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评论月刊
　　
　　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华二十一项目”
　　
　　评论员：戴高礼（浸会大学香港过流期研究计画主任）
　　
　　孔文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系副敎授）
　　
　　永持裕纪（朝日新闻香港支局支局长）
　　
　　关尚义（何谢韦律师事务所律师）
　　
　　会期：一九九九年第四次座谈会（总第十六次）
　　
　　地点：香港浸会大学林护国际会议中心
　　
　　枝连：今天的组合是非常国际化的，你们四位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和英国，都是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乃至安身立命的国际人士。诸位可以选择英语、普通话或者广东话，同时允许我做一些翻译。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你们来此表在国际友人对于香港的观察和意见，而你们中间，有的人在香港生活已经长达三十多年，所以一定有很自己的感受。
　　
　　今天四位老友亲知参加此次论坛，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专业判断，就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说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观感和观点。既然西方人士一贯给人的印象是执著于自由和民主，那么就请大家畅所欲言。
　　
　　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在香港居住的国际友人，既然已经在香港生活了那么多年，可否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来港原由和最初印象
　　
　　孔文添：一个幸运的意外使我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年
　　
　　我在香港接的二十年，是从英格兰到此。我的夫人是中国人，儿子在香港出生。我到此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是被以合约的方式招到香港在英文虎报工作两年，没想到一下子住了二十年。应该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发现我的生活与一般的香港市民是不同的；当然我也发现香港市民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的容忍程度也是很高的，并能够接受他们。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在香港生活并没有显着的不愉快、受歧视的感觉和经验。
　　
　　我注意到这些年有不少国际人士陆续离开香港，不过这种现象需要分析他们本身的处在哪一个行业。比如说公务员，在香港公务员特别是官员本地化的过程中，当然对于外公务员造成不同的感受，导致不安的感觉，所以他们离开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也有一些巧妙的变化。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曾经担心在香港回归的最初两、三年，香港市民会有一种“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反对外国人。这样的事情其实有所发生，此如有的香港市民对一些事情表达了具有更加强烈的中国人色彩的见解，这被有些国际人士认为是民族主义，表现出一种排外的倾向。这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的个人感受。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无论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对很多事情都要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和定位。比如说七人制橄榄球运动，是典型的英国人的运动。对于这种运动在香港的继续举行，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其中包括批评其为殖民地人士的运动。而有些外国人就觉得这种批评是不公平、不友善的。但是同时当地人也有另外一种见解，就是认为反正有三万多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喜欢这样的运动，也不必干涉他们继续举办这种运动或者比赛，因此外国人也不必太多理会批评者的感受。实际上，香港本地人对此也并没有强烈的反对声音。这种心态表明，大家需要找到新的模式或者概念来相安无事。戴高礼：我刚刚在新买了房子
　　
　　我到香港已经十一年，我的夫人是美国人，儿子在七岁的时候同她一起来香港。当儿子首次长途飞行前来香港的时候，他对于未来的生活开始感到焦急。我的夫人对他说，你要开始一个非常不同以往的生活，结交新朋友，学习汉语；儿子非常吃惊地大声问：“中国话？”他得知要学中国话之后表现得很关注，感到不是很开心，第一天晚上很难地熬过。第二天早上，我们告诉他去麦当劳吃早餐，他又是吃惊地问：“有麦当劳？”我们说：“是啊，过了那条街就是”。儿子很高兴：“如果有麦当劳，那就没有问题了”。从那以后，他在香港再也没有为生活而不开心，感到非常方便。如今他已经完全不觉得香港有什么不妥。
　　
　　我夫人对于普通话和广东话都很有兴趣，认真地当作第二语言来学，并在澳门公开大学获得有关学位。她现在更像一个香港人，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在香港电讯，一份是为英国文化协会工作，在科技大学敎英语。最近我们在香港新界的乡村地带买了一所房子，作为自己的家居。
　　
　　我儿子现在沙田书院上学，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英文书院，从来没有听说他被当地人歧视，他本人对于本地人也没有什么强烈的反感。而夫人也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排斥。
　　
　　关尚义：香港在体制上是资本主义但很多供求关系是社会主义
　　
　　我一九六八年来香港，至今已经在香港生活了三十一年。当时是为敎会工作，那时的香港社会很穷，应该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像得到香港可以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完全没有可能。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当时在老虎崖，就是现在的乐富，给穷人发放面粉，免费诊病。当时很多地方都是十几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面，在外面烧饭。为什么香港能够发展到今天？有人说是因为一些大商人推动了发展，其实香港的发展是因为很多普通的人努力工作。
