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3期 
　　
　　——谈多圈化和全球一体化
　　
　　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争议。如果有争议，那也祇是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理解。然而，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结构框架，似乎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第一，有些人认为“观察国际问题的依据仍是国际基本力量及其结构”，而在实际论述中这种观点仍主要围绕“极”的理论作文章。第二，普遍认同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以多极为基本结构框架。祇不过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存在着到底是几极的歧见。
　　
　　本文承认上述结论是众多学者智慧劳动的结果，是他们多年潜心研究（当然还包括方法论的工具使用）的所得。但更认为，研究的思维倾向问题值得注意。当世界已经发生根本性转折时，仍然抱守旧的观念形态、思维模式及其方法工具，以不能涵盖世界重大战略动态的概念系统去解释世界，这便不是一种战略思维的表现。在这方面，如果我们的战略研究仍祇停留在东西、西西矛盾的模式里兜圈子，而不能以全球问题为观察范围，那便会陷入僵化滞固思维的误区。
　　
　　本文的正面观点就是：仅以“极”来说明国际新秩序（如“多极化”之说）的结构框架，是不足以反映其力度和内涵的。在以国家为本位的多极化的基础上，现在还有更具发展活力的以地区为本位的多圈化。这一运动趋势的后果更加严重。如，根据权威预测，未来世界的国际资本回圈、贸易格局、劳务流向及技术扩散方向，也就是说所有生产要素的国际市场配置，都将因多圈化即经济集团化和区域化而发生巨大变化。这一预测特别指出未来将出现“国际性的资本荒”，主要起因乃是多圈化对资本输出国资本流向的控制。这在以“极”为基点的观察方法中是看不到的。所以，仅仅认为未来国际关系的结构是多极结构，是不全面的；比多极化更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多圈化运动。
　　
　　本文还认为：过去国际关系结构的演变主要围绕着“两极——多极”、“多极——两极”转圈，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动因，“国家是战争的主角”。现在，这个固定公式被突破了，因为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同样是国际关系是主要动因。这意味着：全球一体化是在多圈化基础上的逻辑延伸，多极化的内部整合将同样受到这两者的影响。新国际秩序的结构已不可能像维也纳、凡尔赛和雅尔达体系那样简单划一了，如果仅以“极”为研究单位，甚至说现在是“一极主宰”或什么新战国时代，那便大错特错了。
　　
　　世界将经历经济合作、文明复兴和政治激变，并经历大国关系的深刻重构和总体格局的地理再分布，将形成几大经济圈、文明圈和由此产生的新政治构图。它们会逐渐把国际关系分布于几大块大陆、几大区域和几大洲之间，世界地图会因这种洲际式分野而发生重大更改，国际关系有可能会慢慢地出现地理扩张（即变为大陆间关系、地区间关系和洲际关系），最终向开放式的、一体化的世界关系进化，由此必将触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质。
　　
　　一、多圈化趋势：国际合作中的“地区板块”
　　
　　在多极化基础上，世界出现了多圈化趋势，前者以国家关系、盟国体系为单位，后者以地区合作和一体化型态为落点。历史经验证明，世界各个地区祇有联合起来，实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才能有效配置各种资源来达到高速充分发展的目的，也才能在和平共处的状态下进入“无边界竞争”时代。问题虽然从经济层面讲起，但经济的长期发展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结果。从经济圈构成开始，必然产生经济圈寻找文化依托的要求，这样必然逐步形成新文明圈①；而由于经济圈、文明圈所必然带来的政治格局的变化，最终将出现今天所不能想像到的政治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感觉到圈化的强劲冲弧所具有的神奇魔力，也有可能初步描绘世界因这种“地区板块”的组合所导致的未来图景。
　　
　　到目前为止，经济上的区域化已呈现为两个层次：（1）对全球拥有影响的是三个大圈：欧洲圈、亚太圈和北美圈。（2）对地区构成拥有影响的是海湾合作委员会、马格里布联盟、东盟、里约集团和中国经济圈等。《小国》一书认为：“传统型中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50年代和60年代有影响的不结盟政策虽未失效，但威力大大减弱。要抗衡大国，小国尤其要改变“小国寡民”观念，加强地区合作，而不是“分而治之”。在这一层次上，大国的地区合作愿望不如小国强②。总之，上述两个层次的圈化趋势将改变我们常看到的那张世界地图，为展望未来提供地缘新视角。它说明：新秩序构成的地缘分布是广阔的，地区一体化将突破国家本位，国际关系有可能因发生地缘扩张而派生出洲际关系、大陆间关系和地区间关系。
　　
　　如前所述，在经济区域化中，能够脱颖而出、占据全球支配层次的是三大经济圈：欧洲、亚太和北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经济上三足鼎立的格局已毫无疑问，三圈互动之势将影响全局。目前，三大圈经济实力和各项指标大体相当：欧洲人口332亿，北美23亿，东亚481亿。以综合实力论，北美处于领先，欧共体次之，东亚居末。但欧共体为代表的欧洲圈将成为三大圈中最大的一个，它在一体化方面动手最早、参加国最多、合作层次最高、经济基础最巩固。也可以说，在三大圈中，欧洲圈实际步骤具体有效，目标明确清楚，洲际效应最好（有洲国感）。在引起举世瞩目的具有东方传奇色彩的亚太圈，出现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这一势头今后仍将保持。亚太圈有可能形成最有生气、潜力最大的一个圈，但亚太虽早已崛起却未完成一体化，因而一体化是今后的大方向（包括亚太共同体和太平洋意识两个层面）。北美圈起步较晚，它有自己的问题：美国已无力使世界多边的贸易体制有效运转，美元陷入了特里芬难题，于是便从过去的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多边协定转向对等的双边协定，被迫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全球转向美洲。当然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北美经济联合的发展势头大大加强了。
