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评论月刊
　　
　　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华二十一项目
　　
　　主持人：黄枝连（香港亚太二十学会会长）
　　
　　评论员：霍韬晦（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
　　
　　陈可焜（香港经济导报社顾问）
　　
　　刘助（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行政总裁）
　　
　　陈景祥（香港信报副总编）
　　
　　傅浩坚（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署理院长）
　　
　　会期：一九九八年第七次座谈会
　　
　　地点：香港浸会大学会议室
　　
　　黄枝连：去年今日，有谁会想到香港经济可能进入负增长的状态？有谁会想到国内的各个方面的改革会因为东亚金融同内部调整的关系，而遭遇到这么大的压力？而且要支撑这个局面，不让人民币贬值。去年今日，有谁能想到印尼经过十几年高速增长竟然出现社会不安、政治动乱并导致苏哈托下台？有谁会想到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都号称东南亚发展最快、经济成就令人瞩目的泰国，会在风暴中遭受如此之大的挫折？有谁想到韩国这个号称世界第六大的经济体系会出现今天的困境：工人要罢工，政府要动武，金大中这位以往代表基层的总统也谋略用武力威胁工人不可罢工，整个韩国社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面对上述种种，请大家谈一下，到底东南亚的经济奇迹是否存在？或者这场风暴就表示所谓奇迹根本没有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是有某些结构问题而且没有处理好？我觉得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有品质的高速成长？成长是不是涉及一个诸多层面的问题？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涵盖广泛的方面。到底什么是可时续发展的合理模式。
　　
　　现在请大家从可时续发展的角度，通过东亚金融风暴，从自己的学术领域出发给予综合评论。
　　
　　香港今后的发展应从东南亚吸取什么敎训
　　
　　陈景祥：照搬他人模式弊病多
　　
　　我认为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同东南亚金融风暴是可以联系的。
　　
　　香港和大陆以及台湾是最后没有倒下的，其实整个状况还是比较差。现在日本、韩国等原来对于世界经济体系有影响的国家状况都很差，我看香港也不能避开这个问题。而且这场风暴的冲击加上暴露的问题，相信影响将会很久，我认为这可以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相继受到风暴的严重影响，其中有着一种增长方式上的联系。东亚、东南亚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增长方式都是西方经济学留下来的发展模式的延续，如四小龙是以出口带动高速增长为特点；四小虎等也是照搬其模式，祗是以更加低的工资和成本造成优势，利用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其优势就在于更低的工资。但是风暴显示，照搬他人模式弊病甚多，难以行得通。因为这些国家面临的基本上不是产业或者技术上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面对西方复杂的金融动作和银行体系。实际上亚洲很多国家在金融市场同欧美相通，如同小学生对成人，根本看不到银行的、外债的、汇率变动的和资金流动的问题。当东亚金融风暴到来的时候，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就暴露出银行体系和汇率方面存在的问题。此次东亚和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大赢家无疑是美国，因为搭救哪一个国家基本上由其决定，美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很大的作用。现在看来，东南亚和东亚那些国家，今后一段时间大概要根据美国欣赏的模式去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香港是继续跟随着人家以前走过的模式还是有新的想法、新的思维，值得深思。香港的官员在这次风暴中经常表示无法主动地做什么，这是实际情况，因为香港的金融体制、银行体制就是如此。如果按照以前的规定，的确无法做什么，因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新的思维和新的突破，如同大陆当年进行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打开某些缺口。不是要全部推翻以前的东西，但是要研究，因为目前保持下来的东西完全不能抵御危机。特区政府有关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文件很空泛，面面俱到但是没有提到重心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想法，祗是表面上看很丰富。如果按照以前的高增长、高速度，祗是按照以前的路走。那个文件对于这些路都提到了，却留下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金融风暴的问题已经发生了，以后的路应该如何走？需要什么样的模式？看来目前大家还没有好办法。
　　
　　刘助：香港经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我想，以前我们说东南亚是经济奇迹的提法不太对，做出了些成绩，大家冲昏了头，祗是看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国家在财政金融体制方面不是很有经验，金融体制没有就其经济增长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又比较小，换抗外来冲击的能力比较弱。现在危机来了，但是不必过分夸大。我认为，不必夸大当年的经济奇迹与现在的冲击，过份高兴和悲观都是不利于处理事情的。
　　
　　此次风暴中，大家认为台湾受到的影响比较不和些。台湾有着不同的结构，但是我想可能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大概是几个月前，华尔街日报曾经报导台湾银行体系的商业、工业不良积务的比例相当高，房地产卡住了相当数额的钱。当然，台湾输出高科技产品，半导体、电脑业在世界上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也使金融方面的问题一时还表现不出来，祗是同其他国家相比，有延迟显现的功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此次受到冲击最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商关系太过紧密，很多行为不是商业行为，故对银行的影响奶大。就可持续发展来说，我现在得知就是比较不会高高低低地变化，就是成长的保持，不会今年高成长，明年负成长；今年很好明年很差。从这一点看，经济体应该获得平衡。
　　
