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敎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
　　
　　在以民族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现代国际社会，大国关系始终在国际格局演变方面起着重要的带头和牵动作用，一部国际关系的历史充满了大国关系演变的痕迹。这种情况今天依然，但是在性质上和程度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年来，新型大国关系及其演变，特别是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大国关系正在经历深刻而又重大的调整，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但是，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及其演变到底存在着哪些规律性的东西，21世纪大国关系将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并将具备什么样的新形态，其对国际关系主题——和平与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对国际格局和国际新秩序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给予回答。
　　
　　一、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与“多极化”
　　
　　在后冷战时期，以大国关系为主要构置因素的“多极化”，在国际关系结构上已经具有了以往甚为不同的性质和形态。21世纪，“多极化”将发生更加重大和根本性的变化，它反过来也对大国关系产生值得注意的影响。
　　
　　在分析国际格局的结构特征时，邓小平曾经作出了“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世界”的科学判断。这位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总设计师在80年代末就指出：世界由两个大国主宰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这里边包括中国、日本、西欧和其他好多国家、集团。“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①与邓小平的观点相近似，联邦德国前总理、国际战略分析家施密特也曾在1993年预言：“21世纪初世界将形成五角，即：美国、欧洲联盟、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东西方许多政治家、外交家和学者都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并具体指出了“多极化”的构成方式和成员角色。
　　
　　在21世纪的“多极化”格局中，能够成为支撑格局构置的“极”点的力量中心和角色有美国、欧洲联盟、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和区域集团。美国是当今国际格局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国，或者说它是目前世界所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它仍然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力量诸方面位居全球各大国之首，仍然是西方世界的领导国，并且对全球和地区事务拥有较强的干涉和影响能力。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和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维护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构筑“单极格局”。但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已失去战后长期内所具有的强大优势，其在海外控制和影响局势的能力日趋衰弱，且面临着某些地区性强国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到21世纪前半叶，美国仍将保持它在“多极化”格局中的较为强势的地位，它的综合国力仍将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祇不过它在某些重要指标方面有可能落后于其他一些强国。②
　　
　　西方世界在后冷战时期经历着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21世纪将继续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欧洲国家加速推进自身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就是要在21世纪的“多极化”局面中和未来的新型国际格局中独立扮演“一极”的角色。自从欧洲共同体发展到欧洲联盟之后，其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水准再度迅速提升，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水准最高的联合体，经济、政治、科技实力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和聚合。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壮大，客观上要求其在地区事务乃至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影响力，这自然是“多极化”演进中的一个重大事态。当然，在21世纪，对于欧洲作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极”所存在的问题是：到底是欧洲联盟的联合形式是“一极”，还是德国和法国、英国这样的历史上的强国是“一极”。欧洲联盟以德国、法国为轴心，包容欧洲众多发达国家，而且近年来法国等在国际事务如中东地区事务中表现出较为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有意同美国表露出不同的声音，反对美国“单极至上”的主张，强调“多极化”的趋势。但是就21世纪初期的情况而言，欧洲内部还不可能由单一大国去充当“多极化”中的“一极”，而祇能由欧洲联盟整体或者说是由欧洲内部的大国组合去扮演“多极化”中“一极”的角色。这也是综合实力和利益聚合形式使然。
　　
　　俄罗斯是苏联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上的直接继承国，苏联曾经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了一个经济崩溃、政局动荡和社会改制的艰难阶段，综合国力已迅速下降。然而，也应该看到，俄罗斯仍然继承了苏联在地缘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主要遗产，特别是它拥有足以与美国相等量的核武器和仍然特殊重要的地区性影响，在很大意义上，俄罗斯现在仍是一个美国也不能小觑的可以与其强力抗衡的军事大国。自从北约东扩后，俄罗斯开始大幅度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以期重振昔日大国的地位。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也拥有对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发言权和影响力。俄罗斯近来十分强调世界应该走向“多极化”，反对美国“单极至上”的主张，它自己要成为国际格局中独立的“一极”。可以预见，21世纪的前10年或20年这段时间，是俄罗斯完成国内调整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其国际政治的潜力如果再度发挥出来，必然对21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