　　
　　香港从体制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从供求上来说，很多方面又是社会主义；以前香港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屋之中，大部分人在政府的学样读书，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政府医院看病。
　　
　　另外当时的中国政府向香港输出很多价钱低廉的衣服和食品，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可以很低。当时的工资比较低，香港政府对于工厂有间接的津贴。这样香港政府和大陆政府都是提供了间接的津贴，从而建筑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基础，使香港能够在后来快速发展。
　　
　　永持裕纪：日本人在日本的生活还是比较自在的
　　
　　我来香港仅仅一年。九七年我临时接受任务，直接从南京到香港采访香港回归的过程。我其后在东京工作了一年，是自己希望在香港工作，因此在去年的春天来到香港，我自己非常希望能够瞭解中国的南部包括角台湾。
　　
　　角我有两个小孩，男孩十二岁，女孩八岁，太太主要做家务，并在日本人学校的图书馆义务服务。我本人和家庭成员都是非常满意香港的生活，在这里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无比北京为多，特别是我的男孩喜欢玩的日本电脑游戏软体很容易在市场上发现。
　　
　　就日本人在香港生活的经验来说，总体而言物价水准比较高。因为香港实行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所以相对于日圆来说，物价比较高。日本人在香港的生活还是比较自在的，日本的书籍和杂志在香港都能够买到，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
　　
　　自己和其他外国人在香港的生活和感受
　　
　　黄枝连：你如何评价你在香港的岁月，感到后悔吗？有没有觉得来错了地方？可否说一下外国人对于香港生活的普遍看法？ 
　　
　　孔文添：从未想将儿子带回英国生活
　　
　　我完全没有认为自己来错了地方；实际上我认为来到香港是一个幸运的意外。我对在香港的生活很有兴趣，也没有想到过要离开香港。我现在还是英国人，今年十一岁的独子可以说广东话（戴高礼：合乎中国一个孩子的政策），用中文书写，对于国籍则可以选择，同当地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经常回英国渡假，但是从来没有打算在儿子长大后将他带回英国。
　　
　　关尚义：到香港是我的幸运
　　
　　对于来到香港，我感到很幸运。可能对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不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感到愉快，但是我是幸运的。很幸运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中间既有学生、工人、也有领导和议员；我在此的三十年是很开心的，我参与了很多有关社会运动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认为我还是对香港社会作出了小小贡献的。
　　
　　戴高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婚的好地方
　　
　　一九八五年我离开研究院，我主要是学习政治经济学和亚当史密斯，还有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政治经澌刘及其发展。我用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北美政治经济的发展。你们知道，在一九八五年，东欧还没有发和任何事情，如同冰冻；在冷战的年代，没有人愿意去研究东欧的政治经济及其发展。尽管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关注东欧，但是在一九八五年没有人愿意对那里浪费时间。
　　
　　香港在一九八四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我注意到香港将会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接触或者说是婚姻；而要想研究这种重要的政治动向及其现象，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此我就来到香港。
　　
　　一九八八年我在浸会学院提出了一个最初的研究提议，准备利用几年的时间，对一香港在过渡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进行缓慢但是质素高的追踪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在一九八九年初开始。这些年我一直在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很高兴，我也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黄枝连：你认为香港适合国际人士生活吗？ 
　　
　　戴高礼：划分外籍人士不应是皮肤而应是文化背景与经历
　　
　　这么说吧，新加坡有三百万人口以及大约七十万外籍人士，香港祗有大约五十万外国人，其中二十万是菲律宾人特别是菲佣。在香港的西方国家人士至少有十万。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划分的问题，比如一个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年的华人，可以说完全不再是中国人；虽然是黄皮肤，但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原因他应该是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
　　
　　对于外国人在香港的问题，其实是不应该用种族、皮肤来加以分别的，主要应该根据其现在接受的文化和生活经历来区别。比如说有美籍和加籍华人离开香港或者中国三十多年，又回来香港工作，这些人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在我看来这些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全部美国化，当然应该是美国人。
　　
　　在我所在的研究部门，我们有法国人、德国人、长期在美加或者法国及海湾生活的华人、台湾人、香港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还有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混合在一起工作。
　　
　　孔文添：中国大陆，留学生来港敎书者众
　　
　　在我的部门没有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地区接受高等敎育，有的是德国博士，有的是义大利博士、法国博士，还有两人拥有本地学位。
