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四川客家人是客家民系的一支，其认同有两种情况：一是以祖籍地为单位的地域认同，二是以各家族为单位的亲属认同。地域认同主要通过闽粤赣客家移民各自建立的会馆来体现，而亲属认同则主要通过和家族有关的一系列活动来呈现。除此之外，四川客家人认同的维持还有赖于客家人语言的基本一致性及其延续性。
　　
　　【关键词】四川客家   移民   认同
　　
　　Abstract：The Hakka in Sichuan is one branch of the Hakka ethnicity. They usually have two kinds of identities: one is the geographic identity that considers their origin as the bond of unit, while another is the relative identity which takes the family as a unit. The geographic identity is usually represented by guild halls set up by the immigrants from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while the relative identity is mainly represent by family activities. Besides this, to maintain the identity of Sichuan Hakka also relays o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Hakka language. 
　　
　　Key words：Hakka in Sichuan   immigration   identity
　　
　　一、 缘   起
　　
　　客家是中国的汉族族群，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南方的汉人后裔。秦汉、两晋和唐末的北方汉人三次大迁徙，其中有部分就是成为客家民系的先民。清代前期，屡遭战乱之劫的四川，人口流失严重，田地荒芜，清廷采取“湖广填川”之策，广东、江西等地客家人之后也随着湖广人迁入四川。客家人现如今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台湾、四川、湖南、海南、贵州、香港、澳门等省区以及美国、东南亚等国家〔1〕。下文拟从人类学族群认同的角度对四川客家进行探讨，由于田野资料的缺乏，本文主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着手进行分析。
　　
　　二、 四川客家概况及研究概述
　　
　　四川客家人被四川当地人称为“土广东”，学界对四川客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民国时客家问题开始引起世人关注，幷且逐渐遍及海内外热潮的年代〔2〕。罗香林首先对生活在祖国西部的四川客家人的源流和分布作了全面的描述。他认为四川没有纯客住县，客家分布在十个县，分别是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这些地方的客家人都是清初自粤赣两省迁去，也和湘赣人杂居。
　　
　　1941年，钟禄元在《文史教学月刊》第3期上发表《蜀北客族风光》，该文第一次报导了成都近郊客家人的“奇风异俗”。1943年，他又在《风土什志》发表《东山客家风俗一瞥》，两文的发表使读者对当时四川地区客家人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瞭解。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的徐宝田在冯汉骥、罗荣宗的指导下写就的论文《四川省华阳县客家民族之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地人口、生活概况、歌謡与语言、客家优缺点进行记録和分析。董同和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是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研究客家方言的经典之作，该书审音准确、资料丰富与方法科学，至今仍是方言调查的典范。80年代以来，四川客家研究进入催生阶段，主要代表作有：黄雪贞《成都市东郊龙潭寺的客家话》，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境内的客家方言》，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论文有黄友良的《四川客家人的来源、移入及分布》。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对已有的四川客家研究情况有了一个较全面的瞭解。现今四川的客家人主要是清初从广东、福建、江西入川的，这部分移民占四川客家总人口的90%；其余约10%的客家人20世纪30年代来自于国内及海外的客家人、客属归侨，还有一部分是明代入川的客家人〔3〕。由于清初四川的战乱，生灵涂炭，四川人口鋭减，造成地旷人稀，有可耕之地，无耕地之民的局面。清王朝建立初期相继采取了移民垦荒的举措，以解决劳动力和粮食问题，对西蜀腹地政策优惠，“对徙川民人开垦水田旱地，定于三年，五年升科”，安插户籍，编入保甲，并给予牛种、粮食等援助，朝廷还把招民复业，招民垦荒纳入政绩考核。这样一个优异的移民环境吸引了十余个省的民众入川，以湖广省（湖北和湖南）最多，在时间上，湖广人也最先入蜀，广东、福建移民入川在湖广人之后。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四川客家移民的来源，姓氏构成及宗族，地理分布，语言风俗，宗教信仰，会馆建筑，物质生活，山歌传说等进行了阐述，本文试图以一个新的视角即认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四川客家的文化，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三、 何谓认同
　　
　　“认同”一词多指族群认同或者民族认同，但是一个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是很复杂的，因此群体的“认同”也必然很复杂。这里讨论的四川客家人的认同很宽泛，影响“认同”建立的因素很多。四川客家人主要来自闽粤赣交界地区，他们的认同有两个层次，一是以祖籍地为单位的地域认同，二是以各家族为单位的亲属认同。虽同为客家人，但是由于迁出地不同，在川的闽粤赣客家人的认同也不一样，即表现在他们分别建立自己的会馆，会馆供祀各自的神，且名称也不同。
