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东亚专报》2003年第8期
　　
　　一、怎么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是第一要务
　　
　　从现在起至20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或可称第二战役。我们把邓小平主政后带领中国人民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道路，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这是由邓小平至江泽民二代领导核心率领的，历时二十二年。自“十六大”之后，则是由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率十三亿中国人发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为走向中等发达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国需要发展，许许多多问题也只有在发展中方能解决，我们至少再需要二十年的和平发展重要时机，我们把这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称为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在邓小平主政之前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几乎不讲什么“机遇”，共产党人似乎不信什么“机遇”与“契机”，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不需要依靠什么“机会”与“机遇”。而近二十多年，人们大讲“机遇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了最最时髦的政治术语。学术界更是对“战略机遇”一词展开热烈讨论，但也有人冷冷地问：我们到底有机遇期吗？我们具备了战略吗？为什么机遇属我？我们用什么来确保机遇不失？……
　　
　　不管人们怎么争论，有一点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当今世界发生了大变化大变革，无论大国力量对比，或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以及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东亚的崛起，和平发展已成世界民意的主流，天下大势已经大变，从而造就了许许多多机遇，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变化来发展自己，姑且将此称作“机遇论”也不为过。
　　
　　但是，机遇并不廉价，机遇与风险从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不知怎么规避风险而一味只要机遇是一厢情愿，也不可能获得机遇之神的青睐，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机遇带来的挑战，为此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必须如履薄冰地走在机遇的冰面上，否则我们反会被机遇误伤。
　　
　　今天的中国，与二十二年前改革开放起步时极其相似，即在战略目标确定后，必须首先要考虑的是机遇后面的挑战，必须思考应该造就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应确定一条什么样的内外路线，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当年的“对外不当头、不搞对抗、韬光养晦”、“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些大政方针确实为我们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环境，那末，今天我们还能争取到二十年和平的外部环境吗？为此我们应该确定一条什么路线？建立一套什么战略？……这问题严肃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当然首先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
　　
　　二、台湾问题是战略机遇中最严重的威胁
　　
　　我们要和平求发展，希望至少再有二十年的发展，再有二十年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此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用和平统一方式完成祖国最终统一，但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即使我们国内改革一帆风顺，客观世界及国际环境会允许我们如愿以偿否？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
　　
　　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是残酷而激烈的，这种竞争总体上还属正常，尤其在亚洲，区域性合作刚刚开始，共同发展雏形初现，免不了竞争与碰撞，在这竞争场上中国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新手。我们加入了WTO，但运用WTO游戏规则竞争，我们也完全是一个新手。而较之这种正常竞争，还有一种非正常的竞争，这便是西方反华势力对我们的仇视，尤其当我们开始走向小康、有望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时，他们则以“中国威胁论”来威胁中国了。他们分化西化我们的力度、单边主义及地区冲突的余波、对我遏制的新战略包围圈、利用我内政问题干涉我主权完整……等等，这种制度及意识形态后面的斗争，远比经济竞争激烈和残酷，西方仇华反华势力尤其会加大与我国内分裂势力勾结，利用台独、藏独、疆独、港独等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制造国家认同危机，把我们逼到死角，迫使我们放弃现代化建设而去选择战争，这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台湾政局的发展尚不在我们有效掌控之下，两岸关系仍有失控之虞，为此中美双方为未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摊牌，都在默默作着军事准备，这种努力双方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种危险我们实在不应低估。
　　