　　
　　最近一个最为显着的趋势就是从中国大陆出去到西方国家获得高学位的留学生，纷纷从不同国家来到香港，这些人到底算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最近我们这个系所关心的反而是不要从外面请太多的敎师，而应该多用一些本地人，因为这个传理学系同本地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戴高礼：在香港比在美国感到更多真正的自由
　　
　　我这里有一个故事。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曾经说，九七这后共产党要接管香港，解放军的军营就在帝边。他问“难道你不恐惧吗？”我说：“我祗是在回到美国的时候才感到恐惧。在香港，祗有员警和解放军才有枪，他们有责任心且非常小心；但是在美国，傻瓜也可以有枪，很多疯狂的家伙，随时可以向你射击。我在香港比在美国感到更多真正的自由。”他问我是不是看到了太多的宣传，我说不是，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来不让我太太单独到大商场里面去，夜晚也不让她自己单独外出；但是在香港，就没有这样的安全方面的顾虑。
　　
　　迄今为止，获得资讯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在个人场合的安全和公共场合的安全，在香港都是没有问题的。在美国很多城市都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即使在状况比较好的纽约，也不如香港好。我在佛罗里达、洛杉机住过，两地都是在高犯罪地区；我有一个来往密切的朋友在大商场被绑架，我自己也曾经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我兄弟两次遇到枪击。其中一次在我的姨妈家中，他们在屋内看电视，子弹从窗户飞进来。在那里，当你回到家中，就要扣好外面已经加上钢条的门窗，如同住在监狱里面一样。
　　
　　对我自己而言，宁愿生活在香港。但是，香港的生活费昂贵，退休以后的消费太高。
　　
　　永持裕纪：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九七”后得到了保证
　　
　　来到香港之后，我感觉是非常自由的。因为相比我在北京三年地的工作而言，外国记者在北京的工作条件不太好，限制比较多。比如被限制住在特定的区域，采访也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我在北京还是采访经济，就是采访经济新闻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困难。比如我想就第二年的经济形势采访国有计划委员会的官员，瞭解有关第二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对策等等，连这样的采访，他们也是不允许的。
　　
　　我到香港，感到非常自由。我遇上了采访纪念“六四”的大集会，政治自由还是保证的。允许这样的行为存在，我认为是“一国两制”的一个明显保证。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香港得到了保证，是我的看法。但是经济上的“一国两制”的内容我认为比较模糊。
　　
　　回归后香港有何变化
　　
　　孔文添：外籍人士离开香港多数同回归无关
　　
　　我发现以英国人为主，不少西方人士离开了香港。比如说在国际学校，以前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子女短期学习，现在华人子弟反而比较多。还有很多的俱乐部或者团体，如果原来是以西方人为主的话，往往出现会员短缺的问题，已经积极从本地人当中招收会员。
　　
　　这是一个比较显着的变化。不过离开的主要还是英籍人士。
　　
　　我认为这同过度和特区的建立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调整。特别是这一、两年香港的经济情况不好，很多外国人原来到此地是短期合同招聘的高薪人才，而现在很多公司都不愿用那样的高薪聘请外籍人士在此工作，中止合同的情况也是很普遍的。所以，这些人士的离开，同“九七”和香港特区政府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其中一部分外国人始终是将香港当作他们的家，能够在香港安居乐业，并没有对香港的回归感到人心惶惶，没有觉得朝不保夕随时要离开。
　　
　　我觉得，“九七”过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觉得需要考虑离开或者不离开的问题。
　　
　　永持裕纪：日本人离港主要是经济原因
　　
　　对于香港的生活，日本人有高兴的方面，也有不高兴的方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经济现在不景气，日本公司在香港的业务没有什么收益，所以日本人打道回府的势头非常明显。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的金融机构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良财政数额巨大。
　　
　　也可以说，日本目前在香港的人数是多极了，曾多达三万以上，大部分是公司的职员。在港的日本机构很多，包括一些地方性的小型金融机构也参加了在香港的金融工作；但是这些公司在香港的金融方面没有什么业务，营商成本又非常高，所以不少公司职员返回日本。日本经济不景气是一个方面，亚洲金融风暴又是一个问题。
　　
　　永持裕纪：第一次瞭解到香港人中也有中华民族的意识
　　
　　日本人在香港，在某些方面感到歧视，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我去年春天来香港任职的时候，正值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由于日本方面没有就侵华问题向江泽民主席道歉，对于日本的这种态度，有些香港的朋友就对日本人表示不满乃至辱骂，这也是我一次瞭解到香港人中间也有中华民族主义的意识。
　　
　　钓鱼台问题和我说的日本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时没有道歉，在香港人之中所导致的情绪，其根源是一致的，就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留的所谓历史问题。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角台湾方面对于日本没有向江泽民主席道歉，持欢迎的态度，这同香港人不同。
　　
　　戴高礼：香港人对钓鱼台事件反应强烈
　　
