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学术界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北部湾海域有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本文拟阐述北部湾海域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最早发祥地，和发祥港口的式微发展以及发祥港口对当前实施国家批准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广西打造成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北部湾海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最早的发祥地。唯其如此，本文拟就海上丝绸之路与北部湾海域作一回顾与展望。

　　一、北部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最早发祥地

　　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在北部湾海域港口。这就是目前大家认同的、具备有进出口贸易业务的西汉武帝于大约在元鼎六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11-87）期间，派遣属于黄门（皇帝近侍）的译长率领“应募者”从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出航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记载此次航行甚详：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解读《汉书》这段记载，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汉武帝派遣出海贸易的船队是从北部湾海域的港口日南、徐闻、合浦启航出海。

　　日南，秦汉时属中国领土的版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日南属象郡。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赵佗以番禺（今广州市）为王都自立南越国，把象郡分为交趾、九真二郡，界在今越南的大岭一线以北和长山以东。汉武帝于元鼎五年至六年（公元前112-111）派兵平定南越，在岭南设九郡：南海、苍梧、合浦、郁林、珠崖、儋耳、交趾、日南、九真，其中南海郡属今广东省；苍梧、合浦、郁林郡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珠崖、儋耳属今海南省；交趾、日南、九真郡属今越南。元封五年（公元前106）设十三刺史部，每部为一监督区域，刺史每年巡行部内各郡执行检举监察和弹核之责。其中交趾刺史部专门负责监察岭南九郡，治所设在苍梧郡的广信（今梧州、封开）。所以，西汉交趾刺史部的地域包括今天的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即今越南清化省以北地区。西汉时交趾郡治在赢娄县（今越南河内一带），东汉至南北朝（公元25-589）时期移至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日南郡治所西汉时在朱吾县（今越南平治天省北部广宁、美丽一带），东汉迁至西卷县（今越南平治天省）。九真郡治在胥浦县。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改交趾为交州，治所仍在广信，十五年（210）乃迁南海郡番禺县（广州）。吴黄武五年（226）孙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代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士）燮为交趾太守”〔1〕。三国时，交州辖地是今越南及广西的一部分和广东的雷州半岛。唐代调露元年（679），以交州都督府改为安南都护府，辖地扩至今越南北部、云南和广西一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所设为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辖地约今越南河山平省东半部及海兴、河南省的一部分。阮氏之后，于北宋干德元年（963）独立称大越。南宋淳熙元年（1174）正式改称安南国，其南部地域仍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从上所述，可知西汉北部湾的日南、徐闻和合浦港，实际上包括今天的广东省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广西南部的合浦、钦州、北海、防城以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海域。在此海域中，西汉时的沿海港口主要有徐闻，合浦、日南（红河出海口）的龙编、西卷、赢娄等港口群。即是今天海域的广东徐闻港、广西的合浦港、钦州港、防城港和越南的锦普港，鸿基港，海防港等。说明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确实是中国北部湾海域的港口。

　　应该指出，《汉书》所首指出口港日南，是当时汉代版图最南端的一个郡，距离海外东南亚各国和西方国家最近的港口，所以当时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使者从海路来中国多先在此进出。但是西汉时这里的少数民族经常反汉作乱，汉朝廷在长安（今西安）鞭长莫及，常常失控，甚至有劫掠外国富商、使者的事件发生，从而使日南港口的商务遭到破坏，所谓日南“障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徐闻、合浦反而成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口。

　　徐闻，西汉是合浦郡的属县之一，处于中国大陆最南端，三面临海，辖地包括整个雷州半岛，即含今徐闻县、雷州市、遂溪县和湛江市区原属遂溪县的赤坎区、霞山区，麻章区和东海岛。西汉的徐闻港，是在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屋村的半岛形山甲角一带地方（见下图）。这里面对琼州海峡，前有三个小岛屿（三墩）作为屏障，适于船舶停靠和避风。“三墩”上有淡水井供应淡水，并可搭房舍囤积货物，成为远洋帆船穿过琼州海峡而出海放洋必经之路，然后沿岸经合浦、钦州、防城港到日南港，再向印度洋航行。

　　合浦，位于北部湾的北岸。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九个郡，合浦郡地处中部，辖地最广，史称：

　　“合浦郡，武帝元鼎元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县五：徐闻、高凉、合浦、（有关。莽曰桓亭）临允、朱卢。都尉治”〔2〕

　　高凉（今阳江县北）；临允（今新兴县南70里）；朱卢（今海南省琼山县东30里）。可见合浦郡辖地包括今天东起广东的开平至新兴、北起广西容县至横县；西起今广西防城至邕宁；南到广东徐闻至阳江。西汉末年，撤销儋耳、珠崖两郡，立珠崖县，隶属合浦。于是合浦郡扩至今海南岛，共辖地面积达到10.54万平方公里。所以西汉武帝时组织出海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合浦出海，实际是一个港口群，包括今天广东的电白港、阳江港、徐闻港、雷州港、湛江港；海南的海口港、三亚港、榆林港；广西的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铁山港、合浦三汊港等。三汊港在今合浦县城廉州镇西南5公里的干江圩旁的南流江出海口处（见下图）。三汊港也应是指三汉港群，包括铁出港、大风江港、英罗港、永安港、白龙港等。

