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两岸关系放置在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中来理解，并试图以赛局理论来检视台湾在不同的美中关系之下所适宜采取的政策。在以下的讨论当中，将从美国“重返亚洲”出发，探讨其背后的美中权力转移背景，然后带入美中台战略三角，并以延伸关系来讨论“美台关系是美中关系与两岸关系的函数”，最后解释马英九政府执政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未来美中关系的演变对于台湾的影响。

　　一、“脱恐返亚”的背景：中国大陆的崛起

　　2010年是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捩点。在那一年当中，中共和周边的国家为了领土问题产生了一连串的冲突，包括南海主权争议、钓鱼台问题等。又因为南韩的天安舰被北韩击沉，再加上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得朝鲜半岛情势紧张，而美国也与韩国与日本进行军事演习，意在威吓北韩。作为平壤的主要盟友，中共一方面要求各方克制，一方面又对美韩的军事活动表示反对，结果两大联盟阵营剑拔弩张。除了主权和军事冲突之外，达赖喇嘛与欧巴马的会面、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人民币汇率争议等，也让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冲突不断。在2009年美国总统欧巴马就任后所营造的美中亲善关系骤然之间落入谷底。

　　在2011年11月16日，欧巴马在澳洲表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且我们将常驻此地”（“The United States is a Pacific power, and we are here to stay”）。他又说，“请大家务必瞭解，美国在21世纪将全力投入亚太地区”（“Let there be no doubt: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all in”）。此一宣示增强了国务卿希拉蕊在此之前的多次发言，表明美国将“重返亚洲”，其对象就是中国大陆。欧巴马明确地要求北京遵守国际规范，而且表示美国的军费削减絶不会以亚太为牺牲。此一宣示明确地回应了从2010年以来美中两大强权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幷且表示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战略挑战和反恐之间做出了抉择。

　　在小布希于刚就任总统之时，曾经明确地将中共视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但是由于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攻击，从2001年以降，美国在面对新兴大国挑战（主要是中国大陆）和应付紧急危难（国际恐怖主义）之间被迫选择后者。在小布希的任内，反恐与推进民主（democracy promotion）结合，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鹄的，与美国的官方政策。但是十年以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首先，美国国力在进入21世纪后停止快速增长，科林顿时期风光不再，从2007年开始又陷入金融风暴，因此感觉必须尽快结束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事。其次，反恐战场已有初步成果，包括海珊已经铲除，而九一一的元凶宾拉登也已经伏诛。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两地的战事又陷于胶着，不宜恋战，这包括伊拉克的民主不稳、伊朗势力坐大、反美情绪高涨，而在阿富汗美国与其盟友又无法根除塔利班，出现了当年越战长期耗弱的局面。最后决定性的因素是十年之间中国大陆兴起迅速，美国必须返防。在2011年底，美国已自伊拉克完成撤军，而欧巴马又宣布将在2014从阿富汗全面撤除驻军，在此同时，美国宣布重返东亚。因此整体的战略决策已经非常清楚，美国将“脱恐返亚”。

　　造成美国整体战略转变的，是中国大陆国力的快速崛起。大陆的GDP在2005年超越法国、2006年超越英国，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在2008-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陆由于维持高速的经济成长，已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美中竞雄的预期，现在已经真实地出现了，并将成为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轴。此种竞争有三个内容：人口、经济、军事。过去美国曾经面对两种挑战，一个是来自苏联、一个是来自日本。苏联有人口的优势，其2亿9千万的人口多于美国的2亿5千万，而其经济规模曾为美经济之一半，但在挑战成功前即已解体。今日的俄罗斯仅有前苏联一半的人口，且其人口还在不断地减少当中。就日本而言，其人口为1亿2千万，少于今天美国的3亿人口。在过去曾经因为生产力的突进，令美国芒刺在背。但自从“平成不况”以后，其总体实力便逐渐衰退。观察未来的发展，由于美国的人口有三亿，居世界第三，且生产力位于世界前茅，因此能够对于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只可能是人口13亿的中国大陆或人口12亿的印度，特别是国力已经高速成长30年的中国。

