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张廷玉等编纂《明史》时，尽管对明代思想和学术颇有微词，但对江西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及其弟子胡居仁的“余干之学”和陈献章（陈白沙）、湛若水的“江门之学”的地位却是承认的，史称：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蠖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1〕

　　编纂者在这里对各派哲学学术思想褒贬不一，姑且不论，但勾划了有明一代哲学思想学术流派的发展进程。明初是一本宋代程、朱理学；中叶转为理学发展，稍后是平民儒学之兴起；晚明学术与政治相结合。而处在明前期珠江流域地区的理学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同北方山西的薛瑄的“关东之学”、吕柟的“关中之学”相媲美。

　　一、吴与弼的“崇仁学派”

　　“崇仁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江西抚州府崇仁县人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他父亲吴溥任过国子监司业，所以自幼家教甚好。19岁时入南京觐亲，有缘从师杨溥。杨溥是明初“三杨”当国的“南杨”，算不上是理学大家，但是却有较深的理学造诣。吴氏在杨指导下，苦读《伊洛渊源録》一书后，“遂弃举事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録，体贴于心，不下楼者二年”〔2〕。吴与弼通过这一翻刻苦学习，成为一时名噪的学者，一生致力学术，史称他：

　　“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干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3〕。

　　尽管吴与弼躬耕力学，但有不少有心人为他谋一官半职。当他68岁应征越阙时，嫌职位过低而辞却，成为一个终生为学的理学专家。他的理学思想源于朱学，讲究修身养性，强调“存天理去人欲”，史称：

　　“圣贤教人，心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其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故君子之心，以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4〕

　　但他与朱熹不同，非常强调读书的目的是反求吾心，比较接近陆学的涵养本心。这一思想在他所着的《康斋集》中可以看出：

　　“枕上思，近来心中闲思甚少，亦一进也。”

　　枕上默诵《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虽未受命，却为万世帝王师，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应，则宜知无德者之应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

　　“枕上熟思，出处进退，惟学圣贤为无弊，若夫穷通得丧，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无愧，自处必尽其分，方可归之于天。欲大书‘何者谓圣贤，何者谓小人’以自警。”

　　“倦卧梦寐中，时时警恐，为过时不能学也。”

　　“早枕思，处世不活，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

　　“近日多四五更梦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

　　“夜卧阁中，思朱子云：‘闲散不是真乐’，因悟程子云：‘人于天地间，并无碍窒处，大小咸快活，乃真乐也。’勉旃勉旃。”

　　“梦孔子、文王二圣人，在南京崇礼街旧居官舍之东厢。二圣人在中间，与弼在西间。见孔圣容貌为详。欲问二圣人生知安行之心如何，又仿佛将文王书一册在案披玩，似文王世系。”

　　“新居栽竹夜归，吾妻语予曰：‘昨夜梦一老人携二从者相过，止于门，’令一从者入问：‘子傅在家否？’答云：‘不在家。’从者曰：‘孔夫子到此相访，教进学也。’”

　　“五月二十五夜，梦孔子孙相访，云承孔子命来，两相感泣而觉，至今犹记其形容。”

　　“梦侍晦庵先生侧，先生颜色蔼然，而礼甚恭，肃然起敬起仰也。”

　　“食后倦寝，梦朱子父子来枉顾”〔5〕。

　　上述吴与弼的这么多夜思梦境，可见他观夜思为学和修道的功夫之深。正如候外庐先生指出吴与弼的学术实质时所说：

　　“由于吴与弼强调向内径求，主张在‘思处’格物，因此在谈到为学修道的功夫时，他特别重视‘平旦之气’的‘静观’和‘枕上’的‘夜思’冥悟，故刘宗周称吴与弼之学，‘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正是这种‘静观’、‘夜思’的为学修道的功夫，成为其理学尽想的最大特色。其后，他的门人陈献章、胡居仁，正是从这里衍变而为王守仁心学的发端”〔6〕。