　　对于日本在二战的侵略问题以及战争赔偿的问题，香港市民的确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存在，一种反日的情绪甚至比较强烈。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如果用中华民族主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从香港人应该对于中国的发展有所认识有所承担这一点来衡量，其实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因为香港的青年学生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并不是如何关心，并无特别的承担，也没有对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情感。我的学生中间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就是涉及钓鱼台事件的时候。
　　
　　日本半钓鱼台称为尖阁群岛，当我一提到尖阁群岛的时候，学生就强烈反对。似乎可以看出香港市民在此事上对于日本人的强烈反感。
　　
　　九七后有无明显变化
　　
　　黄枝连：现在我们开始转向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就是你们所见到的在“九七”之后香港发生的变化。
　　
　　孔文添：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今后会逐渐出现
　　
　　我认为至今没有什么变化，更多的变化会在今后逐渐出现。“一国两制”至今运作良好。其间涉及终审庭的问题，这应该是双方在处理问题方面有不协调的地方。
　　
　　其实香港本来就是东西方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交汇点。香港当年作为殖民地，其发展令人瞩目；而主权的移交，使香港也有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我认为，世界形势不断变化，因此也可以说香港是处在一种持续性的过渡状态之中。戴高礼：内部问题大于特区同中央之间的问题我认为终审庭问题并不能反映出政治关系不协调，或者说“一国两制”动作的不顺利。
　　
　　出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当你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也就会随这产生新的问题，“一国两制”距离完美还有很久的路要走。当政权交接完毕之后，有人问，“九七”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他们被告知有趣的交接问题是出现在“九七”之后。九七之前是准备、希望，而“九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颇不寻常、非常困难，令人不太愉快的婚姻过程或者说整合工作。如果你观察一下，这种交接如同文化婚姻，而所有的婚姻都需要时间磨合，需要妥协、瞭解、耐心。我认为香港内部的问题大于香港同中国其他部分包括北京之间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人对特区政府的感觉不好，这种意见来自各个层面。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是一个桥梁，市民认为特区政府过分注重连接中央的这一端，而忽视了同国际连接的是这一端；而作为桥梁，应该两头兼顾，收取利益。但是现在看来香港重视了同中央、广东、上海等方面的关系，但是忽略了改善同地区乃至国际交流协作。“一国两制”是一个方面，但是地球村的问题，可以说“两制一球”，就是要以全球的或者说国际的概念来处理“一国两制”。
　　
　　永持裕纪：日本人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回归共同引致经济衰退
　　
　　有关在香港的日本人对于回归以后的看法，是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回归之后，日本和香港都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日本人对于回归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分不开，认为经济困难由亚洲金融风暴和香港回归共同引起。回归之前香港的经济泡沫很厉害，回归之后经济下降得幅度非常大，这是一般的日本人的感觉。
　　
　　刚才我说过，“九七”之后，“一国两制”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是保证了的，尤其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不过在经济领域，“一国两制”的成就我看不明白。比如我去到香港后见到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对抗外国对冲基金、保卫联系汇率的行动；虽然通过这次行动保证了联系汇率，不过这样的成功，我觉得主要是依靠北京领导的班子。
　　
　　比如去年港币在国际市场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是多次明确表示人民币不会贬值，其意图明显是针对严重受压的港币，当然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一种货币不应该需要国家信用或者政治的帮助；而按照“一国两制”原来的定义，在经济上香港有港币，大陆有人民币，这是两种不同的货币。‘戴高礼：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香港富裕而发达，却需要贫穷而且落后的大陆帮忙，真是很奇特’。
　　
　　我认为保持香港的联系汇率的目的，国际政治的因素所占比例比较大。但是日本没有这样的政治力量支撑日圆。
　　
　　关尚义：有人担忧商人过度影响政府
　　
　　表面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经济危机不是香港的问题，是受到周边国家的影响。如果从普通市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香港某些方面退步了。因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时是大商人和殖民地政府拥有决定权，相互勾结。到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有两个变化：其中一个是英国的势力逐渐靠边站，中国的势力逐渐登场；另外一个是普通市民慢慢可以表达意见，开始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产生影响。
　　
　　这几年，我听有人说，他们害怕有钱佬再同政府勾结；认为政府为有钱佬服务而忽视了市民的意见，并且不关心他们的问题。
　　
　　我觉得有些问题未必那么绝对，但是提出来是正确的；因为有些迹象，必须关注。北京是重视大商人的，因为他们给内地大量投资；而且害怕如果他们离开香港，香港会烂掉。但是香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产阶级，就是专业人士，来发展香港社会。我认为本地的资本家走了，外地的还会来；因为香港有很多人才，可以帮助大公司发展。
　　
　　戴高礼：要维持开放公开竞争的社会
　　
　　香港政府应该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要维持一个开放而公平的社会，不能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广大市民的利益。
