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现代化和中国乡村都市化近年来已成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畲族文化的学术研究，自然也不能忽视畲族乡村的都市化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凤凰山区畲族村民像全国大多数农民一样，纷纷走上了洗脚上田、从事就地“农转非”生产或进城务工、经商的道路。在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少数乡村都市化资讯通过媒体和学界交流不断传来的同时，有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少数民族乡村都市化现象的报导却相对较少。东南地区聚居的少数民族为数不多，畲族是其中人口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民族之一。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畲族乡村的都市化进程及民族文化的保存、发展现状如何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到粤东凤凰山区多个畲族村庄进行长期深入的调查访问，结果发现畲族村民迈向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丝毫不慢于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或粤东地区的汉族村庄。

　　我们对粤东凤凰山区畲族村的考察，最早开始于2003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学生在潮州市潮安县凤凰镇开展的毕业实习田野调查。2003年暑假期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三十多名大学生、研究生在何国强、陈运飘老师和马建春博士的带领下，从广州市到粤东凤凰山凤凰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现实考察，并撰写和出版《粤东凤凰山区文化研究调查报告》。在此期间，笔者带领三名大学生深入凤凰镇石古坪畲族村开展了为期半个月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在石古坪畲族村吃、住两周的生活经历和初步调查瞭解促使本人决定，将凤凰山畲族的社会文化变迁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此后几年，笔者利用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日时间，多次走访考查了凤凰山区的多个畲族村庄，其中包括潮安县凤凰镇的石古坪畲族村，文祠镇的李工坑、黄竹洋畲族村，归湖镇的溪美岭脚、碗窑、山犁畲族村，以及饶平县的蓝屋畲族村。在畲族村的长期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使我们瞭解到当今畲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与书本上描述的畲族传统文化习俗已相去甚远。目前，凤凰山畲族不仅在谋生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已经完全汉化，而且还同广大汉族农村地区一样，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乡村都市化或农村现代化过程。

　　一、乡村都市化定义

　　“都市”一词汉语出现较早。《汉书·食货志》已有“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之句。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都市，与当代社会的都市概念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汉代都市就规模而言甚至未必称得现代的城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都市”，释义为“大城市”；而“城市”的定义则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代人将“都市”理解为“城市”大，但“大城市”只是“都市”概念的含义之一。中国古代的“都市”并非什么“大城市”，而西方的“城市”或“都市”（city）一词，最初也不是根据规模大小来界定的。据文化与社会关键字汇研究专家、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考证，西方文化中的city（城市，都市）一词早在13世纪就已出现，但它用来表示较大或非常大的城镇（town）的用法，却是在16世纪才出现的。用“城市”（city）来区别城市地区（urban areas）与乡村地区（nural alareas，country）的现代用法，也是到16世纪才开始的。在人类学讨论的乡村都市化（urbanization）概念中，“都市”一词仍沿用其早期的含义，即都市是乡村的对立面，“都市”和“城市”意义相近，两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文字符号的表现不一而已。

　　关于都市化或城市化的含义，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认为，都市化是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移，是人口和社会生产力向城市迁移和集中的过程。人口学家也认为，都市化的最大特征是城镇居民人口比例增长、城市数目增多、规模扩大的过程，亦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向城市聚积的过程。社会学家关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认为都市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劳动分工的深化、交换范围的扩大等因素而产生的社会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的世界性历史过程（沈祖良，1996）。与以上观察和关注视点不同的是，注重乡村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社群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认为，都市化不单是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迁入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的过程，而且是城乡之间来往增多、相互联系日益频繁的过程。城市化，亦称‘都市化’。指人口、用地和经济、文化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主要表现为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向农村扩展。城市人口数量在人口总数量中的比重，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基本指标。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引起社会结构发生急剧的转型，城市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着重研究城乡双向互动过程中乡村一端变化状况的西方学者，近年提出了“乡村都市化”（Rurbanizafion，即rural urbanization）概念，以便探讨农村地区既包含乡村文明又包含城市文明的高度整合现象，以及乡村人口外流、乡村对都市文化的吸收、城市对乡村的带动影响等现象。

