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枝连：开场白
　　
　　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研讨会，这也是《中国评论》主办的第九次座谈会。今天讨论的题目是有关港台关系，既有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港台关系的评价，也有对于二十一世纪港台关系的展望。希望各位专家积极根据自己的兴趣发表高见，如果有不同观点而能够相互争论也是一件好事。
　　
　　据瞭解，《中国评论》的“思想者论坛”颇受读者欢迎，因为我们的评论员都是各有背景，可以从不同的出发点就事论事。而我个人对于《中国评论》能够将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忠实地发表也非常赞赏。相信这个论坛会将此传统保持下去。
　　
　　首先请大家对于香港特区成立之后的港台关系加以重点评论。大家不必谦让，学习是相互之间的。大家或许可以根据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钱其琛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宣布的“钱七条”，和台湾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通过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谈论港台两地关系的现状和特点、成绩与问题。那么我作为主持人现在点名邀请吴国光先生先讲。
　　对九七后港台关系的评估
　　
　　九七以来港台关系发展平稳
　　
　　吴国光：我既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台湾人，似乎最没有资格评判港台关系。但是九七前后一直生活在香港，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十分关注。如果要对九七以来的港台关系作一个评价的话，可以用“平稳”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平稳”既表现在九七之前不少关注和平统一的人士所担心的问题，如九七之后台湾在香港的一些实质上的官方机构如中华旅行社、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等，其运作可能因为香港的回归而有所转变，但是事实表明现在这些机构如同以前一样运作，这是一个象征。而港台之间的经济、旅游等持续平稳进行，是正常的和可喜的一面。
　　
　　另外一面，香港既然回归中国，九七之后应该能够在两岸交流以及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这一点上说，目前的港台关系还没有找到新的方向。现在的平稳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基本上是持续了英国制度下港台关系的一套模式，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未来在对台关系上扮演一个甚么样的新角色，开辟出甚么样的新方面，目前还看不到端倪。
　　
　　港台关系不变中有一点进步
　　
　　黄康显：总体来说，香港回归以后的港台关系感觉上是“不变”。不变就是好消息，九七前人们对于港台关系的最差估计是台湾全面从香港撤退，中国政府封杀港台来往。但是这种最差的事情绝对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应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认为目前的港台关系有一点进步，就是指台湾把驻港机构重整，成立了香港事务局。这是统筹的好方法，以前台湾驻港机构分得很开，文化、经济、外交都不同机构，现在有一个机构加以统筹，这是一个进步。
　　
　　中国方面对于香港事务的表现可以说是“不理”。而“不理”香港事务是好消息，如果管得多的话会让香港人怀疑，台湾人也会产生不安。至今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应该说，对于目前的港台关系是“不变之中的相当满意”。
　　
　　港台联系的管道问题值得探讨
　　
　　周正伟：我自己对于九七后的港台关系的感觉是“平稳”，整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是叶国华的角色问题。因为在港英时代，港台联系的管道是属于所谓政治部的，算起来也是政府部门。但是，叶国华不是政府部门，这样算是倒退还是前进我不晓得，祇是有一点很清楚：九七之后的港台关系浮上台面。现在大家都知道，凡是联络台湾的，找叶国华；台湾要联络特区政府，也是找叶国华。就是说叶国华这个人已经浮上台面，而过去港台问题没有浮上台面，港台之间如何联系，媒体也很少提，舆论也不关心。
　　
　　从九十年代开始，港台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大量台湾观光客来港，这表明交往远比以前频繁，这种交流在九七之后没有变化。但是九七之后港台关系已经浮上台面，已经公开化并且比以前频繁，但是够不够，我想下面再补充。
　　
　　目前是新型港台关系的摸索过渡阶段
　　
　　施子清：回归一年应该说港台关系同过去相比基本没有甚么变化，我想现在是大家摸索如何建立九七后的新型港台关系的阶段。
　　
　　台湾方面的朋友和政府方面的人员都认为，香港回归之后同台湾的接触是稳定的。我认为，台湾人出入香港少盖几个章祇是技术处理的问题，牵涉的变化并不大。我感到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都是自己人，甚么事都好说，应该有甚么事情大家商量，这才是最好的方法。我认为不必带有政治的色彩来看两岸三地的民间百姓进进出出的问题。
　　
　　我感到目前的情形是过渡时期，个人认为特区在处理港台两地的交往方面，在机制和人员的配置方面还没有一整套的办法。这是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港台关系对中国的统一是有作用的
　　
　　黄石华：九七之后的港台关系大致上没有变化，但是当然也有所变化，我们也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港台关系对于中国的统一是有作用的，如果处理得当，对于两岸未来的统一会有所帮助。我认为中央对港台关系的处理方式非常重要，假如港台关系处理不好，两岸的统一比较渺茫。
　　
　　我最近到北美，所接触到的美加各方面的华侨、侨胞都希望中国的统一是和平的。我此次还特意拜访了江泽民主席的老师顾毓秀先生，他也是我在上学时的校长。这位九十七岁的老人记性很好，我问他同江泽民先生见面谈了些甚么重要的问题？当然如果不可公开的就不要讲。他说他再三对江泽民主席表示中国需要和平的统一。
　　
　　港台关系在两岸关系中占重要地位
　　
　　刘乃强：我非常同意黄石华会长的意见，就是港台关系在两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般人看两岸，要么是地理上的，也就是台湾和福建的关系；要么就是政治范畴的，就是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其实最为实在的而且最为波澜壮阔的关系是港台关系。几十年来港台关系并没有因为两岸的对峙而中断过，无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还是其他方面的交流都是延绵不断且具有相当规模。举例而言，多年前香港人到台湾上大学的高峰期曾经多达一千五百多人，到现在香港人到大陆读书的学生我看还是没有这么多；往来于港台之间的飞机航班每天多达三十多个班次，现在香港同北京或者上海的航班也还是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认为港台关系在两岸关系中是很重要的，而一向以来我们对之有所低估。我认为应该返回重视其重要性。这是第一。
　　
　　第二，我认为回归以后港台关系有所倒退。回归以前港台两地的交往是通过港英政府的政治部和政治顾问，政治部通过和新华社沟通之后决定如何行事。当时唯一不好的地方是英国人觉得犯不着因为台湾问题而同大陆交恶。港英政府一般在亲中和亲台的势力之间寻求平衡，不希望某个方面太过强大，也不希望得罪北京，很多时候都很默契。但是现在这个默契没有了。九七之后，中央政府真正实施“一国两制”，不对港台事务加以干预，都交给了特区政府。但是特区政府对处理港台关系根本没有经验，我看香港的高级公务员几乎可以说甚么都懂，就是不懂对台关系。不懂就会害怕，他们在以前港英政府的政治顾问和政治部已经撤销的情况下，毫无港台关系决策方面的经验，加上没有根据，没有档案，不敢触及港台关系。
　　
