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政治研究》1988年第2期。
　　
　　根据两次世界大战前两种“均势”结构的过渡情况及其对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我曾提出了关于两种“均势”结构不同属性的假证：（1）“多极均势”：能够带来“总体和平”；避免不了局部战争。（2）“两极均势”：造成了“均势双方”（即“两极”）一定时期内的僵持和对峙；导致了“均势双方”参加的“全面战争”（世界大战）。由于“谋求均势的方法”适应于不同的“均势”结构而发生变化，两种“均势”结构所表现出的不同属性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
　　
　　随着“均势”结构的演化，各国面临着对国际政治的选择。“多极均势”要求各国选择维护和平的政治，“两极均势”则要求各国选择走向战争的政治。
　　
　　本文试以这些论证作为理论前提①,依据二战后的实际情形，来分析“均势”格局的特性和分布。
　　
　　一、“均势”格局的历史变迁
　　
　　二战结束以来，“均势”格局受力量成份和力量对比关系剧烈变化的影响，发生了不同于既往的深刻演化，“多极”和“两极”的“均势”格局在特性和分布上都有了新的内容。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上存在过的“均势”。19世纪的欧洲“均势”是一种“多极”局面，大体上带来了一定条件下的“总体和平”（“维多利亚黄金时代”或“百年和平”），1870年到20世纪初是“均势”从“多极”向“两极”过渡的时期，最终形成了以德国为首和以英国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这种“两极均势”使“均势双方”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又形成了“多极”局面，体现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上。但是德国迅速崛起，与英美法苏矛盾激化，促使“多极均势”转变为“两极均势”，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之，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均势局面经历了由“多极”到“两极”的变化过程，“多极均势”带来了一定条件下的“总体和平”，“两极均势”则成为“全面战争”的前奏。和平时期——和平与战争的临界时期——战争时期，是“均势”局面从“多极”——“两极”——被破坏的过程。“两极均势”双方的矛盾最初为“多极均势”下各方面的矛盾所掩盖，“均势双方”的矛盾冲突是逐渐展开而明显起来的。伴随“多极”向“两极”的变化，划分壁垒的斗争不断进行，最终形成了对垒鲜明的两个方面。“均势双方”从不确定到确定有一个过程；“均势”各方对国际政治（和平政治和战争政治）的选择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对国际政治的错误选择导致了二战前的绥靖主义。
　　
　　二战后，“均势”格局发生了与此根本逆向的变化。“两极均势”首先出现，然后出现了“多极均势”的雏型（一般称为“多极化”），最后形成了“两极化”与“多极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二战刚一结束，并未出现“多极”局面，从而发生“均势”局面从“多极”——“两极”——被破坏这样一个往复的演变过程。恰恰相反，同战争结束相伴而生的是一个潜在的“两极”局面。这种情况是由二战结束时世界形势的特性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地球上力量分配是再简单不过了，再粗暴不过了……祇有美国和俄国仍然是强国”。二战结束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也打破了苏联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局面。苏美两国作为两个力量极端，在战略态势上存在着一种平衡，构成了“两极均势”的基本骨架——“粗暴的两极”。欧洲是战时的主要战场，在战争中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许多曾经在欧洲“均势”中称雄一方的国家大大降低了地位。它们不能担负起重建欧洲“均势”的责任，而欧洲“均势”祇能由欧洲大陆中心之外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来建立。在欧洲首先形成了“两极均势”，以后的东西方两个阵营不过是在欧洲形成的两个力量中心的联盟体系。在战后初期，不存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中立国。
　　
　　苏美“两极均势”表现了这样一些新的特点：（1）苏美作为“均势双方”长期明确地存在，这说明它们作为主要敌人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传统“均势”的规范基本上是心照不宣的，而苏美的目标却是相当明确和直截了当的，即它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全球性的。这有别于19世纪欧洲列强们的霸权目标。那时它们追求的基本上是局部性霸权，大致限于欧洲范围，这使它们在霸权目标上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为列强们提供了互相容忍疏通的余地。战后，追求同样目标即全球性霸权的两个国家同时存在是国际关系结构的最重要特点，“均势双方”在利害关系上的对抗是空前的。而且“均势双方”都以同等实力追求同样目标，更增加了彼此不相容的成份。
　　
