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代会稽东海中犬封国考辨
至今，畲族史在东南地区的开端被认为是“七世纪初隋、唐之际”。［1］其实，这个开端还可推至晋代。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提到会稽东南海中的犬封国，就是畲族先民最早的居住地，地点在粤东潮州凤凰山地区。
（一）盘瓠蛮与会稽东南海中的犬封国
秦朝将蛮族地区置于统一的中央王朝管辖之下。从西汉起，中原地区与蛮族地区交往日益频繁。汉武帝平南越、通西南夷，对南方蛮族多次用兵，特别东汉光武帝派重兵深入武陵蛮地区，从而使中原人对蛮族的生活及其习俗才有了较为深入的瞭解。
盘瓠传说最早载于文献是东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宋人罗泌《路史》道：“应劭书遂以高辛氏之犬曰盘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为南蛮。”［2］继应劭之后，记述盘瓠传说的是三国鱼豢《魏略》［3］。此后，两晋之际的郭璞注释《山海经·海内北经》提到：“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为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4］郭璞所说的狗封国与《山海经》的犬封国不同。他又在《玄中记》写道：“昔高辛氏有美女未嫁，而犬戎为乱，帝喾乃言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盘护，亡三月而杀犬戎，以其头来。帝以为不可训，乃妻以美女，而流之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地方三千里而封之。”［5］
稍后于郭璞的晋人干宝，在《晋纪》中说：“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险阻，每每常为害。糅杂鱼肉，扣槽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6］关于盘瓠蛮分布地，干宝在《搜神记》里增加了“梁、汉、巴、蜀”。［7］但从其《晋纪》在谈起“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之后，接着所说的“杂处五溪之内”，可知“五溪”是其发祥地。南朝范晔编撰《后汉书》，他以《搜神记》为蓝本，首次将盘瓠传说写入正史。《后汉书·南蛮传》写盘瓠后裔及其分布，只说“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不涉及他蛮。总之，武陵郡的五溪流域是盘瓠蛮的原居地，而长沙郡等地则是武陵蛮的扩展地。东汉末，长沙郡的盘瓠蛮因反抗中央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军事镇压，其活动范围已至岭南地区。《后汉书》载：永寿三年（157年），“长沙蛮叛，寇益阳。”“延熹三年（160年）“长沙蛮寇郡界”，“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延熹五年（162年）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五月，“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攻桂阳、苍梧、南海、交址，交耻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8］这些反抗斗争引起了盘瓠蛮的人口流动。这些资料说明：盘瓠蛮南向的活动范围远比《晋纪》、《搜神记》、《后汉书》所指的居地范围要广。
郭璞注《山海经》提到的犬封国在会稽郡治的“东海中”，他在《玄中记》进一步指出是位于“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会稽东海中”指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某地。古代有些文献指称沿海地区，常谓“海中”。例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9］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
确有会稽东南海中的犬封国吗？我们可以通过对汉族的文献记载和畲族的历史记忆的分析来追溯。
（二）盘瓠蛮向东南迁徙的路线
非南岛语的苗瑶语族在原南岛语的中国东南百越地区的出现是迁徙的结果。唐代闽粤赣交界地区畲族由湘迁出的路线、时间不同。由湘而粤东的畲族，其先民迁徙时间最早。
来自湖南的苗瑶先民集团也是畲族的先民，任何愿意正视科学事实的学者不会有多少反对意见。语言学的证据明摆着：畲话中有大约一半或更多的与客家话无关的语词属苗瑶语。邓晓华通过语言学的实证研究来探究畲族来源，指出：“畲语的成分既有来源于苗瑶语族的，也有来源于壮侗语族的，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前者大于后者。在另一历史层面上，也有来源于汉族客家人的。”（他进而指出）：“畲族的成分是多元的，它由三个层面组成：1．苗瑶语族即所谓洞庭湖的‘蛮苗’；2．壮侗语族即所谓古越人的后裔；3．历史上多次南迁的北方汉人。”（他又指出）：“客家话与苗瑶语（特别是畲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得出所分析的“客家话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词”，“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10］游文良认为，现代畲语仍然包含有古代畲语成分。他筛选出248个语词与今壮侗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的相关语词作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有近三分之二语词与今壮侗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可能有同源关系”。［11］他进而结合有关材料进行分析，提出畲族源于武陵蛮与越人后裔融合这一观点。他认为：“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武陵蛮’只是形成当时畲族先民的一部分，并非畲族先民全部。我们根据现代畲语中有些词与现在江西大余、赣县等赣南客家话相近的事实认为，原湖南‘武陵蛮’的一支从湘北逐渐南移后，从湘东进入赣南。在赣南停留了较长时间后才加入粤东、闽西一带，因而在畲语和江西大余、赣县等地客话中都保留下一些畲、汉语言交融的痕迹。这支‘武陵蛮’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原来已生活在那里的古越人后裔融合成为隋唐时期的‘蛮獠’、‘洞蛮’。”［12］
