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广东古代文化的发展，始于珠江主干流西江上游的广信地区（今广东封开及广西梧州），然后逐步向东南沿海发展。

　　一、汉唐广信文化的兴起

　　经济是基础。正是由于广信经济的发展，加上它是统领岭南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九真、交趾、日南、珠崖、儋耳九郡的交趾部治所地位达三百七十五年之久，从而形成了广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在吸收中原传统文化和形成广东文化（广东文化，是1939年简又文在其着《广东文化之研究》一文首次提出）方面确实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一）广信是广东最早的教育中心

　　当时一批南下人士在广信地区兴办私塾，普及文化和讲授儒家经典，从学者百千人。如汉末北海郡人刘熙，建安中期“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1〕三国时名臣虞翻曾罪放“岭南十余年……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2〕广东人也跟着办学读书，如南海郡人黄豪“年十六，通《论语》《毛诗》，冠弱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生徒”。〔3〕到了唐代，广信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如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的状元莫宣卿；唐昭宗（889-907）的赵观文等，使广信地区“衣冠文物仿佛中原”〔4〕。

　　（二）广信开广东学术风气之先河

　　这是罗香林教授1937年发表的《中国学术史上广东的位置》论文中指出的，广信乃是广东省学术源流第一时期的基地，说：

　　“由两汉至南北朝为广东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我们知道，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是人才聚集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学术思想，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的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当时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不但儒家方面如此，就是佛家方面也如此。举例来说，如《春秋左氏传》之学，广东最先倡导的就是广信的陈元及其父陈钦。……西江流域研究《左传》的风气，到了三国时代，都是很盛。有士燮者亦封川人。他曾任交趾太守，一面做官，一面讲学。中原学者很推重他。……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有相当的引导作用。”

　　“至于自印度传入的，则为牟融（当为牟子而非牟融）的佛学。牟融的籍贯，据史家的研究，也是封川。他着《理惑论》一篇，是中文阐述佛学最早的一篇文章。他生于东汉晚年……当时印度佛教，由水路沿中南半岛，经越南或广州，而传于苍梧郡属，封川一带，佛学相当发达，故牟融得以学习论著。”〔5〕

　　当时广信的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开了广东经学的先河。正如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在其着《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所说：

　　“自从这时（指汉武帝平越，即元鼎五年）以后，岭南文教大兴。有广信人（即今苍梧）陈钦，字子佚，治《左氏春秋》，王莽从他受学。他的儿子陈元，字长孙，亦精《左氏春秋》，官至议郎。岭南经学，实以二陈为始。〔6〕

　　据不完全统计，汉朝由中原南下广信地区和当地学者撰写的学术论著达到二十多种，〔7〕比较重要和影响广泛者有陈钦的《广东春秋》、陈元的《左氏异同》、士燮的《春秋经注》和虞翻的《论语注》等。特别是二陈父子的著作影响最大，成为左氏春秋学在广东的重要学派，在全国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佛教传入广东

　　根据罗香林上面所述和汤用彤、胡守为教授等人的研究，佛教传入中国，除陆路外亦由从海路传入广州，然后到广信，再北上内地。在这方面，东汉广信人牟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牟子（170-？），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随父母从中原南迁至广信定居。他年青时努力学习儒家经籍，博览诸子百家之书，26岁时，已名扬广信。当佛教传到广信时，他清心传习佛教。当时面对人们对佛教的不理解、怀疑以至非难，他通过设问的方法，用宾主问答的形式，撰写成《理惑论》一书，全书共37篇，另有《序言》及《后语》，最早和全而系统地阐释佛教的教义，指出：“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祖，神明之宗绪。”

　　他又进一步将佛教解释为人间最高道德的体现和神灵世界的最高主宰，佛能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映；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牟子在书里将佛教和道家心目中的“真人”、“仙人”融为一体，使佛教教义中国化，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人信仰佛教的高潮，并得朝廷的重视和扶植，以国家的力量加以宣传和发展佛教。据《大藏经·传记部》诸传统计，当时广东佛教大兴，修建大小寺院87所。所以，牟子实是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始创者。到唐初，禅宗六祖进一步发挥牟子的传统，完成了佛教中国化进程，着《坛经》一卷。可以说，从牟子的《理惑论》到六祖的《坛经》才完成佛教中国化。而佛教的中国化的发祥地是牟子的家乡广信。可见，佛教得以在中国立足、生根和传播，广信人牟子是功不可没的。

