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香港《大公报》2003年8月28日、29日连载，原为提交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
　　
　　一
　　
　　    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很难塑造理性预期的关系。例如，大陆方面呼吁举行两岸间的政治谈判已经有20多年，两岸有识之士亦多寄希望以此来解决双方的问题，但是何时举行又以何种方式举行，仍在未定之天；又例如，两岸三通多年来已经成为双方之间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台湾岛内工商界亦多次急切呼吁，而且在大陆与台湾相继加入WTO之后三通问题的解决呼之欲出，但是人们仍然难以有效预期其何时可以最后实现或取得突破。实际上，除了两岸政治谈判和三通这样的问题之外，最能说明两岸关系很难塑造理性预期的例子是战与和的问题。近年来，两岸间的政治危机不断，战与和的问题随之而变得越来越突出，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提出了“时间表”的问题。然而，以理性预期判断战与和的前景，似乎又极可能带来两难的选择困境。
　　
　　    塑造理性预期的困难，导致了两岸间资讯沟通管道的不畅和沟通方式的匮乏，连起码的政策交流都难以进行。因此，在两岸的政界和新闻界一直有一个特殊的辞汇，叫“解读”。在对方进行政策宣示或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后，另一方总是要“解读”一番，也就是要在隔岸对峙而又很难进行直接接触的情况下祇能以单方面的揣测来解释对方政策背后所可能包含的真实含义。这也就造成了两岸关系中的一个特殊表现，即隔岸“解读”阻隔着双方越过海峡进行直接的接触。
　　
　　    塑造理性预期的困难，意味着两岸关系没有太多有效的游戏规则。因此，两岸间的游戏所依据的常常是单方面的设定。这与人们常见的例子不太相同。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尽管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但无论是战争还是和谈，都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换言之，战争和和谈都是塑造理性预期的强有力手段。在近年来的中美关系中，尽管双方有时矛盾有时合作，在起伏不定的关系中甚至出现过危机，不确定性因素也常常显着增加，但是双方的关系一直是遵循着某种特定的游戏规则。因而，上述关系都是存在游戏规则的关系，人们可以用理性预期进行判断。可是，两岸关系却违反了这种常规，出现了某种奇怪的悖论：即一方面，两岸关系在政治方面处于僵局状态，但经贸关系却还能照样发展，甚至还可以有大的发展(例如，截止2002年底，两岸经贸总额已经达到2200多亿美元，大陆已经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这种现象超出了一般的常规逻辑，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规逻辑，政治关系如果不好，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关系，至少会阻滞经贸关系的发展。但是，两岸在政治关系不断发生危机、甚至战与和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反过来看就更加奇怪。因为尽管两岸经贸关系十分好，并且前景也更加看好，但是它并不见得就能直接带动双方的政治关系的进展，不见得有助于打破两岸的政治僵局，也不见得使经贸关系的密切发展产生引向政治谈判的逻辑，甚至很难塑造先经济后政治的理性预期，因此，这种现象也超出了一般的常规逻辑。从这中间的矛盾现象，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两岸关系是一种没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的关系，也是一种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关系。其结果是，意外事件和戏剧性的因素常常成为造成两岸关系动荡的诱因。
　　
　　    两岸关系中缺乏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也缺乏固定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双方之间无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1992年大陆海协和台湾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四项协议，应该说是两岸关系制度化安排的良性启动，当时这些成果曾经分别被两岸领导人称为“历史性的一步”或“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里程碑”。但是，自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事件引起台海局势危机后，两岸关系再也无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不仅如此，两岸之间仅有的某些制度化安排也被破坏(例如“九二共识”)。因此，两岸关系不仅是很难塑造理性预期的关系类型，不仅是缺乏游戏规则的关系类型，而且也是难于产生制度化安排的关系类型。
　　
　　    二
　　