　　现在港台关系是在没有制度、没有默契、没有任何指示的“真空”状态下运行，不倒退才是怪事。台湾的香港事务局首任局长郑安国就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台港关系不很理想，要求制度化、希望改进。我认为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默契的话一定要走制度化的方向，而且港台关系走上制度化、不仅是合理的，也不仅是对和平统一有利的，而且还在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我觉得现在的地方政府之间也需要有制度化，例如法规、协定等，可以规限地方政府之间交往的行为。这种制度化大陆内部没有，但是现在香港和广东之间逐渐有一些相关协定。而在地方政府之间有所规限，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港台之间如果通过一些协定规范相关行为，对于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将产生示范作用，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现在就“一国两制”而言，中央政府同香港之间的关系有示范作用，但是台港关系对于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示范作用。
　　
　　九十年代以来港台关系有何变化
　　
　　黄枝连：好了，现在转入下一个话题。大家对于几十年来的港台关系特别是回归后一年的港台关系的现状，有何分析和评论？
　　
　　在这里可能事实的列举更加重要，我知道周正伟博士对此颇为熟悉，那么就请周博士先讲。
　　
　　台湾内部的变化使其对港关注减低
　　
　　周正伟：我也不能说非常熟悉，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敎育层面的。刚才刘乃强先生提到香港学生到台湾读书的问题，其实祇是以前到台湾的比较多，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其数量急剧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整体环境变化比较大，其中包括香港的环境改变和台湾方面的改变。我从自己最近做的研究中感觉到，数量剧降的主因是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非常大，整个环境同九十年代以前极其不一样，所以台湾在处理有关香港学生留学的问题上没有以前积极。我想这完全是所谓台湾民主化的原因，就是说反对党的力量不容忽视。以前一党掌权甚么都方便，但现在就不一样，有些政策立法院不通过就是不行。
　　
　　黎昌意就曾经讲过，过去台湾对于香港的投入和关注，已经随着台湾本身政治形态的改变而变化，很多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今天来说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以前可能是要通过敎育去做所谓的政治宣导，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到台湾读书的香港学生越来越少，九八年香港直接报考台湾的大学的考生大约有二百五十人，而最高峰时（大约是一九五八年）有约两千报名的学生，七十年代也曾经有过高峰。一九九○年大约一千多人，现在已经祇有两百五十人。
　　
　　另外一个必须提及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港台之间游客来往一直频繁，游客数量是增加了，特别是从香港进大陆的台湾人，在一九九○年之后大幅增加。虽然人员来往的不少，但是并不代表彼此瞭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我接触过大约二百五十到三百个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没有去过台湾。
　　
　　虽然这是非正式统计，但是他们没有去过台湾如何瞭解台湾？祇能通过媒体去瞭解，而这样是很危险的。
　　
　　因为现在的新闻界是“制造业”，很多新闻是制造出来的。很多学生都是通过电视、报纸瞭解台湾，不少人问我为甚么台湾议员经常在电视上打架？我说那些人是因为有电视台采访才要打架，打完架还是好朋友，很多人根本就是大学同学，这就是作秀。
　　
　　从文敎的角度看，港台两地彼此间其实不是很瞭解，而台湾到香港来读书的大学生几乎是没有，一是语言有问题，二是台湾学生来读书需要有经济担保。双方在研究人员方面的交往也不是很多，应该说双方在知识份子的层面交往少，瞭解少。（吴国光插话：确实如此，台湾学生很少到香港读书，且前来的师资也不多，香港学者中研究台湾问题的人很少，真正可以说是伸出一只手就能“屈指可数”）。台湾人研究香港问题的学者也非常少，大家完全可以想得出整个台湾到底有几个真正研究香港问题并且令人佩服的。很可惜，到目前为止非常少，双方难以沟通也难以瞭解。
　　
　　我的看法是，文敎方面在九十年代以前更糟一些，九十年代随着台湾的解禁已经开放，但是还是不足。我认为这纯粹是政府取向的问题，比如台湾研究美国、大陆、日本、欧洲的学者就比较多，而且可能很深入。但是对港澳就不太注意。
　　
　　我六月到台北参加一个中研院召开的“侨敎”方面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到香港到台湾读书的学生减少的问题，但是政府官员认为没有少，没有问题，这是官员们纯粹站在官僚体制底下感觉没有少，但是从数目上看根本就是少了。香港到大陆读书的人数每年增加了，当然整体的数目还是比较低，现在一年大概有二百多，加上暨南大学大约有一千，整体人数是超过台湾的。
　　
　　这可以显示港台两地的学术层面的瞭解不足够。
　　
　　港台两地在商业方面的经贸关系比较活跃。目前已知大约有一万家台湾人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其中香港水泥等约十家是台湾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从数位上看，台湾来香港投资的商业公司比以前增加很多，但是很多商家不是为了香港，而是为了大陆市场。
　　
　　现在两地的商业往来比九十年代初要活络，但是以知识份子的角度说，两地在学术层面上的瞭解不够。如何规划、推行、改进两地之间的新架构、新方向，应该从学术层面去瞭解、去做，而不是商业活动和游客的增加就可以解决。大家都说港台关系很重要，但是港台之间在学术层面都不瞭解，如何去改善关系呢？
　　
　　港台关系一九八七年后发生较大变化
　　
　　黄康显：我是将其分为两个时期，如果以某一年为界限的话，应该以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为港台关系转变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以前港台关系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因素，其中有很多政治宣传。比如说吸引有关香港人到台湾留学的“侨生计划”，主要是为了反攻大陆的目的培养精英。一九八七年前香港有很多亲台湾的右派报纸，用“中华民国”的年号。
　　
　　一九八七年之后，台湾发生很大变化，就是由政治宣传转变为经济挂帅，港台贸易上升很快，很多台湾物品透过香港进入大陆；而对香港的出品货物占了整个台湾出口的二成以上，八七年至九七年货品总量的增长达到数倍。
　　
　　八七年以前，香港人旅游的首选是去台湾，但是根据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七年的统计，总体人数变化不大。台湾人来香港的人数虽然增加了几十倍，但问题是游客同经济活动和港台关系没有必然联系。台湾游客到香港主要并非投资，而是旅游购物或者转道大陆。
　　
　　应该说，港台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之八七年之前是走下坡路。现在台湾可以说根本没有人研究香港，就是专门研究香港的专家一个都没有，偶尔研究的有，也是很少。香港大学没有一个人研究台湾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还是台湾来的。香港大学的政治系对于台湾问题碰都不碰。可以说以后港台关系很重要，是指文化学术交流；政治方面难有交往，也比较不现实。
　　
　　台湾人在香港做生意的人很多，加上其家属大约有五万人（周正伟认为这个估计是合理的，尽管没有正式的统计）。有几个商会团体，例如台湾同乡会、台湾妇女会等，这些团体都是有钱人参加的，没有钱的人都很少参与。但是仅从人数上讲，来港工作的台湾人加上其家属，以五万之数，已经是所有外地来港居住的最大群（境外来客），比日本、美国和星马国家长居香港的人数都多。
　　
　　台湾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关注程度增加
　　吴国光：我觉得九七之后台湾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关注的程度大大增加，同香港对于台湾的研究还是那么少形成一个显着的对比。虽然我们现在很难指出哪一个台湾学者研究香港很知名，但是个人通过接触，感觉到台湾学界对于香港的关注和港台关系的关注，还是增加了。
　　