　　二、宋元韶、潮和广州文化的发展

　　与经济崛起相联系，是出现韶、潮、广州文化肇兴的新局面。

　　（一）设立州县学和书院

　　汉唐时，广东设立州县学廖廖。但宋仁宗时（1023-1063）,以广州建州学为发韧，到南宋全路州学和半数县学相继建立起来了。同时南移的官绅，为了教育子弟，纷纷建立书院，聘请宿儒名流讲学。据统计，宋代广东南部各州县共有州县学六十八所，书院四十一所，〔8〕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多。如神宗时（1068-1085）迁到东莞岑田的邓符协首创力瀛书院，和此前的南雄州的孔林书院、英德的涵晕书院和海阳县的韩山书院，都是很有名气的。这些州县学和书院培养了一批科举人才。所谓“粤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9〕到了南宋，广东的科举开始兴盛，上京读太学或参加礼部考试的贡生不断增加，计广州、潮州两路每次达二十三人。以后广东考试登科者“尤重于中州。〔10〕据统计，宋代考中进士者有五百七十三人，元代三十二人〔11〕。因而广东进入仕途者亦比唐代多，如仁宗时（1023-1063）曲江县的余靖，孝宗时（1163-1189）四会的李大性，光宗时（1190-1194）增城的崔与之，理宗时（1125-1164）番禺的李昂英；元代南海县的蒲里罕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朝廷的士官或地方大吏的。而且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多。据统计，宋代广东的科举人才总数为九百九十三人，广信地区仅一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七；元代四百二十二人，广信地区仅三十五人，占百分之八点三。〔12〕就是说，全省的科举人才基本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地区了。

　　广东的书院在明代也新建不少，计有正德年间（1506-1521）建书院8所，嘉靖年间（1522-1566）建78所，隆庆年间（1567-1572）建4所，万历年间（1573-1620）建43所，天启年间（1621-1627）建1所，崇祯年间（1628-1644）建16所。这些众多的书院，除了在经济较发达的广州、潮州和次发达的地区的惠州、嘉应州、高州、南雄州、罗定州、廉州、钦州（今广西辖）、雷州等府建之外，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如儋州、崖县等（现海南辖）亦有设立，以广州为多，达20多间。〔13〕明代广东最积极努力创办书院者首推增城县人湛若水，他所到之处“必建书院以祀献章”。〔14〕他一生创办了40多所书院，在广州办有天官书院、小禺书院、上塘书院、蒲间书院等；在南海县西樵山和增城、惠州、曲江、英德等县相继创办书院，共招收学生3900人，学有所成者不下390人。〔15〕湛若水所办书院，许多设在越秀山、白云山、西樵山、罗浮山等环境清幽的地方，以便使学生远离尘嚣，静心寡欲，刻苦攻读诗书。明代广东书院虽然名居第二，但由于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御史游居敬上疏，斥责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之罪，因而世宗皇帝下令拆毁全国书院。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慧又上书诉责书院之弊；万历七年（1579），首辅张居正痛恨私人书院讲学，于是书院被毁无数，史称：

　　“万历中，宰相异学，毁及院舍，有司奉行，急若风火，西樵独流祸烈，一时儒绅疯然丧焉。若大科、若铁泉、玉泉、天阶诸舍，皆被毁拆。……而名贤寤寐之地，遂为烟蔓之场”。〔16〕

　　天启五年（1625），太监魏忠贤又下令焚毁全国书院，并将书院塾师均指为东林党而加以迫害，使广东书院四度被毁，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到了康熙年间（1662-1722）取消书院禁令之后，广东又陆续创办书院，并形成高潮，据统计，有清一代，广东共创办书院415间（一说是342间），其中官办者258间，私人办153间，计广州府有152间，肇庆府43间，潮州府42间，共237间，占全省书院总数的54.7％，可见书院分布极不平衡。经济欠发达的府、州、县创办书院较少，难怪广东学政徐开春给朝廷奏折中实说：

　　“文风自以广州、肇庆两府为最优，而广州又以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数县为尤胜：肇庆则高要、四会、开平、鹤山数县为佳，新兴、阳春稍次之”。〔17〕

　　广东的书院，很多侧重于应付科举考试，士子只注重写八股文，没有真才实学。为了扭转此种局面，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越秀山麓创立“学海堂”学堂，并实行“学长制”，由阮元指定著名学者吴兰修、赵均、林柏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等人为首任学长，轮流负责校务，课程以经史为主，提倡实学，招生比较严格，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如陈澧、桂文灿等。这可以说是明清广东书院发展的特点，开了广东高等教育的先河。

