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1996年8月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所谓“考察”的时间和内容仅限于该年7月和8月举行的两场军事演习。
　　
　　目前，我对台政策定位有两个特点：一是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在国家总政策中的地位骤然上升。我们所采取的批判李登辉、批判台独的舆论行动和在东海公海举行的军事演习，应被视为我国国家意志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根本性昭示。二是“关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一手在整个对台政策和国家统一政策中的政策地位也骤然上升，成为近来一系列动作的政策来源和解说依据。由此，大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格局是：军事上的压力适度地、然而却是不断地升级，政治文宣攻势直逼李登辉本人和台独老巢。估计此举会持续到明年“总统直选”之时。但是，同时又明确表示：对台经贸政策、文敎交流政策不变（例如在沿海地区加强台商投资保障体制等）。这是目前唯一留有缺口和余地的方面。总之，大陆方面在局势的迅速变化中显示了一种有刚有柔的做法，但总体布局以刚为主、刚远远胜于柔。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岛内政局的演变与我政策理想目标的介面有多大？在军事压力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我政策的回旋余地有多大？这就需要避开情绪化的因素，务必从学理上梳理和考察事态的来龙去脉，掌握住事态的发展方向。冷静地观察和判断形势，我们不难发现：大陆方面所采取的发射导弹及军事演习等行动比批李文章作用更大，军事威慑比文宣攻势来得更直接凌厉；以大多数台湾人的切身体验讲，其效果更加明显和真切。道理很简单朴实，这种行动马上引起了大多数台湾人所关注的生存和安全问题，他们的视界内醒目地浮现着某种“比喻和假想的情景”。①因此，我们更有必要从战略威慑的系统角度估量海峡地区的局势及其演变方向。
　　
　　一、军事演习已经产生的威慑效果
　　
　　大陆在东海指定区域举行的军事演习，对台湾海峡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憾作用。目前，台湾方面处于在政治上进行辩解，内部派系分化，人心浮动，股市下跌和军事上也有所准备的状态。所谓政治上辩解，就是台湾当局对于近来所受到的指责试图加以“澄清”。李登辉和台湾当局的一些主要官员均改变政策调门，强调“拓展国际空间不是搞台独”，“对等政治实体不是搞两个中国”。有些民间舆论和学者还辩称李登辉也“具有大中国意识和中原意识”，祇是过去讲话太随便、太任性了。当然，在本质上看，台湾当局所坚持的“对等政治实体”、“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示是在局势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回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岛内政治势力出现了派系分化和重新集结，并且这种变化仍然会继续，这是大陆采取军事演习行动产生效果的一个明显的表现。现在，非主流派在政治上比较活跃，军队内部反台独的情绪比较浓厚，“八一三大游行”基本上汇集了岛内坚持统一立场的各派政治势力。至于台湾民众的心理，普遍的是感到害怕，突出表现为股市下跌，涌现移民风潮，不少学者大谈台湾人的悲情意识。生存问题显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然，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台湾当局在军事上开始有所准备，反制我军事威慑的布局已露端倪。台湾军方要员出面讲话打气，并外出巡察防务。10月份，台湾军方亦有军事演习的行动。
　　
　　就显见的材料观察，岛内出现的上述种种事态仍在继续演进之中。而大陆所采取的发射导弹和军事演习行动，已经产生的两大政治、军事威慑效果是：
　　