　　
　　政府的政策不能被市民中的小部分所过分影响，这样政府就会不公平，有所偏袒，这是一个真正有危险。‘孔文添：其实不见得就是香港政府偏袒，而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小地方，很多事情很容易被某一个集团包下来。’ 
　　
　　在港英政府时代，总督和政府高级官员经常换班子，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现在不同了，因此要注意限制并防止香港土生土长的利益集团，构成强大的势力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政府官员从这些利益集团之中产生，就导致新生的和有差异性的力量不能加入。
　　
　　永持裕纪：日本人觉得香港原来的“西方味道”有所改变
　　
　　另外，我到香港之后，听到北京话的机会比以往多了，这是一个意外的事情。我于一九八九年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很少人说普通话。‘戴高礼：新加坡在这个方面就比香港超前，提
　　
　　倡英语和普通话，但是香港的母语是广东话，这是错误的、愚蠢的。’
　　
　　早在回归之前很多年，香港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最为容易接近的西方。但是一般人的感觉是，在回归之后，香港原有的那种西方味道改变了。是否真正有所变化，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有变化的迹象。比如说在中环的兰桂访，以前在那里比较常见的是西方人，但是很多日本朋友说现在兰桂访最多的是那些从西方国家回来的华人青年。‘戴高礼：但是那些华人同当地的香港人不同，是有西方文化背景、在西方长大的华人。’
　　
　　孔文添：不必刻间保持西方氛围香港需要发现自己的特点
　　
　　日本仍必须注意到，以前香港是一个殖民地；现在香港不是殖民地了，肯定是在发生变化，日本人所追求的西方氛围难以延续。我认为不能以这种氛围是否存在，来评论香港。香港不可能保存殖民地的特征，而必须发现自己的某些特点；香港也不能仅仅是考虑旅游者的喜好。过分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里来不就是中国人的城市。
　　
　　香港还要进一步开放广招天下有用之人才
　　
　　戴高礼：香港需要改造内部机制吸引外籍人才
　　
　　另外一点，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很多国际人士生活其中。如同纽约和伦敦，各国人士比邻而居，也就在互动之中带来不断的变化。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当然香港也应该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在历史上，香港是一个殖民地，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当时是由殖民地政府治理，外国人的社区在其中产生着比较重要的影响，殖民地政府也透过这些社区吸引外国的人才到香港工作或者发展业务。
　　
　　“九七”之后情况就不同以往，从内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机制，对外国的资金和各类人才加以吸引。这种机制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是一个新的挑战，香港人必须从头做起。
　　
　　孔文添：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
　　
　　日本以往的成功在于他们对任何事情都加以尝试。看看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他们也大量学习西方的科技，但是从来不将这些东西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即使在物质上也是如此。
　　
　　这不仅仅是说个人，这是观念的问题。他们认为外国人成功的秘决就在于造船的方法和越过国界到其他国家。认为祗要模仿或者得到具体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就一样了。
　　
　　其实这依旧是香港政府之做法的有争议之处。比如想要先进的建筑、建立科技大学，认为这样就可以吸引外国人士来港，其实国际上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
　　
　　令我疑惑的是，为什么香港不发展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不因欠缺新与科技就无法发展的东西。以为建议所大学和一些高科技工业区，就能够建立适应全球化的经济，这样的想法是太过简单了。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让外国人能够不断到此地生活、工作和开创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特点也带进来，同当地整合，这样对于一个国际城市的建立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戴高礼：香港需要改变吸引人才方式
　　
　　新加坡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好在大量到新加坡的外国人属于高素质专业人员；香港虽然也有很大的外籍人口，但是祗技能劳工所占比例甚大，其中有二十万的菲律宾女拥。同新加坡相比，说明香港在吸引国际上的人力和财力方面，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香港能否有一个变化，形成新的概念，改变吸引人才的方式。
　　
　　我们必须增加国际因素，让国际人才能和资金带进香港。一定意义上说，香港需要重新建立其国际化的形象。香港需要的是科技人才，特别是高潜质的人才，而不是祗会擦洗地板的菲律宾女佣。
　　
　　香港必须一个真正开放的城市，使得各种年龄、各种背景、各种倾向、各种专业的人才，都愿意到香港来生活和工作，从而对香港有所贡献。香港必须从头做起，包括可以吸引英国年轻人到香港的酒吧工作，让香港有更多的年轻人，使香港社会更加多姿多彩。从某种角度上说，香港政府采取错误的方法鼓励外籍人士来港：比如鼓励菲律宾女佣等低等技能劳工来港，虽然也鼓励商人和资深专业人士来港，但是不怎么鼓励学生的交换，也不鼓励寻找工作良机的年轻人、拥有新技术的年轻人、研究新领域的人来港；基实这个更加重要，很多变化可能产生在这些人身上。
　　
　　香港现在的做法就是允许大量的菲佣来港，但是这些低素质劳工没有办法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她们祗能提供最简单的家庭服务。
　　
　　孔文添：香港的传统思维模式应该改变
　　
　　我认为香港的出路不在于变成一个完全国际化的城市或者说完全西方化的城市，亦或者完全中国化的城市，而在于如何将各种风格的差异性合理地结合起来。
　　
