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至1997年的18年开放改革历程，展示了我国社会体制改革道路的许多特点。整个经济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特别从近几年的市场经济热来看，这些变化，对我国、我省社会发展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深刻影响和作用。冷静地、客观科学地分析这些影响和作用，对我国、我省加速纳入现代国际化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有深远重要的意义。

　　从正面看，短短数年的全国市场经济热浪潮，把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过时政治体制的深厚经济基础，一下子冲垮了。几十年来靠年年讲月月讲、“抓纲抓线”、“抓革命、促生产”之类飘浮、虚假、费时、负效的形式主义思想教育政治运动，及劳民伤财的“树标评模”所麻醉激发的“狂热病”般的“豪情”仍无法摆脱、扭转那落后停滞不断倒退的经济状态，和缺乏生气日益萎缩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在市场竞争的无形力量推动下，顷刻间大大活跃起来，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从计划经济的“死胡同”挣脱出来。普通老百姓的现代物质生活有明显的改善，现代精神文化生活也比过去旧时代丰富多彩，思维观念在不同程度比以前更新改换了。在国力大增的同时，社会正朝着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而我省在这18年的改革开放中，各个方面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起“龙头”作用。这是由于我省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劣势，而在市场经济下却成为优势：如远离近靠的区域地缘(双重意义的)，解放晚开放早的大气候，内少外多的人际意识观念，因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接受、投入行动比全国其他省区快而早。“时缘、地缘、人缘”等主观客观条件具备，当改革开放政策的“东风”一吹，便闻风而动。历史赋予“改革开放先行，带动全国”的艰巨任务，是“非粤莫属”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胜过雄辩，改革开放是顺乎时代潮流，合乎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是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惟一政策选择。那些顽固死抱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在中国已深入民心不可逆转。尽管市场经济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比起僵化集中统一落后的计划经济，却有很大优越性。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用采取级级开会层层反复动员，组织宣传全民学习说教的机械三段式老方法，人们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实际中自然就能切身体会。过去的18年，为我省在新时期、新阶段、新形势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打下良好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探索到正确方向。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发挥其作用。顺应时代潮流，及自由、多元化市场经济，展示政治体制的道路和未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负面分析，一哄而起的市场经济热，把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道德等等，在长期历史和旧体制(计画体制)几十年压抑积聚的问题、矛盾沉渣一涌而现。仅就社会经济来说，本来商品经济发展是循序由低级到高级阶段，按客观经济规律成长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却受到人为的盲目主观超阶段“揠苗助长”的反科学决策干扰，而出现畸形变态、发育不全，费九牛二虎之力也不易纠正。这反映中国历史未经历过自由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后遗症，同时集中表现几十年来旧社会体制和制度的特点和弊病。由此带来的后果，直接的是造成时间、财力、人力、资源的大浪费，深远的是市场经济条件的破坏。首先是破坏客观的社会分工(工、农、兵、学、商、党、政、法、青、妇等等)，而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其次，一窝蜂人为盲目扶植房地产，从多方面造成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萎缩，打乱产业结构发展关系的时序、层次、规模；再次，超这赶那、好大喜功、瞎喊口号、乱订措施，使生产要素(人力、物力、财力)长、中、短期投资的合理组合失控，再现大量低效、无效、负效投资，财政漏洞百出，弊病丛生；货币资本流通规律失灵，银行信贷、金融、财政、税收混乱，债券、股票股市滥诈，部门之间、企业之间、银企之间三角债，坏帐、烂帐、假帐、税缴、摊派、勒索、资助、捐赠分不清；最后，立法不严，法制不全，有法规无法治，政治权力关系网和市场经济关系网扭成一团，权钱、权商(贬义的商)溶合为一。个别领导公开大叫“两手抓”：一手抓权，一手抓赚钱，“权钱通内(国内)外(国外)”，“权钱通四海，财源滚滚来”。这种情况下，疯狂的贪污舞弊、腐化奢侈、投机倒把，走私贩毒卖淫各种非法行当，在混水中浮现。“水清难养鱼”的“高论”居然刊在党报上“领导同志讲话”中。投资环境(包括精神文化社会风尚)被恶化，社会秩序混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能不受影响才怪。这正好为反对开放改革、攻击市场经济的人们提供理论藉口。最直接的破坏作用，是引发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崩溃，正是市场经济严重危机的突出表现。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测量器”，是“晴雨表”或“温度计”。而信用关系体系则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亦即货币金融经济，同时也可以说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关系(传统说法是生产关系及体系)，科学概括的说，法是信用关系及其体系。商品交换的出现，信用关系就发生了。偶然的交换产生偶然的信用关系，经常的商品交换形成经常的信用关系，商品交换与信用关系同步发展。事实不是像传统经典理论所说的：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论》)。而只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摆脱依附，独立城长的(资本主义)阶段，是还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但已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个阶段，市场经济的各种信用或信用关系已形成，建立体系(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制)：如商品生产领域的、商品流通领域的、分配领域的、消费领域的关系。虽成体系，但不成熟(完善)和不充分发展。所以，从整个来说，这个阶段，仍属市场社会的低级阶段。其主要标志是：货币流通依附于商品流通；货币金融未形成为独立产业，更没有在市场经济中成为“主宰产业”；银行职能仍未起“革命”变化。完善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只在19世纪后期的欧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银行集市场经济一切信用为一体。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学者称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为金融资本经济或信用(借贷)经济，金融资本主宰市场经济的经济阶段。列宁把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借贷)垄断资本溶而为一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最后阶段、寄生垂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工业借贷和商业借贷两种信用关系，通过银行渗股形式结合的金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借贷资本即银行资本职能扩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经济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为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股份)扩大民主化准备条件。同时也是信用和信用关系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趋势，现代世界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金融经济，也是高度发达的信用和信用关系网形成的经济。法制和法治是它的可靠保障，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支柱。