　　第一，通过这种行动，宣示了我们强烈的国家意志，表现了我们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完成国家统一目标上的决心和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在反对台独的问题上，证明中国是不含糊的；在某种意外的情况下，中国是敢于动真格的。这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一段时间里，台湾方面一直在摸我们的底牌；事实告诉他们，我们的底牌实际上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和追求国家统一的目标，尤其是在目前固守反台独的立场不变。这种底牌不是虚构的、抽象的，而是实在的、具体的。另外，长期以来不少台湾人怀疑大陆人民是否具有“民族情感”，这次行动给大家的共同感受是：在大陆方面，“民族情感”确实存在，有些时候它还表现得十分直率，民族主义因素是中国国内政治中强有力的运作因素。
　　
　　第二，对于这次行动，国际上、首先是美国并没有作出台湾方面所预期的反应。台湾当局原来以为国际间会对东海军事演习持激烈排拒态度，曾经说：“国际社会不会坐视武力犯台”，特别是他们曾期许这种行动会挂钩在“中国威胁论”上；结果不然，通过这次军事演习，证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基本上是个大国，国际地位的公认度和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仍然很高。国际间继续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几十年来的对华政策标准，并且高度肯定国家主权属于中国最高层次的战略问题和最高利益所在。近期内，中美外长“汶莱会谈”和美国派副国务卿来华访问，均充分证实美国政府不愿轻率改变中美关系的固有框架，仍然奉行“大陆优先于台湾”的政策模式。颇值注意的是，美国、日本和东盟等相关国家未作大的反应，这一点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未来格局中的地位拥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其中会顺势创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维护自己利益的体制性“惯例”。
　　
　　二、性质判断：战略性的威慑
　　
　　到目前为止，我们走到了一个总结经验、预估未来的关节点。一个必须加以考量的要害问题是：这次的行动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行动？性质的判断，是保持战略稳健与敏捷的关键枢纽。笔者以为，依其外观形态看，这次的行动属于一种蓄发已久的战略性威慑，目的在于加强威慑主动方对局势的控制；在手法上它采取了逐步升级、压力加码、刚柔相济、刚胜于柔以及效果分期检验、追求后置效果的非常规做法。因此，这里首先应将事态的发展纳入战略范畴加以考察。所谓战略性威慑，不是一般性的常规威慑，其内里包含了高度的政治目的，追求强烈的有色彩的军事效果，在军事目的中追求政治目的。说它蓄发已久，乃是因为它绝非即兴偶发之作，而恰恰是长期以来形势发展总和积累的必然产物。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干什么的？从纯军事的含义上理解，军事力量有两种职能，一是作为战争的工具，二是作为威慑的工具（这里不从各国宪法所赋予的军队职能去解释）。从二战后的通例来看，第二种职能即军事力量作为威慑物质载体的作用尤为显着。二战后，战略的一个新的极大特点是：在使用武力威胁和直接诉诸武力之间出现了距离和间隔，并且这种距离和间隔随着时间和空间条件的演变越来越大。由此，出现了一个给战略制定者提供活动余地、充分谋算的“中间地带”，为形成以威慑为主导的战略体系创造了条件，也为因此而呈现的各种样式的关系对局提供了甚大的可能。
　　
　　威慑的概念在战后新型战略中成为中心概念，是国家战略（有时亦称“大战略”②）和军事战略的基础。本处所使用的“威慑战略”概念，限定于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及其衍变出来的种种特征。《大战略》一书认为：“威慑”这一概念是在“全面战争的含义深入人心之后”，才有固定内涵的。③战后美国最有威望的战略家布罗迪指出：“威慑”是提供一种方法，告诫对手“他可以采取的某个特定行动的代价和（或）风险要超过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好处。”④“在某种意义上，‘威慑性’是商业逻辑的产物，它是根据‘风险-利益’这一公式来衡量的。”⑤不难看出，“威慑战略”的实质是在风险（代价）与利益、得与失之间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最合理合算的关系，它是提供在军事目的中贯彻政治目的的可行战略。战后经验表明，威慑的使用总是伴随着危机的不断出现和升级，但却可以有效控制危机变为战争摊牌的惯性效应，使战争处于被遏制状态。在此情形下，合理的威慑是危机与转机的调节器，是在局势中进退自如的控制阀门。明智的决策者凭藉战略运筹的“中间地带”，能将威慑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规划事物进程的历史主动者角色。
