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上相距万里，时间上相隔千年，历史座标上的两个点，一个是中国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一个是阿拉伯阿拔斯朝哈里发帝国首都巴格达的智慧馆，它们都是所在社会的产儿，虽然各自经历过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的熏染，在创办的背景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在创办原因、本身的性质及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却是那样相似。它们简直就像东方世界的两颗明珠，在异时异地闪烁着东方文化的光彩。

　　稷下学宫，因所在地在战国齐故都临淄城西门稷门之下而得名。这座学宫是田齐桓公午在西元前4世纪60年代左右创办的。后来，经过田午的后代田因齐(齐威王)、田辟疆(齐宣王)、田地(齐暋王)、田法章(齐襄王)等四代国君的努力，尤其是威宣二王不断地扩建，使稷下学宫成为一所容纳数百千人的大学校。到齐王田建当国，齐国灭于秦始皇之手，学宫也宣告结束。先后在稷下学宫讲学议论的著名人物有淳于髡、孟子、告子、儿说、环渊、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接子、邹衍(又写作驺衍)、邹奭、季真、王斗、鲁仲连、荀子等，这就使稷下学宫成为名符其实的各学派的荟萃中心，它的设置，对开展百家争鸣，繁荣战国学术起了很大作用。

　　智慧馆，阿拉伯文写作bayt al  hikmah，也有译作知识之家的。它始建于阿拔斯朝鼎盛时期的哈里发麦蒙(al ma'mun，８１３－８３３年在位)之手，但何时结束尚不得而知。麦蒙于830年先建立了一座天文台，随后又在天文台附近建立了这座智慧馆。

　　在智慧馆中工作过的著名学者是希拉城的景教徒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欧洲人称之为 joannitius，８０９－８７３)和他的儿子易司哈格·本·赫里康·侄子胡伯史·伊本·哈桑，另有伊萨·伊本·叶海亚·穆萨·伊本·哈立德等数百名学者。在这里，学者们从事着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梵文等典籍的翻译工作，从事着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其他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智慧馆不仅是当时阿拉伯帝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而且由于不少希腊语原来著作的遗失，唯独这一时期译成的阿拉伯语本流传下来，就使它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从创办原因来看，稷下学宫和智慧馆有很多相似之处。战国时期的齐国，是最先进入封建社会的诸侯国之一，因为封建制刚刚确立，为使这种新的社会制度能够持久下去，齐国统治者迫切需要的，一个是人才，一个是为巩固统治而制造舆论。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齐国生产力发展很快，都城临淄成为名闻遐迩的大都会，正如战国策士苏秦所形容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有了这样的条件，先由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抬致贤人而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后由威王、宣王“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结果把战国时期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吸引到了齐国。齐国统治者招徕人才之后，又让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传》)。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术派别，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五行家等等，他们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思以其道易天下”(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他们竞相鸣放，都试图用自己的哲学世界观来影响统治者。而统治者也就可以在这种争鸣中进行选择，选择能够为巩固自己统治服务的思想。

