,有互利性、互信的。现在两岸经济关系基本上处于微观与中观阶段,还属于初级的,有合作还未机制化。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上,这是两岸政治关系的经济契约表现,然而这问题又是最敏感和不易解决的。
目前我们将“三通”定为“同一国家内的事务”,是十分明智的,虽然我们不强调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基础上谈“三通”,甚至我们不必反复称“国内事务”,因为谁都明白这是中国人内部的经贸关系,台湾不可能与大陆因此变成两国关系,只要台湾与大陆的两岸关系一日不解决,两岸间一个中国关系就不可能改变,因为两岸关系就是一个中国尚未统一关系,对此我们要有足够自信。但“国内事务”依然会让台湾当局感到害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乾脆进一步将这“国内事务”定为两岸的“特殊关系”,称之为“特殊航线”等,暂时以这种模糊的中性言辞为两岸经贸关系定位。只要有利于两岸经济的合作与经济关系的高度依存,有利于争取台湾民心,使两岸早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中华民族的早日复兴,我们都宜积极支持,都可以变通,正如唐耐心所说:两岸将在经济融合中统一,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最终统一。
五、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几点建议
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命题,是一个大家还不熟悉的课题,宜逐步推进,可让学者先行,先进行双边与多边的讨论,再让产业界学术界政府界共同讨论,不要搞“运动”,不要搞形式,不要造势,扎扎实实推进,不搞形式主义,所有方案应在理论上政治上实践中反复论证,再供领导部门选择与决策。
两岸经济合作内容,宜先易后难,农业与服务业宜先行,生产要素先行,在“便利化”名义下,做到资源分享、市场分享,从单一合作,到货币合作,政策合作,逐步推开。机制的建立可以借鉴“惯例”、成功的案例、已有的WTO或APEC中的法则……等,作为基础。可以把双方关系定为“特殊”的关系,避免泛政治化,防止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不要使用太刺激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如“大中华经济圈”等,不宜提不切实际的口号。
在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还无法启动、“两会”也继续冰冻的情况下,可以经贸“便利化”为名,成立起相应的机构,如民间的仲介组织——旅行社、代办处,甚至两岸经济合作理事会,或两岸经济论坛、两岸产业联盟……,来打破台湾当局的封锁,起到部分代表双方公权力作用,切实推动“三通”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
(写于2002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