　　吴与弼的学生胡居仁也是被称为“朱学之秀”的理学家。他是江西省余干县人，他因与同学娄谅、罗伦等人聚会于弋阳之主峰、余干之应天寺而被称之为“余干之学”。胡居仁学习其师吴与弼不当官，筑室于梅溪山中，专门“事亲讲学之外，不干人事”。唯是后来在学术成名之后，才赴福建、浙江及南京等地访问求学有识之士，回来后再与娄谅、罗伦等人聚会余干，使“余干之学”更闻名于外。之后被白鹿书院聘为山长，并到溪桐源书院讲学。胡居仁的理学思想与其师吴与弼一样强调以治心养性为本，颇近禅悟，用其自己的话来说，是：

　　“与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絶思虑以求静。不知圣贤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故卑者溺于功利，高者骛于空虚，其患有二，一所在不真，一在功夫间断”〔7〕。

　　胡居仁的弟子（也是其女婿）余佑，学术思想与胡居仁一样，坚持向内求心，其学术本质与陆学相同。同属于“余干之学”的娄谅比胡居仁更接近陆学，“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8〕。这是对吴与弼涵养此心思想的发展，纯属典型之心学。因此遭到胡居仁的批评：

　　“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9〕

　　二、陈献章的“江门之学”

　　吴与弼的另一弟子是广东新会县的陈献章（1428-1500），因其是白沙里人氏，所以亦称陈白沙或白沙先生。又因白沙里地近江门，后世学人遂称其学为“江门之学”。陈献章于正统十二年（1447）中举，时年才19岁。翌年（1448）进京考进士，中副榜，乃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1451）再次考进士，仍复落第。景泰五年（1454），絶意科举之途，乃前往江西抚州崇仁县拜吴与弼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历时半年，感到所得极微，未知入处，决定归里家乡。从此，自读诸儒之书，日夜不辍。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间足迹不至户外。其后复入太学，祭酒邢让试其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诗成，惊曰：“龟山不如也。”〔10〕言于朝中，以为真儒复出。从此陈献章名噪京师。其归乡里后，四方求学者日众。因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交荐，召至京师，令试吏部，屡辞不赴，乃授官翰林院检讨而归，从此屡荐不出，居乡讲学终生，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病逝，享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称先儒陈子，追谥文恭。着有《陈献章集》。陈献章全然拜吴与弼为师学习程朱理学，但其学术思想却独树一帜，开创“江门之学”，史称：

　　“元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自有，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11〕。

　　“有明学术，至白沙始入精微”〔12〕。

　　可见陈献章“江门之学”的出现，意味着明初以来朱学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开始明中叶心学盛行的转化，所以近代学者有人认为：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13〕。可见，陈献章在明代哲学思想的学术地位是十分崇高的。下面我们将其思想发展及观点简述之。关于陈献章理学思想的发展形成过程，他自己在《复赵提学佥宪》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言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14〕。

　　陈献章在这段自述中，指出仅用程朱读书格物的一套求理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他采用佛教徒的静坐方式，摒弃种种杂念，从而悟出“夫学贵自得”〔15〕，“以自然为宗”〔16〕的道理。这种变化，成为他在思想方法上突破朱学藩篱的转捩点。所以陆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指出：

　　“先生之始为学也，激励奋发之功多得之康斋。自临川归，足迹不至城府。……闭户读书，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彻夜不寝，少困则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叹曰：夫学贵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17〕。

　　陈献章这种思想转变，当然并非来自吴与弼的传授。所以黄宗羲说：“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18〕这个“别派”，自是有点不同于程朱正宗理学。

　　白沙要从静坐中求自得，其思想源头可能上溯到陆九渊和佛教的禅宗。不过他从应科举和受吴与弼正宗朱学的熏陶，却能经过十年的体验，逐渐摆脱程朱那套烦琐的框框，形成他“学贵乎自得”和“以自然为宗”〔19〕的思想体系。从而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江门学派”。

