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评论月刊
　　
　　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华二十一项目
　　
　　主持人：黄枝连（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
　　
　　评论员：潭汝谦（美国玛嘉勒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敎授）
　　
　　王家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
　　
　　郑惠兰：（香港岭南学院秘处外务主任）
　　
　　李国成：（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会  期：一九九八年第六次座谈会
　　
　　地  点：香港浸会大学会议室
　　
　　黄枝连：知识份子对香港回归的心路历程不同
　　
　　今天的座谈会主题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心路历程，我们有幸邀请到四位评论员，其他嘉宾是列席旁听。大家知道，香港回归的过程是复杂的，而各界人士由于个人利益、背景、经验都不相同，特别是相对执着的知识份子，对于回归自然有着相当不同的心路历程。在座的有些是大专院校顶尖的专家学者，有的是正在上升的青年才俊，我们今天就是要请大家围绕这个主题，谈论香港的高级知识份子对于回归过程的看法，譬如以自己为例说明对于回归的看法。
　　
　　今天邀请到的郑惠兰女士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副会长，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她也可以说是新一代认同祖国的知识份子和学生活动家，十几年来一直在高等学校服务，现任岭南学院秘书处外务主任；潭汝兼先生是秘鲁华侨后代，他在香港、日本、美国读过书并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敎学十九年，因为被美国一所大学聘为终生敎授而移居美国，他在海外关心且瞭解香港；李国成先生对于中国大陆的发展有着深刻研究，著作颇丰，但多是批判的基调，回归的过程对他来说应该在情感和思想上有冲击，但是最终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是一个有趣的过程。王家英是香港土生土长并到加拿大完成学业的年轻才俊，他的家庭有着比较浓重的国民党背景，他已经成为香港的台湾问题专家，应该说他对于香港、台湾、大陆和北美的变化，身同感受，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
　　
　　现在，请大家回顾一下一年之前或者更长的时间，诸位在当时的亲身感受。我们这个论坛至今已经召开了六次，却是第一次邀请女士，所以现在请郑惠兰女士先讲。
　　
　　我对香港回归的情感
　　
　　郑惠兰：对香港回归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兴奋
　　
　　我祗是谈谈我的妇人之见。从学生到现在的个人感受可能比较片面，不是很完整。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参加学生运动的，主要是反对外国的不平等，如日本窜改历史敎科书问题。中文大学的学生当时的爱国情怀比较浓重，我其实祗是从民族的角度出发，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毕业之后我没有再参加政党及其他社会活动。
　　
　　对于香港回归，我当时同很多中国人一样是兴奋的。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的确感到很开心，因为渴望这个日子已经很长久。当然，个人本身对于国家还是有所要求的，希望国家能够做到民主。昨天在投票站心情振奋，觉得香港人对于香港有一种归属感。无论结果是由于政党效应还是港府宣传，但是都说明对于香港有信心。我当日投下自己有信心的一票，表示在支持香港回归的同时，也都希望香港能够发展民主。
　　
　　就我周围的朋友以及大专院校的学生而言，基本都不是非常反对回归，至少对于回归有着心理准备，虽然大家对于政府、政制的要求有所有同。
　　
　　王家英：对香港回归作正面理解但有稳忧
　　
　　我的家庭应该说有着很重的国民党背景，父亲曾经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家庭总体上比较亲国民党。但是这种家庭背景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负面多于正面的：军人家庭中的威权主义，对于家庭来说，与其说是帮助还不如说是负担。
　　
　　我以前在香港的家是在屯门，当时当地的反共意识很高。每当双十节，屯门一带国民党的旗帜很多。由于当时自己年龄不大，祗是感到有趣，祗是想热闹一下。我对于香港的情怀，类似于香港的原居民，而且我的身体中流着客家人的血。
　　
　　对于中国的瞭解并非在香港，反而是到了加拿大以后的事情。当然要源在于香港，出于对中国文字的喜欢，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与认同，这种认同主要是文化上的、文字上的、血缘上的。我对于角台湾的中华民国完全感受不到，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是从爸爸那里得到的“老八”——八路军的印象，所以情感上讲一定是负面的。我最初念英国文学，后来又攻读社会学。哥哥现在角台湾，父母也到了角台湾，所以我也是经常去角台湾，但是每次我在台湾的时间都很短，最长的一次也不超过三个星期。
　　
　　我发现，瞭解角台湾也就是瞭解中国的近代史。我一九九二年回到香港，也就是开始了对于角台湾问题的研究，我感到许多矛盾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历史导致的矛盾。我回到香港之后，对于香港和角台湾是重新加以认识。我瞭解到不论是两岸三地的哪一方，都是过于强自己的历史角度，太强调自己的感情、利益，而这种强调就使得相互之间难以相互理解且容易产生误解。我自己试图不断地努力去瞭解事物的实质并针对一些人的看法撰写文章，透过自己的观念和背景，对一些事情比较平衡地表达看法。我至今已经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字的文章发表，也结交了大量的各界朋友。
　　
　　我刚刚从加拿大回来时，对于民主是抽象的、一边倒的认同。后来通过写文章，加深对于许多问题的瞭解和理解，观点逐点渐走向平衡。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我的文章可以显示我个人应该是很平静的，不认为回归前后会有太多的问题，也不认为会有动乱，特别是北京不会有公开的干涉和严厉的打击，从认识上比较正面。当时没有太多感觉，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我并非没有忧虑。忧虑产生自两个方向。
　　
　　第一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中国文化上的回归，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回归。香港同中国大陆在政治上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两上不明朗的因素：一是整个中国中央政治的走向。我认为中国国家政制特别是中央政制的建构还不是一个稳定的建构，还有统治权的转移、地方与中央关系等不明朗因素，暂时的平稳不等于将来的平稳。而回归使香港的政治前途同大陆紧密联系，如果中央政治有大的波动，香港无可避免被波及，我对此感到忧虑。我当然希望未来中国
　　
　　的政治走向是平稳的产逐步开放，但是主观的预期并不代表现实。
　　
　　第二，中国大陆是新兴的经济体制，任何新兴的经济体制存在多方面的变数，必然是短期有短期的风波，长期有长期的困扰。假如中国大陆的经济产生巨大变化导致倒退，香港经济无可避免受到冲击。根据《基本法》，到二零零七年之前，香港也祗是半吊子的民主，因而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支撑点。假如中短期大陆经济大倒退，香港必定会大受影响。
