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路向，是经历了西部黄河经济到东南部海洋经济的发展的历程。广东古代经济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从西江上游的广信地区（这里的广信泛指今梧州、封开至肇庆一带）首先开发，然后逐步向东南地区移动，最后向沿海地区发展，形成广府等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繁荣，使全广东经济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值至今天，广东的GDP仍居全国首位。

　　1962年夏，我在北京认识韦庆远教授。此后40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师。他也一直视我为后学而爱护和帮助我成长。去年春节，我照例从加拿大多伦多打电话给他，祝贺他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但无论如何想不到，5月间，竟然得悉他仙游噩耗。现在开会纪念他，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撰写本文，表示对韦庆远教授难以忘却的纪念。

　　一、汉唐广信地区经济的开发

　　秦始皇统一中国和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设立十三刺史部，岭南称交趾刺史部，治所在广信(今封开梧州、一带)，专门负责纠核岭南九郡。于是广信地区得以首先开发。

　　第一、汉代至南朝经济的开发

　　汉代广信地区经济开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加。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苍梧郡有“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七，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东汉时增至“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1〕而此时，南海郡的人口仅为九万四千二百五十八。可见，苍梧郡的人口列于岭南诸郡之首。人口的增加，使农业生产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为广信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汉代广信地区的水稻和园艺种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广西梧州地区发掘出土的汉代各种农具、粮食等遗物、遗址就是佐证。如贺州市莲塘发现的东汉墓地中的两把铁犁，〔2〕经考证是由中原经贺江传入“封中”(西江支流贺江流域一带)的。由于铁制农具使用于耕作，使广信地区的粮食不断增加，仓库储存不少粮食。汉代苍梧县出土的汉墓发现的立柱式铸铜粮仓模型，保存有残留的若干稻谷化石，就是很好的说明。〔3〕东汉时刘熙《释名》卷四中提到名为“苍梧酒”的米酒，说明粮食已用以蒸酒，显示了广信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稻作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广信一带地方的方言中有很多以“那”字为起首的地名，也是标志之一。例如高要县的“那落”，新兴县的“那康”，等，就是越语水田之意，一直保留至今天。与此同时，广信地区的园艺业也发展起来了，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盛装柑橙类的果核化石，〔4〕就是例证。又汉代苍梧有个被誉为巨孝的人叫丁密，他“非已耕种菜果不食”，“非家织布不衣。”〔5〕可见，汉代广信一带的经济作物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西晋时期（265-316），稽含在其着《南方草木状》一书中，就记载“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6〕当时能将荔枝从山中野生引种到家园，应该说是园艺的一大进步。

　　在古代，水稻和园艺种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广信地区手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了。梧州富民坊出土的西汉烧窑遗址，旺步东汉墓地的铜碗，工艺精湛，碗底刻有“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钱千二百”的字样。〔7〕云浮市出土的汉代铜鼓，经过测定其含锡量为百分之十二点七，含铅量为百分之十点九，属铜、锡、铅三元合金，其含锡量比之春秋末年《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铸鼎略低一些，但技术也是不差了。罗定出土的战国铜鼎与中原的青铜有渊源关系，其铸造方法就是中国传统青铜工艺在广信的具体运用。1980年，德庆县出土的一件陶船模型，长四十五厘米，高二十厘米，分为头舱、船楼、舵楼，还有操舵状俑人，说明当年广信地区的造船技术和工艺是有一定水平了。〔8〕

　　汉代广信地区的货币也有所发展，从封开县江口镇蛇冲口出土的五铢钱、货泉铜钱、铁刀、银指环等货币文物可以得到说明。〔9〕

　　汉代“封中”的封水(贺江)在今封开县城江口镇处注入西江，成为东、西、北交通的枢纽，史称：“货之所贸，诚临封之奥区，并广于咽吭也。”〔10〕封水和漓江分别在今封开县城的江口镇及其西北二十三公里的梧州注入西江。封开至梧州一带地方是汉代有名的广信县，是当时岭南北交通枢纽。由此溯水而上，经桂林接通灵渠与湘江相接后与长江沟通；溯西行，可往广西左江而至越南；而西行不远，从今藤县溯北流江至北流县，过鬼(桂)门关再顺南流江而下至合浦，复由海道或接陆路至徐闻出海；向东可至番禺出海。可以说，广信地区是汉代岭南与中原交往的枢纽。封开县发现杏花村的河床有一处一百多米长、一米多厚的西汉层，正是汉代“封中”交通发达的遗迹。

　　吴至西晋时期，苍梧等郡的俚人，皆为耕种所需要而酷爱牛犊及水牛，不惜“以子易之”。〔11〕明此时已经普遍使用牛耕。

　　到了南朝，广信地区已普遍使用牛耕和铁农具了。农业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水平。1980年，梧州南朝墓葬出土的陶质耙模型，显示了犁田而后耙田的精耕农业技术已在广信地区出现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已露倪端，肇庆产茶的记载就是有力的说明，史称：“酉（西）平县出皋卢（过罗）敬之利。茗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12〕