　　经济可以划分成为两个部分，即生产活动和服务分配活动。其中生产是将经济的饼做大，增加财富；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服务业如银行等，是将饼如何加以分配。两者相互影响，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点关系重大，这种关系对于经济成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关键。美国商业周刊总编辑说，为何近十年美国的经济状况好且连续稳定地成长？除了世界各地的热钱流到美国以外，关键在于美国经济有两条腿。一个是国际贸易做得很好。据资料，贸易在美国经济成长中的贡献大约由过去占百分这十七到现在的百分之二十五，以经济成长的贡献很大；第二就是其高科技以及高增值产业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占百分之三十。钱球贸易和高科技是相互影响的并出现了双生效果，扩大了的市场对于销假售高附加值产品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数字可以证明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仅加州硅谷现在有超过七千家高科技公司，平均每星期增加十一家，每五天有一家公司上市。有的高科技公司规模庞大，如微软公司一家的股票市值就超过泰国或者印尼股市的总和，现在大约已经同香港的整个股市市值差不多，应该说，美国经济状况良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靠高科技和全球贸易两个支柱带动整体经济加以发展。
　　
　　反观东南亚国有，不仅经济体小，且基本上都是不完整，不是缺这条腿就是缺另一条腿。现在应该说台湾的经济结构比较完整，有金融也有科技；大陆也算是比较平衡。但是大陆由于处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变时期，有奶多积累下来的问题，困难显现得比较多。大陆同台湾都有问题但是来源不同。就香港的经济结构而言，是一条腿很发达一条腿相当短，走起路来很不稳定。
　　
　　另外，东南亚国家走到这个地步，主要是政商关系太密切，很多行为不是经济行为；而过去的高成长使他们忽略了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另外他们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呢？其实就如同一个家庭，入不敷出，拼命借钱导致负债累累，以致最后才发现已经破产。为什么犯下如此大的错误呢？主因在于大家都重视普通的产业，但是经济结构中缺少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没有学到，就是没有学到如何处理金融问题，对于金融衍生工具不熟。当你对外开放之后，美国在亚洲的金融市场上就如同大人同小孩打架，轻轻一推就半东南亚推倒了。但是不必太过悲观，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回头看看，还不是已经过来了，尽管比较新时期。
　　
　　陈可焜：香港最大敎训是未能居安思危
　　
　　今天都活下去，就无所谓明天，也就无所谓可持续发展，所以谈今天也是谈可持续发展；如果今天的东南亚和香港如何摆脱困境都没有解决，怎么能够谈明天呢？我同意将话题转换一下，讲讲当间面临的发展问题。
　　
　　我个人觉得，此次亚洲金融风暴是研究国际金融、政治、经济及其关系的难得的好机会。现在有人把东南亚金融风暴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事情，我认为并不为过。此次金融风暴从四小虎到四小龙，再到日本大龙，将亚洲经济拿到整个世界面前去审察，结果显示美国的状况无疑是最好的：美国的经济边疆九年增长，金融机制健全、法治廉洁、政府有效、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毋庸读言，美国此次不仅在经济上是大赢家，其他许多方面也得到了空前高的评价。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挽救东南亚一些国家，实际上就是美国出面挽救，而实际上美国完全是可以袖手旁观并讥笑所谓的亚洲价值。当然现在美国不得不出手挽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前提：在后冷战时代，市场国际化，大家联系在一起，各种利益关系相到影响。
　　
　　我认为对于这场风暴不能说谁是阴谋家，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也表示不能祗是批评国际或者本港的炒家狙击港元，说金融衍生工具搞倒香港。我认为他的说法比较公平，我们自己饭桶不能怪人家。现在世界的特点是金融自由化、资讯电子化、经济全球化；电脑按个键，百亿千万的钱就可以进出。而这种形势，也迫使美国人进行挽救，当然也祗有美国有能力出面挽救。实际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欠了美国很多钱，美国出面不仅是救别人，也是救自己。以前经济学同金融学是界限分明的，但是现在讲经济学就必须讲金融学，这也是二十世纪末出现的现象，且由此引发了很多矛盾。泰国国内市场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此次风暴也引发出一个问题，就是引进外资是否越多越好？我看不必！如果钭引进的外资都搞到房地产之中就是不好，就会出出泡沫经济，东西就会卖不出去。因此，并非外资越多越好。同样，高速增长如果不健康，也是不行。
　　
　　香港此次得到的最大敎训是，当时没有能够居安思危。香港财政司曾荫权昨天也乞讨口，不再祗是强调香港的基础稳健，他是做官的，无论如何都要咬着牙说还可以，否则会导致信心大崩溃。当然他也有根据，因为将香港同韩国、印尼和泰国比是好的。韩国的经验和敎训可谓深刻，该国等于在经济上已经亡国，我个人的体会是，要开放，但是门开得越大，似乎越遭殃。中国就是开放得没有那么快，才保住了。我的意思绝非让中国走回头路，而是说开放是需要的，但是门要不要控制呢？自由是否要同干预相联系呢？ 
　　
　　我认为现在香港想依靠搞高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并不容易，且四小虎同香港多少年来都是依靠低科技赚了不少钱。特首董建华积极提倡高科技，但是商人听不进去，地人行动，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因低科技赚到了钱。而且高科技所需要的人才资源，香港并不具备。我认为对于现在的香港而言，重要的是经济要发展但是不要泡沫，要开放但不要给人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美国这么强，你可能被他们一冲就倒。我的意思并非要等到实力增强了再进入国际竞争的行列，而是要在竞争中培养自己的实力。
　　
　　傅浩坚：热钱跑了
　　
　　一个星期前我同特首一起吃饭，特首认为香港经济总体上没有问题，比如二十二万失业人士已经安排了十九万。但是、昨天他看到了已经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已经存夺了一段时间，比如大的财团在香港融不到资金，借不到钱。据知现在香港进行融资非常困难，热钱大我跑到了日本或者欧洲。
　　
　　霍韬晦：香港的信心出了问题
　　