在古代中国东南，“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3］百越地区的语言属南岛语系的古壮侗语，后来这个地区出现苗瑶语，这是汉代以后在百越民族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苗瑶先民集团迁入的结果。
关于武陵蛮往闽粤赣的迁徙，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说：“畲族是出自唐宋时代住在五岭东端的‘徭人’，而远源于汉晋时代的‘五溪蛮’。”［14］施联朱《畲族的来源与迁徙》引《盘王敕赐开山公据》中的“放行广东路上”，来说明畲族先民的南迁。他指出：“早在南朝梁之前，瑶族就在湖南零陵、衡阳一带居住。从瑶族祖先先由湖南武陵郡南迁的情况，给与瑶族同源的畲族从湖南南迁广东等地提供了一条线索”。“从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留下‘畲’的地名，也给我们提示畲族从湖南南迁广东、福建的一些线索。”［15］饶宗颐《畲瑶关系新证——暹罗<徭人文书>的<游梅山书>与宋代之开梅山》，运用泰国瑶人的民间文书，找到个别历史环节的证据。他说：“《畲族简史》认为‘除了盘瓠传说外，史书中找不到畲族是武陵蛮的一支或从湖南迁来的其他线索”，其实不然。“梅山是湖南五溪蛮徭的重要根据地”，而“泰国《徭人文书》分明记载由梅山（湖南）到连州（广东）、潮州”。［16］
谢重光找到了唐代畲族在从湖南南部的衡山和广东北部连州的证据。鉴于南朝时，“莫徭”已在衡州“依山险为居”，因而唐代衡山“畲山谣”所云的“畲山儿”，“为我们提供了把武陵蛮、莫徭、畲族有机联系起来的重要环节”。他指出：“南朝和隋代，莫徭的足迹主要见于五溪和湘水流域，最远到达珠江水系北缘的洭水流域；及至唐宋，莫徭广泛分布于衡州、连州、韶州、潮州、建宁、漳州等地，从中不难看出武陵蛮向南又向东迁徒的态势”。“根据前述史迹推寻，有一条路线大概由五溪入洞庭湖，溯湘江而南，先后进至衡州、连州等地，再再沿湟水、武溪等河流南下粤中，经由粤东而进至闽南、闽西北。”［17］吴永章广泛钩稽史料，指出：“历史上，有一支‘盘瓠蛮’人，不循越岭进入两粤路线，他们由衡、郴诸州向东发展，入赣南，再至闽西南、粤东，即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处，逐步形成有别瑶族的畲族族群”。［18］吴氏论证用的是宋代史料。实际上，早在唐中期，江西已有“都防御团练观察置使，兼莫徭军使”，“领洪、吉、虔、抚、袁五州”，唐末闽西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这些史实在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一书中，在探讨畲族从湘至赣、再入闽的另一条迁徙路线时均有列举。［19］因此，吴氏所勾勒的湘南——赣南——闽西南的“盘瓠蛮”迁徙路线，早在宋以前就已经出现。如果按吴氏所指，这条迁徙路线的终端是粤东，那么如何解释畲民关于粤东潮州凤凰山是他们祖地的认定？可见，源于武陵蛮的“盘瓠蛮”由湘而赣的迁徙要比由湘而粤的迁徙要迟，甚至迟甚。
以中原为中心居住区域的汉族，要清楚地瞭解南方族群的具体状况，特别是动态性、分散式的迁徙，是相当困难的，记载也滞后得多。然而，上述对畲族先民南迁的寻踪，毕竟为我们呈现他们向东南迁徙的路线。
（三）潮州凤凰山畲族祖地即会稽东南海中的犬封国
关于畲族的迁徙，同汉族的客位元记录有别，畲族主位的历史记忆是以潮州凤凰山为起点的。由湘入赣或由湘入粤这两条路线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畲族及其先民，只有一部分生息于潮州地。那么，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各处畲民凭什么会认同潮州凤凰山为其祖地？只有一种解释，即：潮州凤凰山地区是畲族先民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最早的居住地。也就是说，畲族先民在比“隋唐之际”早得多的时候，甚至是在汉晋时期就到了潮州凤凰山。
隋唐之前，畲族先民就在潮州凤凰山形成聚居地。唐代早期，所谓陈元光与“啸乱”的“蛮僚”在漳州交战之事失实，然而在潮州，陈元光确实与畲族发生过战争。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录了朱翌《威惠庙记》：“陈元光，河东人，家于漳之溪口。唐仪凤中，广之崖山盗起，潮、泉皆应。王（陈元光）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以泉之云霄为漳州，命王为左郎将守之。后以战殁。漳人哭之恸，立祠于径山，有纪功碑。”［20］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录了“陈侯祠”的碑记：“公姓陈，讳元光。永隆二年，盗次潮州，公击贼降之，请置漳州。委公镇抚。久之，蛮贼复啸聚，公因战殁，庙食于漳。”［21］万历《漳州府志》载：“陈元光……从父政戍闽，父殁代领其众，……仪凤二年，会广寇陈谦连结诸蛮苗自成、雷万兴等，攻陷潮阳，守帅不能收。公轻骑讨平之……已而蛮寇苗自成、雷万兴之子，复起于潮，潜抵岳山，公率轻骑讨之，援兵后至，为贼将蓝风高所刃而死。”［22］唐将陈元光是戍守于漳，引兵平“盗”以及“蛮贼”于潮。陈元光平定潮州应是在“永隆二年”（681年）［23］，开始作战的对方既有“广寇”，也有其“连结”的“诸蛮”，继而的作战物件几乎皆为“蛮寇”了。陈元光同“复起于潮”的“蛮寇”作战，是在景云二年（711年）。当然，“诸蛮”，既可释为某个蛮族的诸部，也可指称若干个蛮族。即使作后者解，“诸蛮”也应是以常称“莫徭”的“盘瓠蛮”为主。由于蓝、雷两姓是畲族最普遍的姓氏，因而明清时“蓝雷仔”成为闽南等地畲族的他称。“蛮”将的蓝、雷之姓，显示出他们及其属下的族属。总之，与陈元光军队交战的潮州“诸蛮”主要是潮州凤凰山区的畲族先民。由此可见，当时此地的畲族先民已是人多势众，作为一个非百越土著的族群，没有经久的繁衍生息，要达到这样的人口规模是不可想像的，这使我们有理由将唐初潮州凤凰山区这个畲族大本营与晋代东南沿海的犬封国有机地联系起来。