　　二、凤凰山畲族村乡村都市化特征与模式

　　粤东凤凰山畲族乡村的都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畲族村民的谋生方式、生活习俗、居住环境和思想意识的变化方面。凤凰山畲族村民在居住条件、生计方式、社会交往、文化生活等方面，已全然不见穷乡僻壤的落后闭塞踪影。凤凰山坐落在广东省东部，东邻福建，北面江西，是当今广东省境内为数不多的几个畲族聚居地之一。凤凰山区畲族村共有8个，它们分别是丰顺县潭山镇的凤坪村，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的雷厝山村，饶平县饶洋镇的蓝屋村，潮安县凤凰镇的石古坪村、文祠镇的李工坑村（其中包含黄竹洋村），以及归湖镇的溪美岭脚村、碗窑村和山犁村。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凤凰山畲族共有2321人，约占广东畲族人口（28053人）的8％和全国畲族总人口（709592人）的0.3％左右。尽管现存畲族人口和畲村数目不多，凤凰山在全国畲族民众心目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畲族先民在凤凰山区居住和生活的历史十分悠久，还因为凤凰山被誉为全国畲族的发祥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粤外畲族前来凤凰山寻宗访祖，全国畲族文化研讨会也不止一次在潮州召开。这些活动表明，凤凰山畲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凤凰山畲村的乡村都市化风貌和特征，首先体现在畲族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当今凤凰山深山明珠山犁畲族村的村舍建设，要算现今潮州市7个畲族村中最美丽和最具城市化特征的一个。山犁畲村中洋楼林立，楼房建筑时尚别致，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修筑的土墙瓦屋并列，相映成趣，述说着乡村都市化故事。村口一两三亩水面的开阔池塘，不但水泥嵌边，形状规整，而且池塘周边还辟有种着草坪、观光植物的绿化带，绿化带上间隔有序地竖着城市公园或高尚住宅社区里常见的欧式路灯，路灯下安放着古朴典雅的铁架木制长椅。置身在群山环绕、风景如画的山犁畲村中，人们的脑海中不由得不闪现“乡村都市化”或“都市化的山村”这样的词语概念。山犁畲村的都市化、现代化建设，完全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外出工作的畲民对家乡建设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山犁村畲民绝大多数走出村外，到潮州附近或远方的城市、工厂寻找工作和生活出路。目前山犁村民的经济收入，大多来自村民进城从事各种打工、经商等非农业生产劳动。畲民外出挣了钱，便拿回村中建房修楼，20世纪90年代后村中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幢比一幢更加时尚、漂亮。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对农村地区道路、水电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加快了乡村都市化面貌的形成。广东省近年来大力开展和实施的“村村通”工程项目，使山犁村和粤东其他所有偏远山村一样，完成了通电、通（公）路、通车、通水、通（煤）气、通（电）话等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建设。山村与外部世界的地理和资讯隔绝状态已不再存在，村民不仅拥有了电视、电话、手机、影碟机，用上了电灯、电炉、电饭煲、煤气炉、自来水、热水器，绝大多数家庭还买了摩托车，个别家户甚至还购买了三轮或四轮机动车。如今畲族村民出村办事或进城工作，再也不需要跋山涉水、步行踯躅，更不需要再像祖辈那样肩挑背扛负重而行。如今出门赶路、搬运货物全靠摩托车、汽车代劳。总之洗脚上田后的山犁畲族村民，如今已完全步入了乡村都市化的时代生活行列。由于村民大多数外出打工，平日里村中静谧安详，只有老人、小孩和少量因特殊情况留守家中的中青年人在村中悠闲度日。但到了节假日，尤其是在农历春节和村中的祭祖节日期间，外出各地工作谋生的村民便纷纷赶回村中和家人团聚。这时山犁村如同凤凰山区其他欢庆节日的畲族或汉族村庄一样，骤然变得热闹起来。回家过节的村里人互相登门拜访，喝茶聊天，谈论各自在外谋生的成就、见闻和经历，此时各家的亲戚朋友也纷纷来访。村里停放的小汽车、摩托车、中巴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随处可见，村庄拥塞和喧闹的程度不亚于节假日期间城里的大街小巷。

