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农业的基础。清前期的康熙皇帝自觉不自觉地懂得粮食生产在农业生产中的头等重要地位，因而注重发展粮食生产。他鉴于明代全国粮食“稻居什七，而米（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1〕的历史经验，除了在南方大力推广双季稻的种植外，还大力提倡在北方种植水稻，以解决当时已经形成人多田少、地不足养的民生问题。于是出现康熙、雍正，干隆年间（1662-1795）北方不少地方种植水稻的新局面，使清前期全国农业生产得到发展，解决全国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水稻，有水就有稻。所以水稻种植本来不分南北，凡有水的地方，加上适宜的温度，则可以种水稻，所谓“稻，水谷也。……故天下有水之地，无不宜稻之田”〔2〕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国古代北方均有种水稻的历史记载。《周礼·地官》（公元前3世纪）就讲到种植水稻的排灌系统：

　　“稻人掌稼下地（低温地种稻）。以潴（池塘）畜水，以防（堤）止水，以沟荡水（用总沟引水），以遂均水（田头大沟引灌），以列舍水（田中小沟分灌），以浍泻水（田尾大沟排水），以涉杨其芟（除去杂草），作田。”

　　这就反映了在2300年前，黄河流域就开垦低田，建设排灌系统，选择有芒品种裁培水稻种植，且有一定的规模了。《淮南子》（公元前2世纪）记载：“江水肥仁（沃）宜稻”，〔3〕“稻生于水而不生于湍濑之流（水浅流急之地）”〔4〕。

　　东汉渔阳太守张湛已经在狐奴（今顺义县境）开稻田，劝民耕种了〔5〕。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北方屡闹灾荒，加之外族时来侵扰，水利灌溉工程日渐破坏，居民不断向南迁。至北宋北方几乎灭絶了种植水稻的传统经验和习惯。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官及北边防驻军需要大量稻米作粮食，酿成南方稻米经运河输送北方的苏松重赋之难。于是，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霍韬上疏，为减轻苏松地区的重赋，主张在北方兴修水利，种植水稻，以解决北方缺粮问题，说：

　　“是故兴治北方水利，劝课北方农亩，栽种北方桑枣，固本足用，先防不虞，今日至急务也”。〔6〕

　　“令宜行于陕西、河南、山东地方，凡河水经流州邑，得贤守令，相其机宜，开凿沟渠，引为陂堰，不惟可兴水利，以灌农田，亦可分杀河患，不致横益。”〔7〕

　　为解决河北、天津等北方地区种植水稻的水利问题，霍韬又上疏朝廷，提出兴修引黄（河）济卫（河）大型水利工程的设想。他在《议处黄河疏》中说：

　　“自河阴、原武、怀孟之间，审视地势，引河水注于卫河，至于临清、天津，则不惟徐沛水患，可杀一半。京师形胜亦以壮一倍也。……今由河阴、原武或孟浸、怀庆之间择地形，便导河水注于卫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阴，顺流至于卫河，沿临清、沧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达于临清，至于天津，是一举而得两运道也。……自孟津、怀庆相关疏一支于海，犹血运于肘股也。沿河州郡，疏为沟洫，引纳河水，旱以灌亢，潦以浊淫水有所归，不为大害，犹血运于肌肤，全体愈光泽也。又自陕西沿边，筑为迫墙，洼为沟渠，寻秦汉敌迹修复焉。边墙外固，沟渠内深，内资灌溉，外御夷虏，徐沛上流，又杀一半。河水之理，济及全陕，犹血运于头胪毛发，亦润也。……臣谓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惠，山东、河南、北直隶郡县，且转瘦敞为富饶矣”。〔8〕

　　与此同时，霍韬还建议在北方边境诸郡兴修水利，发展边境的农业生产，以获得充足的粮食。他为此特别访问边关地理，看到真定至永平滦州一带，多有山泉，而当地人民竞不知水利之法，反而为害的情形。于是，他建议派得力的县令去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说：

　　“自真定至永平滦州近边之境，皆有山涧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为害。若能慎选守令，劝民农亩，开导沟洫，引纳山泉，相地高低，筑堤寘闸，以时畜泄，沿沟之堤，或植榆柳，可以作薪；或植枣粟，可以为粮”。〔9〕

