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施政绩效“不及格”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民进党的陈水扁在台湾执政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来的施政绩效如何？张麟征、丁庭宇、柴松林等多位著名教授及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等，给陈的评分都是“不及格”，国民党主席连战批评说“这一年来台湾每一方面都在退步、沉沦”，新党召集人谢启大称陈水扁的执政就像“小孩玩大车”，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承认民进党的执政“与社会期待有很大落差”，连陈水扁的亲信沈富雄也坦言“包括陈水扁本人，大家都觉得做得不好”。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辛辣的玩笑：一年多前抱着“把台湾向上提升”的愿望而投票支持陈水扁的选民，在陈上台一年后却非但没有找着台湾正“向上提升”的感觉，反而痛苦地发现台湾正越来越快地“向下沉沦”。
　　
　　这一年来，台湾政局动荡不已，天灾人祸络绎不絶，扼要而言，最基本、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岸关系方面，尽管陈水扁讲了“四不一没有”和“统合论”之类的话，被认为意在同“台独”拉大距离并向“新中间路线”靠拢，但由于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和拒絶“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在“戒急用忍”问题上口说要调整而实际不迈步，“小三通”成为画饼，“大三通”设置障碍，加上“文化台独”及“务实外交”、对美军购的一系列动作，使北京对其深抱戒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四月以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台湾当局似乎又有“政策右转”的迹象，拟议中的调整“戒急用忍”的措施推迟出台，原定七月开放的大陆人民赴台观光也被押后，陈的智囊甚至扬言明年将“（对大陆）不再隐忍，要主动出击”……，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两岸关系非但无法走出紧张格局，反而有对抗进一步升级的危险。
　　
　　第二，经济发展方面，陈水扁非但未能兑现其上台时许诺的“为台湾的经济再造新方向与新动力”的支票，反而因其决策的失误造成台湾经济每况愈下：传统产业哀号震天，民众投资信心尽失，今年头两个月的民间重大投资案金额比去年同期减少四成；股市大幅下挫，企业纷纷出走，人民的痛苦指数不断攀升；对外贸易增长滑坡，预计全年出口增长率将从去年的22％大幅下降至今年的5％左右；据当局在3月底公布的统计，失业率已经高达3.73％，而一项民间单位的统计则为8.4％，不论这两项统计有何出入，当前台湾失业率已为二十年来之最高值，则是不争的事实；当局已不得不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从原来的6.3％降为5.25％，而很多研究机构甚至悲观地认为到年底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要跌到5％以下……。第三，岛内政局方面，非但未能解决黑金问题与宪政矛盾，反倒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发酵而生出一系列政治风波，整个政局简言之就是一个“乱”字。最突出的问题有二：
　　
　　（1）行政效率不彰，政府机器“空转”现象严重。无论是当初唐飞的“全民政府”还是后来张俊雄的“少数政府”，“阁揆”都没有经过任何行政历炼，“内阁”成员则来自四面八方，理念不同、默契不足，各部会之间经常各吹各的调。碰到重要事情则相互推诿、观望，“八掌溪”事件中，全台民众通过电视眼看着四位灾民活活被洪水卷走；“核四”事件中，从悍然宣布停建到被迫复工，决策之粗糙草率，令人叹为观止，造成了34亿元的巨额损失而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更是对责任政治的公然嘲弄；垦丁污染事件中，有关部门在事发23天后才采取措施，污染损失高达新台币60亿元，再一次充分暴露行政系统的效力低下。
　　
　　（2）一年来唯一得到较多肯定的举措是在扫除黑金的问题上做了一些实事，但可惜虎头蛇尾，如尹清枫军购弊案，本来陈水扁自称“不惜动摇国本也要查到底”，然而当线索发展到可能牵出李登辉等“大人物”时，案子就查不下去了；而对颜清标案的侦察，又被人批评为选择性办案，是“緑色恐怖下所展开的政治迫害”。最为令人不满的是，在初尝权力的圣果之后，民进党已经迅速的被权力腐蚀，今年4月举行的民进党初选，贿选、买票传闻不断，北部“立委”争取关键党员的开价是每票3000元新台币，南部则高达每票5000元，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花费从1000万元到上亿元不等，论者指出：“黑金、贿选是国民党一直到今天都洗不尽的污名，然而如今我们正在目睹民进党大幅度地迈向这个大染缸”。民主宪政并没有随民进党的“緑色执政”而进步，民主进步党因此被讥为民主“退步”党。
　　
　　二、施政“不及格”的原因
　　
　　以上问题的产生，有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固有矛盾及“李登辉后遗症”等因素，但更主要地应归罪于“扁政权”的自身缺陷：
　　