　　潮安县凤凰镇的石古坪畲族村和文祠镇的李工坑畲族村，是凤凰山区畲族乡村都市化的另外两个典型代表。石古坪和李工坑的村舍建设虽不及山犁畲族村时尚摩登，但两个村庄及其村民的乡村都市化程度和特征，却丝毫不逊于上述的深山明珠山犁村。与山犁畲族村民外出务工和回村建房的乡村都市化道路不同的是，石古坪畲族村民因地制宜地选择了围绕茶叶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逐步形成的城乡兼顾、并行发展的乡村都静比途径，而李工坑畲族村则走上了外出务工，并在城镇购房居住和永久生活的外向型乡村都市化道路。

　　城乡两头兼顾和并行开发，是石古坪畲族村民正在经历的乡村都市化道路的最大特点。据调查统计，在石古坪村七十多户人家，目前已有十多户在凤凰集镇、潮安县城、潮州市区、汕头市区或广州市区的芳村茶叶集散地购买或租赁商铺开设茶叶经销商店。石古坪畲族村茶叶生产、加工和供销一条龙发展道路的形成，与凤凰镇政府大力推行茶叶经济发展的政策密不可分。凤凰镇是当今粤东凤凰山区有名的茶叶专业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该镇政府从当地山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以茶立镇、商贸活镇、科技兴茶、科技兴镇”等经济发展战略，动员各村干部群众充分发挥当地的气候、地形、土质等优势，积极开创茶叶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凤凰茶叶开始以其优异的品质和独特的茶文化在中国茶叶市场上独领风骚，其中的凤凰单丛茶、石古坪乌龙茶等名贵产品多次被评为全国优质名茶。在凤凰镇政府号召下，石古坪畲族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将原有耕地改建为茶园。1980年村中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石古坪村委把村中的山地、茶园悉数分到各家各户，每人分到1亩多茶园、10亩山地。此后，村民在经济收益的激发下，不断开垦山地为茶园，目前全村约有近千亩优质茶园，年产干茶5万多斤，人均年收入近3000元。

　　茶叶经济的兴起，使石古坪畲民与外部社会的接触日益频繁，交际范围也日渐扩大。在日常生活中，除茶叶之外，畲民的一切物资用品均需购买，从油盐柴米到果蔬肉类，从生产、交通工具如揉茶机、摩托车，到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影碟机、电饭煲、热水器等，所有开支均来自种茶、卖茶所得的经济收入。单一的茶叶经济模式和亦农亦商的新型身份，使石古坪畲民完全融入了与外部社会的贸易切换式网路之中。而畲民种植和制作的茶叶，并不需要自己运到山下集镇去出售。每到新茶上市的季节，进村收购茶叶的商贩络绎不绝，每年累计不下百人。茶商们开着摩托车、小货车直接进村采购拉货。村里生产的茶叶不但不愁销路，许多畲民家庭生产的茶叶甚至不卖给外人，而是直接运送到附近集镇或远方城市中自家开设的茶叶商铺出售。在城镇经营茶叶买卖的畲民不只出售自家或本村生产的茶叶，同时还购买凤凰山区其他乡村甚至外省生产的茶叶出售。在城镇开店的石古坪畲民，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镇照管生意，村中的茶园一般交给族人照管，只有到了三四月份采摘春茶的大忙季节，才会抽空回村帮忙指点、安排和管理家中的临时雇工完成茶叶的采摘和加工。