　　比如现在台湾每次选举都会很热情地邀请香港的学者前往观看，个人知道“救国团”，港澳协会增加了对于香港的研究，而且他们六月份也开会评估香港回归一年来的情况，这在以前很少做。另外今年十月份将在香港中文大学由“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流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组织一个香港回归和未来中国发展的研讨会，据知首先是由台湾的中流基金会提出的建议。这些都说明台湾对于香港命运的关注在增加，个人希望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香港对与中国大陆交流的兴趣是急剧地增加了，比如到大陆读书的学生相对而言急剧增加。我所在的大学以前同台湾的大学交流是比较多的，现在我们更加重视同大陆的交流，而且已经通过大学校长联谊会等加以制度化，但是香港对于台湾进行研究的兴趣没有增加，而且交流有所减弱。我认为九七之后香港增加同大陆的交流固然是好事，但是因此削弱了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港台之间的研究要加强
　　
　　黄石华：十年来崇正总会在两岸之间起码举办了二、三十次各种研讨会，有几十个大学的敎授参加的大型研讨会起有三次，也有论文发表。
　　
　　不少与会学者认为台湾对于香港的研究很少，香港对于台湾的研究也非常少，这反映港台之间交流不够频繁。香港以前报考台湾大学的人数很多，最高时大约有四千多人报名，录取三千多人。应该说，港台两地之间的交往本来是很密切的。但是双方对于两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似乎无人重视。就是说两地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联系本来是相当密切的，但是研究方面贫乏。
　　
　　《中国评论》是有地位和影响力的杂志，希望在未来对于港台两地的交流多加关注和推动。
　　
　　我认为港台关系对于中国统一是很重要的，因此希望改变现状。希望两地在研究方面相互重视，增加双方的瞭解，无形之中有助于祖国的统一。崇正总会多年来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成果如何很难说。因此，我认为港台两地关系还需要加以推动。
　　
　　发展港台关系对香港本身有益
　　
　　施子清：我感到在九十年代之后，两岸三地的接触日益频繁。但是好像现在两地之间的交往反而减少了。
　　
　　我想，因为原来两岸之间的接触，都是通过香港人从“民间”的渠道进行沟通，但是现在海峡两岸在文化上、经济上交流的渠道很多，已经基本上可以直接来往，所以表面上看港台两地的交流减少是正常的。不过香港在这个方面应该多做一些工作，起到一种纽带的作用，这对于两岸统一是有帮助的。
　　
　　其实这样做对于香港本身也是有帮助的。因为香港现在是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面运作，回归之后中央对于特区政府的事务已经明确显示出不加干预的原则。很多人认为这样实现“一国两制”是为了作为统一台湾的模式，这属于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港台关系好，对于港台两地一定是有帮助的。我认为香港如果能够促进两岸和睦的氛围，对于香港本身就有帮助。不要说是炎黄子孙的福祉，就是邻近的地方也都是需要和平与安宁，以便共同促进繁荣。
　　
　　以前为甚么感到港台之间接触比较多呢？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香港到内地的台湾朋友在香港往往有短暂逗留。早在八十年代，一些台湾厂商朋友为了到大陆做生意，都是通过香港的渠道，有的要从美国拿护照进大陆到北京。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制度上的改进，很多台湾朋友对香港而言是“过境不进门”。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当初民间的商业活动，就不会有今天的台海两岸的环境。
　　
　　在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就听说炮击金门的事情，但是当时不明白为何进行那样的炮击，长大以后通过读书才得知是为了台湾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一转眼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以前小时候就听到“反攻大陆”和“解放台湾”，这个状况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蒋经国开放老兵探亲，两岸才从相互极端的对峙走向和缓。
　　
　　通过两岸民生的发展，不同的体制、不同政见就慢慢从对峙趋向和缓。加上叶九条、江八条、李六点等两岸领导人的观点，以我看来，在不同的体制下提出的条款和反映的条件，是很有气度和坦诚的，其中江八条的特点是具有大国的气度。李六点的特征是坦诚。
　　
　　港台两地可以相互借鉴利用的地方很多
　　
　　刘乃强：我认为刚才几位朋友过于注重学术方面的交流，但是香港从来不是一个学术城市，而且是一个不平衡的商业城市，而且说得不好听就是香港人具有孤岛心态。香港人对于外界的关注主要源于两点，就是生意和旅游。香港人不是不习惯台湾或者疏远，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平衡。其中有政治的不平衡，如一九六七年前香港是国共角力的地方。我觉得现在香港人并不是仅仅不关注台湾，可以说是甚么都不关注。
　　
　　一直以来，我们看待港台关系，香港祇是两岸之间的枢纽、桥梁、中转站。但是现在两地之间的确具有很多联系，比如很多香港人到台湾做生意，这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香港的桥梁地位会渐渐下降，而且希望这种关系下降，因为以前的那种关系是不正常的。可以说两岸关系越正常，这种地位就越会下降。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香港和台湾两地互相做为市场，两地名牌相互进入对方市场，则是两地关系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香港的营运中心地位在两地的交往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香港可以利用台湾优势的地方也很多。最近的交流情况很清楚地表明，两地在城市管理方面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比如台湾在环保方面，无论意识还是具体做法上面现在都比香港先进，再如以前台湾比较落后，但是现在则在一些方面已经超过香港，总体上水平接近。比如在IV71病毒的防治方面，香港就前往台湾取经。
　　
　　这些事例是不是代表了文化、学术的交流，可能一时说不清楚。但是在新形态的港台关系中，两地需要赞赏和认识对方，要互视对方的重要性，并加以推动。
　　
　　港台文化交流需加强
　　
　　黄康显：台港之间有一些言吴解存在。早期六十年代香港的物质文明比较发达，导致香港人比较自大。从八十年代开始台湾经济起飞，台湾人也有暴发户心态，两地民众相互看不起，直接影响到相互之间的瞭解。
　　
　　一般台湾人有大台湾小香港的心态，不少人认为香港是一个坐车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完的弹丸之地，对于实际的香港并不瞭解。我有一次对一个在启德机场等我的台湾朋友说坐车至少需要半小时赶到，他很吃惊地说：“香港这么小，哪里需要半小时？”。
　　
　　我认为这种言吴解的存在，主要在于以前的两地政府，不注重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对于彼此之间的认识很重要。
　　
　　香港人以前旅游的第一步往往是台湾，现在则是大陆。这种选择顺序的变化更加影响了两地民众之间的相互瞭解，另外台湾人来香港除了购物之外从来不看其他东西，不然就是要去大陆。这也说明香港的旅游协会在台湾没有甚么宣传，这就影响到彼此之间瞭解，并产生言吴解。
　　
　　我认为，要解决这个言吴解是很容易的。香港同台湾文字相同，祇是发音不同；还有地理位置靠近，祇要两地政府肯多花一点钱，多做一些工作，就可以解决相互瞭解的问题。
　　
　　港台关系应该制度化
　　
　　刘乃强：我觉得这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重视程度的问题。香港在境外拥有办事机构的祇有两个，一个是贸易发展局，一个是旅游协会。据知贸易发展局在台北有代办处，在一个贸易公司下面挂牌，不是正式的办事处。香港旅游协会更差劲，在台湾连牌子都没有挂，也就没有甚么推广旅游、贸易的活动。
　　
　　这种状况在以前也许没有甚么问题，以前英国在台湾有办事处，有甚么问题还可以通过他们解决。但是现在已经不同，而且我们没有积极地在台湾推广香港的旅游、贸易。另外，如果香港人在台北丢了钱包等物找谁解决？这就回到港台关系应该制度化的问题。没有制度化，遇到这种问题，有钱都解决不了。
　　
　　建立正常管道很有必要
　　
　　周正伟：以前因为没有正式管道，香港的旅游协会也好、贸发局也好，不可以在台湾正式挂牌。其实这纯粹是政治问题，就是正式挂牌也没有关系。但是香港不愿意这么做。比如台湾的有关机构如外贸协会在香港就是以“台北贸易中心”的名义存在，不过是不能用“外贸协会”的名义出现。这个我想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如果香港人在台湾失去钱包等有关物件怎么办？报案也没有用。假如在美国等国家还可以找到中国大使馆，但是在台湾你找哪里？
　　