无论是畲族的历史歌谣还是祖图、文书和谱牒，所有资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凤凰山，认为此处是各地畲族的祖地。
世代传唱的《高皇歌》叙述始祖龙期立功为驸马，有了三子一女后，不爱荣华富贵，向往青山去作田，接着唱到：“文武朝官都来送，送落凤凰大山宫，皇帝圣旨吩咐过，山场田地由你种……凤凰山上鸟兽多，若爱食肉自去猎，开弩药箭来射死，老熊山猪鹿更多。”龙期打猎跌死后，“广东路上去安葬，孝男孝女尽成行；文武朝官来带路，金榜题名占地场。广东路上是祖坟，进出蓝雷盘子孙，京城人多难得食，送落潮州凤凰村。送落潮州凤凰村，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种山田无税纳，种上三年便作山……广东路上已多年，蓝雷三姓去作田，山高作田无米食，赶落别处去种田。”［24］而后陈述的是往福建闽东的迁徙，有的浙南畲族版本的《高皇歌》会增补上移住闽东后再迁浙南的过程。［25］
征番立功为驸马，开基凤凰免差徭，这是《高皇歌》的主题。而往福建、浙江迁徙的写实叙事，则是在这个主题下，对分布各地的盘瓠子孙与凤凰山祖地的关系作出交代。连环画式的祖图，主题也是如此，具体内容在盘瓠诞生前，增加天地形成（盘古开天地）、文明教化的孕育和初起（伏羲画仪教化、神农尝百草等）的历史背景，最后以龙期葬于凤凰山为结束。广东畲族祖图在末了还将三姓子孙迁往各处诗化为骑龙上青山、摇船去下海、坐轿去人家这些分道扬镳的图景。［26］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收藏的出自宁德八都漈头村的畲族祖图，是较有代表性的祖图精品。全幅祖图共有37幅分图，在龙期征番立功为驸马以及生子登朝取姓诸图之后的画面是：荣迁会稽山七贤洞、御赐免朝、龙驸马传授仙法、好田猎与民乐、跌倒山岩、安灵建功超度亡魂、奉忠勇王灵柩卜葬于南京凤凰山、南京凤凰山忠勇王之墓、高堂大会。
畲族最重要的文书是准予开山、蠲免田赋差徭的“御赐”执照，称为“开山公据”或“抚徭券牒”。内容主要还是盘瓠征番立功为驸马、子孙流徙青山免税徭。关键文字有：“楚平王奉承运出敕：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牒》，付盘瓠子孙七祖，随代传流，勿令违失……陛下敕赐“御书铁书”与盘瓠子孙，都记三姓是畲民，居会稽山七贤洞，永免差役，不纳粮税，永为乐也。”［27］内容还提到“楚平王出敕……放行广东路上”；“敕赐盘瓠金精银精大夫，食邑千户，侯封一品，送入会稽山七贤洞，永为乐人”。还提到该《敕赐开山公据》还下发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尚书。或详或略的《抚徭券牒》的内容，通常可见于畲族谱牒的卷首。
在福建、浙江、江西畲族谱牒中，还常有《重建盘瓠祠序》（或为《盘瓠氏重建祠序》等）一文，并配有“盘瓠祠图”和“盘瓠王坟图”，甚至有将这些内容连同《敕赐开山公据》专辑为《盘瓠世考》等。施联朱、张崇根、娜西卡在江西省贵溪县看到的《重建盘瓠祠铁书》油印件，原件在该县樟坪乡姜山畲村。所谓“铁书”，就是《敕赐开山公据》这一“御书铁券”。原件正是《重建盘瓠祠序》与《敕赐开山公据》的合辑。《重建盘瓠祠序》道：“尝思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无史则不知兴衰理乱之由，无谱则不知世系源流之辨。谱与史虽不同，而其为不可无则一也……祖原出高辛帝正宫刘氏，赐名盘瓠……为子孙者能不对祖宗有愧乎？兹广东潮州府凤凰山重建盘瓠总祠，使不将移居闽浙之姓合而谱之，则代远年湮不知某派为盘、蓝，某派为雷、钟……无论远近亲疏，共为盘瓠一脉者。”［28］序文陈述广东潮州府凤凰山重建盘瓠总祠。有祠则须有谱，故序文宣导修盘瓠一脉衍派之谱。《重建盘瓠祠序》后的《祠图》写道：“凤凰山原有祠址，与南京一脉相连。因世远年湮，祠宇倾圮，祖灵未妥，今族众捐资，将凤凰山旧址重建祖祠。其祠坐丑山未向，计二十四丈，横一十八丈，前至雷家坊，后至观星顸，左至会稽山，右至七贤洞，四至开俱明，以为盘蓝雷钟四族永远同处。”还有“盘瓠王坟图”。据祠图，盘瓠王坟介于盘瓠祠与会稽山之间的后侧。［29］
盘瓠墓曾存。施联朱于1982年到凤凰山调查，当地畲族干部雷楠说：凤凰山上有一坟墓，碑上刻着“皇设（敕）狗王墓”（疑即盘瓠王墓）。两旁有石旗杆，中间仅能容一头牛通过。施联朱又访问了万峰山林场韦栋老伯，老人说，他小时候放牛时曾见过此墓。［30］
以始祖神化传说为中心的歌谣传唱、敕谕文书以及祖图、谱牒，目的在于建构民族的历史记忆。作为象征的祖祠和祖墓始建或重建，特别是影响更广泛和更久远的高山崇拜，也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历史记忆的建构，又在于营造凝聚人心的民族认同。文本性质的历史不仅有记载，也有创作。这种创作还使用以高山作为象征的大制作。笔者在闽东霞浦一个畲村的清代古民居看到一对楹联：“徭咏不忘高帝利，鹏程欲溯凤山踪”。由此可见，凤凰山在畲族中的深入民心。而会稽山是仅次于凤凰山的畲族心目中的圣山，如浙江松阳《雷氏家谱》载：“前朝上祖是广东潮州底海洋（阳）县会稽山内居住”。［31］而且，在畲族的历史叙述中，会稽山比凤凰山更为古老。《敕赐开山公据》说：“楚平王出敕……放行广东路上”；“敕赐盘瓠金精银精大夫，食邑千户，侯封一品，送入会稽山七贤洞，永为乐人”。《敕赐开山公据》是“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牒》”，据施联朱分析，“这类文书，可能是畲族被迫南迁时统治阶级颁发给他们的命令。值得注意的大多写明‘大隋’，提示我们：可能这是他们一次南迁的时间。”［32］“楚平王出敕”看似造成了与“大隋五年”的矛盾，但这恰恰涵蕴这一资讯：《敕赐开山公据》的最早年代比隋代早。施联朱认为，“大隋”提示：“可能这是他们一次南迁的时间”，其中的“一次”两字意味深长，因为不能说在此之前就没有南迁了。《高皇歌》唱的“文武朝官都来送，送落凤凰大山宫”，而不同于《敕赐开山公据》所写的“送入会稽山七贤洞”。不仅《敕赐开山公据》出现的年代比《高皇歌》早，就是在畲族历史话语中，“会稽山”的出现年代也比“凤凰山”早。并且，畲民对“会稽山”一名的文化认同和书面使用不仅源远而且流长。
畲族历史话语中的会稽山在哪里？当然在潮州。据重建盘瓠词的“祠图”所绘，会稽山在凤凰山一带，在原址重建的凤凰山盘瓠祠，“前至雷家坊，后至观星顶，左至会稽山，右至七贤洞”。闻名天下的会稽山在浙江，相传夏禹至苗山（或作茅山）大会诸侯，计功封爵，始名会稽，即会计之意。会稽山之名怎么会移植到畲族在潮州的文化地图里呢？
