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之际，肇庆是广东、广西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有70位两广总督在这里执政行事达182年之久。由于当时的明清政府实行特准广东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不少两广总督能以开放的思维执行开放政策，使广东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从而推动广东以至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广泛的和深远的；是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早日实现现代化借鉴的。

　　明清时期，两广总督从梧州移驻肇庆达182年（1564-1746）之久，共有65位总督在这里任职视事，如果加上设在肇庆的督抚行台（临时办公地）的5位总督，达70人之多，占明清两广总督142人的49.39。可见肇庆在明清时期两广地位之重要。唯其如此，本文拟就此时期两广总督的开放思维及其社会效应作一探索。

　　一、两广总督的设置及驻肇庆总督

　　所谓总督，是明代初年用兵过程中、由都察院派官总督军务的命官，有时称提督、总制，如兼任省巡抚又称督抚。因为是朝廷命官，一般均有兵部待郎、都御史等头衔，史称：

　　“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事重者加总督，……其以尚书、待郎任总督军务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1〕

　　由此可见，总督是在战时由中央部院派出的军务官员，军务完了即罢。但到了景泰三年（1452），明政府为了处置桂粤边界（今藤县太藤峡以东2到封川，开建、高要、罗定等）的“瑶僮流贼一应事务”，兵部尚书于谦奏请设置两广总督，史称：

　　“景泰三年，苗寇起，以两广宜协济应援，乃设总督。成化元年兼巡抚事，驻梧州。正德十四年改总督为总制，寻改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另设广东巡抚，改提督为总督，止兼巡抚广西，驻肇庆。隆庆三年又设广西巡抚，除兼职。四年革广东巡抚，改为提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广东。万历三年仍改总督，加带管盐法”。〔2〕

　　从此之后，全国各地仿两广总督逐步增置总督，如湖广总督，云南贵川总督，蓟辽总督，宣大山西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总督，浙江福建江南总督，南直隶、河南、山东总督、保定总督，等等。到了清朝，正式设立总督行政体制，成为朝廷派驻地方的封疆大臣，管理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民要政，地方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官阶为正二品，加尚书衔为一品。于是，总督兼兵部尚书或都察使衔，成为定例。所以明清两广总督成为管理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行政官吏，原来的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的权位渐轻，是总督的属官。

　　两广总督设置后，首任总督王翱至42任总督张臬的总督府驻广西梧州。嘉靖十五年（1536），总督钱如京在肇庆设督抚行台作为临时办公处。嘉靖四十三年（1564），总督吴桂芳鉴于广东惠州、潮州海寇作乱，感到鞭长莫及，难于征剿，于是将总督府移驻肇庆，至干降九年（1744）共182年共65任总督。现将驻肇庆的65任总督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明清驻肇庆两广总督列表（略）

　　干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策楞将总督府迁广州，肇庆改设督抚行台作为临时办公地。道光三年（1823），两广总督阮元在肇庆朝天门外重设炮台，同时改建原两广总督府为“大树行台”。可见，肇庆在明清时期是广东和广西的重要政治军事重地，65位两广总督驻肇庆各自表演一番。

　　二、驻肇庆两广总督的开放思维和举措

　　驻肇庆的两广总督既处于贸易全球化（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世界历史发展大潮中；也处于明清政府实行海路只准许开放广东对外贸易的“一口通商”时期。因此，驻肇庆两广总督需要面对和处理许多海外贸易和随伴而来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事务，就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可知，有不少驻肇庆两广总督是能够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以开放思维和适度的举措在两广施政的。

　　1.张鸣冈等总督力推开放海外贸易

　　中国对外开放贸易源远流长，但真正称得上是参与贸易全球化的海外贸易应该是以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为张本。此后，葡萄牙人一方面以澳门为中转港，大力开展东西方的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在澳门私建房屋，擅建教堂，甚至强建军营，隐然敌国。葡萄牙人这种超乎寻常贸易的举动，自然引起中国民众和朝野仕宦的不满和忧虑，纷纷向明朝廷上疏禀奏，向皇帝提出如何对付葡萄牙人的种种方针和办法，请求皇帝“早为万全之虑，”予以裁夺和实施，以保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之完整，当时提出三种对付葡萄牙人的方针。

　　第一，嘉靖四十二年（1564），以福建巡抚庞尚鹏为代表提出：令葡萄牙人离开澳门，到浪白澳去贸易的方针，说：

　　“臣愚欲将巡视海道副使，移驻香山，弹压近地，曲为区处，明谕以朝廷德威，厚加赏犒，使之撤屋而随舶往来，其湾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旧例。……自后番舶入镜，仍泊往年旧澳（浪白澳）照常贸易，无失其关市岁利，复严布通番之令。”〔3〕