　　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台湾或者中国大陆都视香港不是国家，而是自己的一部分。九七前台湾视香港为台湾的一部分，所以香港人到台湾是透过内政部出入境管理局而不是透过外交部。如果透过外交部就是当做外国人，所谓内政就是自己人嘛，既然是自己人，干嘛要设立特别的部门去加以管理。当时港人丢失了钱包就如同台湾的人一样，就去报警则可，干嘛见外。过去其实不见得每个香港人都瞭解，发生了这样的事可以去侨务委员会。因此就两地的交往而言，事实上很需要建构正常的管道，避免出现问题相互尴尬。（刘乃强插话：现在是丢失身份证之后就打电话回香港，补发身份证。）其实幸亏两地距离比较近，语言基本说得通，否则丢了钱包也是大事。
　　
　　港台关系如何建制化
　　
　　黄枝连：既然大家都谈到两地之间关系建制化的问题，那么请大家谈谈特区政府是否需要设立一个相关的代表处？这样做首先是否违背《基本法》以及钱七条和台湾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
　　
　　港台应构筑非政治化而又建制化的关系
　　
　　吴国光：我认为若想港台关系能够更进一步向前发展，那么应该是一个非政治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尽量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突出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但是正如刘乃强先生所讲，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台湾也是；而且港、台作为两个开放的社会，在市场经济运作的情况下，私人的投资因素自然可以将两地的交流带动起来。但是这种交流是一种自发的交流，且私人因素起作用的交流，如果谈制度化，我认为首先要考虑如何将这种自发的因素在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交流，加以建制化。这种建制化当然不必首先由政府角色介入，可以采取两岸经济合作论坛的形式，或者常规的贸易商会，以便强化沟通。类似于中国云南同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家之间的论坛，进行地区之间的经济整合，解决地区之间的问题。那么这里面既有政府角色的介入，也有非政府角色的运作。
　　
　　
　　而文化层面的交流如果说纯私人因素就比较困难。一个敎授的访问并不是文化层面，祇是旅行。如果化层面，就不可能像经济层面那样，纯私人因素就可以起作用。这样就需要更多的组织，就是政治学上所说的公民社会之间的交往就要加强。我觉得从经济经由文化，可能就会逐渐地建制化。
　　
　　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这里谈港台关系肯定有一个前提，有一个框架，这个框架不是就港台之间交流而论交流，而是希望它能够促进未来的和平统一。
　　
　　这是一个政治目标。那么我们既要使港台关系能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又想最好不使港台关系政治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我理解特首在九七之后为甚么设立叶国华先生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因为知道港台关系肯定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果不是很接近决策核心的人，是难以掌握的。港英政府的政治部是极其重要和敏感的部门，但如果继续利用这样一个部门，可能使港台关系过于政治化，政府的角色就会太过强力介入。有虑及此，就搞了这么一个既非正式、也不算非正式的，可以说两不沾边的安排。
　　
　　对港台关系建制化来说，如果既希望这种关系非政治化，又希望政府角色要强力介入来建制，那么运作方式可能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来做，但是公务员对于处理港台关系没有经验，而且我相信特首办在这个问题上也难以放开手脚。就这一点我呼吁北京应该鼓励香港大胆发展港台关系，而不是担心搞得太近。第二，拿港英政府的模式来看，就是由中央来做，这显然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是不可能的。最好中央有所授权，人大、政协应该发挥作用。这是介于官方和民间之间的运作。
　　
　　另外学界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学界是比较有组织的，而且不是为了私人利益去做港台关系。还有两地的社团也应该做，像黄会长他们所做的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想应该将各个层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大家都认为目前港台关系的渠道不宽，这样其实不仅是一个所谓建制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拓宽渠道的问题，使得渠道的积极性被刺激起来。祇有在这种情况下，建制化才能不被等同于政府角色，使得港台关系不致于走向政治化，而政治化是不利于港台关系的。这就是要达到建制化而又不政治化的境界。
　　
　　中央可授权特区政府让港台关系制度化
　　
　　黄石华：处理两岸关系、台港关系属于中央的权力，但是中央可以授权特区政府，让港台关系制度化。
　　
　　今天两岸都不能不承认对方是政府，港台之间也不能不相互承认对方是一个政府。无论今天的评论员还是先前有关单位的民意调查，都表明台港关系必须制度化。这也是今天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呼吁。
　　
　　香港可按台驻港机构模式驻台
　　
　　黄康显：以前其实有很好的开端。台湾的驻港机构是挂羊头卖狗肉，以商业社团注册，但是从事的工作同政府行为没有差别。这就给特区政府一个很好的先例，同样香港可以比照此举，在台湾设立驻台办事处。中国人最为重视名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可以用香港驻台湾办事处的名义。台湾肯定不会接受“中国香港”的名号，但是可以接受香港的台湾事务局之类的名称。其实名义上是可以弹性处理的。还有《基本法》中没有讲明有关台港关系的问题更好，弹性更大。
　　
　　还有，香港除了可以在台湾设立办事处之外，也可以用设立台湾事务专员的形式，可以是在公务员架构之中，也可以脱离公务员架构，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对港台事务负专责。这样起码有一个官方的桥梁，在官方之间进行沟通，这样将来对于和平统一也有好处。
　　
　　香港可设立台湾事务专员
　　
　　施子清：港台关系应该制度化，可以设立台湾事务专员，这样也不违背《基本法》。
　　
　　主要是说有些问题需要灵活处理，而现在的特区政府比较保守。
　　
　　将政治与经济、法律分开处理
　　
　　刘乃强：吴国光敎授将经济和文化分开，我不太认同。当然一定阶段里文化需要政府行为介入，但是政府不介入经济活动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经济往来一定有法律的规范和法律基础。例如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司法互助，那么香港的合同在台湾的地位如何？据我所知，台湾的版权目前严格来说在香港得不到保护。所以正常的经济活动需要在一个法律规范下才能正常运行，这也免不了政府行为的介入。
　　
　　钱七条是将政府实体同经济实体、法律实体分开。比如以知识产权来说，现在就是以不同的法律实体的名义来参加国际组织的。香港同大陆以不同的法律实体加入国际组织，同时将政治主权、法律主权以及经济主权的观念分开。
　　
　　不能泛政治化，否则甚么都不敢碰。港台两地政府可以将政治主权、政治实体分开，两地可以从这个方面加以合作；还有在法律方面促进互助与交流。但是，现在连引渡的条款和协定都没有。我认为现在首先要建立法律方面的互助。
　　第二条就是，台湾在香港的机构是以团体的名义注册，行政府之实，但是在从事与该团体“无关”的活动时怎么办呢？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也需要加以规范。要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主体在概念上分开，这样并不违反《基本法》，也不违反钱七条。
　　
　　但是谁来促进这方面的进展呢？我刚才说过，香港人对于港台关系关心得不是太多，祇有那些同台湾有关系的人才关心这个问题。这样一批人及其团体未来可能生活在一种“阴影”之中，特区政府也应该马上解决其地位和活动范围的问题。
　　
　　第三就是是否需要中央介入的问题。钱七条的总体精神就是香港政府不要管政治主权的问题，除了外交、军事以外，香港政府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但是有一点，都是祇能以民间团体、组织的名义进行。钱七条中的第六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台湾地区之间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官方接触往来、商谈、签署协定和设立机构，须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经中央人民政府具体授权，由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批准。”