　　其他明代有远见的科学家和水利专家如郭守敬、虞集、徐贞明、汪应蛟、董应举、徐光启等，也极力主张在北方兴修水利，营造水田，种植水稻，并躬身试验种植。徐贞明是在京东试种水稻最卖力的一个人。他在万历三年至十三年（1575-1585）期间，亲自督办开辟39000多亩水田，种植水稻，并多次上疏呼吁北方种稻。但由于朝官诸多造謡中伤，被皇帝停止了工作，使明代北方种植水稻的成绩不显着。到了清初，因河北闹水灾，在治水过程中，掀起了一次复兴北方种植水稻的新高潮。康熙三十年（1691），先是在北京西郊玉泉山种植水稻成功，后逐渐推广为享有盛名的“京西稻”〔10〕，并在北京城的丰泽园（今中南海内）种水稻，当时人称之为御稻。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还亲自动手在丰泽园内种了一亩三分地的水稻，史称：

　　“康熙三十七年，四月辛丑，皇上在丰泽园召见诸大臣，问大臣入园时曾看见所种稻田否，诸臣奏道，曾见稻苗长成，约有尺余，此时如此茂盛，北方所未有也。上曰：初种稻时，见有六月成熟者，因收藏作种，年年播种，均至六月成熟，所以四月间如此茂盛。若是寻常成熟之稻，断难如此茂盛。学生们记定此事，天地生物，并没有永远不变性之理，好种变成坏种，坏种变成好种，半在地力，半在人力，若是全凭地力，虽有佳种，亦恐不能长久。丰泽园的早稻，由于人力培成。现今讲求农学，选种之法，当奉此为良法也。”〔11〕

　　而且，康熙皇帝在演练期间，还培育出了水稻的新品种。《康熙几暇格物编》中就有一段关于康熙皇帝在丰泽园帝籍中选育良种的记载，云：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榖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榖穗方颖，互见一科，高于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早熟。从此生生不息，岁取千百。”

　　康熙三十九年（1700），直隶巡抚李光地向皇帝上疏，主张在北方种植水稻。康熙四十三年（1704），天津总兵官兰理疏请在天津附近地区开垦水田种植水稻。于是康熙皇帝谕户部讨论在天津附近种植水稻之事：

　　“腾以为水田不可轻举者……朕往者西巡，见晋省太原以南引水自高处灌入田中，甚为得法，陕西、宁夏、哈密等处，亦皆如山西种水田，此皆按地方之形，随水土之性而作者也。天津沿海斥卤地方，又非民田，今兰理请开水田，着交部议奏。”〔12〕

　　康熙皇帝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于是他决定：“可令兰理于天津试开水田”。兰理即开辟水田450顷，当时农民称之为“兰田〔13〕。同时“令各省巡抚将闽、粤、江南诸处水耕之人，出示招徕，情愿者安插天津诸处，计口授田，给予牛种，限年起科。”〔14〕雍正三年（1725），怡亲王胤祥受令“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以（朱）轼副之。”雍正四年（1726），请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局，统一领导37个州县的水利及辟田种稻之事。于是又掀起了人民开田种稻的热潮。如河北大城县“居民每于平滩濑栽种秧田，……其地三面距堤，势如环卫，而土性膏腴，最为宜稻之区，数十里皆稻乡也”〔15〕。数年之内，直隶京津地区种植水稻者面积大增。现将直隶（今河北）各州县稻田面积统计列表如下，可见一斑。

　　雍正四年至十二年（1726-1734）直隶稻田统计表（略）

　　上表说明，雍正年间（1723-1735），河北京津地区的37个州县种水稻的面积达到490423亩，其中农民自营的稻田为178480.9亩，占36%。这说明，只要给农民做出榜样，并加以宣传号召，他们就会开辟水田，插种水稻。所以，清初“直隶水田稻谷丰收”，〔16〕成为北国的鱼米之乡。