　　从上面解读日南、徐闻、合浦出海，说明西汉武帝时组织派遣船队出海贸易，确是在北部湾海域的港口群起航的，我们称之为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最早发祥地是合符历史实际的。

　　第二、汉武帝派遣出海贸易所到的国家和地区。

　　《汉书》记载所到的国家和地区依次如下：

　　1.都元国。今地有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二种说法：认为是马来半岛者，又有指不同的具体地方：一说是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一说是瓜拉龙运(Kuala Dungun)，一说是泰国的北大年(Patani)、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克拉(Kra)地峡以北的Htayan及马六甲海峡东口北岸地区。认为是苏门答腊岛者，一说在该岛东北岸，一说在巴赛(Basei)一带，一说在嘾杨、谈洋，塔米安(Tamiang)河流域。

　　2.邑卢没国。今地有三种说法：一说在缅甸勃生(Bassein)、勃固(Pegu)到萨尔温(Salween)江下游一带；一说在泰国曼谷(Bangkok)湾附近，或指华富里(Lopbury)，或指叻丕(Ratburi)。此外还有柬埔寨西岸、马来西亚柔佛(Johore)、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部、苏门答腊岛北部、加里曼丹及印度东北岸等说法。

　　3.谌离国。今地有二种说法。一说在泰国西岸的佛统；一说在缅甸伊洛瓦底(Irrawaddy)江下游地区。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部、加里曼丹岛和印度东北岸等说法。

　　4.夫甘都卢国。今地说法有四：一说在缅甸西南部一带；一说在缅甸西北若开地区；一说在缅甸丹老(Tanaos)；一说在泰国克拉(Kra)地峡附近。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加里曼丹及印度等说法。

　　5.黄支国。今地说法有二：一说在印度南部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一说在克里希纳河入海口处的维查雅瓦达(Vijayawada)一带。此外还有说在波斯湾的霍木兹(Hormuz)、马来半岛等。

　　6.皮宗。今地说法有四：一说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Pisang)岛；一说指马来西亚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一说泰国北大年一带；一说是越南南部的金瓯(Camau)角及附近的Byong岛或Panjang岛。

　　7.已程不国。今地说法有四：多数说是今斯里兰卡；一说在印度东南部钦格耳普特(Chingleput)；一说在印度西南部；一说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从日南、徐闻、合浦港出海航至以上七国，即船离三港口后到今中南半岛南部，沿中南半岛海岸西行，经暹罗湾到达马来半岛北部，在克拉地峡登陆，步行十多天，进入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再下海西航，绕过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东南部，最后到达终点斯里兰卡半岛。这条航线属于水陆联运的沿海航线，全程所费时间11个月又20天，共计354天。我根据晋法显《佛国记》等各种有关我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航海资料分析比较，并假设当时的海船是两桅帆船，估计顺、慢、逆三种风候均有，则平均每天可航行10~15海里。这样全程约长3540~5310海里。因为西汉时航行还受到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制约，当时汉船多数是平底船，这种船稳定系数差，还难以在大风浪的远海航行，同时船只的规模不大，在航行中，除装运货物外，再装船员生活用的淡水、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等，就极其有限了，需要沿途进行补充。因此当时的商船只能沿海岸行驶，以减少海上风浪的袭击，降低危险系数，并在沿岸的国家获得食物、淡水的补给。同时往往不能直接运输，上岸、转船是经常的事，“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谓蛮夷船贾，当指外国商船转运。不过，汉时从克拉地峡上岸陆运的时间不长，后来随着贸易的不断增加，从徐闻、合浦港出海，由太平洋西岸穿过孟加拉湾，直通印度腹地贸易的远洋航线。这是自汉以至唐代外国与中国通商的必由之路，所以唐代史料作了总结，指出：

　　“海南诸国，大扺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自汉帝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3〕

　　自从至斯里兰卡这条中印航线开通以后,中国在海上与非洲、欧洲也开始进行间接的贸易了。西方国家在很早以前就由军事航行经由海上通航到印度半岛。根据斯特拉波着《地理志》记载，埃及在罗马统治时期，由埃及到印度的船只已逐渐多起来。吉林他所着《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指出，罗马有120艘商船，于每年夏天从红海滨埃及的一个港口迈奥霍穆起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斯里兰卡，同印度和亚洲远邦商人进行贸易。这样，印度成为中国与大秦海上贸易的中转站，中国的货物由印度商人贩运到埃及、大秦去。戴维逊在他所着：《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中说：

　　“中国货早在公元初的确运到了红海和地中海；麦罗埃（北非古代库施国首都）的铁匠大概在这个时期模仿的铜壶，可能是从海上来的。还有中国、罗马的交易。不过，这些交易同大多数的贸易一样，其货物都要经过多次的驳运。”〔4〕