　　陈献章的所谓“学贵乎自得”，并非随意所为，悠然自得；而是提倡刻苦用功，才能取得真正的学问。功力不到，当然一无所获。而他的“以自然为宗”，则是主张效法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正如他自己所说：

　　“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瓠，万金一诺。于维圣训，先难后获。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唱。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20〕

　　这是陈献章写给他的学生湛若水的诗，主旨是启示治学。他把能绣出鸳鸯的金针给学生，但什么样式并不是由老师指定。他描写“水到渠成，鸢飞鱼跃”这种万化自然的景象，就是教人按照“真机活泼”的“万化自然”办事，在绣罗一方上，各人绣出自己的鸳鸯来。这种比喻即是对学生进行一种启发式的教导。

　　陈献章提倡自由开放的学风，所以他主张做学问要特别强一个“疑”字，才能去追求真理。他说：

　　“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即此”〔21〕。

　　这是陈献章写给门人张廷实的一封信，他首先肯定前辈所说“学贵知疑”的观点，并提出一个人学问进步的大小与疑问的多少成为正比，只有敢于怀疑，才能提高人的觉悟，学问也跟着长进。陈献章这里虽具体讲的是学诗，但他推广到“凡学皆然”，还现身说法，讲自己“初学时亦是如此”。事实上一个人无论学习哪一门学问，如果没有疑问，不提出问题，那就不会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就没有进步，只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因循守旧而不能创新。所以陈献章讲舍此“更无别法”，确是如此。

　　陈献章还教学生做学问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说：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22〕

　　这首诗写得显浅明白，但寓意深刻。如果我当老师说不对时，你做学生的也跟着说不对，我说对时你也说对，对与不对如果都由我说了算，那么你自己能够学到什么呢？他在诗中谆谆告诫学生，不要人云亦云，包括对自己的老师在内。

　　陈献章为鼓励学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和门徒也常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如和李世卿曾相处数月，彼此“朝夕与论名理。凡天地间耳目所闻见，古今上下载籍所存，无所不语。所未语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爱于言也”〔23〕。

　　世卿与献章朝夕相处，将所有耳闻目覩以及古今书籍中记载的东西都谈到了，但没有作出判断。因为“世卿之或出或处，显晦用舍，则系于所遇，非予所能知也”〔24〕。他认为，一个人如何处理问题，要根据各人的情况作出决定。所以他对李世卿，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认为“予所未言者，世卿终当自得之”〔25〕。可见，陈献章是提倡师生之间要有相对的学术民主。这种学风，对于今天当老师的和教育界的同仁仍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至于陈献章讲的“自得”，不仅仅是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见解，还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彭韶被调贵州时有段赠言：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知此者谓之善，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26〕。

　　一个没有骨气和独立品格的人，在学问上也难有独立见解。陈献章虽然从总体上不能摆脱封建道德意识，但他开创的“江门学派”成为一代宗师，在珠江流域地区的哲学思想学术史上是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陈献章的世界观，在他自己撰写的《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一文提到：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是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27〕。

　　“物囿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是状也”〔28〕。

　　在这里，陈献章认为：“道”是超越于天地之上的，成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它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成为万物中共通的东西；但它是可以认识，如果认识了“道”，就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成为自己的主宰了。那么，怎样才能认识“道”呢？他认为：

　　“夫人所以学者，欲闻道也。苟欲闻道也，求之书籍而道存焉，则求之吾心可也”〔29〕。

　　“终日干干，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30〕。

　　由此可见，陈献章的世界观是强调“心”的作用，一切在我。对于陈献章这种“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学世界观，侯外庐先生指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环节是：“元气塞天地”、“道为天地之本”和“心具万物理。”他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即“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31〕。因此，当代哲学思想史学家皆称陈献章的学术思想是“江门心学”。