　　
　　这表明渠道是有的，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肯定不看这条，因为以他们的想法如果这样做会引起北京的干预。所以他们用不做来“解决”问题，“不干”则官也好当。
　　
　　那么由谁来打破这个僵局呢？不能由中央政府出面，因为中央鼓励特区政府推进两地关系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干预。这样动力就必须来自香港，就需要香港凝聚各方面的力量。
　　
　　如何处理港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黄枝连：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港台关系需要规范化，如可以设置台湾事务专员，也不排除用不同的团体名义在台北进行注册。刚才刘乃强所提，按照钱七条的第六条，说明刚才大家建议的许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做。同时有的讲者认为香港官员一谈到报请就不做，看来一方面是香港的公务员不熟悉港台事务，另一方面是公务员当中不少人心情复杂，不愿意同中央沟通，害怕引起干预。
　　
　　现在请大家重点谈谈港台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比如台湾的亚太营运中心同香港开发的五大中心有无矛盾？同时现在香港面临困难，需要重建香港的经济，台湾能够帮甚么忙？两地是否可以有竞争又有合作？
　　
　　港台之间优势互补最重要
　　
　　黄康显：我先谈一个题外的问题，但是很重要。以前港台之间除了竞争之外，更重要的是北京方面对于台湾势力在香港还有戒惧和恐惧感。九七回归前的一个很大传言就是，台湾会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香港搞事，其实这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有这个戒心在其中，因此影响到后来的港台关系，所以香港政府不敢碰台湾问题。
　　
　　自一九八七年之后，台湾对香港完全没有政治目的的追求，因为台湾已经放弃反攻大陆。香港以前是反攻大陆的桥头堡，现在不再需要。但是北京的这种戒惧感实际上影响了台港关系。
　　
　　港台之间竞争肯定是有的。以前香港因九七问题进行中英谈判，台湾就很高兴，就很想取代香港的地位，但是十几年来并没有能够取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香港从一九八四年到九七年，移民台湾的总人数十几年加起来还比不上一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数。
　　
　　应该说，港台之间竞争没有好处，优势互补最为重要。
　　
　　就台湾成立“亚太营运中心”的问题，雷声大雨点小，做得不多，成绩也不大。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台湾的国际性比不上香港，所以不用太多的斗争。就特点而言，台湾有的可能香港没有，香港有的可能台湾没有。假如中国人地区可以互补，长远来说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对中国同台湾的交往也具有和缓的作用，可以不必在处理问题时太过政治化，不必用军事演习来威胁台湾。假如香港和台湾之间建立互补关系，有利于彼此的进步。比如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发达，而香港在这个方面从来没有花过钱，香港可以向台湾借鉴。当然台湾也可以利用香港的优势，如香港的航运、空运，及其较之台湾重要的国际地位，因为将来台湾的外交空间会慢慢缩小，而目前祇同大约三十个小国家有外交关系，这种对外交往的限制比较大。因此台湾也可以利用香港的国际地位，通过香港走向国际。就是说两地不必斗争，也不必竞争。
　　
　　竞争有利香港保持水准
　　
　　吴国光：九七之后香港社会管制的质量下降很快，这是回归后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台湾能够在亚太营运中心这个方面下一点功夫的话，我认为如果搞得好对香港具有正面的刺激作用，可以刺激香港政府将香港管理好，提高竞争力。
　　香港周边的竞争性一直存在，但是来自新加坡、上海的刺激，都不如来自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刺激来得直接和敏感。我认为祇要有竞争存在，对于香港保持一定的水准，应该是有好处的。
　　
　　我主要从政治的层面讲。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在这么小的半径内追求建设这么多的所谓国际中心，会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呢？
　　
　　台湾搞亚洲营运中心有其内在需要
　　
　　周正伟：港台两地有竞争是不免的。站在台北的立场来看，发展亚洲营运中心有其时代背景，有它的考量，当年有其推行的需要，因为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台湾来说当时需要走这条路。其实是否针对香港，官方的文件从来都没有讲，这个我不敢乱讲。祇是学术界有的学者持有这种看法。
　　
　　亚洲营运中心计划分成制造、海运、空运、金融、电讯、媒体等六个方面，其实对于台北来说是需要的。比如对于制造业来说，因为产业要升级，所以要考虑如何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当时希望发展一个地区可以将上述六个方面包容在其中，也是台北的特区。大家瞭解，台北的海运、空运、电讯也需要发展，台北的电讯相对香港是落后的且正在逐渐开放，同时金融也是需要发展。是不是针对香港不敢说，但是这的确是台湾发展或者产业升级的需要。
　　
　　当然台北推行这个亚洲营运中心计划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进展得比较慢，但是现在一直在推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际化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台湾一贯祇有外文系方可聘请外国人敎学，所以导致各类人才在外国语言方面有所不足。而香港任何科系都可能有外国人在进行敎学。这祇是国际化不足的其中一点例证。
　　
　　我不同意亚洲营运中心是冲着香港来的，我认为完全是因为台湾有其内在需要。祇是正好赶上香港回归，有些学者就加以推演。
　　
　　我认为建设亚洲营运中心，应该考虑如何优势互补，这样对于台湾来说不必浪费太多。当然台湾也有一种“恐惧”在其中，也可以认为是台湾担心香港在九七之后，万一不能给台湾提供某些服务或者其他资源怎么办？这是因为彼此不瞭解导致的不相信，因为不敢完全依赖香港。站在所谓中国人的立场上看，香港、台湾都搞相近的建设是一种浪费，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何必搞这么多的机场，但是就因为有需要。
　　
　　现在香港回归时日尚短，希望透过一个正常的管道，彼此多去瞭解沟通，彼此能够在司法层面建立关系，可能会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避免投入很大的重复建设。
　　
　　其实这种竞争我认为是良性的，彼此可以从中获得提高。
　　
　　另外针对香港现在有关产业发展的问题。不久前有一个香港负责发展的官员说，一个香港的地产富豪同他讲，投资几百万或者上亿元搞高科技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要保证他有钱赚，不然就不会做。拿上亿元出来提高新科技对于一个地产商并不很困难，但是他宁愿继续将钱留在地产里面。所以对香港政府来说有其困难，其实政府也想往高新科技产业努力。
　　
　　台湾在很多高新科技领域比香港优胜，香港可以去学习。
　　
　　有碍“和平统一”的规定应该修改
　　
　　吴国光：这实际上是北京政府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的逻辑不够彻底，还是用当年共产党同蒋介石争天下的概念处理问题，就是对方都是带着括弧的，有主权的概念在其中。
　　
　　我并非指具体的规定，但是很多不适合的可以变动。从原则上来说，宪法都是可以修改的。应该说祇要有利港台的交往，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很多限制可以修改。因为“一国两制”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统一，如果哪些规定有碍于和平统一，为甚么不能修改呢？
　　
　　台港两地对华人经济圈很重要
　　