　　第二，嘉靖四十三年（1565），以总兵俞大猷和番禺举人卢廷龙为代表提出：驱逐葡萄牙人出澳门的方针，以《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上书两广总督吴桂芳，主张用武力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并请缨亲自出马驱逐，说：

　　“商夷用强梗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今欲剪之，岂无良方？若以水兵数千，攻之于水；陆失数千，攻之于陆，水陆并进，彼何能逞？此伙所用兵器，惟一软剑，水战不足以敌我兵力之刀，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也。惟鸟铳颇精，大锍颇雄，军令一严，冒死一冲，彼自破也。往岁诏安、走马溪夹板数只，同日而亡，犹所亲见即如人言，商夷难制，则自古及今，广东祸患，无时而已。五羊居民，消散已久，安有今日。今与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窃谓惟名公能操发纵之权，惟猷可免效鹰犬之劳。……从来用火攻，鲜有成效，猷有新法与人不同也。贼所恃者，龙头划然，贼不过一二十只，我兵用则七八十只，以多制寡，何患不取胜？分人督造数日可得也。”〔4〕

　　第三，万历四十三年（1614），以霍与瑕，两广总督张鸣冈为代表提出：准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贸易、加强防范和管理的方针。霍与瑕对此作了长篇的论证，说：

　　“岛夷关市向为寇异，四夷来至，无以绥之，仁者所不取也。……不察其顺逆，不辨其奸良，一概名之曰贼，非但俱焚玉石，将有俗疱月易一刀之虑，知者所不出也。或曰何如？曰：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絶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絶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欲行上策，当先要之以中策，请明谕番夷曰：军门以尔土著于此，招集无赖，买马造铳，恐我中国嗜利之徒，煽诱不轨，将为地方患，特申敕官兵，撤尔屋宇，送尔归国，两全无害。仍俨兵备之再三令之，若其听顺，徙而之他，此谓以邻为壑，故曰中策。倘其哀乞存留，愿为编户，乃请于朝，建设城池，张官置吏，以汉法约束之，此谓用夏变夷，故曰上策。……两广百年间资贸易以饷兵，计其入可当一大县，一旦弃之，军需安出？一不便也。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贴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为守，二不便也。今设城池。置官守，以柔道治之，不动而安，诚策之得”。〔5〕

　　张鸣冈也就此种方针作了补充论证，说：

　　“粤之有澳夷……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而壕（濠）镜则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地我，一杯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6〕

　　上述仕宦们提出三种对付澳门葡萄牙人的方针，虽然大相径庭，但其共同点则是在维护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和保持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如何对待葡萄牙人的去留问题，并不牵涉到澳门主权的归属。这些方针的提出和讨论前后凡50年之久。开始时，明朝廷不以为然，往往是以“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7〕直到1614年，明廷才采纳了霍与瑕和张鸣冈的奏请，“部议从之”，正式决定采取准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贸易，建城设官，加强管理的方针。从此，澳门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由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直接管理、葡萄牙人得以租居和经营贸易的“特殊地区”，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为止。在这期间，中国政府在澳门始终执行“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方针。于是俞大猷也放弃了提出的驱逐葡萄牙人的方针，赞成开放广东市舶贸易，说：

　　“市舶之开，惟可行开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逻、佛朗机诸番不远。诸番载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8〕

　　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冈提出的方针得到采纳，并影响上层官宦，所以使开放海外贸易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

　　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清廷为了防范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并迫使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就范，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颁布禁海令，又于十七年（1660）下达迁海令，于康熙元年（1662）实施迁海，令沿海居民内迁50里，出界者斩。在这样高压政策之下，两广总督李栖凤联同驻札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出来为民请命，向朝廷奏禀迁界之苦：

　　“粤东沿海二千余里，生灵数百万，室庐在是，产业在是，祖宗坟墓在是，一旦迁所，深可怜痛。”〔9〕

　　康熙四年（1665），原两广总督李率泰虽然病体在家，但仍然上疏请求广东提前展界，得到清廷采纳而于康熙八年（1669）允准广东提前展界，并将葡萄牙租居的澳门划为“外化”之区，准予免迁，使广东的海外贸易通市如故，“无来去期限”。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两广总督吴兴祚和广东巡抚李士桢又联名向清廷奏请展界，清廷收到督抚奏疏后，即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到闽粤两省勘察沿海迁界民众，康熙帝据实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下旨废除“迁海令”和“禁海令”，决定“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征税。此后，包括广东和澳门在内的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干隆五年（1740），因为荷兰人在其殖民爪哇屠杀万余华侨，制造震憾世界的“红溪惨案”。消息传至国内，又引起一场是否继续开海贸易的争论，时署福建总督策楞坚决“请禁南洋商贩”〔10〕。此时驻肇庆两广总庆复则提出南洋贸易万不可禁的主张；一旦禁止南洋贸易，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内港商船固失业，外来之洋艘亦皆阻絶，内地土产杂物多至雍滞，民间每岁少此夷镪，流通必多困乏，游手贫民，俱皆待哺。”