　　以GDP为准来测量国力，便会发现人口的巨大意义。由于世界上各国人口分布悬殊，而GDP是由人口和国民的生产力决定的，因此除非各国的生产力差距比人口的差距还要悬殊，否则要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要拥有大量的人口。在前工业化时代，人口大国的中国便长期是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一直到工业革命拉大了东西方的生产力差距，才形成西方独霸的局面。在西方各国当中，英国是先行者，继之以法德，然后有美国。美国的快速崛起幷且成为世界霸权也是拜人口之赐。当生产力革命及于俄罗斯之时，也造就了苏联的强权，也就是人口优势被生产力活化。然而工业革命和生产力的提升终会由西方向世界的其他地区扩散，而非西方的人口大国只要维持一定的经济成长率，则借由其巨大的人口优势，便可以逐步缩小和西方与美国的国力差距。当各国生产力的差距不再悬殊的时候，人口大国的国力优势便会展现出来。由于中国大陆对美国有43倍的人口优势，因此其平均国民所得只要达到美国的24%，便可以在总量上超越美国。以大陆经济在过去三十年的表现来看，这个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出现。

　　和以往苏联与日本挑战美国不同，前者人口和美国相近，要超越美国其人均生产力要达到美国的水准；而日本的人口不及美国的一半，要超越美国（Japan as No1），需要其人均生产力达到美国的2倍以上。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结果苏联解体、而日本也无法持续在生产力上持续精进。中国大陆的优势相当部分在其人口，对生产力的仰赖程度较低，因此是唯一真实有可能超越美国国力的竞争者。此种挑战有苏联的特性（意识型态的差异、军事的对立），也有日本的特性（资本主义国家、商业竞争），也有本身的特性（人口基数大）。总体而言，中国大陆让美国觉得芒刺在背，是真实的霸权竞争者。

　　针对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权力变动，有一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最具有解释力，此即“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AFKOrganski为其开山鼻祖，其核心概念是权力平衡不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权力不均衡的层级体系才有助于和平的维系。权力转移理论正面挑战了大多数现实主义流派所接受的权力平衡理论（BOP），是一种反对 BOP 的现实主义。其所设想的情境和未来的美中关系最为契合，但是其预言是悲观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美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必然随着二者间的权力接近而加剧。当中国大陆的权力达到美国的80%时便最有可能发生战争。除了预言现状霸权和新兴强权在权力接近时会爆发冲突之外，权力转移理论也认为国家的意图很重要，因此如果能够让双方的意图相合，则战争还是有避免的可能。面对此一局面，美国便极力以交往的方式来让中国大陆接受现有的国际秩序，使其在现状中获得既得利益，从而使北京从修正主义者转为现状支持者，甚至要求大陆出力维护现状（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样的方略有其成功之处。中国大陆在美国与西方所设定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与发展，因此就此一意义而言，已经成为现状的维护者。不过，由于相较于权力而言，意图是难以确认的。因此美方的策略始终是遏抑与交往兼具，也就是“两手避险──防范”(hedging)。容或一段时间遏抑较为突出，一段时间交往较为显着，但是两者始终同时存在，以此保持最大的安全系数。相对于美国，中共则表示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后兴大国，絶对不会走一条“完全错误的、害人终害己的道路”。中共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絶不称霸”，因而中国崛起对于各国不构成威胁。如果依据这样的描述，中国大陆便是一个支持现状的新兴强权，虽然在未来可能和美国之间发生权力转移，但是由于并不怀有修正主义的意图，因此不会破坏国际秩序，也就不会和美国进行对抗与冲突。但这是后兴国家在尚虚弱时期的说法，两次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可能性大增。在当前美中双方高度相互怀疑，因此虽然一方面不断重申交往与磨合双方的利益，但是权力接近所带来的矛盾还是不断地增加。

　　二、处于美中两强之间的台湾

　　台湾刚好处于在美中两大强权之间，而且是双方均宣示不惜一战之所。台湾对于美国有政治、军事与经济依赖，对中国大陆有经济依赖，大陆对台湾则有军事威胁。在两强间的冲突可能性震荡向上的情况之下，台湾应如何自处？这是国家安全上最为重要的课题。站在台湾的角度，在我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当中，美台关系与两岸关系是重中之重。其中两岸关系更是枢纽，因为台湾与美国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制于两岸关系。为了瞭解这其中的复杂机制，我们先从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战略三角关系谈起。