　　
　　李国成：对香港回归心路历程平静
　　
　　我从福建师大毕业后，七三年到香港，做过生意、口译、笔译、新闻，还做过秘书，前后大约有十年的时间。
　　
　　我最初学习日文及研究日本，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着手研究国内政治。我曾经在本港一间报馆工作，由于比较熟悉国内的情况，从一九八六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包括在香港一度非常畅销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到目前已经出版十几本书籍。
　　
　　从八六年开始去拿学位。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由于我在国外没有亲友，自己的英文又不灵光，而香港好吃好住，且香港是最好的研究中港关系的地方，写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事，出去干什么？所以下定决心不移民。我有英国的海外属土公民护照，也有美国领事馆签发的通行证，但是最多祗是出去看看，没有想着移民。
　　
　　自八六年开始，我认为大势已定，应该从政治转向历史，从新闻性地研究政治转向比较学术性地研究政治。自八九年开始兼课，并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不再从事新闻工作。
　　
　　至于我对于香港回归的心路历程，实际上就是从研究日本到搞政治，再转向学术。应该说我认为整个九七的形势不错，过渡平稳。但是，我现在对于香港的新形势有些隔离，对现实有一种脱离、疏远的感觉，现应该说心路历程比较平静。
　　
　　谭汝谦：对香港回归充满喜悦和期待 
　　
　　我的经历表面上看来很复杂，但是有些机缘巧合，实际上并非复杂。我十几岁从广州来香港，在香港上大学，然后去了美国，再去日本，又回到美国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我在香港敎了十九年的书，当过新亚书院的辅导长，在文革期间也就是学校最动荡的时候我处在第一线，经历过当时的很多官司甚至炸弹风云；当升迁到敎授的时候就离开香港去了美国。我九四年到美国一间大学当敎授并非是因为香港回归的问题，而是因为家庭背景和美国提供的优厚条件。
　　
　　我出生于原属南美的华侨家庭，内人的亲友则九成都是华侨，我们在国外如南美、北美的亲友比在国内的还要多。我太太在谈论九七的事情之前就已经离开了香港。
　　
　　我的专业是日本历史，也是日本问题专家，美国的这所大学让我搞本行当敎授并给我终身的待遇，还给我经费成立两个学部，这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多年未能获得的机会。加上我同太太在那边可以比较安定轻松地生活。
　　
　　尽管我已经离开了香港四年，但是由于家中可以接收香港、角台湾和大陆的电视节目，且我们每天都看，所以并没有疏远香港。对于香港回归，心中的确充满了喜悦，因为回归结束了英国在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统治，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是我们期盼了很久的日子。
　　
　　对于“一国两制”我并不陌生，因而对这种政策具有信心。
　　
　　我当时在得知中国将香港变成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时，就知道这个政策是有眼光的。因为中国那么大，都一起发展上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因应香港的特殊环境，做“一国两制”的事情，应该说是有非常丰厚的条件，应该是可以成功的。这就是我喜悦的原因。
　　
　　当然我对于香港也有许多期待，比如香港应该加强民主的步伐。这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在经济十分低迷的情况下，投票人数之多大出专家事前的悲观估计，反映出发展民主是人心所向。同时我还有一个期待，对于现在的香港政府的领导层，我认为不能祗是经济圈、政治圈的人物，应该加上文化层的人物。
　　
　　我因为身处国外且从香港移民过去，当时很多传媒就访问我……（黄枝连插话：我听说有一些香港院校的知识份子，因为害怕“九七”而移民到北美，其中有人认为香港回归是香港民主末日的到来，回归是本世纪民主的最大“追悼礼”，是否如此？） 
　　
　　我的朋友中就有人持这种态度，同我有不同意见。当时芝加哥的侨领让我写一本有关香港的历史和回归过程的小书，我说自己不是香港问题的专家，所以就想推荐另外一个朋友操刀。但是这个朋友认为香港的回归是民主的“葬礼”。我认为他这是比较片面的观点，但是也无法说服对方。而当地侨领表示，认为香港回归是民主“葬礼”的观点，不可以接受，所以最后那本书也就没有写。但是这个事情让我知道，有一些从香港去的海上知识份子，对于香港的回归当时有着强烈的负面认识，认为香港将不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我当时也同这些朋友争论，认为香港从来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香港没有民主的根。这一点我在瞭解香港的历史等方面，与持相反观点的朋友不同。但是可以告诉诸位，我们在外面也真是很不好受。其中一点就是朋友之中意见分歧比较大；另外，外国的传媒来采采我们都是很希望我们说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就是那种把香港描写成非常乱、非常悲哀的话，如果你不讲这种话，恐怕以后他们就不找你了。所以这种感觉是不好受。
　　
　　香港知识份子的回归心态
　　
　　黄枝连：从刚才的发言分析，看来有不少香港的知识份子对于香港回归有相当不同的看法，那么院校方面的情绪如何，“葬礼”派算不算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王家英：复杂的心态可以理解
　　
　　有人执很正面的观点，有人执很负面的观点。但是持平地来说，应该说大部份认为回归不是香港老百姓的选择，但是也知道事实无可逆转。由于大陆经济自九三年以来逐渐转好，“九七”前两年更好一些，使香港人产生信心，因而可以比较平静地对待回归。我认为那些热情拥抱回归，以及将回归当作葬礼并感到绝望的人，都祗是比较少数的部分。
　　
　　对于回归，持复杂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包括我自己，因为有着各个方面的忧虑，但是忧虑不等于绝望和悲观。整体看来，知识份子对于回归是平静的，而对于一个自己不清楚瞭解、没有经历过的政权有忧虑有是正常的。从我进行的调查来看，这也是香港主流社会的一体感情。如果说将回归完全当作负面的，这些人士有，但是在大专院校中并非主流。我认为主流的认识是：事实如此，不可挽回，回归有其历史正当性，祗能力图平静地面对。对于未来有无担忧？当然有人因为害怕有些意外的事情发生，损及他们个人的利益。
　　
　　知识份子多数认为在短期不会有事，这也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姿态，无论认为回归是民主的丧礼还是为了民族主义的尊严而热烈拥抱，两种极端都是少数的少数。
　　
　　郑惠兰：香港的院校希望更加瞭解内地
　　
　　对于回归，我想应该将香港市民分开几部份人来看。第一，对于一般的小市民来说，他们认为对于基本生活的实质影响不大，有以往的自由就可以了；另外，很多人主为，至少暂时来说，特区首长同中央的关系密切，具有良好沟通，也比较让港人有信心；因为如果领导人不信任特区首长，很多事情根本不能放心让他做，可能引起混乱。又如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中国领导人都说如果香港有问题，中央政府都会支援香港。
　　
　　第二，有关于香港电台的事，中央政府并未发表意见，反而是港人自己有制肘的倾向。这反映中央政府允许香港的新闻自由，可能中央对于民主的容忍度，反而比某些香港人对于我们自己的容忍度，要高一些。