　　陈献章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认为人的“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32〕。他把这三者都落实到作为“大本”的“心”中。他认为有些人“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33〕。这种人由于有才干而闻名，但没有立志为国为民做点好事，没有民族气节。这种人就是由于心术不正，不明事理，是“大本不立”，是“所务者小，所丧者大”。他进一步提出要“使心常在内，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34〕。陈献章的立本之学，就是指出人生要有立场。

　　陈献章家乡新会县的南部是崖门，是南宋最后为元兵灭之处。据说成化年间（1465-1487），他和陶鲁等曾创建大忠祠（旧址在崖山官冲），为宋末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人立祀，并写了《凭吊崖门》诗：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

　　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

　　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

　　人定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35〕。

　　在诗中，歌颂为国死难的英雄，称赞立志收复中原的谢安、岳飞等人，指斥刘豫那样的投降派，充满着抒发民族气节的感情。

　　陈献章《吊崖门诗》，对后世也产生着影响。如董必武写的《游崖门》诗云：“骂名留得张弘范，义士争传陆秀夫。大是大非须要管，华人爱汉耻崇胡。”〔36〕张弘范原是宋人，却带领元兵灭宋，还立石称“张弘范灭宋于此”。传说陈献章曾于上面加一“宋”字，是宋人灭宋，更深刻暴露其叛国嘴脸。董老以张弘范与陆秀夫相比，正是发挥献章的民族气节思想。

　　陈献章虽然一生为学，但他的思想和培养后学对珠江流域地区以至全国影响不小，贡献很大。特别是他精心培养一批学生，对明中叶以降直至清代均发生深远的影响。如华盖殿大学士梁储、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张诩、户科给事中贺钦、庶吉士邹智、监察御史桂芳、南京礼、吏、部尚书湛若水等均出于其门下。其中佼佼者是湛若水。其他弟子有林光（1439），东莞人；张诩（1455-1514），番禺人；陈庸，南海人；何维板，南海人；屈大均（1630-1696），番禺人；胡方，新会人。

　　三、湛若水与“甘泉之学”

　　湛若水，初名曰露，为避祖讳，改名日雨，再改若水，字民泽，又字元明，号甘泉。广东省增成县甘泉都人，学者称他为甘泉先生。生于成化二年（1466），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六年（1493）会试不中。他本无意于仕途，但因从母命而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弘治十八年（1505）考取进士。正德六年（1506）在京师认识王守仁之后仕途通顺，升任南京礼部尚书，转任吏部、兵部尚书，嘉靖十九年（1540）退休，三十九年（1560）卒，享年94岁。湛若水生前所到之处，必创立书院以奉祀其师陈献章，以示怀念。他到处讲学，亦培养了大批弟子，并在明中叶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因为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时，为他专撰一卷，即《明儒学案》卷77，《甘泉学案一》，称“甘泉之学”，在京师有相当的影响，史称：

　　“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37〕。

　　“时阳明王公在吏部，相与倡道京师。场屋所取士，修撰吕柟、主事王崇辈和之。道价日着，学者称甘泉先生”〔38〕。

　　湛若水仕途顺当，有机会畅游赵燕，讲学齐鲁，浸润并吸收中原文化精华，使得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因为他身居高官位置，有机会到处建立书院30多间，招收弟子“三千九百余”，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致力讲学著述，著作甚丰，主要有：《心性图学》、《樵语》、《古本小学》、《四书训测》、《圣学格物通》等。因此成为明中叶与王守仁（王阳明）齐名的两大学者，“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39〕。

　　湛若水和王守仁同为心学思想，但他与王守仁的心学有所区别，史称：

　　“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可信者四”。又曰：

　　“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40〕

　　湛、王在学术思想虽有不同，而且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甚至互相商榷驳难。但王守仁和湛若水却不因此而不敬。王守仁对湛若水仍然佩服和尊敬，对湛若水的心学见解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别湛甘泉序》中说：

　　“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然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与？多言又乌足病也。”