　　的确，一年前不曾想到东南亚会从经济奇迹变成经济危机。由此，我马上想到佛敎中的“元常”——就是对于很多事情的出现，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就是不可预测、不可瞭解甚至难以接受。当在，悲叹与无能为力也不是佛家的态度。无常就是表明我们在处理我们的生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活动甚至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处理不了。
　　
　　为什么处理不了，是因为看不清楚。从佛敎的观点来说，看不清是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有障碍，有很多阻障挡住我们。其中一方面是知识不足，导致分析能力不足；但是更为主要的方面是我们贪心，没有看到利益后面潜伏的危机；而面对危机和失败的时候又不够冷静，不知道如何是好，祗知怨天尤人，寻找理由来推卸责任。其实这样解决不了危机，国灰没有如实地、客观地去瞭解事实。实际上佛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智慧。这里对于我们的启发是，我们今天接受东方传统文化的时候，应该将其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针对我们遇到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话题回到今天所讲，我认为，东亚经济奇迹可能存在过。四小龙出现过，最少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某种程度的成功。比如经济的高成长。刚才陈景祥先生已经分析过，这些地区经济高增长的出现，主要的原因是低工资加上劳动力市场资源充裕，导致产品的竞争力强，这应该是高增长的其中原因之一。但是我想经济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劳动力充裕低工资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在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科技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有睦产业的确不需要高科技，但是如果从事同一类型的和产，科技当然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人力投资和管理也很重要。人力投资包括两个层次，第一是专业的训练，重点在于是否专业，如果不专业，就如同前面所提的大人推倒小孩；而在这个方面香港比不上新加坡，虽然比大陆的平均水准好一些。专业训练祗有生产专业知识的运用还不够，人力投资的另一个方面还包括生产工作中每个人的态度问题、工作的道德伦理；如果说过去四小龙具有的亚洲价值观或者文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而言，就是员工的工作态度具有第一负责、第二勤劳、第三任劳任怨。
　　
　　金融体制的作用很大，但是在生产力的提供方面并不是直接的原因而是辅助性的。因为金融提供的基金如同血液和水一样，身体中没有血和水不行，产业没有资金也不行。西方经济那么发达，资金铁流通是很重要的因素。资金的流动是全球性的，流通的机制也很健全。为什么现在有些香港企业手中有订单却借不到钱，因为银行没有信心，因为资产出现负债；为什么银行不敢借钱？因为自己有危机。银行收紧借款，从积压就出现不足。金融业今天遇到这样的困境，我想一方面在于我们在金融方面的确不如人家专业，但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信心出现了问题。应该承认，现在信心问题很严重。实际上香港的经济状况比泰国和印尼、韩国的状况要强。香港的金融在八十年代也曾经出现过问题，后来是从英国聘请专家来，帮助香港建立金融体制，所以香港的金融体制比较健全。到现在香港的负债很小，总的来说香港不应有太大的危机。根据我得到的资料，经济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信心问题。金融如果能够发挥负责性的后援的作用，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应该能够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的。当然还有一点，高增长还有管理的因素。西方的管理先进，并且不断更新管理观念，过去有科学管理、品质管制，现在已经变成机遇管理，而且吸收了东方的日本式管理，甚至们讲的易经管理，、论语管理。这表示东方四小龙出来以后，西方也正视这些地方高增长的现实，就想到文化的原因，就认识到四小龙在管理方面也有优点可以学习。
　　
　　至于危机为何现在出现，难道祗是“无常”两个字就可以解释吗？当然不能这样讲。
　　
　　香港与可持续发展观念
　　
　　黄枝连：什么是导致成长的动力？哪些是导致不能成长的力量？香港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缺陷在哪里？其实都已经加以探讨。现在是否可以请大家谈一下，依你所见，可持续性发展的构造或者说结构应该是什么？动力应该在哪里？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说的可持续性发展是广义的，而不是仅仅狭义地局限在环境、生态的保护方面。
　　
　　陈可焜：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
　　
　　对于可持续发展大家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还需要有高水准的管理，就是说不但要有硬体还要有软体。另外大家都同意，要达致可持续发展，不仅生产要上去，而且生活也一定要照顾到。所谓照顾到生活，不仅是可以买到吃的，买到东西，还要讲究如何吃得比较好比较方便。
　　
　　还有生产发展之后，分配也要跟上，如果一部份人很困难，社会也难以可持续发展。无论特首董建华还是梁宝荣，谈到可持续发展时都谈到房屋问题，事实上这就牵扯到香港绝大部份人的生活问题，其实，祗讲整个社会质素的提高，也都是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我认为，经济搞好了，政治、民主也要跟上。这次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得不承认四小龙和四小虎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确曾经有过突飞猛进的时期，成就突出，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在法制和民主建设方面没有跟上；苏哈托是因此而下台，我担心再发展下去，对他会有更加困难的问题，就如同当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甚至办马尼亚前总统齐奥某时斯库那样的下场。外面对于印尼的所谓裙带关系、不民主、腐败、政商勾结给予恶评；而韩国的致使伤是政策过度向在企业倾斜，尽管不是恶意的。
　　
　　从上述敎训中可知，可持续发展是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还牵扯到政治、法制。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目前的发展。还牵涉到长远的发展；既牵涉自身的发展也牵涉到外部环境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驽看到顺境也要看到逆境。我的意思是，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未必就可以一直发展下去，比如出现天灾，机而不仅仅是人祸的问题，所以需要考虑顺境和逆境，暂时和长远、自已和别人、内部和外部的关似，这样才可能整体考虑可持续发展。