　　第二，隋唐农业、手工业等生产的进步

　　隋唐时期（581-907），广信地区的经济发展上了新台阶，其重要标志是人口密度上升。据大业五年（609）统计，时广信地区人口密度大于中、东部，其中又以信安郡、永熙郡为最，每平方公里达到二点零三户，居十二郡的第一位。到了唐代，信安、永熙、苍梧郡的人口密度(此时行政建制改为端、封、康、泷、新等州)每平方公里为二一三户，虽然略低于韶州(每平方公里四点七户)，而屈居第二，但仍比广州、潮州为高。又由于韶州面积大于端、康、封、泷、新等州，因此实际上广信地区的人口密度比韶州为高。

　　由于广信地区人口多，使农业生产获得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隋唐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耕作技术上，元和元年(806)《龙城録》记述了一个高要农民耕地的方法：

　　深耕概植，时运时耔，却牛马之践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13〕

　　这说明广信地区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已掌握了深耕细作、合理密植、耘田除草、培土施肥、防治病虫害等一整套耕作技术了。与此同时，新、泷州的农民还创造了一种利用养鱼除草肥田的新耕作方法，史称：

　　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积水，即先买鲩鱼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14〕

　　这是一种独特的耕作方法，时人称为“乃齐民之术”。可以说，这是开珠江三角洲地区于宋、元、明、清时期的“果基鱼塘”和“桑基鱼塘”多种经营农业生产技术的先河，显示了广信地区稻作文明的先进水平。

　　此时，广信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的多种经营农业也发展起来了，其中尤以种植柑桔着称，并掌握了一整套柑桔保鲜的技术。一般是果农在秋冬柑桔将熟时，用布复盖，至次年春夏，使其果皮仍保持青色，味道则有甜中带酸，更为可口。武后时(684-704)被贬为泷州参军的宋之问曾亲眼目睹这种保鲜柑桔的技术说：“林暗交枫叶，国香覆桔花”〔15〕。果农还十分注意改良柑桔的品种，如新州果农经常引种端州高要县的优良柑桔种植，使柑桔“形味俱变”，“其苞大于升者”，“皮薄如洞庭之橘，余柑之所弗及”，故名之曰“变柑。”〔16〕新州果农这种改良种植柑桔的技术，是我国果树品种改良的首创，也是最早的记载，在中国果树栽培学上是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的。

　　隋唐时期，在稻作农业的带动下，广信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也相应发展了。矿冶业方面，以淘金着称，史曰：

　　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木箕淘金为业。〔17〕

　　唐后期诗人许浑亦赋诗记述：“洞丁多靳石，蛮女半淘金，”〔18〕生动地描绘了广信地区人民淘金的热潮。开发银矿也实属不少，计有十七州产银矿，而康、泷、端、封、新五州所产银矿，占全广东产银州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时，陶瓷业已相当发展，在广东二十八处窑地中，广信地区有九处，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四。其它如封川的蕉布、各州县编织的鱼笼等手工业也颇有名气。

　　更值得秉书的是端州、康州的制砚特种工艺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又以高要的“端砚”而闻名全国。端砚产地于羚羊峡斧柯山端溪水一带及七星岩至鼎湖一线的山岭中。其开采始于唐武德之世。〔19〕至唐后期形成了“洞丁多靳石”的采石制砚热，从而成为端州最有名的制砚基地。幷且积累一整套彩石制砚的工艺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艺。从资料上看，端砚从采石到制砚，工序繁复，费工又费时。在唐前期，端砚的制作讲究实用价值，形状多如箕形，时人称之为“袖手砚”。中后期的端砚制作注重实用与艺术相结合，即既实用又美观。在砚体雕刻各种各样的仿古纹饰，风格古檏华贵。端砚石质坚硬细滑，颜色多样，具有绚丽多彩的天然花纹，外观格外雍容华贵，甚得时人称道：

　　唐人最重端豀石，每得一佳后，必梳而为数板，用精铁为周郭，青州（今山东青州县）人作此至有名家者。〔20〕

　　唐人初时用砚以山东青州砚为时尚，后有“端砚”，则青州砚相形见拙，连青州人也以端豀石作砚了。足见“端砚”为后起之秀，一时名声大噪，极受世人珍重，正如李肇所云：

　　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21〕

　　其它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刘禹锡、李贺、陆龟蒙、李山甫、皮日休、李咸用等均有诗赞颂端砚者。说明端砚这种工艺手工业已长足发展和着称于世了。

　　隋唐时期，广信地区的交通发达又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其时，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而上，经端、康、封州到达梧州，然后溯桂江、贺江而上，路经富（今广西昭平县）、昭（今广西平乐县）等州直到桂州（桂林），再涉漓水至灵渠经湖南的永（今湖南永州市）、衡（今湖南衡阳市）入湘江，与长江流域沟通，再溯汉水而上，可达首都长安，全程五千零四十公里。亦可在邓州分叉，越过鲁阳关（今河南鲁山县西南）、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可达洛阳，全线长五千零八十五公里。敬宗宝历元年（825）、懿宗咸通九年（868年）两次大规模疏浚灵渠，使渠道畅通，“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22〕可见，此时广信地区所处的西江流域仍是岭南漕运、商路的主要通道，对广东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西江水路还有一条泷州线，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而上至康州，南折入建水（今罗定江）过泷州、窦州下茂名水（今茂名鉴江），可直到粤西的高、雷、廉等地。

