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医药学文化

　　西医药传入中国，最早是1569年由天主教耶稣会士卡内罗（Melehoir Carneiro）在今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馆处开设拉法医院（又名白马行医院）为张本。到了清朝康熙三十二年（1693）后，西医药学传入中国形成高潮和进入实用阶段。原因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左右，康熙皇帝患上虐疾、唇瘤、心悸等疾病，耶稣会士医生洪若翰（Joames de Fontaney）、刘应（Claudus de Visdelou）、罗德先（Bernardus Rhodes）先是用西药金鸡纳（Quinina）治好虐疾，然后又用西药为其治好心悸和唇瘤，史称：

　　“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脏弱，跳得很快，卧病几死。罗德先进药痊愈遂荣任内廷御医。”〔148〕

　　从此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医和西药。他下令派人到广州和澳门邀传教士医生到北京应试入宫，充当御医。此后三十年，进入北京宫中行医的西医传教士约20人，其著名者有：罗德先、安泰（Pierre Frapperie）、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卢依道（Isidor Lucci）、鲍仲义（Joseph Baudino）、罗怀中（Jean-Joseph ds costa）、魏哥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布隆迪、林盖泽（Bourghese）马德昭（Antoine Gomes）、罗启明（Emmanuel de Mottos）、张舒（Ignace Framcisco）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玄烨六十大寿，澳门葡萄牙等外国人为讨好康熙皇帝，给宫廷送上大批西药，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五O三、姚元之《竹亭杂记》等书记载有：伽丹香、苏合油、丁香油，犀角乳香、金银乳香、花露汁、狗宝、鳖宝、蜘蛛宝、蛇牙、蛇精、厚福水、巴尔撒木油、壁露巴尔撒木油、鼻烟、葛马依瓦油、圣多默巴尔撒木油、伯肋西里巴尔撒木油，止痛膏等等，甚受皇宫官员、皇后、皇妃等欢迎。

　　干隆二十年（1755）左右，方济各会会士也在澳门开办医院，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上奏提到“夷僧玛丁供称系吕宋国人，年六十七岁，在咖嘶栏庙内方济各堂行医，已有三十余年”〔149〕。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支行和货栈后，在其内部也办起了一间小医院，其医生温斯顿（John Livingstone）亦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私人办了一间医院，专为澳门贫民医病。1832年，英国医生郭雷枢（Thomes Richardson Colledge）将他于1827年（道光七年）在澳门开办的眼科医院迁到广州，名曰广州诊所（Canton Dispensarg），可容纳40人看病，免费为眼疾者看病治病，据统计，在五、六年间，有6000名眼疾者得到治疗。这就开了西医传入广州以至全国各地的新局面。1836年（道光十六年），郭雷枢还向教会呈递《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商榷书》（Sa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呼吁教会多派学医的传教士来华，以医疗方式辅助传教。他的呼吁得到各国教会的重视和支持，不断派出医生教士来广州和中国各地开办医院，行医传教。

　　1835年（道光十五年）8月26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受美国公理会国外差会部派遣来广州，在十三行的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租用一幢中国商人的楼房（今十八甫一带），于11月4日开办眼科医局（Ophthalmie Hospital），亦称“新豆栏医局”，内设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和观察室，可容200名病人候诊，规模相当大。医局开业第一天没有人敢来求医，第二天只有一个患青光眼的妇女单独来诊疗。第三天情况大为好转，以后便有不少病人来光顾，至第一季度末已接待治疗的女病人达270人，男病人655人〔150〕。由于伯驾免费接收贫穷病人治疗和医术高明，使医局就疹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敷使用。次年春天，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崇曜将丰泰行7号免费给伯驾扩充医院场所。医局经扩充后易名为博济医院（Pu Ail yuan, 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如下图）除医治眼疾外，还医治麻疯病、疝气、肿瘤、象皮病等。此时，医务更加繁忙，据说每天清早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车马、轿子的官员、侍从、马夫、轿夫等，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来求医者千百计，据统计，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来医院疹病者达到2152人次。伯驾曾亲自记述医院挂号疹病繁忙的情况，说：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151〕

　　可见医院繁忙之一斑。据统计，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经伯驾诊治的病人达到一万人次，而且均是免费的。伯驾虽然擅长眼科，但他的外科医术也是很高明的。他曾为不少病人作多种外科手术，如1835年12月27日，他以鸦片作镇痛剂为一名13岁女孩割下一颗重达1.25磅的肿瘤，18天之后痊愈，挽回了她的生命。1844年，他又为一男病人割除膀胱结石成功。1839年，在广州主持禁烟的林则徐，因患疝气病，曾派下属到医院请伯驾取疝带及药物，并回赠水果为谢。伯驾还为林则徐专立病历档案，编号为6565（载于1840年的《中国从报》）。这是保存下来的中国的一份西医病历，堪称珍贵。1842年，鸦片战争后，伯驾再来广州恢复医院业务，据曾定期到医院协助伯驾传播基督教教的梁发说，三年半时间，曾来医院参加礼拜及看病者达1.5万人次之多。

　　鉴于伯驾在广州开办西医院的成功，西方国家遂倡议在广州建立基督教会统一协会，并于1838年2月21日召开成立大会，名曰“中华医药传道会”（The Mus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推选郭雷枢为主席、伯驾为副主席，并设永久会员、终身董事等名誉称号。十三行商伍秉鉴因出力助医被推为永久会员。

　　在广州创办西医院成功后，外国传教士医生纷纷进入通商口岸的厦门、宁波、上海、天津、北京开办医院。1839年（道光十九年）1月，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经澳门入广州，然后转扺上海，在上海南边开办“中国医院”，后经多次搬迁，改名为“山东路医院”，最后定名为“仁济医院”（今上海仁济医院前身），此是上海第一家西医院。到此家医院“求诊的病人中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许多来自苏州、松江和其他附近城市如崇明岛来的病人”〔15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三行商积极推动接种牛痘医术防天花，使广州以至广东和全国民众受益匪浅。

　　本来预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种医术是中国发明的。据史料记载，明隆庆年间（1567-1572），在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一带地区已发明人痘接种防天花的医术了。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国人痘接种医术从陆上“丝绸之路”西传至俄国和土耳其相邻的高加索锡尔戛西地区。之后传至土耳其。康熙六十年（1721）传至英国和欧洲，然后传至美国波士顿。但是，西方国家推行中国人痘接种医术，只用了“痘浆法”，即从天然患天花病者疱浆中沾取其浆，然后划破健康小儿臂膊皮肤接种。而且没有做到中国医生那样选择“连种七次，精加选炼”的熟痘苗接种。所以如果所用者是毒力极强的浆液，反而使接种者发生重症天花病而丧命，而且每个接种过的人又成了传染源。因此，有了以牛痘代替人痘的改造发明。发明人是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琴纳（Dr. Ednard Jenner，1749-1827）。

　　琴纳原是在伯克利行医并在其家乡附近的庄园施种人痘医术的种痘医生。当他在种人痘的实践过程中，有一位少女告诉他：她已患过牛天花病而不需要再种人痘时，他灵感骤闪，产生可以用牛天花（牛痘）接种来代替人天花（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病的想法。后来，他又从德国榨牛奶者从不染天花病的事实中受到启迪，进一步加深和坚定自己的想法。并于1796年5月14日，给一位名曰费普斯的8岁乡村男孩第一次做牛痘接种试验，56天后，接种牛天花病毒的试验获得成功。这是世界天花预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据此，琴纳于1798年发表了题为《关于牛痘成因与效果的调查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Variolae Vaccinae, a Disease,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 and Known by the name of Cow Pox）；1799年又发表了《对牛痘的进一步观察》（Futher Observation on the Variolae Vaccinae）；1800年再发表了《对牛痘调查研究的继续》（A Continuation of Fact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Variolae Vaccinae）等三篇论文，向全世界公布了他用牛痘代替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发明，引起欧洲医学界的轰动，使牛痘接种医术迅速传播其他国家。而这三篇论文在三年内被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发表。从此以后，琴纳的牛痘接种医术风靡世界，并东渐广州，后在各省传播接种防天花。

　　嘉庆八年（1803）初，印度东印度公司总督收到一份英国急件，希望将英国已在印度施种的牛痘法推行到中国去。于是总督建议有关委员会与清政府官员磋商办法。8月，英属孟买总督将一批牛痘苗寄赠给东印度公司澳门分公司，10月收到。经在澳门经商的十三行行商郑崇谦等协助在澳门的中国儿童身上进行试种牛痘。但因此批痘苗已经失效而未成功。

　　嘉庆十年（1805），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技术高明的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利用葡萄牙商人许威氐（Hewit）从马尼拉运来的一批新牛痘苗，再次在澳门试种牛痘取得成功，至1806年1月5日，澳门共有314名儿童接种了牛痘。此是牛痘接种医术传入中国之始。皮尔逊在1816年2月18日呈递“国家种痘局”（Board of the National Vaccine Establishment）的报告和其着《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中，详细记述了这次在澳门种牛痘成功的经过，说：

　　“一八O五年春，有澳商葡人许威氐（Hewit），由马尼拉带来‘活牛痘苗’。这是葡皇特命专员保管，用很稳妥谨慎的方法，自南美洲运到小吕宋的”。

　　“（牛痘）后来相传至大西洋、亚细亚、亚美利加等国，依法栽种。……此法继传至大吕宋，……伊国王不惜万金，特发一船，装载婴儿，驶至本国传种此痘。由船次第轮种回返，依法而行，每种必效。随后发谕伊所属国小吕宋，亦遍行载种。……兹于嘉庆十年四月内由啤道路滑船由小吕宋装载婴儿，传此痘种到澳。本国医生协同澳门医生，照法栽种华夷童稚不下数百。俱亦保全无恙……”〔153〕

　　开始时，皮尔逊自己负担为居民种牛痘的费用，甚得澳门居民的欢迎和赞赏。时值广东爆发天花病大流行，无数广东居民纷纷涌到澳门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牛痘，据统计，一年之内给数千人施种牛痘。〔154〕当时，皮尔逊雇请番禺黄埔村人梁辉上、香山县人张尧、南海县人谭国和邱熺等人为助手，并教会他们种牛痘的技术。其中最出色、最得力者是邱熺（字浩川，1773-1851），外国人称他为A Heque。邱熺曾记述他在澳门种牛痘的情况，说：

　　“予时操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效甚大也。适子未出天花，身试果验。泊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会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问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无有损失……”〔155〕

　　皮尔逊在澳门施种牛痘成功后，“曾作了一小册子，口授斯当东译成汉文”，书名为《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全书共7页，每页14行，每行18个字，共1764字，黄色封面。第2页第一行标题为《新订种痘奇法详悉》。该书全面介绍了琴纳医生发明种牛痘的过程、种痘方法、传播的途径和分析种牛痘的特性、方法、过程、器具和临床症状等：

　　“天花之症能传染于人，而牛痘之痘非种不行。天花之症，定必发寒发热，大小便结闭不通，或昏迷不醒，喉干舌燥唇焦乱语不等，虽用针熏药法，亦不能保其无虞；但其牛痘种在于所种之处，只出一颗，如小指头大，至寒热各症不能相染，内中或有微寒微热。虽服药不服药，与病无干碍。想此灵妙之法，相传于数十年之后，永不防有染天花之虞矣”。