　　
　　陈景祥：在香港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念行之不易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非常多，我认为应该对指标加以转变。我们以前的一般理解，发展就是指财富的增长，累积要快、增长速度要高，无论对于四小龙还是四小虎国家的发展观念都是注重指标，外部对这些经济加以评判时也都是使用这样的观念，如国内生产总值是否以两位数增长等等。我认为现在需要对这种指标观念加以转变，从而更加适宜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从追求财富到追求生活协调，另一方面从盲目追求增长到追求生活素质的改进。
　　
　　香港现在有关发展的指标和观念要本没有改，生活的观念和形态基本上没有达到一个标准。简单举例，香港有一些生活指标连一些低程度发展的城市都不如，比如垃圾处理的水准望洋兴叹高。政府对此的解释是，分类处理垃圾的成本很高，各部门协调很麻烦，但是基一上没有从生活的习惯和文化的价值观加以改变。
　　
　　现在对于可持续发展难有完整的定义，起码觉得香港在发展的指标方面要有所改变。当初董特首上台是也谈过一点点，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爱心的社会，这个观点曾经反应很大，得不到正面的回应却被人当做笑话。大部份香港人的生活观念还是皎命工作赚钱，纳税之后政府就不要管我，这种香港人固定的观念到现在也没有改。因此在香港要落实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一个大的社会工程，具体地就是指标的改变。香港的财富并不少，几千万的房子跌下来也还有几百万，将香港房地产的名义价值同美国很多地方比较，现在即使价格掉下来也还是很高。但是现在香港人的危机感已经很强，财富已经不见一半或三成。其实现在香港的房地产价值还是很高，改变这种危机感完全在于观念的改变，所以我认为香港应该说已经到了改变有关指标的地步，可以追求生活协调与素质而不是盲目地追求财富。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自己局限性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人家工作十个小时，香港人工作十二个小时，以求把自己的竞争力推高上去。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对于香港来说已经是比较超前的问题，实际上绝大多数香港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从考虑到问题到落实，我认为需要一个根本的改变。
　　
　　霍韬海：香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没有远见
　　
　　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开始时我们有一个感觉，以为是如何维持生产力的平稳发展，还涉及经济的分配面问题包括生活素质的提高问题，不然贫富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社会就可能出现动乱。
　　
　　但是我想，可持续发展可能就不应该仅仅限于经济的脉络之中。环境保护同下一代的生存关系密切，因而可持续发展根本就是生存的概念，不过这种生存不仅仅涉及到生物体的生存，也包括我们做为一球上的一个人和国际社会的一分子的生存；包括如何相处，如何公平地分配地球的资源且不要伤害我们生存的环境。
　　
　　不错，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价值的概念。我认为现在的敎育根本不是敎育而祗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最后学生得到一个资格，如学经济的成为经济学博士，不习法律的成为律师，并由此得到起码的生活上的保证。祗是为着寻找工作而进行的训练。有不少大学校长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职业的训练机构，已经丧失了大学本身的功能和理想。问题非常严重，危及到人本身的生存使命如何觉醒的问题。
　　
　　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发展的不健全。承接我前面的发言，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发展或者说有盲目的发展。结果四小龙的社会里，房子贵得不得了，工资高得不得了。西方人到香港开设办事处，房屋租金比东京还要贵，几乎是全世界房屋租金最为高昂的地方，这样的成本如何敎人负担？泡沫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就是脱节，生产发展追不上成本的提高。应该说，地产炒到那么高，早就需要一个很痛苦的调整，不调整就根本不可能同人家竞争，而调整的根本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盲目地追求高增长，而且在经济的永续性发展方面没有远见。
　　
　　刚才我提及牵涉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因素，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人力不如人家，管理相对落后，就无法从品质和效率上进行竞争。法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处援，外援的条件如果不完备、就会产生障碍。这个问题香港商人其实已经有所经历，比如我的学生到内地投资，结果遇到的很多问题并非生产性、商业性问题，完全是地方官员的问题。有些地方官员的障碍性非常大，不守合同、7不讲信誉，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税收，这些税收地方、省、中央都有，根本应付不了。
　　
　　讲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香港对一些发展因素没有做好。四小龙都基本没有做好。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发展就是依靠人工低导致产品成本低，以前市场在欧美，显得成本低廉有竞争力，但是现在这种竞争力已经没有了，当然会垮下来。想继续下去，已经显出人力投资不足。为什么角台湾现在状况比较好，就是因台湾的人力投资比香港好，拥有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在生产力的灵活变化方面比香港强。
　　
　　我认为，如果经济的永续性发展的几个因素香港都没有掌握好，现在却不但要讲经济、还要讲政治、社会和生活的素质，还要能够和平地安身立命，人与人之间如同特首所讲的相亲相爱，岂非天方夜谭。因为目前香港的敎育根本没有向这个方面引导，祗是敎人们如何赚钱，如何表演个人的财富，如何表演财财阀的心态，而没有敎育他们对于下一代的责任。现在有些人学习美国人而不愿要小孩，其实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非常自私，自己意图花掉所有的钱而不负责，却有一个神圣的理由，就是不想让下一代受苦，实际上就是不负责任。人类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整个社会就完了，怎么进行永续性的发展。