郭璞首次指出会稽东海中有犬封国，他注《山海经》道：“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后来，他在《玄中记》又一次提到犬封国，并指明其方位在“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二万一千里”是形容其远的大约数。南朝齐祖冲《述异记》说：“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33］可见，郭璞所云非独家之言。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唯有在早唐因与官兵交战而开始出现于史籍的潮州畲族的祖地，可以与晋代的犬封国暗合。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古时，其文书多由汉族文人代笔。代笔者应畲族对其历史文化自尊的心理，便将一些有关的富有历史价值的文化符号移植于畲族的历史叙述和环境表述中。同盘瓠传说相联系的会稽东南海中的犬封国相符合的，正是潮州凤凰山地区。
科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纠缠于探索中的对错，而是增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资料阙如的情况下，科研并非没有作为，而是可以借助对有关资料的分析及其综合来尽量逼近我们想瞭解的模糊事物。“早在西元七世纪初隋、唐之际，畲族先民即已劳动、生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34］这是迄今为止畲族史研究的主流观点。畲族史在东南地区的上限显然过迟。唐早期，陈元光就与潮州的畲族先民发生过战争。一个远道迁徙而至的族群要达到相当的人口规模，必有经久的繁衍生息。由湘入赣或由湘入粤这两条路线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畲族先民，只有一部分生息于潮州，而闽粤赣交界地区及其外迁的各地畲族之所以会认同潮州凤凰山为其祖地，原因在于潮州凤凰山区是畲族先民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最早的居住地。也就是说，畲族先民在远比“隋唐之际”早得多的汉晋时期就到了潮州凤凰山。鉴此，笔者将晋代会稽东南海中的犬封国与潮州凤凰山区这一畲族祖地联系起来，认为晋代会稽东海中的犬封国就在潮州凤凰山地区。由于资料提供的支撑不够，论证多有欠缺。本文主要的学术意义在于推进隋唐以前闽粤赣交界地区，特别是粤东的畲族先民史的探讨。
二、闽粤赣结合部的壮侗语族族群与苗瑶语族族群
商周至秦汉，“百越”与“百濮”是古代中国南方并存的两大各有其源的民族群系，言“百”谓多。秦汉时百越分布在今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海南、广西南部、东部、东北部和湖南东南部，百濮分布在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西北部。这两个民族群系在所居地接壤地带发生双向的涵化、融合。秦汉以后，由于双向迁徙的缘故，这两个民族群系都互有渗透入对方的地域。百越民族群系及其后裔的语言属壮侗语族，百濮民族群系及后裔的语言属苗瑶语族。［35］由这一大背景而观闽粤赣结合部的古代少数民族状况，视野就会清晰得多。
商周至秦汉，闽粤赣结合部地区是介于闽越与南越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越文化区。西晋以后，这个区域出现“山都人”的活动；六朝以后，出现了“蛮僚”（畲族）的活动；北宋以后出现了一个由南下的中原汉族移民为主，兼融了当地少数民族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汉族民系——客家人。
关于闽粤赣结合部地区历史上曾存和现居的少数民族，陈国强先生认为“‘木客’就是小黑人”；［36］蒋炳钊先生认为“山都和木客”“应该是同一个民族”“山都木客可能是古代越族的后裔”［37 ］。“畲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38］“‘山都木客’同畲民是长期相处在一个地域里”；［39］施联朱先生则认为“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武陵蛮’”。［40］笔者以为辩识闽粤赣结合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来源，须放在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宜以所属语言为标识。
（一）闽粤赣结合部的壮侗族族群：“山都”人
“山都”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域的土著居民，其见于方志文集的准确记载，始于西晋，频见于唐宋，依稀见于明清。记载最频多是赣南、闽西，其次是粤东。
成文于战国、续补于秦汉的《山海经》云：“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这种被蒙以神话色彩的族群所居地望未考。西晋郭璞注《山海经》的“枭阳国”云：“今交州、南康郡深山皆有此物也。长丈许，脚跟反向，健走披发，好笑。雌者能作汁，洒中，人即病，土俗呼为‘山都’。南康今有赣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41］郭璞所称的“山都”的分布地是南康郡。西晋的南康郡治在今江西于都东北，辖境赣南。杂载唐和唐以前地志、编纂于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引录了赣南、闽西、粤东有关“山都”的记载：
在赣南，《太平寰宇记》江西吉州（唐宋时治所在庐陵即今吉安市）太和（泰和）县条引《异物志》云：“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绪所出，发长五寸不能结，裸身，见人便走避。种类甚疏少，旷时一见，然自有男女焉。”［42］又引《庐陵异物志》：“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常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啸能呼，常在幽昧之间，亦鬼类也。”同书的江西虔州（唐宋时治所在今赣州旁的赣县）雩都（于都）县条引《南康记》云：“其山（去县东南三百八十五里）奇丽鲜明……又有自然石室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其舞唱之节。”［43］