　　在中国，“信用”一词，西元前6—7世纪已见诸文字，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已常见使用。其含义，简言之是忠实执行和诚意遵守承诺(口头或文字)的意思。上至天子，下及庶民，“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诺千金”等等，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格言，“取信于人，取信于民”。但中国这个典型东方亚细亚式的民族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人口多，然而分散落后，居民生活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愚昧、闭塞、孤立的社会环境，极不发达的交换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下，“信用”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似乎不起大作用，没有什么意义或价值。简单小商品小市场经济(村社集市、附城集市)，在中国存在有两千多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前(资本主义前)，“幼儿期”的商品市场经济，完全依附于村社为主的，而且还是“弱智社会”(马克思语)的自然经济的附属物。从事较大规模买卖的商贾，往往与官吏勾结靠权力经营，一般小商小贩常采用野蛮、原始、露骨欺诈手法谋利。当然，也有诚信的商人。在时人的眼里是“无商不奸”、“十商九诈”，“官商勾结，无恶不作”。虽然如此，随着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有悠久历史的东方传统文明，或多或少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在简单商品市场经济行为中，形成的“信用和信用关系”，具有古老东方中国的特点。19世纪末，西方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早期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向世界扩张，中国门户被打开，尤其是“洋务运动”以后，西方市场经济的和东方发展中的小商品经济的两种观念和意识，在“双趋规律”(趋同化与趋异化交互作用)支配下，在中国沿海省市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一些带有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及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渗透着中、西方经济因素互相结合的“信用和信用关系”。这就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沿海、沿大江河城市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信用和信用关系”的特点和性质。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大陆紧跟前苏联，实行同西方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理想主义”的全国统一集中产品计划经济。一切采取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道而行之。计画具有高度指令性强制性，指标是从上而下逐层下达执行，下级服从上级，条条专政，同级联系通过上级，块块分割，不存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信用和信用关系，更不用说个人之间的信用和信用关系，只有领导与被领导、服从同隶属依附关系。为适应并扩大巩固这种体制而培养干部，在所有党校、大学、中专及短期训练培养干部，所用有关经济课程教科书、教材、讲义，只有深浅繁简不同，都是千篇一律，版本一个，贯穿“一条红线”，以阶级、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倡社灭资为线索目的，剩余价值为核心，用公式化教条方法论去批判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及其学者学派，从系统、内容、观点、理论定义概念，彻底否定私有制经济及其实体，去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以“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述经济定义概念，从概念演绎结构形成“创立”体系，用以指导实践。在经济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就是同资本主义对着干。信用和信用关系问题，当然不能例外。60年代，前苏联潜伏性工农业经济危机十分严重，被迫改革，实行“三自一包，物质刺激”。中国大陆则反修批赫，坚持前苏联30—40年代的并加上东方古代亚细亚中国的，形成“新一套”。经济上，“一收一放”、“一放一收”，反复回圈；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更左更革”。70年代，中国大陆“文革”，专政理论学习，“彻底挖修根，批法权，割资尾，清除私有制滋生土壤”。这样一来，人们头脑中，什么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什么“信用、信用关系”，通通地“消灭了”!“信用”没有人提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名词中几乎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在农业生产大队为社员“老病残丧”应急进行短期小额贷款的“信用社”，仍保留着“信用”两字，内涵已大大改变了。现在不厌其烦的重提这些史实，无非是要提醒决策者，中国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占统治的情况下，实行开放改革政策的。这些史实反映的既是中国国情，又不是中国国情。说不是国情，因为中国(旧中国)也原非如此的，是50年代仿苏体制后形成和演变发展而来的。说是国情，因为现实中国大陆情况是这样，这些思想观念对实行市场经济是不利的。改革开放就要拨乱反正，搞市场经济必须观念更新。虽然情况在变，但极缓慢。只要冷静地科学分析一下，前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后，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及仍保留社会体制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出现的现象，都是性质大同，形式小异，这就值得深入思考了。

