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广州十三行时期”（1686-1842），适值“康干盛世”。那时的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当时，由于清政府实行海路“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于是全世界各国商人和中国各省商人都萃荟广州，通过半官半商性质的广州十三行商为中介人进行贸易。
海外贸易的航道同时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随着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中西文化亦经澳门在广州相互交流。十三行商在同西方各国商人做生意的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勇于领潮接纳西方文化，诸如自由贸易理念文化、西方语言文化、宗教文化、消费文化、西医药学文化、建筑文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化、绘画艺术文化和音乐文化，等等，使广州具有传统、开放、多元和包容的城市文化特色，从而促进广东以至全国城市文化向近代发展打下基础。
【关键词】广州 行商 领潮 西方文化
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广州十三行时期”，适值清朝的“康干盛世”。那时，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占据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宝座〔2〕。
而在此时期，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除海禁、实行开海贸易政策和干隆皇帝于干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海路“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于是广州的海外贸易得以空前蓬勃发展，开辟了从广州出发，经澳门中转到全世界各国的8条国际航线：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广州—澳门—长崎；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巴西；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广州—澳门—纽约；广州—澳门—温哥华；广州—澳门—澳大利亚；广州—澳门—俄罗斯等。这么一来，广州就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全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中国各省的商人都云集来广州做生意。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到广州就亲眼看见并记述这种情况，说：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载到这里。”〔3〕
而广州“十三行街，为西洋诸国贸易之所”〔4〕。各国商人亦认为通过十三行街的广州十三行商这种中国清朝的“广州制度”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好做。正如英国下议院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英国商人进行调查的报告所说：
“外国商人对于这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改）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5〕
正因为如此，广州成为“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6〕的国际十大都会的第一大都会，使得美国马蕯诸塞州、乔治亚州、俄克俄州下的县、市有以广州（canton）来命名者，可见广州在美国影响之广大。十三行成为清朝廷的“天子南库”；十三行行商成为富甲天下的豪商，其中怡和行商伍秉鉴位居世界首富，拥资2600万银两（相当于今天50亿美元）。而此时期，美国首富仅拥有700万美元。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伍氏为世界历史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富豪之一。
海外贸易的航道同时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随着广州海外贸易的空前蓬勃发展，中西文化亦在广州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中关系最巨，以政治而言，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又常为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有彼辈转达，是又有唯一之外交权；以经济而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外人不得与中国其他商人直接贸易”〔7〕的十三行商人，顺应时代潮流，以中介人（或曰边缘人）的身份，游离于中西文化交流之间作出反应。他们既以儒化商人的身份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又敢于突破“天朝”传统的羁绊，解放思想，勇于领潮接纳西方文化，使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文化得以传入广州（当然中国文化也西传西方国家）。
唯其如此，本文拟就十三行商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领潮接纳西方文化而形成的广州城市文化的历史事实作一探索，分两章阐述如下。
第一章 保持中国传统文化
其内容包括科举制度文化、重教兴学文化、刻书（出版）文化、学术文化和慈善（福利）文化等。
一、科举制度文化
十三行时期的广州，虽然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但就其整个社会结构而言，其经济和政治体制仍然是封建社会制度。科举制度仍是清朝选拔各级官吏的途径。因此“士农工商”，“重农抑商”和“勤于农圃而不事工商，斥卤尽成畎亩，而贸易每为人所欺”〔8〕仍然是广州社会的普遍理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和“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理念仍然是人们欣羡和追求的最高目标。那怕是“富甲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也不例外。纵看行商家族的经历，往往是其创立的第一代多是没有科举功名的艰苦创业经商，发财致富后的第二代及以后，就向着“亦儒亦商”、“亦官亦商”、“登科入仕”的官本位封建文化转化，以摆脱封建社会“轻商”和“贱商”的社会地位，而跻身于社会士大夫绅士官宦阶层，达到“以富逐贵”、“以官护商”、“弃商而官”、“永享富贵荣华”的目的。一般说来，行商家族的第一代没有科举功名，而且多为先替某行商打工，赚到第一桶金和得到某行商信任和帮助另立门户成为十三行商之一，经营致富后，利用清廷的捐纳制度（捐输赐官），不惜以重金捐“官”，获赐名誉官衔（详后）之后，第一代行商以部分商业资本投资兴学或自办家塾，聘请名师，教育儿孙侄辈读四书五经，然后进入府、州、县儒学深造参加科举制度的秀才、岁试、乡试、会试、殿试，以取得童生（廪生、增生、附生）、举人、进士、状元、榜眼、探花等功名，从而获得封官。如果此途失败，又重复第一代以钱财捐官或捐功名得官。下面以次富同文（孚）行商潘氏家族、首富怡和行商伍氏家族和一般行商天宝行梁氏家族为例加以阐述，以见一斑。
同文（孚）行的创办人潘启（振承），原籍福建省同安县文圃山（今厦门市海沧区），家庭人口多，生活穷苦，14岁被人雇为船工。大约是干隆三年（1738），由福建来广东番禺，在陈姓洋行经理事务，陈商喜公诚实，委任全权。陈氏获利荣归，公乃请旨开张同文洋行〔9〕。他善于经营并遇上良机，很快经商致富，并成为公认的行商领袖，居总商职位约30年之久。
潘启并未取得科举功名，但他设开同文行经营发财致富后，向清政府捐纳而获赐候选兵马司正指挥的官衔（六品官），并加三品顶戴。这种“候选”官衔虽然只是荣誉性质的虚职，没有实权，但却满足了行商以虚荣心理攀上既富且贵的道路，而且可以穿上官服炫耀于同品级官员见面之时，垂手而立、免除下跪礼规，从而满足心理的平衡。潘启虽然捐得当时行商中最高衔，但他自己心知肚明，此举并不能真正摆脱平民阶层，与官吏平起平坐。所以他就出资聘师设馆，教育他的儿孙辈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而后步入仕途，达到真正的“既富且贵”的目的。于是他聘请同乡人、嘉庆进士、兵部主事金菁莪，举人张炳文、进士谢兰生等名师来潘家内任塾师，教其子孙读书考举入仕，使之取得清政府的功名和真实官职的官衔，从而实现从平民阶层进入士大夫阶层。现将潘氏后人读书登科入仕和晋官的情况开列如下，以见一斑。
次子有为（1744-1821），干隆三十三年（1768）优贡生，三十五年（1770）恩科举人，三十七年（1772）进士。钦点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衔。
其孙读书考取科举功名后入仕为官者不乏其人。例如：
正亨（1779-1837），县副榜贡生，官至刑部湖广清吏司员外郎，知府衔。
正耀，附贡生，赐花翎送衔。
正绵（1786-1826），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拣选知县、内务部员外郎。
正修，举人。
正纲，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选庶吉事、授吏部主事。
正常（1787-1812），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十四年（1809）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吏部考工司主事。
正琛（1786-1847），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官揭阳教谕训导，后官刑部安徽司员外郎。
曾孙（包括外玄孙）登科入仕者有：
宝鋆（1853-1892），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光绪二年（1878）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
宝琳（1856-1903），光绪十五年（1885）举人，十五年（1889）进士，十六年（1890）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宝珩（1853-1892），光绪八年（1882）举人，辛亥革命后任谘议局筹办处议绅。
兆俊，行伍出身，官新会右营守备、香山右营都司、广州协右营都司、署广州协副将。
恩荫，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10〕
但是，科举考试有竞争性，行商子弟参加考试不能完全保证登科入仕。那么，考不上功名为官者如何办呢？于是潘启家族仍然可通过捐纳使其子弟获得官衔。如潘启三子有勋、四子有度、五子有原、六子有江、七子有科等均考试名落孙山，所以只好走捐纳得官的邪道了，如三子有勋官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四子有度官即用郎中、敕授儒林郎；六子有科官至兵部职分司员外郎，钦加盐运使司衔。
怡和行商伍国莹与潘氏家族相似，国莹原籍福建晋江县安海乡，明末来粤入籍南海县，先是入同文行作账房。干隆四十八年（1783）承充行商，行名原为元顺行，年老后将行务交其第二子秉钧主持改称怡和行。外国人称伍国莹为浩官（Howqua），称秉钧为浩官二世（HowquaⅡ）。嘉庆六年（1801）秉钧英年早逝，行务交由其弟秉鉴主持，称浩官三世（HowquaⅢ）。伍家经营得法，嘉庆十八年（1813），登上首席行商之位达数十年。伍家经商致富后，先是在南墅自办家塾，请赵筠如为熟师，教其子孙读书考举入仕，正如伍秉镛诗云：
“今朝西堂再开讲，梨栌增重南溪妍。
阿咸执经侍绛帐，师事更集同窗贤。”〔11〕
但是“伍氏子弟无晓事者”，能够考举入仕者廖廖。于是只好以大量商业资本捐官，获得无数官衔、封荫，成为一门朱紫、顶戴辉煌的家族，如：
长子，伍秉镛（1763-1824），贡生，官至工部郎中，署湖南岳常澧道。
二子，伍秉钧（1766-1801），封奉直大夫。
三子，伍秉鉴（1769-1843），赠封刑部员外郎、候选道布政使衔，特旨给以三代覃恩晋一品荣禄大夫封典。
其孙辈封官者更多：
伍元芝（1788-1829）刑部员外郎，赏加道盐运使衔。
伍元兰（1792-1821）随扈木兰校射，御前承恩，赏戴花翎，刑部郎中。
伍元华（1800-1833）候选道，钦加盐运使衔，赏戴花翎。
伍元薇（1809-1863）廪生，钦赐举人，即官郎中、即选道布政使衔，特旨给以三代覃恩晋一品荣禄大夫封典。
伍元芳，钦赐举人。
伍元崧（1806-1834），钦赐举人，内阁中书，即用员外郎。
伍元葵，官员外郎。
伍元蕙，官员外郎。
伍元藻，钦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
曾孙伍绍棠（元薇长子），钦赐举人，刑部山东司郎中，赏戴花翎〔12〕。