　　既做茶农又做茶商的亦农亦商的两栖生活经历，在石古坪畲民思想观念中养成了很强的商品经济意识。村中畲民普遍认为，如果只会种茶、做茶而不会卖茶，就很难得到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想要赚到钱，除了要有种茶、制茶的技术外，还要会卖茶，会广交朋友，有朋友才有出路，才能到外面发展茶叶买卖。畲民一方面认为自己生产的石古坪乌龙茶价值很高，是很好的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润肝、润肺、润喉，还可以防治感冒咳嗽，防治高血压、慢性哮喘、痢疾、蛀牙等疾病。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石古坪乌龙茶的市场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市场效应，因此希望有人能来村里投资别厂。村里的种茶、制茶大户，尤其盼望能找到机会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牵手合作，以便争取资金到村中建立一个大型茶叶加工厂，以公司带农户的形式带动村里的茶叶种植、生产和加工。他们强调，只有建立公司带农户的关系，让公司负责品牌策划与市场行销，农户负责茶叶生产加工，从而实现统一生产、统一定价的产销一条龙经营，同时形成完善稳定的销售管道和网路，才能保证农户每年都有稳定的茶叶收入，同时也才能打出石古坪茶叶的品牌，参与市场竞争。否则，只有山区农民，什么也搞不起来。农民没有能力打广告，各家各户单干只能维持温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前途。在他们看来，石古坪乌龙茶是四大名茶之一，名声和销路却比不上台湾的高山茶，主要原因就是别人的宣传做得好。畲民因此反复强调，当今做茶就要做规模、做品牌、做名牌才会有效益。

　　显而易见，茶叶的种植、加工和商贸经济的发展，完全改变了石古坪畲民的生活视野和思想观念。畲民十分关注与外界社会建立、保持长久的贸易关系和社交活动。这种关注努力的结果，不仅体现每年祭祖日各家各户亲友团聚时迎来远近生意伙伴的登门造访中，体现在庵埠一汉族茶商几年前为表达谢忱在石古坪村口为畲民歇脚休息特意修筑的“正香亭”中，还体现在石古坪畲村近年来从外界争取来援助资金修建的别墅式小学楼房和村委会办公小楼中。除重视社交外，石古坪畲民在文化娱乐方面也有了较高的追求。目前村中家家有电视机，大部分家庭有影碟机，不少人家还购买了组合音响。农闲时，老人们互相串门、喝茶、拉家常，年轻人则喜欢看电视、看影碟、听歌曲，或是开摩托车到山下凤凰集镇或邻村朋友家中聚会。日复一日的种茶、制茶、卖茶，喝茶、讲茶生活，年复一年地回圈往返于乡村、都市两地之间既当茶农也当茶商的两栖生活，让石古坪畲民经历了名符其实而且独具特色的乡村都市化体验。

　　比之石古坪和山犁畲族村的乡村都市化特点，李工坑畲族村经历的道路又有不同。出于申办畲族民俗文化村项目需求的考虑，李工坑畲族村干部群众深知不宜在村中修建新式房屋，或改变传统特色的村容村貌。而位于海拔位置较低的山区土地，也不宜像石古坪畲山村那样大力开展茶叶种植。因此洗脚上田后的李工坑畲民，便把自己未来的发展规划和眼光投向城镇。村中不仅绝大部分劳动力长年外出务工谋生，而且不论外出谋生还是留守村中的人，只要一有经济条件，就在附近文祠集镇或十多公里外的潮州市区购买商品房居住生活。据村统计，在李工坑的六十多户人家中，目前已有十多户在文祠镇或潮州市区购买了商品房居住。

　　李工坑畲族村民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偏向于选择举家外迁的倾向，除受特定文化因素制约外，还与村中生态环境有关。李工坑距离文祠镇约6公里，距离潮州市区约20公里，由李工坑、黄竹洋和葵埕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中李工坑、黄竹洋两个自然村为畲族聚居村落。全村人口603人，其中畲族人口500余人。因地处凤凰山脉南麓，村中多崇山峻岭，平均海拔400米，共有山地面积7075亩，耕地面积501亩，其中山地面积占了全村总面积的90％多。尽管人均耕地只有0.7亩，李工坑畲族村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一直以稻谷生产为主，兼种番薯、木薯等山地杂粮。集体时代粮食种植不够糊口，但种粮是国家任务，村里必须完成。当时村里的最低温饱线是每月30斤谷子，畲民吃不饱，就在自留地里种番薯、芋头、南瓜来补充。集体时代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砍伐山林烧炭或直接出售木材。畲民回忆说：“以前一切都是水稻，耕地全部种水稻，山地种一点杂粮，没有种水果。”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地方政府开始号召山区农民广种市场价值较高的果蔬类农业经济作物。李工坑畲民于是纷纷将自己承包的稻田、山地改建为果林、竹林、茶园或菜园，种上茶树、果树、蔬菜、毛竹等土特产作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的几年间，果蔬种植为李工坑畲民带来了比水稻和杂粮种植更高的经济效益，帮助畲民摆脱了青黄不接时粮食不够吃的贫困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李工坑畲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果蔬收成每年都要受到气温、降雨、市场变化等不定因素影响，尤其是受到农村地区大量栽种、收获果蔬而导致价格下降、产品滞销等“丰收伤农”现象的影响，经济类农作物的栽种很快暴露出难以掌控和克服的弊端，李工坑畲民再度陷入生产与收成的困境和危机之中。

