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畲族住居较少的省份，人口不足3000人，但根据传说，各地畲族的祖籍在广东潮州府的凤凰山区，因此，在畲族史上研究广东畲族早期历史的发展显得特别重要。近年来，民族学界对畲族族源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可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不少。下面，就我接触到的有限材料，对广东畲族族源问题谈谈个人的意见。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

　　我是主张瑶、畲同源的，但不等于说畲族是瑶族的一支。

　　瑶、畲两族同源，有人用盘瓠传说、语言材料、汉文史料论证过，就广东而论，有关的地方志亦不失为一重要的线索。

　　从地方志看，像聚居于博罗、增城两县交界罗浮山区的畲族，过去一直以“盘瓠种族”的“徭”、“山徭”“徭人”、“徭民”或分“盘、蓝、雷三姓”的“徭户”称之，以别于“土著和客家”［1］；明代县官杂职中，增城从隆庆三年（1569年）起设有“抚徭官”，到了清代，仍沿明制。而博罗之“徭”有“抚徭官黎姓者为之，家增城，片纸传语……诸徭无不奉命”［2］。据同治《增城县志》载：“徭官所辖诸輋”，计在博罗者十三处、增城者九处。以今地名证之，除博罗的嶂背，增城的下水、榕树窿、通坑等三处外，其他的地点都没有“徭人”的足迹了。像博罗县属的“苏罗”（今作“酥罗”），“乃罗浮最深处”，系“酥醪洞中村名”，“徭人居之”。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撰《浮山志》时，酥醪洞中苏罗等十二村凡四百余户都是趁“明末诸徭因乱他徙”之后，作为非盘瓠种的“佃户”，招来耕种环洞四周酥醪观中“税田”的；只有西边的秃岭凹有二十余家盘、雷、蓝三姓“迁徙未尽”的“徭户”。

　　再说省内畲族聚居较多的潮州府潮安、丰顺两县凤凰山区，同样明确有“山輋”亦皆“徭类”的记载［3］。直到明代，我省东部、北部邻接江西、福建两省诸郡，有不少瑶族生息其间。他们苦于统治者“征输之剧”，揭竿而起，被当时的统治者诬之为“徭贼”或“畲贼”。今东江上游的和平县治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守仁巡抚南赣，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镇压了以“自称盘皇子孙”的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赣州畲、汉等族人民起义后，为“控制徭洞”，“兴起学校”，“移风易俗”，以便“久安长治”而“添设”的。有的地方于“大兵进剿”后，“给与冠戴，重设徭官”治理［4］。对于“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的“徭贼”或“畲贼”，历明清两代的压迫，“同土齐民”，或他徙，或混化于当地人口之中，更不复以“徭輋”为名了。

　　如果瑶輋两族不是同源，潮州府的“山輋”何由称之为“徭类”？在明代统治者眼中，为何对同一地点的少数民，时而称“徭”，时而言“畲”？上引罗浮山区古今同一地点的居民，又何由地方志记作瑶民，而今天却识别之为畲？这些只是历史的巧合？当然不是。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地域和生活方式等特征的特定的共同体，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分化、改组和融合的过程。由于民族之间相互接触、相互依存，可以这么说：没有异族因素的“纯”民族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在考察某一民族的历史时，忽视甚或排斥某一民族与别的民族在族源上的联系，显然是背离了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实际的。在畲族族源问题上，有的人为了否定畲族是瑶族的一支而反对瑶畲同源，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

　　在族源问题上，畲族的原始住居地在哪里？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像瑶族一样，畲族源于“长沙武陵蛮”一说，已引起更多学者的怀疑。就广东境内的畲族来说，从史料上迄今仍找不到与“长沙武陵蛮”存在过历史联系的直接线索。

　　笔者认为：“长沙武陵蛮”地望不是今天畲族的原始住居地。汉晋时代，作为盘瓠之后的地区并不止于“长沙武陵蛮”的居住地。干宝《搜神记》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干宝《晋纪》又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考察他们当时分布的地域，已广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诸省了。干宝《搜神记》和《晋纪》都比《后汉书》早出，可见，当时信奉盘瓠的族体已不限于“杂处五溪之间”这一部分地区的盘瓠后裔。因此，我们不能说信奉盘瓠传说的族体统统出自“长沙武陵蛮”地区，为长沙“武陵蛮”之后。比如福建“自称盘王后”［5］，江西贵溪“其先高辛氏……盘瓠之裔”［6］，浙江处州被“斥为盘瓠遗种”［7］以及广东“本盘瓠种”的畲族，除确指是盘瓠之后外，目前仍未找到上承“长沙武陵蛮”之后的线索。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倒是如何正确地评价盘瓠传说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把这一世代沿袭的传说附会于某一族体完全是“天方夜谭”，全盘否定了传说的历史作用，那就只能以正史《后汉书·南蛮传》为准，这也许是把畲族源于“长沙武陵蛮”，畲族原始住居地止于“长沙武陵蛮”地的原因。