　　“种下四日，其形发红，至六日起一小泡，八日起泡略大些，……至九日浆已满足”。〔156〕

　　书的扉页附有种牛痘的方位、真痘形状等图谱。最后介绍取牛痘种和藏种的方法。书的末页落款为：英咭唎国公班衙命来广统摄大班贸易事务哆啉文敬辑，英咭唎国公班衙命来广医学波臣敬订，英咭唎国世袭男爵前干隆五十八年随本国使臣入京朝觐现理公班衙事务斯当东翻译，外洋会隆行商人郑崇谦敬书，嘉庆十年六月新。

　　该书为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翻译钞録，并为作序，故有人认为郑崇谦是“最早传播牛痘法的中国人”。〔157〕此书后由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的曾望颜从广东带到北京翻刻出版，在北京影响很大。但在中国，传播种牛痘医术最主要的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出版的邱熺所着《引痘略》一书。此书将皮尔逊在澳门和广州施种牛痘医术加以详细介绍，并把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及出痘后用药护理相结合起来；把直臂种痘部位定为手少阳三焦经的消烁、清冷渊二穴，以经络脏腑理论作了诠释。经过邱熺的诠释，大大扩展牛痘医术的可信程度。又由于皮尔逊在广州免费给居民种牛痘，加上邱熺设置“菓金”送给种牛痘的小儿，这样既吸引广大贫苦之家来种牛痘，又保证了疫苗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1810年，十三行商郑崇谦、潘有度、伍秉鉴、卢观恒等在洋行会馆设牛痘局向市民施种牛痘防天花，请皮尔逊主持，并“共捐银三千两，发商生息，以垂永火”〔158〕。邱熺原不是医生，只因在洋行工作以偶然机会得以跟皮尔逊学种牛痘医术，并经常奔走于广州-澳门两地接种牛痘，又根据自己接种牛痘的经验撰写成《引痘略》一书，指出：

　　“痘，可以曰牛也。痘之种良牛来也，外洋向无此疾，后来他外传染，患亦滋多，惟畜牛取乳之家，独不沾染。医人，欲穷其故”。〔159〕

　　这种简便、安全种牛痘的方法是：

　　“种痘并不用药，所取不过牛痘之浆耳。牛痘之法，随时可种，然究于春令为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开臂上外皮，将痘浆点入，须令自干，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后，即于所割处起泡发浆，并不延及他处，经数日即结靥脱落。小儿并无所苦，熺笑如常，并不必避风忌口，真良法也”。〔160〕

　　梁国炽因为他是天宝行梁经国族人，又是天宝行股东之一，经济条件较好，“乃以重金购其法，习之。痘浆必由西洋传递而至，费不赀，国炽无所吝。岁以其法习之，不吝分文谢。至今人人知钟痘，中国得免痘患，自国炽倡之也”。〔161〕

　　正因为牛痘接种医术方法简便和效果显着，所以向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据廖育群、陈援庵考证，道光二年（1822），李翘楚将牛痘医术传至湖南嘉禾县；三年（1823），传至衡阳、清江县；道光七年（1827），廖凤池传至湖南宜章县；八年（1828）行商潘仕成出钱购买牛痘苗运至北京，在宣武门外南海会馆设置种痘局，请邱熺的学生广州人余心谷为北京人种牛痘，又请北京的医生观摩学习。八年（1828）至九年（1829），吴珍儒传至湘潭、桐城；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王新吾传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包祥麟传至江苏扬州和安徽芜湖；二十年（1840）传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赵兰亭传至天台；二十八年，传至浙江杭州；咸丰元年（1851）传入四川，二年（1852），天津设保赤堂种牛痘；八年（1858），山东泰州设局种牛痘；同治元年（1862年），邱熺命其子邱昶又到北京和广西设局接种牛痘以预防天花，说：

　　“先君……不能亲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种。京师有痘患，潘德畲方伯稔知牛痘之法昶已得传，遂邮书来延。时以先君逾古稀未敢远游，欲却其请，先君闻而训饬曰：种痘活人乃我素愿，京师痘患与吾粤痘患无异。岂可以我一已之待养而阻人好善之举尔？尔依我所受干苗法即日治装往。昶因敬谨从命，扺都设局凡十阅月，种婴孩数百人，授徒五人，以是传之京师。……未几，广西孙茶云司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约。两年之内由北而西，所到之处皆普其法。先君于咸丰元年易篑之日，犹谆谆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传”。〔162〕

　　从此之后50多年，牛痘接种医术传遍全国各地，收到预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深得广大民众欢迎和赞扬，南海县人氏伍秉镛曾赋诗赞赏牛痘之功效，云：

　　“人事补天天无功，无心牗人人乐从。

　　牛痘自种始夷域，传来粤海今成风。

　　等此批隙导大窍，化尽阴厄调鸿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尔赤子硕且丰。

　　邱君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

　　以气盛气血盛血，岂必炫耀衿神工。

　　呈嗟乎！时医临时补苴耳，尚欲奏数相争雄。

　　曲突徙薪计最早，汝独不有群儿童”。〔163〕

　　可见，牛痘接种防天花医术经广东邱熺、邱昶等人学会掌握后已传播中国内地各省了。而由于在广州接种牛痘防天花医术成功，使更多广东民众更相信西医的效力。于是，外国传教士医生纷纷来广州创办西医院，取得经验后又到全国各地设立西医院。现将嘉庆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06-1901）外国传教士医生在广州和全国各地创办的西医院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嘉庆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06-1901）全国开办西医院列表（略）

　　从上表看出，19世纪陆续来至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传教士医生共30人，在广州等地开办的西医院（诊所）共45所，其中广州占10所，居全国首位。其他则分布在澳门、香港、厦门、福州、汕头、宁波、舟山、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内地只有武昌、衡州和北京三地。当时到广州和国内各地开办西医院的传教士医生以美、英两国为多。这些西医院治疗眼科、皮肤科和外科切除手术方面都很成功。

　　到了1901年，广州博济医院购买了德国科学家伦琴发明的X射线的X光机，并在医疗中拍出X光片。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台X光机和拍出的第一张X光片。这张X光片至今仍保存在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院史档案馆内，弥足珍贵。

　　与此同时，伯驾等传教士医生还在广州编译医学著作出版和创办西医学集志和报刊，以传播西医药学的知识和技术。1839年，合信先后出版了《内科新说》、《西医略论》、《全体新论》和《妇婴新说》等四书。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继伯驾主持博济医院的传教士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出版了《西医内科全书》、《病理撮要》、《卫生旨要》、《西药略释》、《眼科撮要》、《体用十章》、《皮肤新编》、《内科阐微全书》、《炎症论略》、《割症全书》、《花柳指迷》、《医方汇编》、《裹扎新法》、《妇科精藴图说》、《胎产举要》等十五部医书。至1868年，嘉约翰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西医报刊《广州新报》，专为华人服务。1880年改名为《西医新报》，并由周刊改为月刊，由广州博济医院刊印发行〔164〕。

　　1886年，博济医院的中国医生尹端模在帮助嘉约翰翻译工作后，独自也翻译了西医著作《病理撮要》、《医理略述》、《儿科撮要》、《胎产举要》和《体质穷源》等五部译作出版，又于同年创办第一份报刊《西医报》〔165〕。

　　这些西医药学的著作和报刊，对广州、广东和全国宣传西医药和培养西医人才以及普及西医药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建筑文化

　　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洋建筑和建筑工艺传入中国，是由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澳门、肇庆、韶州（今韶关）、南雄、南昌、南京以至北京等建筑教堂传教开始的。据记载，自1561年至1672年（嘉靖四十年至康熙十一年），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等耶稣会士为传播天主教先后在澳门建筑圣望德堂（Sao Lazaro Church）、圣老楞佐堂（Sav Loureneo Chureh）、圣保禄堂（Sao paul Church）、圣安多尼堂（Sao Anthorny Church）等十大教堂。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Michel Ruggiere）龢利玛窦到肇庆传教，在肇庆城东崇禧塔附近耗资250两银子建造内地的第一座西式教堂“僊花寺”，进而在广东、广西、江西以至全国建造教堂183座，会士住宅53所。这些教堂多是“楼三层，……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有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166〕的西方近代建筑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是圣保禄堂（今大三巴），整个建筑宏伟巍峨，富丽堂皇，气概非凡，前壁16根石柱并列鼎上，高4层，金字屋顶，中心为大园顶。既有西方古典建筑的艺术传统，又有近代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肇庆“僊花寺”也是西式两层楼建筑，青砖白灰，正对大门是圣堂，中央是祭台。

　　广州最早受西方影响的建筑，似乎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州琶洲塔，此塔身是中国的传统建筑，但塔基的托塔力士则是欧洲人衣着形象。

　　到了清朝，由十三行商领潮建造的十三行商馆，经历中式、半西式和西式建筑三个阶段。

　　本来按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租赁十三行商的房屋住居，即“夷商到粤，……在商等行馆歇居住”〔167〕。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后，至干隆五十一年（1786），各国陆续在广州建立商馆：法国馆（French Factory）、荷兰馆（Dutch Factory）、丹麦馆（Danish Factory）、瑞典馆（Swedish Factory）、西班牙馆（Spanish Factory）、美国馆（American Factory）、帝国馆（Imperial Factory）、旧英国馆（Old English Factory）、新英国馆（New English Factory）、小溪馆（Creek Factory）、章官行（Chungua Hong）、宝顺馆（Paou-Shun Factory）、炒炒馆（Chow-Chow Factory）等。这是由十三行商建造的中式建筑房屋，租给相关国家的商人作为贸易和居住的场所，史称：

　　“所谓商馆，原为‘支店’之意，最初即在洋行内租屋开设，迨以‘夷商’加多，商务繁盛，投机者另行建造，专供‘夷人’居住，地址与洋行相距不远（均在十三行衔区），且有系洋行旧址，大都是行商伍，潘两家所有，以之出租给外人（同文行潘致祥有夷馆三所）。非现充行商之人，不得建馆出租”。〔168〕

　　所谓“地址与洋行相距不远”，即今十三行路南面的同文路以东到怡和街的范围。其中有一个十三行广场，其位置大约是今广州文化公园处。“这片地方东西宽约1000英尺”〔169〕。离珠江河近七百忽地（约33米）。

　　商馆建筑的风格和结构属中式房屋，此可以从1733年的一幅彩瓷汤盘上所绘的图案和1740年瑞典馆图中看出来。

　　到了干隆八年（1743）12月22日，十三行发生第一次大火灾，使十三行商馆烧为平地，只好灾后重建。这次重建的商馆，“开始建造半西式的居所”〔170〕，时人诗称：

　　“十三行外水西门，粉壁犀帘鬼子楼”。

　　就是指半西式的商馆。瑞典到过广州的“哥塔·莱戎号”船长卡尔·若翰·基德（Carl Johan Gethe）在他的《东印度之旅的日记（1746年10月至1749年6月20日）》曾记述过这种商馆的建筑：〔171〕