　　
　　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对于回归的反对不会太强烈。在我认识的高级知识份子里面，有些人未必会很乐意回归中国，而有的人比较认同，没有人认为回归就是香港民主的“葬礼”。 
　　
　　大专院校之中，有人对于回归不喜欢，但是也有人喜欢，很多人都是希望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现在有人考虑更改学制，或者招收内地学生，这说明香港的院校希望更加瞭解内地，也希望内地瞭解香港大专院校的发展。同时由于内地实行市场经济，不少学者无论是研究会计、管理还是市场的，都认为内地是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并有意识地加强对内地的瞭解。现在不少人已经对内地进行实际研究，包括不少大学校长也直接去参与内有关的活动。
　　
　　李国成：学者大多数没有离开香港
　　
　　“葬礼”同新生是一对词，关键在于如何解析这一对词，就是葬了什么东西，生了什么东西。
　　
　　我接触过较多外来香港从事敎学、研究的学者，包括大陆、角台湾，这些人中多数当时是对于“九七”比较犹疑，不是认为香港从此没有救了，而是认为未来不明朗、比较犹豫。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离开香港，除了经济和语言的原因之外，还有亲身的体会，他人认为香港将来即使再坏也不会差过广州和深圳。再者，有知识的人基本赞同香港是一个大体制下的小特区，当年日本就曾经实行过大体制下的特区，如种子岛，也是先让上国人享有特权，到了后来才慢慢与日本同化。可以想像，香港在一个新的政权之下，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不会坏到哪里去。
　　
　　我所接触到的人，没有认为回归就是香港民主的末日。从昨天的投票来看，民主大有可为，香港民众的参与也说明并非民主的末日。
　　
　　“九七”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分界，到底埋葬什么？新生什么？由于背景不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释。
　　
　　谭汝谦：海外回流香港的知识份子越来越多
　　
　　从香港去海外的知识份子，包括上学后留在那边的香港人，一般来说，除了极端的“葬礼派”之外，大部份对于九七持着犹疑的态度，在猜测与亲望究竟香港会搞成什么样，这些人很关注香港。
　　
　　去年十二月香港发生禽流感，到海外的很多香港人几乎天天打电话回来。这说明尽管很多人离开了香港，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关注香港的。香港的政要到美国演讲，不少人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去亲自聆听他们的演讲，而且不管你是什么派别。据说多伦多、温哥华由于聚集了很多港人，大家已经慢慢形成了交流网，以香港为主要话题。我们这些人到美加，买完房子之后，剩下的就是谈论香港了。
　　
　　值得指出的是，他们谈论香港，大部份还是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但是本心上是希望它好的。现在据说回流香港的知识份子越来越多。高级知识份子中之所以“葬礼派”多一些，纯粹是从民主进程的角度看，误解了，认为香港就是没有办法有民主，不太乐观。
　　
　　香港文化有无回归问题
　　
　　谭汝谦：希望香港在文化层次尽快回归
　　
　　一年下来，我认为香港有一个比较令人鼓舞的进展。我觉得香港已经有了新文化运动的迹象。简单而言从很多人积极学习普通话可以略见一斑。我知道以前香港中文大学很少人愿意学习普通话，但是据知现在不少普通话班极受欢迎，要排队入班，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另外香港似乎还忽略了两个问题，也许是因为回归不到一年的原因，而这两个方面的确是值得担忧：第一是谈起香港问题，多多少少有些过分强调香港和内地的区别，我希望未来可以通过敎育、强化认识，消除这种区别，因为这种被过分强调了的区别同长期以来殖民地的敎育有很大关系。
　　
　　第二，我所比较担忧的，就是香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客气地说最多不过是技术官僚，对于国家和民族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什么认识，祗有少数人对于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仅仅是香港人。现在社会上最敢言的，有些对于中国文化不能完全认同，这些人的背景过往大多是读“番书院”的，到外国留学。我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能够对国家从文化层次上尽快回归，而不仅仅是政治回归。
　　
　　我认为香港社会应该鼓励那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比较瞭解的人士参加政治，但是目前香港这种人参与政治的很少，因此好像香港有点“虚脱”。我是不希望这种状况发展下去。
　　
　　日本当年将北海道做为特区进行开发的经验是，身在北海道，心怀全日本，并不是搞好北海道就算了，特区祗是一个过程，主要的目的还是为着日本。我认为香港的社会成员处在的确优越的情况下，不要满足于香港这一个地方，大学生也好、知识份子也好、政府官员也好，目光、胸怀不拘于香港、而要想到自己是中华儿女，要从整个中华的角度出发和发展，我希望看到这种运动的出现。
　　
　　王家英：希望对于香港在文化上多一些包容
　　
　　香港政治回归是事实，香港老百姓大陆的老百姓在各方面有判别也是事实。我不知道谭敎授所讲的需要瞭解的中国文化是指的哪个部份，我不认为香港人不瞭解中国文化，至少对我而言，可能是指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回归日期尚短，我也不认为应该在回归的初期刻意强调中国文化。文化是一个长期的互动、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回归之后，香港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关键在于双方良性的相到吸收。香港文化即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且又代表一种长处，否则香港不会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从前瞻性的角度看，双方文化的强调都是必要的。假如现在多强调民族敎育，感觉到反而会对地香港社会造成很大的危机感，这样可能并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做法，反而是一种破坏性的做法。香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小地方，中国古言云，以大事小，仁为主。强调的是包容性。如果祗是看到差别，而没有前瞻性、创造性，则比较危险。如果认为香港没有中国文化，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很多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如“保钓”运动，是从香港开始的。在香港过分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回归时间不长的时候，相当敏感，可能破坏多于建造。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多一些包容。
　　
　　郑惠兰：希望潜移默化增加中国文化成份
　　
