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3期，收入《国际政治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6月。
　　
　　一、再度重新考虑战略形成的基础
　　
　　1946年，美国首席民间战略家布罗迪首创“八点威慑原理”，从此威慑战略初具雏型。这是进入核时代后战略理论发生变革的最早标志。50年代美国经历对外政策大辨论后，威慑成为美国和西方军事战略中的主导概念，军事战略首次被迫具有防御性质。它修改了被西方军界奉为经典的克劳塞维茨军事原理，即“两极性原理”和“在战争中绝对施加暴力”的原则，并导致“有限战争”、“灵活反应”等概念的产生。与此同时，苏联的战略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和变进攻取向为防御取向的军事战略很快形成了苏共领导层的思想主流。1987年，戈巴契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该书在提出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同时，严格规定了军事战略中的防御性原则，指明了“合理足够”即“最低水准实力均势”的战略导向。这实际意味着：美苏战略40多年演化的结果是军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已要求将自身的防御性质彻底化，因为美苏双方几乎都明确地表示战略要从长期的威慑困境中解脱出来。所以可以说，所谓“新思维”是面临“旧的”或“传统的”困境产物，这在于：由于美苏两个核大国在战略上逼和，它们的战略在核僵局中被赶入了威慑这一狭窄的死胡同里。
　　
　　战略观念的变革反映了国际政治与军备发展的现实。1945年随着一声原子弹的爆炸，以核武器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科技革命完成了迄今为止武器系统最大的变革。由此带来的轮番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严重地影响了战后国际政治，“科技——军备”互动关系不断强化且支配着军事和外交行动的含义。战略选择的范围仅限于威慑所规定的狭小时空，那些被称为“超级智者”的战略家们祇能在威慑这样的竞技场上走钢丝绳。问题的危机性在于，40多年来裁军竟长期被认为是和平主义者的空想口号，而“核恐怖均势”则被推崇为支撑和平的“现实”。难道战略真的应该在“威慑”的升级中，迈过一个个核门槛而最终逼近于核战争选择的事实吗？难道人类真的应该在威慑的困境中无偿地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吗？40多年前，核威慑战略在其诞生之际便孕育着自身危机的前景：由于战略中进攻和防御的对应关系被彻底破坏了，它必须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摆脱困境，否则国际关系就没有出路。
　　
　　战后战略演变所发生的“常规——核”和“核——非核”的两次转折，说明寻求威慑困境的解脱之道即“走出威慑”是战略持续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核战略在较长时间内曾被看作支配行动选择的“新伦理”、“新规则”，但是眼下国际社会再度需要更新战略思维和采取新的建设性的行动。毋宁说，基辛格以威慑有效阻遏核战争为自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有责任重新考虑战略形成的基础和各项有效行动的原则。
　　
　　二、以核武器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科技革命及其主要后果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是抱着既定目的制造核武器的；然而，今天核武器已把人类引向了她未曾选择或还不认识的目标。人类即核武器的制造者和主宰者，竟在不自觉中被它匆匆带入了核时代。历史上，军事科技革命给战略领域带来了诸多划时代的变化；而在当今核时代，军事科技革命的崭新因素核武器对战略领域最具挑战性。所以考察战后形成的威慑战略和与之相伴而生的威慑困境，不能不先从军事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一看以核武器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科技革命在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主要后果。
　　
　　军事科技革命的原始型态是武器系统的变革。武器系统的进化与变革，引起了战争原理和作战方式的巨大变迁，从而在整体上影响到历史的面貌和战略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武器系统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冷兵器、热武器（射击武器）和热核武器。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方式也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冷兵器时代，战士主要是手持铁制物的步兵、骑兵和水兵。即使在最过分的例子中，也祇有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之间爆发第二布匿战争时，汉尼拔使用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所进行的远征。