　　
　　日本在战后国际格局演变中一直处于关键的位置。日本是一个全球性经济大国，总体经济实力仅排在美国之后。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方面的资源，一直是日本政府的战略目标和外交努力方向。进入后冷战时期，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要求在国际格局中发挥更加独立和独特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这种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显。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持续衰退，国内政治也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问题，国际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日本仍然对亚洲地区事务和世界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拥有自身的影响力。尤其是日本不满足于充当美国伙计的角色，希望在国际问题上发挥独立的作用，要求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如果日本改革和调整国内的经济政治，挟持第二经济大国的实力，在21世纪将有可能进入“多极化”行列之中，成为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一极”。
　　
　　在“多极化”格局演变中，中国的发展和作用十分引人瞩目。经历了20年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显着提高，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这不仅反映在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地区事务方面，也反映在全球事务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始终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参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它所主张的建立“多极化”格局和国际新秩序，在后冷战时期更是深受各方拥护。中国目前政局稳定、经济持续繁荣、社会迅速进步，进入20世纪发展最快和最好的历史时期，21世纪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各种重要的国际战略研究报告均显示，在下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跃居世界前列。毋庸置疑，中国在21世纪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积极因素，是促进21世纪国际格局向多极化方向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目前，中国已经在“多极化”进程中扮演了独立和成功的“一极”，这一角色在21世纪祇会更加突出和显着。
　　
　　因此，所谓以大国为主构筑的21世纪的“多极化”格局，是以美、中、俄、日和欧盟等力量中心作为支点形成和发展的，当然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上经历了历史性的重要变迁，它们的地位和力量份额已经不能以过去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这些能够作为“一极”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形式是影响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二、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
　　
　　在后冷战时期，在“多极化”格局的布局下，大国之间出现了“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类的新形式。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对21世纪大国间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1.大国关系“伙伴化”的新现象是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特别是国际关系内容和样式更新的产物。
　　
　　大国关系在历史上曾经以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军事政治型的结盟和势力范围的划分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以“谋求均势的方法”为主的国际关系内容和调整方式，基本上都带有“集团政治”的色彩。这种类型的国际关系，围绕着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国际关系主题展开和演变，致使国际关系中一直存在着结盟、不结盟和非结盟三种主要关系状态，特别是各个利益相同和力量互补的国家之间形成联盟体系成为国际关系的必备方法和基本样式。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国关系常常被“大国政治”这样的名词所代替，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甚至是超级大国政治。
　　
　　在世纪之交的特定时代，大国关系在内容实质和构置形态上发生了与以往根本不同的新变化，即开始扬弃历史上的集团政治和结盟政治，转而寻求相互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样式即“伙伴化”的构置。在面向21世纪的新型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大国关系中“伙伴化”的现象，可以从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构置中看得十分清楚。例如，美俄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中日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表示要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俄法确立了发展“优先伙伴关系”，俄日表示要努力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等等。
　　