　　中国文化一直是比较强调包容性的，我认为刚刚回归这时不宜刻意对文化加以同化，应该循序渐进，相互吸取精髓。现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已经显现。比如幼稚园已经开设普通话课程，小学课程中增加了中国历史。这些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就是增加中国文化的成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身上，由于个人的背景不同，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程度也不尽相同。相信大家会逐步认同中国文化的，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必担心。
　　
　　李国成：文化回归将来是绝对的
　　
　　回归从政治和国土的角度来说是绝对的，文化的回归就将来而言也是绝对的。
　　
　　现在香港人为什么有一种恐惧感、有一种排挤感呢，害怕大陆人涌到香港来，破坏大香港的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安全感。所谓五十年不变，相信五十年的时候香港和大陆会一体化，优越感也会消失。不用说五十年，就是二十年之后，香港在经济方也未必比上海和广东强。
　　
　　简单地从文化来说，大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远比香港强；从语言上说，广东话在语言的适用范围也比较狭窄，香港是一个泡沫状的经济，是一个自由港，也是一个汇沫经济型的城市，是楼市、股市炒起来的，楼价一跌，李嘉城的财产一下子不见了二百亿，整个经济的依赖性很强。香港不同大陆的科技、劳力绳索合，那么维持经济强势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应该说，香港特区还是可以在资讯发达和具有国际性方面发挥优势的。
　　
　　“一国两制”这下香港的作用何在
　　
　　黄枝连：大陆和香港都在发展，可能在二十或者三十年之后，香港在很多方面可能竞争不过大陆的某些地方。那么就还要保持一十年的“一国两制”而言，意义在什么地方？而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高级知识份子和高等院校能够做些什么？在海峡两岸四地，香港有什么特色？
　　
　　谭汝谦：香港的发展方面应是为整个大中华服务
　　
　　关于我所说的强化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可能有人有些误解，我祗是将一个概念提出来，并非马上实施。我充分瞭解王家英博士的忧虑，我自己也有这个忧虑，因为如果要求接受中国文化而产生压力，这反而不美，此为第一点。第二点，香港人爱国不甘人后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前都是学生领袖，我也参加过“保钓”运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很多普通市民已经适应了英国人的统治，认为自己就是与众不同的“香港人”，大陆不要管我，没有国家观念，的确有心理上的距离。我是希望未来可以将这种“非中国人”的距离消除。但是我并没有设立一个时间表。
　　
　　关于香港的大专院校如何在将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认为香港的确有着很多优越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资讯发达，管理先进。我认为香港的高级知识份子可以强调香港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多给内地参考。另外在帮助内地引进新的知识、技术和概念方面，也可以做一点事，因为香港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变通，有弹性，这真是其他很多国家没有的长处。假如香港的大专院校可以保持学种优点，且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仅在敎学上本着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而且可以发展成为对于整个大中华服务。就是说并非满足于香港一地就完了。
　　
　　我祗是提出香港人可以不必仅仅满足于服务香港一地的概念，但我无意制作一个“文化回归”的时间表，也希望能够避免给人产生压力。
　　
　　郑惠兰：香港担任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
　　
　　我自己的感受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希望每人能够自强不息，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本身的事务。香港一直以来都是担任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此点对于香港和中国都有很大影响。香港既有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西方的影响，现在中国逐步加大开放的范围，香港可以继续从正面对中国做出贡献。另外，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做为国内效仿的典范。
　　
　　王家英：香港的制度有值得大陆参考的地方
　　
　　我相信现代化过程中绝对是有先有后。走在前面的，在制度上以及某些价值上的肯定，一定是有需要，而不一定是有优越感。我认为如果连这个方面的肯定都没有的话，中国也不需要 “一国两制”。实际上，我认为“一国两制”就是因为知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先后的差异，有不协调的情况，所以采用权宜的制度。不论五十年还是一百年，暂时将矛盾稳定下来，以免造成直接的冲突，解决将来中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建构。
　　
　　因为从民族的角度看，香港回归有它的历史的正当性，但是要考虑到两地之间的差异。
　　
　　大陆从资源和人才方面，都比香港多；无论历史学上还是科学上的人才，都比香港多。但是今天不是强调这种量的多少，而是在制度上中国和香港确实存在差别，否则不必讲中国要朝着现代化的政情去逐步努力，希望在某某年能够克服香港和内地不仅在物质水准上的差异，且是在制度上的差异。我理解的“一国两制”是有着权宜性在内的，最终是要达到民族在国家制度、物质水准方面的完善的一种整合。现在如果对香港的制度等优越之处都不敢坚持，香港的知识份子将自失其所，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绝对相信中国可以在人才和资源方面都可以比香港优越，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香港的制度有其优越的地方，有值得中国大陆参考的地方。我认为在将来的中国的发展当中，应该达到两地文化上的优化整合，假如没有这个整合的话，民族的矛盾是解不开的。
　　
　　李国成：香港与大陆的融合是一种趋势
　　
　　香港肯定对中国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肯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影响，随着九七回归，这种影响慢慢会从经济进入到政治。香港进行民主选举，将来也可成为国内学习的榜样，就是如何做到公正、公平、谦洁。我相信香港新华分社专门对于香港的选举进行资料收集，并且寄到内地去，介绍香港如何做。
　　
　　国内原先在延安时期曾经有选举，但是后来都是党决定一切，选举就倒退了。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准的提高，民众在大势上希望参政议政，这个事情是谁也挡不了的。毛泽东可能还想挡，邓小平已经开始要搞民主化，江泽民很多讲话都在说选举，朱镕基讲要制度化并通过法定程式逐步推行选举制度。我相信香港在这方面可以对中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将来“一国两制”一体化，香港还有什么用？其实香港有一些地方还是在较长时间内会比在大陆好一些，起码人的素质、居住条件。我看国内一百年以后还是有很多人住在木头房子里、草房里。香港应该说十年后会消除木屋，居住环境、文化、敎育、资讯、交通、人民素质，会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应该说香港对大陆有影响是绝对的，但是融合是一个总的趋势。
