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公认，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他开辟的洲际航线，对于后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华士哥·达·伽马（Vascoda Gama）于1497年7月绕过非洲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然后于次年3月20日到达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过的马林迪（《明成祖实録》称“麻林”），东行到达印度西海岸港口卡里库特（Calicut，今科泽科德，《明史》称“古里”）而开辟自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和西班牙人麦哲伦（F·D·Magalhaes）于1519-1522年的环球航线的开辟，使地理上分散隔离的世界各国逐步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和人类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变成全世界的历史，都起了先导的作用。而郑和七下西洋都是途经广东省南海水域的南澳岛（今广东省南澳县）、七尖星（今惠东县东南的大洲岛）、独猪山（即独洲山，今海南省万宁县东南之大洲岛）、七洲洋（今海南省七洲列岛）等地，然后到达西洋诸国，其中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还是“首从广东往占城”〔1〕的。这说明，郑和下西洋与广东的关系非常密切，实属必经之途和首航地之一。而广东人向海外南洋移民正是在郑和下西洋后的明中叶逐渐形成“移民潮”的。惟其如此，本文拟就郑和下西洋后广东人向南洋移民活动作一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据笔者看到的史料，广东人的海外移民早在北宋末年就开始有个案了。但真正形成“移民潮”，则是在郑和下西洋后明中叶以降。据史料记载，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船队航经三佛齐旧港的时候，曾遇到在那里定居的广东移民陈祖义、施进卿等。当施进卿归顺后，即被明廷任命为旧港宣慰使，“赐诰印及冠带”〔2〕；于是施进卿成为旧港的“大头目”，“以主其地”。他死后不久，“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罪黜陟皆从其制”〔3〕，成为旧港事实上的统治者。后来，施二姐排斥其大姐，离开旧港，前往爪哇，被满者伯夷国王委任为爪哇的港主（Shahbandar），负责国王与外国商人的联系和征收关税等事务。施家两姐妹定居并入主旧港和爪哇，为广东人向南洋移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明中叶以降，随着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广东成为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的有利条件，〔4〕无数广东商人到南洋贸易，“往往久住不归……间有削发长子孙者”。〔5〕同时，由于当时明廷实行海禁政策，造成部分走私商人逃避官兵追剿而移民南洋，从而形成了南洋移民热潮。当时广东人主要是向安南、占城、暹罗、北大年、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家移民。现将移民情形及其对当地经济开发分述如次。

　　一、广东的南洋移民概观

　　1.向安南移民

　　安南与广东的钦州、廉州（今属广西）山水相连，双边贸易历来十分频繁。成化初年，广东珠池奉御陈彝奏：南海县民遭风飘至安南被编入军队及被阉禁者超过一百人〔6〕。成化中，海南（今设为海南省）文昌人吴瑞、刘求等13人到钦州做生意，遇风飘至安南，当局将他们“俱发屯田，以瑞独少，宫之”〔7〕。这些“飘至安南”的广东人，大多数实际上是到那里做生意的，如张燮《东西洋考》云：

　　“贾舶既到，司关者将币报酋，舶主见酋，行四拜礼。所贡方物，具有成数。酋为商人设食，乃给木牌于廛舍，听民贸易。”〔8〕

　　位于交州城东南的宪港（今越南海兴省兴安），16世纪末已是繁荣的港埠，有“小长安”之誉。广东人在该地经营中药、布料、香料、蜂蜜、丝及丝织品等生意。崇祯十年（1637），荷兰人在宪港设立商馆，与广东、福建商人进行贸易，直至18世纪30年代，宪港才逐渐衰落。〔9〕

　　16世纪末，安南黎朝分裂成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北部为郑氏，南部为阮氏。阮氏政权建都顺化（今越南平治天省首府顺化），为与郑氏争雄，一方面招揽中国人，另一方面侵略南邻的占城。阮氏政权允许华商在会安（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会安）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建立城镇，使之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清人和尚大汕称：“大越国会安府者，百粤千川，舟楫往来之古驿；五湖八闽，货商络绎之通衢。”〔10〕每年新年期间，开始为期7个月的交易季节。当地居民运来生丝、熟丝、黑檀木、鹰木、糖、麝香、肉桂、大米等土产；广东商人则运来瓷器、纸张、茶叶、银条、武器、硝石、硫磺、铅等货物〔11〕。由于生意兴隆，客居既繁，广东及各省商人在会安建立了天妃宫和会馆。干隆六年（1741），会安中华会馆碑记称：“会馆之设，由来已久”，末署“各省船号众商立”〔12〕。说明广东商人在会安地方贸易居住了。