　　
　　相反，作为整体的四川客家人似乎没有建立起认同，早于客家迁入的湖广人和土著称他们为“土广东”，称他们说的话为“土广东话”，这似乎也只能说明广东客家在四川客家人中的比重大而已。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客家的认同呢？这和四川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有关。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由于客家人大多集中在康熙、雍正、干隆朝迁入四川，当他们在西部发达地区这块土地上最终落脚定居下来的时候，好田好地以及平坝地区早已被捷足先登的两湖移民插占开垦，因此，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通过插花的形式，分散地置身于客省移民之中，由此形成了“大分散”的基本格局，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客家人迁川的基本方式，大多“结伴而行”，以一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作为纽带而连接在一起。为了克服在异乡人地生疏和文化差异环境下的孤独和寂寞，他们大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并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以一个个家族、村庄乃至于社区的形式集合在一起，由此又形成了“小聚居”的居住格局。这种“小聚居”的范围，小至一个村庄，大至一个县乡，乃至于若干个县乡连成一片。这些连成一片的县乡，又构成了四川版图上的“客家方言岛”〔4〕。这种分布格局决定了客家人迁入四川后是和湖广人穿插居住，而不是闽粤赣的客家人居住在一起，因此四川客家人的认同只能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单位，而不会以“客家”为单位。那么四川的客家人又如何维系这些认同呢？
　　
　　四、四川客家人认同的维持
　　
　　上面谈到，四川客家人的认同有两种，一是以祖籍地为单位的地域认同，二是以各家族为单位的亲属认同。地域认同主要通过闽粤赣客家移民各自建立的会馆来体现，而亲属认同则主要通过和家族有关的一系列活动来呈现。
　　
　　近年有学者论证，西北、东南诸省人口移往西南各省是明清两代共有现象，长期大量西移的客民，在长江中上游诸省建立了很多会馆，而一般非省垣、非近代正式开埠的州县会馆，以四川最多，湖北、湖南、江西次之。宣统元年，傅崇矩就地采访，编有《成都通览》一书，所列成都会馆公所，大小有三十余处。清代成都府十六县，每县均有异地会馆，成都府内会馆如此之多，为全国省垣少见。这与清初成都遭受重大破坏和居民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历史直接相关，以致城内部分地名直取自会馆、公所名，有的保存至今。例如：在成都有燕鲁公所街，因为其地原建有河北、山东两省联合会馆；陕西街为山西会馆所在地；贵州馆街，因为其地原建有贵州会馆而得名等〔5〕。清代四川来源地十分广泛，如成都的移民来源地就有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16各省之多，不同省籍的移民入川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或沿用原籍的风俗习惯。各省移民风俗殊异最典型的表现是各省方言在四川移民中的流行，直到今天，四川的客家方言同粤北、粤东的客家话还相当一致，彼此交谈困难不大。彼此语言、习俗的差异，不仅使移民与土著间，而且各省移民间也存在着隔阂。这种隔阂便会造成他们相互间缺乏情感的沟通和互相信任感，从而使得同省籍移民之间相互需要一种信任和依赖感，而在对付外界的斗争中，移民更感到团结的需要。可以说，各省移民对故土的深切眷恋，对于自身安全的渴求，更加强化了同籍移民间合作的观念，于是捐资建立移民会馆已是水到渠成〔6〕。
　　
　　同乡组织的集体象征是乡土具体事物的自然选择与象征化，用以团结同乡、代表同乡的一种偶像化的标志，而为同乡所认同。每个同乡组织都祠祀这“乡土神”。所谓“乡土神”是指寄籍同乡在家乡和家乡之外所共同祠祀的神灵。广东客家移民会馆的名称大多为“南华宫”，但也有其他不同的称谓，多供奉“南华六祖”，即慧能禅师。福建客家会馆的名称一般都称为“天后宫”或“天上宫”，也有的称天后庙，天后即妈祖，相传妈祖生于北宋建隆三年，福建莆田湄洲人。江西客家移民会馆称为“万寿宫”。在这种以神道施教的伦理原则指导下，同乡之间的集体象征间接地趋于一致化，同时复杂化，普遍表现为一神附祀多神，即神的伦理化、神的职业化，更渗透了敬业乐群的意义。清代各会馆乡土神祭祀的兴盛和泛地域化，主要还在于官府的倡导和祭祀的定制化，各“乡土神”历来受到朝廷的封赠或有崇高祀典。如江西人带入成都的九月初九的九皇会就为各会馆和普通百姓认同，视为常会。同乡组织的神道功能的表现，还包括同乡们在神前聚会祈福，在神前娱乐与社交。“葬无所归，祭无所赖”被视为旅外生活的痛事，四川各会馆皆有以时举行的共同祭祀。会馆还有互助功能，如商业纠纷的调解，生活方面的互助，如丧葬、医药、教育、养老、育幼及恤贫等。各地会馆举办同乡子弟入学读书的义学。会馆还有娱乐与社交功能，四川各地会馆的神前祭祀是以举办庙会的形式举行的，带有同乡聚会娱乐与交往的需要。每至会期，演戏酬神，集乡人亲友举酒高会，狂欢极乐，夜以继日〔7〕。可见，会馆可以联系乡民，还具有教育功能，等等这些功能都加强了四川客家的地域认同。
　　
　　以各家族为单位的亲属认同主要通过家族的各种活动来体现。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结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福建和广东是我国传统社会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两省客家人居住地区的家族组织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大量的闽粤客家人入居四川后，其原籍的家族观念也随着移民自身的载体一同进入四川，迁移后的家族观念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显得更加牢固。闽粤客家人入川的一、二世祖曾掀起过回原籍迁先人骸骨入川重葬的高潮。更有甚者，有些移民一入川即买地建立家庙。祠堂是家族组织的中心，它既是供设祖先神主牌位、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点。祠堂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祭祀原籍祖先为对象而设立的祠堂；另一类祠堂为入川祖及在川祖所建置。随着在四川的闽粤客家移民家族世系不断扩大，其各房修建的宗祠也越来越多。这样，从入川祖祠堂开始到后来的各支各房祠堂的不断建立，家族祠堂构建趋向于金字塔型。每有一祠择行辈之最高者为族长，有兄弟若干人则分为若干房，每房各公举房公一人，同心协力以襄办祠中一切事宜。以家族祭祀、议事和执法为主要用途的祠堂，是家族权威和血缘关系的象征。为了维护祠堂神圣和庄严，保持祠堂的整洁和香火有期，四川的闽粤客家移民家族对祠堂的管理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则。祠堂祭祀格外肃穆和庄重，并有繁琐的祭祀礼节，通过这庄严的祠祭仪式礼节，死去的祖先们固然得以尽情的享受子孙们供奉的香火，而在世的族长们的显赫地位和族人们的上下尊卑伦序血缘关系，也在这一仪式中又一次得到体验和强化。