　　
　　经济集团（即“圈”）与军事集团有本质上的不同，战后历史表明，军事集团以美苏两国为主，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两极化。因此这一概念明显地属于“极”理论的范畴。我们曾把美苏两极与东西方两极并称，现在仍有人强调西西矛盾上升等，都是未能脱出“极”的理论空间。“圈”是在各国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显然已超脱出“极”的概念框架。但是，在谈到圈化合作时，虽然不像军事集团那样有超级大国主宰的性质，可其中仍有轴心的问题。例如从圈化的全球层次看，有世界被分为“美元区”、“马克区”和“日元区”之说。不言自明，这是从纯经济角度解释三大圈内主角与配角的关系。在欧洲圈里欧共体是主角，欧共体内以德法为轴心和在美洲圈里美国是主角，并不用怀疑，而在亚太圈里到底是以日本为首还是以中国为首，是中日合演主角还是日美合作主宰，都还很难说。在圈化趋势中，那些显赫的世界大国如何定位？美国会更多地从美洲角度考虑问题，可它也想介入亚太问题。独联体的欧洲国家会更多地从自身、也要面向欧洲考虑问题，可也不排除独联体的亚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加入亚太圈的努力。所以，圈内轴心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
　　
　　当前的经济区域化是在西方经济连续多年高涨、新兴工业国加紧赶超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形势下出现的，它将影响到西方国家之间和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生产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时，经济圈的形成从进化角度看是积极的，它可使资源和生产要素更合理地配置，特别是资源和人口的搭配会更匀称，从而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有利于促发圈内的经济活力。例如，欧洲化取消了内部市场障碍，进一步在成员国中间提高了生产国际化的程度，为它们跨越集团边界、走向世界市场创造了条件。但是经济圈的形成从现实看也有消极面，由于它具有对外加强市场壁垒的功能，会增加集团相互间的排他性和歧视性，加剧较大范围的贸易战，因而这种构筑经济城堡的做法也是生产国际化和世界贸易拓展的强有力的阻碍因素。总之，三大经济圈和各个地区小圈的形成，加快了世界经济集团化的进程，改变了世界经贸体系，既影响到东西关系也影响到南北关系。特别突出的是，在世界贸易严重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未被圈化即未参加经济集团的南方国家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其贸易条件更加恶化。而参加经济集团的南方国家也可趁机解决经济问题。
　　
　　在三大圈的构成中，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地区将分别主宰东西各半个地球，那就是欧洲和亚太。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这两个地区的独立性最大，实际上是自成体系。而北美在经济文化两个方面独立性都不大，它处在向欧洲或亚太方向选择的位置。历史上北美在经济和文化上基本上是欧洲的附属物③，现在它要更多地偏向亚太圈，美、加、墨同时要求参加环太合作便是明证。所以，北美不是处于三大圈的中轴位置，而是处于另两个圈的附属地位。由此看来，欧洲和亚太问题不能被当作地区问题看待，它们的解决都将被纳入国际秩序重新塑造的过程，具体讲这种重新塑造就是通过欧洲联合和亚太一体化来实现的。这是两个“半个地球”内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欧洲人和亚洲人要在各自的半个地球内唱主调。粗略看来，这两个圈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各属欧亚大陆两端，而这两端现在已被欧亚大陆桥所沟通（其中相当部分经过中国）；它们分别被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所环抱。仔细看则发现：把这两个地区联系起来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鲜明对比的关系，即实质上触及到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汤因比作过预言：“在人类史的下一个阶段，西欧将把其主导权转交给东亚”，他列举了大量理由④。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都纷纷指出：世界经济重心开始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或从西欧转向亚太。作为两大经济圈的代表欧洲和亚太引起了格外的关注，这在以国家实体作为基本观察方法的国际关系中还是罕见的。这说明：就比以国家本位为主的国际关系更大的范围来讲，地缘经济要先期于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在未来，经济上的一体化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一体化（如欧共体走向欧洲政治联盟），因而它是一种国际关系的重构。这就是世界主义的经济原因，这个过程可能最终将触及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解决。
　　