　　我们不能不看到未来六至八年是两岸关系最关键时期，也是两岸“危险高峰期”。台独深深意识到若无能力在2008年前完成独立建国，台独则无望也，因此这也是“统独摊牌期”。民进党自三年前开始执政，大力推行文化台独，篡改历史与改编敎科书，推行台语排斥国语，无孔不入地“去中国化”，甚至推行“忠诚考核”，实行“绿色恐怖”，他们“逢中必反”，制造“爱台”与“卖台”对立，并不断为台独正名；他们将继续“修宪”，乃至在法理上宣告与中国大陆无关，并且采用“公投”决定前途；在国际上还会努力开拓外交空间，争取加入更多国际组织，制造实质独立事实；在军事上将以武拒统，甚至会加入美日安保系统，先发制人地对我重要城市与设施进行袭击，实行“决战于境外”……。台湾当局为了选举，为了争取中间选民，有时也会作出改善两岸关系的姿态，但这只是为了选票的权宜之计，他们搞“渐进式台独”的步伐是一天也不会停顿的，对于这些危险我们实在不能低估。而我们对台湾内政外交发展尚不具备有效控制力，失控威胁始终未除。至于民进党的第二次转型，希望渺茫，李登辉与台联党实质已成民进党的“尾巴”，并尾大不掉，而“泛蓝”整合也困难重重，他们并没有从失败中汲取足够敎训，仍然是一个名生利死的“利益党”，即使重新上台，也不再存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也必以台湾优先为主要诉求，且具根深蒂固的反共情结，台湾民众觉醒和理性选择，尚待时日。
　　
　　有鉴于此，我们不再“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甚至“寄希望于台湾民众”也让许多人感到渺茫，于是人们开始“寄希望于美国”，认为只要美国有求于中国，不公开支持台独，台独则无戏矣。殊不知，美国向我们索要的代价实在不菲，并且也不会真正舍弃台湾，美中关系会不断改善，他们会因“反恐”、“对伊战争”、“朝鲜无核化”等问题有求于中国，但绝不会以台湾问题作为交换代价，其他国家也会仿效美国对我漫天要价，勒索无度。所以，我们的“战略机遇期”面临台独挑战的危险性是不容低估的。
　　
　　三、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虽还不能有效控制台湾问题，但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却有了很大升华，“渐进式统一”的效应正在显露，我们对台的影响力与牵制力正在扩大，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转型时期，我们的对台政策也在转化时期，对台工作也处于新旧思维交替时期。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中，我们的对台工作日趋务实，尤其是“江八条”发表的八年来，我们的政策更可以说年年有变化，新意迭出，越来越掌握两岸关系的实质，认识逐渐从国共合作的传统思维及民族主义的传统观点，转变为国家再造与民族复兴的观念，认识逐渐迈入“自由王国”，犯错的几率大大降低。例如我们对一个中国的新诠释，将传统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我为主去解决台湾问题，改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即我们与台湾共同来完成最终统一；又如，将政经分开处理，政治上坚持一个中国，经济上则不以政治分歧干扰共同合作，不以“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为前提，大力推进共谋发展；再如，“包机直航”，分明对我不公，台湾有许多政治考量，我们却还允许“包机曲航”，这仅仅是为了利民便民，开始以“三个代表”中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处理台湾问题；还有，我们过去决不跟其他国家公开讨论台湾问题，以免台湾问题国际化，如今我们敢于与美国、日本、欧洲……讨论台湾问题，敢于去宣传我们的主张……。一切新政策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显示出这一代中国人解决国家统一的新思维，认识升华了，工作就顺了。事实证明，我们从民族大义出发越宽容，政策越宽大，大到能无所不包，能容天容地，必能容下台湾，解决台湾问题，台独也就找不到理由，反华势力也找不到藉口。相反，若我们处处斤斤计较，必失人心，处处被动。这些政策变化是过去不敢想像的，在左的思潮泛滥年代，这些思维与政策，与“卖国主义”和“出卖原则”是同义词，但我们突破了旧观念，取得了主动权，获得了台湾多数人赞许。
　　
　　但是我们认识变化还不够，与变化了的台湾，以及变化了的中国比，认识显得滞后，政策还不够与时俱进。不适时的旧思维仍是统一大业的障碍，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运用新思维仍要付出很大代价，而运用旧思维则平稳与安全得多，因此守旧作风依然严重。对此，人民群众和国外统派是很有意见的，有些批评甚至是十分尖锐的，从而影响了国内的稳定，也影响了统一的进展，甚至威胁到“战略机遇期”的安全。(下略)
　　
　　这些年来对台新思维带来对台工作新局面，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是否能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大一点，政策再宽松一点，胸怀再开阔点，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也完全是有空间的。我们要美国让步、要日本妥协、要西方反华势力转变来解决台湾问题，可能性是不大的，办法是不多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我们与其将主要精力与财力放在国际社会上，不如把精力多放一点在台湾人民身上，放在善待台湾同胞上，改善他们在大陆的待遇，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最后让台湾民众来挫败台独阴谋和反华势力图谋，确保我们“战略机遇期”有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方面我们的空间和余地还是相当广阔的，我们可以出的牌还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我们的主动权还相当大，这就是我们可以作出的战略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国际社会的工作不重要、不要做了。
　　
　　四、我们做台湾工作的空间还很大
　　
　　与争取美国、日本支持我们统一相比，我认为争取台湾民众对祖国认同的空间远远比前者大。我认为至少以下四方面我们仍具有很大空间。
　　
　　（一）对台政策调整的空间
　　
　　这些年来我们对台政策始终是在调整的过程中，有的是超前调整，有的是被动调整，但总的来讲似乎是国家领导人观念调整走在了部门观念调整之前，而这些新观念往往还招来一些非议与反弹，认为我们让步太多了，这些让步而且都是在陈水扁执政之后作出的……。这是很典型的旧思维在作怪。什么叫让步，又什么叫向民进党让步了？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始终应针对整个台湾社会与民众，民众是台湾的头家与主人，而有些人目光始终放在某个党与某些人身上，这就是典型的旧思维。退一万步而言，即便让步一点给自己的同胞又有何妨，难道我们对台湾只有针锋相对与斤斤计较，就不可以多一点温柔吗？
　　