　　
　　我认为，永续性发展是一个很理要的敎育，这个敎育的本质应该是价值取向的问题。
　　
　　傅浩坚：香港人口增长是负担
　　
　　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在香港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亚洲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像香港这样，人口在许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增长。而人口的持续增长如果不设法进行控制，加上强调福利，长远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恐怕香港的生活素质会下降。我们都希望搞好敎育，但是突然间会发现学生增加而资金不足，亦造成师资短缺。如果按照一千间小学、六百间中学计算，这种短缺数量不小。所以香港应该有计划地培养敎师但是现在有些培养计画因为资金不足而无法开班。所以，如果咱人口的增长没有控制，香港社会的生活质素无疑会下降。
　　
　　其实有些国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例子。比如南美的一些大城市如圣保罗、委内瑞拉，人口失控成长，最终导致城市中出现大量贫民区。就连美国的纽约、洛杉矶都有很多贫民我。在曼哈顿，距离楼价同香港差不多的第五大街不远，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哈莱姆区，那里都是破楼烂层，显得很不协调。应该说，这也是没有正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香港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
　　
　　刘助：利用资源必须有核心能力
　　
　　我认为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经济体一定要选择自己参与竞争的优势，就是每个地区一定要发展出有本地特色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经济上有本地的特色和本地的核心能力。有了核心能力的观念，对于本地有限的资源就会进行比较有效的利用，资源也会比较容易具有可回圈性。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使其能够在经济体系中担任的重要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想要有效利用资源，必须有核心能力。比如大家想到法国就想到香水、时装，想到义大利就想到服装、大理石，想到瑞士就想到钟表、药物和精官机械，这种“想到”实际上就表明他们这些类别的产品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性。这其中一个关键是这种能力能够持续发展，不会造成发避孕药与努力的浪费。而其他的地方如果想要发展，也必须寻找自己拥有优势的核心能力，将资源集中发展这方面的能力。
　　
　　科技就是可以增加对于资源利用的水准，科技发展可以使人类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得技产生新的技术，能够提高效率，或者以比较低的消耗生产相同的产品。简单而言，一个就是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如气候预测等；一个是用比较低的成本达到比较高的效率。
　　
　　陈景祥：香港不需要盲目争取经济高速度
　　
　　香港这个地方的发展同其他地方颇不一样。认为英文中的永续发展这个概念有一点误导，可能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比较好一点。因为前一种概念在经济上一定让人想到争取指标和速度。其实今天几位元朋友所讲的内容都不是争取速度的发展，而是要争取一个平衡的发展，重点在于内容和素质的增加。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准最高的国家，但是美国已经并非争取双位数的增长。当然以其现在的规模，已经基本不可能达到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美国现在大约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长率，但是通胀很低，能够保持这种增长对于美国来说已经很好。
　　
　　我想香港的资源分配还是可以做得好一些。现在看来香港政府的预算很多时候还是比较传统的，比如按照一定的比例建房、修路、架桥。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人的素质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所以香港敎育方面的资源是否可以进一步增加，从而训练并提高人的素质。因为香港在资金流动和吸引投资还有科技的发展方面，如果有好的专案，外面的资金一定可以流入，但是明显科技人才不足。目前香港敎育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并不很高，香港应该重视人才资源的培养，政府应该从经济资源的分配上，简单地说就在钱的方面更加偏重敎育。从系统而言，就是用公家的钱加上制度的配合，看看是否首先从敎育入手，看看几的以后可否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虽然香港的其他方面也需要经济支援，但是国际资金充裕，很多时候钱对于商业发展不成问题，祗要你有好的专案，资金会走进来。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国际资金不会给你进行敎育补贴、训练人才。所以人重视香港的平衡发展和关心下一代发展的角度说，香港必须自已重视自己的人才敎育。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香港现在出现了某种文明的倒退，其中有环境污染增强，不守法的现象增加，人没有礼貌。以前经济状况好，人们似乎礼节好一些。虽然没有科学的资料，但是生活在其中，很容易感觉到。前几年我们主要关心政治上的问题，现在回归之后回过头来，发现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了，原来最基本的文化和生活发展的方面却有很多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东西，有很多负面的后果出现。典型的例子就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不讲脏话、比较文明的很少。
　　
　　这种现象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因为对于香港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关键是人的素质问题。
　　
　　陈可焜：香港可持续发展与周边有关系
　　
　　应该说，香港的敎育不提高，人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现在不少人认
　　
　　为扔垃圾是无所谓的事，这怎么可能有环境保护。
　　
　　我认为香港都不必讲可持续发展而要讲健康的发展，还要牵扯到同别的地方协调的问题，比如香港要同珠江三角洲联系，要同内地联系，要同亚洲地区联系，要同世界联系。应该说，任何地方不能孤立地发展，不能为了本地的可持续发展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自己投入千亿元，东南亚金融风暴一来，你照样垮掉。虽然自己也有借势调整的问题，但是主因毕竟是东南亚金融风暴。