　　
　　如何看待一年来的“港人汉港”？ 
　　
　　黄枝连：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的都是回归以后有关民主化的问题，难道，我们没有什么其他层面的涉及回归的问题了吗？回归近一年，港人治港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多挑战，到底港人能不能把香港治理好？或者说你对于特区政府以及知识份子的表现满不满意？比如董建华宣读施政报告后三周就发生金融风暴，出现了高失业率等等状况，是不是表明了港人不能治港？请大家畅所欲言。
　　
　　郑惠兰：香港回归很平稳，问题是外在因素造成
　　
　　其实香港的原有建制改变不大，绝大部份过往港英政府的官员直接过渡到特区政府，经济、民生的乱子也都不是很大，特别是回归之后整个制度的转变不是好大。加上选举参与者甚多，回归一年应该没有太多难以控制的问题表现。
　　
　　香港过去一年受到的很多困扰，主要是大家都没有估计到的事情，一般认为对于特区政府从回归到现在的表现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实在遇到了太多的问题，比如亚洲金融风暴、失业率高等问题，同特区政府本身的运作优劣关系不大。
　　
　　我认为出现那么多问题并非香港人自身的能力不及，且制度也无问题，主要是因为外来的不可知因素太多，外在的影响太大，并非董建华担任特首带来的，其实香港的官员已经表现得不错。失业这问题不然需要政府设法解决，但是这同回归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我个人觉得整个回归的过程都是很平稳的，没有什么乱子，问题是亚洲金融风暴导致了经济的不景，并派生出很多问题。
　　
　　王家英：“港人治港”是一个发展过程
　　
　　“港人治港”是否实现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中一个是北京愿不愿意让港人治港，北京最起码在回归的第一年没有对香港公开干涉，使我对于“一国两制”强化了信心。至于香港特区政府有无表现出能够治好香港的情势，我们应该想到，以前从来没有港人治港的经验，现在是通过试验加以学习。尽管目前香港面临的经济问题比较严重，但是我认为香港还能够撑得住。应该说，港人治港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调整。比如行政会议和立法会的权力均衡问题，《基本法》也有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是否是好的规定，我对此有疑问；“港人治港”在财政上的自主性到底有多大，《基本法》也有规定，但是否是香港社会想出来的规定，我也有疑问。“港人治港”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特区政府还能够撑得住，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各方而的政治力量和老百姓希望能够继续在一个比较好的，也就是北京不干预的环境中，来处理好问题，而且问题还在处理当中。当然在处理当中，我们还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比如港元同美元挂钩的问题。
　　
　　就第一年的经验，特区政府的动作还是能够接受的。
　　
　　“港人治港”并非一开始就有一个完善的架构，我们是在历史中推动历史。有些包袱并不是回归以后造成的，比如房地产和股市在回归前炒到极高，并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事实。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港人治港”。当然，第一年有些具体的事情，特区政府处理得不够完善，但整体情势我还是肯定的。我是对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两方面给予肯定。其实在这两个过程中，也是双方相互适应的过程，现在有很多很客气的东西，也有一些制度上的东西不想碰，比如台港关系以及大陆和香港的人员互动方面，有些东西是不敢放手去做的。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之间的许可权有些地方是模糊的，现在第一年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之间比较客气，都在回避，但是将来都要面对。
　　
　　总体而言，特区政府第一年表现不错。
　　
　　李国成：董建华施政方向是对的
　　
　　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说看到香港回归一年来发生了这么多困难就说特区政府不行。应该说董建华的内阁是一个经济内阁，政府班子中有不少经济人才，处理金融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比较好，他们提出了房屋、交通和敎育政策，方向是对的。我认为以前历届港督的施政报告都没有他作得那么好。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内阁是可以的，我认为一年来的表现基本不错，比如说印尼、韩国、泰国都倒下了，但是香港并没有倒。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内阁受到了很多挫折，但是顶住了，应该基本肯定，虽然害怕禽流感，香港的鸡杀了不少，但是人总是活着。其实以一年的时间，对于评价特区政府的工作成效而言，无疑是太短的。
　　
　　我认为董建华这一届政府之后，需要一个技术官僚的内阁，需要一个像角台湾那样的内阁。角台湾很早就发展高科技，此次受到的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就很小，因为角台湾不是泡沫经济而是电脑王国。应该说角台湾处理金融风暴的能力比香港好，整个经济体系也比香港好。台湾二十多年前就重视敎育，现在博士满街跑，而角台湾的经济起飞同长期宣导敎育有很大关系。
　　
　　现在夸张一点说，天上掉下一个筐，可以砸死一个两个博士。台湾就是多年通过敎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使得经济转型成功实现，电脑业在世界上具有竞争性。台湾处理金融风暴等问题之所以处理得好，就是因为政府官员是一批有政治头脑的技术官僚，香港的下一届政府应该选取这些人出来。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叫李柱铭出来，李柱铭是不行的。不是我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他搞政治就是整天要同北京对抗，将搞“六四”叫做搞政治，其实政治不是这样搞的。在香港搞政治必须同中央政府处理好关系，需要软硬兼施，避重就轻，既保护自己的利益又不伤中央的面子。一个诸候国怎么能对抗中央政府呢？要从实际出发，讲究技巧，不能整天上街示威游行。搞政治是如何将你自己的体系建好，真正为香港的利益建立一个千秋不变的基业，一个体系，使将来下一届政府是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内阁或者政治内阁。要治理好香港，我认为应该向这个方向过渡。但是董建华不想搞政治，也不敢碰，祗想在他任内搞好交通、房屋和敎育。
　　
　　香港将来更上层楼的任务是下一代的事情，香港整体上说没有什么科技人才，也没有什么科学研究的成果。
　　
　　谭汝谦：香港回归一年的表现值得肯定
　　
　　我对于香港回归一年来的表现是肯定的，认为是出乎意料得好。当然也还嫌特区政府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
　　