　　（2）“两极”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是天敌，力量结构的“两极”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并存。这对于双方利害上的对抗关系和力量上的冲突关系是一种催化剂。因此“两极均势”在战后初期非常严密，存在一种“严密的两极制”（“tight bipolar system”）。苏美对盟国有绝对的指挥权，联盟成员统一行动的可能比两次大战前大得多。
　　
　　（3）但是，在苏美各自的力量成份中核武器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这使苏美之间产生了“相互威慑”（mutual deterrence）的关系，导致了核僵局（nuclear deadlock）。“核恐怖平衡”（balance of nuclear terror）大大提高了“均势”所固有的约束性，“两极均势”所具有的“僵持”特性表现得更加充分，使“均势”的“平衡状态”稳定持久地存在。这样就大大抵消了（1）（2）所具有的促使“均势双方”直接对抗的因素，“均势双方”的斗争手段和方式趋于多样化。
　　
　　（4）因此，“两极均势”的“僵持”特性不断抵消它具有的另一特性，“两极均势”并未像两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导向战争。
　　
　　从战后历史看，苏美“两极均势”总的说就是一种“僵持”的态势。苏美虽然是对立的“均势双方”，却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它们的战略重点欧洲一向无战事。1945年以来，尽管有许多局部战争，可是世界避免了全面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祇存在于可能的范围。但是苏美作为“均势双方”表现了长期全面严重的对峙，这对均势格局的演变是有意义的。
　　
　　“两极”之间的“僵持”，为世界上其他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为它们展开活动开辟了余地，终于导致了“多极化”的产生。一方面这有赖于“两极均势”自身的变化。首先，苏美为了加强自己的联盟体系，都给予自己的盟国以各方面援助，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力量，为它们作为新的力量中心（“极”）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超级大国在“僵持”中竞争为其盟国的成长壮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三，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民族主义的意识，使西方盟国不断强化独立和离心的倾向；第四，意识形态对立的减弱为对立集团之间提供了通融的机会，“严密的两极制”变成了“松散的两极制”（“loose bipolar system”）。另一方面，“多极化”有赖于中国、第三世界的独立存在。它们并不包含在“两极均势”之内，但是苏美的“僵持”使它们得以成长壮大，在全球“均势”中，它们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国际力量对比中的重要因素。
　　
　　本来，“两极均势”要求“均势双方”建立和巩固各自的联盟，从“均势双方”发展到“交战双方”，通过战争来打破“僵持”。但是，这种联盟不但没有加强巩固，反而消蚀变质，从中产生出了“多极”的构成因素。“僵持”仍然在继续。
　　
　　60年代以后，以中苏分裂、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和东欧国家业已表明的自由化为标志，开始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瓦解。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政治独立，它们在两大联盟体系之外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新兴的力量。世界上的力量处于重新改组、配置的时期，此时对于联盟的离心和要求独立的倾向表现了不少国家要求摆脱“两极均势”束缚的趋势。中国、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对全球“均势”影响重大，改变了“均势”格局的分布。在“两极化”照旧存在的同时，“多极化”出现并且逐渐成长。从此，“两极化”和“多极化”并存交织就成为“均势”格局的新特点。
　　
　　“两极化”与“多极化”并存既反映了“两极”内部的变化，也反映了它面临的新的外部条件。“多极化”还没有发展成为“多极均势”，因此它还不会很快取代“两极化”。“两极化”与“多极化”相互交织，共致结果，这种局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是别具特色的，这表现在：
　　
　　一方面，“多极化”的存在反过来促使了“两极”之间的“僵持”，带来了更多的总体性和平因素。这是因为，“多极化”的出现结束了两霸主宰世界的局面，使苏美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构想来操纵“两极均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苏美不能不顾忌到其他力量的存在和影响，不能不改变传统的战略对比关系。另外，“多极”世界的出现使苏美在“僵持”关系中扩大了选择的余地；苏美都需要利用第三者。由于“多极化”的出现和成长，开展“均势外交”成为可能和必要。“多极均势”是一种富有弹性的均势，“均势外交”是一种灵活通融的外交。苏美之间斗争手段的多样化要求它们实行“均势外交”，这样就非常需要利用“多极”局面。另一方面，“多极化”在“两极化”的背景下存在并不使局势稳定，它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加剧了局部冲突。这种局部冲突客观上不断转移着苏美斗争的重点，“多极化”与“两极化”交织所造成的复杂动荡形势使苏美双方更加斤斤计较每一行动的得失。“灰色区域”发生危机的不确定性常常使它们不得不先确定危机的性质，然后才敢采取行动，尽量避免付出过高的代价。由于苏美总是把“多极”内部的问题放到“两极”的尺度上去衡量，因此在面临危机时，它们难免表现出相当的矜持和忍耐。“多极”内部的矛盾祇会加剧局部冲突，若无苏美直接卷入，也就无所谓世界大战。苏美“两极”的“僵持”是必然的。