　　黄石华：台湾科技出众，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力的带动作用。而过去的港英政府不提倡发展科技和工业，大家都蜂拥搞地产。我认为港台之间应该相互促进、互补、竞争，台湾的科技成就对于香港有很大的正面刺激作用。
　　华人经济成就是使得华人在世界上得以骄傲的重要原因，东南亚百分之七十四的上市公司属于华人资本。港台同样属于华人经济的范畴，两地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台湾的经验是台胞的经验，而不是李登辉的经验，所以谈到台湾经验不必敏感为李登辉经验。港台两地经济发展各有千秋，对华人世界可以起到鼓舞作用。正如黄康显敎授所说，两地不仅是竞争，更可以互补，两个地方对于华人经济圈都非常重要。如果台港真正能够做到理想的合作，对于中华民族将有莫大的影响。
　　
　　拓展港台合作的空间需多方推动
　　
　　施子清：台湾两地的合作在过去其实很多，祇是表面上不容易看到。比如两岸贸易方面，过去基本上都是通过香港来做，就是贸易合同在香港，但是货物通过民间航运直接在两岸交收。
　　
　　以我个人的经验，从八○年开始，我的公司所做的大部分有关生产原料的贸易，就已经是买卖合同在香港签，钱也在香港收，而货物直接到台湾。
　　
　　中国的开放改革对台湾帮助非常之大。很多台商的产业规模利用大陆的开放迅速扩大。当时大陆对于台湾很照顾，本来一元钱的东西，可能花一元二角跟台湾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台湾的化纤工业、纺织工业飞速壮大，的确靠大陆赚了很多钱。
　　
　　两岸通过香港做的生意还是在不断地做，明暗都有，包括海上的走私贸易。但是总体来说相对比以前少，以前百分之八十从香港找中间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大大降低。
　　
　　就纯港台之间的贸易而言，多年来台湾供港生活消费用品比较多，包括蔬果、花卉。香港并没有从台湾输入高科技，而台湾向香港买的也都是从大陆转运的药材、棉花等。由于贸易环境有所改变，大家的生意相对减少，合作的层面也没有以前这么广。
　　
　　但是我认为两地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很重要。现在香港经济低迷，一定要寻找市场。尽管有人呼吁再造香港，搞高科技，这个主意好，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务之急是寻找合作伙伴、寻找市场，从外面赚钱维持香港的生意。
　　香港同台湾可以合作的层面比较少，但是要搞新的发展如高科技，我认为大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至于两岸三地的重复建设则是很正常的事情。
　　
　　做生意的讲效益，搞政治的讲概念。我认为拓展台港合作的空间是好事，但是需要有人带动，而香港政府本身也要加以带动。很多活动可以由民间推动，但是也要政府帮忙才有进展。
　　
　　港台合作需清除障碍
　　
　　刘乃强：政治和经济各有其规律。我认为我们谈论竞争和互补都是从行政的角度看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几个港口其实早已开始竞争，已经分流以前经过香港的货物。其实最大的竞争来自盐田港、赤湾港等，而不是高雄港。其实不必说竞争，可能说竞赛更好一些，听起来比较没有恶意。现在高雄是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有着很大的货运量，本身同香港就有竞争。
　　
　　其实经济运行有其规律，所谓“亚太营运中心”，如果现实不需要，即使真的有甚么企图，也未必一定成功。以我之见，台湾岛无论谁主政，首先都要保持其经济的相对完整性；其次是即使从经济角度看，两岸就是原材料也不通，也要保持经济结构的完整性，这无可厚非；第三是同香港必定有竞争性。我认为，以前香港周边没有竞争的时候的确很关心，现在人家赶上来了，要有志气再超出。
　　
　　从投资的角度看亦然。从民间投资的角度来看，哪里有钱就去哪里，并不需要政府或者学者来帮助我们、推动我们，自己一定会做。如果真的需要再造一个香港的话，台湾肯定对香港有帮助，合作可以完全是微观上的，宏观上我认为不需要太多关注和介入的地方。就拿高科技来说，大陆没有高科技吗？为甚么不可以同日本合作呢？为甚么非要同台湾合作呢？这可能是政治的考虑而不是经济的考虑。
　　
　　最近田长霖说，香港具备发展高科技的条件，但是缺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才，一个是资金。如果台湾商人觉得可以在香港投资，相信会自行进入的。
　　
　　最近我们致力于解决中文在互联网上的应用问题，北京对此非常重视，台湾的香港事务局局长郑安国也表示可以协助。如果资料库放在香港，相信可以吸引大批学者。比如有一些涉及高科技的产品，美国不愿意放在大陆，但是可以放在香港。现在台湾人短期来港免签证，非常方便，相信可以吸引人才前来。
　　对于台湾，我认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应该做好法律基础，清除相关障碍。这样靠环境吸引投资好于政府的干预。我相信对于港台两地好的事情，就一定对统一好。
　　
　　香港吸引台资对经济复苏有利
　　
　　黄康显：总结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于台湾的影响最小，一方面是台湾本身经济状况比较好，第二台湾的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最近印尼暴乱发现一个有趣的数位，新加坡最为靠近印尼，到印尼工作的人数也是第一，但是第二位就是台湾人。又如在泰国曼谷，据知三、四年前那里的台湾人有十五万之多，是当地最大的侨民团体。不仅同乡会很大，而且要办自己的国际学校。
　　
　　对于香港而言，如果台湾的资金能够流入香港，对于香港经济的复苏将起到加速的作用。其实目前无论投资者还是投机者，祇要带来资金，对于香港的复苏都有利。以前香港是泡沫经济，投机多过投资，如果吸引到台湾资金进入，这比中国政府对香港进行经济方面的帮助更加现实。因为中国现在经济要改革，很多资金要调动。台湾反而有游资和余资，能够帮助香港。
　　
　　两岸三地共组亚太经济安全系统
　　
　　刘乃强：首先我们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对于这个新事物我们必须瞭解和掌握；其次目前整个世界经济的架构远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要求。
　　
　　发展是多方面的。比如金融衍生工具的爆炸性增长，全球投机资金膨胀，资讯和手段的进步使得资金有别于传统可以短时间集中并大出大入。中国作为亚洲的大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祇是有一定的作用与意义，将来发挥的作用一定远比这个重大。就以往所提的“中华协作系统”而言，大陆、香港、台湾的外汇储备加起来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其中大陆有一千四百亿美元，香港有大约接近一千亿美元，加上台湾的九百亿美元，总共三千多亿美元，总体实力是比较强的。可以说，中国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将远远大于所谓的人民币不贬值。
　　
　　我认为我们应该联手组成亚太经济安全系统，首先实现大陆、香港、台湾的联手。如果各方的领导人有这个魄力和远见的话，这是第一个应该做的事情。要新的经济安全系统，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因为多年来的实践可以发现，美元作为亚洲各国唯一的通用贸易结算货币的弊病日多，我们应该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才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香港的外汇储备目前基本上放在美国，以后要通过三地联手，形成一个机制，使亚太地区国家的储备有一个出路，这样能够对于全球经济作出很大贡献，这才是中华民族要做的事情。而香港作为现成的金融中心，作用无可取代。
　　
　　新世纪港台关系的走向
　　
　　黄枝连：现在请大家谈谈我们可以发展港台关系方面做些甚么？也算是自己的总结发言。大家就港台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谈了很多，那么今后二十、三十年，香港应该做些甚么事情，来促进两地乃至两岸关系？以及如何为整个亚洲、整个世界作出贡献？还是先请黄康显先生发表高见。
　　
　　港台关系应形成“三化”
　　
　　黄康显：总而言之，台湾关系应当正常化，港英时代的台港关系是不正常的，现在也不正常；第二是制度化；第三是互补化。以前港台之间不但是竞争而且斗争，现在需要互补。假如港台关系能够朝着这三化发展，不但对彼此有好处，对中国大陆也有好处，对将来的和平统一也有好处。否则就是斗争、隔阂，将统一时间拖长。如果中国能够形成大中华经济圈，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有帮助。
　　
　　两岸三地经济联手共促亚洲经济重建
　　