　　再次，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而上至封开、梧州后，溯浔江而上，至邕江而上邕管、客管和安南等地，向西延伸可到南诏、剑南、黔中。贞观十三年(639)，渝州（今重庆市）人侯弘仁就是“自牂牁（今贵州黄平西北）开道，经酉赵，出邕州，以通交、桂”，〔23〕此路与“安南通天竺道”相连，可达天竺（今印度）、东南亚诸国，成为一条国际性边贸交通线。在唐代，交通主要依靠河流水路的情况下，广信地区所处的西江水系更显出其在发展广东经济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当时广东东南地区与广信地区以至北方的商业贸易也有赖西江沟通。致使西江沿途的高要（肇庆）、新州、封州、梧州均成为商业繁盛之地。广州地区的盐产及手工业品以及阿拉伯人的洋货，均沿西江源源不断而西、而北，运至全国各。北方、西部的土特产品也经西江源源东运到广州出口，使广州成为唐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随着上述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广信地区的货币经济也相当发达了。当时广东地区的货币是铜钱和银。根据敦煌出土的《天宝间地志残卷》记载，广东各州公廨本钱数量，其计量单位用贯（钱）和两（银）。其中在广东境内的二十三州中以贯作为计量单位者是广、韶、循三州；而以两计量的是广信的端、封、康、泷等州。说明广信地区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已超过广、韶、循州。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广州等的通货主要是铜钱，而端、封等州则因这里盛产银矿而普遍使用银币为通货。银属贵金属之一，银币作为货币在广信地区比广州率先通用，实是开中国后世银本位货币之先河。这又从另一侧面反映唐代广信地区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从西汉至唐（公元前206一公元907）一千一百一十三年，西江上游的广信地区是“初开粤地”，〔24〕而且逐步走向兴盛，显示了广东古代经济由西向东南发展路向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二、宋元时期韶、潮、广州经济的崛起

　　宋元时期，是中国经济由中原向东南地区发展的全盛时期。随着北宋国都东迁至汴京（今开封）、南宋又移都至临安（杭州），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加上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辽、金、政权，且不断向南方进攻，使得中原和江南人口大量向南移动，于是南方人口逐渐超过汉、唐、魏晋南北朝时期。

　　而自从唐开元四年（716）曲江张九龄奉命凿通了大庾岭道后，此道已取代了由西江入粤的广信通道。所谓“今天子都大梁，浮江准而得大庾，故浈水最便”；“故之峤南虽三道，下浈水者十七八焉。”〔25〕地当此道要冲的南雄州便成了中原官民南下广东的中转站。这么一来，广东的经济重心也从汉唐的广信地区移到粤北的韶州、粤东的梅州、潮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了，初步形成了广东客家、福佬和广府三大民系的主要人群。

　　　第一，韶、潮、广州人口增加

　　据统计，北宋韶州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五点五户；潮州四点五户；广州四点八户；连州五点四户，而广信地区的端州只有三点四户。到了元代，韶州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二十一点六人；潮州二十七人，广州三十六点六人，而肇庆路只有七点七人〔26〕。由此可见，到了宋元时代，北江、珠江、韩江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西江的广信地区了。

　　第二，农业土地利用成效显着

　　人类的文明或基础在于利用自然资源。宋元时期，韶、潮、广州地区的人们对广东地理环境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掌握沿海低地和冲积三角洲平原的特点与规律之后，开始了以围垦为中心的土地利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成为广东由落后走向经济发达的滥觞。元佑年间（1086-1094），潮州知州王涤主持开凿、疏浚三利溪，自海阳县城引韩江水，经潮阳、揭阳入海，全长四十六里。这项工程使韩江分流，既减轻了沿江堤岸的压力，又能灌溉田地，冲淡咸潮，便利航运，一起三得，因而称之为三利溪。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除了堵塞韩江旧堤缺口保护土地之外，又增筑州城东厢堤和江东堤；宝佑年间(1253-1258)又对旧堤补筑，耗工三万，历时一年，筑成新堤高一丈二尺，有石矶杀水势和涵沟排水，免除水患〔27〕。

　　珠江三角洲的围垦成效更高。表现在荒丘、沙坦的垦种和堤围的兴筑上。据统计，宋代共筑堤围二十八条，长六万六千零二十四丈，护田二百四十三万二千二百亩，主要集中在西、北江下游和东莞石龙以上地区，其中有南海县的罗格围，佛山的存院围，东莞县的东江堤、咸潮堤，香山县的小榄围等。使得九江“自宋代度宗朝始渐有田庐”；“是时沿水而居，……兴筑基堤，袤长十余里，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壤”。〔28〕元代，珠江三角洲修筑堤围十一处，内计堤围三十四条，长五万零五百二十六丈，护田面积二千三百三十二顷〔29〕。这四百年堤围的修筑，为明清珠江三角洲经济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水稻生产的进步和某些商品性农产品的出现