　　
　　虽然我们不能说很快就会爆发世界大战，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世界上存在着真正的、充分的和全面的和平。习惯认为，没有战争就是和平；没有“全面战争”便是“总体和平”。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彻底分清楚的概念”。这种古典的说敎有利于我们认识战后和平的性质。和平祇有植根于“多极均势”才是有保证的和完全的。事实上，现在的“多极化”仍然严重地受到“两极化”的束缚，“两极均势”所具有的导向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前面说过，“多极化”的出现使“两极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两大严密的集团已经变得松驰起来，统一于一个中心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为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代替。甚至，现在意义上的“两极”祇有苏美两个力量中心了。然而，“多极化”在“两极化”的背景下出现和存在，并不总给人们带来乐观的估计。“多极化”还不是真正的“多极均势”，还不能充分地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多极化”是“多极均势”的脆弱形式，而且因为“多极化”的存在仍然受着“两极化”的严重影响。“多极化”中主要有两部分受“两极化”的影响最严重。
　　
　　一是西欧、日本。它们是美国的盟国，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还没有超出“两极均势”的范围。尽管它们作为“多极化”中一“极”出现和成长，但它们首先是从“两极”中派生的，因而与“两极”有很大的连带关系。西欧、日本一方面要求独立自主，另一方面还对美国严重地依赖，美国同西欧国家结成的联盟仍然是针对它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的。而这种联盟的军事政治性之强，是足以构成战争的因素。
　　
　　二是存在大量局部的“两极”。“多极化”与“两极化”交织存在使许多局部地区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因此，战后以来的局部战争频繁不断。这些局部战争既有地区性动因，又常常带有苏美争霸的背景。特别是，这些局部战争已成为苏美在“僵持”中显示它们斗争重点和斗争程度的标志。
　　
　　因此，“多极化”与“两极化”交织存在所带来的“均势”状态下划分壁垒的过程更加复杂，它所产生的国际政治情势更加难以预料。我们必须看到，“多极化”表现出了打破“两极均势”发展到“多极均势”的趋势，又要注意到存在着“多极化”仍然为“两极均势”所控制，最后回到“两极均势”的可能。总之，“多极化”与“两极化”交织是带来战争，还是带来和平，祇能看二者演化的结果。
　　
　　二、战后“均势”格局的实力背景
　　
　　上面说过“多极化”与“两极化”交织存在是“均势”格局的新特点。有人可能抓住“极”作文章，因为“多极”与“两极”的“极”是不相等的力量单位：无论中国、日本、西欧和第三世界，综合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至今尚无一方能与苏美等量齐观。西欧对美国的保护严重地依赖，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还比较落后；第三世界的力量更加单薄。所以，“多极”与“两极”不能同时被称为配置结构的“极”，在地位上祇能把苏美和中国、日本和西欧几国分为超级大国和一般大国。他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同时被称为“极”的力量单位，就应有大体相当的实力水准。
　　
　　其实这是没有弄清“多极均势”和“两极均势”对实力关系提出的不同要求，从而没有弄清战后“均势”格局的特殊实力背景。
　　
　　在另一篇文章（此文的前继文章）中，我认为：“均势”结构不同对实力关系的要求也是不同的，“谋求均势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多极均势”之下，“均势”各方的实力关系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均势”各方的力量标况处于静态均衡与稳定对称中，它们都不具备充分发展的实力，缺乏打破均势现状的能力，不足以应付战争尤其是全面战争对实力的要求。各国的力量变化是处于自然增长状态。这些情况使得“谋求均势的方法”，主要依赖于结盟。借重其他国家的力量，在改变力量对比中显得最为重要。适应于和平时期，这种实力关系服从于和平政治。
　　
　　“两极均势”则不然，它对“均势双方”要求充分发展的全面实力。“均势双方”的力量均衡处于动态之中，“均势双方”在形成各自的联盟体系之后“谋求均势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军备竞争。全面、充分地挖掘自己的战争潜力成为国家活动的中心内容，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发展被视为优先。“全国总动员系随着战争演进之必需”。（《各国国家总动员概观》）各国的力量变态地增长，这些都是服从于战争政治的。
