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和平发展，避免内战
　　
　　两岸关系可能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由“台独”活动日益猖獗所引起的充满危机的、对抗的两岸关系。为了达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的，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去中国化”的“台独”活动，其中，“法理台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造成了最为危险、最为严重的影响，其最严重的危害就是有可能把两岸关系引向战争，一旦两岸兵戎相见，对两岸同胞的福祉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另一种两岸关系是以血脉相连的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为支撑、以二十年来两岸经贸与社会交流为基础、符合两岸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和平的、和谐的两岸关系。这种和平发展、和谐稳定状态下的两岸关系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在现阶段，对台工作目标应该致力于创造这种和平发展、和谐稳定状态下的两岸关系。
　　
　　本项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建构和保障第二种状态下的两岸关系，控制或避免第一种状态下的两岸关系，寻求使第一种状态的两岸关系能和平转变为第二种的有效途径。
　　
　　本课题组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和平是实现两岸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前提，失去和平，不仅难以继续进行经济建设，曾经获得的发展成就也将毁于一旦，没有和平，谈不上任何意义的发展。而发展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重要而有效的解决之道，不管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发展，都事关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繁荣，是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基础。
　　
　　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与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当前所处的战略机遇期要求我们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岸统一的纽带。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在现阶段致力于和平发展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解决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和平的两岸关系。因此，力争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对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国整体上的和平发展进程又是消融“台独”分裂势力的重要进程。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是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国强民富的过程，是更加现代化、更加民主、自由的过程，一个开放的体系，完全可以消化种种不利因素，增加两岸共同利益、增进台海与亚太的安全稳定、增强两岸统一的原动力。要实现和平统一，首先应推动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最终将消解“台独”的理念，引领一个渐趋统一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架构”建构上，我们关注和平机制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所谓“架构”，字典的释义为“设置在事物或器物周围起约束、支撑或保护作用的东西”，而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它的意义要丰富生动得多，它体现着规范、机制或程序等对于目标实现的价值和作用，它将事物演变、事态发展约束在一个既定的方向上，为其提供迈向既定方向的各种条件，并确保这种发展免受不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按照此定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必须要发挥这样的约束作用，即让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能够逐渐趋近两岸和平统一的根本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最后实现创造条件。为此，双方要经过谈判，制订确实有操作性的方案，使两岸之间的政治障碍得以渐渐排除。除了以和平协议为基础的政治机制之外，这一“架构”还可能或必然涉及其它领域的机制建构，如两岸和平机制中的谈判机制、经济合作机制、文化合作机制、军事互信机制……等等。
　　
　　二、维护和平是中国对世界的应有贡献，和平统一是最佳选择
　　
　　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时代对于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本认知，不再强调“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代之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基本问题”，进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的论断，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其一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会议上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贯彻邓小平的设计思路，不断重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反覆强调：“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胡锦涛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以后，在前任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强调“和谐”的概念，推动在国际上建构和谐世界，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这明显反映出新一代中共领导更加重视和平的价值、地位与功能。
　　