　　我认为香港之所以能够有所谓的示范作用，不但是会赚钱和管理公司，还在于一百多年来的殖民地统治下，假如说英国人给香港留下什么好的遗产的话，主要是两个。第一是守法观念，司法独立。五、六十年代香港的马士至少需要三个人管理，分别是售票员、司机和守门员，而且经常有人打架。但是眼下的市民都是自动地排队上车交钱。一架车祗有一个司机，这表明一种进步，比较守法，这是市民进步的成就。再如禽流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市民非常守法，共同克服困难，没有什么人乘机发国难财。第二是廉政公署成立后，最近二十年廉政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也还有人犯法，连小学生、中学生也知道贪污是不对的事情。这两点对于香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值得内地借鉴。
　　
　　另外我觉得香港的公务员虽然是英国培养的，但是他们的质素非常高，肯负责、肯承担、肯想问题，我给他们打很高的分数。除了个别的官僚公务员外，同其他国家相比，绝对不差。现在对于他们似乎批评多于赞赏，我认为现在也要给他们信心。因为他们的确做得不错，而且比较年轻，作风谦洁。
　　
　　未来特区政府施政要务为何
　　
　　黄枝连：四位评论员看来对于特区政府回归后大约一年的表现，总的来说认为是有成绩的，共识是基本满意的，尽管遇到那么多的问题。那么，诸位认为特区政府在可见的未来需要办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是在未来的一年或者一段时间需要加紧处理的？
　　
　　王家英：特区政府处理好行政与立法两会的关系事关香港的稳定
　　
　　我个人认为，谈到能否有效地管制，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要视特区政府和政治体系能否稳定，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变数。
　　
　　特区首长董建华不是政府的行政体系出来的，特区政府同行政会议的关系如何？同公务员系统的关系如何？现在有着不同的讲法。另外一方面是行政系统和立法的关系如何？当前是行政权和立法权分开的建构，选举出来的立法会议员没有执政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行政同立法是分开的，而昨天选举出来的立法会里面，权力呈现分割形式。因而将来政府如何处理行政和立法两会的关系，直接涉及香港整个施政体系的稳定。
　　
　　对此我现在也看不见一个比较清楚的出路。
　　
　　第三点是香港特区政府在处理民主化的过程里面，也需要政治智慧。随着民主党重返立法会，可以预期的是民主的诉求会越来越高，如何平衡香港内部对于民主的需要同来自北京的有关民主政发展的考虑，显得至关重要。北京未必是不接受民主，而是忧虑香港民主政治发展会不会产生一种失控的可能。能否做到一种比较好的平衡，关系到未来香港的政治社会的稳定。
　　
　　李国成：房屋、敎育、交通三问题要加以落实
　　
　　未来两年又要选举，所以香港的选举同民主化问题，特区政府需要加以更好地规划。以前对于市民的政治投入估计较低，认为祗有百分之二十，而现在有百分之五十多，两年以后选举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党派出来竞争怎么办？现在政治民主化和选举，应该纳入政府的正式议程上，加以更好的规划。
　　
　　除此之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所讲的三个主要方面要加以落实，就是房屋、交通、敎育，他任内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的基本状况不错，但是问题也很多。
　　
　　比如房屋问题，现在地产价格下跌这么多，银行快要崩溃了。外界议论地产商是否在同政府斗智，威哧特区政府并意图将楼价托高。
　　
　　我个人主张地产需要再压低，香港政府不必怕他们。哪里有政府怕地产商的道理？现在香港整个社会都被十几个地产商刮光了，地产商的财富超过香港政府，盖房子的利润往往达到一倍，就是现在也有三成到四成的利润。做什么生意有这么高？做任何生意能够赚百分之十已经不错了。政府怕什么，应该再压低一些，香港才有竞争力、才有吸引力。政府不能因为地产商的压力而屈服，这样才能降低香港的产品成本，加强竞争力。香港的公共房屋要大量建设，要坚持下去，解决房屋问题。
　　
　　就敎育而言，改制问题讨论到现在还没有结论。改制要尽快，殖民地敎育方式应该受到批判，小学生、中学生哪有半天上学的道理？大学毕业生连篇稿子都不会写，英文懂一半，品质太差。要从小学开始搞全日制敎学，大学要加研究生院，多收硕士、博士生，多搞研究，多出成果。中国那么穷，小学都是全日制，香港这么富竞争还是半日制，我们有足够的资源，要多建学校。推行九年免费敎育应该是九年全日制免费敎育。要从制度上重视培养人才，这方面还要落实、加强。
　　
　　交通事关香港六百万市民建房的地方没有利用，香港六百万市民就是挤在港岛、尖沙嘴、旺角，而大屿山和西贡都没有好好开发。如果交通能力加强了，就会减轻现在市区的住房压力。不能因为香港小就说难以解决，像现在这样的居住环境，相信可以容纳两千万人。关键在于交通，现在市郊有很多空地可以利用。
　　
　　郑惠兰：现在最主要的是信心的问题
　　
　　香港必须维持一个有效的管制，要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有信心，这样就会给香港独立自主的制度，特点、观念可以继续存在。另外一方面特区政府应该要帮助香港市民重建信心。以前香港人一直很自大，但是突如其来的危机令到很多人丧失信心。日前有中产阶级的人士失业后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有的知识份子包括工程师、律师在失业后，从自在、自信到自卑乃至绝望。以往香港人是自信心爆棚，但是当真正遇到波折时，突然之间觉得香港的优点都被云雾遮盖。其实香港人是很有活力和创意的，可以接受不同的文化。过往香港的经济发展是依靠香港的人才，当这些人增值失了自信心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府应该考虑如保将香港的优点加以重新发挥。望信心的失落不要一直漫延下去。
　　
　　谭汝谦：未来领导成员应增加对传统文化有研究的人
　　
　　大家都谈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想强调的是，在未来的岁月中，特区的领导人应该考虑，在领导到班子中增加一些对于传统文化，亚洲文化有比较深刻研究的人，这样可以把香港的优点加以总结和明晰，以使继续发展，这样也有利于强化信心。
　　
　　我认为现在香港的政治声音太重。基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的比重都是比较高的。香港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很密切，可是领导班子对于这些国家没有深刻的瞭解，有时舍近求远。
　　
　　香港现在人才很少，应该制定一些规划以及文化政策，解决这种状况。
　　
　　外界如何看待和评价回归后的香港
　　
　　王家英：角台湾基于政治敎师不愿肯定“一国两制”
　　
　　外国人经常问我对于“一国两制”有什么体验。另外我也有机会接触不少台湾和大陆学者，他们也提出这个问题。由于台湾或者因为政治背景不同，或者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量，虽然知道香港运行平稳，但他们不太愿意肯定“一国两制”的经验，或许害怕这种经验将来变成台湾的压力。我认为他们不是不瞭解香港，而是出于策略上的考量，而说香港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美好。大陆学者也有很多似乎不大理解“一国两制”，或者说在理解当中，他们希望我们在“一国两制”方面有所建设，下面继续发展。我总体上为大陆学者出于客气，表面上表示对香港还是不太瞭解，但是还是对于香港的发展有所肯定，希望香港要坚持自己的优点并延续下去。
　　
　　台湾的学者同大陆的不一样，我感觉到的主要差异是，台湾学者瞭解“一国两制”，但是触
　　
　　及到港台关系和两岸关系时，他们不愿承认，应该是基于政治的考量。
　　
　　李国成：外部世界对香港采观望态度
　　