　　    两岸关系难以塑造出有效和稳定的理性预期，其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台湾领导人的讲话之随便，台湾当局的政策资讯之混乱，政策的变动之频繁，在多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中似乎是极其罕见的，在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举止方面似乎也难再找到其翻版。例如，李登辉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过，“台湾经济的发展以大陆为腹地”，但其后不久即抛出“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并推广到整个大陆政策的领域，完全推翻了原来的说法。又例如，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自其上台以来已经三度改变其大陆政策，每次都是180度的大转弯。在2000年5月“就职演说”中，陈水扁信誓旦旦地保证“四不一没有”，而在2002年8月初却公开抛出“一边一国论”，将其“四不一没有”的诺言抛掷脑后，而在2003年初陈水扁却又改口说仍然奉行“新中间路线”。尤其是，在前一段非典肆虐的时刻，陈水扁借机将公共卫生问题泛政治化，致使两岸政策再次发生倒退，在两岸政策上又发出了“非典型性”的言论。对于今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如何变化，人们甚难预料。但人们对陈水扁和台湾当局在政策方面的多变特征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们不得不常常用“机会主义”或“麻烦制造者”这样的贬义词来加以形容。
　　
　　    与台湾方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方面自1979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其对台政策始终围绕着“和平统一”这个主轴，后来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一直到江泽民提出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八项合理主张。从其发展脉络看，大陆的对台政策是连续的、稳定的，也是始终如一的；而且，这种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不断地采取主动和善意的措施来塑造两岸关系稳定、有效的理性预期，以期产生双方的政策对接，促使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自1996年以来，每年年初举行一次的江泽民八项主张纪念座谈会俨然是大陆对台政策具有理性预期的重要标志。因此，尽管台湾方面对大陆的对台政策并不十分满意，甚至美国人也多有心结，但是大陆方面的政策资讯是清晰的、透明的，提出政策的基点在于“说话是算数的”和“言有信，行必果”，也就是说，它的政策是有理性预期的，是讲求政治家风度的。因此，无论从政策内容所应抱有的诚意，还是从政策提出的方式来看，大陆方面的作为有利于塑造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质言之，虽然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一时还很难得到多数台湾人的普遍认同，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愿意、有诚意塑造理性预期，愿意、也有诚意在两岸间形成一定的游戏规则，以便于两岸人民的来往和关系开展。应该说，这是对两岸关系和两岸人民负责的做法。但是，大陆方面首倡的主张和发出的呼吁无法得到台湾方面的回应和回应，从而无法形成良性的互动，已经成为两岸关系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两岸双方对塑造理性预期的态度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两岸关系中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主要责任在于台湾方面，换言之，台湾当局对塑造理性预期的消极、排拒态度是在两岸关系中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最主要根源。表面看来，两岸关系难以塑造理性预期的直接原因是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多变和个性的怪异，或者说是缺乏政治家的应有风度。但更深层的和更根本的原因是台湾当局对于塑造理性预期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台湾当局不敢、也不愿看到两岸关系存在理性预期的局面，因为塑造出了理性预期对它不利，理性预期、游戏规则和制度化安排都可能对它的行为实行有效的约束和某种程度的控制。相反，理性预期塑造的难产却可能使它有空子可钻，可以利用此来混水摸鱼，在两岸关系的“理性预期的空白”中推销其“渐进式台独”的政策理念和进行“以小搏大”的博弈。虽然台湾当局深谙此道，认为可以通过这种过招捞取好处和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台湾方面对理性预期的排斥态度，加上其领导人讲话的过分随便，也容易被大陆方面理解为存心破坏两岸关系，或被国际间认为是“麻烦制造者”，因而也可能付出很大的额外代价。台湾内部固然有政权轮替、竞选需要和政党政治复杂性等特殊的因素，也就是说台湾内部的情况较之大陆方面更为复杂和敏感，但台湾当局的政策确实带有很大的动荡性、多变性和诡谲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台湾方面是塑造两岸关系理性预期的主要阻滞者和破坏者。
　　
　　    在目前的两岸关系中，很难塑造理性预期也在于塑造这种理性预期的手段难于使用，这些手段包括政治谈判或对话、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如领导人所发表的政策讲话或官方的档)以及经济领域关系的进展所可能产生的“外溢”作用等等。但是，这些手段在目前两岸政治僵局的情况下都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例如，两岸政治谈判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大陆方面多次发出有诚意的呼吁，但台湾当局一直不予以正面的和有诚意的回应；即使大陆方面在政治谈判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立场，也难于得到台湾方面的有效回应。