　　黄石华：刚才说到中港台经济联手促进亚洲经济的重建。假如中国能够同世界挂钩，比如可以仿照欧盟的形式，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求中国像历史上的中国那样，吸引诸国。如果强大起来，就让人家害怕就不妥当。中国要通过同全世界的挂钩，让全世界对中国产生信心，在亚洲不是要走向侵略经济，而是要让人相信中国帮助亚洲国家是责无旁贷。
　　
　　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亚洲共同市场，亚洲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如同欧洲的联盟一样。据知菲律宾政府就表示，希望人民币将来在亚洲流通。香港是现成的经济、金融中心，未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人要争口气，希望两岸三地和谐发展，在未统一前大家首先在经济上团结一心，互相支援、互相促进。这样不仅对于亚洲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有益，也将对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
　　
　　香港要思考今后扮演的角色
　　
　　周正伟：就港台关系而言，假如中国必然统一，而大家也认同香港作为两岸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那么香港的发展很重要。因为如果要扮演重要角色，两地进行全方位的瞭解和沟通是必须的，然后将桥梁的作用达致最为完整的发挥，让两岸多一点瞭解。就目前来说，虽然两岸有很多直接的沟通，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还是需要透过香港去瞭解大陆的情况。
　　
　　以目前两岸关系的进展状况，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间，还是需要香港的。假如两岸关系如同目前喊喊停停，那么香港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很多的资讯是香港提供的，目前台湾需要从香港取得很多资讯，因此我印证说香港是重要的，最起码在两岸的交往过程中是这样。这个大前提是两岸要统一。
　　
　　另外两岸都认为还是要继续谈的。
　　
　　我认为香港本身扮演金融中心的角色是有困难的，因为香港真正从事金融业的人口比例是不大的，而人口众多是香港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障碍，金融行业不可能吸引这么多的人。现在香港的制造业没有了，旅游业萧条，要那么多服务业干嘛？如何摆脱这种状况？现在大家几乎都认同，要往大陆跑。
　　
　　往台湾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香港人似乎不太适应台湾的生活，反而到大陆的广东比较多。香港人实际上移民台湾的很少，以前曾经害怕九七后香港人都涌到台湾，其实不可能。事实证明香港人同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思考模式都不太相同，而大陆人同台湾人在思考模式方面很接近。到广州可以发现建筑样式同台湾很像，但是同香港不一样。同时港币的币值那么高，台湾人怎么投资？而且，香港似乎没有甚么好投资的。
　　
　　现有的一个正式统计资料是，九七年经过台湾经济部核准的香港投资的数目是五十七件，涉及一亿四千万美元。现在香港有十一家台湾的上市公司，其中五家是做鞋的，还有水泥、电脑萤幕等，都是制造业公司。而在香港注册的大约一万家台湾公司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大陆市场。现在台商很少真正到香港投资，因为没有利润，成本很高。要吸引台商，就必须降低成本，让他们有钱赚。或许明年、后年能够吸引到一些台商。
　　
　　其实台湾本身的经济也不见得好。现在台北的房地产业也很惨，绑住很多人。幸亏房地产业不是台湾经济的主角，但也是火车头之一。房地产一垮，其他跟着垮，台湾的老百姓都不愿买房。想让台商来投资香港，目前可能性不大，关键是，香港用甚么吸引台商？现在很多台商已经不再用香港做为跳板，而是直接去大陆投资。有的为着九七的原因转移到新加坡，担心香港的角色问题。
　　
　　香港要想恢复金融中心地位，其实要好好想想，特别是人口问题，未来可能到八百五十万，不可能都搞金融。其实祇要有机会，台商就会投资。李登辉一天到晚讲“戒急用忍”，可是台商还是去大陆，就是因为有利可图。报纸上说王永庆的儿子同老子一吵完架，儿子马上到大陆进行投资，这就是因为有利可图。同样，台北的高科技是否愿意来香港，关键在于是否有钱可赚。
　　
　　香港不仅是统一的样板且是两岸的黏合剂
　　
　　吴国光：从两岸关系的框架下来看港台关系，虽然大家都是说发展平稳，但是对于这种平稳并不满意。我想进一步推动港台关系还是有一些制约因素。
　　
　　目前应该说台湾的本土意识和台独意识越来越强，除了赚钱的因素外，基本上都是希望离大陆和已经回归大陆的香港越远越好。香港在这个方面是无所作为的。因为有很多制约因素，公务员也好，特首也好，在涉及政治层面时有点神经质。不久前有关台湾游客对于香港入境章上的字样有意见，就是香港公务员有点神经质的反应。宁愿疏远一点，不愿在“主权”方面惹麻烦。
　　
　　要寻求港台关系的发展，我认为北京能够主动地做一些事情，因为北京是诉求和平统一的，应该比较有主动权，现在不好判断北京是否不大放心让特区自己放手发展港台关系，但是从上向下运作总是高屋建瓴，易于推动。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央政府干预港台关系，我认为北京可以给香港一定程度的放权，给香港政府和社会以空间和动力刺激港台关系的发展。
　　
　　敌对观念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可以淡漠一些。都是中国人，即使香港在处理港台关系上有点问题，是北京不喜欢的，也可以体谅；如同台湾做的很多事情是北京不喜欢的一样，但是北京还是希望“你不要跑掉”。对于港台关系也应如此。即使香港在被授权后有的问题处理不太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中央不必紧张，都是中国人，应该善意处理。
　　
　　香港在未来中国的统一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具有示范作用。祇要在香港获得成功，就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台湾很多人不认为“一国两制”能够在台湾实行，但是最少可以证明“一国两制”可以在香港搞好，在台湾搞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是目标的问题。
　　
　　其次就是途径的作用。香港是“一制”，按照北京的设想未来台湾也是“一制”。如果香港和台湾基本相同的“一制”的两个地区都不能融合，那么如何设想台湾和大陆不同制度的地区融合呢？融合包括法律、经济、文化诸多层面，港台两地在法律和经济层面比较接近，同质性相对比较高的地方首先进行融合，未来可促使不同制度的融合。现在第一种的示范作用中央考虑的比较多，中央尽量不来干预；第二种就是积极发挥香港不仅是样板而且是黏合剂的作用，使两岸接轨，这个重要作用应该考虑。
　　
　　新世纪要有新思想
　　
　　刘乃强：中国统一就是再造中国。我们面对二十一世纪，一个新的千年的开始，应该有气度抛开老的框架和以往的恩怨，从一个宏观的、远大的角度看中国的统一。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国家、政府、主权的观念可能同二十世纪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以老一套的方法看待中国统一、港台关系、两岸关系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很多问题如果不抛掉以前的包袱，不从大的角度看，就解决不了。
　　
　　其次，香港回归后要对统一作出贡献，首先就要搞好香港。搞不好香港如何示范？其次还要搞好港台关系。我们能够做的一是扩大空间，二是廓清障碍。祇要将这两点做好了，无论将来我们以甚么方式统一、何时统一，香港对于中国的统一都是有所贡献的。
　　
　　第三，以长远的统一观来看，我们可以建立亚洲共同市场，这是一个新的思维。我觉得面对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不断地发展，内部不断地完善，将来一定是文化、经济、政治、科技大国，我们需要有宏大的气度，面对二十一世纪，面对世界。以这样的气度，也许到了一定的阶段回头看，现在牵动世界的两岸关系，届时可能都是小事一件。
　　黄枝连：座谈会结语
　　
　　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么炎热的日子里，不辞辛苦前来中国评论社参加这个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港台关系座谈会。像这样有着不同背景、立场、行业的代表性人物聚集一堂，从各个层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前后的香港与台湾关系加以分析议论，各抒己见，并最终能够达成诸多共识，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自己虽然长期关注两岸四地的关系，也经常去台湾，希望在感性和理论上对港台关系加以深入探讨，但在今天下午的座谈会中也是受益非浅。这里我试图对今天的座谈会做一个结语，其中有我个人的观点，大家不必赞同，但是也算是我对于诸位高见的一些反馈吧。