　　宋元时，在韩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双季稻的种植了，宋人郑熊说：“春播夏熟者，早稻也；夏种秋熟者，晚稻也”。〔30〕潮洲“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31〕。双季稻种植面积的增加与当时引进占城稻有密切关系，史料记载，真宗时(998-1022)，曾用珍宝物去安南换得占城稻种七十石，在皇宫及福建试种成功，然后推广。占城稻耐旱，可二熟，“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32〕很适宜丘陵地区种植。对于后世水稻品种的改良起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广东也开始种植小麦，在广东农业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苏轼在博罗就看见“夹道皆美田，麦叶甚茂”的情况；到了南宋，小麦价涨至每斛一万二千钱，说明小麦已成为人们的必需粮食之一。

　　宋元时期，广东经济作种的种植已露头角，专门为出卖而种植的甘蔗、水果、槟榔、棉花及其制品闻名遐迩。宋初，广州每年都有奇花异木几千株运往首都汴京出卖给达官贵人享用。

　　第四，手工业生产兴起

　　宋代广东制瓷业已进入兴旺时期，计潮州、梅州、韶州、广州等地共发现宋代窑址达八十多处，估计年生产陶瓷器可达到一亿三千万件，比唐代增加二十二倍多〔33〕。其中潮州笔架山窑居陶瓷生产之冠；广州西村窑是制作名瓷的大窑，所产日用瓷器有碗、碟、壶、盒、杯、盂、盘、罐、瓶、炉等品种，而且出口国外。至于采矿业，宋代以韶州为最发达，仁宗时(1023-1032)，“(韶州)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34〕。据考古发现，仅曲江县就有十几座园形冶铁炉场〔35〕。据统计，元丰元年(1078)，广东的铁产量达到五万三千斤，政和六年(1116)增至二百八十九万斤，增长五十多倍〔36〕。其它银、铜矿的开采冶炼也有所发展。

　　第五，内外商业贸易发达和城镇兴起

　　宋元时期，以北江、东江和珠江内河航线和海外航线而发展起来的内外商业贸易有长足的发展。潮州“舶通欧吴及诸蕃，……以故殷甲邻郡”〔37〕，英州“内楫所通，……富家乐商贩”〔38〕连州“人物富庶，商贾阜通”〔39〕。于是商税不断增长，如嘉佑元年至四年(1056-1059)，韶州商税从四千六百六十二贯上升至二万五千三百零三贯，增长百分之四百四十二。潮州从一万零七百九十九贯增至八万零二百八十八贯，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英州从八千二百零四贯上升至四万三千三百零四贯，增长百分之四百二十八，广州从二万七千零二十二贯上升至六万八千七百零三贯，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四〔40〕。

　　对外贸易更发达，宋代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其进口香药一项为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占明、杭、广三州市舶司所收购香药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的百分之九十八〔41〕。元代广州港虽然屈居第二位，但对外贸易仍然发展，大德年间(1297-1307)，与广州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一十四个，占元代全国“涉及国家和地区二百二十余个”〔42〕的百分之六十四。

　　内外商业的发展促进城镇的兴起和建设。首先是宋代将广州城扩建二十多次，建成中、东、西三城。庆历四年(1044)筑中城(子城)，城周五里；熙宁五年(1070)筑东城，城周四里；四年(1071)筑西城，城周十三里；嘉宁四年(1211)又筑东西两厢南临珠江的翼城，形成丁字形的城市布局。市区繁荣超于唐代，西城番坊番汉杂居几万余家。元末广州城更为繁华了，正如孙蔶在《广州歌》诗云：

　　“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语声咿哑。苛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户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43〕

　　与此同时，各路的城镇也发展起来。宁宗时(1195-1224)广东旧有圩场达到一百零一个，非常方便民间贸易往来。而且各州县也纷纷修建州城和县城。其中潮州城图代表了城镇布局的基本格局和风貌，人口也不少。元代已在潮州设立録事司进行管理〔44〕，韶州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设立録事司。

　　三、明清广州府经济的繁荣

　　明清时期，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广州府经济一跃而上，摆脱了落后状态，跻身于全国先进地区的行列，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还超江南五府。而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也出现广东的创新局面。

　　第一，人口大增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广东人口空前增加。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统计，全省人口达到二千一百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三十九人，其中广州府人口为五百八十七万八千五百零一人，占全省的百分之二十六，广州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三百零六点八四人，潮州府为一百五十点四五人，韶州府为六十四点二人，连州府为四十九点八四人〔45〕。但全省耕地仅有三千四百三十万零七百零九亩，人均耕地不到一点六亩，广州府不到一点五亩。清末，全省人口增至二千八百万，人均耕地不足一点三亩。人多田少，使人们只好向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发展。

　　第二，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

　　明清时期，广东以种植经济作物的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更是以一马当先的态势走在全省的前列。其最典型的生产方式是“基塘”生产。桑基养蚕，一地几用，是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种立体经营模式。