　　我觉得香港统治精英的很多做法是非常传统的，比如在谘询或者决定某些问题时，要么找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要么找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或者找一些已经很有名气的人。其实如果你想做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事情，应该的一些现在还名不见经传的、不富有但是有特殊的创新意见的年轻人，让他们参与工作、提供意见，从而寻求一些全新的看法。我认为，香港的传统文化也已经具备了转变的条件。
　　
　　本来香港应该有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却在追求迪士尼这种已经处在死亡边缘的东西。
　　
　　戴高礼：香港应像美国那样吸引人才
　　
　　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经济体系，拥有数量巨大的外国留学生，包括不断自大陆、角台湾和香港的留学生，美国从这些人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情况对于香港来说是陌生的，香港应该做同样的事情。
　　
　　再看一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最为成功的是那些能够整合并不断革新的国家。我们不能祗是将香港看成一双会生金蛋的鹅，而是要将香港变成一个最好的推销员，吸引各种人才来港。看一看日本，属于比较封闭的经济形态，不接纳全球化，他们把外国人才尽力远远推开。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将国际人才推得太远了，经济发展后劲不继，人才资源枯竭，最近几年增长很小。当年的苏联也是没有让国际人才进入，没有知识、人才和思想的交流；但是现在俄国人将学生送往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的大学。我认为中国将大量学生送到国外的方法是正确的，同时上海、北京等地也正在设法吸引那些学业有成者回来，而且上海甚至吸引外籍人才前去创业。香港如果想在知识经济时代继续有所作为，就必须招揽各种各要的年轻人才进来，在香港面对面地生活、交流和协作，通过混杂和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有创造性的力量。
　　
　　戴高礼：应该发展华洋整合交流的社区
　　
　　中国人常常让外国人进来，但是往往在生活上面没有同外国人交流。比如在中国大陆，那些外国人住在特定的地区，如同住在某种形式的社区。
　　
　　虽然香港号称国际大都会，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外国人在香港也有特定的社区，具有自己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同本地人较少来往。“九七”之后，英国管制朝代特定的外国人社区的色彩淡化了，很多外国同本地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真正发生了比较密切的交流，逐渐消除了外国人在生活上、社交上和思想感情上的小圈子。
　　
　　还有一些不同的例子，如印尼的华人社区，马来西亚的比较严格分离的社区，新加坡的试图整合的社区。应该说，新加坡的社区更加稳定，更加具有竞争力。
　　
　　香港如何才能保持，对外国人的吸引力
　　
　　黄枝连：那么，依各位的看法，香港应该怎样建立它自已的特殊性，既有一些西方的特点，又有一些东方的特点呢？
　　
　　戴高记：混合风格充满情趣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围绕着时代广场一带。在那个区域，有法国餐馆、西班牙外馆、中国餐馆、日本餐馆、泰国餐馆、上海餐馆。
　　
　　从时代广场向不同的方向走不远的路，就可能到铜锣湾或者湾仔，可以发现富有殖民地风情的酒吧；附近还有艺术中心，展览中心。不用几步路，就有新的、旧的、东方的、西方的、欧洲的、美洲的、日本的、中国的，所有的风格都有，这使得那里充满情趣。这样并不像祗有殖民地色彩或者祗有唐人街那样，而是混合的。
　　
　　令人担忧的是，香港政府似乎想要香港建筑单一的区域，用雷同的风格与建高楼大厦。
　　
　　戴高礼：引进过山车却不问背后技术最多祗是过过瘾
　　
　　我伴随着迪士尼长大，表兄在迪士尼工作，岳父岳母住在迪士尼公园的大门附近。我当年上学的地方距离迪士尼还不到三十五英里。
　　
　　同斯尼有一个中心是专门探讨未来的发展问题的，很有趣。问题在于，香港所引进的是早期的模式，比如没有研究未来的中心，也就是不能对迪士尼的后继发展加以持续的支援。其实迪士尼具有新的一面，为进入公园者展示未来，包括为游客展示未来可能的居住方式。其中有很多新技术的实验成分。香港祗是带入了具有旅游价值的部分，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巨大的游乐系统还有探索性的、试验性、科技含量高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样就导致引进的系统没有后继的支援。
　　
　　就是说，如果你引进过山车时祗是引进过山车装置，却没有引进其背后的技术支援，阳多就是过过瘾；而实际上，使用的简单的，瞭解其如何发明才是最重要的。
　　
　　永持裕纪：日本人还没有感到上海会超过香港
　　
　　在如何引进西方文明并推进东西文明交流融合的问题上，应该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治。
　　
　　作为日本人，可以很赞赏地说“九七”之后香港传统的法治精神得到了延续。一般的日本人对于英国人在香港留下的法治还是很有信赖感的。现在香港一些人对于上海的竞争力感到压力，认为上海的竞争力在未来会超过香港，而且这种观点很郑重；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则没有这样想法。因为上海没有香港这样的完备的、令外国人放心法律。
　　
　　关尚义：外国人对于回归后的香港司法独立是否非常关注
　　
　　很多外国人对于《基本法》等选在观察，要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同时也在观察会不会真的有“一国两制”。因为他们不关心北京和香港的政治家讲什么，关键是看香港是不是如同以往一样，保护他们的投资。
　　
　　回归之后，很多律师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往往不在香港签署，要么在纽约签署，要么在英国签署，害怕香港政府及其司法不是独立的。外国人对此很关注，而且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因为中国政府一旦出手干涉，比如说不准中国的公司做什么事情，这些公司祗好说“拜拜，上面不准做”。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当政府插手干预时，合同的法律效力没有保障。而这种不愉快的经验，使得外国人对于香港的司法独立非常关注。
　　
　　永持裕纪：香港要坚持法律原则和透明度
　　
　　日本企业对于法治的状况也是非常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比较相信香港的法律
　　
　　我虽然不清楚日本公司是不是将法律档拿到日本去签署，但是在将来，这是一个在未来会让人担忧的问题。