　　王阳明是个“目空千古”的人，但对与他意见不同的湛若水却大加称赞。此无他故，就因为甘泉能坚持为学务求自得的精神。阳明身后，几个主要弟子如邹守益，欧阳德等曾从学于若水。使王、湛两家门人“递相出入”，而“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絶”。这就开创了明中叶个人讲学，学者可以自由择师，学术上互相切磋，人际间互相往来的新风尚。这是难能可贵的。

　　湛若水发展了其师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但在具体的为学和修养方法上有一定的区别。例如陈献章的心学修养方法是主静；所谓“静坐中养出端倪”，湛若水则对此表示怀疑，而主张动静、心事合一。他批评一味追求静，实际上是受到禅学的影响：“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以静为言者皆禅也。”〔41〕他还将陈献章主张修养的目的即“浩然自得”，演变为认识天理的方法，即“勿忘勿助”。有学者从湛、陈两人不同的社会生活经历中，找寻造成他们在学术主张上差异的原因：

　　陈、湛二人有修养或为学方法上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因而具有不同的修养经验和理论需要所造成的。陈献章生平仕路蹇塞，乃一蛰居学者，故多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而湛若水则宦海半生，为一代学官，当然每思索贯彻封建伦理道德〔42〕。

　　此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陈、湛二人生活环境和所处的时代不同。陈献章所处的成、弘时期（1465-1505），与湛若水所处的正德、嘉时期（1506-1566）的社会风气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面对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学者们的思想是必然相异了。

　　湛若水比陈献章进一步明确界定心学的含义，说：

　　“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43〕。

　　“心也，性也，天也，一体而无二者也”〔44〕。

　　所谓“万事万物莫非心”，即是说心便是一切。既然“万事万物莫非心”，那么关键是在于怎样为学或修养自身了。因此人必须立志，必须煎销习心，去体认天理。湛若水认为自己的学术主旨就是“体认天理”，而且进一步强调要“随处体认天理。”从这里可以看出，湛若水的心学思想与其说是继承宋儒心学，不如说是更多地接近陆九渊的心学。尽管他自己并未承认这一点，但事实确是如此。

　　陈献章门下高足，除了最著名的湛若水之外，还有林光、张诩等。

　　林光（1439-1519），字缉照，号南川，广东东莞县人。成化五年（1469）入京参加会试，与陈献章相识，两人相谈很合契，回广东后即拜陈献章为师，相从学问20年之久。他颇承传陈献章为学贵疑和深造自得的学风：

　　“夫学莫贵于能疑，能疑必生于能思。今学者之不如古者，盖由理之易见而思之不深也。思之不深，则所以无疑也，未能造于疑也。不知未能有疑，而自以为无疑，此今世学者之通患”〔45〕。

　　林光反复讲到“疑”与“思”的关系，认为做学问的人必须深入思考，才能提出疑问。假如自以为道理都容易明白，“思之不深”，所以也就“无疑”了。他认为有些人不懂得自己为什么提不出疑问，就自以为没有问题，这就成为当时学者的通病。

　　林光强调为学贵疑，这只是手段、途径，而不是目的，为学的目的是“闻道”，用现在的话说是求得真理。林光承传献章的思想，认为不能依靠他人，而是依靠“自得”。他说：

　　“夫人之所以贵于学者，为闻道也。所谓闻道，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总是闲也”〔46〕。

　　林光不反对读书和讨论各种道理，但若果没有“自得”，只是人云亦云，即使读书最多，说理最繁，也是白费功夫了。

　　那么人怎样才能做到“自得”呢？林光认为要有涵养深造功夫。他说“古之善为学者，深造自得”。“此无他，善学善养”，“夫如是，故其达也可以寿国家，安天下，惠利生人，光昭物则”〔47〕。他这里所讲的仍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但他所讲的“善学善养”，在方法上还是值得称道的，如说：