　　李工坑畲民对十几年前开发经济作物生产和种植时遭遇的困难和挫折，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据报导人回忆，村里尝试种植的果蔬种类不少，有柑橘、青梅、杨梅、杨桃、橄榄、龙眼、黄皮、柚子、芭乐、荔枝、芒果、枇杷、香蕉等十多个品种。其中数量和产量最多的是柑橘和青梅，其次是杨梅、橄榄、龙眼等。水果收成只要有一定数量和市场行情，村民都会拿去卖，或者电话联系商贩进村收购。若收成不多，数量太少，就摘下自己吃或送亲友，比如芭乐、龙眼、黄皮等。水果市场行情和历年价格波动很大，譬如橄榄，价格好的年份，尤其是在刚开始那几年，一斤橄榄可以卖到二三十元，而在价格不好的年份，即各地橄榄普遍丰收的年份，一斤橄榄则只能卖到十几元甚至几元钱。村中年年种植数量最多的蔬菜佛手瓜，近年来也呈现出整体价格下降的趋势。季节开始时可以卖到五六毛钱一斤，旺季时卖三四毛钱一斤，最便宜时只能卖一毛钱一斤。除果蔬之外，李工坑不少畲民也开辟了茶园种茶，但茶叶卖出的价钱并不理想。品质较好的茶叶一斤十几元，中档的一斤五六元，最低的一斤才卖二三元。李工坑茶叶售价不高，畲民认为原因是自己的茶叶不好喝，不像石古坪等地的高山茶。石古坪因为海拔地势高，种出的茶叶带有自然的清香味，而且做茶的技术好，又是名牌，因此才值钱。李工坑茶叶的品质不好，周围又没有茶叶加工厂收购茶青。如果做茶的技术不好，功夫不到家，有时就会出现大量茶叶堆放在家里卖不出去的情况，风险不小，因此李工坑畲民没有开展大面积的茶叶种植生产。

　　果蔬、茶叶生产的饱和以及收成和市场价格的不稳定，使李工坑畲民不得不考虑再次调整生产规划。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进城打工热潮兴起，李工坑不少人也开始外出寻求新的生活出路，大部分人家从此逐步放弃了田地经营和农业生产。随着大部分劳动力常年外流，村里的耕地、山地开始出现大面积抛荒。到20世纪90年代末，村里一半以上的山地已退耕还林，仅剩下二百多亩耕地还种着茶叶、杂果和蔬菜类作物，其收成仅全村畲民总收入的20％左右。据李工坑畲族民俗村筹建工作组调查统计，到2002年为止，李工坑和黄竹洋户籍所载为122户522人，而举家外迁的已有12户29人。16-30岁有161人，其中外出务工的92人，占57％；31岁-45岁有90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定期外出务工；46岁-60岁的9中，也有一部分长期或不定期外出务工。由此可见，村里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并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局面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常年留守村中的老人、孩子和少部分中青年人，大部分时间也过着洗脚上田和就地“农转非”的生活。他们一方面继续种植、收获和出售茶叶、瓜果、竹木等农副产品，同时也在不断寻求一切可能获得非农业生产收入的机会。譬如在村中开小商店，或早出晚归在附近村镇之间开摩托车载客、载货，或从外面揽来手工业产品加工活计以便挣取加工费用等。2005年我们在李工坑做田野调查时曾听报导人讲：