那时军队的作战方式采取的是密集方队进行白刃格斗，由战场狭小、时间短暂的会战来决定敌我的胜负。这种会战祇相当于后来的战役或战斗，它是决定古代战略时空的基本背景。军事史把所谓“腓德烈大帝之死”当作划时代的事件，因为此时出现了新的作战方式。火枪火炮的出现与发展，杀伤力骤然增大。旧的战斗队形处于易受杀伤的地位，迫使人们改变、甚至抛弃旧的作战方式，采取适应新的打击力的作战方式。于是以散兵群进行射击的作战方式逐渐代替了密集的方队格斗。战争、战役和战斗的分类逐渐明显，使用常规武器的世界大战成了所有战争的最高形式。这是近现代常规战略时空选择的基本背景。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当代武器系统及其作业系统的形成，是军事科技革命发生最伟大变化的标志。在核时代，以核武器为主体的武器系统实际上包括两个武器系统：爆炸系统和投射系统，前者即原子弹、氢弹，后者即导弹、太空梭等。它们作为当今尖端武器的主体，正飞速发展并且出现两个系统的不平衡，投射系统渐占上风，这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关系。同时，军备结构分解为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两大部类，并且常规武器渐向精确制导方向演化（如在两伊战争、马岛战争中），有些接近于战术核武器，成为“非常规的常规武器”。核武器的出现和武器系统的复杂化，使战争原理与作战方式发生了又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战争的分类和样式趋于多样化，局部战争强化而全面战争滞后。作战方式具有队形高度分散、机动合成和立体化的特点，出现了新的兵种、军种（例如，苏联战略火箭军成为其五大军种之一，中国现代化步兵分为摩托化步兵、空降步兵和山地步兵三种）。这些事实成为决定当代战略时空的基本背景。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的变革，影响著作战方式的选择，决定着战略时空与要素关系的变化。由于它们会进一步形成对国际政治拥有巨大作用的军备结构，因此不妨说，军事科技革命的社会型态是在国际政治中内构了“科技——军备”的特殊互动关系。确实，军事科技革命常常使科技革命的成果直接而又集中地将军备武装起来，以服务于战争与军备的政治目的，由此在国际政治中严重地渗透了科技因素。在现代史上，军备竞争是促进科技进步的特殊力量，科技进步是对军备竞争的特殊刺激。军备竞争与科技进步已结合成军事科技革命，即军事科技革命是由两方面组成的：它的动力军备竞争和它的内容科技革命本身。许久以来，军事科技革命已成为整个科技革命的优先的和独立的领域，它的不断发展抬升了军备竞争的政治价值，终于使“科技——军备”互动关系成为国际角逐场和外交谈判桌上令人困惑的难题。
　　
　　“科技——军备”互动关系的强化在以核武器为主要标志的当代武器系统中获得了最为明显的体现。二战后，原子能、航太技术、海洋技术及镭射、红外等科技成果，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其结果是军备结构的巨大变化。即从二战中曾作为先进武器使用的飞机、坦克、大炮飞跃到导弹、核武器、电子技术装备和卫星通讯这样一个阶段。核军备系统使“科技——军备”互动关系产生了尖锐危机，不祇在于战后军备竞争的大规模轮番升级和广泛渗透于各个领域，而更在于核军备使用的灾难性后果。现在，拥有一定核武器的敌对双方都可以采取“第二次打击战略”，其物质原因乃是双方都拥有“第二次打击力量”，从而具有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沃尔斯提特认为，“威慑力量”祇有在能够吸引第一次攻击和第一次打击后能施加报复才存在。美国学者的看法是：“第二次打击能力”祇有消灭敌国1/3或1/4的居民，和2/3左右的工业能力才能完成任务①。当然，在现实中人们对使用核武器后果的看法颇为矛盾。罗素认为：“现在不可能精确地知道一场核武器战争的结果究竟怎么样。有些人认为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会保全生命，有些人认为祇有四分之一，也有些人认为一个也没有。”②80年代后，“核冬天理论”试图证明核战争后的地球将进入“核冬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将死亡。尽管这种研究被人们认为有“夸大”成份，但科学家们对核武器使用的后果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局面的结论持肯定态度。实际上，仅70年代美苏庞大的核战斗力已达百亿吨级，合在一起至少可以把人类反覆摧毁近20次。这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能成立的东西，在技术上和事实上已经做到了。如果说一战在“参加国上”是“世界大战”，二战在“战场上”是“世界大战”，三战则将在“受害范围上”是“世界大战”。今天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紧随核爆炸而来的，必将是新的冰河时代的来临——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和文明的灭亡。毫无疑问，战后“科技——军备”互动关系被核武器带来的尖锐危机，把核战争的灾难前景赤裸裸地暴露在战略的视野之内，国际政治内容发生嬗变，战略不得不作出唯一的选择——让威慑占据主宰地位。
　　