　　（一）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即“台独”与“反核”，从多次民调结果看，这二者都不能得到多数民意的支持。陈水扁的当选也只有近40％的得票率。因此无论从基本理念到实际得票率，民进党的政权都是“少数政权”，若想让行政机器顺利运转，必须尊重这一基本事实，与代表多数民意的在野联盟洽商妥协、包括成立联合政府，才能收功。然而陈水扁越是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基础只有“少数民意”，就越是要依赖其基本选民，即使他本人想做一些向主流民意的妥协，也往往因为其基本选民的掣肘而告吹。结果是民进党的“转型”难以完成，意识形态的沉重包袱卸不下来，具体表现就是坚持不修改“台独”党纲和奉行“实质台独”路线、无视“国会”多数的反对而轻率宣布停建“核四”。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话讲，这是一种“对内歧视特定族群，对外仇视中国人”的政策，而这种偏执的政策对内必然激化同在野党的矛盾，无法促成岛内族群和解与政党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外则必然恶化两岸矛盾，使台海僵局无法突破，连锁反应就是政局的持续动荡，以致影响到经济的滑坡。
　　
　　（二）在决策机制和领导作风上，不仅在野党的意见得不到尊重，甚至民进党中央也被撇在一边，民进党中央落入“边陲化”的尴尬境地，“立院”党团夹在中央党部与陈水扁之间无所适从。党政关系究竟如何摆，是“以党领政”还是“以党辅政”、还是“以政领党”，还是“党政分离”？谁也说不清楚。为协调民进党中央、“总统府”、“行政院”和“立法院”党团四者间的关系而成立的“九人小组”只是摆设，以致于有些小组成员建议解散，身为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集人的”周伯伦更以“不受尊重”、“徒有虚名”为由四度拒絶出席小组会。事实上，陈搞的是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有了功劳归自己，出了问题则推给人家。这种威权式领导风格和决策机制还是延续从两蒋到李登辉的“强人政治”的传统，它既同台湾民众对于政治参与扩大化、决策多元化、透明化的民主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也不符合民主社会政党政治和责任政治的基本原理。
　　
　　（三）最早民进党是作为体制外的挑战力量出现的，阴错阳差而今却成了体制内的领导者。但尽管政权到手，当年搞“街头运动”的“造反派心态”却未能全抛，因此不时要露出无视乃至敌视“中华民国”现行体制的尾巴，陈水扁拒絶出任“国统会”主委，试图以“跨党派小组”来架空“国统会”，就是其不尊重体制的一例。从“造反”的心态出发，把其他政党视为“死敌”和整肃对象，自然就缺乏政党间互动妥协的技巧。如对待连战的粗暴做法促成了在野联盟的成军；无视“立法院”多数的意志而企图在“核四”问题上强行闯关，面临“罢免”危机时鼓动支持者到街头闹事，这些都属于“造反派”的表现，结果碰壁而返，自取其辱。
　　
　　三、“扁政权”的前途
　　
　　尽管存在上述弊端，但从不同政治背景的多家民调看，民进党的民意认同度还是略高于亲民党，远高于国民党，这又该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台湾虽然近年来快速迈向民主化，但长期形成的民粹政治的传统仍为基本的政治结构特色。在民粹政治的架构中，最高领导者个人拥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群体的狂热崇拜甚至迷信，当其执政地位受到挑战时，可以直接诉诸这些狂热支持者而取得压服政敌的资源。台湾政治史中曾经存在过的“蒋青天”形象和“李登辉情结”，都是这种民粹政治的产物。陈水扁同样是一个靠“个人魅力”登上权力顶峰的政治人物，台湾社会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以“扁迷”自居，在中南部地区和社会的中下阶层，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阿扁是“台湾之子”，尽管一年来的执政使一些人感到陈是一个“败家子”，但毕竟是“咱家自己人”。从一年多来政情发展与民意脉动的趋势看，“扁政权”的施政弊端在一些选民看来是“民主的代价”，认为谁上台都好不到哪里去。民意的多数虽然对陈水扁不满意，但也未达到一定要“换人做做”的程度，特别是阿扁做出公开承认错误或道歉的示弱姿态之后，马上就能得到群众同情；如果在野联盟做得过分，则会招致民众的反感。简言之，陈水扁的统治基础还是大致稳固的，他的影响力仍然是民进党继续成长最大的政治资源。
　　
　　（二）由于拥有行政资源，招致许多公务员、工商业者投靠民进党。不少年轻人仍然认为民进党是相对最清廉的党、也是能代表年轻人想法、“最朝气蓬勃”的党，他们的选票还是倾向于投给民进党。一些热衷于从政的人才则把加入民进党作为快速发达的进身之阶；此外，“有选择的办案”也可以削弱其他政党的地方桩脚、封堵其资金来源；如此一入一出，使民进党在年底的“二合一选举”中更容易占到便宜。
　　
　　（三）在台湾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政经结构中，选举已经被塑造成“比烂”而非“比好”的游戏，对于相当一批中间选民而言，尽管他们对民进党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不满意，但国民党的“黑金”问题与亲民党的“外省党”嫌疑，令他们更难接受，当民进党的固有支持者得到这类中间选民的附和后，在整体上就可能取得微弱的多数。
　　
　　综合上述三点，估计今年年底的“二合一选举”，民进党仍有望增加其在“立法院”的席位，但增加的幅度不会很大。换言之民进党仍有一定的成长空间，但不能成长到根本改变其“少数执政”态势的程度。因此到年底的选举过后，陈水扁还是要学会妥协才能使其行政机器顺利地运转起来。如果照旧延续这一年来的“造反派”做法，到再一轮选举时，鹿死谁手可就真的很难说了。
　　
　　2001年5月10日于北京

　　（原载《两岸关系》2001年6月总第48期，台湾《两岸双赢》总第27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