　　戴维逊在这里谈到中国同大秦的交易。由于当时罗马人喜欢中国的丝货，尽管需要经过多次驳运，但交易仍不断增加。印度商人将中国的丝货及其他货物运往红海港口，再用骆驼驮运到尼罗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横渡地中海而输入罗马帝国的都城（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这种与罗马间接贸易经历了150多年缓慢的过程，到了公元一、二世纪的东汉时期才开始发生变化，加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进程。

　　西汉这种官方的使团贸易方式，一年之中少则数次，多则十多次，史载：“汉率一岁半，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5〕。此外，还有一种私人经营的贸易。因为当时在海上航行很不安全，所以一些官吏不愿冒险出使。于是有些私人为了谋利而欣然请缨出海贸易。《史记》载述：

　　“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絶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间所从耒，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故亡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亡。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斋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6〕

　　至东汉时期，从北部湾海域西航印度的中国商人或汉代使者，已开始在印度、斯里兰卡同埃及、罗马的商人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Gains Pliny the Elder,公元23~79年)在其着《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记载了中国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贸易活动情况，指出中国商人在南印度东部的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设有自己的货栈，并在那里的港口阿里卡曼陀(Arikamedu)同希腊、罗马的商人交换货物：

　　“来自埃及的希腊商船也常以阿里卡曼陀作为他们东方贸易的终点和返航港。中国和来自埃及的希腊商人就在阿里卡曼陀沟通两国贸易，但最主要的还是从当地运走蓝宝石（包括蓝晶石）、明珠，各种宝石、珍贵香料和精美的纺织品”。〔7〕

　　这种直接交易就为东西方直接通航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普林尼还说罗马人曾远赴中国，用红海出产的珍珠与中国交换衣料（丝绸），计每年由罗马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赛斯脱司(Sesterces)。在东汉初期，中国使者或中国商人有无直接到罗马贸易，史料阙如，不能结论。但大秦（东罗马）为了要换取中国的丝货，更积极探求从海路到中国的航线。于是从公元二世初开始（汉和帝后期），不断驶船越过印度洋而进入南海。如元初七年（120年），罗马人就航至掸国（今缅甸），而当掸国国王雍由遣使来汉朝贡时，就带来大秦国的幻人（魔术师）。这些魔术师“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8〕。此后，罗马人就于公元166年（延熹九年）遣使直接航行到中国了。中国史料记载：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目南檄外献象牙、犀牛、玳瑁，始乃一通焉。”〔9〕

　　“桓帝时，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重译贡献，而蕃贾自此充斥扬、粤矣。”〔10〕

　　大秦，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航海史研究专家章巽教授认为，这可能是由罗马东部的商人假冒大秦国王的名义来中国经商。是否如此，尚待研究。但重要的是，这些中外史料说明东汉时期大秦已第一次由海上航行来到中国海上直接通航业已成功了。它既反映了航海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亦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东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有些史学家把东西海上直接通航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推迟到400年后的唐代，认为“唐代正式开辟，主要是用于瓷器输出”，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应称瓷器之路”〔11〕。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

　　公元2世纪从北部湾海域往西方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同公元1世纪东西方国家发生重大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首先，公元1世纪开始，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人们对季风的普遍认识和掌握。据西方史籍记载，有一西方国家的水手叫伊巴露斯(Hippalos)的，一直从事着由地中海至印度洋的远航贸易，由于长期航海经验的积累，终于在公元74年认识和掌握了利用季风航行，因而“向来在上古社会中，人们就把印度洋季风海流叫作‘伊巴露斯风’”〔12〕。当然，对于季风的认识才得到普遍的推广龢利用而已。由于对季风的普遍认识龢利用，不仅大大加快了东西方航行的速度，从而缩短往返的航程，而且也减少了在大海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大大增强了人们在东西方海上航行的信心。

　　其次，从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国时值东汉中期，经济已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丝绸生产发展更快。而罗马帝国正是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国时期，经济亦蒸蒸日上。两大帝国经济的繁荣，彼此都需要加强经济交往。东汉帝国的丝绸需要寻求国外市场，而罗马帝国对中国丝绸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其时罗马帝国首都在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城，中国丝绸经“陆上丝绸之路”向西贩运罗马，必须途径中亚地区的安息（今伊朗）。安息商人为了独占丝绸贸易之利，极力阻挠东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贸易，如史书记载：“[罗马]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13〕。致使东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不得不谋求由海路直接沟通贸易。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遣副使甘英前往大秦，打算直接沟通与罗马的贸易关系。当甘英到了条支（今伊拉克）面临波斯湾大海时，安息人夸大海道上行的险恶来阻止甘英前进，说：

　　“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14〕

　　甘英闻此，不明真情，中途返国。虽然如此，但甘英却得知中国到罗马可以从海路交通。而罗马帝国为了获得中国丝绸，更加积极开辟直接通往中国的航线。他们的商船开到印度后，即环绕亚洲大陆的南部，通过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一直扺达中国南部的交趾七郡，然后到合浦、徐闻。这是发生在东汉延熹九年（166年）的事。世界两大帝国——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东部）从此通过海路而直接沟通起来了。而北部湾海域的日南、徐闻、合浦则成为汉代海外贸易的前沿地。