　　村里有拿摩托车载人跑运输的，比如建□，去文祠、潮州等，反正雇主需要他去哪里，就叫他去载。芝□以前也有做过用摩托车载人，但现在没有了。搞建筑的有掌□、朝□，还有传□。传□以前在汕头搞装修，如铺地板，技术还是可以的，现在因为身体不好就回来了。木□先在汕头修水泥路，后打工跟人家开车做司机，开六轮货车，现在帮人家经常开大巴到广州啊什么地方，他在文祠买了房子，现在村里后山的竹林就是他承包的。现在在城镇买房子也不用转户口，随便都可以买，只要有钱。现在村里做生意的人很少，以前做燃料柴、火炭、竹子买卖，就比较普遍。勤□他自己有柴卖，也去买来卖。现在做生意的，就是村里几家开小卖部的。原来有三家，现在只剩两家，村口那家已经关门了。祖祠坝子下面那一家是锡□开的，锡□早上很早就骑摩托车去文祠中场进货，大概8点钟就回来，白天老婆看店，他忙别的事情。

　　他的小卖部生意最好，一个月应该能赚七八百元钱，但他自己讲就没有这么多，所以很难说。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间，他的小卖部赚上千元都很容易，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家赚钱都比较容易，大家也愿意花钱。现在赚钱比较难，比较少了，花钱就不那么多。加上现在摩托车也多了，大家都可以到外面去买，或者到了文祠有什么也就顺便买回来了，对村里小卖部的生意打击就很大。另外，也有一些小贩骑摩托车专门送鱼肉等到村里来卖，形成了竞争，对小卖部的打击也不小。所以现在的生意就差得多了。开摩托车送鱼送肉上来的小贩基本上是隔天来一次，一个人什么都卖。虾啊鸡啊肉啊鱼啊，有生的，也有熟的，来到村里以叫卖为主，然后就停在村中心路边的一个固定位置，等大家去买。卖的价格比小卖部稍便宜一点，生意还可以，一来就有很多人去买他的。现在生活很方便，要买什么，需要什么就有人送到门口来卖，种出来的东西也有人来到家门口甚至田地里来买。现在交通也方便，什么都很方便。

　　除了做买卖，纽扣加工也是李工坑留守村民近年来赖以增加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2004年以来，笔者曾多次到李工坑进行田野调查，每次都看到村中不少家户的男女老少在农闲或从地里归来时，忙着用一种现成的白色粗线条编织一种中国结式的传统棉纽扣。村民们回忆说，他们做纽扣挣钱已经有好几年了，开始做时收入还不错，一副纽扣可以挣到0.20元的手工费。后来会做的人多了，工钱开始逐渐降低，从一副0.20元降到一副0.10元，再降到一副0.08元、0.07元、0.05元、0.04元，最后一直降到现在的一副0.02元。即使现在工钱很低，村里坚持做纽扣的畲民还是不少。因为除此以外，也很难找其他什么可以增加收入的事情做。据人们回忆，2000年以前，村中做纽扣做得多的人家，一年能从中挣到几千元。村民说这比种田合算多了，比什么都合算，有人出去打工还挣不了那么多钱。现在村里差不多人人都会做纽扣，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据报导人讲，村里一些留守的家庭几乎主要靠纽扣加工来维持生活：

　　村里的手工就是做纽扣，最开始是村口开铺子那家去联系来做的。他们先开铺子，后来才联系到做扣子这个事。再后来主任的四弟也联系了一些业务回来做。[他们]到外面去拿来[原料]，再分发给村里人家做。纽扣的货主不是同一个人，有的在这里拿，有的得在那里拿，没有统一的。做纽扣可能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大概从1998年就开始了。手工费各个时期不一样，开始比较好赚一点，后来人一多，老板就压低工钱，不过一些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家庭，还是要靠做这个纽扣来维持生活。

　　做一副纽扣要经过几道工序，工钱降低后，一个人整天不停地做，一个月大概也只能挣到三四百元的手工费。但村民说这样也总比没事做好，现在做什么活挣钱都不容易，外出打工要技术，要关系，还要等有机会。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不一定一年到头天天都有事做。在家呆着没事的时候，或者务工回家等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就在家里做纽扣。钱虽然不多，能挣一点是一点。村民的心态很平和，都觉得现在比以前日子好多了。“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年轻人机会又多，可以出去挣钱。在外面谈物件，娶老婆，家里房子不怎么样，只要有本事，人家女的也愿意跟他，以前哪有这么好的事？”