　　此外，在山东的历城、邹平、莱芜、滋县、曹县、矩野、日照、莱阳、昌邑、新城、滨州、沂州、青州、寿安州等14州、县；山西的文水、闻喜、临汾等3县；河南的鄢陵、洛阳、遂平、罗山、商城、六合、怀宁、光州、洧川等8州县和陕西的渭南，韩城、西乡等3州县也种植水稻，引进南方水稻品种达77个之多。〔17〕

　　清代不仅在京津等北方地区大力推广种植水稻，且十分注意提倡和推广南方种水稻的技术和农艺如选种、密植、施肥、中耕、田间管理等集约化程度，以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一，推广株穗（一穗传）的选种技术。

　　宋元时代的选种一般是混合选种法。到清代前期，才发展单株重穗选种技术，史料记载：“乌拉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士人以其子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18〕连康熙皇帝也大力提倡这种选种技术，史称：

　　“丰泽园（今北京中南海内）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穗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收千百”〔19〕

　　这就是有名的清代御稻良种。这种良种后来被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视为世界良种编入他的名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说：

　　“皇帝上谕劝告人们，选择显着大型的种子，甚至皇帝还自己动手进行选择，因为据说御米是皇帝的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块田里注意到的，于是被保存下来了。”

　　由于注意选种技术，清代前期农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了。据《授时通考》一书所载进行统计，水稻品种达到337种。这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它不仅反映清代前期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丰富，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在选种技术表现出来的聪明才干。

　　第二，注重适时播种。

　　清代前期，人们更强调适时播种的重要意义，干隆年间（1736—1795），杨双山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

　　“布种必先识时，得时则禾益，失时则禾损。……稻得其时，茎肥长稠，穗大粒蕃；稻失其时，纤茎不滋，厚糠多死之类。损益各有不同，惟舍时之禾，收丰而性尤良，……其各省日出地平并四时八节、七十二候之图详列于后农务门，一考即知。”〔20〕

　　这说明适时播种同丰收是密切联系的。“不违农时”已经是当时人们的常识和习惯。同时做到了因地制宜。

　　第三，创造了多耘田多施肥的中耕技术。

　　这可以说是清代前期农业集约化提高最突出的成就。当时，对于水稻田和旱作物地中耕耘田都有很科学的方法，而且制造各种各样的耘田器具，如耘爪、耘荡、稻镬、钱镈、耨扰、耧锄、镗锄、铲子等。用这些器具耘田者：

　　“先以手指套铁耘爪，不问草之有无，必遍排漉，务令根旁洁净，名曰挝稻，仍将所耘之草，并荑稞之类，和泥挖漉，深埋根下，使其腐坏，更能肥田。后用耘荡，推荡禾垄间，三荡三掘，田必精熟，稻自倍收。如有暇功，愈耘愈佳。否则必以上法为限，不可少减也”。〔21〕

　　对陆（旱）地耘田者：

　　“谓初次破荒，二次拔田，三次耔壅，四次复锄，其耔壅也。破荒者，苗生寸余，先用粗锄，不使荒芜，若苗高草长，则为荒芜，则锄亦萎而不振，所以必歉。二次拔苗，其功称密，将初次所留多苗，匀布成行，惟留单株。三次耔壅，将所锄起之土，壅培禾根之下，防其倾倒。四次复锄耔壅，使其坚劲。四次功毕，无力则止，如有余力，愈锄愈佳，而入地又各有浅深之法，一次破皮，二次渐深，三次更深，四次又浅。”〔22〕

　　这就是清代前期的水田“三耘法”及禾陆地“四耘法”。所谓“一月之内凡三荡”，“越数日日头荡，越十日日二荡，又越十日日三荡”，〔23〕和“锄则以四次为常，棉花又厌多锄”〔24〕正是这种水陆耘田技术的写照。这种技术在当时是相当精细的了。

　　在中耕耘田的过程中，制肥和施肥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最有成效。当时人们十分重视施肥，认为“垦田莫如粪田，积粪胜如积金〔25〕。所以，非常注意和重视肥料的制作。在明代混合肥料的基础上发明瞭分类造粪法，使肥粪的种类比前代更加扩大。据史料记载，大约有人粪、牧畜粪、草粪、火粪（草木灰），熏土、炕土、墙土、泥粪、骨蛤灰粪、功烘（緑肥）、渣粪、黑豆粪、皮毛粪等10多种，并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创造了“三宜”（时宜、土宜、物宜）的施肥技术：