　　“这些商行建造得要比其他的建筑好，一般由两排建筑物组成的两层高的房子，二楼是一些开满了方格子窗大厅，用做餐厅或起风时乘凉的地方。这些房子中间是一个小小的方形花园，里面只有五六棵树。”〔172〕

　　这些半西式的商馆，“是中国人租借给逗留此地的欧洲人的”〔173〕。

　　这些商馆的建筑风格、总体上还是中国式的，但已有楼高两层、方格子窗、方形花园等西方建筑工艺的元素了。所以称半西式居所。

　　到了道光二年，（1822）发生第二次大火灾后，商馆又在原地重建。这次重建就是西式建筑了。1825年，美国人威廉·C·亨特来到广州，他看到的商馆是：

　　“每座商馆的正面是一样的，全部朝南。公司所占的两座建筑物中有一座是新的，这是1822年那场大火之后仿照原来的样子重建……每座商馆都包括许多相连的房屋，一间接一间，中间由狭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开来。商馆由南向北延伸，前面称为一号，后面的称为二号、三号，以此类推，几乎全部是三层楼的房子。……底层为帐房、仓库、储藏室、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和苦力的房间，以及一个筑有石墙、铁门的银库。……二楼为饭厅和客厅，三楼为卧室。”〔174〕

　　从1844年法国财政部代表于勒·埃及尔（Lules Itier）拍摄的商馆照片和外销画看，可知这次重建是西式的三层楼房，外貌“八角六角，或为方，或为圆，或为螺形”〔175〕。颜色有白、黄、红、杏等，其廊柱、窗户、栏杆、浮雕十分讲究。每座商馆均有宽广的长廊。长廊柱身各不相同。英国馆的长廊“放弃了帕拉第奥形式，而表现出英国摄政时期的新古典主义。……而帝国馆，旧英国馆‘诸洲馆以及丹麦馆等普遍采用巨柱式，园形柱身，在立面中的比例明显大于早期的壁柱形式”〔176〕。这些长廊延伸到珠江边，以便运送货物。荷兰馆仅有一个拱门，英国馆则有三个拱门。说明商馆宽阔和英国此时在中国贸易的主要地位，所以亨特给予描写：

　　“在新英国馆前有一条宽阔而有柱的长廊，伸向河边，它的列柱支撑着屋顶，山墙上刻着一个大英帝国的徽记和一句用接丁文写的格言‘为了国王和英国政府的利益’，以其来代替恬不知耻；荷兰公司也有一条类似的长廊，也有国徽，格言是‘我支持’。”〔177〕

　　商馆的屋顶多是金字形，但亦有平顶形，这个平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楼房的钢筋水泥平顶，而是在屋顶上面建造的一个平台而已。从外销画看到，新英国馆、法国馆、西班牙馆、荷兰馆的屋顶均有平台。这种洋楼在同文街、靖远街和新豆栏街的小商店屋顶也有平台。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禆治文曾有具体描述平台的建筑和功能：

　　“平台常常建在屋顶上，周围筑有栏杆，可以在日暮晚凉时分，有一个安全而愉快的避暑之处。人们登上平台，可以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可以得到比较开阔的视野，还可以看到街坊邻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178〕

　　在商馆的屋顶上均有三、四个烟囱，这是西方人在室内房间设有壁炉取暖有关系。西方商人到广州贸易，冬天靠用木炭或木柴在壁炉燃烧，使室内温度升高，房间暖和，壁炉的木炭和木柴燃烧的火烟即由烟囱冒出。

　　上述西式十三行商馆，亦是由十三行商建造而租给外国商人居住的，但可能是由西方商人提供建筑图纸，行商按其图纸及意向建筑和装修罢了，怡和行商伍受昌向官府禀报就称：

　　“公司馆系洋商建造，给与夷人来省暂住之所”〔179〕

　　因此，商馆是“属行商私产——大部属于伍浩官及潘启官——而租与外商居住”〔180〕。潘启官就“置夷馆三所，共值价银五万余两”，“坐享丰厚的房租”〔181〕。义和行商蔡昭复建造荷兰馆，以年600两租银租给荷兰商人，后由于亏欠外商款项，被迫以16600两价格卖出，以还商欠。据史料记载，至“1836年，307名外国人租到了房子，总面积为77万平方英尺”〔182〕。

　　除十三行商馆外，在商馆区内的同文街、靖远街和新豆栏街等，也建造了一些为外商经营的西式建筑小商店，沿街列肆，其建筑风格与商馆一样，多是二、三层的洋楼。我们可以从中国画家的旧中国街（Old China Street）画面中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12月，因英国水手与中国小贩商人引起矛盾，引发了广州民众的极大义情而火烧十三夷馆。之后又按原样重建，但少了商馆的长廊，栏杆改为砖墙。至1847年，在十三行商馆区内原英国馆和荷兰馆旧址上建筑了一栋哥特式风格的教堂。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民众愤怒英国侵略者的战争行径再次火烧十三行商馆，除了剩下一栋楼房外，全化为灰烬。此时，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制度”取消了，十三行商馆西式建筑不可能再原地重建了，但它却在广州城市建设由中式走向近代西式建筑过渡中起着促进的作用。例如1888年建成的广州石室天主堂（见右图），是全国惟一纯花岗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基本上是仿法国巴黎圣母院，由于建造年代比巴黎圣母院晚七百年，还综合了其他欧洲哥特式教堂的艺术造型，艺术高超，结构精细，在艺术和技术上更趋成熟，被誉为“远东巴黎圣母院”〔183〕。

　　西方建筑风格传入广州，对官方建筑、民间住宅、工厂、商业建筑均产生影响。如晚清广州陈家祠受西方建筑影响，采用了铁铸饰件，在主体建筑聚贤堂前的露台石雕栏杆中嵌有大小十六块铸铁饰件，在后进的连廊共有三十二根铸铁廊柱，铸工精湛，使连廊显得轻巧通透；清末所建的广东谘议局大楼呈现罗马式风格。此外，广州沙面集中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西方建筑，包括领事馆（从1843-1911年，先后有十九个国家在沙面设立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和学校等，这些建筑总体以英式和法式为主，并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这些建筑风格各异，体现西方各国多种建筑风格，有“西方古典建筑的巨型博物馆”之称。

　　此外，各处的私家园林除了效法江南园林的小巧玲珑、善于叠山理水的同时，更吸取了西方建筑的长处。《法兰西公报》1860年刊登的一封寄自广州的信件就记述了法国人参观广州某富商宅园的见闻。信中讲到该房子的地板以大理石铺就，装饰着大理石圆柱，还有高大的镜子，漆着日本油漆的名贵家具，天鹅绒或丝织的地毯装饰着一个个房间，镶着宝石的柱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184〕清末开始流行于广州城镇的骑楼，也是中西合璧的产物。骑楼既适应广东多雨潮湿、商业楼宇密集等特点，又借鉴西方建筑技术。一般高3层左右，楼上住人，楼下做商铺，其跨出街面的骑楼，既扩大居住面积，又遮挡雨水和阳光，保障顾客自由选购商品。在建筑风格上，骑楼保留了栏杆式建筑上实下虚的痕迹，多以青砖或红砖砌墙，正门以麻石砌筑，柱式和临街门面又引进西式廊柱，有“洋式店面”之称。在侨乡，不少华侨回乡建屋，所建民居也具有中西混合的建筑特点，如1892年建造的孙中山故居，即呈现中西结合的风格。在装饰方面，不拘一格、中西结合的装饰手法，如套色玻璃、卷铁窗花、瓶式栏杆、拱形门窗、几何形水池等，在广东城镇颇为流行，成为近代广东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留下西方建筑艺术的见证。

　　七、科学技术文化

　　作为物理工程学技术产品之一的自鸣钟，早于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时就带来一座。当时作为商品输入广州及广东仍很少。所以，当利、罗两人得悉知府王泮很想得到自鸣钟时，利、罗氏便在澳门购买自鸣钟的各种零件，请来印度的制钟匠甘辛地指导广州的工匠，在肇庆按自鸣钟的原理和技术制造了一座自鸣钟送给王泮〔185〕。所以方豪先生认为，中国的修钟及造种业皆以广州为最早，次为苏州，俗称“广钟”、“苏钟”〔186〕。到了十三行时期，自鸣钟等各类钟表、望远镜、洋枪、船舶、水雷等近代西方技术产品，作为商品贸易频频输入广州销售，而且对广州、广东和全国城市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康干年间（1662-1795），从西方进口广州的自鸣钟表，被人们视为奇珍的时尚器物。时人张九钺称之为“百宝表”。山东举人曾七如在荷兰馆看到自鸣钟尤觉惊奇。干隆末年，四川举人张问安在广州对十三行进口的西方各类钟表惊叹描述：

　　“自鸣钟有挂钟、座钟。座钟有八音。洋行有一种，座上铜人能画千手观音象，又能自画乌丝栏作楷字，上有二铜雀，飞鸣如生。”

　　“洋表有红毛、佛兰西二种。红毛多度金殻，佛兰西多银殻。银殻以大扁为贵”。〔187〕

　　随着钟表商品进口增多和广州民众销费钟表众多，修理和仿制钟表技术也在广州传开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天主教神父文度拉（Bonav Ventura）在广州的报告说广州工匠先学会修理自鸣钟：

　　“中国南方（指广州）的一些中国人，首先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会了修理钟表的技术。”〔188〕

　　康熙五十九年（1720），原籍福建移居广东的潘淳已经掌握制造自鸣钟的技术，制造出“法蓝时辰表”，广东巡抚杨琳奏称：

　　“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淳，原借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猷二人，随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鼻烟壶一个，铀子八十颗，合先呈念。”〔189〕

　　此潘淳可能是与同文行商潘启来广东，但以制造钟表为业，并传技其家族后代，在其族谱中记载：

　　“（潘）松轩公，少承母训，内睦宗族，外和乡邻，长业自鸣钟，生计饶裕。”〔190〕

　　但是，康熙时期的“广造钟”质量仍比不上西洋钟，史称：

　　“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按：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191〕

　　“在澳门和广州，中国的工匠被训练制造特定规格的钟表。这些钟表在质量上比从欧洲引进的原装货差些，它们作为礼物献给地位较低的官员，这有助于减少购买礼品的费用。”〔192〕

　　到了干隆时期（1736-1795），“广造钟”的质量就大大提高了。于是批量生产出机械结构复杂、造型艺术极有民族特色和工艺装饰华美的高质量的自鸣钟。干隆九年（1744），广州制钟工匠丁龙泓父子拟在越秀山上镇海楼“重建大自鸣钟于其上”。因为“广造钟”质量上乘，故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十三行商不断以“广造钟”进贡北京朝廷享用，并得皇帝和官员的称赞。因此，干隆皇帝下旨由广东督抚挑选无数广州制钟工匠（称南匠）进京服役制钟，并钦准凡技艺高超者可以带家属前往。一般“南匠”每月钱粮四、五两，个别“南匠”入京还给予安家银八、十九两之多〔193〕。