　　（二）开编写州县地方志之风

　　隋唐时代广东编写州县志廖廖，隋代只有地图，唐代有“图经”。宋代则有县志和图经。宋神宗时（1068-1085），广东路经略使、广州知州王靖撰修《广东会要》四卷；宁宗时（1195-1225）同上官衔的陈岘修《南海志》十二卷；之后，南雄知州孙密重修《南雄州志》：元成宗时（1295-1307）番禺人陈大震撰修《南海志》。这是开创了以地方大吏领衔纂修、由士人执笔编写地方志的先例，而且效果甚佳。据统计，宋元时期广东纂修州县志书共五十九部，做到州有州志，多数县有县志。其中以广州府为最多，达十一部，韶州和南雄州各五部〔18〕。其中以《广东路图经》为最大篇幅，全书五十七卷。此外还有私人修志者，如宋徽宗时（1101-1125）进士、始兴人许牧撰写的《广州记》；孝宗时（1163-1189）进士、揭阳人王中行撰写的《广州图经》、《增江志》和《潮州记》；元代陈大震的《潮州三阳志》等均是当时的重要地方志。

　　这些方志的撰写，表示了广东人对地方的瞭解，也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见证。

　　（三）医疗事业初兴

　　宋元时期，广东也兴起了官办医疗事业，各州城设立医疗机构，称之为惠民药局或惠军民药局。还有一种医疗与救济相结合的慈善机构，如仁安宅、寿安院和安乐堂等。太平兴国年间（977-984），由南海人陈昭遇参与编辑的《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颁行全国，内有治病验方一万多条，由宋太宗赵炅作序。陈昭通从此成为“医术尤精验”〔19〕闻名全国的名医。而他对于广东推广药物治疗和增进文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的作用。高宗时（1127-1162）海阳人刘昉编辑而成的医书《幼幼新书》四十卷，是一部共分十四门的儿科大全医书，对于保护幼儿健康大有裨益。

　　（四）三大方言初步形成

　　历代特别是宋代北方中原大量移民到广东，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汉语，与越人的语言相接触和融合，使宋元时期初步形成了广东的三大方言：粤语、客家话和潮州话。粤语萌芽于汉代，随宋元南下广东的人口大增，操粤语者与时俱增，逐渐形成了以广州语音为标准的、流行于粤中和粤西的粤语方言。至于粤语的发源地，有说是珠江三角洲，有说是广信地区，但不管是何地，到宋元时期，粤语已定型了。这是无可置疑的。

　　客家话。客家的先民是黄河流域的汉人，宋元时期大量南迁到韶州、循州、梅州、惠州地区定居。他们居住山区，交通不便，长期保留原有的习俗和文化，于是在语言上出现了以梅州语音为标准的分布在粤东和粤北的客家方言。

　　潮州话。与闽南话同俗，“有广南福建之语，……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20〕这是中原人南下迁入潮州地区的语言，以潮州语音为标准而散居潮州各县的一种方言。

　　这三种方言各自保持内部的稳固性，彼此差异极大，互相不能通话。但他们同时保存至今，说明其自身继承关系的共同性，保留较多的古汉语成分。例如在语音上均有入声（广州音三个，客家和潮州音各两个）；在词彚上，多有古代单音节词；在语法上含有双宾语句式。

　　（五）文人蔚起

　　随着唐代广东文化的建树，宋元时期文人蔚起，如誉为“粤词之祖”的增城人崔与之（1158-1239）和番禺人李昂英（1201-1257）。崔与之的《水调歌头·题剑阁》被称为“此词豪迈，何减稼轩”；李昂英词《兰陵王》是“一首絶妙，可并周（邦彦）秦（观）”。及至南宋，岭南奋起抗元，也崛起一批爱国诗人，如袁现、陈纪、赵必、李春叟、马南宝、何文季、区任衡、罗蒙正、黎伯元以及元末的孙蕡、王佐、赵介、李德和黄哲等。其作品表现了凄怆、悲愤的气节。

　　如上述，正是因为宋元时期广东已定型客家、福老和广府三大民系的人群和粤语、客家话和潮州话三大方言。所以不少学者对广府、客家和潮州文化进行研究。上世纪30年代，最积极从学术上论证客家人的汉族血统的“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教授，就是最早研究客家学而成果丰硕的一代宗师。

　　罗香林（1906-1978），兴宁人。他在1926-1928年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便在《民俗》周刊以专号形式发表研究广东民俗的论文《广东民族概论》。1930年，他对客家族群和历史文化发生更浓烈的兴趣。1933年，他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提出从血统“纯粹性”而论，“广东诸汉族中，比较上可称纯粹者，则为客家族”。并直接引用了韩廷敦的“客家为中华民族中最纯粹最优良的民族”一语作为结论。并说这一结论“本为欧美谈民族学者所共认的事。固然，他们的结论，不见得便无可非议，然而无论如何，谓客家为半开化的民族，则为事实和所不许之事”〔21〕。可见，由罗香林教授开创和推动的客家学研究，在广东文化学术传统形成过程中，是有极具重要地位的。