　　第三，汉武帝派遣出海贸易的进出口商品。

　　《汉书》写明的出口商是“黄金、杂缯。”

　　“杂缯”，是指生丝和丝织品。丝的起源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丝织业已有长足发展。古代希腊、罗马人就称中国为“Seres”，意即“丝国”。罗马一位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着《博物志》一书中就说到“Seres”国的丝：

　　“沿海及西梯亚洋海岸线东北行，即扺里斯国（指中国）。其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之，湿之于水，理之成丝。然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

　　罗马历史学家赛里奴斯在其着《马罗帝国史》一书也说：

　　“[赛里斯]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线，可以制衣”。

　　所以到了汉代，生丝和丝织品就成为中国的主要商品出口到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史称：

　　“大秦……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胡绫，救为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15〕

　　上列《汉书》所记出口的“黄金”，应该理解为主要是汉时带货币出海购买外国商品回来。因为西汉的货币是铜钱（五铢钱）和黄金并用，以黄金为“上币”。法定比价是“黄金一斤值万钱”。当时黄金具备价值、交换、贮存和支付的四大职能，在市场流通，而且数量动辄十、百、千斤计。据统计，西汉一朝，仅皇帝用于赏赐的黄金数达到90万斤，约今273.4吨；新莽灭亡时，仅集中在宫廷中的黄金就达到70万斤之多〔16〕。所以西汉曾被誉为“黄金时代”。在外贸和边贸市场往往多用黄金，少用铜钱。黄金的单位以一斤为一金（秦以一镒为一金）。西汉用黄金这种贵金属作为上等货币对外贸易，大大促进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

　　“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张，货币——随时可用幷且具有絶对的财富形态——的权力增大了。‘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能支配他所欲的一切。有了金，要把灵魂送到天堂，也是可能的。”〔17〕

　　根据其他史料记载，汉代从北部湾海域出口的商还有瓷器、铁器、工艺品、药材、土特产等。

　　《汉书》记载标明的进口商品有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史称：

　　“[中国]自此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讦白之马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圃。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8〕

　　我们从徐闻、合浦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舶来品。例如1979年3-6月在合浦县廉州镇东南部约1.5公里北江堆附近发掘出土的就有璧琉璃、水晶、琥珀、玛瑙、玻璃杯等97件；1990年在合浦黄泥岗东汉墓葬里，也发现有玉璧、琉璃杯等舶来品；徐闻也有进口的珠饰出土。

　　上述北部湾海域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最早发祥地，是以北部湾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优越条件为基础的。

　　第一，优越的地理区位。

　　北部湾位于中国南海的西南端，距离东南亚、南亚等印度洋国家和地区最近。在古代航海靠木帆船沿海岸航行时代，中外商旅者多经北部湾来往，史称“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19〕。

　　同时北部湾沿岸又是西汉时期中国海上交通的枢纽。在汉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是以长安（西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情况下，汉武帝组织的官方船队，可将汉中等地区的黄金、杂缯（丝绸）沿着平定南越的汉水南下长江，入洞庭湖、溯湘江经灵渠下漓水到广信（今梧州、封开）；或经潇水、贺江到封川（今封开），然后溯西江而上到藤县进入北流江至北流县，上岸东行16-20公里，经玉林的桂门关，入南流江（发源于北流县大容山，干流长287公里），顺流至合浦港（三汊港）出海。亦可由梧州、封川沿西江东南航至端溪（今德庆）的南江口，下鉴江，顺流南下到雷州半岛的徐闻港出海。至于西南道的四川蜀锦、竹杖、枸酱等货物，则是从徉柯江（今云南、贵州的北盘江及其下游的广西红水河）顺流至西江（邕江）至南乡上岸，东行30公里至灵山境的武利江与南流江会流到合浦出海至日南。外国的商品，也是经印度洋东来至日南、合浦、徐闻，然后沿上述河道北航上汉中长安贸易。所以中外交通史专家冯承钧经毕生研究指出：

　　“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帝安敦之使臣，即由交州登陆。三世纪初年绎经建业（南京）之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闻也。”〔20〕

　　第二，经济腹地雄厚。

　　岭南（主要指广东、广西及今越南北部）的经济发展路向是从江河到海洋发展。在汉代，岭南初开，北部湾和江河三角洲，是一个物产丰富的经济发达地区。当时在岭南九郡中，以交趾，九真郡人口最多，分别为746237人和166013人；分别是南海郡的94253人的7.9倍和0.9倍〔21〕。按人口密度也是如此，据吾师梁方仲教授统计，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的岭南人口密度分别是：交趾郡每平方公里9.6人，九真郡3人，合浦郡1.4人；而南海郡只有1人〔22〕。与此同时，西汉的北部湾地区也是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养蚕丝绸业更为发展，据史料记载，合浦的蚕桑业已相当发展，史称：