　　
　　现在，当“多极化”与“两极化”同时存在时，我们就要认识到两种“均势”对实力关系要求交相作用的问题。所以，从“均势”结构交织的观点出发，“两极”与“多极”的“极”在力量上不等值的情况是不足为怪的。这说明了战后“均势”格局的实力结构是复杂和多层次的。
　　
　　具体讲，这种实力结构就是“军事两极化”和“政治经济多极化”的结合。“军事两极化”就是苏美以充分发展的全面实力，尤其是以工业和技术力量为基础和后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以核力量为直接和主导的打击手段所形成的两个具有互相挑战性质的实力极端。所谓“超级大国”之称即此之谓。“军事两极化”并未使实力的含义变得简单，也就是说仅仅包含孤立存在的军事力量。相反它表明：祇有苏美具有充分发展的全面实力和完全的军事力量，其他国家和集团都不能向它们的物质优越性挑战，并且在短期内它们祇会保持与苏美在力量上特别是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军事两极化”要求苏美按照战争的要求来构筑实力结构，它们之间的实力关系都有明显的战争政治的色彩。它们之间“谋求均势的主要方法”是军备竞争。“军事两极化”说明了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实力背景和物质原因。“军事两极化”使全球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形成的两个极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分居“两极”的苏美追逐世界霸权的野心和最后用战争来实现霸权目标的能力。
　　
　　“政治经济多极化”是指因具有政治或经济上强大的实力所形成的足以发挥全球性影响并对苏美“两极均势”直接产生作用的若干个力量实体。中国、日本、西欧各国和第三世界的力量情形大都如此。“政治经济多极化”表明：一“极”的存在并不具有充分完全实力。“多极化”的力量发展时刻受到“两极均势”的影响。“多极化”中的某些“极”本是两大联盟体系内的成员，它们的力量发展不能不受到联盟内部力量搭配的影响，也不能不受到自身力量不足的限制。而两大联盟体系之外的某些“极”本身力量十分脆弱，目前来看它们的力量也祇处于发展中。因此，“多极化”中的每一“极”仅具有单方面的实力，它们的力量发展首先是出于防务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多极化”所具有的实力关系不符合战争政治的要求，而趋向于和平政治的要求。
　　
　　这样看来，“多极化”和“两极化”是从上述意义上讲的，它们各自的实力背景是不同的。而它们共同构置了战后多层次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力量结构，这种“极”的特殊配置已经打乱了国际力量对比关系演化的周期与功能。我们进入了一个国际力量多元化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
　　
　　“多极”和“两极”在力量上不等值的情况反映了在均势状态下力量划分的不对称性，而它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又表现为“国际间角色”（international roles or actors）的不对称性。例如，从世界范围讲，苏美在力量上和所扮演的角色上是对称的，而苏美与中国、日本、西欧各国及第三世界在这方面就不对称；“多极”内部的成员彼此间也是不对称的，中国不具备欧日充分发展的经济力量，欧日也扮演不了中国政治大国的角色。从局部范围看，沙乌地阿拉伯石油力量充足，却无完备的军事力量；越南军力膨胀，而经济力量小的可怜。
　　
　　两次世界大战前“均势”格局从“多极”到“两极”的演化中没有出现国际力量划分不对称的现象，而且它祇伴随着战争作为唯一的前景。可是，“军事两极化”与“政治经济多极化”交织致使战后出现“均势”局面下国际力量划分不对称和“国际间角色”不对称的情况却是和这样一个事实相联系的，即：国际关系发展的前景有战争与和平两种走势和可能：争取和平，首先必须制止战争。战争与和平对实力关系要求的相悖性同现实国际力量划分的不对称性存在和发展着矛盾，这是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中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个基本矛盾的作用，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的国际政治选择面临着特殊的情形。战后40多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出现了历史上不曾有的现象：“冷战”和“缓和”。军备竞争问题和裁军问题同时是大国所瞩目的和所努力的。如何解决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中的基本矛盾和进行国际政治的正确选择，是关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历史性课题；它已成为各主要国家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和测验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能力的标志。
　　
　　注释：
　　
　　①以上论点的展开论证是在另一篇文章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