后期天宝行商梁经国，虽然其商业地位大不如潘、伍两家，但其子弟读书考举入仕为官者则为前两行商所不及。梁经国年轻丧父，生活艰若，读书甚少，先与冯姓行商打工，后得冯氏信任并支持，另请旨创立天宝行成为晚期行商，而且一帆风顺。梁氏也十分明晓清廷的捐官制度，经历次捐输，得清廷赐加官衔，先是“州同议叙盐课提举，加同知衔，再加运司衔，晋知府衔，叠加道衔，由道衔加三级，请封诰授通奉大夫（文职从二品封阶）〔13〕。其子梁纶枢，因道光八年（1828）捐河南工费银9500两，得官繇训导议叙道员衔；二十二年（1842）因调停英法联军收回广州之功及捐输海疆经费20000两，得晋加盐运使衔赏加二品衔，再加赏戴花翎。
梁经国深感少读书之苦，私开“紫垣家塾”聘师教子孙读书，鼓励和鞭策其子孙考举入仕，官远亨通。其四子梁纶机（又名同新，1800-1860）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考取恩科举人，道光十六年（1836）考中进士，钦点翰林，后官至顺天府尹（相当今北京市长）。其孙即纶机第三子肇煌（1827-1886），咸丰元年（1851）考取恩科举人，三年（1853）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云南学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四子肇晋（1844-1882），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官礼部主事；曾孙庆桂（1858-1931），举人，官内阁侍读〔14〕。
十三行商坚持保存传统的科举考试在广州和广东按例照常进行，据统计，清朝广东考取举人者有5083人，考取进士者有995人，其中考取状元者3人、榜眼4人、探花4人〔15〕，名列各省前茅。
二、重教兴学文化
十三行商除了上述自办家塾聘师教授自己子弟读书外，还以部份商业资本投资广州兴办学校，现代话称“发财立品”。在清廷于康熙年间（1662-1722）取消书院禁令后，干隆二十年（1755）“诸商捐建”位于布政司后衔的越华书院；三十五年（1796），潘启一人独立“建书院以招来学，不惜重资焉”〔16〕，又回福建老家独资创办闽南第一学府华圃书院〔17〕。
为了笼络历届科场士子，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十二日由洋行商人潘能敬堂、叶大观堂、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黎西成等定立议约，共同捐出位于西关下九甫绣衣坊公产房12间，以一间作为修濠公所所在地，又择另外三间成立“文澜书院”，“为士子会文之所”；其余八间作为修濠公所当铺出租，所得租银作为修濠经费及文澜书院活动费用。〔18〕嘉庆十七年（1812）所立碑记至今仍保存在逢庆首处，现録如下以见一斑:
广州文澜书院修濠公所石碑碑记
立议约人捐送公产修濠值事诸友，约为公议，设立修濠公所，以图善事：窃西关官濠，久经占塞，水患是虞。去年间，蒙藩宪大人恩准拆毁疏通，绅民值事等仰体宪恩，关情桑梓，踊跃捐资，经营尽力，兹幸濠工告竣。此诚一时之义举，百年乐利也！惟是善后事宜，必须置有公所，设立经费，岁时聚集，轮值管理，随时挑挖，方可免日久复塞。今公议洋行有旧存公产房屋一所，在省城太平门外下九铺绣衣坊，近濠咫尺，地最得宜，议将此屋送出，永为修濠公所。爰集妥酌，检查案由。缘干隆五十年间，义丰行商蔡昭复拖欠夷账，经前任总督孙宪、海关穆宪将伊屋封变扺欠，委员估值，其下九甫南向住屋一所，平排九间，各深陆进，估值价银八千两；饬行南海县毛宪押迁，谕行洋商照价承买，缴价给还夷欠，其屋即交与缴价各商公同管业，有案可稽。彼时各商中有生意多而多派屋价者；有生意少而少派屋价者；有无力不能备价谅与免派者；有当时虽出过屋价，后因行业倒败经各商代为摊赔饷项、夷欠者；是此屋在当时缴价既有多寡有无之分，续后又有倒败代赔之别，所以洋行相沿，将此项房屋作为公产，众情允协、向无异辞。今因日久倾圮，修复维艰，洋行情愿将此项房屋送出，永为修濠公所，即将修濠题签工金所剩余赀，量为修复，俾设立公所之外，更拣数椽，划建书院，为士子会文之所。除外有余房屋，岁中所得租银，输值收存，以为修濠经费。将见濠道永赖疏通，又可振兴文运，一举而众善备，种福无涯矣。除将事由禀各宪备案外，为此敬立议约一纸，俾捐送公产修濠值事诸友亲笔题名画押，以成美举，以垂久远焉！谨约。
嘉庆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同立议约捐送公产人：
卢广利 潘能敬堂 伍怡和 叶大观堂
刘东生 潘丽泉 谢东裕 梁天宝
麦同泰 李万源 关福隆 黎西成
文澜书院虽然不是一所招生授课的普通书院，但它也有明确的资格限制。在《书院规程》第一条规定：“向章凡居西关，须税业三十年后，进庠中式，始得入院。送报到书院时必须通知当年值事及各老前辈，查确并无欺饰及身家清白者，方可列入。”〔19〕
“进庠中式”，即指参加文澜书院的成员，必须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功名，同时要经过严格的身份甄别，为此，凡新科的翰林、进士、举人、秀才等，考中者送过报条及朱卷以后，就算书院的成员，可参加祭祀和领胙。此外，还有“贺新贵”的规定：状元喜仪银30大元，榜眼、探花喜仪银20大元，翰林喜仪银8大元，主事、中书、知县喜仪银4大元，举人喜仪银2大元，副拔优贡喜仪银1大元，恩岁贡及新生员喜仪银中元〔20〕。
根据《文澜众绅总録》入院名册统计，入院者获得秀才（或监生）以上功名的268人中，进士以上功名者有29人，占10.8%；举人有164人，占61.2%；贡生39人，占14.6%；其他廪生等一般生员36人，占13.4%〔21〕。可见在文澜书院中上层绅士占了絶大多数，约为86%，其中又以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数量最多。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学海堂学堂，得行商应允，地址即设于文澜书院内，史称：
“开学海堂以经古文学课士子，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于城西文澜书院”。〔22〕
后来学海堂学生大增，房屋不敷，遂于道光四年（1824）迁到越秀山麓新建堂舍。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据越秀山，学海堂书院被迫停办，同治元年（1862）复办。虽然学海堂迁离文澜书院，但学海堂每年祭祀阮元的活动，仍然回到文澜书院举行，史称：
“丁巳后岁于文澜讲院拜文达公生日。”〔23〕
阮元办的学海堂实行“学长制”，由他指定著名学者吴兰修、赵均、林柏梧、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等人为首任学长，轮流负责校务，课程除了文学、音韵、训诂等传统课外，还仿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课程，开创了中国学校学习自然科学的新风（详第二章第八目）。
在十三行商先行创办书院的影响下，广州及广东于干隆以降陆续创办书院形成高潮，据统计，有清一代，广东共创办书院415间（一说342间）其中广州府152间、肇庆府43间，潮州府42间，三府共计237间，占全省书院的54.7%，在广州府的152间中，广州市就有越华书院、文澜书院、学海堂学堂，粤秀书院、羊城书院、玉岩书院、南洲书院、双洲书院、万木草堂等30间。可见，书院的分布不平衡，经济见欠发达的地区，书院较少，正如广东学政徐开春给朝廷奏折中实说：
“文风自以广州，肇庆两府最优，而广州又以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数县为尤胜；肇庆则高要、四会、开平、鹤山数县为佳，新兴、阳春稍次之。”〔24〕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皇帝旨谕：“著名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下达后，广州的书院先后改为大学堂，成为广州高等教育之嚆矢。
此外，也有个别行商投资原籍家乡创办学校的。如广利行商卢观恒曾要其子卢文锦回新会县城投资兴办新会紫水义学，方志称：
“在邑城内花巷，嘉庆十九年，候选道卢观恒之子文锦等，承父遗嘱，买地创建，后捐田2顷20亩，交邑中绅士公举首事管理，收租以为掌修补生童膏火各项之需，三年一代其田。”〔25〕
三、刻书（出版）文化
刊刻图书传之后世，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十三行时期，广州还没有活字印刷，刻书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也要大量投资。十三行商致富后却以相当数量的商业资本投资此项文化事业，史称：
“二百年来，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贴……”〔26〕
所谓“伍氏喜刻书”之“伍氏”，即怡和行商伍国莹家族，刻书者是伍国莹之孙伍元薇（伍秉鉴三子，1809-1863），又名伍崇曜，商名伍绍荣，是怡和行商第三代中最后一位浩官（HowquaV）。他年青有为，23岁时与父亲伍秉鉴、兄伍元华（商名受昌）共同主持怡和行务，之后又单独主持怡和行20年（1843-1863）。他在主持怡和行时期，行务达到鼎盛。他是十三行商中十分善于斡旋于商、官、夷三者之间的风云人物。他13岁才入县学，后也没有考取功名，学历不高，但生来性耽风雅，亦商亦儒，商而好儒，喜于与文人学士结交，勤于搜书买书、藏书，家中“远爱楼”“储书万签”〔27〕，并自道光十一年（1831）至同治二年（1863）间投资聘请谭莹搜书校书和刊刻图书文献，将广州的刻书（出版）文化事业推上高潮，取得举世瞩的成就，获得“伍氏喜刻书”的历史美誉。据统计，伍崇曜投资刊刻的图书总数有256种共2261卷之多，现将伍氏所刊刻图书开列如下：
1.《粤雅堂丛书》（收入自唐至清全国著名学者著作），计有三编30集180种，共1347卷。
2.《岭南遗书》（收入经、史、子、集等著作）计有6集59种，共343卷。
3.《粤十三家集》（收入十三家诗文集子），计有17种，共182卷。
4.《楚庭耆旧遗诗》（选入清代广东诗人陈昌齐、吴兰修等70人的诗歌），计有三集，共74卷。
5.《舆地纪胜》，200卷。
6.《金文最》，120卷〔28〕。
现将《岭南遗书》6集59种343卷目録开列如下，以见一斑。
第一集：
香山黄瑜《双槐岁钞》十卷，黄佐《广州人物传》二十四卷、《翰林记》二十卷；《革除遗事节本》六卷；海阳薛虞畿《春秋别典》十五卷；顺德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四卷。
第二集：
曲江刘轲《希仁文集》一卷；南海区仕衡《理学简言》一卷；琼山邱浚《平定交南録》一卷；新会陈献章《白沙语要》一卷；增城湛若水《甘泉新论》一卷；琼山海瑞《元佑党籍碑考》一瑶《算迪》八卷；劳孝舆《春秋诗语》五卷。
第三集：
增城崔与之《清献公集》五卷；李肖龙《清献公言行録》三卷；东莞陈琏《罗浮志》十卷；香山黄佐《小学古训》一卷；南海厐尚鹏《家训》一卷；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十四卷；番禺黎遂球《周易爻物当名》二卷；新宁陈遇夫《正学续》四卷；《史见》二卷、《迂言百则》一卷。
第四集：
新会胡方《周易本义注》六卷；南海何梦瑶《赓和録》二卷；劳潼《救茺备览》四卷；冯经《周易略解》八卷（附《群经互解》一卷）；《算略》一卷；《周髀算经述》一卷；罗元焕《粤台征雅録》一卷；陈仲鸿注嘉应叶钧重订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十卷。
第五集：
南海曾钊辑杨议郎《著书》一卷；《异物志》一卷；刘欣期《交州记》二卷；王韶之《始兴记》一卷；高要苏天木述司马温公《潜虚述义》四卷；顺德罗天尺《五山志林》八卷；海康陈昌齐《测天约术》一卷；《吕氏春秋正误》一卷；《楚辞辨韵》一卷；无名氏《袁督师事迹》一卷；鹤山吴应逵《岭南荔支谱》六卷；嘉应吴兰修《南汉纪》五卷；《南汉地理志》一卷；《南汉金石志》二卷；《端溪砚史》三卷；番禺黄子高《粤诗搜逸》四卷；侯康《春秋古经说》二卷；《谷梁礼证》二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
第六集：
番禺林伯桐《毛诗通考》三十卷；《毛诗识小》三十卷；南海曾钊《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番禺凌扬藻《蠡勺编》四十卷；《释成鹫纪梦编年》一卷，后附续编。
伍氏在刻书时，还对辑刻之书进校勘，撰写序文、跋文200多篇。所以学海堂学长李光廷称赞：
“凡夫史称索隐，经号钩沉，……或七（辑）録之所未述，或四部之所见遗，以至兵钤谱学，……况复秘笈旁征，元精独贯。载籍极搜其博，里居亦着其详。”〔29〕
例如伍崇曜为孙星衍着《孙氏周易集解》一书跤，伍氏鉴于王弼《周易注》、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单行本，是流行甚广的书，于是甄録孙星衍所辑者名命为《孙氏周易集解》，别为刊刻。其书先列出经传正文，然后在每条正文之下分别列出解、注、集解。“解”者，是指李鼎祚《周易集解》；“注”者是指王弼《周易注》；《集解》者，是指孙星衍所辑。伍氏为此跋言：
“其搜罗之备，抉择之精，即不必相辅而行，已觉难能可贵，以视所撰《尚书古今文义疏》，阮文达称其积二十余年而后成者，并足流传不朽矣。”〔30〕
又如伍崇曜为惠栋着《太上感应篇注》所跋，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云：
“先生以昭代儒宗高才硕学顾于研经证史之暇，特注是书，淳古渊懿，且作俪体文，今阅者如读古书，不忍释手。敦甫协揆文集，称其最为典雅。”〔31〕
伍氏商务繁重，又经常游离斡旋于官、夷之间，还能为刻书写这么多序言、跋语，实在令人费解。据查阅清代当时有关文献，可知这200多篇序、跋，虽署伍氏之名，实际絶大多数是他聘请其挚友、著名学者谭莹为之代笔。可以这样说，伍氏刻（出版）书，实际上是伍氏出财力，谭氏出才力。
谭莹（1800-1871），南海县捕属人，字兆仁，号玉生。少时聪明睿智，读书甚勤，考取道光年间（1844）举人，为两广总督赏识，任学海堂学长、官化州学训导、琼州府学教授。他是书生意气，淡泊名位，潜心学问，著书立说，辑刊文籍，与伍崇曜兴趣相投，过从甚密，交谊极深，志同道合。伍氏辑刻图书，多经谭莹编辑校勘和撰写书序、跋语，史称：
“莹与方伯伍崇曜世交，知其家富于赀而性耽风雅，每得秘本巨帙，劝之校勘开雕。”〔32〕