　　早在东汉建安年间(196-220)，这里的人民就开始种桑养蚕了，但发展不快。明初，蚕丝才首次在市场上买卖，数量达四千一百多斤。这标志着养蚕生产正式成为商品性生产。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顺德、南海、番禺等县的基塘养鱼和种桑养蚕相结合的专门化生产已跃居当地农业的首位或第二位。万历九年(1581)，珠江三角洲各县课税的鱼塘已达到一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八亩，按“三基七塘”(三是蚕基，七是鱼塘)的习俗推算，则桑田约占六万八千四百九十七亩，说明当时广东种桑面积是相当大了。到明朝末年，一个“弃田筑坝，废稻树桑”的高潮出现了。当时，在南海县周围百多里的地方，有居民数十万人，田地一千数百余顷，都是种植桑树，以饲春蚕。特别是九江乡，已经出现了门前屋后、院墙内外到处种桑养蚕的景象。而家庭妇女则以养蚕纺丝织布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这里竟成了境内没有稻田，粮食完全仰籴于外的专门种桑的生产基地。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了一半农民种桑养蚕的程度。这说明嘉靖以降，珠江三角洲的蚕桑业已经是为价值而经营的商品性生产。

　　明清时期的养鱼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饲养鳙、鲢、鲩、鲮四大家鱼种已经日益普及了。但明初的养鱼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它在农业中处于次要的地位。洪武十年(1377)，在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等县的田赋中，仍按田、地、塘的顺序来排列征收。其中番禺、东莞两县则没有单独开列鱼塘的项目，而且把田和塘合并起来征收。新会、香山两县鱼塘的面积还不算大，商品化程度还不很高。但到明中叶以后，养鱼则进入商品性生产时期。如万历九年(1581)民田民塘在田赋征收中，除了番禺、香山两县的民塘税额和该县的上则民田税额相等外，其余五县的民塘税额比民田税额多百分之三十点五到四十。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鱼塘生产收效比稻田高。随着商品性养鱼的发展，鱼塘的面积也大为增加了。明洪武十年(1377)，南海县的鱼塘面积仅有三百二十三亩，其它各县均无鱼塘面积记载。但到万历九年(1581)，珠江三角洲各县有税鱼塘的面积已达到一十五万九千八百九十八亩，其中南海县有四万八千三百二十六亩，顺德县四万零八十四亩，番禺县一万零七百零二亩，新会县六千五百八十八亩，三水县一万零二百五十亩，香山县七百一十一亩，新安县二千六百九十八亩，东莞县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九亩。而南海县的鱼塘面积竟约相当于今天鱼塘面积一万零七百亩的百分之五十。番禺、新安两县的鱼塘接近现有的鱼塘面积。三水县则超过今天现有的鱼塘面积。可见，万历年间(1573-1620)，除顺德县之外，其它各县的养鱼业基本上达到今天的水平了。到了清朝，更形成了以南海县九江乡为中心的基塘式养鱼区。干嘉以后，九江乡民多改业桑鱼。道光年间(1821-1850)，九江乡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桑基鱼塘”生产区域了。从此，西江一带鱼花(鱼苗)生产的销售权益，完全为九江乡所专有，出现了专事捕捞养殖“鱼花”的专业户。九江的鱼花运销省内各地和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民俗曰：“九江沽客，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收钱。”粤西的电白、高州也利用坑塘和浅海发展养鱼业。特别是高州的低坑村已发展成为商品鱼苗的专业村，利用鱼塘生产鱼苗，批发给吴川的“梅緑客”，然后转运到钦州、廉州、琼州等地销售。顺治年间(1644-1661)，电白县已经成为“鱼佃为生”的地区，并享有盛誉。

　　其它经济作物如甘蔗、水果、香料、蔬菜、棉花、烟叶等种植也十分普遍，数量相当大，并出现了专门从事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如“鱼花户”、“种香户”、“素馨户”、“荔枝户”，等等。说明这些专业户不再是依靠传统农业来维持家计，而是“衣香食果”、“依食于茶”或“以花作衣”了。

　　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不少农户将肥沃稻田改种经济作物，结果使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如东莞、番禺、增城等县的蔗田几与稻田等，甚至有弃稻田而种果树者。这种情况加上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广东从嘉靖以后，出现缺粮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又变成商品而卷入了市场，出现了大批米商从广西、湖南等地贩米到广东销售的现象。这样一来，全方位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既引起农产品的互相交换，也引起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促进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详后)。

　　第三，手工业长足发展

　　明清时期，广东的手工业也在宋元的基础有了新的发展。明朝初期，广东的官营盐业、铁业、造船业等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在“山泽之利，民取之勿问”的宽松政策下，广东民营冶铁等手工业也得以发展。明中叶，官营手工业逐渐衰落，民营手工业勃兴，冶铁业、制陶业、制糖业、制盐业、纺织业等出现一派兴旺的景象。到清代前期，广东手工业生产规模又在扩大，产量不断提高，行业分工更细致，呈现出新的局面。此时，除上述明代手工业继续发展外，造纸业、烟草业发展势头很猛；新会制葵业在全国更是一枝独秀，产品雄居国内外。许多手工业形成了广东的特色，如广州的象牙雕刻、玉雕、广绣、红木家具、自鸣钟；潮州的金木雕刻；高州的角雕；阳江的漆器等，成为蜚声中外的名优产品。总而言之，明清时期广东的手工业其门类之多，花色品种之齐全，技术之精湛，都是空前的，从而成为全国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之一。现将明清时期广东主要手工业发展分布列表如下，再略作阐述，可知一斑。