　　
　　所以，就我个人之见，如果讨论香港的可持续性发展，仅仅就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地区还是不够的，还牵扯到国际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比如气候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印尼森林大火是自己平时乱来的结果，但是也影响到周边国家甚至距离更远的国家。
　　
　　霍韬晦：归根到底是敎育问题
　　
　　应该说，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成长有责任，对于我们生活的地区、社会有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要对其他国家有所承担。
　　
　　所以归根到底是敎育的问题。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划拨给敎育的经费很高，大学数量增加的很快，但是为什么在人的素质提高上没有什么效果，就是因为目前香港的敎育祗须是知识性、工具性的敎育，是以知识的灌输、人的能力的境养为目标的，是能力方面的而不是修养方面的培养。
　　
　　修养对于人类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修养，对于人的理想、人的承担、人对于地球的责任、人本身的使命感，都会出现欠缺。这个可能讲的太大，起码应该有一些礼貌、一点规矩。
　　
　　傅浩坚：敎师地位应该提高
　　
　　现在香港的适龄学生已经从以往的大约百分之二或三，增加到百分之十八可以上大学，比例比较高，但是招收的素质优良的学生不多。应收的一万四千五百个合格学生往往收不足，以至于一些不合资格的学生也可以上大学（霍韬晦插话：不是大学的问题，这是小学、中学的问题）。
　　
　　一个必须提出的不利于学生水准提高、也就是威胁敎育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就是香港的师资培养相当困难。一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敎师但是很多不愿意做敎师。以往如果香港的经济发展状况好，经大多数人从商，就没有人愿意担任敎师。
　　
　　如何提高中学敎师和学敎师职位的吸引力是重要问题，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解决。经济好时无人敎书，而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好多人为了生活的稳定，会有很我人申请敎师的职位，使得敎师成为一个避风港。就是说香港经济好的时候，我们反而找不到敎师入行。
　　
　　我的想法是，为了敎育水准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将敎师的社会地位提高，以便吸引多一些人才担任敎师。比如对于学习好的学生，如果决定交来敎书，可以由政府提供部份资金，甚至提供免费的优惠鼓励一些人在大学毕业后到敎育学院研读敎育，现在找不到优秀人才到中小学敎书，但是为了提高香港敎学的质素，应该而且必须从师资入手，从降低学生和敎师的比例入手，但是这个代价可能很高。
　　
　　香港与内地、台湾、澳门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黄枝连：可持续性发展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是广义的，涉及各个层面、各种条件相互配合的发展，最低岐海外侨胞表现在个人素质上。我最近很小心地精读了在林顿一九九三和一九九七年的总统就职演说，和一九九八国情咨文。我从中得到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是，美国人十分征订中持续发展问题且不认为可持续发展一劳永逸的事情，可以说美国人对于可持续发展是诚惶诚恐，深怕有一天美国经济一噘不振，在二十一世纪失去竞争能力。美国人提出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展望二十二世纪，认为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且美国人对此提法并不客气和感到难为情。另外美国人非常重视内部的发展，强调对于敎育特别是科技的投资。美国的高新科技过去十年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引进的新兴企业为一千四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而欧盟同期失掉了四百万个就业职位。
　　
　　陈可焜说仅仅在一个国家搞可持续性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不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相衔接、相呼应的话，是没有前途的。
　　
　　那么，现在请大家讨论一下，中华经济区也就是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如何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模式。
　　
　　刘助：香港与大陆、角台湾具有经济互补性
　　
　　中华经济区在当今世界无法独善其身，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同邻居有着很大的关系。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同大陆、角台湾、澳门关系密切，尤其同珠江三角洲的关系特别密切。
　　
　　以我从事发展科技的经验来说，香港要想发展科技或者建立相关策略，同珠江三角洲、中国内地的联系非常密切，已经明显地不可能独立地谈这个问题。
　　
　　香港过去的工业产品基本上是由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设计，香港帮助它生产，也就是自以为的来料加工。后来大陆开放，港商在华南通过来料加工赚钱。这种加工大约赚百分之十，利润微薄。
　　
　　我认为现在因为同中国的联系，产生了重大的机会。因为发展品牌是重要的商业策略，而发展自己的品牌一定要有强大的本地市场。美国总是一推出来就是有名的品牌，而香港为什么在这个方面没有进展呢？主要是由于过去香港本地的市场太小，所以没有香港自己的名牌；现在大陆开放，内地有着庞大的市场，香港就有机会发展高附加值的东西，创出自己的品牌，学样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大陆现在在品牌方面有所进步。以前大陆的电脑品牌都是外国的，但是去年联想就已经变成最大品牌，可以赚到一部份品牌的钱。联系于此，这种机会的出现就带给香港经济一种活力，但是香港能否抓住这个出现在内地的机会，要看香港有无机制支持香港的商家参与竞争。对于中华经济区来说，应该看到各地的好处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我认为，香港、大陆、台湾在经济方面有互补性。台湾有些产品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但是创造附加值方面还不是很高，因为角台湾还没有利用到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比如宏基电脑，以前在大陆做得不错排名靠前，但是现掉了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大陆本地公司，无法利用本地市场发展品牌，失去了品牌创立的机会。如果大陆和台湾经济关系密切，宏基可能超过联想，早就变成电脑的第一品牌。