　　
　　“威慑战略”的权威提倡者基辛格曾对构成威慑的三要素作了较为成功的描述和归纳，这就是：“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和被对手充分估计到”。并且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威慑将会失灵。⑥其有效性要求在物质与心理之间，有形与无形之间，虚拟与真实之间作出必要的调节。⑦为了适应造成威慑局面的战略性要求，其所使用的例行形式有：举行各种规模和性质的军事演习、发动和进行军备竞赛、实行平时和战时封锁、加强某些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改进武器系统、以阅兵式展示军力等等。
　　
　　以此观察东海军事演习，可以看到：大陆方面的威慑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在于通过造成对局势的军事压力，对明年台湾选举产生直接有力的影响；分化岛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选举造成明显的政治分野；增加反李登辉势力的存在价值、政治影响和发言权。这种政治目的还隐然具有更长远的含义，即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影响岛内的政治运作。其军事安全含义也是明显的，通过增加对台湾地区的安全压力，使台湾当局清醒意识到台湾地区最大的外部压力是大陆，压力升级的结果对台湾地区是致命的。归结起来，如果经历数次行动达成上述效果，那么就达到了威慑的目的。如果台湾方面认为大陆的压力可有可无，那么威慑的效果就不明显。如果台湾方面判定根本不存在安全问题，则根本未构成威慑。如前所述，大陆方面的军事行动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追求效果。
　　
　　从技术性要求分析，以第一次导弹发射为个案，大陆所举行的军事演习从一开始便具备了威慑的外观形态。有三点值得注意：1）第一次导弹发射以“训练”名义举行，而未使用“军事演习”的说法，尽管外电报导中有径直把它说成“军事演习”的。2）地理位置精心选择，离台湾本岛很近，但又不是贴近。以经纬度传达威慑的等级信号。特别是宣布发射范围半径为10公里，说明军事动作的精确度，威慑含义显露于微妙细节之间。3）发射时间颇费斟酌，第一次新华社授权公告宣布发射时间由7月21日到28日举行；但第二次新华社授权公告又宣布发射训练于7月26日结束，等于是提前结束。既然是威慑行动，行动便是有限的。提前结束，为的是以观后效。
　　
　　不过，遗憾的是，台湾当局未能明智地接受第一次威慑行动的信号和效果，迫使大陆方面在没有预设台阶的情况下采取逐步升级的策略，断然宣布发动第二次威慑行动。这次行动的授权公告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性质为导弹火炮实弹演习。导弹及火炮等发射范围扩大，选点更具有针对台岛的布局，并公开使用“军事演习”的名义。根据今后台湾海峡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如果大陆方面再沿用“实兵演习”、“联合作战演习”等样式发展下去，所有军事行动不论类别和规模均完全属于不断升级的军事威慑。
　　
　　三、威慑信任度：顺势逻辑与逆势逻辑
　　
　　根据构成威慑的三要素加以考察，第一个要素“有力量”，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效果，满足了局势对军事力量的要求。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加强军事存在，使大陆的军力无论在整体上和地区布局上，还是在武器系统上，都取得了针对台湾的实力优势。台湾方面更加充分地体认到眼前事实的严重性，其在实力对比中的劣势仍将受到“武器采购平衡”的制约。第二个要素“有使用力量的意志”，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大陆方面在决策意志和执行动作上充分显示了“使用力量”的决心。关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政治保证，由于更加明确其政策地位，因而向对方传递过去十分有力的信号。台湾方面对此亦有所认识，岛内纷纷关注“大陆军方”在对台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和态度，便是明证，军事行动产生了政治效果，第二个构成要素未被虚化；而这一点通常是十分要紧的，因为在一些时候，如果“有力量（物质形态）”，却不具备“使用力量的意志（主观形态）”，反面易被对方理解为虚弱，对方的轻视会使第一个要素化为无效，从而不能构成真正的威慑。⑧