“南海伍氏好刻古籍，延莹主其事。凡刻《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楚庭耆旧遗诗》七十卷；又博采海内罕见书籍，汇为《粤雅堂丛书》一百八十种，共千余卷。皆手自校刊。凡为跋尾二百余通。生平精力略尽于此矣。”〔33〕
“凡伍氏校刻者二千四百余卷，跋尾二百余篇，则玉生所为，而署名伍绍棠也。”〔34〕
“（莹）尝为伍氏校刊《粤雅堂丛书》，每书后有伍绍棠跋，其所捉刀也。”〔35〕
伍氏也不掠谭莹之美，在序文或跋语中一再写明“玉生谭君，心苦访求，力襄订正”；谭莹自己也认明“秘籍搜罗，谆嘱雠校。”〔36〕
正是因为伍崇曜所刻上述之书，都经与谭莹等社会名流讨论和校勘，因此，所刻之书，在全国均有相当的影响力。《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曾被録入《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在《丛书集成初编目録·丛书百部提要》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也作了提要介绍。同时，此两种刻书和《粤十三家集》亦被收録入现代出版的《中国丛书综録》中，大大方便当代文人学者研究学术文化使用，功德无量。
与此同时，同文（孚）行商家族的潘仕成也投资刻书文化事业，据统计，他所刻图书总数共达64种503卷之多，即《海山仙馆丛书》59种118卷、《佩文韵府》140卷、《韵府拾遗》20卷、《水雷图说》1卷等。他所刻图书之特点，除了收刻传统的经、史、子、集及笔记等书籍之外，还收刻了一些植物、地理、医药、数学等新的科学实用之书，同时又收集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利玛窦的《勾股义》和西人的《外国地理备考》等外国近代自然科学著作。
潘氏刻书，也是出资聘有名学人代为辑、校和作序、跋的。打开《海山仙馆丛书》细看，即可见有叶志铣（叶名琛之父）的序文，有谭莹、孟鸿光和李性等者之校刊，其中以孟鸿光校刊《易大义》等书16种最多。
潘氏所刻之书数量当然比伍氏逊色，所以后来张之洞评价说：
“伍元薇刻书最多。……如歙之鲍（廷博）、吴之黄（丕烈）、南海之伍、金山之钱（熙祚），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37〕
十三行商行在刻书同时，也投资于干隆四十七年（1782）开始于广州（也是广东）的刻帖文化事业，促进广州和广东刻帖文化的繁荣。在这方面“潘仕成的收藏可谓广东第一，他刻的《海山仙馆丛帖》在集帖的数量上也是第一位。此外，还有……潘正炜刻的《听帆楼法帖》，伍葆恒（元蕙）刻的《南雪斋藏真帖》，叶梦龙刻的《贞隐园法帖》”〔38〕。
潘仕成“好刻书帖”，计刻有《海山仙馆丛帖》所刻帖包括：《海山仙馆藏真初刊》、《海山仙馆藏真续刻》、《海山仙馆藏真三刻》共64卷，《海山仙馆摹古帖》12卷，《海山仙馆尺素遗芬》4卷，《海山仙馆禊叙帖》1卷，《宋四大家墨宝》6卷，《兰亭集帖》4卷；翻刻书《佩文韵府》140卷，《拾遗》20卷、《海山仙馆丛书》56种共118卷、选刻《经验良方》10卷〔39〕。
潘正炜所刻之帖，是将其二伯父潘有为生前所收藏的金石彝鼎、古钱、古印、书画等编辑整理和研究成书（详后）的《听帆楼书画记》7卷、《听帆楼法帖》6卷、《古铜印汇》4卷和《听帆楼诗钞》等。而潘有为则成为广东第一个著名鉴藏家，开创广东鉴藏之先河〔40〕。在潘、伍两大行商家族刻帖影响下，使干隆以降一百多年间的广州和广东刻帖文化空前繁盛，出现一批刻帖学家，其中见于史籍所载和刻帖拓本传世者有：郑润的《吾生堂临古帖》；吴荣光的《筠清馆法帖》、《岳麓书院法帖》；叶梦龙的《风满楼集帖》、《贞隐园集帖》、《友石斋集帖》；梁九章的《寒香馆藏真法帖》；叶应旸的《耕霞溪馆法帖》；梁振芳的《怡园集帖》；孔广陶的《岳雪楼鉴真法帖》；丁日昌的《百兰山馆法贴》等〔41〕。
十三行商投资刻书刻帖，其主观意图是“结交文士，附庸风雅，思欲留名后世，以垂无穷”〔42〕。但从传统文化事业而言，刻书刻帖却是一件功德无量、惠及千秋万代士林大众的大好事情，所以，时人称赞伍氏：
“广搜秘本，……集成大观，而古籍亦赖以传。自此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43〕
四、学术文化
十三行商虽然富甲天下，但富并不等贵，贵不等雅。作为排在四民之末的商人，在心理上总存在一种不明的危机感。所以，当他们如前述通过捐官和登科入仕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外，还不断结交文人学士和附庸风雅，商而好儒，亦商亦儒，抽出时间研究学术，舞文弄墨，著书立说以跻入士林，进入社会更高层次清高的文人学士之列，成为书香之家，以示自己非是一般的普罗大众而流芳百世。在这方面，以同文（孚）行商潘氏家族为典型，史称：
“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潘氏独以著作传。潘君鸿轩，所居双桐圃，春秋佳日觞咏无虚，君好佛、好客、好书、好画、好笛、好花，力耕性朴、衣鸟子弟，居然名宿。殁前一日，自挽联：自问生前，无大善，亦无大恶；倘传身后，有新诗，复有新词。”〔44〕
“自我十七世祖文岩公于干隆间由闽入粤，遂籍番禺，公之次子毅堂高伯祖通籍秘省抡文，家学渊源，代传著作，有如玉筠所言：明德重光，人人有集者，省邑志乘可考而知也”。〔45〕
从上述引文可知，潘家从第二代始人才辈出，研究学术，诗文书画，成果累累，据统计，潘家子孙先后传世的诗集，文集专著有100多种，其中“列入史部、子集、集部类的书目简介亦有40余种，……潘正炜也成了潘家才子中的佼佼者，以书画鉴藏见长”〔46〕。
潘正炜经过20多年的努力对其二伯父潘有为收藏的金石、古钱、古印、古画、古书法等的研究，编着四部专著（详下）印行，成为中国颇有名气的书画鉴藏家和文物鉴藏家，正如时人吴荣光和近人冼玉清评介所云：
“余自辛丑（1841）归里，每以书画自娱。尝取数十年来曾经鉴赏者，编成一帙，名曰《辛丑销夏记》。继而棹访潘季彤观察于听帆楼。备阅所藏，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即选数种，刊入《销夏记》中。惜美不胜数。劝其校辑付梓，以公同好。今春，季彤《书画记》成，属序数言，以弁其首。季彤读书好古，寄迹风尘中廿有余年，而能专精所好。若是，则斯记也，其何多让子孙、高两公之所纪也。”〔47〕
“吾粤鉴藏之风，嘉道后始，大扺游宦京沪者，受彼郁风雅之影响，始事蓄聚。吴氏筠清馆倡之于前，潘氏听帆楼、叶氏风满楼、孔氏岳雪楼继之于后，留存着録，彰彰在人，以后激流扬波，此风益炽”。〔48〕
可见潘正炜的听帆楼所藏文物丰富和名声之大以及对广州城市文化影响之深远。现将他研究收藏的古文物后所着《听帆楼古铜印谱》、《听帆楼书画记》和《听帆楼法（集）帖》的情形略述如下，以见一斑。
《听帆楼古铜印谱》，是潘正炜根据听帆楼所藏他的二伯父潘有为收藏的大多数古铜印研究撰着而成。潘有为进士出身，他博学多闻，精金石、彝鼎，醉心于搜罗古钱、古印、书画、彝鼎等珍藏，开了广东鉴藏文物珍品风气之先河〔49〕。在干隆年间（1736-1795）成为岭南鉴藏家之魁首。冼玉清在《粤东印谱考》中按鉴藏时间顺序以《看篆楼印谱》排在广东印谱首位，可见广东盛行辑印古印谱，是由潘有为伊始。潘有为任京官14年，常到琉璃厂广为搜集历代古铜印章10多年，得印3000多枚，优者1300余品〔50〕。潘有为所集印有颜真卿名印，极为珍贵。潘光瀛有诗云：“中翰嗜古勤搜罗，汉印唐印辨无讹。海王村内重价购，看篆楼中得宝多。”〔51〕
嘉庆年间（1796-1820），潘有为将其印章藏品拓为《看篆楼印谱》。看篆楼是他为藏古铜印的处所。潘有为殁后，所藏古印大多归潘正炜所有。潘正炜在《看篆楼印谱》基础上拓刻成《古铜印谱》。此印谱又名为《秦汉铜章撮集》。此书成于道光十一年（1831），从正炜所藏古铜印1700余枚中挑选精品拓刻而成。该谱辑官印177枚、私印860枚，书页达203页。该书载有嘉庆十三年（1808）百龄序、道光十二年（1832）杨振麟撰序、及著名学者吴兰修跋文。杨序曰：“番禺毅堂先生藏汉魏六朝官私印千余枚，今归从子季彤观察，编为《古铜印谱》三卷。以红泥堵之，古檏浑厚，亦钟鼎款识外一宝玩也。余谓此本宜拓一千本，分散人间，庶几与金石文字，并垂不朽，岂曰识小乎哉。”吴跋曰：“余尝谓印章与隶书盛于汉，坏于唐。宋元以后愈趋愈下，迨本朝而后复古。如近日有丁龙泓、黄小松、陈曼生印古雅浑檏，有汉魏遗法云。潘季彤年丈，以所藏古铜印千方，用红泥楮拓之。古人刀法、章法、字法，灿然具在。足以一洗杨宗道、王延年木刻之陋，而与汉、魏碑碣普传，惜不令丁、黄摩挲而辨释之也。往者，毅堂先生曾拓之曰《看篆楼古铜印谱》，今曰听帆楼，各随所庋以为名也。间有唐以后印，及元人花押，盖未经删汰，姑附见云。”嘉庆年间更名《古铜印汇》，书口有篆书“古铜印汇”四字。无序目，每页有印6枚，无官印。〔52〕
《听帆楼古铜印谱》为社会人士所关注。该谱后由潘仕成借拓成《宝琴斋印谱》，后归何伯瑜（何君玉）拓为《吉金斋印谱》。〔53〕冼玉清和甲骨文、青铜器专家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曾藏有《古铜印谱》的铃印本。潘正炜对广东的印谱印行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听帆楼书画记》、《听帆楼续书画记》二书是潘正炜撰録的着録书，正卷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自刻家刊本，续卷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美术丛书》本所辑编，全书共666页〔54〕，《艺术丛编》本为光绪二十七年（1897）家刊本，此本含正续编〔55〕。《听帆楼书画记》五卷，又续二卷，是编以其《听帆楼》所藏书、画为主。潘正炜所藏书画富甲广东省。《听帆楼书画记》是他所珍藏的书画中精选所得。潘正炜在《听帆楼书画记》记入每幅画购入时的价值，共值白银8624两。他从自己藏品中挑选其中的部分精品为主，也收入了其他藏家之藏品。正编目録中时见注有：“不存，借刻”云云，示明非自家之物（见下图）合约180余种集编而成。读书把各书画说明逐一编载记録，加以解说。书作题下，先注明绢纸、尺寸、印记、书体等，次列全文，继载题跋。首载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自序，续书载有道光二十九的（1849）朱昌颐撰序。从入编的名家真迹中可知，不少珍品原来曾先后流入宫廷、贵族、书法名家及鉴藏家的手中；而历次候补的名家印章、题跋、赞咏等，均一一照録。不论楷、行、隶、篆、草等各种书体文字，均以正书载録说明，显示出他对书画研究和鉴藏造诣之深，博得朱昌颐、吴荣光诸名家的推崇〔56〕，该书考録俱详。所録书画大多传世，是一部难得的鉴藏书録〔57〕。
《听帆楼书画记》自序中记録了其编写经过，说：
“余夙有书画癖三十年来，每遇名人墨迹，必购而藏之，精心审择，去赝留真，又于真本中汰其剥蚀，温漶可供鉴赏者约二百余种，复技其尤，只得百八十余种，若是乎鉴藏之，不易言也。自古选历名人书画，衮成一集，盖始于明都氏穆寓意编继之者，则以朱氏存理珊瑚木难、张氏丑清河书画航为最着。国朝孙退谷有庚子销夏记，记所藏并及他人所藏。高江村有销夏録，记所见兼详纸绢、册轴、长短、广狭，而自作题跋，亦加载焉。近日，吴荷屋中丞有辛丑销夏记，其体例盖取诸孙高两家，于余所藏迹选数种刻入其中，并劝余自録所藏付诸剞劂，爱仿其例辑为此编，自惟物聚所好乐此不疲。或佳日朋友相与考证，或明窗独坐，展习自娱，藉以消遣，永日疏瀹性灵，庶有裨焉。若谓欲以是编，付于诸家之鉴藏，则吾岂敢，道光癸卯孟春之月，番禺潘正炜识于听帆楼。”〔58〕
《听帆楼法贴》，是潘正炜作品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收集包括自唐以来名家的书法，对于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本书卷首目録后有书：戊申五月番禺潘正炜编次并书。后盖有印鉴“正炜”、“季彤”、“季彤墨缘”、“潘氏听帆楼审定金石文字”等四枚，并注有“墨农杨万年刻石”字样。
本书共分6册，其目録如下：
第一册，魏、晋、唐人书：钟元常、王逸少、王子敬、李北海、薛嗣通、李药师、贤首、藏真。
第二册，宋人书：宋高宗、包孝肃、林和靖、钱希圣、苏东坡、苏颖滨。
第三册，宋人书：黄山谷、米元章、岳忠武、王子端、张温夫、李居仁、北涧。
第四册，元人书：赵松雪、虞伯生、欧阳南阳、吴闲闲、黄子久、倪云林、饶介之、苍崖、赵彦恭、王原吉、刘子舆、俞紫芝、柯敬仲、杨廉夫、邓善之、吴仲圭。
第五册，明人书：祝枝山、陈白沙、邵国贤、张东海、吴匏庵、沈石田、湛甘泉、杨升庵、徐子仁、文寿承、文休承、王元驭、王子新、王阳明。
第六册，明人书：董香光、邢子愿、米友石、张二水、李梦阳、天然、茅鹿门、黄寓庸、俞仲蔚、史宪之、邝湛若、陈秋涛、梁仲壬、李清溪、黄石斋、倪鸿宝、王季重、邵瓜畴、文湛持、陈眉公、李长蘅、王觉斯、陈章侯、清湘、傅青主。
道光戊申五月，番禺潘正炜编次并书。（本贴卷首）
自跋贤首贴曰：余听帆楼所藏名人书画四百余种，当以唐贤首禅师此绩为甲观。〔59〕
潘氏家族不仅潘正炜有著述，其他人也各有著述传世，现将潘氏四代后人主要著作目列表如下。
清代潘启后人的主要著作列表（略）
怡和行商伍国莹家族亦有不少后人著书立说，留下不少著作，现就我所知，开列如下。
伍秉镛着：《渊云墨妙山房诗钞》。
伍元华着：《延晖楼吟稿》。
伍元薇着：《茶村诗话》、《春晖草堂遗墨》。
伍元菘着：《池西草堂诗稿》。
伍绍棠着：《守雅堂诗话》、《守雅堂诗钞》、《楚庭耆旧遗诗》。
伍延鎏着：《自绘梅普十六帧》。
伍肇基着：《红棉山馆吟草》。
伍德彝着：《松苔馆诗钞》、《浮碧词集》。〔60〕
天宝行梁经国的子弟登科入仕、入士更多，留下的著述无数，现将其后人的主要著作目録分列如下。
梁纶枢：《式谷堂家谱》1卷。
《纪事珠便读》3卷。
梁同新：《碧山草堂诗文集》2卷。
《图书奥义》4卷。
《矩亭遗集》1卷。
梁肇煌：《读书撮要》2卷。
《读书摘録》4卷。
《思诚斋文集》2卷。
梁肇晋：《希古堂诗集》4卷。
《希古堂诗文集》8卷。
《自编年谱》1卷。
梁庆桂：《洪式室诗文遗稿》。
梁广照：《柳斋词选》1卷。
《柳斋遗集》1卷。
《柳斋遗集》1卷。
《番禺县志》（与吴唯盒，谭荔垣合编）。
梁方仲：《梁方仲文集》1-8集。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历史》。
《历史地图》。
《明史·佛郎机传考证》。
《东北亚史》。
《李呜章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历史图说》。