　　而智慧馆的创办，也是哈里发麦蒙出自同样的延揽人才和寻找理论武器的目的而建立的。阿拔斯朝到哈伦、麦蒙两任哈里发时期至于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帝国首都巴格达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繁荣昌盛、金碧辉煌，交通四通八达，黄金、宝石、应有尽有。有这样优厚的条件，数百名学者从帝国各处或国外来到这所智慧馆，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如这所智慧馆的馆长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每天骑马到公共澡堂去，侍者浇水给他洗澡，他走出洗澡间，披上休息的长袍，然后喝一杯水，吃块饼乾，就躺下休息。有时他睡一觉，午睡醒来，烧香熏身体，然后进午餐。他的午餐，主要是肉汤、肥鸡肉和面包。然后再睡一觉，睡醒后喝四磅陈酒，如果喜欢吃新鲜水果，就再吃些榲桲和叙利亚苹果”(Ibn Khallikun vol·ｉ，ｐ·298，转引自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6页)。麦蒙曾依据他的译稿的重量而给以等量的黄金作为报酬。其他学者的待遇也相当优厚，这一点是与麦蒙时期的经济繁荣相联系的。麦蒙的富有，令人惊讶，他在825年举行婚礼时，新娘和新郎站在一床金席子上面，席子是用珍珠和兰宝石镶嵌的，然后把一个金托盘里的一千颗大珍珠撒到新郎新娘身上。麦蒙时期，阿拉伯世界进入封建社会也只有200多年，在麦蒙以前，阿拉伯帝国的理论界是比较薄弱的，麦蒙时期，尊重理性的莫尔太齐赖派才开始比较注重理论问题。麦蒙本人也尊重理性，所以莫尔太齐赖派得到他的支持。但当时莫尔太齐赖派却遭到正统派的攻击，为了给自己的支持莫尔太齐赖派的立场作辩护，迫使他到希腊哲学著作中找理论根据，就这样数百名学者被召集到智慧馆，从事哲学和科学的翻译工作。

　　从性质方面来看，稷下学宫与智慧馆也很相似，都具有多重性。它们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稷下学者所从事的活动有：在关键时刻游说齐王，使其决定或改变重大决策；担任行政官吏，为齐国封建化改革效力；担负重要的外交使命；为齐国统一天下设计蓝图，规定典章制度。智慧馆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活动，未见于历史记载。但它们的翻译和科研活动都是为哈里发麦蒙寻找理论根据服务的，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此外，它们又都是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不论是稷下，还是智慧馆，都涌现出一大批学术著作，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稷下的著名学术著作有：儒家类《孟子》、《荀子》、《鲁仲连子》，道家类《蜎子》、《田子》、《捷子》，阴阳家类《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法家类《慎子》，小说家类《宋子》，另有《管子》、《晏子春秋》、《王度记》等也都出自稷下学者之手。智慧馆的学术贡献，主要是把希腊著作译成阿拉伯文，主要是格林、希波革拉第和代俄斯寇里提斯的科学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解释篇》、《范畴篇》、《物理学》、《伦理学》，另外还在天文学方面校正了托勒密《天文大集》里的黄道斜角、二分点(春分和秋分的分日点)的岁差和岁实，还做过精密的测地工作。智慧馆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元机构，既是科学院、翻译局，又是图书馆和学校，为哈里发王朝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做了不少的工作。

　　稷下学宫和智慧馆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极为相似，它们对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稷下哲学家、思想家们目睹世变沧桑，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学术见解，对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术贡献是相当大的。如他们在哲学方面对自然观、发展观、人生论、认识论、政治观、历史观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中国哲学史中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几乎在稷下学者那里都有了雏形，如道、气、心、性，天、人、阴、阳，五行说，精气说，水地说，天人相通，天人相分，虚一而静……简直就像哲学园地里一枝枝灿烂的花朵，把先秦的哲学界装扮得如花似锦。所以郭沫若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十批判书》，第153-154页)。而智慧馆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一方面是把大量的希腊哲学和科学古籍译成阿拉伯文，另一方面又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创立了阿拉伯哲学的新学派。正像希提所说：“阿拉比亚的穆斯林，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根柢，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敏锐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当他们征服或接触更古老、更先进的民族的时候，他们不久就变成了那些古代文化的受益人和继承人……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七十五年的工夫，阿拉伯语的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斯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阿拉伯通史》，第357页)当西欧的哲学家还完全从属于僧侣阶级，是宗教的奴仆的时候，希腊的思想文化却经阿拉伯人的翻译得以保存，这些翻译工作有很多是在智慧馆中完成的。完全可以说，智慧馆在世界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地位的重要是不容忽视的。

　　通过稷下学宫和智慧馆的比较，我们发现，文化虽然有地域的特点，但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受着历史的统一性规律的制约。文化的发展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以一定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尤其采取一种吸引学者、知识份子的政策，给他们以优厚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条件，稷下学宫和智慧馆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我国目前的现状也正在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