　　胡锦涛不仅沿续了其前任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形势判断，而且进一步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与对两岸关系的前景联系起来，提出“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主题”。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2000年民进党在台湾上台以来，台海形势日趋紧张，引起了两岸人民及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2005年4月，中国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在坚持实现和平统一长远目标的同时，把反对“法理台独”作为首要任务。国际社会、包括美日舆论对这一法案给予了积极或者是较为理性的反应。随后，台湾反对党主要领导人连战、宋楚瑜等接连访问大陆，两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构建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架构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胡锦涛在2005年会见连战、宋楚瑜等台湾政党领袖时，与连战先生共同明确提出了“建构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的主张。其间及以后，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不同的重要文告中，此项主张被多次重申。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郑重指出，希望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两岸目前最迫切的是恢复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会谈、推动三通、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事实上，自大陆改革开放及台湾废除戒严法以来，两岸经济整合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如果两岸能共同努力，早日建立起以政治对话、政党交流、经贸合作、军事互信等为主要内容的和平稳定发展架构，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对于消除台海紧张局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和谐周边环境的建设，将具有十分重大、积极的影响。
　　
　　建构稳定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为未来较长时期内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顺应了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势，不仅有利于两岸政治稳定及经济的顺利发展，有助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也有利于化解中国与美日同盟的潜在对抗、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体现了中国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努力的诚意。
　　
　　三、两岸关系中新要素的出现，使和平发展成为必然之选和必经之路
　　
　　　从1955年中央提出“和平解放”迄今55年以来，从毛到胡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没有选择“打”即通过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并渐渐过渡到现在的“和平发展”。江主席在上世纪末曾提出“时间表”的问题，但任何时间表要真正具可操作性，必须有其时限，一般不宜超过三年，最长不能过五年。如果超出这个时限，各种要素都会变化（美国、台湾、甚至我们自己的领导人都变了），实力对比可能大不同前，战略就必须重新评估，当初定的时间表自然就失去意义。所以“时间表”的提法后来被“抓住战略机遇期”所取代，渐渐也没人再提了。
　　
　　　有同志会质疑，就算我们能理解在短期内不宜动武，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应当去帮对方，如经济让利、“外交休兵”——等等。我们可以继续给对岸施加压力，让形势紧绷，让对方尽量地弱一些、乱一些，以便为我尽早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其实这个建议在陈水扁时期就曾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几个新要素：
　　
　　1.两岸存在了六十年的“法统之争”对我政权合法性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我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已经成为絶大多数国家奉行的常识。
　　
　　2.虽然两岸存在政治分裂的现状，但双方法理都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因两岸矛盾而遭受根本的分裂。国际社会也只把台湾视为地区而非主权国家。
　　
　　3.台独才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发起挑战的最大现实威胁。而台湾岛内反对台独的政治势力仍然坚持一个中国（但内涵与我不同，而且渐渐有所松动）的原则，可以成为我反台独的合作伙伴。
　　
　　4.我对台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施加压力短期有效，但很难持久。而且有其副作用，就是导致台湾民众的反感，不利于岛内能同我合作的力量发展。
　　
　　结合这几个新要素再来考虑对台战略，问题就有了一个转换：在一个可能将长达几十年的战略相持阶段，两岸关系怎么办？是让台湾对我们越来越仇恨、靠美日越来越近好呢？还是让其对我们逐渐降低敌意、并且在一些领域同大陆联系越来越紧密好呢？是把岛内不同的政治势力统统打成我们的死敌好呢，还是在台湾内部拉出一只能同我们进行有限合作的力量好呢？结论不难做出：当然是后一种。
　　
　　那么，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路径能使台湾对我们降低敌意、并且在一些领域同大陆联系越来越紧密呢？既然因为各种原因难以选择战，剩下的就只有争取和，但“和”不是单方面的，它必须有对方的接应，也就是对方能同我合作的力量掌权后才能实施。在具备了这个条件即我们要争取的力量掌权后，两岸关系的基本性质就要转入“和”的轨道，那逻辑的结论就是不能选择那些为“战”做准备的削弱对方、搞乱对方的方案，因为那样的方案只能引发和增强对方的敌意而不是降低敌意。（对方不是傻子，我们不可能说一套做另一套）。
　　
　　　说到这里，就要讨论一下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原来的对手彼此界限分明，而今却变成非常复杂的关系：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似敌似友、可敌可友、此时为敌彼时为友、此事为敌彼事为友、此处为敌彼处为友、此时此事此处既为敌又为友……。
　　
　　进入和平发展后的两岸关系也具同样性质。大陆同台湾关系中有“敌”的一面，至今两岸敌对状态仍在，所以我们呼吁要尽早开启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但从连战先生访问大陆开始，国共两党就发展出了“友”的一面，双方在和平发展问题上是友，在反台独的问题上是友。双方都同意现在两岸关系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都希望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为此都维护“九二共识”。我方同台独（民进党）当然是敌，但也要做其工作，毕竟其代表近半台湾人民，大陆不可能简单地把那些民进党的选民统统视为敌人来对待。
　　
　　　面对这种非常复杂的敌友兼具的关系，有两种态度恐怕都是不妥或者至少是片面的。一种态度是把可能争取或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还能合作的对象统统斥为“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
　　
　　“不惜一战”，这样的心态显然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对维护我国家利益非但无助，有时甚至有害。另一种态度是在探索与对方的合作方式时忽略了敌对状态尚未结束的现实，或者过分热情地与对方称兄道弟，结果反而造成对方的尴尬甚至不满；或者过于乐观地认为对方应对我方的“让利”大大领情，忘记了我们在对方的心中其实还是敌人。
　　
　　总之，两岸关系中新的要素产生，即对方坚持所谓“中华民国法统”对我政权的合法性已基本不构成威胁，反之倒是成为了台独的障碍，因此我们可以暂时冻结（搁置）与传统老对手（国民党）的敌意，双方联手共同去对付更危险的敌人（台独）；在此同时，尽最大的可能争取让那位老对手“化敌为友”，这首先就要从培养彼此的善意和相互理解做起。这些工作最大的功用是利于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为和平统一准备条件。

　　（本文原为作者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研究》中的第一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