　　“就粤省而论，于商民衣食实有大碍”

　　“南洋照旧贸易，毋庸禁止”。〔11〕

　　庆复的奏议得干隆皇帝的重视，加上荷兰人亦向爪哇华侨道歉，并设法招来中国商人前往贸易，于是清廷不禁止包括爪哇在内的南洋贸易，仍听其照常往来通商。

　　以上驻肇庆两广总督的开放思维和举措，一直为以后驻广州的两广总督所继承和发扬。例如，清朝的法律关于民人出洋经商三年不归者不准回籍的规定。此当然是负面影响海外贸易发展的。有鉴于此，两广总督杨应踞于干隆十九年（1754），特上奏清廷，请求废止此项规定：

　　“现在开海贸易之民源源不絶，如三年后不准回籍，则少逾时限，即不得返归故土。……应仍令各船户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

　　此奏议得到干隆皇帝钦准，使商人放心出海通商。

　　又例如，干隆时曾一度有关于严格禁止丝和丝织品出口贸易的规定，两广总督苏昌与广东巡抚联名上奏，转达各国通商要求“配买丝斤绸缎的呈恳”，〔13〕后得朝廷采纳而取消禁买丝绸之禁令。于是丝绸如故出口贸易。为了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道光十年（1830），两广总督李鸿宾还上奏，请将各国商船进口规礼银减二征收，并得道光皇帝批准。

　　正是因为驻肇庆和驻广州两广总督长期的开放海外贸易的思维和举措，得到朝廷的采纳和批准，使明清时期广东的开放海外贸易政策得以实施，从而开通了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广州—澳门—长崎：广州—澳门—墨西哥—巴西；广州—澳门—温哥华；广州—澳门—纽约；广州—澳门—俄罗期；广州—澳门—澳州，广州—澳门—帝汶等8条国际航线，使得以广州为第一大港和中心市场的广东和中国海外贸易溶入了贸易全球化市场网络而得以蓬勃发展。

　　2.陈瑞等总督包容西方文化的传播

　　陈瑞等驻肇庆两广总督包容西方文化的传播的最深层次表现，是允准天主教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hieu Ricci）等进入肇庆传播天主教等文化活动。

　　如上述由于广州经澳门出海到全球贸易航线的开通，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贸易，而乘搭商船随来的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纷纷来澳门和转入广东以至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得天主教耶稣会远东教区观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的推荐，于1579年（万历七年）7月22日扺达澳门，在此经过二年又二个月的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在掌握了12000个中文单词龢熟悉中国礼仪之后，于1580年12月至1852年四次跟葡萄牙商人进出广州，参加每年一月和六月举行春秋的定期市（交易会），从中实践讲中国话和接近广东地方政府的官员。由于他会说中国话和彬彬有礼，搏得两广总督陈瑞的好感，得以安排在暹罗国贡馆住宿，并批准他和巴范济（Francois Pasio）于1582年12月27日到两广政治文化中心地肇庆访问。陈瑞在总督府接见罗氏。罗氏将随身带来的各色布匹，丝绒和水晶镜送给陈瑞。陈瑞高兴收下，传令下官当众将银两秤出，以为偿还货价，留罗氏在府内居住，设宴款待，礼遇有加。总督又回赠罗氏以绸帛及中国书籍。罗氏见机冒险向总督请求允许在肇庆暂住，以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总督点头表示允许。陈瑞还高兴地将罗、范两氏安排住在肇庆城东门外不远的天宁寺旁边一所宽敞房屋，并让下官示知罗、范二氏：只要耶稣会士愿意改穿中国服式变为中国子民，可以批准在肇庆选地建一小屋居住。罗氏趁机马上于1583年1月4日向陈瑞呈上请求书一份，云：

　　“臣等职在事奉上主及学习各种学识，前在本国时，耳闻中国民众，温和良善，富于沉静及理解性，并有种种纯良典礼及风俗，文化昌明，载道之书籍繁博。因此仰望天朝，必欲亲临其地，与此最良好之民族共同生活而后快，航海三年至中国，重波浪滔天，危险万状而不辞。在澳门……寄居甚感不便，俯视殿下允许，臣等在此地存身，与中华民众相处，生死以之。”〔14〕