　　
　　在具备第一、二个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第三个要素即“对手充分估计到”便成为最终达成威慑效果的关键。对此必须审慎地加以研判，而不能抱无所谓的观点。环顾当今，岛内人心浮动，惧怕大陆导弹，当局惊慌失措，说明“对手”已经有所“估计”。但是，这种“估计”“是否充分”，有没有调适到大陆军事行动理想的政策目标上？这就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效果上进行综合研究，排除片面的臆想成份。
　　
　　这里，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是威慑信任度的问题。
　　
　　从威慑信任度看，威慑所提供的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双方理解、共同接受的双行道，而且威慑的实际效果祇能从“相互关系”中产生，不可能单方面、片面地虚构，质言之，威慑是“双方相互”发生交换作用、产生高度关联的过程。
　　
　　于是，我们认识到：形成威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是，在威慑主动方发出信号有效的情况下，被动方必须接受（而非仅是接收）它；而在被动方一边也因此就同步产生了“自己可否接受”的问题。通常的情况是，如果被动方未能接收到威慑信号，那么说明它在智慧和理解上肯定出现了缺乏、短路或误导等种种情形。主动方仍可再次启动威慑手段加强效果。如果被动方表现出不接受威慑信号，那么就属于对威慑行动的抗拒。这后一种情形特别严重，因为主动方有可能在遭到多次抗拒后，被迫走出威慑行动的自身限制，在双方默契关系无法达成、因而威慑无法操作的时候，威慑必然走向失灵。其结果众所周知，冲突或战争成为失去控制的导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九九五年闰八月》一书的逻辑不是威慑的逻辑，在导弹说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时候，在对方无戒备的麻痹状态下先发制人地发动外科手术式（闪电式）攻击的时候，不存在威慑的问题。这纯属另一种问题的范畴（例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突然袭击）。⑨而在1994年岛内流行的一些论调，例如一上来就说要打人，或一上来就说被人打（特别是后者是岛内“武力犯台论”的情绪化表现），则根本就不懂（或未听说过）威慑的道理。另外，传统战争理论如克劳塞维茨“绝对施加暴力”的“两极性原理”与“威慑理论”无缘。⑩在考虑威慑问题时，它们不应被列入参考物件，以免削弱乃至失却威慑的真谛。
　　
　　威慑理论强调：当事双方均应对局势（包括各种细节及其衔接）的演化有充分的体认，以便有效把握威慑的正确导向。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主要取决于“心理标准”，要求解决“心理差距”方面的问题。在谈到威慑战略时，波尼亚托夫斯基说过：“在共同协议的基础上，风险的程度变小了一些，而且风险的界限在哪里也是一目瞭然的。因此，问题不再是一开始就使用毁灭一切的核手段，而是发出一系列逐步升级的越来越强烈的警告。”《大战略》一书指出：“威慑的目的是防止战争，它是威胁、进行威胁的能力和必要时进行威胁的意志的混合物。成功地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迫使受威慑的一方看到要取得其预期的利益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最终达到局势的稳定。”B13“威慑不是从行动上去遏制敌人，而是从心理上去遏制敌人。”B14
　　
　　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陆对台湾所形成的威慑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更需要及时解决可信性的问题。从现实力量对比分析，大陆对台湾的威慑是一种大对小的不等值的威慑。有两种效果需要考虑。
　　
　　一是顺势逻辑。威慑无非是期望对方产生支配性的恐惧心理，重新考虑面前的得失关系，并估量形势重新作出选择。对于大陆来讲，如果“这种恐惧心理”成为影响岛内政局的因素，威慑的“顺势逻辑”便达到了极大的效应。现在，生存问题已成为岛内的突出问题，大多数台湾人出现了“生存与发展”问题上的“心理差距”，心态成份中溶入了忧虑和害怕的因素，政治上台独倾向受到遏制，此即是获致了威慑的逻辑结果。而目前大陆的军事威慑倘能影响到选举等政治操作，借机削弱李登辉的政治价值和地位，还算是有甚大的具体收获。于此而言，大对小的不等值威慑是容易收到立时性效果的。