　　但是，威慑不能取消“核恐怖均势”的事实，相反，跨过“核门槛”有可能在威慑中实现；威慑也不能阻止军备竞争的势头，相反，军备竞争有可能借助威慑向核领域和常规领域普遍扩张。“科技——军备”互动关系在“威慑”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影响着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即战争与和平。所以，战后以核武器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科技革命在社会型态的内容上产生了如下直接后果：
　　
　　1.军事上。由于军事科技的全面迅速发展，武装斗争在物质型态上将变为机器战争③。特别是由于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出现，武装斗争的精神型态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正如《核革命》一书指出的：“核武器是革命的，因为熟悉的道德规范，战争中正确的和错误的想法，不适合全面核战争。”破天荒地产生了核战争观念与战略，它已全面包容在军事战略的各个领域。这种战略把人质因素（实际是人类整体）首次毫无限制地变为自己的制约前提，其结果是美苏战略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2.经济上。在人类历史上，伴随当代武器系统而首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经济领域——军事工业经济和军火贸易。这个领域包括特殊用途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耗。武器的技术装备的不断更新，是整个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的结果。但是，这种转换是通过进入经济过程实现的。这是“科技——军备”互动关系的主要环节和严重表现，也是核与常规军备结构变化和扩大威慑升级的经济基础。
　　
　　3.政治上。核武器不是纯粹的技术兵器，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质的武器。以核武器为核心的武器系统的变革，不仅是一场技术上的革命，而且也是我们时代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重大课题。《核革命》开卷指出：“考虑人类控制原子能结果的那些人们，一般地期望有两个革命。第一个革命是技术的，导源于被控制原子能的巨大毁灭能力。第二个革命是政治的。人们熟悉的国际制度和实践，国家间行事的老套子，好像突然地和完全地被违背了”。苏联学者认为：“这种革命成为导致国际关系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空前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促使把对外政策提到首位，那么这种革命在这个领域内部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由它的军事方面，即军事科技革命特别清楚地说明。”总之，核武器的政治性质和作用对国际关系、各国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渗透极深，它改造了国际关系的内容、规模和强度。这主要在于，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核武器那样使战争与和平问题如此尖锐和无法调和。谁都明白：一场战争死掉几百万人同50亿人灭绝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因此，从科技对政治的反作用看，与“核革命”适应的新时代形成了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国际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和精神状态，对外政策在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无疑，当代军事科技革命，尤其是核武器的特殊作用排斥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它导致了当代战争原理的变化，改变了许多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使军事战略、国际政治和外交活动一体化。
　　
　　三、美苏相互威慑和威慑战略
　　
　　1.相互威慑关系状态：美苏核僵局
　　
　　以核武器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科技革命使战后国际关系的内容、规模和强度都受到相互威慑这一决定性因素的作用。美苏关系中产生了核僵局，这成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内容特征和全局性的基本战略态势。
　　
　　战后以来，战争与和平的矛盾使人类的生存与安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问题：和平存在于“核恐怖均势”的阴影下，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险。但是，40多年来出现了反常现象：尽管美苏双方拼命扩充核武库，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反而减到最低限度。这是什么缘故呢？
　　