　　与此请求书呈上者还有附件两则：

　　（一）完全与本国脱离关系，自己情愿列入中国子民之数，（二）承认改着僧众服装。〔15〕

　　二月，陈瑞批准罗氏的请求。于是罗氏又提出批准利玛窦来肇庆传教的请求。

　　“我们在澳门还有一位兄弟或者叫他助理修士，从小我们一起读书，我们是一国的人，他自己在那里感到十分苦恼，敝人等深切盼望他能到这里来，大学在一齐”。〔16〕

　　总督也批准此请求。可是到三月，陈瑞却因依附张居正而被指为同党革职。罗、范因此失去在肇庆居留和择地建屋的保障，只好扫兴离开肇庆经广州返回澳门。

　　新任总督郭应聘，经查陈瑞批准罗、范来肇庆贸地建屋居住一事，亦以开放包容的思维处理，于8月指示肇庆知府王泮差下官到澳门向教会送上文牒，曰：

　　“知府在和总督会议以后，准许司铎自从四年以来，所诚肯请求拨给一块地方，为建造圣堂及住宅之用”。〔17〕

　　于是乎，罗明坚偕利玛窦和翻铎斐理伯于1583年9月初，动身离开澳门，在王泮派来送文牒差官的陪同下乘船经前山航道往西，折入西江出磨刀门，经香山城入广州，再经三水逆流而上。于农历九月十日（公历10月24日）平安扺达肇庆，总督、知府“官厅对于他们极表示好意”，〔18〕安排他们暂住天宁寺附近的陈理阁儒生家里（罗明坚上次来肇庆时结识愿意入教的朋友）。这是天主教耶稣会士经澳门进入中国内传教的第一站。此日恰是圣母诞日，所以后来中国的教友以此日作为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纪念日。

　　次日，肇庆知府王泮在知府衙见接见罗、利两氏，一番客气之后，罗、利急于传教的心情，当面向知府提出赐地建筑教堂及居所的请求：

　　“[彼等]来自天竺国，航海四年，向慕中国政治昌明，愿得一块清静土，建屋造堂，不问澳门商务，终生事奉天帝。彼等自有劝募之钱，丝毫不会麻烦府台，敢祈府台允如所请，彼等将终生感恩戴德”〔19〕

　　王泮愿意成全他们的愿望，请他们参观全城后择一适宜地点，然后由他禀呈总督批准。9月14日“知府召见罗、利两神父，告以总督（郭应聘）批准择地建堂，次日，正泮知府率同同知陈丞芳和城中士绅来塔（崇禧塔）傍勘地，计划定土地一方，作为番僧建屋之用”。〔20〕罗、利两氏认为机不可失，立即在崇禧塔东边旷地动工，先造两间木房作为临时住所，又在附近租一小屋作为圣堂。然后筹集建屋经费。罗明坚即动身去澳门向商人筹款，后得葡商康慨解囊，于1583年4月携巨款返回肇庆建筑教堂。1584年12月盖好第一层，次年又完成第二层。又花纹银20两，购买附近几座矮房，折除改为花园，全房屋均用青砖和石灰建成，外表简檏，颇为美丽。第一层教堂共五开间屋，中间为一大厅，左右各有两个房间，中间大厅作教堂用：中央设祭坛，坛上供奉圣母象。其余四间房屋除一间作罗、利氏居室外；一间作图书室；一间作天文仪器室，陈列他们带来的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三棱镜等，并在此室制作日晷和自鸣钟；一间作世界地图展示室和绘制室。此是天主教耶稣会土在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所西式教堂，罗、利将此教堂命名为“圣童贞院”（church of the Holy Virgin）。教堂落成之日，王泮知府遣人送来两方匾额，一方上书“仙花寺”，悬于正门首；一方上题“西来净土”挂在中厅。于是人们就称此教堂为“仙花寺”，几乎没有人称“圣童贞院”。

　　罗、利从此在肇庆大力开展传教活动，幷且取得旗开得胜的效果，据统计，在1584年中，天主教友只有三个；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个；1586年，有四十个；1589年，有八十个〔21〕。从而得到耶稣会东方教区视察员范礼安的称赞，说肇庆“这些自动入教的教友，较比别的国内的20000教友或日本的40000教友，有同等的价值”〔22〕。利玛窦还以“与中国儒士交际当以学问为工具”〔23〕，向肇庆官绅文人介绍天文、算学、理化等西方科学知识，所以得以结识不少官绅学士如王泮，徐大任、藤伯能、郭子章、蒋之秀、王应麟、钟成録等，大大方便传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活动，特别是知府王泮私下向罗、利表示：“鄙人……现知君系传教而来，深觉祈幸，望以后君不必隐瞒，余允诺君欲入教之领洗”。〔24〕之后，利氏更放胆在肇庆传教了。