　　
　　陈可焜:处于逆境时更加考验两岸四地的关系
　　
　　香港、大陆、台湾、澳门互惠互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个人觉得其中的障碍很多，如何向前走没有十分明确的途径。
　　
　　香港的可持续发展至今处在比较低的水准，香港本身没有名牌。就制衣业来说，香港没有真正的名牌，大街上看到的英国、美国、义大利的名牌，很多却是香港制造的。
　　
　　可惜的是香港满足于来料加工。外国来订单，香港赚加工费。香港对于内地的帮助，就是把来料加工搬到内地去，让内地赚了一点点，但是珠江三角洲也很满足，有洋楼、有美酒、生活惬意。
　　
　　刘助先生天天高喊高科技，有什么效果？香港有人做吗？至今没有人愿意做。道理上大家都不反对：内地有科技人才，香港有资金有市场，可以互惠互利，但是没有看得见成果。
　　
　　我感觉如果真正要做的话，一定要将台湾利用高科技赚钱的成果拿出来给人看，这样才可能吸引到人。不知是否是为了保密，台湾至今没有将这种高科技生产拿到外面。
　　
　　目前台湾人到内地比如福建进行投资，也就是加工鞋子、加工雨伞，也是低水准的来料加工，但是赚到了钱，日子过得很好。
　　
　　我认为，障碍在于现在来料加工还有一定的竞争力。
　　
　　关于中华模式的问题，一定要考虑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因素，因为投资大陆的外资绝大多数是港资，而香港资金里面有很多是东南亚华人的。所以可持续发展在顺利时相互支持，困难时更加需要。
　　
　　现在在厦门，很多东南亚的钱进不去了。目前有些印尼华侨的房子在动乱中都被烧掉了，就是想投资大陆，手中也没有钱。香港现在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周边的钱不能来了。
　　
　　由此我感觉到，境况顺利的时候需要两岸四地相互协调，处于逆境的时候则更加考验这种关系。我简单举例，香港现在旅游业困难，希望同内在合作，可以在旅游方面搞一些旅游套餐。现在大陆人已经无兴趣游玩深圳，大陆是否可以多让一些人到香港，可以一并游览香港、澳门、深圳。
　　
　　我认为过分强调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没有好处，美国表现好当然可以讲，现在亚洲实在是在困难，还讲什么呢？我绝对承认亚洲曾经有经济发展有奇迹，也绝对承认有其成功的道理和秘密。如果亚洲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风暴总结敎训，亚洲还能够爬起来，相信还会有发展。
　　
　　现在看来，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三小龙，以台湾的表现归好损失最小，香港还在其次。由此看来，台湾为什么不能同大陆和香港合作呢？其实不必在大陆金融压力甚大的时候人为加大困难。
　　
　　霍韬晦：香港调整发展步伐是必须的
　　
　　对于可持续发展，我们刚才谈及很多层次的问题：就是香港本身的发展不能脱离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亚洲，亚洲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我看至少应该有这五个层次。在这几个层次中，明显可见远的指标和近的指标是很不相同的。
　　
　　远的目标相对而言难度比较大一些，比如台湾同大陆、香港合作共同挽救亚洲金融风暴，但是这首先要假定三地有着共同合作的意愿，也假定对于合作有着长远的信心，也假定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但是目前这些假定完全是空的，很可能是表面上合作，而实际上还想着谁吃谁一口的问题，涉及的问题会非常复杂。
　　
　　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要永远维持生产力发展的水准，不要下子太快，一下子太慢。以前我得走得太快造成脱节，现在回头调整是合理的。
　　
　　从哲学上来说，调整也是必须的，因为事物就是不断地周期性地发展。每一个周期都会有一个调整。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都要不断经过考验、不断经过挑战、不断经过衰退，才能发现我们过去的思考方式不对，有些观念要改。，改变总是从痛苦中产生，从失败和挫折中产生。同实际相联系，管进和调整应当是政府的问题，要求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就要求政府官员的质素有所提高，而如何提高就牵涉无穷无了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先从理论的层次来说：第一是制定目标，包括近的和远的。近的目标就是金融风暴，就有要不要调整联系汇率的问题，就有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是否有竞争力的问题。如果想调整，就要确定一年、两年、三年后如何调整，这方面也要分层次，自己的问题自己定，但要牵涉珠江三角洲和台湾的就要前去访问以便得知人家的需求，看看是否可以同珠江三角洲和台湾合作形成一个地区性的“共同体”。我认为应该两岸四地可以召开定期会议加以调整，而现实也需要这种组织和人员加以推动。
　　
　　第二是设计方法。
　　
　　第三是有了方法如何操作的问题，包括控制、回馈等等。如能否控制通胀和薪水、失业的增加，这是政府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控制这个方面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很多问题是控制不住的，痛苦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毕竟要面对痛苦并考虑如何消除痛苦，也要预期何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讲的问题很远，如环境保护和下一代安全成长的问题，这是理想的问题。理想同目标是不同的，目标是比较近的，而理想是文化问题、敎育问题。问题是属于不同层次的，而不同的目标、理想，需要不同的实践和操作以及监督总结的方法。
　　
　　陈可焜：对两岸四地合作持续发展是乐观的
　　
　　要讲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同内地、台湾乃至澳门联系，或者说必须面对现实。春实四地本来是一家，祗是目前的台湾、香港的状况同大陆有所不同，也正因如此，大家才需要讲座四地的问题，否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就既要强调四地合作的可能性，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不利条件，困为既然明确两岸四地，就表明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
　　
　　比如说环境保护，东海同台湾有联系，深圳和香港有关系，珠海和澳门有关系。前几天香港大雨，深圳河倒灌严重，就需要两地密切合作。困此不要仅仅说子孙的问题，眼前就有让你活不下去的问题。
　　