　　列宁说过：武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会起到杀人的作用。核武器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武器，基于它的社会性质是被美苏高度垄断，而“现在，核武器不能用来反对有着同等优良的核装备敌人”。因此，核武器的特殊政治作用超越了自身的技术性能而渗透到国际关系首先是美苏关系中，在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威慑的关系，即核僵局的特殊存在。历史上曾有军事进攻和战争行为中的“威慑原则”，但现在“两极均势”和核因素同时扩大了威慑的效用和范围，使其集中到国际生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域。相互威慑与核威慑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两极均势”真正成为“威慑均势”。西方某些人甚至认为，这种威慑造成的平衡使美苏有效克制，胜于为此而建立的政治机构，而这在历史上尚无先例。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国际关系未像一、二战前那样因“两极均势”导向全面战争却出现相互威慑的关系状态，不仅有历史沉积下来的因素，而且也有当代的理性因素和心理测验因素：冷战的现实和未来战争的假想前景。战后，美苏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恐怖平衡，这种观念建立在两个核大国有能力相互摧毁的基础之上。当一方在受到另一方侵略的情况下，将立即实施核报复，报复的目标是对方的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所以，大规模进攻性战争就意味着自杀。冷战的战略无疑会使“同归于尽”在连续的军备竞赛和局部军事攻势中成为可能的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相互威慑是商业逻辑的产物，它是根据“利益——风险”这一公式来衡量的。基辛格强调：“核僵局的本质是两个最大的强国由于双方都能迫使对方为胜利付出过多的代价因而都不敢发动战争。”④波托夫尼亚斯基指出：于是，“在共同协议的基础上，风险的程度变小了一些，而且风险的界限在哪里也是一目瞭然的。因此，问题不再是一开始就使用毁灭一切的核手段，而是发出一系列逐步升级的越来越强烈的警告。这一所谓‘灵活反应’理论先为美国所采纳，而后也为苏联所接受。”⑤日本战略分析家小山内宏进而认为：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尽管它试图用庞大的核遏制力来遏制战争，期望使对方产生恐惧从而达到遏制的目的，但事实上，自己却更感到核战争的恐怖。这样，实行这种战略似乎是遏制了对方，但是它也遏制了自己使用力量，导致核僵局。”⑥
　　
　　战后，相互威慑直接作用于美苏关系，形成了核时代的“威慑均势”；美苏关系受到“核恐怖均势”的制约，表现了长期严重全面的僵持特征。威慑限制并且代替了美苏两极体制中导向战争的因素，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处于被遏制的冬眠状态。美国一位主要研究作战专家曾大胆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威慑失灵和核战争爆发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要揭开相互威慑虚幻背后所掩盖的奥秘——“战备威慑规范”。
　　
　　2.美苏战略观念的变革——选择威慑战略
　　
　　考察国际政治总体变化中的相互威慑关系，不能不看到美苏战略观念发生新旧更替的巨大影响。汉斯·摩根索说过：“在考虑使用武力上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一部分是由于全面原子战争的令人畏惧的恐怖所造成，大半还是由于军事政策的新面貌‘所造成’”。事实上，美苏分别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声中抛弃了传统战略，并选择了威慑战略。1945年，原子弹的爆炸唯一地显示了美国进行新型战争的能力，但美国囿于孤立主义传统在强国外交方面没有多少经验，而在试图把核力量变为有效军事政治影响方面则是一点经验也谈不上。正是在美国战略踌躇不前时，布罗迪首先指出：“说它（核武器）祇是另一种武器是很会把人引入歧途的。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这个发展改变了战争本身的革命性质。”布罗迪是战后美国最有威望的战略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民间战略家。布罗迪首创威慑理论，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学说中注入了新的、充满时代活力的因素。5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对外政策、军事战略“最受刺激的时期之一”。这之后，布罗迪理论的基本原则被接受了，并先后被有机融合到“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和“现实威慑战略”中。
　　
　　如果说美国在原子弹的爆炸声中改变了战略，那么苏联则是在氢弹的爆炸声中实现了战略的革新。1953年，苏联爆炸了它的第一颗氢弹，这是世界上第一颗有实战价值的氢弹。这件事连同史达林逝世为苏联重新考虑核战略开辟了道路。在苏联思想界，反史达林的第一批领域是军事领域和战略领域。赫鲁雪夫时期，苏联的核战略趋于定型。赫氏强调核战争的战争样式和战略火箭军的作用，在战略观念上偏重威慑原则。在政治上，他开始推行“缓和政策”（包括政治和军事缓和）和“和平共处总路线”。古巴导弹危机给赫氏上了赤裸裸的一课，他感到在那种紧张的对峙危机背后似乎有一个更为超乎寻常的力量在支配着一切。正是在这时，苏联同美国在核战略观念上达到了共同理解。