　　
　　法律原则和透明度是英国传统文明的核心，日本企业对于香港未来的透明度和法律原则怎样发展也是非常关心。
　　
　　戴高礼：国际仲裁问题导致香港商业合同签署出现外移
　　
　　律师行到外国签署有关法律档，并不能因此说香港已经出现法律问题乃至说香港的司法独立出现问题。
　　
　　典型的问题在于国际仲裁。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国际仲裁法，是国际商业协议的处理原则，为属于各国的公司之间产生的国际纷争提供仲裁。当香港回归中国，香港同中国属于一个国家，国际仲裁法对于香港似乎不再适用。
　　
　　为了保证国际仲裁对于有关合约的国际效力，到外国签署是出于具体业务上的考虑。
　　
　　这里牵涉一个法律重新安排的问题，就是国际仲裁不再适应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就此做一些事情，使得香港能够继续提供相关法律服务，这属于机制的问题。
　　
　　这就是重新回到了有关“桥梁”作用的问题。以往香港适用地国际仲裁，具有多种桥梁作用，国际商家和中国的公司在这里签订协定，非常方便，具有法律约束。但是现在，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国际仲裁在香港不再有效。
　　
　　这个国际仲裁适用于两个不同国家的个体，以前中国无论同美国、英国、日本之间的商业协议都可以在香港签署。主要在于它适用于在香港有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可以在这里同中国或者作为中国同其他国家的仲介，比如进出口；这是香港变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商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关键，就是国际仲裁可以控制同中国的商业关系。
　　
　　香港虽然是特别行政区，但是跨国公司在香港本地的生意一般都太小，这些公司设址在这里，但是同世界各地做生意。桥梁的效能在于连接，如果不能连接，桥梁就没有用处了。
　　
　　如果香港不再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协议签署地，跨国公司为什么还要留在香港呢？为什么还要在香港做生意呢？
　　
　　关尚义：外国就国际仲裁而言强调“一国”而非“两制”
　　
　　就是说，现在在伦敦或者纽约签署合约，可以适用于国际仲裁。以前可以在香港签署这要的法律，帮助中国建厂、建水霸、马路、桥梁，但是现在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黄枝连：但是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呀？’那是你们称香港是“特区”。‘戴高礼：这不是国际的命名，这是，是“一国”。’
　　
　　戴高礼：外国人关心的是法律基础和公平原则
　　
　　比如终审庭裁决有关港人内地子女居港权的问题，外国人对于谁人子女来港，其实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法律基础和公平原则的问题。
　　
　　黄枝连：看来你们几个担心就是香港能不能维持法律动作的独特性。这样说来，特区政府对于这个独特性的维持应该是有承担的。同时，外国人担心中国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是否会有意或者无意采取什么行动，损害香港之法律的独特性。外国人关心的就是法律原则本身，至于终审庭判词在现实中的结果，认为是法律的原则及其原则执行的问题。
　　
　　对香港未来的忠告
　　
　　黄枝连：你们希望香港如何步入二十一世纪？ 
　　
　　戴高礼：吸纳新鲜血液开放竞争欢迎人才来港鼓励港人出洋
　　
　　一方面，需要提供新的机会，开放性地竞争；香港可以吸纳新鲜血液，可以吸收那些还没有成名的人士。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使市民在其社会层次广交朋友。
　　
　　国际社会的竞争性正在逐步加强，住在这里的民众必须支持政府，让政府鼓励开放、竞争、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鼓励人才出洋，欢迎人才来港。要吸引外界的人才来香港生活，而香港的青少年如果受到良好敎育，他们还是能够接受外界的挑战的。
　　
　　如果比较两个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中国人地区——新加坡和台湾，那里的上层人士比香港人拥有更多的海外生活和海外学习、海外工作的经验。
　　
　　孔文添：摆脱以往的局限性自我开放是最好方式
　　
　　其实这关系到中央到底希望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香港：是一个很保守、不制造麻烦但是最后可能成为北京的累赘的香港，还是一个很有活力但是可能出现一些麻烦的香港。
　　
　　其实“一国两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东西，要形成一个如何对待“一国两制”的习惯。香港人必须注意到，香港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香港总是处在一种过渡的时期、过渡的状态。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自我开放，即不要祗是强调中国的五千年传统，也不必抓住英国人留下的所有遗产不放，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相应变化。
　　
　　香港人生活在殖民地状态下很多年，但是从未失去他们的灵魂和信心，这是一件好事。正因为如此香港人在“九七”之后也没有特别的骄傲，前后没太大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说，香港人是在以平常心过日子，这对于灵活、勤劳的香港人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来说，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有利的条件。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香港是否能够摆脱以往的局限性，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找到新的方法、新的位置，追上去参与竞争。
　　
　　关尚义:港人不必担心大量人才来港
　　
　　我认为强调用中文敎学是错误的，应该鼓励多用英文。因为英文是一种国际语言，如果做回一个讲广州话的城市，你同外国如何交流呢？做学才，祗是看中文是不够的。
　　
　　香港市民也需要保持相应的香港特点，总之就是胸怀国家，放眼世界，而香港是具有这样做的基础的。其实美国几十年来吸收了大量的人才，人才来香港就是参与，就会有所贡献，香港人不必为此惊慌；现在很多香港人对大量的大陆人前来表示担忧，其实不必，他们来就会有所贡献。其实香港很多有贡献的人都是从外地移民过来的。李嘉城不也是移居过来的吗？
　　
　　黄枝连：座谈会结语
　　