　　利玛窦虽然在肇庆传教六年（1583.9.10-1589.8.15）取得了成绩，但他的目标是要到北京谋求皇帝批准在“中国自由传教”。恰好1589年8月初，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出价700两银购买“仙花寺”为生祠，利氏不愿受价而遭离肇庆返澳门之虞，于是提出“若准我在南雄随地择购，可拱手让也”〔25〕为条件而顺机北上内地传教。刘继文当即批准利玛窦的条件，并当场把来肇庆办事的韶州通判吕良佐介绍给利氏，并要吕氏保护利氏平安前往韶州择地建堂传教。这样一来，利玛窦即于8月15日，偕麦安东（Antonio Almeida）一起，离开住满6年的肇庆，经三水、逆北江而上，历八天行驶，于8月24日到达南华寺。次日入韶州城住光寿寺。韶州兵备道示意利氏不必去南雄择地建堂，可在光孝寺旁旷地建教堂及住所传教。利氏会意向总督刘继文提出在韶州购地建堂的请求，经总总督批准，用80多金币购买光孝寺前旷地，修建一座中国式的教堂和住所进行传教。为了能在韶州更好地传教，利氏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自己蓄发留须和穿中式绸袍而不穿袈裟，以便中国人易于接受。他又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26〕“现示给中国人他是精于数学；精于制造钟表，及日晷，精于物理学、绘画学；精于雕刻术及绘制地图术，但是他隐蔽他的信德及司铎的品格。他单是用博学者的活动，为开启纯正宗教的接近工作〔27〕，在韶州开展传教。利玛窦在韶州和南雄传教六年多（1589.8.25-1595.5.18），也取得了成绩，“有六个人受到充分教诲可以接受入教”〔28〕，并完成了《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bus）翻译为拉丁文和重写一本《要理问答》（即后来的《天主实义》）两本著作。同时教瞿太素学习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和《几何原本》。

　　1595年4月18日，适逢祖籍肇庆的兵部侍郎石星奉召经韶州上北京履新，因欣仰利氏的学问精深博大而有意约以同行上京，利即利用此离开韶州，乘石星官船北上，经江西吉安、南昌、到南京。并在南昌、南京来回传教四年半（1595.4.18-1599.2.6），然后于1600年5月18日，偕耶稣会新教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承礼部给事中祝石林介绍、乘一姓刘太监的马船经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天津，于1601年1月24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北京，向明神宗朱翊钧进献自鸣钟、天主圣象油画和《坤舆万国全图》等礼物，得神宗皇帝批准在北京建教堂传教。又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钧、沈一贯、叶向高等高官的帮助，广泛开展以北京为中心的全中国的传教活动。由于利玛窦已得皇帝批准合法传教，从此耶稣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与日俱增，据统计，自1583年利玛窦进入肇庆传教，至1735年，就有975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其中欧洲传教士800人；加上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廷传教部等天主教组织派来中国传教的教士，大约1200-1500人之多〔29〕。于是，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江西、北京、福建、南北直隶（今江苏河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迅速发展起来，信徒急剧增加，据统计，1585年只有20人，1617年增至1.3万人，1644年增至15万人，1654年增至18万人，1664年增至25万人，1735年增至30万人。在这些众多的天主教徒中，不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朝廷宗室内臣，皇亲眷属和达官贵人，据统计，明宫中，入天主教者达540人〔30〕，其中亲王有140人，皇族40多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80多人，宫女50余人、后妃3人；一品大官14人，中官40多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多人，例如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司礼监总揽军政大权的宰相、宦官庞天寿，以及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韩霖、段滚、金声、瞿式耜，张庚等〔31〕。全国建立北京天主教南堂等教堂206所，教士住所42处，可见天主教在全国各地传播之广深矣。

　　宗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是人类多数人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清时期驻肇庆的两广总督，就宗教文化信仰而论，当然多以恭奉儒释道为传统，但他们能以开放的思维包容和支持天主教在广东及中国内地的传教，而且影响到朝廷皇帝也批准天主教在全国传教，使中外宗教和谐共处，从而带动中西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产生巨大的影响（详后）。在这方面，前述的驻肇庆两广总督功不可没。他们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支持，是天主教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驻肇庆两广总督开放思维和举措的社会效应

　　如前述，驻肇庆两广总督是处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1563-1745）近200年期间，这个时期是由于地理大发现而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变为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条件。在当时贸易全球化的世界大风潮中，吴桂芳等驻肇庆两广总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开放思维和举措处理广东与世界的关系，主张和施实开放广东海外贸易和海外文化交流，从而影响到明清皇帝的思想和决策，以广东为口岸实施中国海路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结果在广东和全中国取得了物质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艺术文化等全方位的良好社会效应。

　　1.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发达的国家。

　　由于前述张鸣冈等驻肇庆两广总督以开放思维和举措力推开放广东海外贸易参与贸易全球化，因此自嘉靖中叶至道光二十年（1563-1840），广东省会广州一直成为中国海路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东方第一大港和大都会。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萃会到广州同中国商人做生意（通过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商人），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正如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res Ljungstedt）来广州所描述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的情形所说：

　　“广东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的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州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商品，都被运到这里”〔32〕

　　这么一来，当时广州呈现出国际贸易一片“天子南库”的繁荣景象，正如时人诗云：

　　“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宅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线堆满十三行。”〔33〕