　　三、明清沿海地区文化的繁荣

　　明清时期广东繁荣的经济，使文化发展也出现划时代的繁荣。

　　（一）近代教育体制兴起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各界投资创办新式学校，吸收居民子弟入学读书。这是私人独资办学，如东莞商人刘巨，“茶山人，少习商贾而有士君子之行，曾创鹏南书院，以供来学者”。广东十三行广利行行商、新会县人卢观恒之子卢文举，捐资举办新会紫水学义学，史称嘉庆十九年，候选道卢观恒之子文举等承交遗嘱，买地创建，后捐田二顷二十亩，交邑中绅士公举苗事管理，收租以为掌教修脯生章膏火各项之需，三年一代其田。〔22〕

　　除了独资兴建学校之外，有的规模较大的学校则由明清政府倡导，众商集资设校兴学者，例如，干隆二十年（1755），由众商人捐资创建了著名的广州越华书院，史称：

　　“（越华书院）在布政司后街，干隆二十年盐运司范时纪及诸商捐建，初设膏伙三十名以为商籍子弟藏修息游之所。其后诸商有久富，粤东子弟多旧民籍，甄别事例，遂与粤秀书院同……（嘉庆）十五年，署盐运使杨炜，二十年，盐运使方应伦叠次详增设膏伙名额，二十五年诸商捐修。”〔23〕

　　另外一间著名书院曰文澜书院，则是由广东十行行商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黎西成、潘正炜等订立议约，共同捐出位于西关下九甫乡衣坊公产房屋，于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十二日创办的，史称：“洋商捐送公产十二间……立有议约，载明捐产派价，以伍怡和为多，俱经绘图泐碑存案。”〔24〕

　　在十二间房屋中，择三间为文澜书院用房和一间为修濠公所用房外，其余八间则作为尝铺出租，以所得租银作为书院办学的经费。

　　各商情愿呈出为设立修濠公所，更择数椽创建文澜书院，此外有余招租取息，为修濠会文经费。〔25〕

　　文澜书院创办后，培养了不少人才，据统计，在书院获得秀才以上功名者二百六十八人中，其中进士二十九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点八，举人一百六十四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二；贡生三十九人，占百分之一十四点六；其它廪生三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三点四。〔26〕

　　同时，一些官绅、知识界人士等亦纷纷投资兴办书院，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仅广州就兴办了书院三十间。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六年（1826）创办的学海堂书院，打破了封建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除了开设文学、音韵、训诂等传统课程外，还仿照近代西方国家学校增设了数学、天文、地理、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开创了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新风，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知识素质。尔后，广东许多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这种书院学习成才的。如南海县九江镇的朱次琦，就曾先后肄业于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并得越华书院院长陈莲史赞赏为“天下士也”的人才。后来他于咸丰五年（1855）回到南海县九江山草堂讲学；九年（1859），又受聘为广州学海堂书院学长，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康有为、梁巨川、梁耀枢、黄鲁逸等近代维新派人才。〔27〕到了宣统元年（1909），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全广东有五十五所书院改为学堂，使全省建立新式学堂达到一千六百九十四所，在校学生八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人。〔28〕后来一批有名的学校如培正中学、真光中学、培英中学、东山中学、金山中学，就是这个时期兴办起来的。这种新创办的新式学堂还推动了全国的教育改革。当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向清朝皇帝上“废科举，兴学校”的奏议后，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是年七月，光绪皇帝下诏：将各省书院“改为兼中西学之学校”，“至于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堂”。〔29〕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制订《学堂章程》向全国公布施行新式学校，这就是历史上“癸卯学制”，按此学制，学校仿近代西方国家的学制分为大、中、小学和蒙养（幼稚园）四段式体制，和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预科、大学、通儒院七级教学制度培养人才。〔30〕

　　（二）印书办报普及文化事业

　　明清时期广东官绅、商人投资印书、贩书和办报等文化商业活动，以保存文化典籍，促进文化发展。根据史料记载，有不少商人既印书、贩书，又读书著书，史称：

　　“二百年来，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潘氏独以著作传。潘君鸿轩，所居双桐圃，春秋佳日觞咏无虚。君好佛、好客、好书、好画、好笛、好花，力勤性朴，乌衣子弟，居然名宿。殁前一日，自挽联：自问生前无大善，亦无大恶；倘传身后有新诗，复有新词。”〔31〕