　　时代进步潮流是无法逆转、阻挡、掩盖、抹煞的。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战前200多年是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战后则从电气时代到电子时代进到高科技资讯化时代。商品市场经济也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人类的大趋势。决策思想观念必须适应。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大陆“自我封闭”的社会里，实行全国中央统一集中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割断外部经济联系。领导层意识夜郎自大、独断拍板、我行我素、盲目制度观念优越感。而群众、干部(官员)习惯于中央说了算，上头说了算，领导说了算，而政策又在各种“伟论、大道理”宣传下，朝令夕改，政出多门，“上午是红头，下午变黑头(档)”。在台上一贯正确，落台就全错。人在政存，人亡政改。既然大道传媒不足信，老百姓只有信小道外道。这种体制的思想观念，工作习性，几十年根深蒂固，几代相沿。开放改革的头十年，只开了个“视窗”，在小部分地区搞了点小市场经济，却几番招来“姓社姓资”的政治风波。立法不全，执法不正，使长期信用和信用关系难建立，市场经济发育损害。据有关资料透露，外资引进初期，发生不少关于信用和信用关系纠纷，中外法律不同，各执其理，各依其法，只好下次不交易。头十年开放改革，从总体来说，我省在引进外资同外商建立了较好的互信互利商务关系，许多“三资”企业经受了时间考验，为建立现代国际化市场经济的长期牢固的信用和信用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为全国全面转入市场经济带了个好头。1993年一哄而起的市场经济热失控的“房地产风”，政策不透明，权力关系支配经济，不择手段，只顾捞钱，不讲信用的短期行为，引发产业危机，金融、信贷债务危机。从1994-1996年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不完整的部分案例数位中，可以看出，信用和信用关系破产、危机的严重性。如果对此不从根本方面解决，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当前，我们正处在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新环境、新形势下，这种新形势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的是：其一，邓小平逝世和中共十五大召开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路向更趋明朗化，以及国内市场形成的新态势，国内地区性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其二，香港主权回归后，香港新问题的突出。同时，出现粤澳台关系新变化，引进外资的涵义有新的内涵、新的结构、新政策、新方式。其三，由前两个因素引起的国际资本对华对港投资政策的新调整，国际资本对华对港投资资本的新组合。其四，主权回归后的香港，在中央调控下采取“不干预政策”，但作为大陆集资的主要对象，对我省引起的变化。最后，粤港、京港、沪港、内(内地各省)港多边多角关系；为利用香港，各施其法。现在，上海是利用香港金融资讯中心作为桥梁通向世界；重振旧上海地位，加强华东，向中国市场经济心脏地带长江两岸各省市扩展，带动全国。我省过去是凭“时缘、地缘、人缘”独享引进之利。南大门的地缘之利还未充分利用，香港主权回归，地缘从一定意义上已大变，人缘经18年开放在某种程度已代谢更替，时缘却完全不同了，全国全面转入市场经济已成大气候。在新形势、新环境下，我省应作整体性新打算。我认为，我省领导审视形势应看得远些、深些，过去，在“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下，外资外商是从“短期打交道”意念，要求中国改善投资环境，着重的是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码头、港口、道路的现代设施。这些基本设施当然很重要，要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超前。但具备这些条件是否就能吸引大规模长期的投资者、合作者呢?不一定。从大规模长期的投资来说，更深更多考虑的是信用和信用关系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投资环境，是包括两个大方面，物质性的基本设施的现代化，和非物质性的，其中主要的是信用和信用关系。我省要在新形势下保持创造新优势，继续在全国领先，必须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和信用关系方面做大量工作，把它作为改善投资环境一项根本措施，这确是不容易的长期性工作，但也确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支柱工作。我省必须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自我塑造新的形象。

　　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建议省领导利用并通过一切传媒工具进行一次“市场经济的拨乱反正”工作。过去，由于与世隔绝，左潮影响，传媒及一些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误导，片面宣传、扭曲了现代市场经济，使人们产生误解，要么把市场经济说成洪水猛兽，要么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捞钱，不择手段去捞，捞得多的是“成功企业家”。这种误解在于把“原始积累阶段”或之前，暴发户式市场经济等同于现代市场经济，不顾信用短期行为达到捞钱目的。今后，传媒必须全面宣传报导现代市场经济，包括好的和不好的，使各层领导及企业、经济实体管理人员，以至群众起码认识信用和信用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具体反映，提高守信自律，营造我省良好的投资环境的精神基础。

　　第二，使企业和经济实体管理人员正确认识，长期的信用和信用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要自我营造企业、经济实体的形象。

　　第三，建议从各级政府部门做起，自我评估及检讨在政策决定执行和经济行为中，取信于民、取信于人(国内外)的信用和信用关系程度，并通过传媒、群众公开评估测试成为制度。

　　第四，建议有关部门成立半官方长期性机构，对一定规模的企业、经济实体的信用和信用关系情况资料收集分析，编入电脑库，定期公开，产生约束力。

　　第五，建议有关部门把评估信用和信用关系情况作为企业、经济实体评级主要内容之一。

　　第六，目前社会上不少人对传媒不信任，或怀疑其可信性，原因出于不少群众从传媒刊登的广告中上当受骗。建议传媒对此自省，认识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后果。

　　　　　　　　　　　　　　　　　　　　　　　(199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