《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
史学论文110篇。
五、慈善（福利）文化
十三行时期，虽然是“康干盛世”，但当其时的社会仍然避免不了天灾人祸、贫富悬殊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社会问题。如前述许多十三行商的第一代也是打工出身，经过艰苦岁月，后经商发财，荣华富贵以后，他们目睹社会各种灾难，也自然萌发慈悲之心，拿出少量商业资本投资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现代语言称“发财立品”），诸如捐资赈灾、河工、济贫、修桥、筑路、助学、医疗、军需等“乡中善事，知无不为”〔61〕，仅“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捐输为海内冠”〔62〕。
赈灾河工：嘉庆六年（1801），直隶（河北）水灾，永定河修复工程需款甚巨，粤海关监督佶山先是派各行捐款25万两，仍不敷用，于是潘致祥独自再捐款5万两；十年（1806），广州发生米荒，人人相呼食粮，怡和行伍氏即捐款18000两购洋米救济民众〔63〕。道光初年，伍家和广利行卢家合捐10万两，将珠江三角洲大型水利工程的桑园泥园，改筑石堤〔64〕。
修桥筑路：干隆时广州河南的“潄珠、环珠、跃龙三桥皆其（指潘振承）手筑”，仅是“干隆庚寅修造潄珠桥，捐千金”〔65〕。干隆三十五年（1770）“光孝寺重修大门，外洋行公行捐一百元，颜时瑛捐六十元，潘振承捐五十元”。“广州学使考棚在九曜坊外，地横亘一余丈。每遇雨，应试者泥滑难行。时顺德赵学博均举告（潘）正衡，正衡慨然肩任捐石修之”。嘉庆年间（1796-1820）“凡桑园围、大石围捐款……小者三四十万，大者五六百万”，皆伍怡行所捐。
此外，十三行商在资助社会医疗事业、捐助军需方面也出力不菲（详第二章第五、七目）。
余论
上述十三行商的亦商亦儒，贾而好儒，追求登科入仕，捐官为仕、兴学、刻书刻贴、著书立说、乐善好施等文化活动的历史事实，就其主观意图而言，无非是说明行商并非完全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而且也是社会士大夫的文人雅士（高级知识分子）。但客观上，他们保持传统文化却是为当时的广州城市文化增添了底藴，而且也为后代直至今天人们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和开发十三行文化事业，提供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财富。
第二章 领潮接纳西方文化
其内容十分丰富多彩，包括自由贸易理念文化、西方语言文化、宗教文化、消费文化、西医药学文化、建筑文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化、绘画艺术文化和音乐文化等。
一、自由贸易理念文化
海洋是包罗地球所有陆地国家和地区的庞大系统，它的总面积为3.61亿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总面积5.1平方公里的70.8%。因此，自从1405年郑和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ristofovo Colom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华士古·达·伽马（Vasco·Da·Gama）开辟东方航线和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lldn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活动之后，使原来被海洋隔离的大陆世界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的历史也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而在十三行垄断中国海路贸易时期（1757-1842），“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66〕，GDP居世界各国首位，其商品如丝绸、丝织品、茶盅、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大量供应全世界”〔67〕。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日本等东西方国家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与中国商人做生意。由于十三行商是半官半商性质，充当中外商业贸易和政治外交事务交涉的媒介，在经常与外国商人的接触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东西方国家商人远渡重洋，冒着生命财产的危险，前来广州自由贸易经商求利思想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开放思维的理念，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思维的定式和狭隘眼光，以莫大的勇气面向世界，寻求与世界市场接轨，追求国际利润，更快发财致富的目的，把中国地域化贸易与全球贸易连接起来，而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早期行商潘启“认夷为友”；其子潘有度从外国商人处借来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和航海图案悉心抄绘，并在英文地名旁标注国家、城市的中文名字，方使自己使用。这些地图是探险家刚完成、还没有在欧洲出版的。潘有度还收集罗盘，对世界知识和航海活动十分兴趣，当他与外商梯尔颠（Tilden）谈论航海活动经验后，为中国人未能赶上西方人而发出感叹：
“阿！为什么能这样把船放在海上两个月、四个月而不让它们看到陆地？为什么能由欧洲、美洲经海而来而船不碰上岩石？啊！真的，实在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中国人都不能照做啊！”〔68〕
他还与外国商人谈论拿破仑战争，谈论英国强盛和在印度扩展疆土等。潘有度这种对西方世界的兴趣和瞭解，其视野之广阔是当时国人极为少见的。因此，同文行不仅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还跨国投资瑞典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公司的贸易。潘有度与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蕯文格瑞（Nicolas Sawengrui）建立友好关系，将自己的画像送给他作纪念，现存于瑞典哥德堡历史博物馆。在潘启的影响下，1760年，有以广州为基地出发到东南国家贸易的帆船37艘，其中20艘是广州和澳门的商人，包括“行商潘启官（Poankeequa）、颜瑛舍（时英，yngshaw）、陈捷官（Chetqua）以及其他商人积极参与为这一贸易活动出资”〔69〕。其中有三艘的目的地是东南港口CanCau和Passiak（帕西克）。潘启不仅有与国外贸易的思维理念，还能以与时俱进新的眼光和胆量，突破物物交换的落后形式，敢于采用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以汇票支付货款的结算方法，史称：
“潘启官通知管委会，他需付给几个人一笔相当巨额的款项，而这笔款是用公司的汇票汇往英伦的，但他恐怕在12天或14天内难以筹得此款，如此，则本季度便无法将款汇往伦敦，因此他提出一个对他和公司都有利的办法。这个办法是，假如我们愿意签订购生丝合约，他准备接受。如果我们肯签发董事部的汇票，他可将汇票上的款项作为合约付定金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上述款项在本季度，公司是不会收到现款的，即使没收得现款，亦不过先收而后支付。因为董事部每年必须订购生丝运回本国。……他的提议得到照顾。”〔70〕
到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行商首富怡和行伍秉鉴，思想更加开放，除了同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大银行家释令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做生意外，自干隆四十九年（1784）开始大量“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71〕和铁路建筑业，史称：
“名（伍）案矅者，富益盛。适旗昌洋行之西人乏资，即以巨万畀之，得利数倍。西人将计所盈与之，伍既巨富，不欲多得，乃曰：姑留汝所。西人乃为置上海及檀香山铁路，而岁计其入以相畀。”〔72〕
因此，伍氏“有买卖生理在美利坚国，每年收息银二十余万两”〔73〕。
伍氏为赚取更多利润，1803年（嘉庆八年）又同波士顿托马斯·普金斯公司（J·T·H·Rerkins）在广州创立洋行、1818年与旗昌洋行（Russell & CO）建立贸易伙伴合作关系，使怡和行成为一个跨国公司。而美国的一些公司在伍氏的支持下，获得迅速的发展，后来居上，堪与英国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等相匹敌。1837年（道光十七年）当旗昌洋行因与之有业务关系的三家英国伦敦银行倒闭，无办法支付在广州的茶、丝货款。伍秉鉴即指示“掌管着属于浩宦的一笔巨款”的波士顿股东从中提领一部分款钱汇付给伦敦的释令兄弟公司，换取贸易需要支付的汇票。伍家由此得到旗昌洋行的信任，建立密切的信贷关系。之后，伍氏就运用由旗昌洋行代管的资金继续投资。于是旗昌洋行获得大量的资金在广州开展巨大贸易。伍家有时贸易资金周转不及时，也向旗昌洋行借贷款项，如光道二十一年（1841），伍氏经营贸易缺资110万元时，就向旗昌洋行贷70万的期票周转〔74〕。可见，伍氏还继续与其它美国商人以至传教士建立友好私人关系，互相做生意，贸取利润。例如：旗昌洋行股东之一约翰·福毕士（John M·Forbes），由普金斯洋行（J·&T·H·Perkins）股东约翰·顾盛（John Rekins Cushing）介绍，担任伍秉鉴的“私人秘书”兼“机密代理人”。1830年（道光十年），福毕士成为旗昌洋行的显要股东。鸦片战争之后，福毕士在美国代管伍氏巨额款项，继续经营证券投资，为伍氏赚钱。
伍氏得美商帮助获利巨大，他也慷慨帮助美国商人和传数士。道光三年（1823），有一位在广州经商的波士顿商人欠伍氏72000元，无力偿还。清朝官员不准其回美国，伍秉鉴请他来问明情况：说：
“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现在我将欠款期票当面撕毁，把欠款一笔勾销，你可以回国了”。〔75〕
美国学人杜拉斯（Foster Rhen Dulles）评论说：
“作为在没有满清官员干涉的情况下，中美商人友好关系的象征。他们的利益是如此近乎一致。”〔76〕
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西关十三行新豆栏街开设博爱医院（Pu Ai I Yuan）；因以治疗眼疾为主，又称眼科医局，此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间西医院。伍秉鉴为他顺利开张，即以廉租500元年金提供一座楼房。道光二十二年（1842）不再收租金，免费供他使用，直至咸丰元年（1851）。伍秉鉴还介绍南海县知县给伯驾看病和林则徐与伯驾认识〔77〕（详后）。
十三行商面向世界自由贸易的思维理念和实践行动，使得原来“广州望县人多务要与时逐”和“富家巨室争造货船”，“遍于山海之间，……远而东西二洋”〔78〕的重商贸易思潮进一步发展和确立，于是广州和广东出现了“弃农而商”、“弃儒而商”、“弃官而商”、“亦官亦商”的社会时尚，出现民众纷纷效法十三行商人驾船泛海贸易的热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广州人叶振德“往洋贸易”；广东船主李韬士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日本贸易；干隆年间（1736-1795）南海县商人简照南创办一家轮船公司，出海往暹罗、安南、日本和欧洲、美洲各国贸易；干隆四十二年（1777）梅县人罗芳伯在印度尼西亚西坤甸成立兰芳公司，吸收华人前往开金矿；道光年间（1821-1850），台山县商人甘泽农“经商美洲”〔79〕。就在这些商人的带动下，业已形成的广州帮商人、潮州帮商人和客家帮商人集团得以进一步发展，使在广州和广东省内进一步形成了“人竞经商，……足迹遍天下”〔80〕，“以商至富”的普遍社会风气，甚至出现“逐番舶之利，不务本（农）业”的思维理念。于是广东三大商帮（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帮）掀起出海经商高潮。广东御史李清芳向清庭奏称：“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数百艘，每船中为商人、为头舵、为水手者，几及百人，统计数万矣。”〔81〕据不完全统计，至道光四年（1824），广东商人到东南亚诸国经商不归而成为华侨华人者已达734700人。到日本长崎、神户等港口经商者达万人〔82〕。同时，有不少广东商人学习十三行商与外国商人合作而面向世界经商贸易，史称：
“1831年，澳门的整个航运业，有商船16艘，合计5331吨；1834年，有15艘，合计4158吨。船主中的大部分人缺乏足够的手段使他们的商船装上合适的货物，也付不了长途航海的收费和开销。因此，不少商船都让中国的冒险家入伙，装载货物前往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六甲、槟屿、加尔各答、孟买、毛里求斯等地。这种方式给双方带来便利，因为尽管用葡萄牙人的船装货运费较高，却比中国帆船安全。中国和澳门的商人也用英国船装载物产到上述各地。”〔83〕