　　所以现在故宫保留的自鸣钟，除少数是外国政要作为礼品赠送外，大部分是“南匠”于干隆时期仿制的，连得外国人看到后啧啧称赞。干隆五十九年（1794），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到北京进竭干隆皇帝后路经广州返国，其随员之一的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称广州工匠制造的钟表，说：

　　“广州工人摹仿的本领很高明，他们能制造和修理钟表。”〔194〕

　　1800年，另一些欧洲人看到“广造钟”后，也认为已经达到伦敦的水平，幷且价格便宜，说：

　　“1800年左右，钟表制作工艺已在广州落地生根，并获得迅速发展。J. Barrow记载，中国人在广州的制作已和伦敦一样的好，幷且这些精巧机械品的价格只是曾经从Cox和Merlin仓库运来中国的钟表价格的三分之一。”〔195〕

　　正是因为康干时期广州工匠已能掌握自鸣钟修理和制造的技术，而且达到欧洲水平，所当当时清廷专门在颐和园如意馆设立做钟处，请耶稣会机械会士指导由广州等地派来的工匠仿制或修理自鸣钟，供宫廷享用。也有直接请外国机械修士到北京宫廷亲自为皇宫制造钟表的。如康熙四十年（1701），聘请陆伯嘉（Jaeobus Broeard）在宫中专造钟表和各种自动机械；五十六年（1717），传教士燕嘉禄（Slaviezek）也在宫中制造和修理自鸣钟和风琴等。干隆年间（1736-1795），还在圆明园内设立“钟房”，聘请罗马教廷郭司铎亚澄元（Adeodat）和修士杨自新来供职制钟。杨氏于1738年到职，至1766年逝世，在“钟房”造钟、修钟长达28年之久。他死后，教士汪洪达（Joannes M. de Ventavon）以钟表师身份继续入内廷造钟、修钟。后来当他观察到“皇上所喜爱的各种奇妙的机器，并非钟表”后，又投皇上所好，制造二名手持花瓶能动的机器人。

　　干隆五年（1740），干隆皇帝委托意大利耶稣会士、宫廷画师郎世宁按自鸣钟原理设计，法国会蒋友仁监制，由广州派来的自鸣钟工匠，作为宫廷匠师制造具有东西方风格的“报时喷泉”钟（俗称水力钟）12个。此12个水力钟是按中国的十二生肖动物铸造的人身兽首象。兽首为铜质，以盘坐之态作双半月形分列十二个时辰，口中轮流喷水报时。每于正午时分，12个动物象口中一齐喷射出水柱，蔚为壮观。这种水力钟铜象铸工精细，兽首上的褶纹和绒毛等细微之处均清晰逼真。首用铜料是精选精炼的红铜，外表色泽深沉，内藴精光，历数百年而不锈蚀，堪称一絶。可惜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置于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首铜象水力钟被偷走，下落不明。直至2000年4月，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北京保利集团以每尊价1500美元购买了流落在美国民间作浴室装饰的牛、虎、猴首三铜首象。2003年，澳门富商何鸿燊购得猪首铜象；2007年他又以价6910万港币购得马首铜象送给国家，使得目前回到国家保存者已有5个兽首水力钟铜象。还有龙、蛇、羊、鸡、狗、鼠、兔七个铜首象仍散失不知下落，实在可惜。2009年2月5日，佳士得拍卖行在巴黎拍卖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持有的鼠、兔铜首象，也是圆明园的十二生肖水力钟铜首象的两尊。竟然以2800万欧元的天价拍卖出去。这是佳士得拍卖行违背相关国际公法精神和文物返还原属国家的国际共识的行为。

　　千里镜（今望远镜）于明末传入中国，清代数量不断增多，并得国人称赞。曾到荷兰馆参观过的乐均称此物可在“楼窗悬镜望重洋”；曾七如更赞“千里镜，可以登高望远，二三里能鉴人眉目”。干嘉年间（1736-1820），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对千里镜也作过绘声绘色的诗赞，云：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

　　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他还在诗下加注：

　　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原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为向月中东西南北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夜静，友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196〕

　　道光初年，西方军事技术如战船、水雷等，十三行商大胆购买更值得论及。是时，英国已蓄谋已久，企图以坚船利炮在广州打开中国大门，行商伍敦元等购买美国战船，以作防卫和作战，史称：

　　“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驾驶灵便。”〔197〕

　　这两艘船看来都是夹板船。此后，行商开始仿造船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天，美国军舰护送商货扺达黄埔港，允许中国官员上舰参观。于是总兵马殿田、督粮道西拉本、水师提督吴建勋登舰参观，后美国舰长赠三板船小模型一具。吴建勋即据此模型建造了一艘长13丈、宽2.9尺、深1.8丈的三桅战舰。但此战舰不能使用。于是道光皇帝下旨吴建勋只管操练水师，规定以后造船由行商潘仕成经理，不许官吏涉手。潘仕成即“延览外国军官所造战舰是二桅战舰，舰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长八丈七尺，头桅长七丈五尺，所以叫二桅战舰，风帆三架。船底用铜片包裹，连钉片共用铜六千七百多斤。按炮大小四十位，容三百多人，共需工料一万九千两。……约在一八四二年九月间可以完工。”〔198〕。然后自己雇请船匠“捐造二桅战舰四艘，材坚工巧，悉如西洋式”，史称：

　　“自觅良匠，照战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监制……船底船身，用铜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式样，以期坚固。”〔199〕

　　同年，仁和行商潘世荣率先制造火轮船，史称：

　　“至于火轮船式曾于本年春间，有绅士潘世荣，雇请工匠制造小船一支，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缘该船必须机关灵巧，始能适用，内地匠役，往往不谙其法。闻澳门尚有夷匠，颇能制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轮舟，工价自数万元不等。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之船，随时酌量情形，奏明办理。”〔200〕

　　上述行商购买、仿制的平板船是我国最早购买和仿制外国平板船的一大创举，且能仿照西方国家的兵船，自行绘制图样。此外，潘仕成还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捐资雇觅美利坚国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药，制造水雷”，历时九个月，水雷制造成功。经广东官府派员在珠江河面反复演试，“计时入水半刻许，水雷即行轰起水面二丈有奇。又于坚重木排之下试加演放，木排亦被轰断碎，似颇得力。”〔201〕潘仕成雇请美国人制造水雷的时候，还派有生员李光铨等跟他学习，并掌握了制造水雷的技术。试演成功之后，潘仕成便缮绘《水雷图说》一册和将已制好的水雷二十具，由李光铨等送往京城。

　　中国传统火炮对于射击目标一向全凭目测，加上炮身笨重，要移动火炮对准射击目标十分困难。鸦片战争后，丁拱辰从海外考察归来，在广州军营效力，针对传统火炮的弱点，采用西方技术，设计制造了附有车轮的炮架、大滑车、举重滑车绞架、象限仪（测量射击目标的仪器）等整套火炮射击配套器械，只需数人就可将数千斤的火炮移动到适当的方位，幷且大大提高了发炮的准确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行商仿制火轮船和水雷这一创举所产生的影响。如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谈到“议守”之策说：“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击之，”是克敌制胜的办法之一。他提出“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在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建造船厂和火器局各一所，请美国、法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舵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202〕可以说，十三行行商仿制西方夹板船、火轮船和水雷（见下图），不仅引起了魏源的关注和重视，而且他的“宜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理论的提出，是在总结了一些十三行商实践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在广州工匠应用物理学、数学等科学原理制造自鸣钟、船舶和水雷等实用技术的启示下，康熙皇帝也谕旨开始研究西方近代数学，并鼓励清朝学者把西方数学和中国传统数学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教学向近代化发展，出现了一批贯通中西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前期从事研究西方数学的学者达112人〔203〕，撰写了不少中西结合的数学专书，例如梅文鼎着有《筹算》3卷、《平面三角法举要》3卷、《弧三角举要》5卷、《方程论》6卷、《勾股举偶》1卷、《几何通解》1卷、《几何补编》4卷；王锡阐着《晓庵新法》6卷；李之全着《几何简易集》4卷；杜知耕着《几何论约》7卷；年希尧着《对数应用》1卷、《对数表》1卷、《三角法摘本》1卷；毛宗旦着《勾股蠡测》1卷；陈讦着《勾股述》2卷、《勾股引蒙》10卷；王元君着《勾股衍》；程禄着《西洋算法大全》4卷；戴震着《算经十书》、《策算》、《勾股割圆论》3卷；焦循着《加减乘除法》8卷、《开方开解》1卷、《释弧》2卷、《释楕》1卷，等等。这些著作宣告中国古代“本土数学”时期的即将结束〔204〕，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康熙皇帝为确定清朝业已统一的疆域，利用早在明朝已传入的西方地理学和地图学的理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传谕耶稣会士白晋（Joach Bouret）、雷孝思（Joan-Bapt 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ux）和费隐（Xavier-Ehrenbeot Fridelli）等人，以及中国学者何国栋、明安图等组织测绘队，跤山涉水，走遍全国各省，费时10年（1708-1718），使用西方先进的经纬平面投影绘图方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绘制成比例1:1400000的《皇舆全图》，又名《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精密的地图。它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205〕。该图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耶稣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欧洲制成铜版41幅印行，现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有藏本，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可供阅读参考之用。到了干隆二十五年（1760），干隆皇帝又命令耶稣会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将友仁（Miehael Benoist）等绘制《干隆皇舆全图》（亦名《干隆中国地图集》），共104幅，比例为1:1500000，制作比明代的《皇舆全图》更精密，显示了中国地图制作水平已走在世界前列。难怪时人剑华堂为此拍案叫絶：

　　“呜吁！今日之天下，与古之天下异矣！……西人东来地球图书，夫然后五洲土地、数十国之名考，粲然而分呈现”〔206〕。

　　这说明当时西方地理学、地图学传入和中国地理学、地图学的成就。到了1830年，美国传教禆治文在广州出版《亚美理格全省图志》，1831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编译出版《万国地理全集》、《大英国统志》和《古今万国纲鉴》等地图书籍，使广州人和中国人周知世界之大势，扩展世界之眼界。道光十九年（1839）3月，在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更聘用通晓英语和外国情况的梁秩、袁辉德两人，将英国人瑞玛利（Hugh Marray）所着《世界地理大全》（《Encyelope edia of Geography,1836》）一书翻译为《四洲志》出版，介绍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和历史，更进一步扩大了广州人和中国人的视野。据统计，在16-19世纪的近300年间，耶稣会土和中国学者所着、绘地图、地理的书籍共有43种，其中包括中国地图一册，蒙古、直隶、黑龙江、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江西、两广、四川、云南、贵州、两湖等分省地图17册。这可以说是地理学和地图学已进入实用阶段了。

　　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除了东莞县商人于万历十年（1582）率先于安南将红薯带回虎门小捷村（今虎门镇梁屋村）种植成功并向本省和全国传播推广外，十三行时期，一些西方国家的蔬菜种籽也作为广州贸易的商品进入广州和广东播种，据杨宝霖先生的研究，计有数十种外国蔬菜传入广州和广东〔207〕。例如荷兰豆（Pisam Sativmal），原产地欧洲，干隆五十年（1785）由荷兰来广州贸易的商船传入十三行，在西关乡村播种，然后经刘世馨传种于阳春县，二十年后已遍种“岭海”。刘世馨在其着《粤屑》一书中有详细记载，曰：