　　如此繁荣的对外贸易市场，大大拉动广东和全中国的手工制造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中国的工农业生产跑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成为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1553-1820）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据统计，嘉靖年间（1522-1566），中国生铁年总产量达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的生铁年产量只有20000吨〔34〕。干隆十五年（1750），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32%，而全欧洲的工业总产量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达4亿银两〔35〕。农业生产也是发展的，虽然缺乏总产量的统计，但可从当时南方水稻年亩产量351-350斤左右，和北方小麦、玉米年亩产量达250-340斤左右，从而养活占世界人口30%的3亿人口得到说明。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和更优越”，〔36〕“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37〕。1776年（干隆四十一年），被马克思称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时，也承认此历史事实：

　　“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区更为富裕的国家，中国和欧洲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大米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

　　“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范围上或许不小于欧洲所有国家市场的总和”。〔38〕

　　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32.4%〔39〕，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这就说明，直至1820年，中国仍然是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当时，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如生丝、纺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和中药材等总量相当于英国的8倍和日本的9倍，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西方国家的作家报导所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纺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的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40〕

　　特别是中国的丝货，外国人更是赞叹不絶，说：“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丝货”，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42〕。

　　确实如此，据《明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16-19世纪初期，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的商品有236种之多，其中以生丝、纺织品、瓷器、茶叶为大宗。

　　而在这个时期，欧洲各国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战乱、灾荒和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美国刚建国不久，经济尚待发展，1830年的1500万人口中，多数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可以打入中国市场，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43〕。因此，“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44〕。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间，西方国家到中国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5亿两以上〔45〕。1585-1640年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亦达到1489.9万两〔46〕。从上述可见，由于中国是当时最大的发达国家，所在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47〕。正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说：

　　“从1661年至1796年，是史称的‘康干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干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48〕

　　据史料记载，当时世界上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10个，中国占六个，即北京、南京、广州、苏州、扬州和杭州等；欧洲只有伦敦、巴黎、罗马和柏林。而在世界十大城市中，广州是最大的城市，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已达到100万〔49〕。

　　当时世界最大的富翁也是在中国广州，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根据《纵横一千年》一书的统计，在过去至今的1000年（1000-2000年）中，世界最富有的人共50人，中国榜上有名者共6人，即元朝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的刘瑾；清朝的和坤、伍秉鉴；民国时代的宋子文。而在16世纪初叶期间的世界首富是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商伍秉鉴。据统计，18世纪末，伍家拥有财富2600万元银两，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他在美国投资修筑太平洋铁路，每年入息达20多万两白银。同文（孚）行行商潘正炜“其财产总额共超过一万万法郎”，“竟尚富于一国王之地产”。而当时美国最大的富翁也只有700万美元〔50〕。

　　2.使最重要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实现

　　如前述由于陈瑞等驻肇庆两广总督允准和帮助罗明坚、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经澳门入肇庆、韶州、南雄传教，以后又影响到明世宗、穆宗、神宗以及清世祖、圣祖等皇帝亦允准耶稣会士到北京等全国各省进行传播天主教活动。而宗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基督教和任何大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因此，耶稣会士入肇庆和全中国传教，也包含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特别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大都是聪明特达之士，”选择以知识传教的模式，遵循“到中国来传教……要宏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51〕，带来一大批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书籍和仪器等，向广东和中国各省传播。同时，他们又将中国古典经籍《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儒家经籍翻译传回欧洲国家出版发行。于是形成一次最重要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影响最深远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将大大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的开始，一下子就可以完成数千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欧洲）；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中国）。两方面的知识就会成倍地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52〕

　　第一，中学西传，诱发欧洲国家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形成。

　　16世纪中叶后，由于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使欧洲国家掀起了研究汉学（Sinology）的热潮。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寄往德国、意大利出版发行，使中国儒家经籍第一次传至欧洲，以后与日俱增。同时，耶稣会士编着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七、八十种。1779年，法国会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equet）从中国带回中国经籍3980种，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53〕。这些中国经籍，以丰富的的养料催促着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和成长。1681年，比利时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着《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e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向欧洲国家介绍了儒家哲学思想。接着，比利时会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着《中国哲学》（《Philosophus Sinica》）和翻译《考经》、《幼学》等书，向法国介绍他研究儒家哲学的心得和体会。德国古典哲学家（也是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莱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于1687-1690年间，在罗马邂逅结识意大利会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不少中国儒家的经籍资料。他从此发奋诵读孔子、老子等人著作；接受中国儒、释、道教的思想，于1697年编着成《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通俗而全面地向德国和欧洲各国介绍中国儒家自然神学的思想和文化，高度赞扬中国哲学文化的伟大，说：

　　“我们是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在书中还着重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越于欧洲哲学的，说：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于是乎，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

　　“我几乎认为有必要请中国遣派人员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54〕”