在闽西，《太平寰宇记》汀州条引《牛肃纪闻》云：“江东采访使奏于处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宁化）、杂（新）罗（上杭）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州初移长汀，长汀大树千余株，皆豫章迫隘，以新造州府，故斩伐林木，凡斩伐诸树，其树皆枫、松，大径二三丈，高者三百尺，山都所居。其高者曰人都，其中者曰猪都，处其下者日鸟都。人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子妇人自为配耦（偶）；猪都皆身如猪；鸟都皆人首，尽能人言，闻其声而不见其形，亦鬼之流也。”［44］清代杨澜《临汀汇考》说：“唐书多言汀俗多山鬼”，在引录东坡虔州诗云“山中木客能吟诗”之后说：“汀州正在虔东南，而汀木客乃独脚鬼，见《集韵》。此为木魅，乃妖也，今尚有之，时时出作祸祟，搅扰人家，至今人不能堪，则赴上清官求张天师驱除之。”［45］
在粤东，《太平寰宇记》潮州海阳县条云：“凤凰山一名翔风山，有凤凰水，昔有爰居于此集因名之，山多相思树，中有神形如人，披发迅走。”同书潮阳县条云：“山都，神名，形如人而披发迅走。”［46］唐代韩愈贬谪潮州任刺史时作异俗诗云：“怪魅炫耀堆蚊虬，山掺灌噪猩猩游”［47］，所称“怪魅”、“山掺”应指“山都”。杨澜在《临汀汇考》引李商隐在岭南时作异俗诗云：“只是纵猪都”，其注曰：“唐时闽粤之峤所在多有。”［48］
“山都”是人而不是鬼魅。在西晋时郭璞注《山海经》就指明“山都”是人。［49］唐宋文献记载“山都”，开始称“山都”为“鬼之流”，但对山都的描述多少还有写实成分。到了清代，“山都”可能绝迹或近乎绝迹，有关“山都”的记载无写实成分。杨澜《临汀汇考》云：“山魈、山精、石精、木客皆木石之怪……里之山鬼也。”［50］
“山都”的“都”之义是类也，聚也，意指山林中的类聚。“山魈”、“山掺”、“山精”、“石精”、“木客”以及“野罗仙”等皆系“山都”。“木客”是对伐卖树材的“山都”的特称。《太平寰宇记》载：“上洛山，在（赣）县南，陆路九十里，山中有石墨可书”。又按《舆地志》云：“虔州上洛山有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51］虔州上洛山的“木客”与上引的虔州雩都的“山都木客”所居处相近。搜罗浩博而编撰于北宋初的《太平御览》引《述异记》云：“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其状盖木客、山掺之类也。”［52］这说明“山都”的特征与“木客”是一样的。
《太平御览》引《南康记》云：“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身赤目，发黄披之”［53］。但《太平寰宇记》江西吉州太和县条引《庐陵异物志》云：“庐陵天山之间有山都，似人，常裸身，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54］。郭璞注《山海经》云：《南康郡》山都“长丈许”［55］。可见，“长二尺余”等尺寸的记载并不可靠。
闽粤赣“山都”人是当地越人的后裔，此见可经文化的比较分析得到证实：
（1）《太平寰宇记》引《异物志》云：“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绪所出，发长五寸而不能结”。［56］古代越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东汉高诱注：“被，剪也；文身，刻画体内，黥其中”。［57］“山都人”“发长五寸不能结”正是“被发”或“断发”的越人发式。［58］
（2）古越人喜吃腥臊味的水生动物，《太平御览》引《南康记》云：“山都……好在深涧中翻石觅蟹啖之”，［59］此与越人食俗同。［60］
（3）越人住居是干栏建筑。干栏又称高栏、阁栏，即房屋以木柱为底架，将房子架高。史书也有将此住居方式喻为“巢居”。《太平御览》引《述异记》云：“山都……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如坚鸟卵，高三尺许，内甚泽，五色显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以鸟毛为褥。”［61］《太平寰宇记》汀州条引《牛肃纪闻》云：“州初移长汀，长汀大树千余株，皆豫章迫隘，以新造州府，故新伐林木，凡斩伐诸树，其树皆枫、松，大径二三丈，高者三百尺，山都所居。……皆在树窟宅。”［62］无论是“窠居”还是“树窟宅”都属于栏居式中较为原始的形态。
（4）《太平御览》引《南康记》云：“木客……死者皆殡敛之，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杪或藏石窠中。”［63］已发现的武夷山船棺多为石隙葬，属武夷山闽越人的葬制遗存。山都“藏石窠中”的“葬棺法”属武夷山越人悬棺葬或称崖葬的类型。
可见，“山都”具有明显的越文化特征，应是越人后裔。
如果“山都”人是越人后裔可以成立，那么他们的先人究竟是哪一支越人？商周至秦汉，在长江以南的苏南、皖南、浙江、福建、江西、湘东南和两广这中国东南半月形地带分布着百越民族，一般认为闽越主要分布在除闽西外的福建大部分地区和赣东，界于闽越与南越之间有个相对独立的越文化区，该区大抵是闽西、粤东、赣南这片地域。早在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就指出，闽西、粤东、赣南是西汉初作为“亦粤（越）之世”的南武侯织（后晋封为“南海王”）的领地，［64］迄今，史学界基本持赞同意见并加以进一步的考证。闽粤赣交界地域确有一支越人的存在，这支属南武侯织领地的越人在西汉还存在，尽管发生了西汉王朝派兵平定南海王的反叛，将其降军“处之上淦”［65］（上淦在今江西新淦之南，位于赣中，滨赣江，1957年改名新干）［66］，但南海王织的领地即闽粤赣交界地区的越人不可能尽虚，此后至三国也没有发生什么有关的变故会使这支越人骤然消逝。入西晋以后这个地区土著民的被记载是以“山都”名称出现的，“山都”人在晋以前亦即必早于记载就生息于此了。鉴此，闽粤赣交界地域的越人在历史时空上就与“山都”人相衔接了。联系到上述的山都与越人的文化比较分析，这种历史的衔接的可靠性大大加强了。“山都”人是闽粤赣结合部地区越人的后裔。但西汉初南海王织领地越人不可能都像“山都”人那么原始。这就说，南海王织领地越人主体并不是“山都”人，他们除了部分被强徙于上淦外，大部分仍留居本土。他们与迁入的汉族融合，成为本地的客家先民。房学嘉先生认为，在南朝末闽粤赣结合部的越人已和南迁的汉人融合为新的族群。［67］这一看法颇有见地。
闽粤赣交界地区“山都”人的记载，始见于西晋，频见于唐宋，直到清代还有隐约提及。“山都”人大部分被汉族封建统治者消灭了，［68］小部分可能逐渐融入迁入汉族或畲族。
