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温饱和就业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问题中的突出问题。积解放以来四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只有坚持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才能解决我国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才能为我国5亿多劳动力的就业创造条件，进而使我国人民生活在90年代内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基础。

　　【关键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温饱  小康  劳动就业

　　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明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动摇这个中心”。这一阐述集中而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南。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就解决我国人民的温饱和达到小康水平以及充分就业的社会问题，谈谈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认识。

　　一

　　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才能解决12亿人口的温饱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人口问题是当代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是诸社会问题的核心，在中国尤为突出。当前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所遇到的许许多多问题，无一不直接或间接与巨大的人口压力有关。正如邓小平所说：“人口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本来，我国历史上就存在着人口多、耕地少（19亿亩）的客观矛盾。解放后，我们没有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把“人口不断地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加以普遍化、教条化，造成人口急剧增长，年增长率竞达19％，平均每年净增人口2200万，30年共增加6.6亿〔2〕，人地矛盾更加尖鋭化，人口问题愈加成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问题，极大地妨碍和牵制了社会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加之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漠视“民以食为天”这个古今中外皆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甚至把它当作错误思想加以批判，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了党的“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盾”的正确估计；否定了“八大”决议所提出的“全党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制定和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加以夸大和扩大到人民内部，长期搞阶级斗争，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结果出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千百万人吃不饱饭；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更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国农村有1.5亿农民不得温饱，社会问题十分严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决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重新确定我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没、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同时围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和迅速的发展，在短短的13年内，经济建设、综合国力、人民的物质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据统计，1991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9855亿元，比1978年的3588亿元增加162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8.6％〔3〕。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至23400亿元，比1991年增长1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21.7％，农业总产值增长4％〔4〕。这一发展速度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7％的速度，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使我国在不到全世界7％的耕地上，基本上解决了占全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全国人均收入700元以上的县达到844个，其他较后进地区的1200多个县，也由于得到国家55亿元的扶贫资金的支持，其中55％的贫困户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92年，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达到770元，比1991年增长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左右〔5〕。而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一些沿海地区的人民已开始过着准小康生活。例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东莞、顺德、南海、宝安五县、市，10多年来，不管社会上风吹草动，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各自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大胆探索经济发展路子，走上了富裕的康庄大道。1979年～1990年，这五县、市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0％，只用了大约七八年时间，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800美元的目标，比原来全国范围的设想提前了10-12年率先进入“小康”〔6〕。这个发展速度，超过了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速度。又据笔者去年到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调查，该镇是当年东江纵队的革命根据地，曾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但解放30多年后，到1978年时，仍然有60％以上的农户是超支户，群众温饱问题远未解决，仍然是困扰着人们的社会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龙华老区、穷区人民，给了全镇4000多人民一个施展身手、创造财富的大好机会。他们充分运用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方面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搞新的生态农业模式，使龙华镇成为粮、畜、禽、果、菜共同发展的新农村；另一方面，大搞“工业革命”，大胆引进外资和内资，兴办乡镇企业，形成了以龙华镇为中心，向各村辐射的工业企业网络。1991年，全镇共有外资、内资企业438个，总投资5亿元，全镇工业总产值达到1.23亿元。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龙华镇人民摘掉了贫穷的帽子，去年全镇常住人口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元。又如广东省云浮县，过去是“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粮”的穷山区县，1978年全县农村人口平均收入为108元，人民缺吃少穿，生活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云浮县办起了年产300万吨的硫铁矿企业，年产60万吨的水泥厂和年产40万吨的重钙厂以及2660家石料建材广，调整了工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生产大发展。199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5.59亿元，比1978年增长11.1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35倍；1992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1600元。“八五”计划结束时，全县可望进入“小康”〔7〕。