　　
　　如果说祠堂是用血缘关系把族人们牢固地团结在家族组织的活动中心，那么族谱、家谱的编撰，便是为家族组织的活动建立了一份较为完备的档案资料。四川的闽粤客家人通过回原籍访宗抄谱和原籍人入川对谱等方式修撰的族谱，一方面加强了移民与原籍族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在川家族修谱追溯源流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族谱中多实行名字排行制度，不仅使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上下伦序关系清晰可辨，而且还有助于联络不同地区内的同宗远支族人的血缘感情。族谱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同时，还以其家族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褒贬家族成员的行为。总之，祠堂和族谱所强调的同宗共祖血缘关系，把分布在四川各地的闽粤客家家族的族人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而族人们对于家族的向心力又进一步促进了家族组织的发展〔8〕。
　　
　　族产是四川闽粤客家移民家族组织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维护家族组织得以运行的经济支柱。族产除用于以祭祀为中心的家族公用事物的开支外，它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赈济抚恤贫困的族人。族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奬掖族中子弟进学。
　　
　　语言也是四川客家人认同的重要因素。在四川客家人的意识中，“广东话”为“祖宗言”是一个普遍而强烈的认识。对于移民的方言来说，其母语得以保存需要以聚居方式为条件，因为聚居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有共同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生活圈，某种语言或方言是维系这个文化生活圈的纽带。客家人散居的方式无法保存客家话。①在兰玉英对东山客家的调查中，被调查者最一致的回答是：广东人家家户户都教自己的孩子说广东话，父母教广东话，小孩子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她认为是习惯使然。不管怎样，客家方言在离开大本营之后三百年还能够保存，这证明它的使用的确是不可或缺的。有意思的是，各个聚居区的客家人都说自己说的客话是标准客家话，当然这些客话有的也受到四川官话的影响，这似乎也是乡土意识浓厚的表现。因此，语言也加强了客家人的认同，尤其是祖籍地的认同。
　　
　　以上我们通过祠堂、族谱和族产等家族组织这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描述性的分析了四川闽粤客家认同的基本构架。祠堂的建立和族谱的修撰及族产的设置从心理上固定了移民关于家乡的新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的建立、族谱的修撰及族产的设置，是四川的闽粤客家移民对新居地认同的象征。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闽粤客家移民就完成了与新居地四川的认同过程。地域和家族的认同和四川客家移民的方式和动因有关系，如果说家族认同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话，地域认同则是客家移民适应新的环境的结果。同时，四川各地的客家由于其所处的移民环境不同，其会馆，语言等组织形态也不同。四川客家的认同十分复杂而且多层次，要具体分析。
　　
　　注释：　　
　　〔1〕 黄淑聘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306、308。
　　〔2〕 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　　
　　〔3〕 同注〔2〕，页46～47。　　
　　〔4〕 同注〔2〕，页103。　　
　　〔5〕 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南京：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126。　　
　　〔6〕 同注〔2〕，页122～127。　　
　　〔7〕 同注〔5〕，页281～294。　　
　　〔8〕 同注〔2〕，页232。
　　
　　参考文献：　　
　　1.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2.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和四川的比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
　　3.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4.黄淑聘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5.孙晓芬编着：《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6.孙晓芬着：《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兰维，南越王宫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