　　明清时期广东主要手工业分布列表（略）

　　由上表可见，明清时期广东已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冶铁业、铸铁业，更是以产量多、质量优着称于世，时人公认“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46〕据统计，明代广东铁矿产地已有二十八个县，占全国总数二百四十五个的百分之十一，仅次于福建，而名列全国第二位〔47〕。清朝，铁矿产地增至四十个县，冶炉一百五十多处。明嘉靖十年(1531)，全省生铁产量已达到一万三千八百一十六吨〔48〕。雍正年间(1723-1795)，增至二万七千吨〔49〕。

　　明清时期，广东的陶瓷业、丝织业、棉织业、制糖业、造船业、造纸业、酿酒业、果品加工、织席、葵扇、制香、剪纸、木屐、象牙雕刻等手工业，也获得了普遍的发展。如此发展的手工业生产，并以数量多、质量好着称，明代中叶，“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金陵苏杭皆不及”〔50〕。到了干隆年间（1736-1795），已是“广纱甲天下，缎次之”。清朝，佛山的丝织行已发展到18行。清末，佛山大机房有20多家，工人2000多人〔51〕。这些手工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充足的货源，世人均称之为“广货”。

　　第四，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明清时期，朝廷基本上是实行“时禁时开”的对外贸易政策，严格管制对外贸易。但是，明清政府对广东则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由于宁波发生“争贡之役”，明令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独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干隆二十二年(1757)，由于发生“洪任辉事件”，清廷于十一月宣布撤销闽、浙、江三海关，仅留粤海关对外贸易，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52〕，因此，自嘉靖元年到道光二十年(1522-1840)的三百一十八年，广东始终是开放对外贸易的，从而使省会广州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和全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开辟了至全球各国的航线：

　　①广州一澳门一果阿一里斯本欧洲航线。这是葡萄牙人于1553年进入和租居澳门后开辟的航线，全长一万一千八百九十海里。

　　②广州一澳门一长崎航线。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

　　③广州一澳门一望加锡一帝汶航线。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古航线，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

　　④广州一澳门一马尼拉—中南美洲航线。这是万历三年(1575)开辟的新航线，终点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港口。

　　⑤广州一澳门一纽约航线。这是1784年纽约一群商人购买一艘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erss ofChina)的帆船驶到广州黄埔港而开辟的航线，标志着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

　　⑥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这是1805是11月沙皇组织以克鲁任斯泰伦率领的“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船到达澳门，1806年1月进入广州贸易而开通的中俄航线。

　　⑦广州—澳门—温哥华航线。1788年，英国船长詹米·米尔斯（Jame Meares）来广州贸易，回船经澳门出海，到达温哥华岛的努特卡湾（Nootka sound）而开辟的航线。

　　⑧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1819年，英国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广州购买中国茶叶，装满在一艘名为“哈斯丁侯爵”船，从广州经澳门开往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port Jackson），从而开通广州至大洋洲的贸易航线。

　　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荟集到广州。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53〕。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七十二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三百一十三艘〔54〕；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五千一百零七艘，平均每年为六十三点八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各地的商人也云集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55〕。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56〕

　　龙思泰于1798年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57〕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58〕，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它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59〕。

　　这么一来，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絶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正如时人赋诗称颂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60〕

　　第五，货币经济增长

　　明清时期，随着广东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货币金融业也获得迅速的发展。

　　我国自从唐末五代开始，贵金属白银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到了宋元时期处于正式货币的前夜。明中叶以后，开始正式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且首先在广东地区流通。这种情况，表现在由于广东商人经营以丝、瓷、茶等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外贸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而西方国家“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银元，货物不过是辅助性质而已”〔61〕。所以白银大量流入广东，为广东以至全国使用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打下深厚的基础。据已故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统计，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七十二年间，各国因购买从广东输出的中国商品而流入广东和中国的银元至少超过一亿元以上〔62〕。到了清朝，输入广东的白银更多，据全汉升教授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的一百三十年间，外国输入广东的白银达到四亿元左右〔63〕。又自咸丰四年至宣统三年(1854-1911)，仅从南美洲墨西哥等国家输入广东的白银达到四至五亿元〔64〕。光绪元年至二十九年(1875-1903)，英属殖民地输入广东的白银达一亿五千三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四枚，安南输入白银五千五百万枚〔65〕。外国白银的大量流入广东，使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广东的城乡中广泛流通使用，史称：

　　省会及佛山镇五方杂处，贸易皆以洋钱，遂流行全省……至于民间行使，必须先将纹银兑换洋钱，再将洋钱兑换制钱使用。〔66〕

　　这就标志着中国货币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鉴于白银外流，激发了有识之士改革中国货币的决心。道光十三年(1833)左右，林则徐等奏请鼓铸银币，并在朝廷引起激烈的争论。两广总督张之洞目击“广东通省皆用外洋银币……以致利为外洋，漏仓无底”〔67〕的情况，于是上疏清廷，先在广东自铸银元，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二月，两次致电驻英国大臣刘瑞芬，请他在英国选购铸银机器。次年二月，清廷钦准张之洞的奏请：