　　这就表明，有些文化素质较高的商人是亦贾亦儒，商士合一。正如时人谓：“往时商贾类有士夫之风，近日士夫类有商贾之行”，〔32〕确是恰如其分的历史写照。

　　特别是印书（刻书）更是广东商人所乐意投资的一种商业文化活动。可谓数量庞大，书种繁多，不惜工本，务求精良。其中以广东十三行怡和行商人伍崇曜更为典型，史称：“崇曜思刊刻书籍，以惠士林。……共成《粤雅堂丛书》二百余种……”〔33〕

　　在印书活动中，有名的盐商潘仕成也与伍崇曜相伯仲，史载他好刻书贴，曾翻刻《佩文韵府》一百四十六卷，拾遗二十卷。集刻《海山仙馆丛书》四百八十六卷，共五十六种，中多秘籍。选刻《经验良方》十卷，又石刻《海山仙馆集古帖》十卷，《兰亭集帖》四卷，《尺牍遗芬》二卷，士林嘉赖焉。〔34〕其中特别值得称赞的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刻的《海山仙馆丛书》，除分经、史、子、集四部及笔记外，又收入书数、地理、医药、种植、方外等书，还收入了徐光启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的《勾股义》，李之藻翻译利玛窦的《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数学名著和传教士编写的《外国地理备教考》等西方近代科学著作。此外还刻印了《大清律例》一百零四卷。所刻之书均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与此同时，广东商人为了便于与外国商人进行商贸活动，还努力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从而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清干隆十五年（1750）期间，出现了一种“广东葡语”（cantāo Português）和“广东英语”（Canton-English）这种“广州口岸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商业交往的语言”〔35〕（“广东英语”后来也流于上海的洋泾浜，称之为“洋泾浜英语”）。特别是广东十三行行商，懂“广东英语”者不乏其人，有些行商如同文行商潘振承，甚至是精“通外国语言文字”〔36〕者。因此，嘉庆年间（1796-1820），当英国商船上北京扺达天津时，嘉庆皇帝即催令广东的行商赶紧遣派熟悉英语的翻译二人，兼程赶到北京礼部衙门报到，“以备翻译之用”。道光二年（1822），两广总督阮元接到英国大班的公文英语原件，亦是请行商译成汉文的。

　　此外，广州也掀起办报刊的热潮。道光二十年（1840）后，在广州办的中文报纸有《述报》、《广报》、《岭南报》、《中外新闻七日録》；在汕头办有《岭东日报》。其它一些城市也有自己的报纸。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夕，广东各地所办报纸达到一十七种。〔37〕此外还有各种杂志刊物。这些报刊盛极一时，大开社会舆论之门，形成一种空前的开放文化气氛。

　　（三）科学技术进步

　　明清时期，广府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也是相当显着的。特别是在医学、造船技术和水雷技术方面更为突出。

　　医学方面：

　　免疫学的真正起源是中国。自从18世纪初年，中国的人痘接种防天花医术经陆上“丝绸之路”西传至中亚、欧、美洲各国后，〔38〕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琴纳（Dr.Ednard lenner）将人痘接种改进，于1795年发明牛痘接种防天花医术，并于19世纪初叶经海上“丝绸之路”东渐澳门。于是广府人即致力于牛痘接种医术的推广，其进程是：1803年，英属孟买总督赠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支行一批牛痘疫苗，在澳门的中国儿童身上试种牛痘，但因痘苗已失效而遭失败。“1805年，有澳商葡人许威氏（Hewit），由马尼刺带来‘活牛痘苗’。这是葡皇特命专员保管，用很稳妥谨慎的方法，自南美洲运到小吕宋的”。〔39〕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支行的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lrd Pearson），即在澳门开的诊所内“协同澳门医生，照法栽种华夷童不下数百”〔40〕，获得成功，甚得澳门华夷居民的欢迎和赞赏。嘉庆十一年（1806），珠江三角洲地区爆发天花病大流行，无数广东居民纷纷涌到澳门皮尔逊的诊所要求施种牛痘，一年之中给数千人施种了牛痘。〔41〕皮尔逊鉴于牛痘接种工作繁忙，雇请了梁辉上、张尧、谭国和邱熺四人当助手，并教会他们接种牛痘技术。其中邱熺（1773～1851）学习和掌握牛痘接种医术最努力、最积极，而且以身试种，因而掌握医术最好。他曾经记述自己学习和掌握牛痘接种医术的过程，说：

　　“予时操（商）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效甚大也。适予未出天花，身试果验。洎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凡问途接种至者累百盈千，无有损失”。〔42〕

　　“洋行好善诸公”，是指怡和行商伍敦元、同文行商潘有度、广利商卢观恒和会隆行商郑崇谦，史料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蕃商刺佛复由小吕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洋行商人伍敦元、卢观恒，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属邱、谭二人传种之，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予资，活婴无算。〔43〕