　　莱勃尼兹极力吸收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单子学说（Monden-Lehre）更具直接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后来又传授给他的学生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进一步从事研究中国儒家哲学，于1722年在哈勒大学发表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De Sinarum Philiosophica practic》）演说，把孔子的伦理学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并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七部分，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均可用数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沃尔夫的思辨哲学又为他的学生康德（Immanue Kant）所接受，进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后，菲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黑格尔（Hegel）等人，在莱勃尼兹思辨哲学影响下，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辨证法思想。这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是受到中国儒家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的。

　　以此同时，中国的重农思想传到欧洲后，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55〕的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重农派（Physiocartis）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当时被誉为“欧洲孔子”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从传至欧洲的中国古典经籍中研究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于1758年着《经济表》（《Tableau Eeonmiequre》）,1767年出版《中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一书，以七章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在第一章导言中，介绍了中国的起源、疆域、繁荣、社会等级、军事力量；其它各章分别介绍中国的基本法、实在法、租税、行政管理等；第八章又列举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向中国学习按自然法则建立国家的重农制度，提倡以农为本。他高度赞赏中国历代君主的重农政策，请求法国政府重视农业，倡导“中国化”。他利用自己充人行路易十五（Louis XV）情妇庞巴杜侯爵夫人的御医的方便，极力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于1750年效仿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大礼”的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的均田贡赋法的启迪，主张法国应像中国一样向土所有者征收田赋，以提供国家所必须的赋税。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部长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继承和发展了魁斯奈的思想，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原，是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为了更好地瞭解中国重农思想，他委托在法国留学的两名中国学生（也是耶稣会士）杨德望、高类思回中国后，为他收集中国的土地、劳动、资本、地租、账税等农业经济资料30条，以便他在法国进行财政改革作参考。杜氏最后写成了《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on des Richeses）专著，系统地全面地阐明重农主义学说，第一次在农业劳动领域内正确地回答了剩余价值问题，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

　　其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64-1766年到法国旅游，认识了魁斯奈和杜尔哥，从魁、杜两氏那里获得中国重农经济思想的有关资料，吸收了孔子“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于1776年写成和出版其著名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t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再一次抨击当时流行于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对英国经济政策的改革起过了重大的作用。可见，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受中国重农思想影响是很深的。所以，德国历史学家利奇温（Adelf Reichwein）说，法、英“重农学派则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情形，构成他们关于国家经济基础的学说”。〔56〕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读《国富论》，可知其内容涉及到中国资料者达到30处之多。此外，中国的语言文字、古典文学、中医学、工艺美术、建筑术、数学和风俗等优秀传统文化，也因耶稣会士的西传而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影响和推进欧洲文明的发展。

　　第二，西学东渐，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利玛窦入肇庆传教带来了几大箱图书和一些近代科学仪器，在仙花寺建成时，利用一个房间建立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将一批天文、地理、数学机械、农学、水利、建筑、美术等图书摆设展出，让肇庆的官员、文人和普通民众参观阅览；又利用一个房间摆设天体仪、地球仪、象限仪、日晷等科学仪器，让人参观。利玛窦在肇庆传教时，于1584年10月根据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绘着的《地球大观》的制图方法，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挂在一个房间的墙上，十分吸引肇庆官民。知府王泮更感兴趣，但不认识外文，无法阅览地图。于是请利氏再画一幅用中文标记的世界地图。利氏很快绘制出来，名曰《山海舆地图》，并将中国画在中央，甚得王泮欢心。此是西方地理学和地图学传入中国之张本。利氏入北京传教后，1602年，为迎奉神宗之请，测量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特别绘制一幅符合神宗心意的《坤舆万国全图》，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此为中国有世界地图之始。全图把西欧经纬制图法，有关世界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南北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蜡尼加[南极]）；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赤道、南极、北极、南极圈、北极圈、地平线、经线、纬线，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理学和地图学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周知世界大势，扩展世界眼光，改变过去的天圆地方观念，接受“地圆”科学理论。1589年，利玛窦在肇庆还结识了中国数学的爱好者瞿太素，后他到韶州传教，又把瞿氏视为学习西方近代数学的第一个学生，细心教他学习阿拉伯字，四则整数运算、分数法则、三论（法则）法、级教和开与等欧洲数学的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瞿太素成为中国第一个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中国人。1606年秋天，在北京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执笔，以一年时间把《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了中文。卷一论三角形、卷二论线、卷三论圆、卷四论圆内外切，卷五、卷六俱论比例〔57〕。1610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笔録《同文算指》一书，论述比例、级数、开方等。继利氏之后，艾儒略所着《几何要法》、邓玉涵的《大测》、《割圜八统表》、罗雅谷的《测量全义》、《筹算》、穆尼阁的《比例对数》等书，对推动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到了清朝，出现了会通中西数学的数学家112人〔58〕，写了不少中西结合的数学专著，成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启蒙之作。利玛窦又是第一个把1582年3月1日由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颁布的依据“儒略历”修订而成的现行公历传入中国。他在肇庆传教时，制作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报时器等，向中国介绍天文历法的科学知识。这是近代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之始。据不完全统计，自16世纪中叶后的200年中，由耶稣会士金尼阁（Hicolaus Trigault）来中国传教，将“有装满（璜）图书七千余部”〔59〕运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至今仍有500多部留存在北京图书馆。这七千部图书的内容：