　　美台关系是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函数。美台关系由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和台湾对美国的态度构成，而台湾始终对美亲善，因此美台关系系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美国对台态度主要不是由内在的因素决定（彼此安全、经济、意识形态关系），而是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延伸关系。所谓延伸关系，就是指两国间的关系由两国和第三国的关系决定。延伸关系有四种。第一、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正负得负；第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负负得正；第三、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正正得正；以及第四、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或朋友）：负正得负（或正）。其中第四种关系是由敌人朋友的国力与效用来决定本身对其所采取的态度，由此决定是正还是负。如果把上述的规则套入美中台的三角关系当中，便得到表一的结果

　　表一延伸关系与美中台三边互动

　　由于基本上台湾对美国都是采取友善的态度，因此美台关系便是由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来决定。这表现在US(ROC和US-ROC两栏的数值是一致的。又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美国和中国大陆关系与两岸关系的函数，适用延伸关系的规律，因此如果美中关系佳，两岸关系也佳，则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正的，而美台关系也是正的。如果美中关系佳，而两岸关系敌对，则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必然为负，美台关系也是负的。如果美中关系对立，而两岸关系也对立，则美国的对台态度是亲善的，美台关系也是亲善的。最后当美中关系为负，而两岸关系为正时，美国对台的态度可正可负，端看台湾的国力与对美国的效用而定，美台关系也由此决定。

　　如果我们可以确定在一定的美中关系和两岸关系之下台美关系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美中关系与两岸关系作为自变项、台美关系作为中介变项，来瞭解台湾在美中台战略三角中所处的地位。在下面的表二当中，我们以两岸关系作为横轴，以美中关系作为纵轴，个别以正、负来描述这两个变项的值，然后得到四种可能的状况。如果美中与两岸关系均为正，则美台关系也会为正（表一中的第一列），而出现了“三边家族”（Ménage à trois）的格局，在表中是处于左下角的位置。如果美中关系与两岸关系均为负，则美台关系将为正（表一中的第三列），并出现美国与台湾的“婚姻型三角”（Marriage），中共成为孤雏（outcast），这在表中是处于右上角的位置。如果美中关系为正、而两岸关系为负，则美台关系将为负（表一中的第二列），并出现美国与中共的婚姻型三角，台湾成为孤雏，这是表中右下角的位置。最后如果美中关系为负、而两岸关系为正，则美台关系是难定的。如果美国因为台湾对于大陆友善、因此对台不满，使得美台关系为负，则出现两岸间的婚姻型三角，美国成为孤雏；又或是美国想要拉拢台湾，因此对台友善，则将出现“罗曼蒂克三角”，台湾成为“枢纽”（pivot）（表一中的第四列）。这样的两种可能是出现在表二中的左上角在所有的战略三角可能形态当中，我们没有讨论到的有三种：三边为负的“单位否决型”（unite veto）、北京为枢纽的罗曼蒂克型，和华盛顿为枢纽的罗曼蒂克型。单位否决型不可能是因为一旦美中关系与两岸关系均为负，则美台关系将为正（表一的第三列），而出现美台婚姻。北京为枢纽的罗曼蒂克型不可能是因为如果美中和两岸关系均为正，则美台关系将为正，那么会出现的是三边家族（表一的第一列）。华盛顿为枢纽的罗曼蒂克型不可能，是因为如果如果美中关系为正、而两岸关系为负，则美台关系将为负（表一的第二列），则将出现的是美中婚姻。所以依据延伸关系的规律，上述三种的战略三角是没有机会出现的。　
　　
　　表二美中台三边互动