前几年，鉴于两岸政治谈判难于启动，大陆方面提出可以在政治谈判前举行预备性的磋商，以先行解决有关政治谈判的名义和方式等台湾方面认为敏感的问题；后来，鉴于预备性磋商也一时难于举行，就又提出可以先在双方之间进行政治性的对话，以便正面和坦诚地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但是，在区隔政治性对话、预备性磋商和政治谈判几个层次以照顾台湾方面实际处境的善意做法下，台湾当局仍然以其突然的倒车动作破坏两岸关系中曾经一度出现的缓解局面。1999年7月李登辉的“两国论”破坏了“汪辜会晤”后出现的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2002年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破坏了三通所可能带来的两岸关系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岸之间的实际接触仍然无法进行，即使从最低层次切入也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而双方之间理性预期的塑造手段被打入了冷宫。再如，由于台湾当局狭隘的大陆政策观使得双方领导人之间几乎难于产生有效的互动，虽然1995年江八点发表后的三四个月内，两岸之间曾经出现过“李六点”和“连四点”对“江八点”的回应，从而形成过短暂的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即所谓的“隔海喊话”的现象；但这一局面因随后不久李登辉访美事件而完全丧失殆尽。在1995年6月以后两岸之间出现更多的是双方领导人“各说各话”的局面，很难再次产生良性的互动。而再说到经济领域关系的进展所可能产生的“外溢”作用，也基本上是无效的。虽然它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些作用是有限的，而且仅仅限于经济领域。三通一直被认为是两岸关系可能出现转机的所在，但三通难于产生突破，即使有所突破，台湾当局也要加以政治性的限制，阻止其“外溢”功能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因而，以上三种足以塑造两岸关系稳定预期的手段都难以有效地使用。
　　
　　    三
　　
　　    一般而言，成熟和正常的关系应该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以此才能衡量双方关系的好坏。可是，两岸关系既算不上是好的关系，因为好的关系肯定存在着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但又算不上是最坏的关系，因为最坏的关系也可以有稳定的、有效的理性预期。两岸关系总的来讲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因此，在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中如何塑造出理性预期，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所谓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是人们利用目前所可能利用的资讯，对未来作出合乎理性和未来客观事实的无偏预期，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对利益得失和代价多少进行合理的盘算，从而避免在行为中发生系统的错误。它既包括对对方行为和自己所处环境的判断，又包括对相互间关系所可能产生的效果的估量。
　　
　　    塑造和凝聚有效的理性预期，可以增加双方行为的透明度和相互间的理解信任程度，从而增加人们对关系发展的心理认同和导致行为模式的合理化。对于两岸关系而言，塑造和凝聚理性预期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益处：第一，使两岸关系转入理性选择模式，减少非理性和盲目的作为，从而使两岸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的状态。第二，使双方的资讯传递管道畅通和稳定，逐步改善资讯的数量和品质，便于相互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不再因对个别言论或措词的不理解而导致关系的危机。第三，减少两岸关系和交往的交易成本，不再因磨合、摩擦和危机而付出额外的成本。第四，利于形成两岸之间的制度化安排，使两岸关系变成一种有固定的游戏规则的关系，防止和减少意外事件发生的频率及其它们对两岸关系的干扰，并且即使在双方出现问题时，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第五，使两岸关系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也可以使这种关系保持持续博弈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特点，以增加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减少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相互猜疑和不正当期望。第六，使双方都可以充分使用足以塑造和凝聚理性预期的多种手段，使它们被纳入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内容之中，而不是长期被排除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内容之外。第七，使双方增加对积极发展两岸关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祇有在达到以上几种事实上的效果时，才可以促使打破目前的两岸政治僵局，使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政治关系的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两岸关系变成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不是非正常的关系。因此，毋宁说，塑造和凝聚两岸之间的有效的、稳定的理性预期是摆在双方当事者面前的首要课题，是营造两岸关系积极和建设性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