　　2．向占城移民

　　占城位于安南之南，是一个商业贸易的重要枢纽。永乐时郑和下西洋，曾停泊于新州（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归仁港），史称：

　　“（占城）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舣泊登岸。岸有一寨，番名设比奈，以二码头为主，番人五六十家居内，以守港口”。〔13〕

　　嘉靖年间（1522-1566），安南屡起事端，侵扰占城。于是占城不得不把首都从新州迁往鹤顶，新州贸易受到打击。明朝支持占城，以牵制安南。时人陈全之提出徙广东等地海商以实新州，帮助占城恢复贸易的“足国裕民”计策，他说：“凡有闽广水商，久没该国者，尽室起赴新州，分田立宅，就其众中之豪，设以千百夫长之号，内以都护占城，外则大通诸国，运致土产，转相贸易；不出数年，番舶毕集；吴浙、闽、广水商亦许经至，若遣官经理，起例抽分，足国裕民……”〔14〕

　　由此可见，明中叶广东商人不少在占城贸易和定居。

　　3．向暹罗移民

　　暹罗是广东商人移民的主要侨居地之一。明初已有南海人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人暹罗”。〔15〕

　　克路士的《中国志》称，有些广东商人到马六甲、暹罗、北大年等地做生意，就居留下来，“不再返回中国”。〔16〕17世纪初，首都阿瑜陀耶和北览波、万佛岁、北柳、柴真、万岑、那坤是贪玛功（六坤）、北大年、普吉岛、尖竹汉、曼吉、妓功、佛丕、猜耶、廊营、董里等地都有广东商民贸易侨居〔17〕。确实如葡萄牙人坎皮士（De Campos）所说：“中国人在泰国到处定居。”〔18〕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也称：

　　“这个城市（指阿瑜陀耶）是一个联系广泛的贸易中心，不仅与日本、澳门和广州，而且与东南亚群岛港口和马来亚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贸易往来。”〔19〕

　　黄衷《海浯》称，暹罗首都阿瑜陀耶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20〕。可见嘉靖时，阿瑜陀耶已出现了有些类似后来的“唐人街”模式。荷兰人法伦退因（F．Valentyn）着《新旧东印度志》所附暹罗国湄南河下游地图有“唐人岛”（Chinese Island），即“中国人居住之地”〔21〕，以显示17世纪初华侨在“唐人岛”聚居。

　　4．向北大年移民

　　北大年是暹罗的属国，又称大泥，明中叶后期“华人流寓甚多”〔22〕。16世纪70年代，这里已有一名华人拿督，在当地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23〕。嘉靖末年，广东饶平县海盗商人林道干在福建为官军所败，逃到台湾北港和昆仓岛（Polu Condoo）。万历六年（1578），林道干惧怕官军追击，率部南航到大泥（Datni），“攘其边地以居，号道干港”，聚集广东、福建海盗两千余人〔24〕，北大年女王招其为婿，引华人为大臣，鼓励华人移民，使北大年成为广东人居留最多的地区之一。有记载说，吉兰丹波赖村，“全村住的都是三百多年前集体移入居住的华人。他们现在讲的还是汉语客家语系语言。传说移入时的领袖张伯才是海盗领袖。考三百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无需解释这些移民便是抱着反清复明的华侨先民了。”〔25〕