　　“合浦之蚕桑半稼，其织半稼。……登机而织。……一亩之桑，获丝八个，为丝绸十二匹”。〔23〕

　　当时合浦的养蚕业以北部的福旺、寨圩（今浦北县）为主，当地是以木薯叶养蚕抽丝；中部地区则是种桑养蚕，妇女已有“织麻纺布”的习惯。徐闻则盛产木菠萝，其叶刮以为麻，纺织成布，“细者亦作纱用”。离徐闻、合浦不远的贵县，高州和朱崖（今海南）等地，有缯、绢、锦、丝等出土文物，说明亦已有丝绸生产了。这些都可以就近在徐闻、合浦、日南出口运销海外。而更广深的云、贵、川、湘出产的蜀锦、蜀绣、枸酱、竹杖、湘绣等高级消费品，也通过前述的河流南航运至徐闻、合浦、日南出口到外国贸易。

　　特别要指出的是，合浦的珍珠业更是合浦经济发达的亮点。汉代开始，合浦已成为中国珍珠的生产基地，采珠成为一个经济支柱，许多人经营此业发财致富，例如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京兆尹王章遭大将军王凤诬谄冤死，其妻流放合浦，以采集和经营珍珠为生，八九年间“致产数万”〔24〕。

　　由上述可见，“西汉时期合浦已是一个商贸发达、水陆运输畅达、人烟稠密的江海港口城市”〔25〕，从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北部湾港口之一。

　　二、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的式微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处于分裂状态，东南方相对安定，于是出现了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建安二十五年（220）吕岱受孙权之命为交州刺史，他到番禺（广州）后，目覩交州政局不稳，经他东征西讨，由乱而治“南土决定”。但他觉得交州地域过宽，难于管治，于是向孙权建议将交州一分为二，以合浦为分界点：合浦以北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新划为广州，州治在番禺（广州）；合浦以南各郡为交州，治所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黄武五年（226），孙权以交趾悬远，“分交州置广州”〔26〕，任命吕岱为第一任广州刺史；戴良为第一任交州刺史。之后，孙权就以广州为中心，实施对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行政管理，并以广州为主要港口发展对外贸易。这样，从广州起航可经徐闻、合浦、日南，到东南亚国家以至大秦（东罗马帝国）进行贸易。同时，由于此时在福州可由闽、禺（番禺）的“篙工楫师”建造载3000人的“大舡”〔27〕，亦可由广州乘“大舡”起航，直接开往海南岛东北的七洲洋，南下西沙、南沙海域到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贸易。至西晋太康2年（281），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了，当年大秦遣使来中国京城洛阳进呈，便是到广州上岸，然后北上的。到了东晋，印度洋沿岸及东南亚诸国家来中国贸易者更多直接到广州登陆了。东晋高僧法显原来是从陆路去印度求佛经的，到义熙五年（409）由多摩梨帝国（Tamralipti，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的德姆卢克，Tamluk）回国时，即选南海道“东北行趣广州”，然后北达青州。到南北朝时，外国商船和贡舶均以广州为终点港了。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来广州贸易的国家达15个，包括东南亚诸国和印度以至欧洲的大秦（东罗马帝国）。这就说明此时以广州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了。

　　从此之后，历隋、唐、宋、元、明、清前期（581-1840）的1259年期间，由于在明清政府实行海禁时期又特准开放广东一口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使得广州一直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元初至元中叶，1271-1320年除外），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全世界各国的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会到广州同中国商人做生意（通过广州三十六行和十三行行商），正如嘉庆三年（1798）瑞典人龙思泰（Andres Ljungstedt）记述当时外国商人来广州经商的情况所说：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28〕

　　正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港口从日南、合浦、徐闻向东转移到广州港，所以从黄武五年（226）孙权分交州置广州开始，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最早发祥地的北部湾海域港口就式微了。但式微，并不是衰落，只是变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次要港口而已。事实上，北部湾海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本身的对外贸易还是有所发展的，只不过是与广州第一大港相比，稍为逊色罢了。

　　第一，三国魏晋隋唐时期

　　据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研究考证，他认为“南海交通频繁之大港，要不外交广二州。”〔29〕西晋到南朝，朝廷曾“遣三郡使到交、广商货”。〔30〕因为外国商品运来交州和广州贸易，使广、交两州出现百货集贸的繁荣局面，史称：

　　“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环宝溢目。高舶远屈，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31〕

　　由于广、交商贸繁荣，也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32〕。

　　隋朝广、交两州同是重要贸易港口，李吉甫说：

　　“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33〕

　　可见，广州和交州均得漕运的方便而使港口经济腹地更加宽广和货源更充足。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从广州出发，沿交州南行扺达赤土（今马来西亚），赤土国命王子随同回访亦是“循海北行达于交趾”〔34〕，至合浦港上岸，到首都拜见隋炀帝。所以隋朝时，南海、交趾两郡同是经济发展的两大都会，史称：

　　“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珍异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35〕