　　“荷兰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干隆五十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九月重阳前后播种，苗高二、三尺许，叶翠、花白，正月时结豆，甘脆异常。初惟西关一老圃能得莳植之法，每年八月杪，以小拦蓝携豆种上街，人争买之。初出甚贵，今则遍岭海皆有之。余前养居家，辟园种半亩以资供养。作诗云：新种荷兰豆，传来自外洋。莳当重九节，买自十三行。采种中原菽，燃添外国香。晨葩鲜莫匹，馨膳此初尝。豆种自荷兰国来，故因以为名云。”〔208〕

　　木瓜（Carico Papaya）原产地在墨西哥及西印度群岛，亦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入广东播种，成为后来有名的“岭南木瓜”，甚受广东民众欢迎，直到今天成为广东有名的水果品种。

　　上述十三行商领潮接纳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成为当时林则徐提出“睁眼看世界”和龚自珍、魏源等早期改革旅提出“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基石。

　　八、教育文化

　　西方国家在中国办学校，最早是1579年（万历七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大炮台山旁创办的一所小学，名曰圣保禄公学，1594年扩大升格为大学，名曰圣保禄学院。到十三行时期，在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的影响下，十三行“诸商捐建”越华书院于布政司后街；干隆三十五年（1770）潘启自己独力“建书院以招来学，不惜重资焉”〔209〕；嘉庆十六年（1811），十三行商人卢广利、潘有度、伍怡和、刘东生、潘丽泉、谢东裕、梁天宝、麦同泰、李万源、关福隆、黎西成等联合捐西关下九甫绣衣坊房屋12间办起了文澜书院。虽然该书院并非是招生读书之所，而是大小绅士雅聚之俱乐部。但到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二日，两广总督阮元借用文澜书院房屋而创办学海堂学堂。阮元亲自提书“学海堂”匾额悬于其上。学海堂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除了开设原来的文学、音韵、训诂等课程外，还仿西方国家学校开设了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物理等新的自然科学课程，开创中国学校学习自然科学的新风，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后来各书院纷纷仿效学海堂的创新办学，许多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这些改革了的书院里学习而成才的。如朱次琦先后毕业于广州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他“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后来他又以新学教育他的学生康有为，使康有为在广州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今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创办万木草堂书院时，自己任总教官，亲自讲课，宗旨是：

　　“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210〕

　　为此，该书院还讲授泰西哲学、地理学、数学、群学（社会学）等新课程。康有为的办学，影响很大。接着谭嗣同、唐才常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长沙协同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御史黄遵宪创办了湖南财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任总教司，课程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所讲的“正经正史，先秦诸子，西来群学，凡此诸端，分日讲习”的内容如出一辙。以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成为近代维新派人物，与他们所受西学的熏陶不无关系。

　　此后，一些基督新教的传教士还在澳门、广州办起新式学校，按照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知识。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突然得急病去世后，1836年9月28日在英国大鸦片商查顿（William Jardine）和颠地（Laneelot Dent）等人倡议和组织下，成立“马礼逊教育会”，从英、美国内募捐一笔资金，每月向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的英国籍妻子温施蒂（Wanstall）提供15英磅的资助，在她的女塾中附设男塾，作为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家在澳门一水之隔的南屏乡人容闳，年仅7岁，就是这所南塾的学生。在学校中，温施蒂除了用少量的时间教学生读英语外，大部分时间是致力向这些孩子灌输基督新教的教义。1839年11月4日，在温施蒂关闭其所办的女塾及男塾之后，向应邀前来的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的塞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门办起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最初招收6名学生读书。这是一所基督新教为传教而创办的“洋学堂”，学制为三至四年，课程有英语、汉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美术等。课时安排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钟开始，晚上九点钟才结束。学生全免学费，并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全部在学校住宿，学校情况良好，布朗很满意。他向马礼逊教育协会汇报称：

　　“根据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的规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不仅是教学，而且是一个教育团体。目标是训练整个的人，包括德、智、体。遵照这个目标，我安排学生们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早晨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户外露场地运动和娱乐……，孩子们和我们家庭混合在一起，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做他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参加我家的早晚礼拜”。〔211〕

　　马礼逊学堂的课程中、英文齐备，中文课包括有《四书》、《诗经》、《书经》、《易经》等；英文课程包括有天文、地理、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化学、历史、音乐、作文等。中文课由华人任教。这些学生所学课程较与当时中国的私塾、官学所设课程的内容丰富，知识新鲜，使学生增长科学知识，开阔视野。

　　马礼逊学堂办了11年（1839-1850），共招收学生52人，其中被开除或其他原因退学者20人，真正培养者只有32人。许多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技术人才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例如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闳和中国近代第一位著名西医生黄宽，就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材生，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到欧美各国的留学生。1846年，塞缪尔·布朗夫人回美国时，容闳、黄胜、黄宽随同离开澳门，于1847年4月12日扺达纽约。后在布朗的帮助下进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读高中，二年毕业后，容闳考取美国耶鲁大学。四年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他学成回国后，曾亲往南京谒见太平天国洪秀全之侄洪仁玕，提出按当时美国的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军队；设立军事学校培养多数有学识的军官；建设海军学校；建设好的政府，聘用优秀人才为顾问；建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颁订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会圣经为功课建立各种职业学校，培养急需人才等七项建议。容闳后来还到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成为中国早期机器制造业的著名工厂，并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基地之一。容闳还向清政府建议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以造就现代化建设人才。1871年，清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在沿海地区遴选12-14岁的少年120人，分4批赴美国留学。这些学童全是广东人，多半为香山县籍。黄宽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学生，五年毕业后，于1857年回国，在广州博济医院当医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西医生，为中国发展西医业作出了贡献。黄胜到美国后，读了一年，因病于1848年回国，1864年10月在上海广方言馆教英文。

　　与此同时，在十三行商支持下伯驾等传教士开办医院后，也在医院内办起医疗学班和学校，培养西医药人才。1837年（道光十七年），伯驾首先在博济医院内设立一个医疗班，招收3名广东青年学生进行培养。此可以说是西医学校在中国创办之滥觞。伯驾除用英语给3名学生讲授医学基础理论外，主要是培养和教授他们进行实际的手术操作训练。其中佼佼者是出身于十三行商业画世家的关韬（又名关亚杜Kuan A To），在伯驾的培养和指导下，关韬学会了白内瘴、脸内翻、翼状胬肉、腹腔放液穿刺等外科手术，亦能作肿瘤切除、拔牙、接骨等手术治疗，成为中国第一个优秀的眼科和外科医生。到了鸦片战争后的1866年（同治五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在博济医院内创办南华医学堂，后改名为博济医校。此是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招收学生12名，每周二、六上课，学制三年。嘉约翰亲自教授药物学和化学两门课程，还聘请中国留英学生、惠爱医院的医生黄宽讲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1879年（光绪五年），此校改名为“南华医校”，同时开始招收女学生。1886年（光绪十二年），孙中山亦考入此校读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校学生达到31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在广州和广东省内各地从事西医业务，也有少数人进入西医学校担任教师，为华南和全国的西医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工作40多年，对西医药学在广州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至晚清，基督新教教会在广州创办小学14所，中学9所。比较著名的有培正中学、培道女子学校、东山神道学校、真光中学、培英中学、格致书院、南华医学院、夏葛医学堂和端拿护士学堂；天主教所办的圣心中学、圣神小学等；基督教神学院校主要有1866年创办的信义圣经学院、1870年创办的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和1908年创办的培贤女子神学院。格致书院是美国传教士哈巴于1888年创办的，英文校名为中国基督教学院。校址曾三度迁移，最后在1904年迁至广州河南康乐村，更名为岭南学堂，英文名广州基督教学院。1905年改办大学，后定名为岭南大学。真光中学是广州最早的教会中学，由美国长老会那夏理于1872年创办，初称真光书院，只招女生。1909年改称真光中学堂。南华医学院由美国长老会嘉约翰于1866年创办，初名南华医学校，附属于博济医院。最初只收男生，1879年起兼收女生，1904年扩建，改称南华医学院。1900年，美国医生富马利在广州创办广东女医学堂。1905年，美国人夏葛捐款，在广州西关建校舍，改名为夏葛女医学堂，专招女生。1912年，夏葛女医学堂改为私立夏葛女医学校（见下图）。〔212〕

　　教会学校的兴起的发展，对广州、广东和全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教会学校具有自身的特长与优势。首先，教会学校讲外语，授西学，适应外国商业的发展速度和中国洋务需要。特别是在中学和大学，如果学生英语熟练，许多学校直接使用英语教材。有的学校还开设法语和拉丁语课程。学生掌握外语，有利于扩大知识范围，吸取西方丰富的学科知识，拓宽教会学校的培养目标。教会中小学开设物理、数学、生物、地理、化学等多种学科。如1889年由广州浸信会教友李济良等开办的培正书塾，在开办之初就提倡新学，设物理、化学、英语、天文和算术等科，严格选聘教师，对学生按章管理，力求道德品质与科学知识并重，实施德、智、体、群四育，吸引了大量教徒和华侨子弟就读。〔213〕广州夏葛女医学校开设科目有英语、算学、圣经、化学、体学、胚胎学、解剖学、病理、牙科、诊断、内科、外科、产科、耳鼻喉、儿科、尿经学、皮肤病学、妇科、眼科、脑系病学、法医学、调剂及处方学、药物及治疗学等。非常注重实习课程，除圣经外，各科均兼实习。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规定学习四年始发文凭，各生“须在开学时进学，迟到者列入备学班，多学一年。在此期限内，学生不能出嫁致碍功课，违者休退”。〔214〕教会学校通过严格、科学的训练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著名的女医生张竹君就由教会学校培养而成。张竹君，广东番禺人，早年考入广州博济医院学习医学，因学习成绩优异、热心公共事务而深得师生好评。毕业后留院服务两年，在广州开办缇福医院和南福医院，自行开业行医，20世纪初在上海创办医院〔215〕。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她被推为院长。

　　教会学校还是西学教师的摇篮，培养了大批西学教师，对广州和广东近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在19世纪末以前，教会学校是中国惟一培养西学教师的机构。由于当时中国懂西学者很少，社会对西学人才的需求强烈，大量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到各级官办学堂任教，担任西学教习，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各级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

　　到了近代，中国办起来的中小学和大学以及研究院的教育体制及其课程设置，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接轨了。例如1910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出席奠基和1911年筹款支持香港总督卢押（Lugart）创办的香港大学（见右图）。为了吸引内地莘莘学子到港求学，在学科设计上十分切合当时中国的需求，重点放在工程学和医学等实用科目。所以中华民国建立后，内地北方不少学生到香港大学求学，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仙洲（清华大学教授）、朱光潜（北京大学教授）、赵今声、张爱玲等，对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学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至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以大总统身分应邀到香港大学陆佑堂演讲时，还自称游子回到香港和香港大学，用英语勉励师生为国为民而努力学习说：“我的知识和革命思想来自香港和香港大学”〔216〕，赢得师生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并与师生合影留念（见下图）。