　　我是在亚洲研究中心工作，接触到的外界人士很多，差不多每天都有。总体的感觉是，他们总体来说是对香港采取观望的态度，要看会要发展成为什么样。一般来说西方学者比较重视政治层面的事情，比如对于选举和中共有无干预；而台湾方面的人员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有学者关心拥有一千四百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陆和九百亿美元的香港，会否联手对付祗有七百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台湾，担心人民币和港币联合起来对付新台币。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他们很担心香港“九七”之后变成大陆的特区，大陆会利用香港对付台湾。而国内的学者也有一个典型的抱怨：回归前他们来香港一次一般批准十天，但是回归以后反而变成七天，还不如以前英国人管制的时候方便。
　　
　　潭汝谦：美国人对香港回归看法不一致
　　
　　美国的普罗大众对于香港并没有什么深刻认识，甚至不知道香港在哪里。主要是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香港回归，他们似乎是在等待什么时候出乱子。这是我察觉到的情况。但是我必须马上补充的是，美国工商界的看汉同新闻界不同，他们对于中国内地的庞大市场抱有期望，有的人年纪很大还在学习汉语，就是为了去中国做生意。
　　
　　因为美国工商界觉得中国市场实在是非常之大，加上权威机构预测到西元二零一一年前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赶上美国。这种中国将高速发展的气氛被渲染的非常浓烈，这样就使美国人产生了危机感，进而在政界和媒体中形成了打击中国的思潮。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甚至香港发生的小问题，都加以强调甚至夸大的报导。美国好像已经将中国看成是可以在国际上同它争一日之长短的假想敌，因此有些美国的政客和新闻从业员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产生了顾虑，总是看着你还没有倒、没有垮。
　　
　　真正客观对待问题的美国人有，但是不多。来采访我的美国媒体都是要求预测香港何时会有问题出现，这样有时就搞得我很不耐烦。我瞭解他们的心态，就是美国人觉得中国有点可怕。香港加上中国还是可怕，有一种恐惧感。
　　
　　总的来说，美国是一种很大的国家，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太瞭解香港问题的，对于中国问题也不太瞭解。他们到中国施行不过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事情。
　　
　　美国工商界非常欢迎中国的市场所能够提供新的机会，对中国比较友好，常常请我去演讲，介绍中国问题。但是很奇怪，媒体和政治团全对于中国和香港的问题不是那么友好。
　　
　　江泽民去年底访美，可以说有着非常正面的、肯定的贡献。美国人一般对于中国领导人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现在有所变化，大家发现中国领导人原来是可以交流、沟通的。江泽民应邀到哈佛演讲，他明明晓得那里有很多人反对他，他不仅答应并且去哈佛进行了演讲，其胆识、勇气和风格，使大家对江泽民访美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评价。以我看来，现在中美关系也正在好转之中。
　　
　　三十年后的香港什么样
　　
　　黄枝连：现在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大家谈论一下，从现在开始直至三十年后，也就是到二零二八年，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而你希望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香港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怎样？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王家英：希望保持言论自由
　　
　　假如说有什么希望的话，就是希望届时依旧可以像今天这样，能够考虑国事、家事、天下事，能够愉愉快快地讲。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么就是不枉此生。三十年后如果香港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的话，如同现在的人文所势上面和思想气势方面，也就是不错了。
　　
　　我要求很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现在处在一个历史关口，我希望这些方面都好，但是总是难以避免各方各面的风险，而这种阶不能预期的。我希望我在三十年后可以继续自由地讲话，把我认为相对比较中肯的、能够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话，讲出来，听不听我是无法管的。
　　
　　知识份子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如此，因为我不会搞政治，祗会从研究里面、思想里面，将我认为是对的东西在相应的环境讲出来。假如持续几十年后能够达到你希望的那样，就是很好了。
　　
　　我们不是什么伟大领袖，我希望每个人不要以为自己是伟大领袖，祗要每个人能够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机会，把他认为对的东西能够没有恐惧、心情愉快地说出来，人生就是已经很好了。
　　
　　郑惠兰：希望对香港的政治和文化能容忍
　　
　　没有恐惧地讲自己想讲的话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
　　
　　更好的话，做为香港领导人如果真的能够听取民意，然后落实，在施政方面就更加理想了。要保持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另外一方面香港最好继续给大陆产生示范作用，这就是说香港可以继续做为中国和台湾参照的模式。希望大陆和香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有所改变，通过讲通加深瞭解，对于香港的政治和文化有一种容忍。
　　
　　对于未来，我是比较乐观的。
　　
　　李国成：希望在经济、政治、社会民生方面继续带头
　　
　　我对于香港三十年后的预期分三个方面：
　　
　　经济方面，三十年后香港和广东的经济边界消失，香港、上海并列成为带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两个车头。
　　
　　政治方面，香港应该保持英国遗留下来的有效的法制、谦洁的政府、民选制度基本上建立，香港成为一个清廉、有效、法制的社会。
　　
　　社会民生方面，继续维持一个富裕的社会，一个受敎育程度很高的社会，一个清廉乾净的社会，一个有香港特色的中国人社会。
　　
　　我是对香港充满信心，从来没有想到离开香港。
　　
　　谭汝谦：希望香港未来能参与全国的发展事务
　　
　　我对于香港有着很深的感情。有人说历史会重演，但是我不信这一套的，所以我同王博士一样很怕预测。
　　
　　做为个人的希望，就是香港的民生获得改善，社会富裕。这些方面李博士都已经提到。我祗是想提一点，就是希望三十年以后，香港还是可以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能够在很多方面有其优越的表现。因为香港继承了多方面的文化遗产，希望这些方面能够继续发展。希望不但是可以有言论自由，进出自由，还希望不仅可以对内地进行示范，而且能够参与。老实说，我认为“井水不犯河水”应该祗是阶段性的，希望香港未来能够不局限所谓示范作用，而能够参与全国的发展事务，不希望香港永远“躲进小楼成一统”，希望这种局面不要永远继续下去。
　　
　　我理解“井水不犯河水”，这个阶段是因为两地长期不同的必要。要是在将来三十年之后，如同孙中山先生一样，在香港产生革命思想，但是这个对象绝对不是仅仅将香港搞好就完了，而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我希望香港人要有这个承担，要有这个抱负。