这种广州和广东商人海外贸易经商的事实，反映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谢清高口述、同乡人杨炳南笔録而成书的《海録》上，记述了南海、印度洋沿岸以及欧洲、美洲、非洲的95个国家的城市、乡村、物产和风土人情等，是广东人（也是中国人）亲临经商所见所闻的第一部著作，是广东人走向世界的海洋文化产品，弥足珍贵。所以，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受命到广州禁烟，喜见此书后即推荐给道光皇帝御览。后吕调阳为重印《海録》作序，高度评价：
“中国之着者谈海事，远及大西洋之外者，盖自谢清高始。”〔84〕
以上十三行商为代表的广东自由贸易重商思维理念，也深深感染广东地方官员以至清廷，不少两总督、广东巡抚等渐渐形成重商思维和向朝廷提出自由贸易的主张。
例如，两广总督李栖凤联同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对原来的禁海令和迁海令提出异议，向朝廷奏禀迁海之苦：
“粤东沿海二千余里，生灵数百万，室庐在是，产业在是，祖宗坟墓在是，一旦迁所，深可怜痛。”〔85〕
康熙四年（1665），原两广总督李率泰虽然病休在家，但仍然上疏请求广东提前展界，得到清廷采纳而于康熙八年（1669）允准广东提前展界，并将葡萄牙租居的澳门划分“外化”之区，准予免迁，使广东的海外贸易通市如故，“无来去期限”。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两广总督吴兴祚和广东巡抚李士桢又联名向清廷奏请展界，清廷收到督抚奏疏后，即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到闽粤两省勘察沿海迁界民众，康熙帝据实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下旨废除“迁海令”和“禁海令”，决定“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征税。此后，包括广东和澳门在内的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干隆五年（1740），因为荷兰人在其殖民地爪哇屠杀万余华侨，制造震憾世界的“红溪惨案”。消息传至国内，又引起一场是否继续开海贸易的争论，时署福建总督策楞坚决“请禁南洋商贩”〔86〕。此时驻肇庆两广总督庆复则提出南洋贸易万不可禁的主张：一旦禁止南洋贸易，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内港商船固失业，外来之洋艘亦皆阻絶，内地土产杂物多至雍滞，民间每岁少此夷镪，流通必多困乏，游手贫民，俱皆待哺。”“就粤省而论，于商民衣食实有大碍”“南洋照旧贸易，毋庸禁止”。〔87〕
庆复的奏议得干隆皇帝的重视，加上荷兰人亦向爪哇华侨道歉，并设法招徕中国商人前往贸易，于是清廷不禁止包括爪哇在内的南洋贸易，仍听其照常往来通商。
这些两广总督、巡抚的开放思维和举措，一直为以后驻广州的两广总督所继承和发扬。例如：清朝的法律关于民人出洋经商三年不归者不准回籍的规定，当然是负面影响海外贸易发展。有鉴于此，两广总督杨应踞于干隆十九年（1754），特上奏清廷，请求废止此项规定：
“现在开海贸易之民源源不絶，如三年后不准回籍，则少逾时限，即不得返归故土。……应仍令各船户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88〕
此奏议得到干隆皇帝钦准，使商人放心出海通商。
又例如，干隆时曾一度有关于严格禁止丝和丝织品出口贸易的规定，两广总督苏昌与广东巡抚联名上奏，转达各国通商要求“配买丝斤绸缎的呈恳”，〔89〕后得朝廷采纳而取消禁买丝绸之禁令。于是丝绸如常出口贸易。为了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道光十年（1830），两广总督李鸿宾还上奏，请将各国商船进口规礼银减二征收，并得道光皇帝批准。
有鉴于广东的民官充满自由贸易理念文化气氛，连雍正皇帝也发出“广东本土之人，惟知贪射重利，……以致民富而米少”〔90〕的感叹。这就说明，广东民众和官员已经象西方国家民众一样，视海外贸易为获利渊薮了。
十三行商、广州和广东民众以至地方官吏既已接受西方走向世界自由贸易的理念并形成风气，这就是干隆皇帝于干隆二十二年（1757）决定实行海路“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人文因素，进而为十三行商进一步接纳更丰富的西方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详后）。
二、语言文化
语言是人类最基础的文化，而方言则“是经过经济集中、政治集中的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91〕。所以，泱泱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甚至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西方语言传入广州，当然不是始于十三行时期。有专家研究汉吴时期，印度佛教从海路东来广州时，佛教语言“梵文”就传入广州了，然后再传到北方各地。东汉末年，牟子《理惑篇》就把梵文“Buddha”翻译为“佛者”。到陈武宗永定元年（557），名僧真谛到广州，住光孝寺，在此翻译经书《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义疏》、《佛性论》、《唯识论》等16种，使佛教语言文字形式传播于世俗之间。到了唐宋时期，由于阿拉伯商人来广州贸易，阿拉伯语亦有传入广州，如助目拉地（Zummurrud，翡翠）。但这些佛语、阿拉伯语流传不广，影响也不太深远。
到了明中叶至清前期（1553-1840），随着新兴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澳门蜂拥来广州贸易，作为垄断贸易和代为清政府监管外国商人的中介者的十三行商，努力学习和推广西方的葡萄牙语和英语等。同文行商潘启年轻时因“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92〕。后来他于干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承充创立同文行后，更努力学习和掌握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英语。现在国外的历史档案馆还保留有他当年用西班文书写回复外国商人的信件，史称：
“1772年……7月间，管理会在澳门就关于丝的合约问题致函广州的潘启官，信件是用葡萄牙文写的；而他的复信是西班牙文”。〔93〕（见右图）
正是因为潘启掌握三种西方语言文字，使自己能直接与外商面对面洽谈生意。于是其经营贸易蒸蒸日上，商务胜于其他行商，史称：
“当时海舶初通，洋商以公精通西语，广兼真诚，极为钦重，是以同文洋行商务冠于一对。”〔94〕
潘启为了更好与外国做大生意赚钱，他还要求其子女及佐理人员如挑夫、侍应、工匠、水手、买办（为外商采办伙食等）等人员也要学习西文。其子潘有度因经常去澳门与外商贸易，也能用葡文交谈，并把葡文译语写入诗中，如他在《西洋杂咏》二十首之二诗中云：
“养尊和尚亦称王（澳门大和尚俗称“和尚主”），妃女填门谒上方（澳门妇女日临大和尚，跪求忏悔）。斋戒有期名彼是，只供鱼蟹厌羔羊（葡萄牙等国，逢彼是日斋戒，只食鱼蟹海错，不食牛羊）。斋戒期名“里亚彼是”，“里亚”日期也，“彼是”鱼也。〔95〕
潘诗内的“和尚王”，指澳门主教：“里亚”是葡文“Dia”的译音；“彼是”，即葡文“Peixe”的译音。这是当时在澳门的中国民众用中文注音葡文的一种独创的“广东葡语”（Canton Portugués或Pidgin-Portugués）。这种“广东葡语”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的生意或极为重要事情的便利交际媒介，……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96〕。其他行商如义成行商叶上林、同昌行商许永昌、广利行商卢观恒、万成行商沐士方、达丰行商陈正、而益行商石中和、东裕行商谢嘉梧、东兴行商谢棣华、同孚行商潘正炜、同顺行商吴天显等，亦到过澳门与外商贸易或宣示清廷旨意和政令，其中有些人还得到葡萄牙澳门兵头（总督）的款待，如干隆五十四年（1789）前后，叶上林两次赴澳门，就受到总督一家款待，他感动之余，赋诗纪念云：
“巍峨怪石似连城，驻扎山前不用兵。兵女哪知人欲去，夜光频酌对银檠。（兵头与其妻女常住山头帐房，适闲游过此，留款甚恭）”。〔97〕
行商自己能到总督家庭赴宴，可能多少懂得“广东葡语”。同时，以上行商也能与澳门的西方商人书信来往洽谈生意或传示政令，如嘉庆六年（1801），4月，潘启官、卢观恒等八位行商联名致信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席大班利氏哈尔（Richard Hall），传示粤海关监督命令英国兵船刺犂巡船开行回国，称：
“间别未几，渴念朱殷，想大班列位到澳，诸凡顺遂如意，定符心祝。兹本日奉关部大人发谕一件，系着弟等通知大班，速饬刺犂巡船克日开行回国，母任逗留。……不能延迟，幸祈照办。”〔98〕
“广东葡语”，就是采用汉字注音葡文，以便见中文即可不大准确地读出葡文，与葡萄牙商人交流做生意等，“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华语译之”，“名曰澳译”。这就是《澳门记略》一书末附有以广州话注音葡文，包括天地、人物、衣食、器数、通用五类葡文单词共396个，成为十三行商及澳门居民操讲葡萄语日常会话的简明字典（未成熟和未规范）。下面按其分类各列几例汉字注音葡语，以见一斑。
汉字注音葡语列表（略）
这种“广东葡语”流行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至干隆十五年（1750）年间，而且不仅流行于澳门，还流行于整个广州口岸的各个港口城市。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谢清高着《海録》一书时，在下卷《大西洋国》条内，仍以这种“广东葡语”注録葡萄牙的港口、房屋、物产、服饰、宗教、礼仪、婚俗、官制等共达1900个词彚。
到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英国在广州的贸易确立了垄断地位，几乎占全部中西贸易额的80%以上。1784年后，美国亦多来广州贸易，于是“广东葡语”逐渐为“广东英语”取而代之。
“广东英语”（Canton-English，又作Pidgin-English）是广州商人用广州话来注音英语，以便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商人交流做生意或与其他人办事所用一种特种语言，史称：
“‘广东英语’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广东英语’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奇特语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短暂，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一种难学的语言，甚至要学讲一些极普通的话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地方也毫无用处。加上当地政府严厉禁止学习它……另一方面，伶俐的中国人，却巧妙地运用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他自己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意思。他们就这样创造了一种语言，可以说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将其化为最简单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
这（指广东英语）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以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纔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彚逐渐被吸收进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在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99〕
这种“广东英语”，据司徒尚纪教授统计，自干隆十五年（1750）至1949年的“广东英语”包括用广州话、客家话和潮州话注音在内的英语单词约400多个，其中用广州话注音者为125个。现将部分用广州话注音的英语单词和会话短句举例如下：
广州话注音英语单词列表（略）
用广州话注音会话短句如下：
1.原英文：Have you bought Some tea from him
广州话注音：哈父 夭 砵 心 哋 父林 谦
译文：你与他买茶叶吗？
2.原英文：Yes, I bought from him five thousand Chests of green tea.
广州话注音：耶是，埃砵 父林谦 辉父 偷臣 车士士 阿父忌连 哋
译文：是，我与他买了五千箱緑茶。
3.原英文：Have you paid him for the tea?
广州话注音：哈父 夭 丕 谦 科 哋 哋？
译文：你交了茶银与他吗？
4.原英文：I have paid him one half of the money, and will pay the orther half next week.
广州话注音：埃哈父 丕 谦 温哈罗父 阿父 吔 蚊呢 晏 喊路 丕哋 阿得 哈哕父 匿士 域。
译文：我已经交了一半银，下礼拜再交一半。
5.原英文：He has a great varictg of articles in his shop。
广州话注音：希 哈士 衣 忌列 华与尽咽地 阿父 押地高 烟希 士湿。
译文：他店里有各色各样货物。
6.原英文：They are Englishmen from London.
