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是美国（据统计，2008年GDP达14.3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76万美元；拥有世界经济总生产力的43％和世界高科技产品的40%；其国防费用等于191个国家费用的总和）〔1〕。而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1522-1830年，明嘉靖元年至清道光十年），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则是中国。

　　一、工农业生产发展，GDP居世界各国首位

　　明清之际（1552-1830年），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是跑在世界各国前面的，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生铁年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生铁年产量只有20000吨〔2〕。干隆十五年（1750），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的工业总产量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达到4亿银两〔3〕。农业生产也是发展的，虽然缺乏总产量的统计，但可从当时南方水稻年亩产量351-350斤左右和北方小麦、玉米年亩产量达250-340斤左右，从而养活占世界人口30％的3亿人口得到说明。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5〕。1776年（干隆四十一年），被马克思称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时，也承认此历史事实：

　　“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即使是它们，也主要是以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越而着称。”

　　“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区更为富裕的国家，中国和欧洲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大米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

　　“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范围上或许不小于欧洲所有国家市场的总和。”〔6〕

　　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7〕，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这就说明，直至1820年，中国仍然是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当时，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如生丝、纺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和中药材等总量相当于英国的8倍和日本的9倍，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成为世界贸易全球的大市场，正如当时西方国家的作家报导所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荼；最好的衣料——棉布，纺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的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8〕

　　特别是中国的丝货，外国人更是赞叹不絶，说：“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丝货”〔9〕，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10〕。

　　确实如此，据《明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16-19世纪初期，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的商品有236种之多，其中以生丝、纺织品、瓷器、茶叶为大宗。

　　而在这个时期，欧洲各国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战乱、灾荒和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美国刚建国不久，经济尚待发展，1830年的1500万人口中，多数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可以打入中国市场，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1〕。因此，“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12〕。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间，西方国家到中国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5亿两以上〔13〕。1585-1640年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亦达到1489.9万两〔14〕。从上述可见，由于中国是当时最大的发达国家，所以在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15〕。正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说：

　　“从1661年至1796年，是史称的‘康干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干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16〕

　　据史料记载，当时世界上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10个，中国占六个，即北京、南京、广州、苏州、扬州和杭州等。欧洲是伦敦、巴黎、罗马、柏林。

　　二、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在中国广州

　　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葡萄人达·伽马（Vase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lha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活动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的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条件。而15-19世纪初叶，中国明清政府虽然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但却对广东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7〕贸易；干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8〕。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省省会广州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19〕。于是乎，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荟到广州同中国商人做生意（通过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商人），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从广州出发开辟八条国际贸易航线，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res Lj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情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的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20〕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商船有312艘〔21〕；干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八年（1757-1838）增至5107艘〔22〕，平均每年为63.8艘。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23〕。1692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和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24〕。

　　1784年，美国建立8年后，派出“中国皇后号”来广州同中国直接贸易。1785年5月回美国，船长格林运来西洋参、毛皮和西班牙银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总值12万元，获利30727美元。2006年4月20日，胡锦铸出席布什的欢迎会上说：“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揭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序幕”。2009年11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在上海发表演讲亦说：“中国皇后号前往中国海岸，寻求清朝通商，华盛顿希望看到这条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前往世界各地，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缔结新的纽带。这是普通美国人的愿望——希望达到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互利关系。”

　　龙思泰于1798年（嘉庆三年）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25〕。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一口的海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26〕，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太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完全瞭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无疑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来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的调查报告说：

　　“外国商人对于这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7〕。

　　这么一来，在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争先恐后地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国际贸易一片繁盛和富甲一方的景象，正如时人诗云：

　　“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28〕。

　　在19世纪初，世界首富在广州，他就是十三行怡和行行商伍秉鉴。他的资产达2600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而当时美国最富的富翁只有7000万美元〔29〕。

　　三、澳门成为贸易全球化的转运港

　　澳门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古时不足为港。但自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他们就利用前述明清政府允准开放广东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以澳门为基地，开展对中国的贸易，并从万历六年（1578）始，得广东地方政府批准于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直接与在广州贸易的中国商人购买丝货、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澳门，然后转运到日本、东南亚、欧洲、美洲的国家出售。同时，明清政府也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明代的守澳官及清代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这样一来，澳门就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所以，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到中国和中国到世界各国贸易所开辟的航线，都必须经澳门港中转。下面我们将当时中国合法出口港广州经澳门开往世界各国的航线简略阐述，可见一斑。

　　1.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

　　这是16世纪中叶通往欧洲的最长航线，全程为11890海里。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果阿和欧洲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的细丝、绸缎、瓷器、砂糖、中药、手工制被单等，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由里斯本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银子，其中以银子为最大宗，仅1585-1591年，经澳门运入广州的白银约20万两。

　　2.广州—澳门—长崎航线。

　　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到广州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砂糖、铅、棉线、中药等商品运往长崎，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据统计，自1578-1638年，运往长崎的生丝共11540担，丝织物21000多担。从长崎运经澳门入广州的商品主要是银子，据统计，自1585-1640年，从长崎经澳门输入广州购买中国商品的银子达到1489.9万两〔30〕。