　　5．向马六甲移民

　　广东商人侨居马六甲历史悠久，《明史·满剌加传》称其居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嘉靖年间（1522-1566），南海人黄衷说：马六甲“俗禁食豕肉，华人流寓或有食者，辄恶之，谓其厌秽也”〔26〕。说明广东等地侨民入乡随俗，有信奉伊斯兰教者。16世纪初，满刺加设有四个沙班达尔（Shahbandar），即港长、港务官之类，由中国人、爪哇人、束巴亚人及孟加拉人各一人担任，说明华人在满剌加受到重视和信任。沙班达尔的职责是接待帆船船主，引见盘陀河罗（Bendahara），给他们分配货栈、发送货物、安排宿舍和预定象只（运输工具），并征收港口税；由华人担任的沙班达尔负责管理来自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商船〔27〕。据葡萄牙人阿伯奎记载，满剌加第二代国王沙根达萨（Xaguendarsa）曾娶中国船长大王（the King of Chinese Captain）之女为妻〔28〕。说明华侨在马六甲社会占有较高的地位。

　　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后，任命一个终身职务的盘陀河罗管理外侨事务，另外实施民族自治，设“甲必丹”（Captain）管理各侨居民族，其中摩尔人、欣都人、爪哇人各设甲必丹一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各族设甲必丹一人。1641年，马六甲华侨已有300-400人〔29〕。

　　6．向印度尼西亚诸国移民

　　明初，爪哇灭三佛齐，然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30〕；“很多广东籍富商住在那里，其中有些已改信了伊斯兰教”〔31〕。嘉靖末年，“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积二千余人”〔32〕。到荷兰人进入爪哇时，万丹（Bantan）、北加浪岸（Bekalongan）、厨闽（Tuban，即杜板）、锦石（Gresik，即革昔儿）等港口，“都以中国人住区而闻名”，而这里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两省的人〔33〕。英国学者w·J·卡德指出：

　　“16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厨闽）、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34〕

　　荷兰史学家范勒尔也提到15世纪以后广东商人移民印度尼西亚的情况：

　　“从华南各港，主要是广州和福建各城市驶出的帆船，载着中国商人和成群结队的侨民……驶向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岸和港口。”〔35〕

　　16世纪末，万丹华侨人口有3000-4000人之多〔36〕。他们聚居的“唐人街”，“用坚固的栅栏和堑壕围住，其中房屋是（万丹）城中最漂亮的仅有的石头建筑物”〔37〕。1619年，荷兰人在雅加达建立巴达维亚城，万丹的广东商人不少人迁居到这里，比较著名的华商和汉人侨领有Bencon,Jancon和Simsuar。据荷兰学者施列尔（G·Schlegel）考证，Jancon可能是广东方言Yan-kong，汉名“甄缸”。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则认为应作“杨公”。荷兰学者包乐史在档案中找到Jancon的亲笔签名（“花押”）,认为Jancon系广东音“Sumkan”（心肝）演变而来。这些考订如果可靠，亦可以证明广东侨商在万丹、巴达维亚等地定居和拥有相当的势力。

　　7.向菲律宾群岛移民

　　明初苏禄国朝贡取道广州，有利于加强双边关系。西班牙人占领菲岛后，为获得劳动人手和生活用品，希望与中国通商贸易，鼓励中国商民前往马尼拉贸易。广东商人运载各种商品到菲律宾，由当地商人分销，运回金银和其他外国产品。史载棉兰老岛沙瑶“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瓷器、锅釜之类，重者至布而止”。在苏禄群岛，“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商舶将返，辄留数人为质，冀其再来”〔38〕。同时，西班牙人一直渴望像葡萄牙人一样，能直接与中国贸易。158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合并，为开通马尼拉至澳门的贸易提供机遇，西班牙人有意识地把对华贸易重点从漳州转移到澳门，加强与广东的联系。广东对菲律宾贸易地位上升，使商民居留菲律宾者与日俱增。

　　菲律宾华侨以广东、福建两省为多，西班牙人称之为“常来”（Sangleys），即闽南话“生理”（经商）的谐译。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圣祖遣使访问“吕宋、噶剌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海贼之薮也”。乃于次年重颁禁海之令，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吕宋、噶剌吧等处贸易〔39〕。由此可见，明代广东商民侨居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处者为数不少。万历二年（1574），广东著名海盗商人首领、饶平林凤由于受到粤闽官军的追剿，无法在东南沿海立足，统率水手2000人，士兵2000人，妇女1500人，分乘62艘海船开往菲律宾，企图占领菲岛，作为立国安身之所。马尼拉一战失利，林凤率众逃到班加西南（Pangasinan）；第二年，林凤又受到西班牙人的追剿，率亲信逃回潮州、惠州，不知所终。