　　正是在各个大国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等新的关系形态开始迅速地分布和展开，它们显然将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所谓“伙伴”的内涵，可以说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和协调，特别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和协调。从这种关系的性质上看，它们并非是结盟的传统型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反结盟的传统型关系。虽然建立上述“伙伴关系”的大国之间会公开发表非常正式的政府性联合声明来表达共同的立场，但它没有以任何盟约来规定和限制宣布建立这种关系的两个国家，这种新型关系不会导致形成结盟或集团政治的国际格局。新的时代要求国际社会开始以新型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形态取代过时的、不再富有弹性和包容量的种种国际关系样式。因此，大国之间出现“伙伴化”的现象，说明国际关系的内容和样式正在发生翻新变化，并且毫无疑问具有某种国际社会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这种发展态势在21世纪将进一步强化。如果说现在各个大国之间频繁密集的外交活动传递着许多新的资讯，那么在21世纪这些大国外交所展现的成果将注入国际关系的内涵之中。
　　
　　2.大国关系的“伙伴化”是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的新形态。
　　
　　“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先是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一种新的形态。虽然它不具有结盟关系的性质，但是它又不是一般性的双边合作关系，而是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结构性的意义和价值。它之所以能够首先产生在大国之间，显然同两个大国彼此存在战略性的需要有关。在这方面，中俄关系是最好的证明。两国同样处在欧亚大陆的关键位置上，俄罗斯近年来一直面临着北约东扩的威胁，由于这种扩张明显带有扩大势力范围的冷战色彩，一旦独联体国家（俄罗斯的传统边界）遭到渗透和牵制，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就要受到直接的损害。为此，它不得不改变外交战略，转向东方寻求新的力量支点，中国自然是它靠近的物件。而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同样面临着美国亚太战略部署调整的威胁，特别是美日安保体制的扩大化和新防卫合作指标，被许多人认为是超出双边关系形态的“西扩”和“南扩”，中国必须在欧亚大陆方向寻求新的团结力量。于是，中俄两国由于受到目前国际政治和地缘格局变迁的推动，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轴心式紧靠来共同对付“边缘地带”或“周边地带”的紧逼之势。对此，不少学者指出，正是由于“边缘地带”已对“大陆心脏地带”形成压迫感，中俄两国产生了共同的战略需要，才促使欧亚大陆传统的心脏地带再次成为撬动地缘政治倾斜的杠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新的战略态势在21世纪之初祇会加强而不会削弱。
　　
　　如果用21世纪的眼光看，这样的调整并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也就是说，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没有仅仅停留在双边关系的范畴上，它对21世纪多边关系的架构有着某种拉动作用。在中俄宣布建立新型关系之后，美国开始感到紧张和不安，它感到了进入21世纪时有可能处于某种不利的处境。终于在中国国家元首访问华盛顿时，美国也同意与中国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便拉平21世纪地缘政治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平衡。美国显然认识到，70年代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尽管不复存在，但21世纪中俄两个大国相加有可能具有扩散式的效应。通过和日本重新订立美日安保体制，固然能稳住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御线”，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聚合的能量不容低估，某种意义上讲它具有致命性质。由于俄罗斯仍然拥有足以威慑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核武器库，美俄政治和军事关系仍然在原来美苏“相互威慑”关系的逻辑上延续，而中国的政治和战略作用历来不容低估。因此，分化中俄关系，阻止它们紧密聚拢，采取“边缘地带”的遏制和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伸展，自然成为美国21世纪新的战略目标。美国一方面同日本扩大带有冷战时期“集团政治”性质的结盟关系，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谋求建立排斥旧式结盟性质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在相当的意义上，中美和中俄新型关系的进展，包容了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更加具有朝向21世纪的蕴涵。就多边关系层面看，它是目前“多极化”结构性作用的结果，反过来又会推动21世纪“多极化”结构的均匀分布。“多极化”主要是以大国关系构造的，所以大国是“极点”的所在；而“极化”是大国关系变迁的过程。现在，“多极化”正在大国关系发展的脉络上向未来伸展。它一方面将促使“均势”在21世纪继续演变，一方面将带动21世纪地缘政治板块的重新组合。中、美、俄三个大国关系在“多极化”格局中，更具有影响全局的意义，它们因而在该结构的其他角色面前就显得更加突出。而正是因为这种“多极化”在欧亚大陆和两洋之间发生着新的分布变化，为避免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传统对抗，中、美、俄三个大国才作出以“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主的安排。所以，在某种含义上，“多极化”以中、美、俄三大国的关系变动为主，正在进入21世纪新的谋势布局时期。
　　
　　3.大国关系“伙伴化”不仅是世纪之交新型国际战略选择的结果，而且也是世纪之交大国外交行为发生变化的结果。
　　