　　
　　首先，我们基本都同意去年六月底的“钱七条”和在此之前台北立法院通过的港澳关系条例，殊途同归，都承认并追求“九七”之后，在香港“基本法”框架内，来开展港台关系。或者说，用一种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的大取向，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港台关系加以延续，并向前推进，让这种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状态。
　　
　　你们多数都指出，过去十几个月，即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港台两地的关系并没发生倒退的现象。最近我重温了王家英博士对有关港台两地关系所做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九七”前不少香港市民担心港台关系会在北京的压力或干预之下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因此陷入一种低迷的状态，而香港市民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今天我们都注意到，这样的忧虑和预言都没有发生。实际上，大家都指出，中央在特区处理两地关系上给予的“政策空间”是十分广阔的，而特区政府在施政上没有善用之。这反映出特区的公务员在处理两地关系上，需要跟中央多加沟通，然后根据“钱七条”更加灵活地处理。
　　
　　今天下午，关于特区政府如何处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港台关系的座谈，大家不仅有各自的观点，而且有相互的辩论，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建议：在处理两地关系上，需要制度化、建构化，需要有一种机制，以期打开新的局面。根据“钱七条”的第六点，两地关系是可以升级和扩大的，设立香港的台湾办事处，直接处理民间往来的事务；在香港新生代产业体系的建立上，台湾可以帮香港很多忙。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能够指出，在两岸关系中，两地关系有其结构和特点，是很重要的见解。一直以来，我们谈到港台关系时，总是强调这种关系在两岸关系中的“仲介性”，也即第三者的角色。其实，港台关系的“双边性”也是不可忽视，而且需要加以开发、开展的。比如说，在敎育和文化的交流上，在公共交通的建设上，在公共屋村（台湾叫“国宅”）的推广上，还有在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等方面，港台两地专家学者及施政人员，都可以实事求是地制定交流协作的方案并付诸实践的。如果行之有效，也许香港还可以促进台湾城市（特别是台北市）和内地城市（比如说上海、北京、广州）的交流协作呢。也许，在港台关系的开展上，香港可以把澳门带进来，“港、澳、台”不是一直相提并论的吗！
　　
　　今天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关于台湾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港台关系中的作用问题。比如说，各位就台湾在几年前提出的“亚太营运中心”基本达致了共识，它的产生，同台湾内部发展的需要有关，与台湾的产业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关。因此，不一定要认为它是冲着香港来的。实际上，它的“六大中心”和香港的“五大中心”相比较，表面上看是对着干的，但是两处属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香港要阻止也阻不了。其实不如建立一种又竞争又互补的关系，反正中国这么大，多几个“营运中心”对于整体的、长远的发展会有好处的。对于这一点，从一个近例中可以看到，香港的赤鱲角机场的货运中心发生混乱，使得往来香港的世界各地的货物难以及时转运或者分发，使得两岸三地都蒙受损失。幸好内地的深圳机场乃至广州的机场都协助香港机场分流，这也显示了竞争且互补的优势。
　　
　　两地关系谈到最后要涉及两岸关系。大家一再指出，港台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大陆与台湾关系的促进作用。过去四、五十年是如此，可以肯定，未来的岁月中，这种促进作用不会因为两岸有了“三通”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在“一国两制”的大取向下，港台和澳门始终是另一制，而港台关系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又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事实已经证明中央政府并未像“九七”前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运作加以干涉，中央政府是信守诺言的。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迫使台湾的统治精英不能不平心静气地关注并探索“一国两制”在实践上的可行性。
　　
　　这一年来，亚洲金融风暴对于两岸四地的中华经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家指出，对于危机的解除，对于东南亚的重建，对于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可以合作，作出一些区域性的贡献，而港台关系在其间可以发生战略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两地关系是两地内部发展所需，其良性发展亦会有利于两岸四地。而这种“双边”关系，对于“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建立，对于中国人在亚太地区要作出的区域性贡献，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协作，都可以起到仲介性、促进性、开发性的作用。总之，两地关系发展的优劣，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再造，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都是可大可小的一件事。
　　
　　评论员简介：
　　
　　黄石华：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兼理事长。广东龙川人，国立政大毕业，曾在广州大学等多间大学担任讲师或敎授。曾任“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四十余年，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敎授。
　　周正伟珠海书院助理敎授，亚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香港出生，一九八四年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其后在港台两地中学任敎，并开始专注“侨敎”问题。一九九三年起任职珠海书院，专责学生事务工作，期间亦曾任香港敎育学院客座讲师。|
　　
　　施子清：全国政协委员。福建晋江人，一九五七年移居香港，一九六○年创办香港集美侨校，一九六七年弃学从商，现为香港恒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镜报》董事长。曾经担任港事顾问、特区推委。
　　吴国光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任敎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变迁与当代国际关系，着有《论中央与地方关系》、《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等中英文论著多种。
　　
　　黄康显：广东中山人，英国康桥大学哲学博士，英国语文学院院士。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敎授，英国康桥大学邱吉尔学院院士。现在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主理中国文化、哲学、及新闻课程，并为多家香港报刊撰写政治评论，著作十余本。
　　
　　刘乃强：全国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香港社团服务中心董事总经理，两岸关系促进会主席。香港出生，香港大学经济系学士，香港政团“汇点”创会会长及前主席，暨南大学客座敎授。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