　　九、绘画艺术文化

　　据现看到的资料，最早将西洋绘画艺术带到广州者是耶稣会土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他于1580-1583年间（万历八年至十一年）四次跟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进出广州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定期市（交易会）时，带来一些意大利的美术作品，公开陈列展览，任由广州民众参观。这些作品是用西洋透视方法作画，所画立体感极强，人物画生动，栩栩如生，吸引不少观众和广州画家参观。入清以降，耶稣会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南怀仁（Jean Domingue Gabiani）、郎世宁（Joseph CasLiglione）等到北京传教和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其中以郎世郎最具影响力。郎氏来广州后先居住全在十三行内，后不久被广东巡抚杨琳举荐到京，成为康、雍、干三朝宫廷画师，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郎世宁所作油画《纯惠皇贵妃半身朝服象》，简称《纯惠贵妃象》（见右图）〔217〕，堪称“东方蒙娜丽莎”，体现了精湛的画技，影响清代画坛。于是，西洋画的绘画方法和技巧在广州传播开来，不少广州画家学习掌握了西洋画法，绘画出各种各样的西洋画或中西结合的画作。绘画艺术本身是属于文化最高层次的内容之一，但它总是与经济基础不能分开的。广州是环球贸易的中心市场，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所以在十三行内就应运而生出一种外销画商品。

　　十三行的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19世纪初达到鼎盛，画铺达30多间。所谓外销画、顾名思义，就是由中国画家迎合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的爱好，采用西方的绘画方法、画笔、颜料作画，带有风俗、风景写生或纪念旅游性质的商品绘画，主要是卖给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因此称之为外销画。就现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收藏的外销画来看，外销画的种类有布本油画、象牙油画、玻璃画、纸本水彩画、通草片水彩画、水粉画和瓷器烧造画等。

　　十三行时期最有名的外销画家是十三行商业画家关乔昌（又名啉呱）和关联昌（又名庭呱Lamgua）兄弟。关乔昌于1825年成为晚年旅居澳门的英国著名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的学生，学习和掌握西洋画方法和技术。兄弟在十三行内开设画室，位于同文街16号，在丹麦馆和西班牙馆之间，有10多个助手。他们采用流水作业，产量很高。他们专绘外销的大量油画。例如他们为伯驾于1835年11月开办的新豆栏医局（中国人称博爱医院）的110名患肿瘤病人画象。这大批画象直至今天还保留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和美国耶鲁医学图书馆（Yale Madical Library），成为研究中国油画家所作油画的珍贵资料。他们兄弟所绘的肖像画极为生动，所作的广州风景画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魅力，大大满足来广州贸国的外国商人的好奇心里和审美情趣，甚得外国商人青睐，使画作销路大畅，生意兴隆，并被称为中国最杰的外销画家。他为了招揽外销画生意，还在当年的《广东邮报》刊登广告：

　　“可以向读者保证，如果他们希望在下一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永生，毫无疑问，最好是为母亲、妻子、姐妹、情人、知己留下比他们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蓝阁画的，只要十五块钱，罕见的传真。”〔218〕

　　所以关乔昌的外销画市场很旺盛。下页图是外销画家正在同文行街画室作画。

　　他广招门徒，培养一批外销画工匠。关乔昌五十二岁时，还作自画像，成为1986年12月，香港邮政总局发行四枚“19世纪香港人画像”邮票之中的一枚（面值一元七角）。另一枚面价五元是钱纳利亲手所绘十三行商胡兴官的妻子肖像。再一枚面值一元三角的中国妇女人像，亦是钱纳利所绘。

　　林呱还为伯驾在广州开办的医院绘制不少医疗绘画，保留到目前可知的作品共110幅，其中有86幅收藏于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

　　另外一名在十三行开设画铺的外销画家关作霖（英文名Spoilm），也是颇负盛名的。他曾用西洋水彩画笔法为行商潘有度绘肖像。1800年被美国人普罗雄登斯购买收藏。

　　除了上述关乔昌兄弟自己创作的高级外销画外，还有一类是关氏培养出来的学生自己开店、仅是临摹关氏画作或复制西洋画家作品出售的外销画师以及纯属制画的工匠。这些画家共同构成十三行时期广州外销画的创作队伍，为当时外国商人提供足量的外销画商品，繁荣十三行外销画市场。

　　外销画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瓷器烧造图，称为广州彩瓷，简称“广彩”。因为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除了丝绸、茶叶等外，就是大量的瓷器。广州画家投外国商人所好，在大量的白瓷器上，绘制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图案，然后送往设在河南（今海珠区）的瓷器加工厂烧烘，成为甚受外商欢迎采购的广彩。当时有一名外国商人曾到河南参观过这种烘瓷厂：

　　“我们参观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们看见在一条长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们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绘各种花纹，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纪的人进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进行，甚至有六七岁的儿童参加。”〔219〕

　　当时的广彩工匠多仿照西洋画，有的也按照外商提供的样板作画，所以又称为“客货”。图案多为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教堂、花园风景、帆船以及肖像等。后来又兼采中国的绘画技艺，形成了一套完整技艺，其笔法既有中国绘画传统风格，又有西洋画风彩，充分展现中西合璧的特点。广彩已大量采用西红（金红）、法蓝（水清）、水緑、茄色（紫色）、湖水緑（鹤春）、牙白、二緑、双黄等，同时采用氧化铜、氧化钴等外国珐琅颜料，形成了颜色以薄、艳、亮见长的特色。〔220〕

　　这些绘制有外销画图案的“广彩”，现在流存在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者千万计，其中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完整的50幅瓷器烧造图，是干隆年间（1736-1795）广州画家绘制的外销画作品。这套广州外销画的图册，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首任大班坎贝尔从广州十三行购得。据瞭解是目前所知的数量最多的一套外销画瓷器烧造图〔221〕。它对于我们研究十三行时期中国外销画是十分珍贵的参考图像资料。

　　与此同时，西方的铜版画技艺也传入广州，出现一批掌握铜版画制作的工匠。起因是十三行商人奉干隆皇帝将《干隆西域武功画》（又称《干隆平定西域得胜图》）运到西欧制成名贵铜版画。《干隆西域武功画》（下简称《武功画》）是干隆皇帝请在宫中任首席画师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和法国画家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波希米亚耶稣会士艾启蒙（Igance Sichelbarth）和罗马耶稣会士安德义（Andre）等，根据干隆二十年（1753）平定额鲁特（Eleuths）蒙古准噶尔部上层贵族达瓦齐叛乱，和之后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木叛乱胜利的史实绘画而成的16幅凯旋图组画。干隆皇帝为了珍藏此组画，下旨以雕刻成精美铜版作底制成名贵重的铜版画加以保存。但当时中国没有这种制作技术，因此就命令粤督准备送至英国刻版。据记载，方德望神父（Pere Le Febvre）时为广州教会之领袖，通过他的朋友——一位亲近中国官员，向粤督说明法国各种艺术的发展，远在欧洲其他国家之上，特别是雕版术，法国已有相当的造诣。总督把这番话报告了皇帝，后奉旨将这些画送往法国〔222〕。于是把此项任务交由两广总督李侍尧，李即转交给十三行商完成。干隆三十年（1765），由同文行总商潘启同法国商人交涉制作，并以十位行商的名义联名同法国东印度公司协商和签订合同制作此组画，合同称：

　　“广东洋行潘同文等公约弗兰西大班吁知哩、武咖啷等。缘奉督关宪二位大人钧谕：奉旨传办平定准噶尔回部等处得胜图四张，刊刻铜版等由。计发郎世宁画爱玉史诈营稿一张、王致诚画阿尔楚尔稿一张、艾启蒙画伊犁人民投降稿一张、安德义画库尔满稿一张，幷发依大理亚国番字二纸、西洋各国通行番字二纸到行，转饬办理。今将原图画四张、番字四纸，一并交与大班吁知哩、武咖啷，由白耶船带回贵国，烦交公班呓。转托贵国阁老照依图样及番字内写明刻法，敬谨照式刊刻铜版四块，刻成之后，每块用坚实好纸印刷二百张，共计八百张，连铜版分配二船带来，计每船带铜版二块，印纸每样一百张，共四百张，并将原发图样四张，番字四纸，准约三十三年内一并带到广东，以便呈缴。今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倘风水不虞，其工价水脚，俱系我行坐账。立此约字一样二纸：一交大班吁知哩带回本国照办，一交坐省大班武咖啷收执存据，两无贻误。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此约。大班吁知哩、武咖啷二位收照。干隆三十年月日，潘同文、颜泰和、陈广顺、邱义丰、蔡聚丰、陈源泉、蔡逢源、张裕源、陈远来、叶广源。”〔223〕

　　干隆三十一年（1766），行商先将组画稿本四张运去法国，由法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马利尼特（Malint）请一位著名铜版画匠柯兴（Koxin）负责制作。但是经历几年，全无任何消息。法方亦无按合同送还四张画稿，行商再发送其他十二张画稿。干隆皇帝埋怨此事办理速度太慢，十分恼火。干隆三十六年（1771）11月19日，下旨传谕此事“承造铜版画十六样，今已五六年有余，才得六样，尚有十样未得，着问德魁因何如此停滞，并令催办”。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害怕干隆帝怪罪，曾几次催促潘启等行商，敦促法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公司大班，要求早日制作完成送回。从此，法方才聘请最负盛名的雕刻家勒巴弟（LúAbat）等多名工匠共同制作。几年内，法方才将逐步完成的铜版画送运回广州，由十三行商和广东官府送到北京，最后一批拖至干隆三十九年（1774），法方才将所制的《武功画》铜版及各印200张铜版画如数送经广州上缴北京宫廷。

　　由于法国代制的《武功画》铜版画是广州十三行承办和送经广州上缴北京宫廷的缘故，故一些广州雕刻工匠得以学习而掌握铜版画的技术。干隆四十年至嘉庆年间（1775-1820），北京宫廷再将干嘉年间的几张战图制作成铜版画时，再不送请法国制作了，而是在北京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指导来自广州的工匠成功制作成中国自己的铜版画。

　　近现代摄影技术于1816年在法国产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传入广州。当年，法国政府以特使拉萼尼（Theodore Mune de Lagrene）率领使团前来广州与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耆英谈判并签订《黄埔条约》。使团随员法国海关总检察长于勒·埃及尔（Iules Itier）是一位摄影家。他携带一部笨重的银版摄影机，利用使团在广州和澳门停留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至今藏于法国摄影博物馆有关当时广州和澳门的照片37幅。其中大部分是广州的银版照片，包括十三行商号、十三夷馆、羊城风貌、海山仙馆人物（如中法条约谈判的中法代表、在广州一条街上的一群人、清朝其名官员、广州将军奕湘、广东巡抚程柔采、广州知府刘开域、同文行商潘官一家等）。此是研究广州初期拍摄作品一组极珍贵的照片。章文钦教授曾对这组照片作了研究、可供参考〔224〕。