　　
　　在美苏战略要素中，有关战略目标、战略手段的几个重要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战场观念的变化和合成作战的要求。美苏已不再囿于地平面和传统地域观念来考虑战场问题，它们共同认为：未来战争的战场会从本国的领土扩展到国外，从陆地延伸到海洋，从地面空间进入外太空，从主权辖及的地方进到主权所属不明的范围。未来战争是海上、水下、陆地、空中乃至太空整体构布的战争。因此，战争的时空发生了重大变化：三维战争变成了四维战争。一些西方人士认为宇宙空间是未来的战争场所，三战将从宇宙空间开始。面对“星球大战计画”的前景，这并不是什么戏言。
　　
　　战争时空的变化也决定了战略时空的变化和视野的拓展。在军事方面，根据“战场空间”变化而提出的原则是：制胜要靠战场平衡，要靠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这种新的要求使过去流行的“空军制胜论”、“海军制胜论”、“原子武器制胜论”一一被驳倒。在军事理论中，最后采纳的是兵力均衡的观点，即以陆、海、空的整体力量取得胜利。战争“立体化”的最大特点是各军兵种在战场上相互依存的关系更突出了。可以说，由于三维战争变成四维战争，“胜利”将在“合成”上见分晓，当代战争已须臾离不开“合成”。
　　
　　（2）胜利含义的变化：不能再是“皮鲁士式的胜利”。英国物理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伯拉克特和美国军事专家范尼佛最早用理论来说明原子时代的未来。他们指出：以往的军事组织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胜利，在将来前者存在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后者。并预言原子弹的含义是制止战争。基辛格专门探求过“胜利”的崭新含义和背景。他认为：全面战争会使双方同归于尽，无所谓“胜利者”，胜利已失去传统意义⑦。不少人还认为，若有“胜利”也祇会是“皮鲁士式的胜利”，即牺牲太大，无异于失败。古时艾皮尔国王皮鲁士在战胜罗马军队后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就没有军队了”。对于核时代不能出现“皮鲁士式的胜利”，在众多美苏军政领导人已成达共识：“任何使用核武器来解决美苏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尝试都意味着自杀”。⑧
　　
　　传统认为，“胜利”在军事上的含义是占有对方的实力，如占领敌方领土，控制敌国人口。因为领土和人口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实施有效统治的保证。在君主制时期和“古典均势时期”，统治者争取军事胜利的目标都是人口和领土，二者的转移消长是国力盛衰的象征。这就要求取得“胜利”的主要手段是“强制性征服”，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但在核时代，这一切都过时了。核武器使用的灾难后果使发动攻击和占有实力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片面地说，即使对方不反击，你使用核武器后也不能占有什么实力，因而也算不上是“胜利者”。另外，出现了两种新情况：第一，正如基辛格指出的：“核技术的发展，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完全通过另一主权国家领土以内的发展就能改变势力均衡这样一种局面”。因为核技术的发展在主权国家的领土以内，所以形成一种军备竞争，而不是战争。第二，实力的含义已变为“综合国力”，“胜利”的经济政治内容更具现实性。在此情形下，“胜利”的军事内容似乎祇带有幻想的成份。开展政治战、心理战、资源战等更有可能、更有效力。因为它们可以削弱对方有形或无形实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份额。如心理战可削弱对方的意志，操纵对方的心理，加强自己的心理优势，它还包括外交形象和宣传优势的获得。资源战可通过经济贸易手段在世界资源集结地进行，限制对方的资源来源，瓦解对方的经济成长。
　　
　　正因为“胜利”的含义疏远于军事内容而趋近政治经济心理等方面的意义，“不战而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古代著名战略家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胜”思想及“庙算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观点，触及到核战争与战略的实质，被奉为西方大战略的最高境界。当今用“谋略”取胜，也就是艺术般地运用外交战略、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以此取代以战争为目的狭义军事战略。所谓“不战而胜”之“不战”，就是不硬性地诉诸暴力手段，而非排斥竞争和对抗，祇不过是强调“不战”的和平方式和智胜的本质内容罢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胜利”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了某些游击战的特点，游击队的战略是：不失败就是胜利。
　　