　　行商合资在洋行会馆接种牛痘，既积极推广但不勉强别人施种，结果使愿意接种牛痘者愈来愈多。据统计，自嘉庆十五至道光二十年（1810～1840），广东接种牛痘者达到三十万人次之多。会隆行商郑崇谦更是积极推行施种牛痘的佼佼者。他于嘉庆二十年（1815），在广州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诊所施种牛痘，每九天由一个中国医师给十五——四十个儿童种痘，请皮尔逊从旁指导。当皮尔逊撰写《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全面介绍琴纳发明牛痘接种的过程、种痘法传播的途径和分析种痘的特性、方法、过程、器具等时，郑崇谦饶有兴趣为之钞録，并作序言，所以在书末页署名为：“会隆行商人郑祟谦敬书”。因此，后来有人以为郑崇谦是“最早传播牛痘法的中国人”〔44〕。与此同时，邱熺更是付出最大的力量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经常奔走于澳门和广州两地接种牛痘，并根据自己亲自种牛痘的经验撰写成《引痘略》一书，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出版发行，系统地介绍了皮尔逊在广州、澳门施种牛痘医术，并把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及出痘后用药物护理结合起来，将上臂种痘部位定为手少阳三焦经的消砾、清冷渊二穴，并以经络脏腑理论进行阐释。从而大大扩展了牛痘接种医术的可信程度，进而促进了牛痘接种医术在广东至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

　　道光八年（1828），著名盐商潘仕成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上斜街南海会馆设牛痘局，请广东人余心谷主办种牛痘，又约请北京医生参观。北京医生争相到馆学习。从此以后，种牛痘防天花医术遂传播中国各地。据廖育群、陈援庵先生考证，道光二年（1822），李翘楚将牛痘接种医术传至湖南嘉禾县；三年（1823）传至衡阳县、清江县；七年（1827）廖风池传至宜章县；八年至九年（1828-1829），吴珍儒传至湘潭县、桐城县；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王新吾传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包祥麟传至江苏扬州和安徽芜湖；二十年（1840）刘子方传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赵兰亭传至浙江天台县；二十八年（1848）传至杭州；咸丰元年（1851）传入四川；二年（1852）天津设立保赤堂种牛痘；八年（1858），山东泰山设局种牛痘。〔45〕同治元年（1862），邱熺年老行动不便，特命其子邱昶又到北京和广西设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先君……不能亲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种。”〔46〕

　　从此之后五十多年，牛痘接种医术传遍全国各地，全国民众得以普遍接种牛痘，收到预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十三商人协助创办眼科医院。1834年，美国传教医师伯驾（Peter Parker）来到广州，得到广东十三行伍怡和行商人等支持，在豆栏街丰泰行三号租借一幢商人的房间，于十一月四日开设“眼科医局”（Ophth l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广州也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医院设置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和观察室，能容二百个病人候诊，规模相当大。医局开业至第一季度末，接待了治疗眼疾的女病人二百七十人，男病人六百五十五人。”〔47〕伯驾在医局施行第一例白内障病人的手术成功。由于伯驾的医术高明和医局接待贫穷病人，使得就诊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够使用。第二年春天，怡和行又把丰泰行七号楼房免费租借给伯驾扩充医局作分院场所，名曰：博爱医院（PuAilVuan, Hospital ofuniversal Love），这就是著名的博济医院的前身，外国人称为“opethahnic Infimary”，以后定名为“广东医院”（The canton Hospital）。同治四年（1865），医院迁至长堤现址，取名“博济医院”。1985年，由卫生部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医院初开，诊务相当繁忙，据伯驾自己报告说：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次日能得一张挂号票”。〔48〕

　　可见来医院就诊者络绎不絶，不计其数。据统计，自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来医院就诊者达二千一百五十二人次。〔49〕在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年（1839～1840），伯驾在此院治愈病人达九千人。其中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已到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因患疝气病，也派人来此院取药医病痊愈，并赞扬此院医术高明。

　　伯驾于每周用一天时间专门为病人动手术，包括白内障、脸内翻、脸下垂、截肢、乳腺癌、肉瘤等。道光二十四年（1844），伯驾施行了中国首例膀胱取石手术；二十七年（1847），首次在中国应用乙醚麻醉施行外科于术；咸丰五年（1855），开始病理解剖术；十一年（1861），医师米勒（Minet）首次拍摄肿瘤患者第一张x光片；同治元年（1862），作中国首例卵巢切除手术；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留学英国医学科学生黄宽回该院行医。同治五年（1866），在该院内设立“博济医学堂”（后改名为“南华医学校”）。同年，孙中山以“孙逸仙”之名入“南华医学校”读书；光绪五年（1879），南华医学校招收女学生入学，打开了中国妇女学医的门户；六年（1880），该院创办《中华医报》，揭开了现代中国医学杂志史的第一页。