虽然我们没有“山都”人的语言资料来分析其语所属，但是既然已初步论证“山都”具有明显的越文化特征，应是越人后裔，那么其所操语言当为越语。韦庆稳先生分析了越人歌的古译与壮语的关系，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壮语与古代越语的源流关系。［69］越语是古壮侗语，“山都”人则属古壮侗语族族群。
（二）闽粤赣结合部的苗瑶语族族群：畲族
在畲族来源的争论中，主张畲族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是其中较主要的一说，集中地表述于蒋炳钊先生的《畲族史稿》里。
《畲族史稿》指出：“畲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其根据有二：
（1）“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历史情况来看，唐代以前，历史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因而也就不存在民族的大迁徙。”“唐代以前这里既无民族大迁徙，汉人又大都是唐代以后陆续迁入的，因而这些被称为‘蛮僚’（畲族）的少数民族同秦汉时期居住在这里的越人应是一脉相承的。”［70］
（2）以方志、文集的有关资料，来“道出了畲民与‘越’或‘山越’的关系”。他说：“南宋刘克庄记载‘畲民’之称的《漳州谕畲》一文中，也提到‘省民山越，往往错居’。这些错居于汉族中的山越，与文中记载包括畲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不能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南海县志》亦曰：‘岭表溪峒之民，号峒獠，古称山越’。《嘉应州志》亦曰：‘峒僚，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龙岩州志》云：‘武帝灭之，徙其民而虚其地，其民不从徙者复生聚’。《归田琐记》亦云：‘……今之连江、罗源、顺昌诸邑，山谷间有一种村民，男女皆……力作务农，数姓自相婚姻，谓之畲民。字亦作余，意即《汉书》所云，武帝既迁闽越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此即冶县之遗民’。”［71］
关于第一个根据。“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与“民族的大迁徙”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况且，没有民族大迁徙的记载不见得历史上就没有发生。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畲族徙居方式是：“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72］“射猎其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73］虽然这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方志所载，但早在此前，畲族的生计和徙居方式就是如此。畲族的“刀耕火种”与其“去瘠就腴”、“随山迁徙……无定居”的活动方式相联系。畲族长篇叙事史诗《高皇歌》道：“送落潮州凤凰山，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种山田无税纳，种上三年便作山”，［74］这反映了畲族很早就有与游耕并存的徙居历史。畲族迁徙到粤东、闽西、赣南等地，并不是有组织进行，而是在自在状态下发生的。分散式的迁徙犹如滴水成河而形成大规模的迁徙，因此不必发生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也会发生民族大迁徙。
关于第二个根据。《畲族史稿》所引的《南海县志》、《嘉应州志》、《龙岩县志》和《归田琐记》，皆清代所修撰，清代离隋唐乃至秦汉那么久远，所云可靠性极低。过去这个地区有越人不等于后来出现在该地区的畲族就是本土越人的后裔。《归田琐记》所说的“今之连江、罗源、顺昌……畲民是闽越“冶县之遗民”，就是误将从粤东、闽西、闽南迁到闽东、闽北的连江、罗源、顺昌的畲民当作本土越人的后裔。蒋炳钊先生指出：“见于族谱记载，畲族最早迁往（闽粤赣交界地区以外的）汉族地区是在唐末五代”，闽粤赣交界地区的越人是“南武侯织这支越人”。“南武侯织的封地在今闽粤赣交界这一地区……不属闽越明矣”，既然如此，那么引《归田琐记》来说明畲民与闽越的关系便与论题无涉。《畲族史稿》引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来说明“错居于汉族中的山越，与文中记载包括畲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不能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种表述尽管比较紊乱，但可以感觉作者意在将“山越”与畲族混为一谈，从而来说明越、畲一线相系。山越是百越故地越族后裔，“隋唐时期还偶见于文献记载，宋以后就完全不见于记载了。”［75］《漳州谕畲》所说的漳州的“山越”何指呢？《漳州谕畲》道：“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苑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76］与省民（汉民）错居的“溪峒种类不一”的“山越”，“在漳者曰畲”。［77］中国古代文人撰文注意避免同一字词的重复使用，刘克庄在这篇谕畲记里也是如此，他借用山越故名指称畲族，并且特别加以说明。引史作证不应取己所好，不及其余。其实，蒋先生自己恐怕也不会相信：南宋漳州以及其他地方还有山越。
据畲族长篇叙事史诗《高皇歌》，粤东凤凰山是畲族在闽粤赣结合部地区最早的聚居地。从六朝以来，畲族（“蛮僚”）出现在粤东到九龙江流域以南地区，唐时畲族已分布在粤东、闽西和赣南地区。在赣南，畲族何时迁入不祥。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胡三省注：黄连洞在汀州宁化县南，今潭瓦漈即其地）”。［78］宁化与赣南接壤并有孔道相通，宁化一带的畲族既拥有“围汀州”的“二万”之众，比邻的赣南定然也有畲族。蒋炳钊先生根据得到史籍印证的族谱资料，提出畲族最早迁往闽东是唐末五代，元代畲族出现在闽北，明清时期畲族的分布地扩展到浙南、赣东和皖南。［79］