广州话注音：爹 丫 应忌利树文 父林 伦顿
译文：他们是从伦敦来的英国人。
7.原英文：Has you older brother a shop
广州话注音：哈士 夭衣路打 毕刺打 衣湿
译文：你令兄有开店铺吗？
8.原英文：He has Several
广州话注音：希 哈士 些花路
译文：他开有数间。
由此可见，广州已成为中西语言文字聚会之地。在广州街道均可以见到人们用“广东英语”交谈和中英文标写的商店招牌。1793年（干隆五十八年），有一个英国人在广州街上看到：
“广州已不再全是中国人。今天在那里仍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罗马字写的招牌，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英语”。〔100〕
美国人威廉·C·亨特到广州时亦看到：
“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华人之译字。”〔101〕
当时广州市场上就有一本叫作《鬼书》的小书出售，很受行商、买办、通事、经纪、店主、船夫、码头役夫和仆役等欢迎和购买学习以谋生。靠近澳门的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人更要求自己的子女学习英语，如年仅7岁的容闳、黄胜、黄宽被送至澳门马礼逊学堂读英语；鲍鹏自幼习英语，使之有“香山人类能番语”之誉。至1835年，“汉民之居澳门者，半通夷语”。
因为广州很多人能用“广东英语”说话，所以嘉庆年间（1796-1820），当英国贡船上北京扺达天津时，嘉庆皇帝即催令广东的十三行商直接遣派熟悉英语的翻译2人，兼程赶到北京礼部衙门报到，“以备翻译之用”。道光二年（1822），两广总督阮元接到外国大班的英语公文原件，亦是请行商译成汉文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夕，广东官府向清廷奏请派“能解夷语”的行商吴天显及伍崇曜到江苏“同夷人说话”，承办对外交涉事宜。
与此同时，在广州刊行不少英中词典和英文报纸，使英语风靡一时，大行其道。如1793-1819年间，刊行一本按广东话译成的《英吉利国译语》词典；1823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华英字典》6卷本；1828年，马礼逊根据已流行的“广东英语”编成《广东省土话字彚》，很方便中外人士语言交流，从而成为一举成名的汉学家，1832年他与人合作编成《英华合力》（The Anglo-Chinese Calender）。1827年，英国商人为贸易需要，在广州创办了英文报纸《广州纪事报》；1832年，美国人创办英文《中国丛报》；1835年后，英国商人又创办英文《广州周报》、《广州杂志》、《华人差报》、《广州钞报》等；1841年，广州又有《广州探报》、《中国新闻七日録》等发行。
之后，由于广东商人已有到上海经商，所以《广东英语》也传至上海，而后称为“洋家浜英语”（Pidgin English）。1834年英国人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根据上海的中国商人以“洋泾浜英语”与外国商人和外交人员办事经商而编写一本《中国商业指南》。鸦片战争后，因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上海，近百万广东商人纷纷随之迁往上海经商，又将“广东英语”带到上海，与“洋泾浜英语”合二为一，统称“洋泾浜英语”而流行于上海，但其来源却是“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的词彚，根据马儒翰所写前书所附的词彚表统计，共有单词和短语47条，包含单词441个〔102〕。
到了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悉，即不用配送汉文”〔103〕。此后，加速了英语的推广，1864年，继北京、上海之后，广州亦在北大门朝天街开办“同文馆”，聘请美国人谭禅臣（Thoes Sampson）为教员。于是广州同时成为中国培养英语人才的重地之一，史称：
“惟是洋人总会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凡语言文字之浅者，一教习已足，其深者多在博采周知，集思广益，非上海、广州二口不可。”〔104〕
到了同治元年（1862），在香港洋行的香山县唐家湾人唐廷枢与其兄弟一起编写印行一套《英语全集》，用广州话对英语单词进行比译和注音，成为后来被公认为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教科书，对推进当时广东人从事洋务活动和风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清末，广州人学习英语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了。很多家长都鼓励子女学习英语，时人张溪生所作广州竹枝词已有反映：
“髺盘委堕鬓如云，窄袖蛮靴衬布裙。
妆束工趋时世样，女儿还喜演英文。”〔105〕
直到今天，“广东英语”还影响着广州人、香港人、澳门人和广东籍的海外华侨华人。现在旅居美国、加拿大的广东籍华侨华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讲一些不太注意语法的“中式英语”（Chinglish），例如有些家长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说成为“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正确英语说法是：“Study well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今年七月，芝加哥有一位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推出一幕舞台剧《中式英语》（Chinglish），在演出过程中，就大量夹杂讲“中式英语”，吸引华侨华人观众，场面热烈。在该市古德曼剧院公演以来，几乎晚晚座无虚席，大收旺场。《芝加哥论坛报》发表剧评，认为《中式英语》一剧有望角逐美国戏剧界最高荣誉托尼奬〔106〕。
三、宗教文化
宗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多数人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宗教自然有其社会功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曾高度评价宗教，说：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藉以安慰的辩护的普遍根据”。〔107〕
恩格斯也说：
“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幷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108〕
孙中山是1883年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师施洗的基督徒，他在《第四份遗嘱》中说：
“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奋斗，更当信靠上帝”〔109〕
所以，他又在论述基督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时，勉励中国基督教青年，说：
“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觉悟，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担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
“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扶之，则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亲睦。”〔110〕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说过：
“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的现象。”〔111〕
从以上革命导师的论述来看，说明宗教是有正面的社会功能的，对于人类和谐共处，国家长久安是有合理存在的价值的。至于宗教礼仪、音乐、绘画、舞蹈、雕塑、文物、经籍等文化价值更不在话下了。当然，马克思在前文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中也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2〕的话，但这不是普遍意义上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因为列宁在同文中也说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所以我们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等对宗教文化的科学论断。从而理解千百万年来人类在追求认识无穷的宇宙和社会历史奥秘的过程（据科学家统计，现在我们能观测到的所有恒星、行星和星系，加在一起的总量还不到整个宇宙总量的4%。宇宙中96%的部分是由一些神秘的物质所组成的，科学家看不到和探测不到它们，甚至无法想象它们的模样。例如暗物质、暗能量，科学家们能解开它们的奥秘的可能性更小）。
科学和宗教信仰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宗教信仰是研究人与神的关系，它需要科学知识，又超越科学知识，但不反对科学知识。信仰是一种对未知宇宙的追求，科学则是对未知宇宙的探索。所以，宗教信仰与科学探索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牛顿所说：
“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万物为什么井然有序呢？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使我们立刻明白万物的起源，但这些都引导我们归向万物的神面前。”
“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事物是绚丽多彩，各种运动是如此错综复杂，它不是出于别的，而只能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神的自由意志”。〔113〕
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奬的量子论发明者、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说：
“我们无论看何处或调查我们以为距离很大的地方，宗教和科学之间不可能找出一个矛盾来；而对最大的问题，却看出完全的意见一致。宗教和科学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相反，是互相完成的，好像是为相辅相成具备了条件……人需要自然科学是为了认识世界，而人需要宗教则是为了行动。”〔114〕
相对论（包括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提出者、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相对论入门》一书说：
“相信世界上是有秩序的和可以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
“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115〕
他论述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最深刻的一句名言：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跛子。”〔116〕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盖洛普方法”调查，结果发现在262位科学发明家中，有242人是宗教信仰者，占92.4%。其中最具贡献近现代的科学家如：天文学开创日心说的波兰科学家哥白尼（1473-1543）是天主教神甫；第一个现代外科医生法国人安布罗斯·佩尔（1510-1590）是基督教徒；科学方法之父、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基督徒；发现行星三大定律的德国人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是基督徒；概率论和流体静力学奠基者、法国布莱斯·帕斯卡（1623-1662）是基督徒；发现波义耳定律的英国人波义耳（1627-1691）是基督徒；发现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定律的英国人艾蕯克·牛顿（1642-1727）是基督徒；微积分发明人之一的德国人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是基督徒；首先将物理方法引入生物学的英国人史蒂芬·黑尔斯（1677-1761）是牧师；动植物分类之父的瑞典人林耐（1707-1778）是基督徒；地震学之父的英国人约翰·米切尔（1724-1793）是牧师；天王星发现者的英国人威廉·赫谢尔（1738-1822）是基督徒；发现电动势命名电压单位的意大利人伏特（1745-1827）是基督徒；创立原子论化学家、英国人道尔顿（1766-1844）是基督徒；发明安培定律命名电流单位的法国人安培（1755-1836）是基督徒；发明欧姆定律命名电阻单位的德国人欧姆（1787-1854）是基督徒；电学之父，发明电磁感应的英国人塞缪尔·莫尔斯（1791-1872）是基督徒；自动感应原理发现者、美国人约瑟夫·亨利（1797-1878）是基督徒；麻醉学奠基者、苏格兰人詹姆斯·辛普森（1811-1889）是基督徒；发现能量转换和守恒定律的英国人詹姆斯·焦耳（1818-1889）是基督徒；近代微生物学奠基者的法国人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是天主教徒；遗传学奠基者、奥地利人格雷戈尔·孟德尔（1822-1884）是神甫；现代昆虫学奠基者、法国人琼·亨利·法布尔（1823-1915）是基督徒；电磁学奠基者、英国人詹姆斯·科勒克·麦克韦斯（1831-1870）是基督徒；X光线发现者、德国人伦琴（1845-1923）是基督徒；电灯电磁发明家、美国人爱迪生（1847-1931）是基督徒；二级管发明者、英国人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1849-1945）是基督徒；俄国生物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是基督徒；量子论提出者、德国人普朗克（1858-1947）是执事；世界第一架动力飞机制造者、美国人威尔伯·莱特（1867-1912）和奥维尔·莱特（1871-1948）是基督徒；原子核物理学家、英国人卢瑟福（1871-1937）是基督徒；发明无线电者、意大利人马可尼（1847-1937）是基督徒；相对论发现者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美国人爱恩斯坦（1879-1955）是有神论者；实验物理学家美国人康普顿（1892-1961）是基督徒；美国最著名的农学家乔治华盛顿·下弗（1864-1943）是基督徒，等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诺贝尔奬得主中，信仰宗教的科学家竟占93.27%〔117〕。在这些著名科学家看来，宗教与科学并非是排斥关系，他们一方面信仰宗教、赞扬神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可以探讨宇宙世界的奥秘而成为科学发明家。所以，当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后，欣喜若狂地欢叫：
“我惊呆了，我无限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方设法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118〕
上述这些信仰宗教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使迷茫中的人们对于未知的宇宙世界的研究增加了信心，也证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的论断的正确性。我们以此来阐述十三行商帮助马礼逊、伯驾和梁发等在广州传播基督教新教，不无意义。