　　（3）威慑成了美苏军事战略的主导概念和基础。威慑作为军事谋略概念并不是核时代的产物，它早就存在。实际例证有“特洛伊木马”、“纳粹式心理战”等等。不过，这一概念在核时代才有特殊意义。《大战略》认为：它是在“全面战争的含义深入人心后，才有固定内涵的”。美苏关系中的相互威慑性质必然决定它们的战略以此为基础。二战后，布罗迪威慑理论的原形⑨是：如果不能铲除或控制核装器，那么就应该通过威慑来阻止使用核武器，方法是告诫对手“他可以采取的某个特定行为的代价和风险要超过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好处”。上述思想全面影响到美苏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要领域，并形成它们的基础。人们认为：“威胁使用核力量（主要是战略核力量）为手段，达到国家政策和军事战略的目的，这种科学和艺术被称为核威慑战略”。基辛格把威慑的要素归纳为：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和被潜在的对手估计到，三种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威慑就要失灵⑩。《大战略》写道：“威慑的目的是防止战争，它是威胁、进行威胁的能力和必要时进行威胁的意志的混合物。成功地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迫使受威胁的一方看到要取得其预期的利益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可以防止对己不利的侵略，最终达到局势的稳定。”由此看来，威慑战略具有遏阻战争的效用和谋求和平的取向。“威慑不是为了进行战争的战略，而是为了争取和平的战略”。它纠正了克劳塞维茨基本军事原理中“绝对施加暴力”的倾向，而强调在“相互确保摧毁”中互为人质的制约因素。战略中进攻与防御的关系被打破了，战略目标、手段等复杂多样的因素及关系统统被相容到威慑之中，战略由此陷入了威慑困境。
　　
　　四、威慑困境——战略面临危机
　　
　　在对威慑战略的评价中，有一种假设似乎认为：核军备竞争愈升级，威慑的有效性愈强，国际安全与稳定愈有保证。在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威慑不是要求导致销毁核武器，相反它要求核竞争的维持和延续；而核竞争丝毫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相反偶发性最终会使威慑丧失。因此，尽管威慑具有遏制战争的作用和争取和平的导向，但是不能不指出，威慑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在美苏军备竞争不被制止、“科技——军备”互动关系愈益按正向强化时，战略面临着危机。
　　
　　首先，威慑是不能销毁核武器的产物，也是面临核战争可能性的产物。美国第35届总统甘乃迪曾经警告：核大战可能因意外事件而发生。在过去30多年中，曾有多次意外事件发生，几乎引起大战，从而有使威慑失灵之虞。如1979年11月9日，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把一个“战争游戏磁带”放入有安全装置的电脑中，这个电脑误以为是真的战争信号。于是美国全球预警系统发出警报达6分钟之久，已有三队核武器飞机起飞。到第七分钟，总统座机亦准备起飞。幸好及时制止了这一错误警报。若到第20分钟还不能制止错误讯号，一场核大战很可能就在那次意外事故中发生了。对核战争可能性的研究表明，威慑不能阻止战争可能性，恰恰相反它把战争可能性寄寓在神秘的性质中。某些人对“核和平”评价极高，他们对核战争不以为然，认为既然核战争将使人类文明毁灭，它不会发生，我们不是有40多年的“核和平”吗？但是不少学者认为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加强了对核战争可能性的综合研究，认为“核和平”正建立在核战争可能性之上，其背后面临的是核战争的深渊。对核战争可能性的研究还表明，威慑对偶发战争几乎无能为力，它承担的风险极大。
　　
　　威慑困境中第二个矛盾是，威慑的物质载体是“相互确保摧毁能力”。把威慑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能力”之上，这是理论假设上的矛盾。威慑是美苏双方攻守界限适度的结果，在理论上绝不允许单方面谋取军事优势。但在实践上这与军备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严重不适，也与谋求政治霸权的意图相悖。“不战而屈人之兵”，仍然是一种单向的谋求胜利的方式。另外，“相互确保摧毁”所提供的安全保证是以少数决策人物明智为先决条件的，同时它应该是双方都使用的“双行道”，其可信性必然高而稳定。可实际上，“相互确保”的界限在哪里并非有充分的把握。把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放在双方的理论假设上，是以亿万人生命为人质的十分危险的豪赌。在冷战高峰期，美国奉行“战争边缘政策”。杜勒斯曾狂妄地说，在艾森豪总统任内，他曾三度把人类和平置于原子战争深渊的边缘。
　　
　　第三，威慑在理论上的困境是，它把希望寄托在纯粹的心理要求或偶然性的安排上。基辛格说，威慑首先取决于心理标准。这个“心理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是“首先取决”？威慑理论总结出美苏战略中一套规范性的东西，而美苏之间也形成了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和资讯传递规范。但是，这些祇是理论家对美苏经历的几次危机前后的相互默契的总结，而非有政策与法律的长期稳定保证，其中仍包含着种种可变性。威慑的起点是清楚的，在政治威力的半径内发挥作用的可控制程度也是颇高的。然而，威慑作用的限度是多少，其终极目标为何谁也搞不清楚，无法“取决于心理标准”。战后，“大规模报复战略”纯粹建立在核讹诈之上，是一种“适于朗读的政策”，实属变态心理的产物。其他战略亦无绝对可靠性，它们的遏制作用也时常变化。