　　唐代时，随着“广州通海夷道”的开通，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口，但交州雷州、琼州仍是重要贸易港口，所以当时阿拉伯地理学家描述中国贸易港口时，从南往北分别是劳京（交州）、坎富（广州），占府（泉州）、乾都（扬州），此外还有琼州、雷州等〔36〕。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益州高僧义朗和智能岩、义玄去扶南，亦是“俱至（钦州）鸟雷，同附商舶，挂百丈，陵万波，越轲扶南”〔37〕。唐代时，“交州郡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扺在交州南，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使合浦港出现“舟船继路，高使交属”〔38〕的繁忙景象。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盖亦自交，广来者”〔39〕。

　　第二，宋元时期

　　此时期，北部湾海域的贸易也有正常性的发展，干隆年间（1736-1795）的澄海城南关天后庙碑记，追述粤东商人从辟望港到交趾贸易的情况：

　　“（辟望）地滨大海，烟涛浩渺，天生弥茫，生斯土地，群以海为命。自富贾大商，以登龙户（蛋产）商人，……贸易数者，上溯泮门，下通琼（交）趾，布帛菽粟，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履焉如夷。”〔40〕

　　宋代经雷州半岛雷州港出口的商品有“米谷、牛酒、黄鱼”〔41〕。在西部的钦州港，成为海北和交趾所产香料的集散地，史称沉香“其出海外番舶，而聚之钦州，谓之钦香”〔42〕。在琼州（海南岛），宋代兴起的港口有琼山县的白沙津港、澄迈县的石矍港、三亚县的崖城港、罗化县的昌化港等。在这些港口经商者从事槟榔贸易，“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43〕出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宋政府在廉州、钦州设置市舶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并设立博易场进行贸易，史称：

　　“钦、廉州宜创驿，安泊交人。就驿置博易场”。〔44〕

　　据司徒尚纪教授研究，宋元时期北部湾贸易的发展亦可从当时海盗猖獗方面得到反映。据史料记载，北宋蔡襄向仁宗赵祯上奏《乞遣广南福建状》反映“广南海盗啸聚”；南宋初年，广南海上“多有海盗作乱”，海南岛西部“海贼冲犯，如蹈无人之境”。为保护海上贸易的安全起见，宋廷特在海南岛设置“澄海军”负责巡视海边任务，并于庆历年间（1042-1048）“招收广南巡海水军，予以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45〕。南宋咸淳三年至十年（1265-1274），自号为“三巴大王”的海盗陈明甫、陈公发，率带一支几十艘海舶组成海上武装，占据崖州临川镇，从事海上贸易，横行地方数十年，“掠数百人入外番交易”〔46〕。元代北部湾的海上贸易进一步开展，海盗活动时有发生，史载至正九年（1349）春天，有一支海盗船队从交趾乘东南季风北来攻打合浦，迫近琼山，广东地方政府即调遣廉州、琼州、高州等地官兵进行围剿，在澄迈石矍港交战，最后以官军失利、海盗获胜而告终。海盗势力持武器经营贸易或抢劫商贾，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宋元时期北部湾海域贸易的有利可图和发展态势。

　　第三，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政府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但对广东则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允准中外商人到广东各口岸贸易。明初，朝廷在钦州康熙岭长墩岛设置巡检司署，管理钦州港的贸易。此时虽然贸易式微，“然每季犹可得银三四十两”〔47〕。民间私人的贸易更发展，史称：

　　“由钦州之防城三日程可至交趾万宁州之江坪……江坪与各省商贾辐辏……”〔48〕。

　　明永乐五年（1407），明廷在安南设置交趾省，在那里的广南港（今越南广南岘港省的会安），成为远东海洋贸易的中心。1530年葡萄牙来到会安贸易，1636年荷兰人在会安设立代理公司。18世纪初，法国东印度公司多次派人到会安，策划在此建立商社侨社，打开东方贸易的局面。这样一来，会安迅速崛起成为北部湾的重要港口和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心。

　　琼州港口亦“帆樯之聚，森如立竹”〔49〕，足见其贸易之一斑。

　　合浦港的贸易也是相当兴旺，史称：

　　“自廉州冠头岭发舟，水风顺行，一二日可扺交（州）之海东府（今海防市）；若沿海岸行，则鸟雷岭一日至白龙尾，白龙尾二日到土门山，又一日至万宁州，二日庙山……”〔50〕

　　其他港口如大廉港、乾礼港、高德港等港贸易亦兴旺，正如时诗人张经国、刘子麒诗云：

　　“煮海为盐烟万灶，双桅群桨沚千舟”。〔51〕

　　“多少艨艟冲巨浪，凭虚一览尽秋毫”。〔52〕

　　于是廉州府城显现出一片商业贸易繁盛的景象，如饶秉鉴诗云：

　　“阜市东来接海涯，市中烟火起楼台。

　　几家峻宇相高下，无数征商自去来。

　　民俗喜从今日厚，柴门应为故人开。

　　圣朝自是多丰乐，常动欢声动六街。”〔53〕

　　到了清代，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1685）设立粤海关对外贸易，共有一个省城大关和六个总口，在北部湾海域就有三个总口和28个小口对外贸易，即梅緑总口的水东口、硇洲口、芷了口、暗铺口、两家滩口、阳江口；海安总口的东西乡口、白沙小口、博賖小口、南樵小口、对楼小口、田头小口、锦囊小口、雷州口、赤坎口、乐民口、廉州口、山口口、钦州口；海口总口的铺前口、清澜口、沙荖口、乐会口、万州口、儋州口、北黎口、陵水口、崖州口〔54〕。由于这些港口贸易正常，税收也不少，如下表所示：