　　1570年（隆庆四年），马尼拉有广东华侨40人；1572年前后，增加到150人；万历十六年（1588），猛增至1万余人。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华侨进行血腥屠杀，死亡两万余人。此后，西班牙当局限制华侨在马尼拉定居，人数不准超过1500人。不过，华侨居留下来的仍然为数不少，万历三十二年（1604），居住在马尼拉城内西班牙人家中的华侨就有4000多人；到天启元年（1621），马尼拉持有居留证的华侨达16000多人，另外还有1/3华侨是没有居留证的。这样，马尼拉城及其附近就有华侨22000人。崇祯八年（1635），马尼拉涧内有华侨2万人以上，其他海岛约1万多人，全菲华侨达3万多人。崇桢十七年（1644），菲律宾检察官在《关于华人许可证的报告》中提到：“1638年和1639年，有2.5万或3万华人。”这是指领有许可证的华人人数，如果加上无证居留者，数字将达到3万多或4万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发动第二次屠杀华侨事件，菲律宾华侨遇难人数在22000至24000人之间。〔40〕

　　菲律宾的广东华侨起初散居在西班牙人中间，后来西班牙人发现华侨人数增长很快，害怕会危害他们的安全，乃将华侨集中在一起，“在堡垒的大炮下盖起房子来”。这个地方叫“八连”（Paria），中国人称“涧内”。自万历十年（1582）建立以来，涧内多次发生火灾，但每次焚毁以后，又以更大规模重建。西班牙人第一次屠杀华侨后，令华人在城外另一个地方建立新涧内；但新涧内还未盖完，西班牙人又强令华人迁居远离马尼拉的巴石河口的比农多岛。万历二十三年（1595），新涧内再毁于火，华侨获允迁回马尼拉城附近。据英国史学家布赛尔称：华侨主要聚居在两个村子：一是近城的维南杜克（Vinondoc），即宾南杜（Binando），住户为已婚的基督徒；二是涧内，即八连，住户为商人〔41〕。华侨在菲律宾除经营商业外，还从事农业、手工业、渔业、园艺业和各种服务业。

　　二、广东侨民对南洋的经济开发

　　明中叶至清嘉庆年间（1550-1820），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42〕，居世界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的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43〕；“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44〕。而南洋诸国则是经济欠发达的，有些国家尚待开发。所以，广东商人移民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既通过贸易运去无数中国的先进商品，供给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又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生产技术，为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了首要条件；而他们在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开发中亦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在爪哇的万丹，华侨大部分是经商，还种植水稻、胡椒和酿酒〔45〕。据荷兰文献记载，17世纪初，万丹设有三处市场，第一个市场在城市东侧，凌晨开市，生意做到9时收市，广东人和印度等国的商人一起，在此经营生意。中国摊棚（Chinese Cramen）成一排，与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孟加拉人为邻。他们出售从广东运去的生丝、纺织品、绒缎、金捆、陶瓷、漆器、大小铜壶、水银、精巧木柜、各种纸张、历书、金封面的书、镜子、梳子、念珠、硫磺、日本刀、加漆刀鞘、人参、扇子、阳伞等。第一个市场收市后，第二个市场Paceban（即王宫广场）开始，广东商人在这里做胡椒交易。第三个市场是唐人市场，下午开市，销售各种日用商品，也有山羊、鸡等，夜晚收市。〔46〕

　　在巴达维亚，广东华侨分别从事种植水稻、水果、胡椒，甘蔗等农业生产；从事榨糖、酿酒、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从事捕鱼、饲养牲畜、伐木、开凿运河、除草、挑水、裁缝、制鞋、编帽、烧砖瓦、制石灰、打石、打铁、木匠、建造房屋、行医等行业〔47〕。还有相当多的人从事商业批发、零售业务，运来中国的纺织品、瓷器、砂糖、铁器、水果等货物，销售后采购香料和运回白银，几乎左右了巴达维亚的商业活动，以至于有人认为巴达维亚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48〕。