　　“吾人之学，毫厘之间，不厌于精细讲求也。求得其要，则权度日明。……未得，则存之养之，积之已久，将不待于慕恋陈言，而自有约之可操矣”〔48〕。

　　他这里讲了两层意思，前提是主张为学对问题不能丝毫放过。如果能得其要，则作为“权衡尺度”的内心自明；如果未得，则作涵养深造功夫，经过长久积累之后，就会抛弃陈言，寻求自得就有把握。林光此说，对多数人来说，后者的治学方法似更为适用。

　　与林光同为陈献章“江门之学”的弟子还有张诩。张诩，字适实，号东所，广东南海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及南京通政司左参议。他在学术思想上继承陈献章的心学，但他与湛若水相异之处，在于他对“江门之学”的发展并不是向周、程等宋儒靠拢，而是倾向佛老之学。所以，从湛若水和张诩之后，江门学派门人中的吕怀、何迁和唐枢等人再不固守陈献章师说，“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了〔49〕。另一门人洪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既然这些著名的弟子都不守陈献章师说，那么陈献章的心学之说就相当难扩大传播了。所以，黄宗袭评价说：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50〕。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湛若水、王守仁的心学比陈献章的心学有更大的发展规模。自“甘泉学派”后，其追随者有庞嵩（1490-1566）南海人；张潮，增城人；钟景星（1478-1551）东莞人；郭棐（？一1600）南海人：唐伯元（1540-1598），澄海人；许孚远（1535一1604），德庆人。

　　注释：

　　〔1〕《明史·儒林传》。

　　〔2〕〔3〕《明儒学案》卷1，《崇仁学案》。

　　〔4〕《康斋集》卷10，《励志斋集》。

　　〔5〕《明儒学案》卷1，《崇仁学案》。

　　〔6〕候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

　　〔7〕《明史·胡居仁传》。

　　〔8〕《明史·娄谅传》。

　　〔9〕《明史·娄谅传》。

　　〔10〕《明史·陈献章传》。

　　〔11〕《明史·儒林传》。

　　〔12〕《明儒学案》卷5，《白沙学案上》。

　　〔13〕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15〕《陈献章集》附録二，《陈白沙先生年谱》。

　　〔16〕《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17〕《陈献章集》附録二，《陈白沙先生年谱》。

　　〔18〕《明儒学案》卷1，《崇仁学案》。

　　〔19〕《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20〕《陈献章集》卷4。

　　〔21〕《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22〕《陈献章集》卷4，《赠陈秉常》。

　　〔23〕〔24〕〔25〕《陈献章集》卷1，《送李世卿还嘉鱼序》。

　　〔26〕《陈献章集》卷2，附録二，《陈白沙先生年谱》。

　　〔27〕《陈献章集》卷1。

　　〔28〕《陈献章集》卷1。

　　〔29〕《陈献章集·陈献章诗文补遗》。

　　〔30〕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31〕《白沙学》卷5，《随笔》。

　　〔32〕〔33〕〔34〕《陈献章集》卷1，《书漫笔后》。

　　〔35〕新会文联《主峰》编辑部编：《新会名胜诗选》。

　　〔36〕新会文联《主峰》编辑部编：《新会名胜诗选》。

　　〔37〕《明史·湛若水传》。

　　〔38〕李贽：《续藏书》卷22，《尚书湛公》。

　　〔39〕〔40〕《明史·湛若水传》。

　　〔41〕《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余督学》。

　　〔42〕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第七章。

　　〔43〕《甘泉先生文集》卷20，《泗州西学讲章》。

　　〔44〕《甘泉先生文集》卷20，《天采书堂讲章》。

　　〔45〕《南川冰蘖全集》卷5，《与王管秀才书》。

　　〔46〕《南川冰蘖全集》卷4，《奉庄定山》。

　　〔47〕《南川冰蘖全集》卷2，《福建乡斌録序》。

　　〔48〕《南川冰蘖全集》卷4，《答何时矩书》。

　　〔49〕《明史·湛若水传》。

　　〔50〕《明儒学案》卷37，《甘泉学案一》。

　　（原载《巴山论坛》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