　　我们对台最大影响力是政策优势，我们对台政策上的进一步调整首先应针对台湾民意、以及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那就是要针对台湾民众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民意，同时，又要针对他们强烈要求一个合理身份的追求，他们要我们回答他们“我是谁”，即台湾在统一前的政治地位与身份问题，若没有一个名分与身份，那么怎么和你谈统一，又怎么敢统一。（此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回答他们“我是谁”，我们反会成为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了。所以对于台湾的政治定位问题，我们应思想再解放些，更实事求是些，政策步子再大些，以便获得更大的政策主动权，获得台湾多数人的民心和民意。
　　
　　（二）做台湾民众工作的空间
　　
　　把工作重心放在台湾人民身上，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但在如何善待台湾同胞问题上，一些部门和地方一旦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抵触，就忘记了统一是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忘记了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重要性。在有些地方与部门将台胞视为“呆胞”，欺负台商事情屡禁不止，尚未建立制约措施，反美其名曰“以商延商”、“生意归生意、统一归统一”。我们能不能扼腕断臂，坚决保护台湾同胞利益，这是取得台湾民众认同的关键。
　　
　　台湾同胞的“国民待遇”、“公民权”、“参政权”、“就学权”等等，我们还没有兑现。我们反对台独，要求台湾人承认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我们至今仍将台湾人视同外国人，这样怎么能取得他们的认同？如果这项工作进一步做好了，台湾民众对祖国、对统一的向心力自然会大大提高，他们会以当中国人为荣，自然会拒绝台独，台独也难以得逞了。这些问题亟待改进与落实，且难度并不太大，比起要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和要日本不染指台湾容易多了，关键是观念的改变。
　　
　　对台湾同胞的利益保护要建立在法律框架之内，在国家宪法中要明确统一的决心与步骤，可先筹组“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制订国家统一法，系统阐述统一的好处，建立新时代的国家统一学说，明确统一前后两岸关系的准则，以及对统独分子的奖惩条例，鼓励一切对统一有贡献的人，显示“以法统一”的决心。
　　
　　（三）两岸经济融合空间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远比政治关系热，大陆虽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地，台湾经济对大陆经济依存度达到了25%，但两岸经济融合的空间远远还没达到饱和，发展潜力与空间还很大。似宜进一步采取措施，将台资纳入我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我地方重点产业进行合作规划，建立起更合理的产业合作机制，将两岸经贸合作提升到产业合作机制上来，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关系，对有些产业给予优先优惠发展权，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层次，甚至让出一点市场引台资登陆，让台湾经济对我依存度更高更大些，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真正达到“以经促政”，让统一的好处不是在统一后，而是在统一前就让台湾民众充分感受到，从而走上共同发展、共创繁荣之路，在两岸经济融合中逐步走向统一。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不妨进一步规划与实施。
　　
　　（四）全球反独促统的空间
　　
　　台独是坏事，但坏事也会变好事，它让全球华人团结了起来，建立了许多反独促统华人联盟，对遏制台独起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对国内现代化建设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这工作怎么完善，怎么因势利导，怎么发挥更大作用，我们的工作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反台独任务仍很艰巨，对台独的历史根源、台独言论的分析批判、对台独思维的剖析、对台独前景的评估，都应加强，应提倡理性批判，不是骂街，更不是“文革”式大批判，我们目前反独的语言、斗争的手段、批判的方式、宣传的形式……仍大有改进余地。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是和平统一的后盾，但似不宜过多渲染，不必动辄以武力去威胁对方，对自己同胞恫吓的效果是不好的。目前，我们对台研究和宣传的队伍在萎缩，条条框框太多，培养鼓励太少，投入也太少。我们不光要反独，更要致力促统，要宣传统一的好处，要去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式、方法，要致力研究统一学说的新理论，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容纳一切拥护统一的国内外有识之士以及岛内各阶层人士共同致力统一大业，这方面我们的工作空间还很大很大，可以做的事也太多太多。
　　
　　总之，我认为要确保我们“战略机遇期”的不失，再获二十年和平发展环境，防止台湾问题影响我们成功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必须善待台湾同胞，应把工作重心真正放在台湾民众身上，要深入瞭解台湾民众所求为何，尽量在政策上满足他们，从而与台湾当局釜底抽薪地争夺民众，让西方反华势力无法在台独问题上做文章，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思维，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陈规，不能搞自我封闭的以“不变应万变”。今日之中国、世界及台湾，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世界及台湾，不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的对台政策与思维如不能与时俱进，必会被动。我们要以大胸襟大眼光大手笔，把台湾包容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让他们与我们共同来缔造一个统一的更加文明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从而确保战略机遇期有一个更好的内外环境，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
　　
　　（写于2003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