　　李工坑畲族村民在走向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不仅思想灵活开放，而且行为主动积极。除向外界提供和输出农副产品、社会服务和劳动力之外，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管道为畲村发展争取文化建设等项目资金。力争创造一个“符合现代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的乡村旅游胜地——李工坑畲族民俗村，这是全村干部群众近年来不懈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一个愿望。潮州市、潮安县、文祠镇各级政府部门分别给予了不少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支持。在政府部门的帮助支持和全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李王坑畲村已完成了民俗文化村创建初期的大量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修建水泥村道，在汕凤公路凤文路段设置标准交通指示牌，租借普通民房院落120平方米作为“民俗陈列室”，并在其中陈设所能收集到的大小古旧家俱、农具等100件，复印畲族“祖图”一套悬挂于祖厅内壁供游人参观，以“祖图”中“变身楼”为题材向潮州市银饰厂定制民俗纪念品等。村中干部和留守的畲民一致认为，进城谋生固然不错，但把村子建设好同样也很重要。村里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些去城里打工呆不下去的村民，以及在城里呆腻了的人保留一个吸引人的去处。在李工坑留守畲民看来，目前村里的生活与城市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进城不用走路，买肉不用出村，穿衣不用缝制，照明不用油灯，煮饭不用柴火，喝水不用肩挑，传话不用呐喊，天热不用空凋。”李工坑畲族村民在用朴实生动的语言概括自己的乡村都市化生活时，也不无遗憾地慨叹：“现在村里生活样样都很方便。如果村里也有城里那么多做事的门路和机会，谁还愿意跑出去打工？”

　　三、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畲族传统文化的式微

　　乡村都市化发展给凤凰山区畲族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但同时也给畲族文化的传承延续带来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半个多世纪前，凤凰山畲族传统文化特征的稀少就已让专家学者困惑不解。20世纪50年代，在福建、浙江两省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畲民调查小组发现，当地畲民普遍认为广东凤凰山是自己民族的祖居地或发祥地，但1955年被派往广东进行畲民识别的调查小组却发现“事实上凤凰山区畲民所表现的民族特点比闽、浙畲民更加淡化”。60年代到粤东凤凰山调查畲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语言学者也发现：“该地的畲族同胞，在生产及生活习惯上已与潮州地区的汉族人民没有多大差异，只在语言上有所分别。”但即使在当时，凤凰山畲、汉民族之间仅存的一点语言差别，也已开始受到畲民普遍的双语使用状态的冲击：“山犁碗窑聚居畲族同胞约千余人，成年人大都能讲潮州话，在本民族内部交际用畲话，对外则用潮州话。”半个世纪以前，民间社会流动程度较低，民族互动相对较少，畲族内部交际使用畲话的情况普遍常见。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和地方社会在文化、交通、通讯、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以及许多畲民通过升学、打工等途径走向山村以外的社会，畲话的使用场合变得越来越少，畲话的使用群体因此开始迅速缩小并趋于消失。