外国宗教传入广州由来已久。佛教于汉吴时代从印度经南海道传入；伊斯兰教在唐初由波斯传来；天主教是明代中叶从葡萄牙经澳门传来；基督教新教正是在十三行时期的19世初年从欧美经澳门传入，对广州城市文化发生深广的影响。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台湾省。1626年（天启六年）派遣传教士到台湾传教，吸收上千人入教。1662年（康熙元年），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后，基督新教（下同）在台湾的活动也随之消亡了。以后还进行过几次尝试来中国传教，但始终未能实现。
18世纪末，英国在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国竞争中夺得了海上霸权，并竭力向海外扩张殖民地。为了适应扩张的需要，在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外传教的基督新教的差会（差会即传道会）机构，如1795年成立“伦敦差会”，1796年成立苏格兰差会，1800年成立基督会差会。这些差会训练了一批传教士，陆续派往亚洲、非洲国家传教。19世纪初，基督新教有卡莱（Carey）、麦西门（Marshman）、和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arrison）等三教士极力主张到中国传教。最后，“伦敦传道会”（即伦敦差会，London Missonary Society）选中了马礼逊。
罗伯特·马礼逊，英国人，1781年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莫佩斯小镇的一户贫农家庭。从小受宗教思想熏陶，学会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后考入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后又转入高斯坡神学院。1804年加入伦敦传道会。1807年1月8日被封为牧师。当伦敦传道会选中他来中国传教时，便开始学习中国文字，请了一位名叫杨善达的广东人做教师。并在伦敦博物院里找来一本中文的《新约》，天天钞写中文，后来成为他释译《圣经》的草本。马礼逊是伦敦传道会派遣的，但当时垄断中国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怕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不允许传教士乘坐公司的商船前来。于是，马礼逊只好于1807年1月31日启程到纽约，得到美国国务卿麦迪逊（James Madsion）的协助，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驻广州的美国商馆的官员。他带着介绍信于1807年5月19日在纽约乘坐“三叉戟”（Trident）号美国货轮横跨太平洋，于9月8日扺达广州。他受到美国领事卡林顿（Carrington）的热情接待，隐居在十三行夷馆的美国商馆货栈里，继续学习中文。1808年11月，他从广州前往澳门居住。为了避免给澳门葡萄牙当局发现他的正式身份，他隐居在英国驻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内，从而认识了该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Morton）的女儿玛丽·摩登（Mary Morton）小姐，并产生爱情，遂于1809年结婚。他的处境得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情，决定聘他担任公司的中文翻译，年薪500英磅。这样一来，他既可以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取得合法身份出来公开活动，又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大胆地进行传教工作。从此，他一边办公，一边释译《圣经》，经常来往于澳门和广州之间，并以英国使臣、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的“秘书兼译员”的身份在澳门开始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这是基督新教传入澳门之始。当时澳门天主教会禁止教徒同马逊礼来往，所以他平时就在广州自己的寓所里举行家庭礼拜，每逢星期天才到澳门举行正式的礼拜仪式。他一个人在澳门与广州来回进行传教工作达六年之后，伦敦传道会才于1813年派教士米怜（William Miline）来澳门协助马氏工作。但因受清朝官府和东印度公司之反对，米怜即于1815年4月17日到马六甲去进行传教活动。
为了便于传教，马礼逊首先于1813年把《圣经》新约全书译为中文，名曰《使徒行传》，于1814年在广州出版200本；接着于1819年和米怜合译了《圣经》旧约全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所以，基督新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在广州传播，马礼逊当是第一人。他还编辑《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古时如氐亚国（即犹太国）历代传略》、《养心神诗》等布道小册子，请澳门的印刷工人蔡高（亦称蔡亚高）帮助刻印发行。21岁的蔡高因为经常要到马礼逊家中去联系工作而听其讲《圣经》，深受影响，请求入教。于是，马礼逊即于1814年7月26日，在澳门“东望洋”海滨的小山侧的泉水中为之洗礼入教，成为澳门（也是中国）信仰基督新教的第一个教徒。另一个帮助马礼逊刻书传教的是在澳门做印刷工人的高明县人梁发。
由于马礼逊在广州传播基督新教打开了局面，于是美国美部会、浸信传道会，圣公会、美南浸信会；荷兰传道会；英国伦敦会，教会传道会等基督新教会不断派教士前来广州传教。1830年2月25日，美国的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到广州；1831年12月荷兰教会派遣德籍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到澳门；1833年10月26日美部会又派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到广州；1834年10月26日又派遣精通医术的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到广州传教，十三行商伍秉鉴把十三行新豆栏街的丰泰行3号租给伯驾开办眼科医局，使伯驾得以进行边行医边传教活动。1835年7月21日派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来广州；1836年9月派叔未士（J·Lewis Shuck）来广州；1837年5月派罗孝全（Lssachar Jacox Roberts）到澳门和广州，等等。这些传教士同样得到梁发的全力帮助并一起开展传教活动〔119〕。
梁发，干隆五十三年（1789）出生于广州府属下的高明县三洲司古劳村的贫农家庭，11岁才入私塾读书。按中国私塾的规例，他先读《三字经》，后读《四书》、《五经》，共读四年，算是对中国儒家典籍有一定的基础。到梁发15岁时，家里再无法供他读书，于是他到省城广州打工谋生。开始时在一家笔店学习制笔，后改学雕板刻字四年，掌握了刻字技术，并努力学习文学。嘉庆十五年（1810），梁发结束学徒生活成为一名正式的雕板工人，在广州十三行附近的一个印刷厂做工。此时马礼逊已在广州传教，1811-1812年，他把《路加福音》和《新约》两书翻译为中文，请梁发雕刻和印刷，从此与马礼逊结下不解之缘，并终生全力和马礼逊等外国传教士在广东传播基督新教，成为第一个中国籍基督新教徒的传教士。
梁发又为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与马礼逊的关系更加密切了。1815年，另外一个来广东传教的伦敦会教士米怜被马礼逊派往马六甲传教，梁发应马礼逊要求，即随米怜前去协助刻印中文书籍资料，并成为米怜的助手〔120〕。此时，梁发对基督新教产生强烈的兴趣和要求，于是米怜于1816年11月3日给梁发施洗成为基督新教徒。从此，梁发在米怜的刻意培养下，以中国本土基督新教徒的身分在广州、广东传教，发挥了外国传教士难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1818年以后，梁发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高明、开平、高州和南洋之间，为传播基督新教而奔波劳碌一生。
1819年4月，梁发乘船从马六甲回到广州，然后回家乡高明，在他父母的敦促下完了婚。于是，他就在本乡积极传教，先是编写《救世録撮要略解》一书，并附《经文》数段、《祷文》数篇、《圣诗》三首和《十诚》，带到广州给马礼逊审阅后刻印200份，分发赠送亲友宣传。后被高明县署发觉，梁发被捕入狱。好在马礼逊向有钱的商人极力斡旋，出了罚金，并具结以后永远不在广州传教，始获释放。后回家与家人团聚40天。
1820年春，梁发又重去马六甲帮助米怜。不久，因他妻子黎氏要生孩子，他只好又回到高明家中伺侯。期间，他不断向其妻读经祈祷，后来其妻果然亦信奉基督新教，于是他在家里的一个陋室中举行圣礼，用饭碗代替洗礼盆，为其妻施洗入教。
1821年，梁发夫妇告别家乡去马六甲帮助米怜传教。可惜1822年米怜患肺结核病亡，梁发重回高明。次年，他携儿子进德到澳门在马礼逊面前求洗入教。
1823年，马礼逊回国，在启程前将梁发封为宣教师（Evangelist）。1826年，马礼逊再到广州，直至去世（1834）。梁发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在广州传教。
1828年9月26日，梁发从广州回到家，不久，他发现幼年读私塾的同学古天青对基督新教饶有兴趣，经向他宣传教理后，于1828年1月由梁发为之举行洗礼入教。后又到澳门传教，一方面，教授儿童学习《圣经》，另一方面努力撰写《劝世良言》一书等12种宣教小丛书。1830年，在梁发的教育和影响下，跟梁发做过多年印刷工作的屈亚昂在澳门马礼逊家中受洗入教。之后，梁发和屈亚昂于1830年5月28日到7月14日，同到高州传播基督新教。此时他写《真道寻源》、《灵魂篇》、《异端论》，并刻印好装入箱中带去高州散发，史称：
“他们到高州去，其目的是要把基督教书籍分派与由各县来城的童生。他们在沿途经过的圩市中派送布道小书。在高州的一个城中，他们已经派送了七百多本，大部分是送给来城投考的生童们的。”〔121〕
1830年，梁发和屈亚昂从高州回广州，到一家姓林的旅馆住宿，又向林老板及一个泥水匠住客李新宣传教义，深受启发后于1831年2月由梁发施洗入教。
同年，又为他的父亲梁冲能和他两个儿子施洗入教。1834年，马礼逊死后，梁发越发抓紧时间进行传教活动。此年，他利用广州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机会，向全省各县来广州投考的秀才们散发《圣经》等书刊，广为宣传基督新教。他在日记中记述：
“三四年以来，我常在广州城附近乡村及其他各地派送《圣经》日课，人人皆喜欢接受，拒絶不受者人数却甚少也。今年适为三年一次之乡试。各县秀才皆齐集省城应试，于是我遂想从速将布道小书派送于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约同吴亚清（以下人名皆译名）、周亚生及梁亚新将书籍携往派送。是日共派出《圣经》日课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喜欢接受，并无任何滋拢；我侪皆甚为快慰。翌日又同样派送一千份，亦并无事情况发生。”〔122〕
但梁发在广州派送《圣经》给乡试秀才终于被清朝广州知府发现，并于第四天派巡卒前来拘捕梁发等，结果吴亚清、周亚生被捕。梁发逃回高明，带妻儿逃至江门和开平赤坎躲避，然后转到澳门向裨治文筹集800元钱，托人回广州营救吴、周两人出狱。
1839年，梁发回到广州，9月间遇鸦片战争，至1842年8月才告结束。期间梁发在广州和附近各地进行传教。他儿子进德被林则徐聘为英文译员。1839年马礼逊长女婿合信（Dr. Hobson）由伦敦会派来广州。梁发与他合作，亲密无间，直到1853年梁发去世为止。1841年9月，梁发往澳门访谒伦敦会的教士雒魏林（Lockhan）和合信，并写了一本《赦世之礼谕》小书和将麦都思的《新约》译本修改，并为他的寡居小姨子施洗入教。1842年，梁发母亲由伯驾施洗入教。此时，梁发决定迁到广州河南龙尾导村居住。
1843年梁发从广州到香港传教，在何福堂的帮助下，创设许多宣教机构。但因他父亲于1844年2月20日病亡，他只好又回广州。他儿子随他回广州后，受聘于某巨商翻译员，从此不再协助父亲做传教工作。到了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进德作耆英翻译参与订约之事。因为条约中有一条是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基督新教教会和医院，道光皇帝正式宽容了基督新教的传教。于是梁发利用这一机遇，于1845年，到怡和行商伍绍荣将丰泰行3号免费给伯驾将眼科医局扩充为博济医院举办礼拜聚会进行传教，向来看病的病人宣讲基督教新教。这种聚会延续三年半之久，计先后参加聚会的听众共计1500多人。〔123〕
1846-1847年，梁发又在广州河南他家附近的一间福音堂举办礼拜聚会，听众达130多人，分送小书218本，并为四个妇女施洗入教。
1849，是广州传教工作十分兴旺的一年，当时在广州居住的传教士达14人。梁发虽然年愈64岁，但一样热心宣教，并为从东莞来广州的青年周学施洗入教。周学后成为梁氏的得力助手。
1855年，英国卫斯理会派第一批传教士来广州，梁发亦与他们合作传教。但是梁发已老病在身，于4月12日3时去世。此年，深受梁发宣教影响受洗入教者达15人之多。
梁发去世后，殡葬于广州河南龙尾导村与康乐村间的小山上，与他父亲、妻子的墓地一起。五十年之后的1905年，岭南大学从澳门迁回广州河南康乐村。学校为扩充校园，把附近许多墓地购入，发给坟主以迁葬费，请他们将坟中遗骸迁往别处埋葬。1915年10月18日梁发的儿子泽兰死后不久，岭南大学副监督钟荣光接到马来西亚联邦美以会宣教士冯炎公先生的一封来信，说其妻子是梁发的曾孙女，又说梁发的坟墓在该校所购买的坟地中。1918年，宣教士夏令会在岭南大学开会，钟荣光借此机会带宣教士到凤凰岗参观梁发及其父亲和妻子的墓地。岭南大学当局把梁发遗骸迁葬于该校的中央礼拜堂前地。1920年6月7日，该校举行纪念会，将梁发葬地划为尊崇之地，请梁发的曾孙女婿冯炎公演讲。
基督新教传入广州后，虽然经马礼逊等传教士在梁发终生努力帮助下开展传教活动，但由于当时是清政府禁教时期，加上澳门耶稣会又禁止天主教徒与基督新教徒来往联系，因此基督新教发展并不快。到梁发去世时的1855年，广东真正受洗入教者仅有24多人，其中有姓名者是蔡高、梁发、蔡卢兴、蔡亚尘、梁进德、黎氏（梁发妻）、古天青、屈亚昂、梁冲能（梁发父）、何福堂、周学、林某、刘蔗泉、李新、刘泽春、朱阿山、阿凯（Akae）、吴阿昌（Woo Achang）、梁阿寿（Leang Ataow）、梁阿荪（Leang Asun）、朱靖（Choo Tsing）。而这些信徒中除梁发亲属以及几位与梁发密近者外，其他人均不太集中精力传教。〔124〕
正当梁发在澳门、广州、江门、高明、高州等地极力传教期间，西方国家的传教士10多人接踵而来澳门和广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首先是对中国贸易已上升到第二位的美国，其基督教差会的“美部会”于1830年2月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到达广州，于1832年创办《中国丛报》；1834年到澳门，并于1839年5月，将《中国丛报》迁往澳门出版发行，以宣传教理。1831年底，荷兰教会派德国籍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扺达澳门传教，受到马逊礼的热烈欢迎和款待。郭实腊利用自己会说流利的中国话这一有利条件，既在澳门传教，同时要他自己英国籍妻子温施蒂（Wanstall）在澳门自己的寓所内办起一间女塾，专门招收一些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入学，向他们宣传基督新教的《圣经》。
1833-1834年间，美国基督新教“美部会”又派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fiams）和伯驾（Peter Parker）来澳门帮助马礼逊传教。伯驾曾在澳门开设一间医院，一边为人医病，一边向人们宣传基督新教。1836年，美国南浸信会教士叔未士（Jehu Lewis Shuek）带家眷一起来澳门传教。罗孝全（lssachar Jacox Robert）亦于1842年经香港入广州开设礼拜堂传教，向洪秀全、洪仁玕讲授基督教义。洪秀全在罗孝全处“学道”两个多月，查考了中译本《圣经》，参加了礼拜。1844年10月22日，美国长老会第一位传教士哈巴安德（Happer Onter）扺澳门传教。他先在澳门办一所学校，招收学生30人，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向学生宣传教义，1847年3月，将学校由澳门迁到广州故衣街，继续办学传教。