　　清朝北部湾海域税口税收列表（略）

　　从以上北部湾海域各税口每年税收共银34700两，可见其贸易正常发展之一斑。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海口总口，康熙年间（1661-1722）就有商船到日本贸易〔55〕，干隆时期（1730-1795）更是“商贾络绎，烟火稠密”〔56〕。干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十五年（1794-1810）期间，阳江人陈阿长、陈阿养兄弟在东兴江坪海面、钦州牛头湾外洋海面、合浦三汊港口海面和海南文昌海面进行海盗式经商，亦从一个侧反映了北部湾海域商贸的发展〔57〕。到光绪年间（1875-1908），合浦属下的北海港仍然是造船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港口，“使任何一位欧美的快艇制造商感动”〔58〕。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仍然高度评价北部湾海域港口对西南地区出口对外贸易的地位，说：

　　“钦州位于东京湾顶，中国海岸之最早，……在四川、贵州、云南及广西之一部言之，……直接输出入贸易者，仍以钦州为最省俭之积载地也”〔59〕。

　　所以，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中曾把钦州规划为全国兴建七大港口之一和南方第二大港加以兴建。

　　三、重振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

　　自从联合国实施《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a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of Dialogne）》十年规划研究国际大项目以来，在中国和世界各国掀起了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同时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2005年10月，我国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西安参加国际古道遗址理事会第15次大会时，提出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尽早联合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欧洲和亚洲19个国家的交通部长会议上，签署了《复活古代丝绸之路和其他一些欧亚大陆通道协议书》，决定有关国家共同斥资430亿美元以改善丝绸之路的系统，重新恢复和激活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以使沿线国家分享到全球化为各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为经济全球一体化服务。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最早起发祥地的北部湾海域港口，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发扬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重振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使北部湾地区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迅速跟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步伐，共同挤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先进行列。为此我建议和呼吁：

　　第一，弘扬北部湾海上丝绸东方最早发祥地的光荣传统，打造海洋文化特色品牌。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的、友谊的商贸之路和文化之路，是全世界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亦把世界各国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引进中国。这种先进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使人类历史逐步进入现代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最早发祥地的北部湾地区，在世界争夺海洋的21世纪大潮中，应该发扬我们先辈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勇闯天下的开拓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以及择善而从的开明精神，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品牌，并把海洋文化与大众传媒尤其是与互联网结合，与高科技结合，与产业结合，做强文化产业，向全国和全世界推广具有北部湾特色的海洋文化，扩展和提高北部湾的知名度，努力争取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发祥地港口列入中国和世界丝绸之路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链条，打造北部湾的“世界品牌”，发展文化产业。

　　第二，继承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对外商业贸易之路。所以，我们要继承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就要大力发展北部湾以商贸为龙头的海洋经济。今天海洋经济的内涵丰富得多，是指人类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其具体内容包括海洋航运、海洋贸易、海洋渔业、海洋港口、海关、海港防卫、海洋造船、海洋科技、海域海事、海洋盐业、海港开发、海外移民，等等。

　　大力发展北部湾的海洋经济，首先要增强北部湾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海洋意识。而且要以此影响广西的高层领导。因为广西长期以来是属于没有海洋的内陆区域，1965年北部湾的钦州地区划给广西后，才开始有北部湾海域。所以增强海洋意识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

　　所谓增强海洋意识，就是要认识到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战略意义。大家知道，当下全球人口已达60多亿，而且与日俱增，陆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人类的目光应该投向复盖地球面积70%的海洋。2500年前的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就曾经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到现在为止，全世界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16个大城市，有13个是沿海城市。美洲新的居住开发计划中，有半数是在沿海地域。海洋与民族兴旺、国家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现在许多国家均把海洋作为开拓地，制定全面向海洋开发的国策。早在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向海洋进军”；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声称：“为了生存，美国必须把海洋作为开拓地”，2000年，还制订了海洋发展规划；日本更是推行“海洋开发推进计划”，大力发展海洋贸易、开发海洋资源，从而带动船舶工业以及钢铁、机械、电子等行业的起飞，而且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不难预料，在21世纪，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支柱，成为每个国家和地区引人注目的新经济增长点。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120多个国家的批准），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和20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管辖海域，北部湾地区应大力发展沿海的海洋经济，并以此来带动陆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增强海洋意识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发展北部湾的海洋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防城、钦州、北海三大港口建设，争取在近期三大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各均超亿吨。为此，目前必须在防域港拥有万吨级深水泊位码头21个和一个20万吨级泊位码头；钦州29个和北海2个的基础上，防城港应抓紧建设11个5-20万吨的码头泊位；北海港可把码头建到深槽边缘，把新港区建成三港池四空堤的开放式港口，布置建设23-25个万吨级码头泊位；钦州港也可在龙门港东侧的簕沟港再建5-10万吨码头泊位。这样才能为建成西南地区物流出口提供足够的货物装卸设施，以实现三港年货物吞吐量各均超亿吨的目标。