　　二、全球一体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与协调
　　
　　这是一个更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多极化反映了世界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多圈化趋势则反映了资源与力量的一体化进程，它们既矛盾又重合，共融于总的改组之中。从本质上看，它们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与协调的两个方面。在经济区域化或一体化的过程中，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具有了同历史上相比所不同的特点，过去更多的是被置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背景。现在问题已提升到地区主义和全球一体化的层次，这决定着国际关系逻辑进程和历史进程的展开。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几件大事已尖锐地提出了这个课题。
　　
　　例如，现在国际资本、技术、资讯、产品和人员的流动已具有全球化的特征。1990年，世界直接投资的总存量已达17万亿美元，比1985年上升166%。1991年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达50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准。全球跨国公司有35万个，子公司则超过17万个。由于世界竞争的主战场已转向经济，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一系列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的选择，自觉地将本国经济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部分。此外，大量的全球问题，如发展问题、原料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和军控问题等，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而不是单干去解决。
　　
　　“世界主义”这个词是从古希腊kosmopolites转译而来，kosmo世界、宇宙，polites公民，乃取世界公民之义⑤。西方学者认为，现在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地偏重于全人类利益和人道主义，也偏重于全球一体化，而不指世界公民个体。实际上，世界主义除了精神价值层次外，还可含指全球一体化、世界政府、世界联邦等体制层次，它并不否定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也不要求取消民族自决权。显然，西方学者的所谓“全人类利益”和“人道主义”是抽掉了阶级内容的抽象概念，我们必须批判性地给予理解（下面将专门谈到这一点）。他们关于“世界新秩序”的说法则是对世界主义的扭曲。
　　
　　而民族主义这个词是近代的产物（世界主义一词是古代产物）。虽然中国古代有所谓华夷之辩，希波战争中古希腊有著名的爱国主义，但作为现代概念和有系统的思想形态，它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主体即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载体，民族和国家成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当然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结果，民族国家的本位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存在。这说明：在历史的长时期内，实际上有国际社会本位和国家本位两回事：以前者为中心强调全球利益，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最后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世界体系（全球体系）。这种体系基本上是一种开放合作的体系。由于国际法主体、国际行为角色的增多和国际组织功能的强化，确实存在着世界化趋势。以后者为中心强调国家利益，在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建立国际体系（均势体系），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综合价值指标。
　　
　　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从近代起就出了个“历史性错误”，它未像大帝国一样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而是以单一民族主权国家为起点，并把由此构成的均势体系推向世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世界历史就要重写了。恩格斯曾讲到：“日益明显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最重要的杠杆之一。”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义大利称为西欧（也是世界）“第一个资产阶级民族”⑦，认为它较早地产生了民族意识及政治思想。可就在这很早以前，伟大诗人但丁却高唱起世界主义的颂歌。他强调：“一切事物，凡是最统一的，就是最善的。”⑧他主张义大利统一，进而主张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条延续不断的思想线索和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还可以追溯到杜波依斯、康帕纳拉、圣西门、卢梭、康得和莱布尼茨等人。康得的《永久和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相互影响的性质，他试图提出确立“限于一般的友好情形”的世界主义法则，这使他作出了自由和平联盟会不断扩大和平的预测。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境界不同，马克思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列宁也经常谈到“民族融合”和“大同”的思想，他甚至还提出过建立“国际苏维埃联盟”的主张。而在中国文化中，从孔子到康梁、再到孙中山，都十分强调要实现“大同”。这些都说明：团结和统一不仅是一种价值观，也可以是一种存在状态。