但是基督新教在鸦片战争前较难传入内地。鸦片战争后，基督教新教则传播较快，基本上覆盖全省。据统计到1900年，广州有基督新教徒5000人。1919年，广东省基督新教徒62262人，占全国基督新教徒总数的六分之一，建立教堂924所，兴办中小学校834所，岭南大学一所；开办医院19间拥有病床27023张〔125〕。而且，基督新教徒多以科学文化为传道手段，游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于是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观念也传入广州，对于扩大民众的视野、增广知识和打破封建社会的闭塞局面，却是稍有效应的。特别是传教士传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一切人纳税平等”等思想，对于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民众无疑是一种先进思想。当时广州和广东民众并不排斥这些先进思想文化，反而吸取其有益的适合自身需要的料养，以充实、壮大和发展自己，使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和提高。特别是全力传播基督教新教的高明人梁发，于道光十四年（1834）到广州传教，利用广东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机会，向全省各县来投考的考生散发一千份《圣经》所发生的效果更为明显。其中花县考生洪秀全手执一份《圣经》回家，以后竟受此书和之后梁发送给他自己的著作《劝世良言》的影响，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称：
“现在让我们来看梁发先生派送小书的效果。梁发和他的同事在学院分送小书的时候，曾经把书籍一分派给一个青年童生，这个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洪秀全考试落榜，带了那分基督教书籍回到他的家里去；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时候，年纪只有二十岁。他起初对于梁发所派给他的书并不注意，只将它放在书架上面，搁了九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试，仍旧名落孙山。考试完毕回家，不久就发起病来，他在病中看见许多异现象……1847年某日，他坐在书房中看书，忽有友人前来拜访他。那个友人在书架上发现梁发的书，面对洪秀全说着，这才引起了他对于这书的注意。当下他从书架上把书拿出来阅读。他读了这书以后，就相信他已寻得解释他所见异象的钥匙了。……因此他就拔剑而起，从事他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太平天国之乱’的由来。洪秀全同一个叫冯云山的友人受了梁发的书的感动，兴起打倒偶像的战争，组织了一个上帝会。可是他们虽有热诚，却少知识，而他们所用的破坏手段更难搏得人们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意思要加入基督教会，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试落榜以后；他就决定意思加入教会，他跑去拜访美国浸信会宣教士罗孝全（Roberts）牧师，他与那牧师同住了几个月，沉潜于基督教的教训之中。洪秀全请求那牧师为他施洗，可是那牧师因洪秀全的神学观念有些荒诞不经，不愿为他施洗。洪秀全失望之余，就回去创立他自己的团体，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对偶像的人在他的旗帜之下。……他曾经采取梁发先生用文字布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书，他初期所作的小书极合于基督教的教义，其中一种叫做《宗教戒律》……洪秀全所组织的团体除了送他们自己所着的传道小书外，又印送《新约圣经》”。
“……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且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话和《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传道的事迹的影响”。〔126〕
洪秀全在受到《圣经》和《劝世良言》的启迪下，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部著作，奠定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并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二十七年（1847），他前往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与先期在那里进行传教的冯云山会合，后被拥为拜上帝会首领，并于三十年（1850）农历12月10日，即1851年的1月11日率众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号天王。9月攻克永安（今蒙山），次年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克，北进破全州乘胜入湖南，经道州、郴州进军长沙，进取岳州（今岳阳）和汉阳、汉口。1853年1月攻克武昌，2月沿江东下，3月攻克南京，定为都城，名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乡官制度，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的政策。5月，太平军北伐震惊京津，西征占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镇，后因天京高层领导内讧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使坚持十四年斗争的革命运动终于光绪十年（1884）被清廷镇压而告失败。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推出的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和制度，对后来广州和广东乃至全国民族民主革命家的影响甚大。孙中山在青年时代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诩，最后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结果。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龢民生主义这种向西方国家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与洪秀全学习梁发的《劝世良言》而产生反对清朝封建制度的思想和进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无关系。
四、消费文化
随着西方商人越来越多来广州经商，也带来西方人的消费商品和消费风俗习惯，影响着广州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之首是饮食，“民以食为天”。西方商人把西餐饮食这种最基本的异质文化首先经澳门带入广州，时人作过记述：
“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番话叫做苏披（Soup汤），接着大嚼鱼肉，这些鱼肉是生吃的，生得几乎跟活鱼一样。然后，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盘烧得半生不熟的肉……接着又端上来一味吃起来令嗓子里火辣辣的东西。我旁边的一位用夷语称为咖哩，用来拌着米饭吃。然后是一种緑白色的物质，有一股浓烈的气味。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酸水牛奶的混合物……叫乳酪，用来就着一种浑浑的红色的液体吃，……其名称叫做啤酒。”〔127〕
十三行商经常与外商打交道，又是殷实富家，当然是最先和最多消费和品尝西餐了。同文行商潘有度经常接待外商，洽谈生意，并赋诗赞美西餐，云：
“起居饮食定时辰，人事天工善保身。
见说红轮有迟速，一阳来复影初均。
客来亲手酌葡萄，响得玻璃兴信豪。
寒夜偎炉倾冷酒，不知门外雪花高。”〔128〕
从诗文可想而知，潘有度对西方商人饮食有时喜欢喝葡萄酒和冷酒等饮食习惯是熟悉和尊重迎合的。因此，十三行商在家里设宴招待外国商人时，亦按西餐的习惯招待他们。美国人罗伯特·贝勒特（Robert Bennet）曾记述一次出席十三行商家宴的情况：
“我们被明官（Mingqua）、明官的侄儿和其他伙伴群亨（译音）请进一个灯火通红的大厅……首先端上的是各式精美的小水果盘，大约二十余种水果，第一道是一碟堆成金字塔模样的水果，点缀着一朵小花。不同的水果颜色相映成趣，……大约吃六小碗不同的汤之后，仆人们不断更换汤碟，……吃了六道菜后，我们抽着喜欢的雪茄烟离开座位，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又被邀请重新入座，……第一道才是与火腿、葱、胡萝卜等佐料一起熬成的鸭肉，刚好尝过它，第二道端上的是切成细片的鲨鱼鳍，……另外七八个盘子盛着各式各样的菜肴，我们只能偷偷张望，品味着每道佳肴。”〔129〕
从上资料看，这是一席中西结合的宴会，先是在大客厅吃些水果，然后按广州人的饮食习惯先喝汤，再正式吃中式菜，休息15分钟，抽雪茄烟；然后重新入座，吃西式菜火腿、胡萝卜、葱等佐料熬成的鸭肉、鲨鱼鳍等，这席盛宴相当丰盛，令外国客人记忆十分深刻。
根据刘志伟教授研究指出，当时到行商伍浩官、潘启官家里赴宴作客的外国商人，都是使用精致的银匙、刀叉、玻璃杯及洋酒杯等西式餐具招待的。〔130〕
除了十三行商和一些富有人士品尝西餐外，一般普罗大众仍然不感兴趣，甚至误认西方人吃这些半生不熟或吃生菜肴是“粗野原始”。但后来与外国商人交往越来越多，西餐亦日益为广州平民熟悉而进入广州的市场。干隆年间（1736-1795）开始，广州衔市上已开设餐馆经营了。著名十三行的“碧堂”，即是一间相当大的正宗西餐馆，史称：
“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连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131〕
山东省嘉祥县举人曾七如来广州，到十三行的荷兰馆亦品尝过西餐：
“食用麦，杂以茴胡麻熯块肉。酒具用白玻璃，晶莹彻内外，口盎而中直。酒芳冽，余尽三器，渠啧啧喜，作指环扺唇者三。通使告余：‘羡君能豪’”〔132〕。
同时，袁枚亦在杨中丞家里吃过自制的西洋饼，然后在《随园食单·点心单》一书中记载西洋饼的制作方法：
“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碟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撩铜水，一糊一夹一熯，顷刻成饼。白如雪，明如锦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133〕
袁枚品尝后觉得这种点心萡饼“味颇鲜美”，“极松脆”可口。以后，品尝的人多了，就把西餐融入粤菜，可谓中西合璧。例如西洋人喜欢饭后吃“西米露”，粤人亦作为餐后甜品了。使得粤菜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甚受市民欢迎，而且名声远扬，赢得“食在广州”的美誉。咸丰（1851-1861）以后，广州商人开始独立开西餐馆经营西餐，牛扒、猪扒等西餐当街叫卖。于是西餐逐渐成为广州饮食行业的一道风景线。宣统三年（1910）10月18日的《天趣报》刊登“岭南第一楼改良食品广告”，以经营西餐招揽生意，自赞曰：
“烹调各式西菜，美味无双，并巧制西饼，一切便来往小酌。”〔134〕
1927年开业的广州新亚大酒店，更以经营猪扒、牛扒、松子鸡、烟仓鱼、烧乳鸽、葡国鸡、面包、奶酪、咖啡、巧克力等西餐着称，深受外国人和中国人光顾和赞叹，生意旺盛。
十三行时期，消费文化另外一道风景线是富商巨贾和封建官吏对西方珍贵高端的奢侈品的消费。当时，西方国家来广州贸易，很少民生产品，大多是毛呢、钟表、千里镜、人参、羽纱等高级消费品。这些洋货价格高昂，一般市民百姓消费不起，但封建官吏和富商巨贾却十要喜爱。而首先享受的当然是与外国商人直接交易的十三行商人阶层。如同文行富商潘有度就十分喜欢购买“千里镜”和“观星镜”等珍贵品享用，并赋诗感受，云：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
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术传星学管中窥，风定银河月满池。
忽吐光芒生两孔，圭形三尺最称奇。”〔135〕
诗句生动地抒发潘有度对“千里镜”和“观星镜”的认识，并为自己拥有此种当时社会罕见的高级消费洋货感到荣耀。又，而益行行商石中和也是极为享用洋货高级消费品者之一，干隆六十年（1795），他遭到破产时，官府查抄其家中财产，发现其购买望远望、钟表、哔叽、毡毡、羽纱等高级洋货消费品等价值占其总资产的15%〔136〕。而行商潘仕成的高级消费更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他建筑乡间高级别墅则用中西高级建筑材料，史称：
“大门则用暹罗柚木做成，房屋的布局令人想起庞培（Pompei）的房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名贵的木料做的家具漆着日本的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房间。”〔137〕
据说，潘仕成不时以其有如此中西高级建筑材料建成的别墅而荣耀于人。可见当时高级奢侈洋货消费在十三行商眼目中的地位之高矣。当然，当时的高级奢侈洋货消费品还不能为一般市民所普遍享用，但却为广州的城市文化增添光彩，是可肯定的。
北京的帝王宫殿更是高级洋货消费品的享用者，幷且通过粤海关监督令十三行商为之代购进贡皇帝享用。干隆帝于干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初四下谕旨，令粤海关贡进洋货消费品：
“向年粤海关办贡外，尚有交养心殿余银，今即着于此项银两内买办洋物一次，其羊毡、哔叽、金线、银线及广做器具俱不用，惟办洋钟表及西洋金铢奇异陈设，并金线银线或新鲜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138〕
干隆二十四年（1759）八月十九日，又下谕旨粤海关令十三行商采办洋货：
“如紫枟、花梨、乌木、羽纱、大绒、花毡、洋金银线等物，……以上洋货，向系买自内地行商，即李永标到任以来，亦系循照旧例办理。”〔139〕
干隆三十年（1765）正月二十八日，又下谕旨，要求行商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洋货紫枟木7万斤〔140〕。由此可见，清廷通过十三行商采购进贡超级洋货消费品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定例。
十三行时期特别是干隆年间（1736-1795），广州以至全国掀起一股西洋钟表消费热潮，更是为世人所瞩目。自鸣钟表不仅是十三行商人、广东督抚、清宫廷等社会上层人士所享用，各阶层人士也纷纷追求和购买享用。于是在广州、江南和北京等地的国人学习钟表技术和仿制钟表的“广造钟”（广州制）、“御造钟”（北京制）和“苏造钟”（江南造），纷纷投入市场与西洋钟表一起销售，从而出现广大城市中下层社会人士也逐渐消费钟表的局面。在城市内的教堂、衙署、商馆、公共建筑物，均安装自鸣钟报时，官员、商人、仆役、戏子甚至连妓女都以购买自鸣钟表享用为时尚，史称：
“自鸣钟有挂钟、座钟。座中有八音。洋行有一钟，座上铜人能画千观音像。……洋表有红毛、佛兰西二种。红毛多度金殻，佛兰西多银殻”〔141〕
“朝臣中有钟表者，转误期会；不误期会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142〕
“官厅尤极豪者，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署中蓄梨园两班，……无人不佩时辰表者。”〔143〕
“江南岑生，尝借宿沧州张蝶庄家……前复陈—自鸣钟。”〔144〕
“阿凤，……所居绣幞绮窗……壁上自鸣钟两三对列。”〔145〕
“今则商贾、奴隶，无不有表，且有多者。”〔146〕
鸦片战争后，洋货进入广州市场的品种更多了，诸如留声机、玻璃、玩具、珠宝、缝纫机、锡器、文具、羽纱、欧式鞋等等，而且为广州市民乐于接受购买享用。1859年，英人呤唎来广州时，在街头看到：
“很多姑娘的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帕形，对角折叠，在额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地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引人注目的。这些年轻姑娘在结婚前，留着短短的刘海，给人的印象是介乎伦敦衔头的宣教师和刚从禾堆里爬出来的人之间的光景。”〔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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