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岭南文物鉴藏界，博学多才，在诸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是不多见的。黄咏雩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集诗人、学者、考古专家、文物鉴藏家、工商实业家及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于一身。他既是20世纪三十年代广东省工商界的领袖、米糠业的巨子，进步的爱国人士，大革命时期曾协助乃父黄显芝以粮饷支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和省港大罢工，代表广东省各界人士筹款前往上海慰劳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反对陈济棠把这笔筹款的一部分作剿共军费；又是以诗词着称于岭南文坛的诗词家，与黄祝蕖、黄慈博、黄任恒齐名，并称“四黄”；也是最早考证夏禹岣嵝石刻、秦代石鼓文和南越虞钟、东吴广州部曲将印的考古专家；又是富收藏、精鉴别的文物鉴藏家；以及积极兴办平民学校、创办南海县横江小学、筹办南海县石门中学和赞助广东国民大学和主持广州爱育善堂，做了不少善事的慈善家。但历史似乎对他很不公允：20世纪三十年代，他由于代表工商界，敢于为民请命，反对苛捐杂税而含冤下狱；解放后又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但他仍平静地坚信未来，对生活充满信心，孜孜不倦地从事诗词创作和考古、文物的收藏、鉴研等学术活动，为弘扬和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一、黄咏雩的文物鉴研、收藏之路

　　黄咏雩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文物，已无可征，但从他的一生历史来看，他走上文物鉴研、收藏道路，是与下列因素有关：1.是与他的家庭出身、教育和经济条件有关；2.是与当时中国，特别是广州西关的文物鉴研、收藏的风气影响有关。黄咏雩（1902-1975），字肇沂，号芋园。1902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横江乡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黄显芝是位爱国殷商，是广州市六二三路沙基经营米业的开明士绅。大革命时期，曾通过好友廖仲恺先生，多次巨量捐赠粮饷支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援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其姨丈是著名诗人、藏书家黄任恒，精研经史考古金石之学，终生读书著述，富收藏。其哥黄耀卿亦酷爱古文，四书五经，师从黄祝蕖先生。黄咏雩自小便在这样的家庭教育、熏陶下成长，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到入学之年，即拜严炳汉、劳锦章、陈祥和、岑荔浦、简朝亮等饱学之士为师，及长又结交陈伯陶、吴道熔、江孔殷、汪兆镛、黄佛颐、高剑父、奇峰兄弟、陈树人、陈述叔、叶恭绰、黄滨虹、莫天一、温幼菊、王秋湄、邓尔雅、马武仲、张大千、黄君璧等名流，折节与交，切磋学问，阐扬风雅。这为他走上研习、鉴藏文物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加上当时社会风气，均兴文物鉴藏、金石、考古之学，广州西来初地、玉器墟、文德路古玩，大量摆卖古旧物品、陶瓷杂件、古玩字画等，对黄咏雩走上文物鉴研、收藏之路影响至大。此外，黄咏雩还有先天优越条件，他年少即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好读书，对问题常究本追源，弄个一清二楚，如对经、史、子、集，皆作探寻，弄清来龙去脉。日子有功，自必有成。