　　制造新式船舶和水雷。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清廷之命来广东查禁鸦片，曾经得到多数行商的经济支持，正如林则徐上奏称：

　　“广东查办鸦片，驱逐夷船，亟应筹措经费。现据洋商伍绍荣等呈请，将茶叶一项应得行用银两，捐缴三年。按年解库，听候提用……”。〔50〕

　　在筹集经费过程中，林则徐出于备战的需要，曾下令购买一批外国近代船舶和仿造西方夹板船，以抗击英军。于是“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51〕盐商潘仕成“自觅良匠，照战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监制战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铜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样式，以期坚固”〔52〕。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月，潘仕成又“捐资雇觅美利坚国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药，制造水雷”，历时九月，制造水雷成功，经广东官府派员在珠江河面反复演试，“计时入水半刻许，水雷即行轰起水面二丈有奇。又于坚重木排之下试加演放，木排亦被轰断碎，似颇得力”。〔53〕之后，潘仕成还派李光铨向美国壬雷斯学习制造水雷的技术，并将绘缮的《水雷图说》一书和制好的二十具水雷，由李光铨等送往北京，然后在天津试演，亦甚具轰击力。但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则认为，因没有人能将水雷送入船底难以使用，故搁置下来。广东行商和盐商购买、仿造船舶和水雷的创举，仍然是产生重大影响的，正如魏源指出：“或仿粤中所造的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击之”。〔54〕

　　我们可以说，在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仿制西方的夹板船、水轮船和水雷的实践，是魏源后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著名理论的基石，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四）制度文化创新

　　自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东来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使澳门和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中西文化在广东互相碰撞、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共同提高。特别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经澳门入肇庆、韶关、南雄等地传教，把西方的天文、地理、测量、水利、数学、工程、音乐、美术、语言等文化知识介绍到广东和中国，共中制度文化挑战着中国传统文化。

　　广东的精英分子，以爱国情怀和健全心态接受这一挑战，合理地调适自己的位置，吸收西方先进制度文化的精华，提出富有创新的制度文化的主张。例如，道光年间（1821-1850），梁廷柟在《合省（即美国）说》一文中，介绍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包括立法、选举、民主制度等，当为西方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新观念形态引进广东之滥殇。洋务运动时期，居住在香港的王韬，以创办《循环日报》为阵地，宣传西方的政治体制，提出“君民共主”作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君民享有同等政治地位，相互制约共同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挑战。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也大力宣传西方议会制度，强调中国应设立议院制度。到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更加推崇。康有为在广州办“万木草堂”所发表的演讲和所着之书，就是构建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的理论体系。而梁启超在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时，猛烈抨击清朝的君主专制，与康有为一起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治理中国。当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孙中山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摈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提出用武力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以实现民族主义；建立共和国政体以实现民权主义；实行平均地权以实现民生主义。孙中山主张用革命的办法建立美、法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明清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则是三民主义实现的成果，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和制度文化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说是广东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总而言之，是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三个广东人推翻两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的。这是广东人的骄傲，是广东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不可灭。

　　（五）文艺学术多彩

　　明清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城镇的发展，市民阶层地位的上升，对文化生活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加上如上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时期作为广东四大地方剧种的粤剧、潮剧、汉剧和琼剧已经先后形成。梅县山歌剧、乐昌花鼓戏、粤北采茶戏、广东木偶戏等相继出现并在各地区发展起来，深受各地群众的欢迎。

　　明清的修志也放出异彩。据统计，明代全广东已编纂的地方志书达到一百六十二种，清代有二百四十九种，基本上做到州、县均有志书。同时编修了不少乡志、山水志、寺庙志、城坊志等，如《佛山忠义乡志》、《九江儒林乡志》、《潮连乡志》、《龙山乡志》等。这些地方志书作为地方的百科全书，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亦是广东学术文化发展的见证。

　　明清广东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学术的人才群体，正如屈大均所说：

　　“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55〕

　　据统计，明代广东考中进士者有八百七十四人，其中广州府有四百八十二人，占全省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由进士而入仕任各级官员者不少，如任内阁首辅者有梁储、何音驺；任阁臣有方献夫、黄仕俊；任各部尚书有霍蹈、袁祟焕等十三人：任总督、巡抚者有罗亨信、庞尚鹏、郭尚宾等十四人”〔56〕。其它各方面的人才还有政治家丘浚、海瑞，理学家陈白沙、湛若水，史地学家屈大均，思想家朱次琦、陈澧、洪秀全、洪仁开、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革命家孙中山，诗人陈恭尹、梁佩兰，画家张穆、黎简、苏六朋等。他们的著作如丘浚的《大学衍义补》，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恭尹的《独漉堂集》，洪仁玕的《资政新编》，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等，都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标志着明清时期广东学术文化的最高水准，对中国近现代产生重大影响。所以，1926年郭沫若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任教时，在《我来广东的志愿》一文中，大声疾呼：