　　博采众议，惟用机器制造，则钱精而费不矩。尚经致电出使英、德各国大臣考究机器，价值及造之法。〔68〕

　　最后由刘瑞芬在英国选定购买英国喜敦厂(RalphHeaton Birmingham,England)的铸币机器，张之洞出面向广东商人借款银四十五万两，于光绪十二年(1886)，“择地于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约今广东省委党校处)建筑厂基。翌年三月七日兴工，十五年二月落成，定名为广东钱局，并雇用四名工程师专司其事。七月六日开炉铸造”。〔69〕

　　第六、城镇经济勃兴

　　随着广东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具有城市规模的广州、佛山等城市，已发展成为商业繁荣、商贾云集和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广州市已是“百货之肆，五都之市”，人口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洪武十三年(1380)，广州已拥有人口七点五万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增至三十万人；清朝宣统二年(1910)，增至四十万七千五百九十六人。〔70〕为此，广州市进行两次较大的扩建。第一次约在洪武十三年(1380)；把宋朝的三城连接起来，将城区向西北、东北面扩展。嘉靖四十二年(1563)，进行第二次扩建，将外城区向西南扩张，以适应由于商业贸易而发展起来而原不在城内的濠畔街一带繁荣的商业区的需要。到了清朝初年，又增建外城东西两侧翼城，延伸到珠江边，显然也是适应商人在珠江来往贸易的需要。因为，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实行开海贸易政策特别是干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后，广州已发展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其繁荣景象并不亚于英国的伦敦，连英国人也为之惊叹。正如1769英国人威廉·希克感叹说：

　　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也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71〕

　　至于闻名全国的四大镇之一的佛山镇，也已发展成为一个“四方商贾萃于斯”，“各省商贾屯贮货物，往来买卖之所”〔72〕的中心城市，“绅衿商贾，林林总总”〔73〕。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日益增加和扩大。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佛山已经是“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的商埠。到了干隆年间(1736-1795)，佛山城周长达三十四里，分为二十五铺(区)，有大小街道二百三十四条，商店数千家。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也迅速增加了。干隆年间(1736～1795)，佛山“鳞次而居者三万余家……”〔74〕至清末民初，佛山的户口已达到五点二万户，人口三十四万。〔75〕整个佛山的城市繁荣与广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称：

　　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集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也。〔76〕

　　与此同时，广东全省的圩镇也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了。据统计，明嘉靖年间(1522-1566)，全广东的圩市有四百三十九个，〔77〕其中广州府一百三十六个，惠州府三十九个，潮州府四十一个，肇庆府四十九个，廉州府一十九个，雷州府七个，琼州府六十六个，韶州府等八十二个。这里面又以珠江三角洲各县(指狭义三角洲的番禺、南海、顺德、香山、新会、三水、东莞、增城、宝安等县)的圩市为最多。永乐年间(1403-1424)，珠江三角各县的圩市只有三十三个，嘉靖三十七年(1558)增至九十五个；万历三十年(1602)增至一百三十六个，〔78〕占全省圩市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又以顺德、南海、东莞、新会四县为最多。明末，顺德县有圩市三十六个，东莞县有二十九个，南海和新会县各有三十五个。〔79〕清朝全省的圩市更是成倍地增加。据统计，康熙年间(1662-1722)，全省圩市达到一千零七十九个，雍正年间(1723-1735)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一个〔80〕。如南海县有圩市五十四个，新会县有五十四个，顺德县三十六个，高明县二十九个，台山县二十二个，宝安县三十一个，高要县二十三个，三水县二十个，增城县二十六个，香山县一十二个，博罗县二十四个，恩平县二十八个，惠阳县二十三个，开平县一十五个，四会县一十一个，花县八个，清远县七个，从化县一十三个，东莞县四十九个，揭阳县八个，吴川县一十七个，钦州县一十九个，灵山县二十九个，平远县八个，连平县一十三个〔81〕。清中叶以后，各个县的圩市增加更快。如南海县的圩市增加到一百五十八个〔82〕，番禺县增至一百一十个〔83〕，东莞县增至八十三个〔84〕，新会县增至七十个〔85〕，顺德县增至六十二个〔86〕，高要县增至三十九个〔87〕，阳春县增至三十五个〔88〕，阳江县增至六十四个〔89〕，灵山县增至五十五个〔90〕，澄迈县增至六十六个〔9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明清以广州府经济发达繁荣从而带动广东经济跃身全国先进行列的事实后，今天以珠江三角洲为龙头的广东GDP名列全国前位，不是偶然的，乃是明以来经济发展的必然。

　　注释:

　　〔1〕《汉书·地理志》。

　　〔2〕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3〕梧州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载《文物》1977年第2期。

　　〔4〕李乃贤：《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载《文物资料丛书》第4辑。

　　〔5〕《道光广东通志》卷303。

　　〔6〕稽含：《南方草木状》卷4。

　　〔7〕罗振德、陈朗月：《梧州出土文物概述》，载《广西文物》1990年第2期。

　　〔8〕杨式挺等：《广东封开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载《南方文化》1995年第3期。