　　黄咏雩所走的文物鉴研、收藏之路，与一般文物鉴藏家不同，他走的是属于诗人、学者型的文物鉴研、收藏之路。他较早就有牢固的国学根基、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学修养和美学、篆刻等知识，所以他对文物的鉴研不仅靠过去古董家对文物的直观的经验和“眼力”，而是运用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结合，运用诗词、古文及历史等知识结合来进行鉴研考证和收藏。刨根问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一般经他手鉴研过的文物都较准确，水平较高。同时他还利用多次出外旅游的机会，饱览了两广、湘鄂、赣皖、江浙、齐鲁、幽燕、陕甘等名山大川和历史名迹，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使自己眼界大开，见闻增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益于山川者多。”由是对他在文史、诗词、佛道、哲理、考古、鉴赏、收藏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增长，均大有收益。并锻炼和提高了他识别真假文物的“眼力”和能力。1918年，年仅16岁的黄咏雩，即收藏了一幅极为珍贵的五代南唐李后主李煜绘的《钟隐双禽图轴》。他立即运用他的国学知识和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深入的研究、鉴证，确认它是南唐李后主绘画的真迹。他认为，所谓钟隐者，就是南唐李后主李煜，字晦叔、重光、白莲居士的别号。他每画均自号钟峰隐居、钟峰、钟隐后人、钟山隐翁、钟隐等。据《五代名画补遗》及《宣和画谱》等书记载，李煜不仅是个工诗词的著名词人，在诗词创作上取得很高成就，而且又是—位精鉴赏、善书画、洞晓音律，具有多方面文艺才能的人。他在江南绘画的画，均亲笔题署，并以玺印盖之。这幅画后来曾被宋徽宗以瘦金体题识。然后黄咏雩根据其考证、研究成果以七律《题钟隐双禽图》二首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显示了他自幼对南唐这张名画，已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对祖国文物非一般的艺术鉴赏力，亦开拓了他独特的结合诗词创作、历史考证和文物鉴研、收藏相结合的道路。从1925—1929年三度北游和1938—1942年避居香港，他在饱览各地历史名迹名山大川之时，一方面勤奋进行诗词创作，一方面又时刻不忘各地文物市场、文物商店进行鉴研、购藏活动。他将收藏文物、学习历史、进行诗词创作、提高文化艺术修养、提高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从而使自己的学识水平越来越高，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热爱之情越发深厚和炽热。1922年5月他在广州获得了“广州部曲将印”出土文物，即着手考证此印的由来。1923年将他考证的成果以诗歌的形式，讲述了他考证出这方印在广州设“部曲将”的历史沿革，甚至还大胆提出它很可能就是那个在三国东吴孙皓天纪三年，与郭马、何典、王族、吴述等一起策动兵变，攻杀广州督虞授的部曲将殷兴所遗之印。因为他认为郭马首事，攻杀虞授后自为都督，那么他肯定是原为部曲督无疑，而殷兴史书虽无记载他早前任何职，但从他跟随马等起事成功后一跃而为广州刺史来推测，则他应是比部曲督低一级的部曲将。黄咏雩先生就是这样根据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学修养和书法、篆刻等各方面知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物鉴研、考证的，因而得出的结论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1929年他北游时，在北京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石刻文字石鼓文这一迄今为我国第一批的石刻瑰宝，其书法工整匀称，线条圆劲，圜不至规，方不至矩，结字端姿旁逸，婉丽通畅，为小篆之祖。石鼓共10件，内容为歌颂秦君的猎祭活动篆文四言诗，原文700字以上，宋代所见485字，后世所见愈少，现在大多剥落。当时学术界对石鼓文的刻制年代，自唐以来就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近人及今人研究，才渐趋向于为东周时期的秦刻石，但仍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和秦宣公诸说。黄咏雩先生经过深人考证，撰写了《石鼓文是秦犬丘世父所作考》的长篇考证文章。明确提出石鼓文是周平王三年，秦襄公之兄犬丘世父所作的观点。1930年他在广州购得自广西梧州出土的虞钟，经考证，又撰写了《南越虞钟考》的文章。这些文物鉴定，都不能仅靠直观的“肉眼”或经验，就能判断的，必须如黄咏雩先生那样，以丰富的学识，进行深入的考证才能解决的。

　　二、黄咏雩的文物鉴研、收藏水平

　　黄咏雩的文物鉴研、收藏水平是很高的。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他那金石家、文物鉴藏家的大名就与他的诗名一样，十分闻名，在当时的报章尚有报导，他鉴研及收藏的文物，水平相当高。以古字画来说，就有唐代大画家戴嵩的《春陂牧牛图》、五代南唐李后主的《钟隐双禽图》、宋人《牧牛图》（绢本）、宋《桃崦春耕青緑山水轴》（绢本小轴）、元代方从义《山水图轴》、元代马文壁《春云欲雨图》、元代黄公望《山水图轴》、元代《无款人物青緑绢本》、元《赵雍山水四段、自题诗一卷》（绢本，有朱彝尊、陈奕禧藏印，谢蓝山跋）、元代《元人文具图设色绢本一册》（有梁廷柟题跋）。明代有沈周《菊花鶂翎图》、侯懋功《山水图轴》、孔伯明《山水图轴》、仇十洲《停琴听阮图》。清代有王时敏《仿梅道人水墨山水长卷》、王翚绘《江山无尽图》、石溪绘《白云高隐图》、八大山人绘《福禄寿图》或称《双喜松鹿图》、石溪上人绘《纸本设色牛头山居图》、钱维城绘《花鸟图》、石涛绘《清湘画册》、清湘上人为竹庵画《纸本设色山水轴》、干隆皇帝绘《双清图》、黎二樵绘《山水画册》、居巢绘《花鸟、游鱼、荔枝扇面画册》、黄易载《竹图纸本设色山水卷》（有蒋仁等题款）、奚冈《荆江巫峡图》（纸本墨笔长二丈余，有潘仕成、海山仙馆藏印），以及当时名家陈树人、卢振寰、沈仲强、余绍宋、冯康侯、赵少昂、李居端、黎葛民、林德铭、何冠五、黄允瑄、黄般若、谢熙、张谷雏、张韶石、黄金海、胡藻斌、黄滨虹、林青霓、黄君璧、叶恭绰、容祖椿、高剑父、赵浩公、莫是龙、翁方纲、张廷济、吴荣光、曾国蕃、左宗棠、陈鸿寿、黄敬祜、陈介棋、吴让之、彭泰来、陈融、胡毅生、何绍基、容庚、商承祚、吴道熔、陈伯陶、朱光、钱坫、邓尔雅、韩文举、翁同和、张学华、张荫庭、曾昭华、李济深等书画作品。还有古名琴唐代韦应物《天蠁琴》、三国东吴《广州部曲将印》、商代青铜器《咏樽》、三国·吴《永安铜镜》、元《赤符鎏金佛像、清《鎏金佛塔》、清安定梁于渭着録的《麟枕簿》、明皇帝谕明太师梁储书、释惟心钞刻、释淡归诗集《偏行堂集》善本、《南越虞钟》一座、五代小玉佛。以及古陶瓷等，如晋缥色弦纹梅瓶、宋钧窑发紫三截葫芦形樽、宋磁州窑白地黑花樽、明万历款青花瓷樽、清康熙黑地五彩梅石寒禽瓷罐（连盖）、康熙款釉里红西蕃莲萍果形水注、雍正官窑珐郎彩锦地开窗工笔设色山水瓷樽、雍正青花番莲大瓷罐、雍干时青花瓷坐鼓、商代大铜   、周代铜   、战国楚铜镜、汉黄盖作铜、汉铜犀形水注、汉铜鸳鸯纸镇、明贤王华海天旭日端砚、大西洞三层青花端砚、田黄石、白芙蓉石、鸡血红石图章、陈曼生制的紫砂壶、彩霞制紫砂壶等。收藏十分宏富，精品、珍品不少。