　　
　　尽管许多重要思想家都宣导过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观点，但它仍抵挡不住一种历史进程的铁的事实，即民族主义的潮流。所以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必然在早期历史的发展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特别是这两个主义都被帝国主义者利用过。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好，在历史上产生过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两大怪胎。帝国主义是民族沙文主义的极度膨胀，恩格斯和列宁分别称之为“沙文爱国主义”和“泛爱国主义”。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有所区别，它是帝国主义的更高阶段，但也是早期世界主义思想所衍生出的畸形儿。过去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选择上，政治家、外交家和将帅们更多的是犯下了错误，缺乏理智和成熟，对上述两个概念的关系不甚明确。一般来讲，民族主义有两个导向：一种是热爱本民族（文化价值和信仰系统的积淀），要求本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这是正确的导向。另一种是鼓吹民族优越论，主张民族扩张，建立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或另一些）民族的统治。这是对民族主义的误导。列宁曾尖锐地指出了世界上民族被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事实。应该明确：在国际政治中，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建立过大帝国，也无绝对的霸权。但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现象反映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当帝国主义向霸权主义转化，它跨过了民族主义，具有了某种世界主义的含义。列宁在谈到民族间关系时认为：祇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反对民族压迫到争取民族解决，经过的自愿基础上的民族融合，才能进入大同。列宁特别反对用强制办法来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在时间序列和事物逻辑上，似乎民族自决在先，民族融合在后。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期冲突与协调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在过去它们的矛盾直接反映着国家关系的传统主题，即战争与和平，因为二者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发生争端、冲突乃至战争。在这方面，“国家是战争的主角”。在未来它们也将直接反映国际关系的新主题，即和平与合作；作为关于国际新秩序争论的核心，它们还会决定这个秩序的框架和力度。因为二者关系处理得当则可以建立理想的和平与合理的世界秩序。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主义也有新旧之分。回顾历史，为了表示对极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虚无世界主义的反抗，国际社会曾经致力于从正确疏导的立场来解决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在20世纪，世界主义的努力掀起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国际联盟的建立，第二次是继之而起的基础更广泛的联合国组织的建立。新型世界主义逐渐走向成熟坚定和现实化。现在，面临着我们应有所准备的第三次高潮。由于国际社会组织化与协调程度的提高，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体系和国际协调机制的作用迅增，可以说具有了某种世界性的要求。与此相交织，民族主义运动也掀起过几次高潮，在新目标下它致力于完成两个任务：（1）争取政治独立、建立主权国家。这主要体现在反对侵略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上。（2）培养现代民族意识，以新的价值观来提高自己的凝聚力。这样看来，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相互绝对排斥的关系，它们具有既冲突又协调的辩证关系。国际关系的普遍正常化为全球一体化创造了条件和环境，开放式的国际合作代替以往相互隔离、敌对则有可能推进其进程。地区一体化所带来的几大圈的形成，甚至将现有国际政治集团改造成某种共同体的主张⑨，说明国家利益的抽象概念虽然仍具有权威性，但它在物质化后便具有了世界范围内的交叉性和渗透性。国家向国际组织和地区一体化机构让与或分割部分主权已是不可辩争的事实，国际交往中主权的自我约束也已非罕事。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抽象地认为世界主义或民族主义谁好，要看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含义⑩。