　　二

　　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才能为我国人民的充分劳动就业创造条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充分的合理的劳动就业，使每一个有劳动能力、又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人，都享有劳动的权利，即享有从事社会劳动并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劳动人口量超过了社会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条件下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总量，或者劳动人口构成和就业岗位构成严重脱节，一部份有劳动能力又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就不能在就业岗位上与生产资料具体地结合起来，而处于失业的状态。这种状态必然影响到失业人员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增加他们家庭的经济上的和精神上的负担，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团结。所以，劳动就业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我国解放后到1956年期间，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龢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又采取了“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和“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等措施，到1955年，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失业社会问题。然而，自1957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严重失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使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处于摇摆、停滞的状态。加之人口增长缺乏控制，使得劳动就业问题日益严重,每年2000万人要安排就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得不关停一批企事业单位，“下放了两千万职工”〔8〕，动员他们回乡务农，国家已无力承担这批人的就业。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隐形的失业现象，只不过是当时通过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计划体系，把这批劳动力由国家直接分配给社会再生产部门，人为地把许多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的形式，当作一个社会总劳动力来使用，造成了似乎劳动者不需经过任何社会媒介，便可与生产资料实行直接结合而根除了相对人口过剩的假象。到了“文化大革命”的60年代末，被贻误的劳动就业问题重又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于是，在“上山下乡”的口号下，每年把350多万的城镇知识青年劳动力推向农村。据统计，从1967～1977年，共有1680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或分配到国营农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并有数百万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与此同时，又在“缩小城乡差别”的口号下，从农村招收了1300多万农民进城当工人。这种城乡人口逆向大对流，不仅无助于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加剧农村劳动力的隐性过剩），而且花费了约150亿元的国家资财〔9〕，得不偿失，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后果。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生产不断发展，经济迅速上升，为我国的劳动就业创造了物质条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注意长期不被承认一再积压下来的城镇青年的失业问题，千方百计地予以解决，取得可喜的成绩。据统计，从1977～1987年的10年间，就安排了3700万人就业，其中失业人员2600万，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专院校毕业生1100万人。这对于改善城镇人民生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1978年以来，全国10609个城镇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不仅解决了城镇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还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统计，近10年来，全国就有7000～80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使目前从事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达到9000多万，若包括其家属在内，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人口将近3亿之多。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0％，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5％，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3％。在这支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中，有的是转到本镇本村的工厂企业，有的是转移到外省的城镇就业。例如1991年转移到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00万，其中转移到深圳市的70万，宝安县（今深圳市宝安、龙江两个区）70万，东莞市76万，广州市70万，佛山市35万，南海市30万，中山市40万，珠海市20万，花县20万。其中有400万来自湖南、江西、广西、四川、河南、湖北等省的100多个县的农村〔10〕。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城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不会酿成社会问题。在这方面，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在50年代，“四小龙”经济起飞初期，也存在着失业率高的社会问题，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十分注意发展生产，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以改善民生、安定社会秩序；尤其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结果它们有效地消化了社会剩余劳动力，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基本上获得了解决。

　　在就业问题上，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在今后若干年内，我国还有大批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者将陆续进入劳动就业年龄，因此，解决城乡劳动就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已出现了“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的隐蔽性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从经济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的相对过剩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有人作过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约4.9亿，按我国耕地面积计算，农村只需1亿劳动力，剩余3.9亿劳动力〔11〕，数字相当惊人。这偌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即将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12〕一起抓的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制定深度开发和广度开发相结合的农村政策，调整大、中型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通过资源的最有效配置龢利用，从而容纳农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使生产资料的总量及其构成和劳动人口的总量及其构成相适应，使生活资料的总量及其构成和全国人口的总量及其构成相适应。这样，才能使我国未来的劳动就业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温饱和劳动就业的社会问题，使人民生活在九十年代达到小康水平，并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没为中心。“天下事错综复杂，凤云变幻，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偏离经济建没这个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样，我们就能够最广泛地把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实现国家富强龢民族振兴”〔13〕。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15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第385、3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陈俊宏：《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光明日报》1992年11月9日。

　　〔4〕《羊城晚报》1993年1月26日。

　　〔5〕《羊城晚报》1993年1月27日。

　　〔6〕王光振等：《广东四小虎》第7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7〕《今日花盛开，明天更灿烂》，《广州日报》1992年12月30日，第4版。

　　〔8〕《邓小平文选》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费孝通主编：《社会学概论》第32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周大鸣：《珠江三角洲外来劳动人口研究》，《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

　　〔11〕同上[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3〕李鹏：1993年3月15日在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