　　〔9〕《文物》1988年第10期。

　　〔10〕《康熙封川县志》卷20，《艺文》。

　　〔11〕《太平御览》卷785，《南州异物志》。

　　〔12〕《太平御览》卷867引。

　　〔13〕柳宗元：《龙城録》。

　　〔14〕刘恂：《岭表録异》卷上。

　　〔15〕《全唐诗》卷52，宋之问：《过蛮词》。

　　〔16〕段公路：《北户録》卷3。

　　〔17〕刘恂：《岭表録异》卷上。

　　〔18〕《全唐诗》卷537，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诗》。

　　〔19〕计楠：《石隐砚谈》，《美术丛书》第3集第7辑。

　　〔20〕何远：《春渚纪闻》卷9。

　　〔21〕李肇：《国史补》卷下。

　　〔22〕《全唐文》卷408，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

　　〔23〕《资治通鉴》卷195。

　　〔24〕转引司徒尚纪：《泛珠三角与珠江》第158页，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5年版。

　　〔25〕余靖：《望京楼记》；《浈水馆记》。

　　〔2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60-4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永乐大曲·潮州府》。

　　〔28〕《九江儒林乡志》。

　　〔29〕《宣统岭南洗氏宗谱》；《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2册。

　　〔30〕郑熊：《番禺杂记》。

　　〔31〕《永乐大典·潮州府》引宋《三阳志》。

　　〔32〕《宋史·食货志》。

　　〔33〕古运泉：《广东唐宋陶瓷生产发展原因初探》，载《广东唐广西壮族自治区窑址出土陶瓷》。

　　〔34〕余靖：《韶州新建永通监记》。

　　〔35〕《广东发现古代治铁遗址》，载《光明日报》1962年3月30日。

　　〔36〕《宋会要辑稿·食货》；《宋史·食货志》。

　　〔37〕《永乐大曲·潮州府》。

　　〔38〕《舆地纪胜》。

　　〔39〕《舆地纪胜》。

　　〔40〕蒋组缘主编：《广东简史》第17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1〕梁廷柟，《粤海关志》卷3，起北宋毕促衍：《中书备对》。

　　〔42〕汪大渊着、苏继廙校译：《岛夷志略校释》第2页。

　　〔43〕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15，《风俗》。

　　〔44〕《潮州三阳志辑稿》，第1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8-4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6〕张心泰：《粤游小说》卷4。

　　〔47〕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况》第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8〕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49〕据伍长华等：《道光两广盐法志》卷35的资料计算。

　　〔50〕黄佐：《嘉清广州府志物产》。

　　〔51〕汪宗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52〕《清高宗实録》第550，干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戌戊。

　　〔53〕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54〕黄启世：《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5〕胡宪宗：《筹海图编》卷12。

　　〔56〕《福建巡抚常赉奏折》，《文献丛辑》第176辑。

　　〔57〕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58〕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

　　〔59〕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60〕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第427页，中华书版局1985年版。

　　〔61〕转引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260页。

　　〔62〕《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7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63〕金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第504页，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

　　〔64〕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04-106页，黄山书社1981年版。

　　〔65〕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04-106页，黄山书社1981年版。

　　〔66〕《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67〕《张文襄全集》（奏稿）卷14，《试铸银元丬》；《购办机顺试制银折》。

　　〔68〕《泉币》中国泉币学社出，1944年第20期。

　　〔69〕《泉币》中国泉币学社出，1944年第20期。

　　〔70〕中国对外友协广州分会编：《广州》，1959年；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第17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1〕转引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交流》第13页，1984年版。

　　〔72〕《佛山义仓总録》卷1。

　　〔73〕吴荣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下》。

　　〔74〕毛维锜等：《干隆佛山忠义乡志》卷3，《乡事》。

　　〔75〕汪宗准、洗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一。

　　〔76〕吴震芳：《岭南杂记》。

　　〔77〕据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20的数字统计。

　　〔78〕佛山地区革委会编印：《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一），第97页，1976年版。

　　〔79〕佛山地区革委会编印：《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一），第97页，1976年版。

　　〔80〕根据鲁曾煜：《雍正广东通志》卷14，《坊都》的数字统计。

　　〔81〕根据鲁曾煜等：《雍正广东通志》卷14，《坊都》的数字统计。

　　〔82〕邓士宪等：《道光南海县志》卷3，《圩市》。

　　〔83〕史澄等：《同治番禺县志》卷6，《圩市》。

　　〔84〕彭其杰：《嘉庆东莞具》卷8，《坊都》。

　　〔85〕林星章：《道光新会县志》卷4，《圩市》。

　　〔86〕郭汝诚：《咸丰顺备县》卷5，《圩市》。

　　〔87〕何元等：《道光高要县志》，卷6，《圩市》。

　　〔88〕刘彬华：《道光阳江县志》卷3，《圩市》。

　　〔89〕区启科等：《道光阳江县志》，卷3《圩市》。

　　〔90〕梁灵：《嘉庆灵山县志》，卷4《圩市》。

　　〔91〕李光先：《嘉庆澄迈县志》卷2，《都市》。

　　（参加纪念韦庆远教授暨明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已编入论文集，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