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是以“永恒不变的民族特征”的反动理论为支柱的。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即保护主义）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大相径庭。世界主义既可以是“一个虚伪、模糊、奇异而令人费解的现象，一个苍白而迷离的鬼影”，又可是像罗素那样为建立世界秩序所找到的钥匙。正如我们能够分辨出合理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一样，对世界主义也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我们不否认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存在，更强调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也知道全球问题已影响到世界观，带动了世界性的努力。如果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排斥关系的话，那么就需要掌握住它们之间的“张力”，并弄清这种张力影响新秩序的内容、框架、力度的变化情况。根据国际关系层次水准理论，国际关系的国内层次水准和全球层次水准正在进行内构。由此，新世界主义与旧世界主义不同，它将相容民族性和本土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主义蓝图的初绘和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都是需要的。在国际秩序重新塑造的时刻，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面临着一种新哲学的挑战，出现了一些新的兆头。我们仍然处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协调的关键阶段，而历史的要求是让代表历史潮流的促进派去抓住代表历史潮流的旗帜。
　　
　　1.新型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正确疏导民族性。在当今多极化与全球一体化中，主要大国的民族性如何表现颇值得注意。所谓新型民族主义以现代意识和国际意识为内涵规定，具有开放包容的形式，它以不排斥世界主义为特征。故不能用传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理解。今后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旧式民族主义有合流的可能，这种结合不利于和平与合作，缺乏向前看的开放精神。但也应承认，民族主义情绪在多极化中充分表现是很自然的事，其明智合理的导向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多极化中正确地定位。
　　
　　2.世界主义看好中国文化。汤因比认为：“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的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而且他和池田都以极其肯定的态度和语势预见：世界和平统一的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在东亚。“中国有资格成为统一世界的新主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正是在文化和地理意义上，中国的存在备受重视：“中华民族的经验及所培育的世界精神，儒家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儒敎和佛敎中的合理主义”对世界统一有意义。汤因比还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具有把几亿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政治、文化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为未来世界所需。上述观点所阐述的是千多年来中国的经验，在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后，类似的观点更屡见不鲜。这意味着，在解决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时，中国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和文明回圈与选择上的优越地位。
　　
　　3.现在有一种“国际员警”的说法，但必须加以否定。西方一些人提出：为了维持目前的国际秩序以便走向“世界主义”，需要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作“国际员警”，而美国不少人确也无推托之意。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主义”所需要的，那么首先要弄清这样做到底是极端民族主义所致还是世界主义所致？可以说，这基本上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强权政治的托词，也是对世界主义的误导。进入后冷战时期，美国一方面减少了它的海外义务，另一方面却大大增加了机动干预各地事务的能力。在海湾危机中，美国又借机自命为“管理危机”的“国际员警”，暴露出它要作国际秩序守护神的动机。这自然引起了多方面的质疑。阿根廷前总统阿方辛撰文批评美国要充当世纪末员警，英国前首相希思则指责美国要推行新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政策向来在无所不为的国际员警和孤立主义之间作不规则的徘徊，今后的偏向殊为重要。
　　