　　感谢各位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将自己及家人乃至朋友的生活经验和专业意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我家所在的愉景湾，大约一半是国际人士，很多是白种人，也有很多菲律宾女佣。我经常在想，这些外国人在香港的日子过得快乐吗？喜欢香港吗？考虑过香港的优势和不足吗？
　　
　　最近我在撰写有关海峡两岸四地可持续发展的著作，接触到过去三百年澳门睡角台湾的发展历史，并得到一个结论；作为一个文明大国、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士，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历史上，中国的沿海城市如泉州、广州、台南、澳门，出现过不少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南洋客以及欧洲仍聚居的社区。但是中国的封建王朝及其统治精英，往往出于保守主义和天朝意识，用消极和被动的态度和政策来限制沿海地区的人士外出活动，也反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光明正大、大展鸿图的活动机会。在十九世纪晚期，闭关自守和四百年海禁政策，充分显示了其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先后设立，使我感触良多。我想，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如同你们所讲的香港需要更加开放一样，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中国；是一个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读书、讲学、研究、经商、建业的中国；是一个能够让外国人在其中敬业乐群、安身立命的中国。
　　
　　我自己是马来西亚华侨，在东南亚和美加纽澳等在有几千万华人华侨，我想，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向中华民族开放，那么作为泱泱大国，未来的中国也应该是向世界各国人士开放的中国。
　　
　　通过今天的座谈会，我很高兴发发现，香港的国际友人在香港的学习、生活、工作基本上还是愉快的。从你们的谈话反映出来，“九七”之后，在“一国两制”下生活的国际友人，并没有心惶惶、悲观消极；而且还有人在香港房地产市道低迷的时候，自购房舍，准备长期在此生活。在你们的议论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无论东洋人也好、西洋人也罢，其中有不少人是热诚希望香港明天更好，并对香港的优缺点和“一国两制”下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通过大家的议论，作为香港永久居民的我，才发现原来香港在东亚地区产不是最开放的城市。今天新加坡已经不输给香港，明天上海和珠江三角洲许多新的城市或许是香港有力的竞争对手。比如说，香港的房地产仍然偏高，香港的经营成本和消费成本仍然偏高，还有香港的环境污染上升速度偏高，这三个“偏高”，就使得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偏低，使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偏低。
　　
　　在这三个“偏高”和“偏低”之间，其实表达着一个重要的资讯；英国人走了，特区成立了，香港在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虽然保持五十年不变，但是具体的规章制度、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还是会产生微妙的、不可抗拒的持续变化，以适应同样不断变化的内外部世界。联系到香港的国际人士，便有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是香港政府和人民，必须认识到需要用新的概念、理念、政府、方式来对待香港的国际人士，而国际人士也应该注意到，香港已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不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因此有许多对香港和中国的思想感情、关系形态，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世并进嘛。
　　
　　从学理的角度看，香港特区的社会情境架构正在蜕变之中，特区政府和居民的主体（中国公民），以及外国侨民，都有一个重新定位、把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都相应调整——重组的问题。比如说，在今天的讨论中有几点共识：香港必须注意环保，依法治港；在欢迎大资本家和大企业来港投资之外，还要制定种种法律和相关措施，鼓励受过良好敎育和学有专长的人士，到香港来创业，把更多的知识经济成分引进香港。在这个方面，美国的移民政策和鼓励新移民创业的政策，新加坡、上海以及广州正在迎头赶上，香港不加入竞争就必然落后。你们说得好，引进迪士尼和兴建数码港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学习其背后的科技支援；要将那些背后的头脑和才能引进来，让他们来港，有一个安定的具有吸引力的环境，使得他们可以在香港安身立命、大展鸿图。这一点，对于华裔人士如此，对于非华裔人士也是如此。
　　
　　评论员简介：
　　
　　戴高礼一九八五年在美国加州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香港工作，并于一九八八进入香港浸会大学敎授比较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时间跨度大（一九八四至二零零七年）、研究手法多种的 “香港过渡期研究计画”主任，也是该计画发起者之中唯一继续此一研究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大量媒体刊用，他本人也就香港政经发展的诸多方面撰写大量文章。
　　
　　孔文添毕业于牛津和伦敦大学，到香港之前曾经在英格兰的省级报纸作。一九八零年到香港，在不同的英文报纸包括英文虎报担任过资深编辑。一九八八年加入浸会大学，现任新闻目前依旧在香港媒体上发表文章，并在香港电台主持节目。
　　
　　关尚义一九六八年来到香港，学习广东话之后担任牧师广泛接触了香港的社会问题。组织过大量的亚洲和地区性的非正式敎育活动以及大量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力的活动。九四年和九五年分别在伦敦大学和香港大学获得法律学位，现在香港担任律师。多年来他撰写了很多有关香港社会和中美关系的文章。
　　
　　永持裕记出生于大阪，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大学。一九八一年参加朝日新闻社，在经济部采访金融业、大藏省等。八八年担任驻韩国特派记者，八九年留学上海复旦大学并研究人口问题。九三年至九七年担任驻北京特派记者，九八的四月到香港，现任朝日新闻香港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