　　在安汶岛，广东侨民是“聪明、勤俭、亲切，而又善于牟利的国民。早在1625年以前，就住在安汶岛最适宜的土地上从事耕种，经营园艺，雇佣契约，约定给予住房”〔49〕。此外还充当樵夫、木匠、石工、烧瓦匠、渔夫等角色。

　　在菲律宾，华侨除经商外，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机匠、木匠、园丁、农夫及其他生产粮食的劳作”〔50〕。他们在马尼拉建筑了许多教堂、修道院和堡垒；“菲律宾群岛第一个印刷者或者也是一个中国人”〔51〕。他们“开发了处女地，于无数世纪静止的荒野之中，开辟了茂盛的稻米、苎麻、蓝靛、椰子、烟草和其他谷类的耕种地；他们在峡谷山林间，披荆斩棘，开荒辟野，而后发掘了腹地的宝藏”〔52〕。

　　广东华侨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带到南洋国家，对提高当地生产技术与经济水平起着重要作用。万丹华侨在16世纪改进了胡椒种植法，即采用木柱法。他们不是模仿土著让胡椒藤缠绕在树上（胡椒子结在藤蔓上），而是在地上插一根短粗的杆子让藤蔓缠绕，这样便于藤蔓保存所吸收的养料。华人还把藤蔓上的叶子摘掉，使胡椒子受到更多的光照。此外，还合理密植，使胡椒园从原先的每公顷栽种1200株增加至2500株，产量增加一倍以上。由于成功地应用上述先进种植法，16世纪，万丹成了世界胡椒最大的生产地。拜加和勿里洞最初的农田几乎都由广东侨民耕作，至60年代，胡椒出口量占产量的80％，是世界第一胡椒出口地〔53〕。在巴达维亚及爪哇北部沿海的扎巴拉、三宝垄、巴苏鲁安等地，华侨采用了牛拖水力推动石磨榨糖的中国技术，取代土著传统工艺，大大增加了糖的产量，使当地经济走向繁荣。在苏禄，华侨给当地居民传授水果品种嫁接改良技术；介绍开采金矿、铁矿技术和炼铁、冶金、制炮、造火药、造纸、建筑及使用罗盘航海的技术等〔54〕。在菲律宾，华侨工匠除了以自己的手工业产品满足当地日常需要外，还把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菲律宾人，例如他们教会菲律宾人榨蔗和炼铁的方法〔55〕。

　　此外，暹罗造船业、制瓷业在16-17世纪兴盛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华侨积极参与技术上无私指导的结果。

　　总而言之，大批广东商民移居南洋诸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相对落后或有待开发的南洋各国而言，既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年富力强的劳动人手，又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商品、资金和生产工具，成为推动南洋社会进步和经济开发的积极因素。而广东移民在与南洋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进行经济开发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和做出重大的贡献，正如16世纪末西班牙人莫牙（Antonis Morga）所指出：“凡城镇的建成，是不能缺中国人的。他们是各种事业的经营者，而且工作十分艰苦。”〔56〕

　　直到19世纪，约翰·弗尔曼（John Foreman）对包括广东商人移民在内的华侨对南洋国家经济开发的作用仍做出综合性的高度评价，说：

　　“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著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他们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取糖汁和用大铁锅熬糖的制糖法介绍到这个殖民地（马来西亚）。”〔57〕

　　与此同时，广东移民亦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南洋各国，对各国的文化起了交流和促进的作用。囿于篇幅，兹不赘叙，有待另作专文论述是了。

　　注释：

　　〔1〕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藩省志·事纪五》记：“永乐五年秋九月，命太监郑和使两洋，首从广东往占城。”

　　〔2〕《明成祖实録》卷71，“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条。

　　〔3〕马欢着、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旧港国》第17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4〕黄启臣：《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洋列国考·吕宋》。