　　当然另一方面，也有出于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因提议建立“国际员警”的，它的特点是适用于国际组织范围，而不重视单个国家。汤因比提出成立“未来世界武装员警部队”，他认为“世界武装员警部队像现在联合国非军事部门的职员一样，应当由世界政府直接招募。”在国际上频繁发生危机、冲突的情况下，尤其是海湾危机和战争后，不少国家主张强化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功能，在南斯拉夫波黑、索马里、柬埔寨问题等领域，联合国维和部队已介入救援、选举等事务。这意味着要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有的国家要超越国际组织之上独断专行则不可取。
　　
　　4.地区主义问题需妥善处理。作为政治概念，它有特定含义，与地区化合作有所不同。我们过去常说到地区霸权主义和地区强权政治，这在地区性强国身上确已有突出反映。但如果地区主义将自身转向经济区域化则具有积极价值。在此含义上，地区主义既是民族主义的放大，又是世界主义的入口。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全球化和地区化的两个趋向同时并存，它们不是分离而是同向，被纳入同一运动过程。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经历阶段，即地区主义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仲介物。
　　
　　5.看来，在国际关系发展中有两条线索都在加强，一条是贯穿在主权国家、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线索上，通过各国政府和国内运行机制得以实现。主权、国家利益的权威性和各国间均势的实用性仍然起著作用。国家间和平共处即是这种关系状态的高度概括。另一条是贯穿在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国际社会利益和国际集体主义线索上，通过国际组织机构及多种国际合作机制得以实现。因此，国际新秩序将存在两方面的协调：一是国家主权的加强与合理化，一是高度健全的国际合作。
　　
　　现在，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活动一般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特别是一体化组织已处在超国家的位置上，部分地瓜分了国家主权。这都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和一体化程度大为提高。在今天“世界性舞台”、“地球村”、“国际大家庭”、“国际分工”等概念深入人心时，不依赖于政治结盟来增加自己的力量，而依赖于国际组织功能的强化，是一种基本的选择。世界的关系将分布在三个层次的水准上：主权国家、区域联合和国际组织。世界主义也将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拯救既不是来自东方也不是来自西方”，“但我们并非注定将让历史重演，我们完全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历史以某种新的史无前例的形式。”
　　
　　综上所述，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协调中，祇有注意上述问题，才能为塑造新型国际秩序作出有效的努力。毫无疑问，国际秩序正在以国家为本位的多极化、以地区为本位的多圈化、以世界为本位的全球一体化三个层次上重新塑造，它会带来世界上利益的大调配、力量的大兴衰、形式的大组合，它会给人们带来强烈动荡和阵痛的感觉，也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出路。如果仍祇停留在多极化的孤立观点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的事物未免太简单了。须知，“极”的概念源自物理学上的“极点”和“极性”两个名词，而我们不能认为飞跃变化的世界祇发生了“物理变化”，没有发生“化学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如果我们今后能够解决好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话，国际体系会朝世界体系的奠定迈出关键的一步，人类将学会在真正的意义上使用“世界”这个词。
　　
　　注释：
　　
　　①如欧洲圈对“欧洲意识”的回归，亚太圈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重视。
　　
　　②百濑宏：《小国——历史理论与现实》，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1990年版，第172页。
　　
　　③这正如美最初在政治上是英国的殖民地一样。文化的统一性和主导性也是世界演变中的关键因素，如拉美在文化上也依附于欧洲，故其经济上也有依附性；由于非洲无统一文化，故其在世界上最落后。
　　
　　④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序言第1页。
　　
　　⑤《论世界主义》，群众书店1950年版，第9页，26页，77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卷第452页；第22卷第130页。
　　
　　⑧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3页。
　　
　　⑨基辛格早就有成立“北约联邦”的建议，现又有人提出可建立“北约共同体”。
　　
　　⑩有关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争论触到哲学本原问题，都同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及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反动等问题有联系。从但丁到康得再到汤因比，从西田到贝尔，莫不如此。
　　
　　我国民族学权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应译为“民族社会主义”。见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展望十一世纪》，第288、294——295、293、244页。
　　
　　见关于中国经济圈的讨论。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