　　
　　二是逆势逻辑。恰恰是由于面对大对小的不等值威慑样式，对这一点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关键在于威慑的时效性，时间与效果成反比关系，“持久战”是最大的忌讳。例如在国际政治危机中有小国不怕大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金融危机）中有穷国不怕富国的例子。前者往往喜欢采用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术。就两岸关系而言，威慑行动假若超出了界限，或动作过急，或压力太大，均可能导致对方由害怕变为不害怕。而如果时间拖得过长，发生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就自然扩大。这种“不害怕”不仅使威慑所求致的“让对方害怕”的效应丢散，而且会产生逆反作用，即在无退路的情况下对方采取了“绝对报复”的行为。双方的行动被迫回归克劳塞维茨“绝对施加暴力”的“两极性原理”。因此“逆势逻辑”所表明的要害问题是：威慑主动方怕的是没有台阶，威慑被动方怕的是没有退路。“逆势逻辑”对于威慑主动方是一种极为不利的选择，这时被动方的报复因号召力和民心凝聚力加大，有可能转化为对主动方不必要的政治负担。近期内，给人们警示的是，在我们发射导弹演习开始后，台湾一些地下电台叫嚷：“要血染黄河”，“炸毁葛洲坝”，“让台湾成为第二个巴勒斯坦”。虽纯属庸辈狂妄之举，然亦不可不察也。
　　
　　很明显，在顺势逻辑与逆势逻辑之间有一个“度”，适度的威慑不会培养出对自己的抗体。从已经显示的威慑效果看，大陆的主动性威慑大体控制在顺势逻辑之内。这一是要看岛内民众的反弹未有失态抗拒，他们并未增加对维持现状的叛逆性。二是要看美国和国际上的反应未有藉故干涉的企图。从已有的美国官方言行看，美国基本上判断大陆的军事演习属于威慑的范畴，找不出理由反对中国的作为。由于大陆在东海公海指定区域的军事演习不违反国际法的有关规定，显示它是事前精心考虑过要控制在国际上不作出反应或至少不作出大的敏感反应的限度内。当然今后在这方面，最有份量的考量是美国如何对待《与台湾关系法》中关于“关切”台湾问题解决方式的条款（实际上早在《上海公报》中美国就已经提出对台湾问题解决方式的“关注”）。具体到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应集中注意美国政府及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的对华政策言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威慑基本上要做到充分发挥顺势逻辑的最大效果。但以后军事演习举行多少次，压力加码到什么程度为最佳，须配合以效果和品质的检查，筹码的使用要有时间比例和适用范围上的良好把握。真正做到有劲使得上，有劲还能用得好。对于战略决策而言，此时最忌讳的是使决策者盲目进入两难选择的困境；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时候选择将迅速变成摊牌。
　　
　　根据威慑顺逆两势和正负效果二分法，大陆军事演习的威慑水准可控制在：
　　
　　1.威慑水准应掌握在第一种逻辑限度（即顺势逻辑）最大限度上，并选择适当时机（为加大威慑力）在第一种逻辑限度和第二种逻辑限度（即逆势逻辑）之间建立“模糊地带”。作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明确显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始终是这种威慑的最终政治保证，并使它所应具有的战略潜力和效应大部分地加以实现。但应自觉防止第二种情况的冒然出现，排斥对偶然事故的失控。
　　
　　2.预计此类军事演习会持续到明年选举之时，显然有影响岛内票源分布的操作目标。既如此，在这之前可划分出若干阶段，在操作层面实行分级、分类威慑，同时建立起升级和降级机制，使威慑水准含有具体的目标。军事演习规模的扩大应采取“逐步升级”的阶梯样式，切忌采取径直升级的孤立方法。具有实战色彩的军事演习必须树立有针对性的战略目标，缺乏这种战略目标则失去进行的意义，或使已经取得的效果大打折扣，削弱自己保持战略优势的姿态。更加重要的是，威慑主动方应在初始阶段为以后若干阶段制定出双方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即“战略威慑规范”B15）；“制定”的意识和能力，应被视为衡量威慑效果和进度的标志。如果双方在对威慑规范的认知上出现“契约式”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它是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气氛中建构的），则显示威慑正在顺利地发挥作用。在这方面，美国战略分析家赫尔曼·卡因所着《论逐步升级》提供了“六个门槛和四十四个阶梯”的模式，可以作为充分的参考。B16