　　在世纪之交，由于受到新型国际战略选择的影响，各个大国的外交行为也跟着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战略伙伴关系”等类型的关系形态在其具体运作方式上，可以说已经给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增加了新的多样化的内容，从而为国际格局的演变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特别是它对于“多极化”的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意义，是“多极化”格局演进中新的动态。例如，1997年和1998年是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伴随着大国关系中的“伙伴化”，大国外交，特别是元首外交在这两年表现得十分活跃频繁，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景象。其间，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领导人，相互之间先后进行了互访或进行“热线”联系，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和磋商。全方位、多层次、高频率的大国首脑外交使各主要政治力量的外交行为得以充分展开，国际舞台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因此，1997年和1998年被国际舆论称为“首脑外交年”或“高峰会晤年”。
　　
　　除了元首外交和热线联系等之外，在建立相互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等各种类型的关系样式的几个大国中，基本上都采取了“外交、军事、安全和经济等对口单位之间的磋商机制”以及“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相互信任措施”等具体的和明显有效的做法。在边界相互接壤的国家之间，签订了大幅度边界裁军的协定，如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还采取了互不将核武器瞄准对方的信任措施，如中国和美国、俄罗斯。近年来，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美、俄等国家之间加强了协调和磋商，以便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这些以共同负责的态度所采取的行动，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像的。可以说，在21世纪“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各个大国之间将进一步加强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关系，而这又必然会带来它们之间外交行为的新变化。21世纪新的外交行为的主要特点，将是在国际社会增加外交的透明度和活力。
　　
　　三、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关系主题
　　
　　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伙伴化”现象颇为引人注意，并且这种现象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国际关系进入了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新阶段。然而这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中也确实存在着冲突、抵触的各种因素，冷战的思维和所谓以大国为背景的文明的冲突仍然冲击着国际关系。即使在建立了某种“伙伴关系”的国家之间，也并非就进入了成熟健康的关系状态。例如，中美之间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两国仍然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定位、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③因此，21世纪大国之间如何在当代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关系主题之下，进行真正和有效的合作，便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1.国际关系新的主题要求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
　　
　　历史上的多极格局曾经是“列强的合奏”，即由多个大国以自己的或它们共同的意志作为国际关系的运行准则，换言之，就是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的推行，国际关系根本无民主可言。同时，历史上的多极格局都强调军事结盟和政治对峙，其结果是导致战争和冲突的频繁发生。据历史学家考证，从15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400多年间共出现过六个著名的多极时期。这六个时期中的多极格局都是以形成军事联盟体系为基本特征，各种国际角色构筑出军事力量上的相对均衡，这种相对均衡一旦被打破便会导致特定范围内各种形态的战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非战争的状态下，在以军事结盟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也剥夺了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权利。
　　
　　毫无疑问，21世纪将是推翻“列强的合奏”的历史转折时代。21世纪的“多极化”以及未来演变形成的多极格局将与历史上的多极格局或“多极化”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一是国际关系主题已由传统的战争与和平转变成为新型的和平与发展；二是新的“多极化”格局在国际关系结构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均匀和平衡；三是“多极化”特别是大国关系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更加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的实质内容方面将变得更加民主和平等。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的“多极化”不会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多极时期相同。
　　
　　在21世纪初期，尽管冷战型军事同盟仍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中不民主的现象也会时有发生，但在“多极化”的演变中开始出现了大国相互之间形成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现象，将开始摆脱军事结盟和强权政治的色彩，趋向于国际关系首先是大国关系的民主化。即使近年来有美日两国强化双方安保体制即军事结盟关系的现实，也有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要求建立军政集团的动议，但这并不完全代表国际格局的演进方向。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这说明了这类军事结盟已处于弱化而不是强化的过程之中。与此相反的是，到21世纪，首先，在大国关系中，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合作伙伴关系会超越于军事同盟关系之上，成为新的国际格局的构筑形式，并且在实质上开始构筑民主的最初框架。中国是最早反对集团政治和军事结盟关系的国家，并以此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条件。