　　“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57〕

　　1933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在给陈垣的信中也说：

　　“此君（指岑仲勉）恐是粤人，中国将来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58〕

　　罗香林教授也十分重视明清时期的学术研究，他继1933年出版《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后，又于1942年出版了《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在阐述孙中山先世源出河南省，唐代迁至江西，后又迁福建长汀河田，至明永乐年间（1403-1224）从福建迁来广东紫金县，康熙年间（1662-1722）其祖先参加反清义师，又自紫金迁至增城县，最后再迁到香山县涌门口村，后辗转迁至翠亨村定居，最后得出“孙中山是客家人”的结论。〔59〕这对于加强对孙中山和客家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道光广东通志》卷33。

　　〔2〕《三国志·虞翻传》。

　　〔3〕《道光广东通忠》卷4。

　　〔4〕《天启封州县志》卷2。

　　〔5〕《书林》，第1卷第3期，1937年7月。

　　〔6〕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上）第1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

　　〔7〕参看张荣芳、王川：《西汉时期苍梧郡文化论述》，载《岭南春秋》第497-4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据《道光广东通志》、《光绪广州府志》统计。

　　〔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

　　〔10〕《岭外代答》。

　　〔11〕据《道光广东通志·选举志》统计。

　　〔12〕司徒尚纪：《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第162页,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

　　〔13〕刘伯骥：《广东书院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版。

　　〔14〕《明史》卷283，《湛若水传》。

　　〔15〕龚伯洪：《广府文化源流》第11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6〕郭棐：《岭南名胜记》。

　　〔17〕转引袁钟仁：《岭南文化》第14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据《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统计。

　　〔19〕《宋史·王怀隐传》。

　　〔20〕《舆地纪胜》。

　　〔21〕罗香林：《读钟敬文着：<民间艺术丛话>》，载《民俗》周刊,1928年第33期。

　　〔22〕黄培芳、曾钊：《道光新会县志》卷3，《学校》。

　　〔23〕史澄等：《同治番禺县志》，卷16，《建置略三》。

　　〔24〕《岭南伍氏总谱》卷6下，《艺文》。

　　〔25〕阮元纂：《道光广东通志》卷137，《建置略十三》。

　　〔26〕黄海妍：《清代广州文澜书院》，载《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改革》，第15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7〕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28〕《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广东学务统计表》。

　　〔29〕《戊戌变法》（丛刊本）第2册，第34页。

　　〔30〕《重订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第19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

　　〔31〕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九，《杂録》，第249页，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编印，1990年。

　　〔32〕《驻粤八旗志》卷23，《人物》，（光绪刻本）。

　　〔33〕史澄、李光廷：《光绪广州府志》卷129《列传十八》。

　　〔34〕史澄、李光廷：《光绪广州府志》卷131，《列传二十》。

　　〔35〕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第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6〕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6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7〕《清末广州几家时报简介》，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0期。

　　〔38〕伏尔泰着、高达等译：《哲学通讯》，第39-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39〕Wang and Wa,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143-144, 1932.

　　〔40〕Wang and Wa, History of Chinese Wedicine, P. 144,1932.

　　〔41〕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版。

　　〔42〕邱熺：《引痘痘略·自序》，嘉庆丁丑敬业堂初刊本，道光百兰堂复刻本。

　　〔43〕桂玷：《宣统南海县志》卷21。

　　〔44〕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1988第2期。

　　〔45〕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陈援庵，《牛痘入中国考》，载《医药卫生报》1909年第7期。

　　〔46〕邱昶：《牛痘新法全书》序，光绪已未宏道堂木刻本。

　　〔47〕First and Second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1841.

　　〔48〕W·W·CedburyandM·H·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eet P. 41, Shanghai, 1935.

　　〔49〕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P32.

　　〔50〕《清宣宗实録》卷334、383。

　　〔51〕《清宣宗实録》卷334、383。

　　〔5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第249-250页，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

　　〔5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第195-196页，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

　　〔54〕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

　　〔55〕屈大均：《新东新语》卷11，《文语》。

　　〔56〕参考蒋祖缘：《明代是广州府文人蔚起的重要转折时期》，载《羊城古今》2006年第2期。

　　〔57〕《革命生活》（旬刊），1926年第5期。

　　〔58〕《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59〕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

　　（原载《珠江文化》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