蒋炳钊先生认为：“畲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另一方面又认为：（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山都木客”“可能是古代越族的后裔”，［80］“‘山都木客’同畲民是长期相处在一个地域里。”［81］若畲族和“山都”人（前文已指明“木客”是“山都”的一个类别）都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代越人后裔，那么畲族与“山都”人应共有某些源于本土越人的文化特征，但从未有过论证，实际上也无法论证。相反，我们却可以通过文化的比较分析，证明畲族与“山都”的文化习俗大相异趣，从而从根本上将畲族与“山都”乃不同渊源的关系彰显。
以越人文化习俗为参照，畲族与越人的一支即“山都”的比较：
（1）发式。越人是断发，作为越人后裔的“山都”，“发长五寸而不能结”，［82］也是断发；而畲族人的传统发式是“椎髻”，清初《徭民纪略》云：“汀东南百余里有徭民焉……椎髻跣足……人呼其名曰‘畲民’”。［83］椎髻”即束发，髻如椎形。
（2）居式。越人的住所是干栏式建筑，“山都”人的“作窠”为居和“树窟宅”［84］是干栏居式中较为原始的形态；而畲民则是“编荻架茅为居”［85］，明代方志记载粤东畲民在“山林中结竹林障复居息为輋”［86］，畲民居所不是干栏式建筑。
（3）葬式。悬棺葬亦称崖葬是越人较有特色的葬式，越人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武夷山，闽、赣、浙、粤、桂均有分布，作为越人后裔的“山都”人“葬棺法每在高峰及树杪或藏石窠中”，［87］“藏石窠中”的“葬棺法”与武夷山越人悬棺葬属同类葬式；而畲民是“人死，刳木纳尸……焚木拾骨浮葬之，将徙，取以去”［88］。这是明代的记载，鉴于葬俗通常是民俗中变化较缓慢的，因此畲族在明代以前应也是行此葬俗。
（4）图腾崇拜。崇蛇是常见于记载的越人的图腾崇拜。闽粤赣交界地区，尤其是闽西的客家有源于土著族的崇蛇遗俗，［89］此俗的源头与畲族无涉，只能与当地土著的越人有关。在蒋炳钊先生所有的著述中涉及畲族有越人文化特征遗存的唯有一例，［90］而所说的福鼎双华畲族的祖先于清初从浙江苍南迁徙而来，见蛇盘于新建的厝基，驱之又返，故建宫奉祀“蛇将军”。［91］这远远不能说明畲族传统文化有蛇崇拜，而只能反映迁徙散居的畲族，其文化在各地的地方化进程中的新印记。总之，畲族最突出的传统文化特征是犬崇拜，没有崇蛇习俗。由此可推断闽粤赣的崇蛇习俗属“山都”人。
“山都”越人的文化习俗与畲族文化习俗相异，这不仅是经过文化分析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文献记载也是把“山都”人和畲族分辨得很清楚，从不混淆。《上杭县志》引诗云：“都人拥树曾为鸟，畲客编茅别是蛮”［92］。“都人”即“山都”人，这里是以回忆的语气说“山都”人曾经像鸟那样巢居于树。《临汀汇考》云：“今汀中畲客所占之地多在山水严恶之处，天日阴溟蒙，其中鬼魅混迹”。［93］前文已提到入唐宋以后的文献记载把“山都”云为“鬼之流”，诬称“山鬼”，这里的“鬼魅”即“山鬼”，亦即“山都”。
畲族与越人后裔——“山都”人的文化习俗相去甚远，却与苗、瑶族的文化习俗相当类同。苗、瑶、畲在历史上都是信奉盘瓠的盘瓠蛮。［94］畲、瑶文化习俗类同最突出的有二：（1）畲、瑶两族具有相同的姓氏。畲族主要有盘、蓝、雷、钟四姓，其中盘姓相对其他三姓明显较少；在瑶族中，盘姓却很多。“粤有徭种，古长沙、黔中、五溪之蛮，生齿繁衍，播于粤东西，盘姓，自云盘瓠之后”。［95］瑶族也有蓝、雷姓氏。（2）畲瑶两族至今仍保存一种汉字文书，在畲人中称《开山公据》（又称《抚瑶券牒》），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又称《评皇券牒》）、《过山贴》、《过山版》或《盘古圣皇榜文》）。两者都同样记载着具有原始图腾信仰性质的盘瓠传说，还表明两族先民开荒辟田的经历，有一个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他们租种山地，不许到平原耕种，同时也给他们不纳粮租，不服徭役的特权。［96］
语言蕴藏着民族远古历史的化石，通过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从现代语言中发掘出深层的某些古代语言“遗物”。这些“遗物”能帮助我们识别民族间的渊源关系。现在全国70多万畲族人内部交际时，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分布在广东省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的博罗、增城、惠东、海丰四县，约一千多自称“活聂”的畲族人，使用的是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跟属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97］除了上述博罗等四县畲族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及广东凤凰山区的潮州、丰顺等地，占畲族总人口99％以上的畲族人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接近汉语客家方言，但它跟现在的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所不同，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尚有自身的特点。这种语言中，除含客家话成分外，还有一些古畲语的“底层”，以及一些现在畲族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成分。畲族人称这种语言为“山哈话”或“畲话”。“隋唐时期，聚居在闽粤赣结合部的畲族先民只使用一种语言——古畲语。”［98］根据《潮州府志》记载的潮州畲语，初步找出了潮州畲语与博罗等地畲语的共同点。［99］畲语属苗瑶语族，而渊源于东南百越的壮、侗等族的语言和古越语属壮侗语族。语言学研究成果证明了畲族先民不属百越系统，亦即不是壮侗语族族群，而是苗瑶语族族群。
畲语与苗瑶语有共同的渊源关系，证明畲族与起源于湘、鄂的苗、瑶民族密切的渊源关系。苗、瑶特别是瑶族历史上的迁徙可为探讨畲族迁徙的重要提示。苗族今分布在黔、湘、滇、川、桂、鄂、粤，在黔东南和以湘西为主的湘鄂川黔交界地带有较大的聚居区。根据史籍记载和传说，苗族先民早在殷商时代已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生息。属“濮”亦即“荆蛮”，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已在武陵郡、