　　第三，构建北部湾的大西南经济腹地，使之成为泛北部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

　　前述借鉴古代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深层次的经济腹地是云、贵、川大西南地区的历史经验，构建宽广的经济腹地。1992年前总理李鹏视察钦州港时，题词“建设钦州港，开发大西南”就是这个意思。西南地区有2.6亿人口，是我国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储藏量极丰富的地区，长期以来，没有便捷的出海通道，需要运往广州，上海和连云港等港口输出外国，路途遥远，使得西南地区的资源利用率很低，造成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自从党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方针后，西南三省的丰富自然资源得到迅速发掘龢利用，需要海运到世界各国的物流不断大幅度增加，而原有到广州、上海和连云港等港口留给西南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和港口吨位的份额未见增多。自从南昆铁路建成通车，北部湾的防城、钦州和北海港建成投产后，西南三省的对外贸易的物流比经广州、上海和连云港的出海通道缩短380-600公里之多，于是北部湾成为大西南物流出海大通道的主门户。

　　为构建西南经济腹地，除了利用上述建设港口和南昆铁路等硬件之外，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是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有利条件，一方面以市场机制引导西南、西北地区的物流自愿运经北部湾港口出口；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北部湾港务集团的党政党领导，要亲力亲为，以当前国家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60〕的指示为契机，争取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西南、西北的物流经北部湾出口作政策性的规定和倾斜，以保证西南和西北地区丰富的物流源源不断地运经北部湾港口流向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使北部湾的海洋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使之成为广西的“北部湾三角洲”经济区，挤入全国经济发展地区的先进行列。

　　注释：

　　〔1〕《三国志》卷47，《吴主传》；卷49，《士燮传》。

　　〔2〕《汉书》卷28下，《地理志》。

　　〔3〕《唐书》卷38，《地理志》。

　　〔4〕转引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68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5〕〔6〕《史记》卷123，《大宛传》。

　　〔7〕沈福伟：《壁琉璃和印度宝石的贸易》，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

　　〔8〕《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

　　〔9〕《后汉书》卷188，《西域传·大秦》。

　　〔10〕郝德麟：《雍正广东通志》卷35。

　　〔11〕王建辉：《“海上丝绸之路”应称为“瓷器之路”》，载《求索》1984年第6期。

　　〔12〕L.布尔努瓦着、耿升译：《丝绸之路》第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后汉书》卷188，《西域传·安息》。

　　〔14〕《后汉书》卷188，《西域传·安息》。

　　〔15〕《文献通考》卷339，《大秦国》。

　　〔1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页，群众出版社1954年版。

　　〔17〕《资本论》第1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8〕《汉书·西域传》。

　　〔19〕《旧唐书·地理志》。

　　〔20〕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8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1〕《汉书》卷28下，《地理志》。

　　〔2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3-24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23〕《万历廉州府志·农桑》。

　　〔24〕《汉书·王章传》。

　　〔25〕《“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0页，《岭南文史增刊》2002年版。

　　〔26〕《三国志》卷47，《吴书二》。

　　〔27〕李昉：《太平御览》引《武昌记》。

　　〔28〕龙思泰着、吴义雄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9〕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0〕《南海百咏续编》卷2。

　　〔31〕《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

　　〔32〕《隋书》卷24，《食货志》。

　　〔3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

　　〔34〕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5〕《隋书·地理志·林邑郡》。

　　〔36〕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第10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7〕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8〕《旧唐书·地理志》。

　　〔3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第10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0〕转引麦英豪主编：《海上丝路寻踪》，第33-34页，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41〕《宋史·食货志下八》。

　　〔42〕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香志》。

　　〔43〕王象之：《舆地纪胜·琼州》。

　　〔44〕《宋会要辑稿·职官》。

　　〔45〕《光绪崖州志》卷11-12。

　　〔46〕《正德琼台志·海寇》。

　　〔47〕林希元：《嘉靖钦州志》，政协广西灵山委员会编印，1990年。

　　〔48〕魏源：《海国图志》卷5，上海国学整理出版社1936年版。

　　〔49〕《琼山会稿》卷7。

　　〔50〕〔51〕〔52〕《崇祯廉州府志》卷2、13。

　　〔53〕《崇祯廉州府志》卷12，《阜市人烟》。

　　〔54〕梁廷枏：《粤海关志》卷5-6，《口岸一、口岸二》。

　　〔55〕小叶田淳：《海南岛史》第275-278页，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版。

　　〔56〕《雍正广东通志》卷7。

　　〔57〕穆黛安着、刘平译：《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8〕《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

　　〔59〕《孙中山选集》（上），《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1919年。

　　〔60〕《南方日报》，2010年8月27日第02版。

　　（原载王锋主编：《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