　　“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春宜人类、牧畜粪；夏宜草粪、泥粪、苗粪；秋宜火粪；冬宜骨蛤、皮毛粪之类是也。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即如阴湿之地，宜用火粪，黄壤宜用渣粪，沙土宜用草粪、泥粪，水田宜用皮毛、蹄角及骨蛤粪，高燥之处，宜用猪粪之类是也。……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粪、皮毛粪，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蔬宜用人粪、油渣之类是也，皆贵在因物验试，各适其性，而收自矣”。〔26〕

　　可见清代前期的施肥技术，确是发展到了相当细致、相当科学的水平了。

　　正是由于农业经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率也相当提高了，这就是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据吴慧先生统计，清朝前期时水稻亩产量达到367斤。〔27〕

　　清朝政府大力提倡和推广北方种植水稻，取得良好的效果，表现是耕地面扩大了，如下表所示；

　　清朝耕地面积增长列表（略）

　　由上表可知，清代全国耕地是逐年增加的，到光绪十三年（1887）达到911976606亩，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41亩，按此标准大致达到人地足养的水平。加上前述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和明代以来引进番薯（Ipomoea Batatas）和玉米（Zea Mays）高产粮食作物的广为种植，使全国粮食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虽然当时没有具体粮食总数的统计可询，但可以从养活了光绪十三年（1887）全国人口377636000人得到证明。〔28〕当时史料也有记载这种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

　　“自圣祖（指康熙）以来，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民生其间，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丰人乐，无有夭札疵疠，转徙颠踣以至于凋耗者，其户口繁庶，究不可谓尽出子虚也。”〔29〕

　　清代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推动清朝手工制造业、商业等经济的全面发展，出现康、雍、干隆盛世的新局面，并延续至鸦片战争前夕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最大的发达国家，据统计，当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9，〔30〕居世界各国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和更优越”〔31〕，“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32〕“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主要是以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越而着称”。〔33〕

　　注释：

　　〔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

　　〔2〕《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议》。

　　〔3〕《淮南子·坠形训》。

　　〔4〕《淮南子·说山训》。

　　〔5〕《后汉书》卷31，《张湛传》。

　　〔6〕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86，《裨治疏》。

　　〔7〕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86，《裨治疏》。

　　〔8〕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86，《议处黄河疏》。

　　〔9〕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87，《自陈不职疏》。

　　〔10〕《清圣祖实録》卷155。

　　〔11〕《清实録》，康熙三十七年四月辛条。

　　〔12〕《清圣祖实録》卷218。

　　〔13〕《清史稿》卷87，《兰理传》。

　　〔14〕《清史稿》卷295，《朱轼传》。

　　〔15〕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第6册，《水利营田图说》。

　　〔16〕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序言。

　　〔17〕蒋溥：《授时通考》卷21，《谷种·稻二》。

　　〔18〕《康熙几暇格物编》。

　　〔19〕《康熙几暇格物编》。

　　〔20〕杨双山：《知本提纲》卷5，《修业章》。

　　〔21〕杨双山：《知本提纲》卷5，《修业章》。

　　〔22〕杨双山：《知本提纲》卷5，《修业章》。

　　〔23〕《檀几丛书》卷42，《农具记》。

　　〔24〕孙星衍：《嘉庆松江志》卷5，《风俗》。

　　〔25〕杨双山：《知本提纲》卷5，《修业章》。

　　〔26〕杨双山：《知本提纲》卷5，《修业章》。

　　〔27〕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79页，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28〕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16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9〕《清史稿》卷120，《食货志一》。

　　〔30〕Angus Maddison, Chinese Eeonomic Perfomance in the Long Rum，DECD，Development Paris．1998.

　　〔31〕保罗·肯尼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32〕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33〕亚当·斯密着、杨敬年译：《国富论》上册第41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原载《第10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南农业大学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