　　
　　黄枝连：本次研讨会结语
　　
　　现在我对本次研讨会作一个结语，其中有的是我个人的观点，你们不必同意。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香港高级知识份子、专业人士，特别是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在香港回归中国前，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之后，内心的感情世界和思想的千变万化。可以说是在探索“九七”前后香港高级知识份子对于个人的安身立命，对于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思想与感情。期间的错综复杂、微妙之处，看来是难以言传，所以我们就将此叫做“回归心路”。
　　
　　在“九七”前后，人们经常听到的议论是，中共收回的香港祗是一个“躯壳”，香港的“灵魂”并没有回归，或者说有明里暗里，有人反对回归，或者说把回归说成是香港民主的“没落”、香港法制的“论丧”、香港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及学术自由之“终结”者，大有人在。因为“九七”问题移民美加的香港院校人士，“回归”前十分激动，说香港是举行民主的 “丧礼”。不过，今天听各位的言论，知道“丧礼”派固然存在，但是在其中还不算是“主流派”；而且在回归之后，主动地适应新形势。并且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鸿图又展的人正在逐渐增加。这说明了，香港高级知识份子回归中国的“心路历程”，固然是十分曲折，到底是在辗转前进。
　　
　　其实今日香港的高级知识份子，与中国内地的同侪相比，同角台湾的同侪相比，乃至同美国、日本、欧盟的院校人士相比，我们在做学问的功夫上，硬体和软体是世界一流的。更何况，香港市民给予我们的待遇也是世界一流的。因此，我们有了学术自由，有了思想自由，还有旅行自由，又有了多媒体，我们有充足条件可以敎好书，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
　　
　　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一国两制”的落实，大家的谈话都涉及了一些问题，需要调查研究，用有突破性的概念、理论、方法论加以处理。比如王家英提及，特区政府行政主导下，行政会和昨天刚刚选出来的立法会两会协作关系如何处理？还有香港和台湾的新形态关系是什么？郑惠兰提出香港高等院校和内地院校在“科敎兴国”方面的合作问题；李国成也提及香港人传媒在二十一世纪将迎来资讯科技和多媒体的新时代。那么，同大陆正在大力开展的知识经济能有什么样的合作呢？至于谭汝谦敎授，在你的谈话中再次提及香港的统治精英不能停留在“技术官僚”的状态，也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诉求有所承担。今天大家都提及，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央对于香港的全力支持，是香港所赞赏的。其实“一国两制”之下，中央同特区的关系，香港同内地省区的关系，香港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新的课题，是香港的专家学者进入二十一世纪需要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要在课堂里对学生演讲，要写文章到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如果我们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再着眼于未来，大做学问，我们会做出与众不同的大学问来。
　　
　　比如说，对高级知识份子来说，“回归”前后的一个大问题，或者说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中共会不会遵守香港的《基本法》，中央是否会千方百计地干涉香港内政？前几天我向王家英一起参加一个有关“一国两制”实践的研讨会，物件是从台湾来的二十多位各个领域的精英，他们关心的就是中共是否干涉香港内政？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如何？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
　　
　　敎授说，中央与特区之间存在着“模糊区域”；我在发表观点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干涉”与“被干涉”的问题，而是在千变万化的大小形势、大小气候中，特区和中央政府怎样共同面对挑战、应对、支援协作的问题。比如产，金融风暴下香港经济出现风雨交加的状态，我们的“新生代产业”的建立，需要中央和内地做出何种配合？我讲了这么多，不过要表达一个意思，香港高级知识份子可以做的工夫太多了。
　　
　　无可否认地，由于“回归”是一个重大问题，在一段时期里，“政治化”的现象是难免的。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知识份子和香港春他中产阶级人士，有不少人把“民主丧礼”和“回归”等同起来，把“民主”同“民主选举”等同起来。比如有人说昨天第一次立法会选举，所谓的“民主派”在直选中大胜，就是民主、民心、民情。显然地，这次选举和过去九个月香港市民在金融风暴中的表现，还有董建华领导的行政系统的表现有关，莫不反映出香港市民是有能力治好香港的。不过“港人治港”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过程，港人正处在学习的过程。
　　
　　最后应该指出，大家都认为祗要按照《基本法》办事，对于香港的前途都是感到乐观的。香港高级知识份子要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给自己好好定位，以便发挥一些作用，迎来特区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
　　
　　我们还有五百八十多天便进入二十一世纪。回归中华的“心路历程”是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更迈进二十二世纪。我们应该开始引入二十二世纪的概念，稳步前进。（根据录音整理）。
　　
　　评论员简介：
　　
　　郑惠兰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副会长，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可以说是第一代认同祖国的知识份子和学生活动家。她十几年来一直在高等院校服务，现任岭南学院秘书处外务主任。
　　
　　谭汝谦敎授出生华侨空话，日本历史专家。十几岁从广州来香港，在香港上大学，然后去美国读书，再去日本，又回到美国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在香港敎了十九年的书，当过新亚书院的辅导长。九四年到美国MACALESTER COLLEGE当敎授并获得终身职位。
　　
　　王家英博士出生香港，家庭具有浓厚的国民党背景，父亲参加国民党军队。他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并回港，于九二年开始研究港台关系，两岸关系，撰写大约二百万字的文章发表。现任香港崇正总会副理事长、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
　　
　　李国成博士自福建师在毕业后，七二年到香港后做过生意、口译、笔译及报纸工作，还做过秘书。最初学习日文及研究日本，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研究国内政治。在香港一度非常畅销的《中人最高领导层》为其所着。现为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