　　
　　第四，威慑还在事实上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从“战争升级”的角度看，核战争与常规战争有明显区分；威慑可以遏制核战争，但并不遏制常规战争，相反战后威慑同常规战争与局部战争并不排斥。局部战争强化而全面战争滞后，常规战争易发而核战争难产。而常规战争与局部战争在实践上有变化成为“非常规的常规战争”的趋势。从军备结构上看，核竞争增加了常规战争的易发性；同时战术核武器的发展，使其优越性受到重视并卷入常规战争。这样，常规战争的“非常规化”，使“战争升级”中的核门槛大大降低，威慑仍潜伏着常规战争演变到核战争的可能。80年代初，威慑战略急剧缩小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并把战略本身推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由于增加了对技术因素估计的困难，要求在威慑中作出重新选择。
　　
　　40多年来，核武器的爆炸当量及其政治性质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威慑一直是大国战略的基点，它同样制约着大国关系、危机处理和日常外交政策与行动。它使外交被赋予了谋求“威慑形象”这一史无前例的任务，外交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然而正是威慑战略把战略家们和外交家们引向威慑困境。毫无节制的军备竞争不仅不能摆脱威慑困境的束缚，反而给战略和外交带来难题：武力的发展和使用武力的限度在哪里？尽管人们十分明白：“外交是限制实力的艺术”（艾奇逊语），“现代战略是避免战争的艺术”（施密特语），可传统思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无论如何，威慑这种“囚徒的难题”是传统思维框架内的最高智力游戏，军事外交一体化歪曲了和平观念的实质和人类真正理性的要求，现实战略选择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是：必须打破威慑困境，否则就会有无可追悔的事情发生。
　　
　　国际政治和战略的前景已经揭示，主动脱出威慑困境是可能的。主要因为：人类本体意识中理性、和谐精神已占据主流，和平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题。和平运动作为本世纪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和卓有成效的影响。美苏的缓和努力从政治缓和有力地延伸到军事缓和领域，非军事化的努力正朝有利于主动打破“科技——军备”互动关系的方向发展。以威慑战略为起点的战略演变还在继续，并未停留在原有水准。这种演变的结果恰恰在于威慑战略的自我否定。威慑战略是核后时代新型战略之母。
　　
　　需要核后时代的新型战略。这种新型战略决不意味着在威慑的单行道上继续延伸，而是要根本解决威慑困境中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性，终止威慑到核战争的“自然升级”。新型战略与威慑战略截然不同：后者建立在威慑现实基础——核恐怖之上，根本无法走出困境；前者则要求消灭威慑的这个现实基础，积极主动地走出困境。目前，人们在威慑困境中正进行着重新选择。我们看到了两种前景：一是“星球大战”，一是切实的军备控制。故此，我们重新选择的方向或是以“SDI计画”跳出威慑困境，而在和平与战争之间进行“最终”的选择，这显然是一种变态的对策。或是彻底改变战略思维，树立核后时代新型的战略，并采取有效的行动，如在2000年全部销毁核武器。在威慑困境中，最激进的主张当然是全面彻底的核裁军，但这是人类面临的最现实的任务。或许，祇能说这是一种命运的差役。
　　
　　注释：
　　
　　
　　①《战争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②罗素：《常识与核武器》，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页。
　　
　　③MM.基里扬：《军事技术进步和苏联武装力量》，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版，第59页。
　　
　　④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9页。
　　
　　⑤波托夫尼亚斯基：《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⑥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5页。
　　
　　⑦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页。
　　
　　⑧戈巴契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⑨布罗迪：《终极武器》，纽约哈克特——布雷斯公司1964年版，第24页至第63页。
　　
　　⑩《选择的必要》，第18页。
　　
　　柯林斯：《大战略》，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北京，第163页。
　　
　　《选择的必要》，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