　　十、音乐文化

　　西洋音乐早在1583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从澳门入肇庆，后经韶州（今韶关市）、南昌、南京和北京传教时传入中国各地。到了十三行时期，西洋音乐的风格、乐理、乐器、表演技巧等已为中国部分民众（特别奉信天主教的教士）和清朝皇帝、宫廷官员和家属所喜闻乐见。此时期，西洋管弦乐器和管弦乐也传入广州，并受到一些地方上层人士的欢迎。捷克传教士严嘉乐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9月14日到广州，次日受到两广总督的接见，他说总督喜欢听他弹琴：

　　“两天之后（那是星期三，正好是季度斋戒日），他邀请我们赴午宴，席间他想听我弹奏羽管键琴。”〔225〕

　　同时，据阿理嗣所着《中国音乐》，干隆年间（1736-1795），有传教士在广州组织了一个由4人组成“广州乐队”（Cantonese Orchestra）用中国琵琶等中式乐器演奏西洋音乐，亦很受广州人士欢迎（见下图）。

　　此后，管弦乐很快传入北京和各地教堂流行。赵翼曾详细地记述北京天主教堂盛行管弦乐的情景：

　　“有楼作乐之所，一虬髯者坐而鼓瑟，则笙、萧、罄、笛、钟、鼓、铙、镯之声无一不备。其法设木堂于楼堂之上，悬铅管数十，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鞴以作气，气在夹板中，尽赶于铅管下之缝，由缝达于管，管各有一铜丝，系于琴弦，虬髯者拨弦，则各丝自抽击其管中之关捩而发响矣。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窍，以象诸乐之声；故一个鼓琴，而乐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巧！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絶。”〔226〕

　　这说明当时北京的教堂已专门设置有演奏管弦乐的楼堂。为了推进管弦乐进一步在中国传播，有一些耶稣会士还用西洋乐理谱作中国曲子进行演奏，可谓中西结合。例如会士魏继晋（Florianus Bahr）和鲁仲贤（Jean Walter）两人曾谱写成16首中西结合的乐曲和歌词，在清廷内宫演出。意大利会士组织了一个小管弦乐队，于1760年（干隆二十五年）在宫廷演奏当时流行于罗马和欧洲的皮契尼所作的著名歌剧《乞娜》（Cecchina）。

　　康熙皇帝更喜欢西洋音乐，专门邀请会士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入宫，指示他必须教授皇子学习西洋音乐的乐理音律，说：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首领张起麟传旨：西洋人德理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了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乌、勒、明、法、朔、拉、七七个音符却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明明白白说与德理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源。”〔227〕

　　于是乎，德里格在内廷供职五年之久，就专门向几个皇子教授西洋音乐的乐理音律。我们今天通用的“1、2、3、4、5、6、7”七个简谱音乐符号，就是沿用当年西洋音乐的音律而来的。德理格在宫廷教授皇子西洋乐理之后，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与会士徐日升（Joseph Suarez）合着一本《律吕正义三编》的西洋音乐的乐理书，上编是“正律审音”；下编是“和声定乐”；续编是“协韵度曲”。其中续编卷一，专门论述西洋音乐的乐理，特别是着重介绍了西洋音乐的五线谱的编写理论和唱法。此为五线谱传入中国之始。因为康熙皇帝喜欢西洋音乐，所以在宫廷内曾建立了一个小型乐团，由徐日升担任首席乐师，指导乐团演出。

　　与此同时，西乐的各种乐器也传入中国了。特别是风琴已流行澳门、广州和北京等地演奏。干隆三十年（1765），朝鲜学者洪大容造访北京，访问了北京天主教堂南堂，就看见了西洋的风琴，并对风琴的发音原理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见乐器为木柜，方丈余，中排镴筒教十。筒有大小，有长短，皆中律吕。柜旁横出小橛子，如筒之数。西十余步，亦有木柜两间，有暗穴以通风路。西柜上设皮囊，可容数石，以重板结囊口，板有柄加于柜，旁横木一，人按柄而举板，囊饱而气充于中，盖底有风户，随意开闭。舍柄而板重压囊，而不能下者，风户忆闭，而气无所泄也。气无所泄则随风路而喷薄于镴筒矣。筒底有孔，将以受气，而别有物以闭之，则囊尚饱而气无泄，而筒无声矣。筒孔之开闭机系于旁橛，乃以手指轻按其橛，而筒声发矣。惟筒与橛各有其属，按其最上而大筒之孔开而受气，其声雄浑如吹螺角，则黄钟之浊也。按其最下而小筒之孔开而受气，其声清细如呼笙管，则应钟之清也。诸橛之相应，筒律之参差，皆仿之。盖取笙簧之制而大之，借气机而不费人之呼吸也，亦西洋之制也。”〔228〕

　　此外，还西琴、铁弦琴等西洋乐器也传入广州和中国了。

　　余论

　　上述十三行时期行商领潮接受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文化，并形成了开放、重商、包容、务实、革新特性的广州城市文化，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如果结合广州开放贸易两千年的历史，那就造就了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或称珠江文化）中心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广州城市文化，无疑在推动广州、广东和中国走向近现代化道路起着先锋的软实力作用。这种软实力的作用无需我多作解释，我在下面引用孙中山等名人和学者的评价，就足以说明瞭。

　　孙中山说：

　　“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再造民国，还要有这个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须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229〕

　　梁启超说：

　　“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230〕

　　李大钊说：

　　“广东是现代思想汇注之区，自明季造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231〕

　　郭沫若说：

　　“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232〕

　　朱谦之说：

　　“北方黄河流域即代表解脱的知识；中部扬子江流域可代表教养的知识；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实用的知识，即为科学的文化分布区。”〔233〕

　　注释：

　　〔1〕Angus Maddism,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ong Run, DECD, Devolopmend, Paris, 1988;戴逸：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讲稿，2003年2月23日。

　　〔2〕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顶尖经济史学家艾伦（Robert Allen）研究指出：“上一次中国占据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家宝座是在1850年以前”。（见《隔百多年重登宝座：中国超美成最大制造国》，《明报》2011年3月15日A16版）。另一位英国经济史学家佛葛臣（Niall Ferguson）研究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最发达的国家“过去大多数世纪都曾属于中国，19和20世纪是例外。”（Eric Emin Wood，Will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Part1 of4)”Chincse New”, 5,6.25,2011,Toronto）。

　　〔3〕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301页。

　　〔4〕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五，《西域·十三行》。

　　〔5〕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9年，55页。

　　〔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中华书局，1985年。

　　〔7〕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页。

　　〔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0八，《广州府风俗考五》。

　　〔9〕《河阳世系番禺龙溪潘氏族谱》，民国九年（1920）印。

　　〔10〕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载广州市海珠区志编辑室编：《海上明珠》，1990年印，215-219页。

　　〔11〕伍秉镛：《渊云妙墨山房诗钞》卷下，道光五年（1825）刊本。

　　〔12〕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八，《人物》。

　　〔13〕梁嘉彬：《梁经国传》，载台湾《史学集刊》第7期。

　　〔14〕黄启臣、梁承邺：《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6-51页。

　　〔15〕黄启臣：《黄启臣文集（三）》，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0年，307-310页。

　　〔16〕《干隆番禺县志·义行传》。

　　〔17〕梁恭辰：《国学导航》卷五，《北京园笔録》。

　　〔18〕吕鉴煌：《文澜众绅总録》，光绪十七年（1891）。

　　〔19〕吕鉴煌：《文澜众绅总録》，光绪十七年（1891）。

　　〔20〕同上。

　　〔21〕根据《文澜众绅总録》数字计算。

　　〔22〕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琅嬛仙馆刊本。

　　〔23〕谭莹：《山堂宴集陈古樵大令即景绘画并系以诗司同人皆有作，余亦继声》诗注，《乐志堂诗略》卷二，光绪元年（1875）刊本。

　　〔24〕转引黄伟宗、司徒尚纪主编：《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1280页。

　　〔25〕《道光新会县志》卷三，《学校》，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

　　〔26〕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

　　〔27〕谭莹：《乐志堂文集》卷一，《远爱楼记》。

　　〔28〕李光廷等：《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九，《列传十八》。

　　〔29〕李光廷：《元日谢伍紫垣除夕惠<粤雅堂丛书>》，见《宛湄书屋文钞》卷八。

　　〔30〕《粤雅堂丛书》第十六集，《孙氏周易集解·跋》。

　　〔31〕《粤雅堂丛书》第十二集，《太上感应篇·跋》。

　　〔32〕《同治南海县志》卷十八。

　　〔33〕《广东文征》。

　　〔34〕《广东藏书纪事诗》。

　　〔35〕《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36〕谭莹：《乐志堂文续集》卷二，《紫垣伍公墓志铭》。

　　〔37〕张之洞：《书目问答·劝刻书说》。

　　〔38〕宇野雪村着、吴绪彬等译：《中国书法史》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72年。

　　〔39〕李光廷等：《光绪广州府志》卷三一，《列传二十》。

　　〔40〕洗玉清：《洗玉清文集·广东之鉴藏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41〕朱万章：《广东传世书迹知见録·岭南丛帖所刻粤人书迹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322页。

　　〔42〕洗玉清：《广东丛帖叙録》，广东省文献委员会1949年印行。

　　〔43〕《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九，《伍崇曜传》。

　　〔44〕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1990年，249页。

　　〔45〕潘仪增编：《番禺潘氏诗略·序》1894年刊本。

　　〔46〕陈以沛：《羊城外贸首富潘氏世家》，载《羊城古今》1991年第29期。

　　〔47〕《宣统番禺县志·艺文志》，吴荣光：《听楼书画记·序》。

　　〔48〕洗玉清：《广东之鉴藏家》引言，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印，1949年；亦见：《洗玉清文集》，3页。

　　〔49〕梁晓庄：《印谱五种》，载《岭南文史》1992年第2期。

　　〔50〕《粤东印谱考》，载《岭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

　　〔51〕潘光瀛：《梧桐庭院诗钞》，见潘仪增编：《番禺潘氏诗略》1894年刻本。

　　〔52〕潘正炜：《古铜印汇》。

　　〔53〕《听帆楼续书画记》，见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下），第7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2502-2671页。

　　〔54〕《听帆楼续书画记》，见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下），第7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2505-2671页。

　　〔55〕李光德编：《中华书法大辞典》，团结出版社2000年，966-967页。

　　〔56〕陈以沛：《羊城外贸首富潘氏家族》，载《羊城古今》1991年总第29期。

　　〔57〕杨仁凯：《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2000年，348页。

　　〔58〕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七辑，2505页。

　　〔59〕陈以沛：《羊城外贸首富潘氏家族》，载《羊城古今》1991年总第29期。

　　〔60〕据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八，《人物》的资料摘録，1945年。

　　〔61〕管林主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8页。

　　〔62〕《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九，《伍崇曜传》。

　　〔63〕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卷，26页。

　　〔64〕《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十四，《伍宗曜传》。

　　〔65〕《干隆番禺县志·义行传》。

　　〔66〕考太苏：《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67〕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19页。

　　〔68〕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9页。

　　〔69〕范岱克（paul A·Van Dan Dghe）：《从荷兰和瑞典档案看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广州帆船贸易》，《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70〕马士着、区紫华译：《东印度公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三、四卷，584页。

　　〔71〕F·R-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杜拉斯，《旧中国的贸易》）P129，Boston，1930.

