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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式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原载《台声杂志》1998年7月号
  
  香港回归后,人们对中国统一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香港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一是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在前一段东南亚金融风波中,香港经受住了回归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保持繁荣稳定已经不是一句空话。在此情形下,各方人士更加瞩目海峡两岸之间如何突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包括顺利走上政治性谈判之途。
  
  我们认为,“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不仅适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也同样适用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那么,香港模式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哪些经验和启示呢?
  
  “平稳过渡”:香港回归前“过渡时期”的模式
  
  在香港回归的进程中,中国方面积累了“过渡时期”的成功经验,许多被认为是十分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些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应当具有借鉴意义。
  
  “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业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模式,可以称作“一国两制”的“香港版本”。这一版本有如下特点:1.形成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完整配套方案;与此对比,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也应当建构“一国两制”的配套方针。2.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和政策保障,从1982年宪法中关于设置“特别行政区”的条款,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再到驻军法等具体法规及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香港问题的解决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条件,也具备了较为完备的调节各种行为和关系的规范。3.在解决香港问题时,没有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发生重大的争执,英方最终接受了我国政府提出的“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立场,香港当地人也未提出要建立“对等的政治实体”的主张。也就是说,香港人民基本上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包括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地位。
  
  与此对比,台湾当局反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要建立“对等政治实体”的主张,以“分裂分治”作为两岸关系的定位。同时,台湾有相当一些民众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还缺乏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因此,在一个中国原则上达到高度共识,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祇有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很好地解决“过渡时期”的问题,安排好“过渡时期”内各个方面的问题。让双方都有一个满意的、可以接受的条件,这是香港回归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大启示。
  
  台湾问题:统一前“过渡时期”的设定和处理
  
  台湾问题较之香港问题更加复杂,这包括:内部因素和国际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文化心态因素和现实政治经济因素等等。因此,同香港问题的解决相比,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具有时间更长、涉及面更广的“过渡时期”。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为解决双方的关系定位,化解彼此的隔阂,将会经过一个磨合的过程。
  
  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台湾社会同中国大陆社会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彼此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上具有重大的差别,彼此在“统一理念”和“国家理念”上也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一重大差异,又因台湾当局在岛内推行“宪政改革”,包括所谓“修宪”、“废省”等,而进一步加剧。第二,台湾问题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内战造成,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在台湾地区维系着一个残缺不全的“法统”,支撑着一个“小朝廷”,偏安一隅。第三,台湾社会从90年代后经过所谓“宪政改革”,出现了“多党政治”的政治格局和“多元社会”的社会格局。台湾问题的岛内因素复杂多变,它包括岛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台湾当局的背后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国际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希望两岸关系的分离状态长期维持下去,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这自然加剧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台湾问题固然复杂,但如果能合理安排“过渡时期”,摈除各种人为的障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处理好统一前的各种问题,化解更多的“情结”,台湾问题最终是可以圜满解决的。应当考虑到下列诸方面:
  
  1.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和追求国家统一的目标,是祖国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的一贯立场,不容动摇。台湾当局应该正视这一现实,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寻求共识。台湾方面应该放弃“对等政治实体”等不合时宜的主张,放弃以“分裂分治”作为两岸关系的定位;在表示追求“国家统一目标”和“反对台独路线”主张的基础上,公开、明确地对一个中国原则进行政策性的宣示。
  
  2.应该解决好统一前的各种问题,形成一个具有合理安排的“过渡时期”。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着重解决的就是统一前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和建设性的建议。这一点在同邓小平“一国两制”方案的比较中,会更加清楚和直观。“一国两制”方案比较注重的是在统一之后的各种安排,从“叶九条”到“邓六点”,已经提出了许多针对未来统一完成之后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江八点”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精神的基点上,则着眼于发展和推动目前两岸关系,提出了诸如就“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以此作为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第一步;进行双方领导人的互相访问;提出中国文化是维系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并提出了“保护台商利益”、建立“台商投资保障体制”和我驻外使馆保护台湾同胞利益等具体主张。这些主张照顾和回应了目前台湾人民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台湾当局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为了充分体谅台湾当局的的实际处境,为瞭解决好统一前的各种问题及其安排,江泽民主席还指出,“祇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其中也自然包括台湾当局所要谈的各种问题,比如关于双方谈判的方式等敏感问题。应该说,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已经为积极稳妥地解决两岸关系中的“过渡时期”安排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政策保障,它们已经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具备着良好的前景。
  
  3.努力争取台湾人民的“民心”,承认和尊重“台湾意识”的客观存在,但坚决反对和摈除“台独意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台湾社会大多数人中间存在着所谓“台湾意识”,但这祇是“中国意识”在台湾社会的地方性表现,相对于中国母体文化,是一种“亚文化”的形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国家意识”而祇是一种“地方意识”。“台独”势力出于其政治目的,有意将“台湾意识”歪曲和夸大为“台独意识”,这是不符合历史与客观现实的。我们应当明确区分这两种意识,承认和尊重“台湾意识”,体察台湾人民的特殊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尊重支持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要坚持反对“台独意识”。
  
  4.应该形成实现“一国两制”的“台湾版本”。由于台湾问题的性质与特点同香港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解决台湾问题自然需要更加具有特色的作法。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要有针对于台湾社会的各种具体措施,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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