　　盘瓠传说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荒诞无稽，但它毕竟是反映一个群体“童年时代的一面镜子”。传说高辛氏，即帝喾，出自高辛氏之世，距今已四千多年了。畲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她的原始住居地，理应是源不是流，作为盘瓠之后的“长沙武陵蛮”地，依我看，仅仅是属于汉晋时代盘瓠子孙流中之一。那么，她的源头只能上溯至汉晋时代以前。

　　至于各地畲族流传他们的祖籍在广东潮州府凤凰山的说法，据近人调查，目前尚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而凤凰山区的畲族是否土著，也没有一个被访问者能说清楚的。其他省区，像江西东北地区畲族人民传唱的“盘瓠王歌”就明确其远祖不在潮州府凤凰山地。所以说，祖籍问题还未真正解决。

　　三

　　畲族不是从天而降的，她自身有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族源问题上，如何得出符合本民族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确实是当前急待解答的问题。

　　从人类学角度看，一个民族既是许多不同的相互联系的因素的群体，又是许多不同的相互联系的因素的产物。因此，要探求包括族源在内的民族历史问题，那就要求我们以整体的、综合的观点和科学的、比较的方法，尽可能吸取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更多的、不同的侧面开展工作。所谓整体的、综合的观点，就是从总体上、本质上瞭解这一群体，并就这一群体形成和发展中的诸因素——生物学上的、自然生态的以及社会文化等等之间作出动态的相互联系的瞭解。

　　笔者认为，跟其他民族的族源问题一样，畲族族源问题的完满解决绝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胜任的。关于畲族族源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一般多于推测，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考察的少，甚至某一学科的研究成果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且不说个别人在文献堆里谈族源，为盘瓠作考证，即使是掌握实地调查的民族学材料，也只能说是瞭解问题的一个侧面。如果没有更多的学科所提的侧面来比较综合，那么，要瞭解的问题还是若明若暗的。

　　比方说，各民族的语言，“有点像考古学上所说的文化堆积层，是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的”。它“又像一座历史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各个历史阶段留下的文物。因而，从现在语言的特征上，有可能看到民族的过去，可以追溯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于研究缺乏史料记载”、“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其语言的“可靠性不亚于文物化石等物质证据”［8］。对广东畲族的语言，不少学者作过有益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古代的畲族这一族体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原委以及与哪些族体有亲缘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考古学方面的材料，目前比较缺乏，但有人利用我省梅县发现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来支持畲族的祖籍在潮州府凤凰山区以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是早期定居区的看法［9］，这一尝试是值得提倡的。

　　如何应用人体测量、生理生化、遗传学等知识，为取得畲族人体测量资料、生理生化指标以及遗传基因的频率与分布等等资料，通过多种分析和比较研究，以便揭示畲族本身的面貌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亲缘关系，阐明其分化、改组和融合情况，从一个侧面有助于族源的解决，目前还是一个空白点。希望有关方面给予支持，把这一工作开展起来。

　　当然，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可能提供的情报，对解决畲族族源问题有所启发和帮助，都应该受到重视。

　　总之，提倡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解决，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单一学科所不能比拟的。笔者认为，对畲族族源问题以及其他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应该朝这一方向去努力。

　　（原载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

　　［1］乾隆《博罗县志》，嘉庆《浮山小志》，嘉庆《浮山新志》，同治《增城县志》和光绪《浮山志》。

　　［2］同治《增城县志》卷一，《徭人》。

　　［3］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杂录》；光绪《海阳县志》卷四六。

　　［4］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集》卷九；卷一○；卷一一。

　　［5］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六册《福建》。

　　［6］同治《贵溪县志》卷一四。

　　［7］光绪《处州府志》卷二四，《风土》。

　　［8］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1981年第1辑。

　　［9］吴炳奎：《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畲族历史》，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容观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