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全世界有识之士都非常关注教育。10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在东京召开了一个战略研讨会，商讨如何迎接21世纪。最后，各国首脑所下的结论是惊人的一致。即谁在本世纪内把教育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谁就能掌握21世纪的主动权。江泽民早在90年代初视察海南大学和去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都反复强调：“今后世界的竞争，最主要的是知识力量的竞争”，并要求我们“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务必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了更好地“建设教育强省”，更实在地掌握下一世纪的“主动权”，从我国的国情、民情和我省的省情出发，联系本人长期在高校任教的观察、体会和思考所得，直陈弊端，以供参考。

　　一、对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认识与转变问题

　　自去年9月，原国家教委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后，全国上下、社会各界，似乎都在议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这个话题。对此，我认为有两个倾向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是把当今教育领域内出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培养的学生“重才轻德”、“高分低能”、缺乏操作的能力；面向少数、培养尖子、只抓重点、忽视全体等，通通归罪于以往的“应试教育”。二是矫枉过正，从全面否定“应试教育”的极端走向自我制定“素质教育”内涵的另一极端。误以为以智力取向为主的“应试教育”，把教育的终极目标只限在课本知识的学习和单向型的智育发展上，把人窄化为念书的机器，完全忽视能力取向和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与培养。为此，特框定以理想、情操、精神和承受挫折能力等非专业知识为内涵的“素质教育”取而代之，从一个误区又走进另一个误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机制，两者在教育思想与效益意识上虽有同有异，但也有原则性的区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进入20世纪以来，教育从重知识到重能力再到重素质，是教育更接近其本质的观念，并逐步往其最直接、最本质功能靠近的表现。从90年代开始，人们回顾本世纪以来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和重要因素，进而到重视在知识基础上的技能培训，发展到现今提出的按照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人才培养模式，这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对此，我们对本世纪以来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既要历史地回顾以上三个阶段发展的历史，并实事求是地反映变革过程中的是非功过，又要辩证地阐析作为知识、技能和素质三者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尤其针对人们在各个阶段所强调的某些实用主义观点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知识的传授，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知识的获取，并反复应用于实践，就会提高操作的能力，使人的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挥。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200年大趋势》中所说：在当今资讯时代，“谁拥有知识，谁就拥有财富。”但是，如果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提高，包括对人的心理素质，诸如信仰追求、价值取向、理想人格、思维方式、道德品质以及审美情趣等“形而上”的人文精神的陶冶与升华，就很难培育和造就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四有”人才。素质教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认识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素质的提高，需要全面的培养。既要重视课本知识学习的智育发展，又要重视把所学的知识、理论通过实践，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两者是相互促进并分阶段波浪式推进的。

　　退一步说，如果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只重才轻德甚至缺德，所培育的人虽拥有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这笔“财富”，但由于没有高尚的思想座标，缺少科学的学术品格和明辨是非的尺规，到头来，必然重蹈国内外某些掌握高科技却素质低下的所谓“科学奴隶”和“智慧强盗”的覆辙。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深重灾难而不是欢乐幸福。

　　二、在现有基础上，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认真审查学校管理体制和改革教与学过程中一系列相关要素

建国以来，由于“一边倒”沿袭苏联的“官本位”体制，教育部门这个“极左重灾区”之一也不例外。学校像个小政府，基本上按照行政体系那套去运作，将学校当成行政机关的附庸。校内重行政轻教学、科研，校长由上级机关任命，教师按照“官本位制”管理，非教学、科研人员过多、过泛。至于开设专业、招收学生、学科设置、专业结构、甚至教师职称评审等，也要由长官敲定，学校的个性和自主权都没有了。为了适应变革的形势和建设教育强省的要求，建议从整治学校内部体制着手，继续深入批判自50年代中期反右派斗争宣导的“外行领导内行”，60年代后期那场史无前例浩劫中推行的工农兵“上管改”以及70年代后期出现的“两个凡是”等极左遗风的流毒。从体制上保证学校内部管理权确实落在党领导下真正有教学与科研实践经验的教育家、各学科专家，至少是半个教育家或有真才实学的勤勤恳恳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学人手上，让那些不学无术、不懂教育也不热心教育而又大摆臭架子的官僚们“下岗”。

　　三、必须把“基础教育”和“师资培训”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两项中心工作来抓

当前，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要求我们重视审视教育、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等等概念。据1996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观点和建议，非常强调基础教育对儿童到成年的重要与必要，认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的通行证”，是奠定个人终身学习能力基础的关键时期，是促进个人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与培训，都是以此基础为依据的。因此，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随着基础教育的扎实铺开和素质教育的逐步深化，首先要求全面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包括道德、文化、心理、身体等素质以及创新能力等。在师资培训中，尤其要重视对未来教师的扩展能力、人文精神以及带有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持续性的教育。对教育的投入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持续的、长期性的。对此，必须有前瞻性的观念，严防以短期的、实用主义式的狭隘功利观点，把这项至关重要的基础工程挤到次要的位置。结合我省教育领域内的“改薄扶贫”工作，除做好教学设施、仪器设备以及校舍建设等“改薄”工作外，建议在省内开展一场实实在在的对老、少、边、穷区教师的素质“扶贫”活动。在“扶贫”款项里划出扶持培训师资的专款。在“扶贫”中要加进或突出“扶贫”师资素质方面的“软体”(指德智慧力取向等素质的支援与培育)。治国之本在于重才。重才体现于识才、用才、育才之中，而育才是基础。要育才，就必须有教师。正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人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四、发展教育，是世纪之战，必须加大、加快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强、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份子的数量和品质。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80年代后期，他又进一步强调：“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待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列宁在本世纪初苏联极端困难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曾经批准拨出巨款兴办教育和提高教师待遇。他认为：“节省这几个亿，就可丧失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东西。”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建国后忽视教育、怠慢教育，不尊重知识，不信任知识份子所带来的沉痛教训。这场灾难性的沉重代价，确实是与毛泽东一贯对知识和知识份子的偏见有关。他曾多次说过：“我历来讲，知识份子是最无知识的。”后来他发动那场使我国成千上万知识份子遭殃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决非一时之失误。古今中外历史实践都已证明：国之兴衰，系于教育。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敬教师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记得本世纪前德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费里希·李斯特曾经说过：“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教师，正是这样特殊的生产力。因为他能使一代一代的人成为生产者。广东要建成“教育强省”，当务之急，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抓好发展教育这项基础工程，以提高国民的素质，培养跨世纪的各类专门建设人才；就必须充分认识优先发展教育和改善国民素质，对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乃至综合国力的提高，是起着基础和关键作用的。中国的治国方针，应当是“教育立国”、“科学立国”，舍此，别无他途。

　　　　　　　　　　　　　　　　　　　　　　(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