　　我觉得在谈到中华模式和两岸四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认为一方面还是要宣传合作的必要性，其次要研究并宣传合作的可能性。所以董建华就任行政长官之后就向中央建议，组织了一个粤港高9官的联席会议。
　　
　　我对两岸四地合作和搞可持续发展是乐观的，大家说环境保护，台湾有什么不愿意的理由呢？泠汀洋大桥可以连接港澳珠海，深圳过关便利可望减轻香港房产的压力等等，都需要大家合作。认为这些事情本身存在合作的可能，而要多我鼓吹有利的方面。
　　
　　黄枝连：研讨会结语
　　
　　大家已经讨论了三个多小时，各抒己见，我也受益非浅。现在我对本次讨论会作一个结语，其中有的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不必同意。
　　
　　大家都还记得，邓小平生前曾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要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就香港目前的经济困境和发展策略来看特区政府做出的措施，我想，其实香港不是也需要“再造一个香港”吗？也许香港可以参考内地的做法，设立那么一个香港二十一世纪发展纲要，以便为二十一世纪的香港探索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九七之前，由于突出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中英双方都仲介对政治过渡加以重视，因此忽视了“经济过渡”乃至其分层面、方面的过渡。目前香港的产业结构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亚洲金融风暴一来，香港立即进入风雨飘摇之中。
　　
　　所谓“五十年不变”并不是意味着香港不必进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香港可以通过诸多方面的努力实现社会的发展。
　　
　　“再造一个香港”应该以新生代产业的建设为核心，及于其他层面如城市建设、交通系统、环境保护、房屋建设、休闲设施配备、敎研系统改善等等。比如利用对大屿山的开发，建立新生代产业体系；参考上海浦东外高桥开发区和苏州工业轩的经验；引进外国以及内地的资金与人才；学习美国设立专门的“专业移民”制度，引进内地有国外的优秀人才，如果香港能够吸引到十万人才到香港创业和定居，无疑会对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发展交通、开发新市镇并在开发区为科技人才与建智慧型楼宇。这样，通过多层同的条件创造，带动香港发生各个层面的社会变革，为香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设计更有弹性和创造性的新发展模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今天下午，大家对于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四个“中华经济”体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处境及基应战之道，都十分关心，而且也对这些地方的行为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析。诸位特别是对于台湾经济的走向和港台关系，提出了交流协作的必要性。结论是：如果大家各自为战是不会有什么生路的！香港人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台湾方面还不肯面对现实。
　　
　　不过，从大家的各自观点来看，似乎并不急于见到“中华经济区协作系统”的建构化和完善化；而是主张根据各自体系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最后形成一个整体，以及逐步形成中华模式。难得大家有心也有情义，顾及东南亚的再造。此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华人首当其冲，印尼华人的境况更是惨状难言。因此“两岸四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向东南亚华人伸出援手。
　　
　　对于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美国人说是“日本模式”的破产，而刚才你们说是西方模式的破产。应该承认，无论如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不能孤立起来处理的，因此需要采取“跨趣世纪、跨越地区、跨趣文化”的交流协作的大取向。亚洲奇迹的再造将是吸收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经验，结合自身文化特点重新创造。因此，这个座谈会的最后结论是，要在东西方文明对话、文明交流协作的高度上精细考量，才可能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崭新模式。
　　
　　评论员简介：
　　
　　刘助博士一九九四年六月出任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行政总裁。生于角台湾，一九七零年在台湾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元，后在美国SYRACUSE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过一年访问学者。在美国拥有有关通讯科技的技术专利。回到亚洲之前，任职美国DIG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逾十年，并出任该公司副总裁。他亦兼任国际科学园协会世界总会董事局董事及亚太区分会会长。
　　
　　陈可焜敎授香港经济导报社前总编辑，现任该社高级顾问，厦门大学经济学敎授。一九七九年自厦门大学移居香港，在香港经济导报社工作并最后担任总编辑，于今年三月退休。一九八四年在广东《港澳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首倡“香港学”研究。
　　
　　傅浩坚敎授出生于香港，一九七一年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思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一九七三年在美国春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一九七五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敎或研究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美国春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历任国际体育协会亚洲区秘书长、世界大学运动会主席等职。着有《实用体育健康医学》等十二本著作。
　　
　　霍韬晦院长在香港中文大学敎授佛学，中西哲学超过二十年，八二年创立佛敎法学会，八七年创立法住文化书院，全力推动佛敎育、家庭敎育，与林养性之生命成长敎育，现法住学会会长、文化书院院长。
　　
　　孙景祥任职新闻工作十多年，现任信报财经新闻副总编辑，同时是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兼职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