　　〔72〕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5册，2332页。

　　〔7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卷二六，973页。

　　〔74〕William C·Hunter,The “Fankwae”at Canton, p45.

　　〔75〕William ·C 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P43.55.

　　〔76〕Foster Rhen Dulles, The Old China Frade, P130.

　　〔77〕Chinese Reository Vol XII, P85.

　　〔7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事语》，中华书局，1985年。

　　〔79〕黄启臣：《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28页。

　　〔80〕《嘉庆大埔县志》卷十，《民俗》。

　　〔81〕《军机处録付奏折》，李清芳奏，干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82〕黄启臣：《黄启臣文集（三）》，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0，73、70页。

　　〔83〕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154页。

　　〔84〕《光绪嘉应府志》卷廿九，《艺文》。

　　〔85〕尹源进：《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

　　〔86〕《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四裔考五》。

　　〔87〕《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干隆朝外洋通商案》。

　　〔88〕《清高宗实録》卷四七二，干隆十九年九月丙戌。

　　〔89〕《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考》。

　　〔90〕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二，《训典二》。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500页。

　　〔92〕《河阳世系龙溪潘氏族谱》。

　　〔93〕马土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四、五卷，600页。

　　〔94〕潘月槎：《潘启传略》。

　　〔95〕潘飞声等辑：《番禺潘氏诗略》第3册，潘有度：《义松堂遗稿》。

　　〔96〕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4页。

　　〔97〕叶廷勋：《梅花书屋诗钞》卷四。

　　〔98〕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1109）215页，杨国桢教授借阅钞録。致谢。

　　〔99〕威廉·C·亨特着、林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4页。

　　〔100〕佩雪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501页。

　　〔101〕威廉·C·亨特着、林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4页。

　　〔102〕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语词集》，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03〕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8页。

　　〔10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载《岭南文史》1985年第2期。

　　〔105〕转引自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475页。

　　〔106〕《美<中式英语>舞台剧抡镜》，《明报》2011年7月17日，A25版。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1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卷，329页。

　　〔109〕《广州日报》1997年3月21日第21版。

　　〔110〕孙中山：《宗教与政治》。

　　〔11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267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卷，62页。

　　〔113〕转引自许茹：《众多大科学家信神》，《多伦多报》2011年3月17日。

　　〔114〕转引傅真：《爱的召唤》，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128页。

　　〔115〕转引自傅真：《爱的召唤》，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129页。

　　〔116〕转引自傅真：《爱的召唤》，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129页。

　　〔117〕转引自许茹：《众多大科学家都信神》，《多伦多报》2011年3月17日。

　　〔118〕转引自许茹：《众多大科学家都信神》，《多伦多报》2011年3月17日。

　　〔119〕黄启臣、郑炜明：《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74-76页。

　　〔120〕麦沾恩：《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121〕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 “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u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Kong 1959, p42-43.

　　〔122〕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 “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u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Kong1959, p68.

　　〔123〕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 “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u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1969, p97.

　　〔124〕W·H·Medhurst, China, Its Statcand Prospects, P294-300;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Miorison, Vol II, P472.

　　〔125〕《中华为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年）》（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章第12节。

　　〔126〕麦沾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着、胡簪云译：《梁发传》，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5，74-77页。

　　〔127〕威廉·C·亨特着、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40-41页。

　　〔128〕潘有度：《义松堂遗稿》，见潘仪增辑：《番禺潘氏诗略》第1册，1894年。

　　〔129〕转引自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227页。

　　〔130〕刘志伟：《广州二百年前就是国际化城市》，载《羊城晚报》，2003年9月30日。

　　〔131〕李斗《扬州画舫録》卷十二。

　　〔132〕曾七如：《小荳棚》卷一六。

　　〔133〕转引自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241页。

　　〔134〕转引自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241页。

　　〔135〕潘有度：《义松堂遗稿》见潘仪增编：《番禺潘氏诗略》第1册，1894年。

　　〔136〕吴建雍：《1757年以后的广东十三行》，载《清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辑。

　　〔137〕威廉·C·亨特：《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94页。

　　〔138〕《军机处寄信档》第1552卷第1册，见《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09页。

　　〔139〕同上书第116页。

　　〔140〕《军机处録副奏折》第298卷第26号，转引自覃波：《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载《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

　　〔141〕张问安：《亥白诗草》卷三，《洋舶杂诗》。

　　〔142〕赵翼：《檐曝杂记》卷二，《钟表》。

　　〔143〕梁恭辰：《东北园笔记续编》卷二。

　　〔144〕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145〕支机生：《珠江名花小传》不分卷。

　　〔146〕丁克柔：《柳弧》卷二，《表》。

　　〔147〕转引自蒋建国：《广州城里的洋货和洋货消费》，载《大经贸》2004年第1期。

　　〔148〕阎宗临：《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士之关系》，载《扫荡报》（桂林）《文史地周刊》第4期，1941年3月19日。

　　〔149〕《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文献丛编》，31页。

　　〔150〕First and Second Report of the Meclieal Missionary Soeiety in China, 1841.

　　〔151〕W·W·Cadbury and M·H·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Shanghai.

　　〔152〕W·Lockhant, Medical Miss nary in China, ANarratire of Wenty years xperience, P236, London 1861.

　　〔153〕Wang and Wa, History of Chincse Medicine, 1932, P143.

　　〔154〕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134页。

　　〔155〕邱熺：《引痘略自序》，嘉庆丁丑敬业堂初刊本，道光百兰堂复刊本。

　　〔156〕George Theamas Slaunton, Mscellaneous Ne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erial Intep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Pant the Secound, 附録：《新订种痘奇法详释》。

　　〔157〕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158〕《光绪广州府志》卷一六三，《杂録四》。

　　〔159〕邱熺：《引痘略》。

　　〔160〕王韬：《瀛堧杂志》卷六。

　　〔161〕史澄等：《同治番禺县志》卷四七，《梁国炽传》。

　　〔162〕邱昶：《牛痘新法全书》序光绪已末宏道堂刻本。

　　〔163〕伍秉镛：《渊云墨妙山房诗钞》下卷。

　　〔164〕蔡恩显：《民元前后之中国医药期刊》，载《中华医学杂志》1953年第3期。

　　〔165〕刘泽生：《早期医学史学者尹端模》，载《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

　　〔166〕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藩篇》。

　　〔167〕转引自曾昭旋：《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395页。

　　〔168〕《史料旬刊》，1930-1931年印本，第9期，308页。

　　〔169〕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5页。

　　〔170〕《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23页。

　　〔171〕黄佛熙：《广州城防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44年，621页。

　　〔172〕英格丽·阿伦斯伯塔：《瑞典“歌德堡号”再度扬帆》，广州出版社，2006年，39页。

　　〔173〕《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144页。

　　〔174〕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5-18页。

　　〔175〕曾七如：《小荳棚》卷一六，《南中行旅记》。

　　〔176〕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8页。

　　〔177〕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6-17页。

　　〔178〕Chinese Repostory《中国丛报》Vol Ⅱ，P199.

　　〔179〕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七，《夷商二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17页。

　　〔18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353页。

　　〔181〕《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79页。

　　〔182〕转引《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113页。

　　〔183〕广州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宗教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93页。

　　〔184〕亨特着，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90页。

　　〔185〕《履园丛话·铜匠》。

　　〔186〕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763页。

　　〔187〕张问安：《亥白诗草》卷三，《洋船杂诗》。

　　〔188〕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Ⅲ， Boraventura L banez, OFM, A-Au tobiographia, 31 Mart P324-326, 1690.

　　〔189〕转引《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109页。

　　〔190〕潘华发撰：《民国潘氏典堂族谱》，民国十三年刊本，43页。

　　〔191〕张嗣衍：《干隆广州府志》卷四八，《物产》。

　　〔192〕J·Needham, Wang Ling and D. J. S. Price, Heavenly Clockwork, Cambridge, 1960.

　　〔193〕《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转引自刘月芳：《清官做表处》，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194〕斯丹东着、叶笃义译：《英使谒见干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503页。

　　〔195〕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P97, WW. Nortou & Company, Inc, 1907.

　　〔196〕潘仪增：《番禺潘氏诗略》卷三。

　　〔197〕《清宣宗实録》卷三八三。

　　〔198〕魏源：《海国图志》卷84，《奕山：制造出洋战船疏》。

　　〔19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书店，2000年，第4册，249-250页。

　　〔200〕《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三。

　　〔20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书店，2000年，第4册，195页。

　　〔202〕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

　　〔203〕诸可宝：《畴人传三编》。

　　〔20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卷，114-115页。

　　〔20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第5卷，235页。

　　〔206〕《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九。

　　〔207〕杨宝霖：《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313-316页。

　　〔208〕刘世馨：《粤屑》，转引自扬宝霖：《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314页。

　　〔209〕《干隆番禺县志·义行传》。

　　〔210〕《康南海自编年谱》。

　　〔21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83页。

　　〔212〕《广东夏葛女医学校章程（1915-1916）》，广东中山图书馆藏，1918年。

　　〔213〕广州培正中学：《培正校史》，1994年，51页。

　　〔214〕《广东夏葛女医学校章程（1915-1916）》，广东中山图书馆藏，1918年。

　　〔215〕陆丹林：《广东女志士张竹君医师》，载《广东文史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辑。

　　〔216〕洪清田：《港大、香港与中国：招孙中山“完整知识”魂》，载《明报》2011年8月21日D3版。

　　〔217〕此画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曾被法国军司令弗雷作为“战利品”掠往欧洲，后经弗雷家族后人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然后回归故土。

　　〔218〕转引自张涛：《广州外销画一中国西画艺术市场的滥觞》，载《收藏界》2007年第10期。

　　〔219〕转引自陈伯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上），广州出版社，1995年，320页。

　　〔220〕林明体：《岭南民间百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76-177页。

　　〔221〕江莹河：《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瓷器烧造图研究——以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为例》，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222〕利奇温着、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46-47页。

　　〔223〕转引自潘刚儿、黄启臣：《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83-84页。

　　〔224〕章文钦：《最早在我国拍摄的照片》，载《广州研究》1986年第7期。

　　〔225〕转引自蒋建国：《广州城里的洋货和洋货消费》，载《大经贸》2004年第1期。

　　〔226〕赵翼：《檐曝杂记》。

　　〔227〕《康熙与德里格》，载《扫荡报》（桂林），1941年4月23日，《文史地周刊》。

　　〔228〕洪大容：《刘鲍问答》，转引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27-428页。

　　〔22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574页。

　　〔230〕梁启超：《钦冰室全集·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574页。

　　〔231〕转引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1页。

　　〔232〕郭沫若：《我来广东的志愿》，载《革命生活旬刊》，1926年第5期。

　　〔233〕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2年，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