　　“有水法之书，……有算法之收，……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种琴笙管弦，皆别有一种机巧。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能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园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以上诸书，非吾国书传所有”。〔60〕

　　这些书包括近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地理、几何、医学、数学、音乐等的“科学知识不仅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61〕。在明清封建社会时期这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犹如一块石头扔进一池古老深潭，激起了初步的然而是真正的反响，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滥觞。这对于中国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疑是起着催化作用的。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说，西方的文化影响更深远。明清时期，广东和全国的精英分子，在驻肇庆两广总督开放思维和举措以及开明皇帝的允准条件下接受了西方制度文化的先进理念，调适自己的社会位置，提出创建新颖的制度文化的主张并付诸行动，以代替中国封建制度文化。例如花县的洪秀全，受到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士梁发着《劝世良言》和该教《圣经》的影响，而创立拜上帝会，于1851年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后来虽然遭清政府镇压而失败，但毕竟振撼了清朝封建制度的根基。到了晚清，王韬、郑观应提出“君民共主”的国家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政变，抨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倡导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发动辛亥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达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制度文化的高峰。这一切的一切，与明中叶驻肇庆两广总督的开放思维和举措而出现最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不无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评说，明清时期，作为长达182年的两广总督府所在地的肇庆，其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1〕〔2〕《明史》卷73。《职官二·都察院·附总督巡抚》。

　　〔3〕《明经世文编》卷357，《题为陈未议以保隅万世治安疏》。

　　〔4〕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

　　〔5〕卢坤：《广东海防辑览》卷3，《险要》。

　　〔6〕《明史》卷325，《外国六·佛朗机》。

　　〔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香山澳》。

　　〔8〕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

　　〔9〕尹源进：《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

　　〔10〕《清朝文献通考》卷297，《四裔考五》。

　　〔11〕《史料旬刊》第22期，《干隆朝外洋通商案》。

　　〔12〕《清高宗实録》卷472，干隆十九年九日丙戌。

　　〔13〕《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考》。

　　〔14〕裴化行着、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0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5〕同〔14〕书第209页。

　　〔16〕同〔14〕书第211页。

　　〔17〕同〔14〕书第216页。

　　〔18〕同〔14〕书第217页。

　　〔19〕P.D.Elia,Fonti Ricciane, Vol I, P180,1942.

　　〔20〕罗光：《利玛窦传》第4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21〕礼德贤：《中国天主传教史》第60页。

　　〔22〕裴化行着，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30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3〕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73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24〕钱德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来华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未刊稿），1985年，致谢！

　　〔25〕李一欧：《利玛窦年谱初稿》（5），载荐萃学社编：《利玛窦研究》第132页，1971年级。

　　〔26〕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

　　〔27〕裴化行着、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8〕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9〕张学强：《明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第97，民族出版社2006年。

　　〔30〕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02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31〕王治心：《中国宗教史大纲》第188页。

　　〔32〕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33〕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34〕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第7页，1981年版。

　　〔35〕戴逸：《论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在北京图书馆举力“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36〕保罗·尼肯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计1989年版。

　　〔37〕考太苏：《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38〕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册第412页；下册第64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9〕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t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CD Devolopment, Paris,1998.

　　〔40〕Robert Park,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 P61.

　　〔41〕Geo Philips,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w,《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42〕《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福建巡抚常赍奏折》，《文献丛辑》第176辑。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5〕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计》，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46〕R.C Boxer, The Gread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u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47、61、64， Lisboa,1963.

　　〔47〕贡德·费兰克（Andrew Ga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兆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48〕《学习时报》2000年7月17日第1版。

　　〔49〕Anders Ljungsteclt, Historical sketeh of the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the roma Chu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284.

　　〔50〕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第3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牧羊儿：《追寻十三行》，载《羊城晚报》2009年12月20日。

　　〔51〕费赖之着、 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32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52〕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兹与中国》第75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53〕维克特（witek）：《傅圣泽与王家图书馆的中国书籍》载《第二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文集》，巴黎，1980年版。

　　〔54〕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着、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55〕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6〕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着、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5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十六·天文算法类》。

　　〔58〕诸可福：《畴人传三编》。

　　〔59〕杨廷筠：《代疑篇》，见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

　　〔60〕《徐文定公集》卷60。

　　〔61〕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载《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

　　（原载《肇庆论坛》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