　　3.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

　　这是万历三年（1575）开辟的新航线。由广州经澳门至马尼拉中转，过太平洋直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o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再往南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拉丁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铁锅、糖、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从拉丁美洲经马尼拉运回澳门入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蜂蜡、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最多，据统计，从1586-1640年，运经澳门入广州的白银达到2025万比索〔31〕。

　　4.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

　　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明清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时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线，主要是到帝汶岛购买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葡萄牙人在广州做檀香的生意，利润达到150-200％〔32〕。

　　5.广州—澳门—纽约航线。

　　这是1784年由美国丹涅尔·巴驾（Daniel Paker）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买一艘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erss of China）的300吨木帆船，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8月23日到达澳门，办好进入广州港手续，于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航程达13000英里。同年12月返航，于次年扺达纽约。从纽约运来的商品是40多吨的花旗参和一批皮货、羽绒、棉花、胡椒等商品；从广州采购运回纽约的货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美国商人从中赚利30721美元。这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33〕。

　　6.广州—澳门—温哥华岛航线。

　　1788年（干隆五十三年），英国船长詹米·美尔斯（James Meares）和詹米·哥尔纳特（James Colneet）从温哥华岛到广州做毛皮贸易，在回船经澳门出海时，不仅购回生丝、茶叶和瓷器等货物，而且招雇了66名广东的水手舵工、木匠和铁匠回到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即今天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的努特卡湾（Nootka Sound），此是中加通商航线之始。

　　7.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

　　嘉庆八年（1803）5月，沙皇组织了一个以克鲁任斯泰伦为指挥官，率领“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舰船从俄国喀琅斯塔港启航，横过大西洋，于1804年7月绕南美洲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向西南航行扺夏威夷，再渡太平洋到马尼拉，于1805年11月到达澳门，因等待清政府的批准谕旨，至1806年11月才得以进入广州贸易。俄国商人运来价值19万西班牙银元的毛皮货在广州销售，然后购买价值11万西班牙银元的中国茶叶、生丝等商品，于12月7日离开黄埔港返航。从此，打开了广州到俄罗斯的海上贸易商路。

　　8.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

　　嘉庆二十四年（1819），新到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广州购买大量中国茶叶，装满在一艘名为“哈斯丁侯爵号（Marquis of Hasting）”的船上，从广州起航经澳门开往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Port Jackson）。至道光十年（1830），另一商人威廉·查顿，在广州购买了一批生丝和茶叶，用“奥斯丁号（Austin）”三桅船装运驶往大洋洲的贺巴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当时，船从大洋洲返航时，虽然“缺乏适当的回程货”〔34〕，但毕竟开通了广州到大洋洲的贸易航线了。

　　从上述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由广州起航经澳门为中转港的七条国际贸易航线的历史事实看，中国的广州在贸易全球化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当时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第一历史阶段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历史地位，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中国在今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借鉴的。

　　综上所述可见，在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中国确实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所说，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5〕。历史事实确实如此。

　　正是因为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31和1937年日本再次侵略中国，扭曲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走上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道路，成为落后的国家，直到今天只能是处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的GDP为4.4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人均GDP为0.33万美元，排在世界179个国家的第104位）。经济学家预测2013年中国GDP达7.6万亿美元，2025年GDP达14万亿美元，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注释：

　　〔1〕《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第321页，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2〕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第7页，1981年版。

　　〔3〕戴逸：《论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在北京图书馆举力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4〕保罗·尼肯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5〕考太苏：《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册第412、229页；下册第7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tormance jn the long Run，DECD Devolopment，PariS，1998.

　　〔8〕Robert Park，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P61.

　　〔9〕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Cheow，《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10〕《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福建巡抚常赍奏折》，《文献丛辑》第176辑。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计》，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4〕R．C Boxer，The Gread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u and the 0ld Japan Trade，1555-1640，P47、6l、64，Lisboa，1963.

　　〔15〕贡德·费兰克（Andrew Ga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兆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6〕《学习时报》2000年7月17目第1版。

　　〔17〕《明史》卷75，《职官四》。

　　〔18〕《清高宗实録》卷550。

　　〔19〕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20〕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1〕根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24第34-40页的数字统计。

　　〔22〕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

　　〔23〕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4〕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5〕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

　　〔26〕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7〕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28〕R．BoxerC．The Great ship for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Lisboa，1963．47、61、128、138、144、147、153、164、169.

　　〔29〕《羊城晚报》2009年12月20日。

　　〔30〕黄启臣：《澳门通史（远古-1998）》第4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1〕张荫桓：《三洲日记》卷5第12页。

　　〔32〕H．J．de Santos，OS portuguesesem Solor，de1555-1720 , P175,19.

　　〔33〕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岭南文史》1989年第1期。

　　〔34〕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原载陈春声、陈东有编：《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