　　在表二所呈现的四种可能当中，台湾有不同的偏好（preference ordering, PO）。站在战略三角的观点，最佳的角色是枢纽，因此左上角的位置对台湾会是最佳的。然而同一个位置有可能出现两岸婚姻，而以美国为敌，这就是一个相当不利的选项。左下角的三边家族对台湾也是相对有利的，因为台湾可以同时与美国和中国大陆友善，其偏好排序仅比台湾扮演枢纽为差。再往下的一个选项是右上角的美台婚姻，而以大陆为敌。此一选项是从1950到1970年代的美台关系，虽然仍然需要面对两岸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台湾拥有美国的支持。最恶劣的一个选项是台湾同时与美国与大陆相恶，这就是右下角的美中婚姻。总体而言，由于左上角的选项代表两种可能，一在三边家族之上、一在美台三边家族和美台婚姻之下，因此我们给定的偏好顺序是在三边家族与美台婚姻之间。最后，我们可以得出台湾在这四个选项间的偏好列等为：三边家族（左下）优于台湾枢纽╱两岸婚姻（左上），优于美台婚姻，优于美中婚姻。其顺序在表二中分别用PO 1-4显示。

　　台湾无法控制美中关系，但可以部分控制两岸关系。那么为了达到最大的效用，台湾应该将两岸关系向正方还是负方推动呢？在表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如果两岸关系为正，则台湾可以获得的报偿是顺位1或2；然而如果两岸关系为负，则台湾所获得的报偿是顺位3或4。因此台湾在理性地极大化本身效用的情况下，应该要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向正面发展，而这也正是马政府从2008年起所推动的

　　表三在2008年后的发展

　　在陈水扁政府任内，台湾追逐高风险的倾独路线，和北京敌对，因此两岸关系高度紧张。而美中关系又从九一一恐怖主义攻击事件开始逐步改善，因此美台关系不断低落（表一列二）。这就使得台湾落入右下角的美中婚姻，而成为孤雏，这是最不利的状况。到了2008-2009年，在马政府的引领之下，大幅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而欧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更倡议多边主义，与北京亲善。特别是从2007年便现端倪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使美中间相互需求大增，必须共同负起重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担。在此种情况之下，三边家族浮现，台湾进入了最为有利的位置，亦即在表三中从右下角移到左下角。然而，到了2010年美中间由于权力转移出现许多摩擦，情势逐渐由左下角向左上角移动，这就对台湾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马政府面对此一局面，基本上仍然努力与美国尽力维持准联盟的关系（美牛事件必须在此一背景下理解），另一方面又持续与大陆改善关系，从而打开国际局面。然而，美中关系如何演变，美国对两岸接近的反应又将如何，皆非台北所能控制。如果华盛顿与北京回复相善，则三方可以重回三边家族的格局。然而如果华盛顿与北京相恶，则我国必须检视华盛顿是否愿意维持与台北的友善关系，同时必须在两强间保持平衡的地位。此时美中均会要求台湾表态，则作为小国，台湾如何抗拒大国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台湾在此种情况之下成为枢纽，是否能够借着向一边倾斜（tilting）来从另一边获得利益？这是枢纽的典型行为模式，也是台湾所从未尝试的。如果华盛顿与北京相恶，而华盛顿选择降低与台北的关系，以对敌手的朋友施加压力，则两岸婚姻将成形，台湾的位置将进一步滑向中国大陆。不论是台湾做为枢纽，或是出现两岸婚姻，都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此一态势，其实并非仅有台湾面对，所有中国大陆的东亚邻国，甚至澳纽，都是在政治外交军事上仰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经济上则仰赖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因此深切期望美中关系能够和睦，同时又极为忧虑一旦美中冲突，自己将两面为难。台湾因为处境特殊，面对美中可能敌对的状况所受到的影响更为巨大。不过，即使美中失和，台湾的相对较佳位置还是在左上角，而非向右移动。特别是此种失和在过去经常出现，而与美中亲善相交替，因此，在美中关系变动不居的情况之下，台湾的相对较佳位置还是改善两岸关系，也就是向左移动。

　　本文讨论了权力移转下的美中关系，以及处于两强间的台湾处境。在方法上采用了延伸关系的概念、以及战略三角的分析框架，最后推演出台湾的较佳策略，并和实际的情势发展相比对。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台湾展现了经验学习的行为，从过去习得教训。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的执政者在面对国际局势时其选项是有限的。在这里还欠缺分析的，是台湾的执政者如何在改善两岸关系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代价，而这一部分就牵涉到国内政治，非本文的分析焦点了。      

　　吴玉山  (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员兼主任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