　　
　　3.为加强对海峡地区局势的控制，在明年选举后或者说今后仍应在这一地区保持强大的战略威慑体系，并使之成为两岸关系中有活力的因素。
　　
　　正是根据威慑顺逆、正负二分法，为了建立和提高可信性及造成理解局势所需的心理氛围，这种威慑向对方传达的强烈政治信号应该是多重的：1）假如对方搞台独，不惜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两岸关系的基础原则是建立在“一个中国”和双方共同努力完成国家统一目标的共识上的。2）这种威慑的有效目标之一是双方在默契下，具有将危机转化为转机的主动意识。今后双方关系成熟的表现是全面建立起两岸关系的规范，建立起控制和处理危机的机制（台独应被共同视为最大危机的最大乱源）。在扩大选项的前提下，不违反两岸关系规范的选择性关系将是被允许的，从而造成两岸关系张弛有度的良性回圈状态。3）合理和成功的威慑最终会提高谈判在关系对局中的地位，但这种谈判的级别必须提高，最好的模式是举行高层政治会谈。同时，威慑主动方可以预设谈判的性质和内容。从现今看，在明年选举前或明年若干时期内，谈判的条件和气氛难以具备，但谈判的恰当时机应与威慑效果的充分显示及时而有机地结合。谁也不会忘记，威慑是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心理和谈判的艺术，它不是孤立单一的招术（例如尼克森“实力、威慑加谈判”“三位一体”的做法）。
　　
　　综全文所述，威慑理论向当事者说明的是一种重新谋事造势的智慧之举，威慑的成功取决于决策者的理智，而非逆理智；B17也就是说，决策者对利益与代价的精心盘算是造成威慑局面的关键。充分利用和发挥威慑的后置效应是明智的决策者谋求取得政治优势的应有之义。祇有在威慑的各项理想目标取得综合效果时，才能有理由相信大陆的军事动作有了长期的战略意义，也才能有理由相信它为建立起两岸关系的良性规范和政策信号传递方式作出了贡献。如果目前局势能增加大陆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还算是有额外的收获。目前政策取向的“上策”，乃是以有力的威慑开辟出“中间地带”，控制住台湾前途的主导权，继续落实“江八点”所提出的各项政策目标。它将使我们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有所作为，明智和稳健的决策者将毫无疑问地被公认为对目前局势最得要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注释：
　　
　　①此即赫尔曼·卡因《论逐步升级》一书的副标题。
　　
　　②参见柯林斯：《大战略》一书，战士出版社1978年。
　　
　　③《大战略》，第163页。
　　
　　④伯纳德·布罗迪：《终极武器》，纽约哈克特-布雷斯公司1964年版，第24页至第63页。亦可参见拙文：《从军事科技角度对核威慑及其困境的重新考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
　　
　　⑤拙着：《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
　　
　　⑥⑧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8、19页。
　　
　　⑦拙着：《均势演变与核时代》，第216页。
　　
　　⑨参见郑浪平：《一九九五年闰八月》，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⑩参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
　　
　　《选择的必要》，第18页。
　　
　　波尼亚托夫斯基：《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264页。
　　
　　B13《大战略》，第81页。
　　
　　B14同上，第163页。
　　
　　B15参见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中有关于美苏战略威慑的“五项战略规范”的论述，见第17页。
　　
　　B16参见赫尔曼·卡因：《论逐步升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38页至第41页。
　　
　　B17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