中国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主要服务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要求，而不是扮演强权大国的角色。其次，历史上的传统多极格局和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都以军事力量作为主要的构置要素，其结果必然导致形成军事结盟型的关系，给国际关系染上一层厚厚的军事和实力色彩。而进入21世纪，“多极化”格局的构置将建立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之上，国际关系的演变也将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军事因素将被大大削弱。在未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的新条件下，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成份会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因素一定会显着地增加，大国关系不再是少数大国的独角戏，而是大家共同意志的结果和利益的汇聚。④21世纪的“多极化”将与世界上和平与发展、合作与民主的历史主流高度关联，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将彼此难于分开。同时，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将大大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民主的历史潮流以极大的驱动。
　　
　　2.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必然符合国际关系转型的历史性要求。
　　
　　从历史上观察，大多数国际格局的转换，都伴随着战争或全面战争、世界大战。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格局转换的催化剂，甚至也是国际格局转换的基本手段和方式。拿破仑战争后奠定了维也纳国际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构筑了凡尔赛国际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雅尔达国际格局。战争的结果和战胜国的意志，是构成新国际格局的基本要件。冷战时期的结束和旧的国际格局的瓦解，由于是在和平进程中加以实现的，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没有战争后果和战胜国意志主宰的情况下，我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格局。
　　
　　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直线型的，雅尔达格局的瓦解，是通过和平进程实现的新旧秩序的历史性交接，并没有按照少数大国的意志安排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虽然在其崩溃前夜和崩溃过程之中依然伴随着剧烈的动荡、分化、改组，但通过和平交接的平稳过渡，国际秩序正在进行着有效的重建。因此，国际秩序的历史性转换是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和方式进行的，并不总是需要用战争这样的传统手段和方式。目前，国际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大分化、大改组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后冷战时期仍然带着冷战时期的一些遗迹，同时具有全球影响的新型国际格局即多极格局尚未定型。但是，未来国际关系的演变方向已经十分清楚，特别是到21世纪，那时的国际关系将进一步摆脱冷战的痕迹，完成所谓后冷战时期的调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关系适应于国际关系转型以和平为主的趋势，开始谋求相互协调的“伙伴关系”，并在建立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当然，在目前“多极化”结构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对比，即冷战思维和新型安全观的对立，集团政治和新型安全合作模式的对立。一方面，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紧密型结盟态势，而是造成了一种谋求扩大“多极化”的新型国际关系；另一方面，恰恰相反，在“边缘地带”却依然延续着紧密型结盟的态势。前者既适应着21世纪富有弹性的国际政治结构的需要，也适应着21世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关系的要求。这些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所体现出的新型的安全观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新型安全模式成为21世纪“伙伴关系”的必然选择。这种新型安全观在国际关系的转型方面也正在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总之，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带有变革性的变化，其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等新型关系样式将进一步在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两个方面表现出富有生命力的价值和意义，并对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总体上产生影响。由于后冷战时期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构筑更加均衡的国际格局，所以，它也有利于在大国相互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1世纪，“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将取决于大国之间和各地区内部的新型联合，因此，各国更加需要协调彼此间的关系。在21世纪，围绕着和平与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主题，大国关系的调整和演变将更加充分地展开，“战略伙伴关系”将成为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选择。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②郗润昌：《对多极化与新格局现状及其趋势的若干看法》，《国际观察》，1998年第2期第56~59页。
　　
　　③席来旺：《积极推进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5期第2~4页。
　　
　　④宋以敏：《美国一时得手并未改变多极化进一步发展趋势》，《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1期第9~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