　　他的鉴定水平，可以举下列几个事例说明。例一：明沈周《菊花鶂翎图》，在抗战前他在广州从收藏家何冠五手以2000多银元购得。当时何原是以1500银元议定卖给一位外省人的，由于那位外省人筹不到这笔钱而临时变故，黄咏雩知后，立即以2000多银元购得收藏。后来土地改革时期，黄咏雩收藏的这幅画与其他文物一起被国家购买转去广州博物馆收藏。尽管这幅画被某权威鉴定为假的而交换给他。但事实证明这幅画的确是真的。苏庚春、薛永年等著名鉴定专家鉴定后都认为是真的、十分珍贵的作品。

　　事例二：明文征明行书手卷《风入松》，为20世纪60年代自梁老先生的遗孀手中以500元买入，之前，广州文物商店认为是膺品只出20元收购，广东省博物馆的蔡副馆长亦认为是假的。但随着时间的考验，更多的鉴定专家都赞同黄的看法，确定它是真、精、新的珍品。此外，还有八大山人的画册、清湘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图》、石溪的《牛首山居图》等，一些所谓的鉴定权威都认为是“仿”的而把它发还给他，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黄的鉴定是对的。黄咏雩虽然因此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但他却能平静地对待，让历史作出公允的结论。

　　三、黄咏雩的诗品、人品和保护文物的爱国精神

　　拜读了黄咏雩的著作《天蠁楼诗文集》，以及他数十年的行事处世的做法，我们觉得黄咏雩先生的诗品、人品都是极其高尚的，他对祖国和人民是十分热爱的。他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一往情深的。首先他做人的宗旨是立人辅世。解放前他以自己的财力和精力，大力办学树人，创办学校，传立身处世的圣贤之道，培育人才，以兴邦国；他以行善事造福社会、造福群众以辅世。从不卷入派系名位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义无反顾地顺应潮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支持省港大罢工、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救国，他为广东文物展览会努力工作，为抢救祖国文物奔走呼号。这在他诗词作品及行动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从不以文物来图利，去炒买炒卖牟取暴利。他收藏鉴研文物，完全是为揭示内涵，弘扬它；而不会与外国古董商作交易；宁愿以真换所谓的“假”的做法，来阻止因误鉴为假的文物经由文物商店而流出国外；不因画面残破的珍品被某些人不重视而他明知其错而不施援手加以保护。对版片废蚀，他则修残补缺，详加考证，让更多人知道它的价值。他在解放后即使是在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下仍不忘保护文物，他在桂林游时，以自己专业知识和微薄工资，在文物商店的废画堆中发现并购买了《八大山人梅花鹿》。在广州西来初地，他又“抢救”、购藏了八大山人的画册。“文革”时期，面对红卫兵抄家、斗争，他冒着生命危险，叫儿子把沈周的《菊花鶂翎图》，抢救收藏好，躲过劫难。文征明的行书《风入松》，他愿意无偿捐给国家收藏“不要奬状，不收奬金！”

　　1975年1月3日黄咏雩先生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甚至还带着许多不白之冤；但历史总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对鉴藏、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发展我国诗词创作所作出的贡献的！
　　（本文收録于：2001年9月《罗雨林文博论集》第432~435页。）
　　（作者：罗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