　　乡村都市化导致凤凰山畲话难以为继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有研究人员在实地考察后惊呼：“乐观一点估计，潮安畲语大概还能坚持五六十年，再后就可能逐步走向消亡。这是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据我们调查，潮州市凤凰山区目前所有的几个畲族村，只有文祠镇的李工坑还保存和使用着较完整的畲话；归湖镇的碗窑、山犁两个畲族村，仅有不到一半的人能讲畲话；归湖镇的溪美岭脚畲村和凤凰镇的石古坪畲村，会讲畲话的仅有几个老人；而文祠镇的黄竹洋畲村、意溪镇的雷厝山畲村，以及饶平县饶洋镇的蓝屋畲族村，已经完全没有人讲畲话了。即使是在李工坑畲村，目前畲话的使用状况也不容乐观。尽管该村现有的65户306人，基本上都会使用畲话，但他们同时也都能讲潮州话，不少人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李工坑村超过一半人口以上的160多名青壮年村民纷纷外出打工，此外还有20多人通过升学、参军等途径正式迁出村外学习、工作和生活。常年在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个人及家庭，基本上不再说畲话。而在逢年过节回村团聚时，年轻人多半也愿意和家里人讲潮州话而不是畲话，一些年轻人讲畲话时讲得结结巴巴，还有一些人则只会听不会讲。留守村中常讲畲话的中老年畲民，人数现今已剩下不到一百，畲话的传承和延续显然已成为问题。2005年调查时，村里年过半百的会计告诉我们：“我还会讲畲族话，我那个孙子，没有教他，他就不会了。我的几个孩子还会讲畲族话，媳妇就不会了，将来的孙子肯定也不会了，因为都不住在村里，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畲话濒临消失，凤凰山畲族村民尤其是年老一代的畲民，对此既感到不胜惋惜，但也感到无可奈何。一些村民甚至认为，畲族过去贫穷落后，大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自己的文化落后，自己说的语言别人听不懂，没法与外面社会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有发展。这一观点充分反映出当代凤凰山畲民思想的开放和观念的改变。在《重访山犁畲村再谈民族认同》一文中，黄淑娉教授记述了山犁村一个70多岁妇女的语言使用经历：“……她娘家是汉族，讲潮州话，50多年前她嫁到畲族村时，讲潮州活不受欢迎，畲族不爱搭理，那时村中男女老少都讲畲话，她必须随丈夫学讲畲话。后来从外面嫁到山犁来的汉族女子越来越多，孩子们随母亲讲潮州话。经过几十年，现在人人会讲潮州话，年轻人已不大会畲话，畲族内部也往往用潮州话交谈了。”潮州话对畲话的取代，固然是畲族与汉族长期接触、通婚的结果，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畲民外出打工、经商浪潮的兴起，不能不说对畲话趋近弃置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李工坑村在当今凤凰山区畲族群体中，算得上是保留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因素最多，同时也是试图恢复民族文化习俗力度最大的一个畲族村。除了村民至今普遍使用的畲话外，畲族“招兵节”的举办、村民身着畲族服装表演畲族歌舞等情形，目前也只有在李工坑畲村才能见到。从表面现象看，畲族传统文化在李工坑畲村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深入调查却发现，李工坑村为数不多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样在濒临消失：如今村中的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生活习俗、信仰祭祀等已完全汉化，除此以外，随着近一二十年来村中绝大多数中、青年畲民外出打工出现的生活环境变迁，村中祖辈相传的民族语言也难以为继。村中原拟五年举办一次的富有畲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招兵节”，在1993年举办之后，因经费、人员筹备困难等原因，至今未能如期举办。村里的畲族“歌王”雷楚良老人如今已年近古稀，而村里一心向往外出打工的青少年对学习畲歌并不热衷。村里保存的十几套民族服装，是经过潮州市文化部门人员改造、设计和统一制作、购买的，而且一般只在节庆、演出活动和接待重要宾客的场合中才能见到。概而言之，李工坑畲村的民族文化传承并不令人乐观，该村和凤凰山其他畲村一样，基本上可以用“畲文化记忆和汉文化现实”来予以概括。

　　改革开放30年来，凤凰山畲族同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迅速步入史无前例的乡村都市化过程。乡村都市化不仅出现在交通便利的汉族农村，也发生在遥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山村。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粤东凤凰山畲族村民同潮汕平原乃至全国各地的汉族农民一样，完成了从洗脚上田到外出务工、做买卖，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第二产业人口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流动人口的转变过程。在大批畲族青壮年步入城镇谋生的同时，留守村中的畲民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谋生方式上也迅速向城市生活性质靠拢。乡村都市化在引进现代化生活方式，改变畲族村民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传统生产和生活习俗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冲击和淹没着畲族传统文化赖以存续的社会生态环境。在都市化、现代化与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不断交锋的今天，如何客观看待和正确引导凤凰山畲村在积极寻求发展出路和力图保存传统文化两者之间作出取舍选择，无疑值得政府部门和学界人士认真思索。

　　（原载《畲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谌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