　　〔6〕《明宪宗实録》卷106，“成化八年七月癸亥”条。

　　〔7〕《明孝宗实録》卷153，“弘治十二年八月辛卯”条。

　　〔8〕张燮：《东西洋考》卷1《西洋列国考·交趾》。

　　〔9〕参见牛军凯：《安南宪贸易港的兴衰》，《东南亚学刊》，1999年第2期。

　　〔10〕大汕：《海外纪事》卷4，第80-8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英]布赛尔（Victor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12〕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第24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

　　〔13〕马欢着，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占城国》，中华书局1955年版。

　　〔14〕陈全之：《蓬窗目録》卷2《西南夷》。

　　〔15〕严从简：《殊域周咨録》巷8，《真腊》。

　　〔16〕（英）C·R·博克舍编着、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3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17〕（美）史金纳（G. William Skinner）：《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

　　〔18〕（美）史金纳（G. William Skinner）：《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

　　〔19〕（德）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着，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14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0〕黄衷：《海语》卷1《风俗·暹罗国》。“奶”为泰语Nai音译，意为自由民。当时暹罗社会由国王、僧侣和族官僚、乃（奶）、派（依附民）、奴隶等构成，华人为自由民，属“奶”阶层，参见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史》第9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1〕张美惠：《明代中国人在暹罗之贸易》，《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期，载包遵彭主编：《明代国际贸易》，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版。

　　〔22〕张燮：《东西洋考》卷3，《西洋列国考·大泥》。

　　〔23〕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人》第216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

　　〔24〕《明史》卷323，《外国四·鸡笼山传》，卷325，《外国六·渤泥传》，史载林道干居留大泥期间，曾铸大炮三尊，试炮时不幸爆炸身亡。又谓林道干有妹林姑娘（Lin-kao-nian）追踪至大泥，劝道干归国。道干不从，姑娘自刭死，其墓至今犹存，华人莫不崇拜云。参见李长博：《中国殖民史》第143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5〕《霹雷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转引自台静农、余又苏：《明代中国与马来亚的关系》第119-120页，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年版。

　　〔26〕黄衷：《海语》卷1，《风俗·满刺加》。

　　〔27〕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5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8〕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0, 1967. 据16世纪马来人历史献《马来纪年》记载，满刺加苏丹芒速沙曾娶一个中国公主为妃。此事不见中国文献记载，不可靠。

　　〔29〕（英）布赛尔（Victor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30〕《明史》卷324，《外国五·三佛齐传》。

　　〔31〕W·J·卡德（W·J·Cator）：《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3期。

　　〔32〕《明史》卷325《外国六·渤泥传》。

　　〔33〕（美）史金纳（C. William Skinner）：《爪哇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2期。

　　〔34〕W·J·卡德（W·J·Cator）：《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3期。

　　〔35〕范勒尔：《印尼的贸易与社会》第193页，转引自薛国中：《15-17世纪中国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的地位》，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第33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日）岩生成一：《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2期。

　　〔37〕（英）布赛尔（Victor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38〕《明史》卷323，《外国四·沙瑶呐哗啴传》；卷325《外国六·苏禄传》。

　　〔39〕《清圣祖实録》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卷271，“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条。

　　〔40〕（英）布赛尔（Victor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第106-10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1〕（英）布赛尔（Victor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42〕Angus Madd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Paris, 1998.

　　〔43〕保罗·肯尼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44〕Rokert p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 P61.

　　〔45〕费慕伦（J.F. Vermeulen）：《巴达维亚的华人与1740年的骚乱》，新加坡《南洋学报》9卷1期，1953年，转引自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第11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6〕曹永和：《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第231-23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6年版。

　　〔47〕转引自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第12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8〕转引自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初编》第34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9〕Valentijn Francois, Oud en Nievw Oost Lndia, Vll, P. 257, 转引自（日）岩生成一：《论安汶岛初期的华人街》，《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

　　〔50〕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161页，朝阳出版社1985年版。

　　〔51〕（英）布赛尔：（Victor 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52〕转引自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第5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3〕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第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4〕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第51、5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5〕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第5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6〕转引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70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57〕约翰·弗尔曼（John Foreman）：《菲律宾群岛，关于菲律宾的历史、地理、种族、社会、商业及政治依附的概述》第118-119页，1899年伦敦版。

　　（原载林晓东、巫秋卫主编：《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