牂群柯郡、越隽郡、巴郡、南郡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今黔东南。汉晋时代的“武陵蛮”有苗族的先民在内，这已是定论。瑶族今主要分布在桂、湘、滇、粤、黔。瑶史学者大多认为瑶族与古代的“荆蛮”亦即“濮”有渊源关系，与后来的“武陵蛮”、“莫徭”、“蛮徭”等有较近的渊源关系，唐代瑶族主要分布在湘、粤、桂。湘、鄂是苗、瑶最久远的居住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北部的连南、乳源、连山、始兴、阳山、韶关等地现在是瑶族比较集中的地方，说化畲语的畲族现在分布在广东的海丰、惠东、博罗、增城等县，这些畲族与粤北说勉语的瑶族相距最近，将畲族与苗、瑶，特别是瑶族是在地数域分布的几可相衔接的状况与上述的语言类同相联系，可以依稀勾勒出畲族先民从湖南到粤北再粤东的迁徙轨迹。神话兼写实的畲族长篇史诗《高皇歌》储藏着畲族及其先民以迁徙为主线的历史记忆，其中有:“当初出朝在广东……敕令圣旨送潮州……文武朝官司都来送，送落凤凰大山宫。”［100］
当然，畲族先民早期迁徙入闽粤赣结合部地区并非只有由湘而粤北，再到粤东这条路线，还有由湘而赣南，再往闽西、粤东这条路线。［101］但较之前一条路线，后者是畲族先民较晚的迁徙路线。在闽粤赣结合部，以及从这一地区外迁到闽东、闽北。赣东北、浙南等地的畲族，其历史传说，都将粤东凤凰山作为畲族远古的祖居地。这暗示前一条路线是畲族先民最早的迁徙路线。
有些学者对分布在广东省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的博罗、增城、惠东、海丰四县，约有一千多自称“活聂”、使用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一种语言的群体，其族属是不是畲族表示怀疑，或者从语言学角度怀疑博罗畲语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102］即使此见在理，对古畲语属苗瑶语族的结论没有任何影响。邓晓华先生的《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一文指出：“客家话与苗瑶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客家话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词”，“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103］游文良先生认为：从共时的角度说，现代畲语包含三个部分：古畲语成分，汉语客家话成分，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成分。从历时的角度说，这三个部分依序是畲语的底层、中层、表层。现代畲语的三个层次正好与畲族历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相对应。其中，“汉语客家话的中层成分与唐末到宋元时期的畲文化与客家文化互动阶段相对应。”［104］客家方言的壮侗语成分，是闽粤赣结合部的越人和唐宋以前迁入的汉人发生融合在语言上的表现。而客家方言的苗瑶语成分是客家与畲族发生涵化或融合在语言上的表现。
闽粤赣结合部地区的畲族是苗瑶语族族群，她在这个地区的出现是古代“百濮”群系后裔的一支与瑶族有共同历史渊源的盘瓠蛮迁入原“百越”地区南海王国故地的结果。
（三）结论
“山都”人是闽粤赣结合部地区越人之后，准确地说是介于闽越与南越之间的南海王织领地其中一支越人的后裔。“山都”人的文化习俗与越人习俗相类，所操的语言当是古越语。“山都”人是闽粤赣结合部地区的壮侗语族族群。闽粤赣结合部地区越人主体在隋唐以前已融入早期迁入的汉民。
畲族不是闽粤赣结合部地区越人的后裔，其文化习俗与越人的文化习俗大相径庭，而与苗、瑶，特别是瑶族的文化习俗类同，畲语与苗瑶语有共同的渊源。畲族和苗、瑶与商周至秦汉的“濮”人有渊源关系，是古代的“百濮”群系后裔的一支与瑶族有共同历史渊源的盘瓠蛮，南迁入闽粤赣结合部地区而发展起来的苗瑶语族族群。
三、从渡海漂失传说看畲族来源和迁徙
盘王碧渡海漂失传说流传于闽东和浙南。闽东畲族的许多谱牒记有这一传说：“盘、蓝、雷诸姓有三百六十丁口，为闽王王审知向导，分乘五大船由宁波渡海入闽，船在洋中遭风阻，乃靠连江马鼻登岸，盘王碧一舟被风飘，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焉。”［105］福鼎《蓝氏宗谱叙道》：“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106］这一传说也见于浙江畲族的许多族谱里，《浙江省少数民族志》说：“据宗谱记载，唐末四姓畲族三百余丁从广东由海路入闽时，‘盘王碧一船被风飘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107］平阳县《雷姓宗谱》与上引福鼎《蓝氏宗谱》别无二致：“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响（向）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108］浙南、闽东是明清以来畲族集中的大本营，这一传说反映的自然是畲族历史的主流而不是支流，它以亦真亦幻的话语欲解释畲族盘姓的隐没，却也透露了畲族先民早期迁徙的重要资讯。
（一）各地区畲族盘姓的有无与变化
以下分区考察畲族盘姓的有无与变化：
（1）皖南。皖南畲族是清末从浙南迁来的，惟有蓝、雷、钟三姓。［109］
（2）浙南。光绪《处州府志》引录的屠本仁《畲客三十韵》的“五姓咸欢怿”诗句的原注是：“雷、蓝、钟、盆、娄五姓。”［110］同治《景宁县志》载：“畲民，瑶僮别种也，自粤而闽……姓惟三，曰雷，曰蓝，曰钟”。［111］光绪《遂昌县志》载：“畲民有雷、蓝、钟、盘、娄五姓”。［112］光绪《处州府志》载：“顺治间，迁琼海之民于浙，名畲民，而处郡十县有多，在青田者分钟、雷、蓝、盆、娄五姓”。［113］民国《建德县志》载：“畲民……共分为盘、蓝、雷、钟四姓。”［114］，民国《平阳县志》载“畲民……有雷、蓝、李、钟四姓。“［115］清代浙南方志普遍载有盘姓，当言过其实，因为浙南畲族几乎都是从闽东迁去的，盘姓在闽东罕见，在浙南也不可能多见。
（3）闽东。有提到畲姓的旧方志几乎无载盘姓，即使个别说有的也很快被否定。光绪《古田县乡土志略》载：“县治东南有畲民焉……其族曰雷、蓝、盘三姓。”［116］但民国29年的《古田县志》加以纠正说：“邑畲民有雷、蓝二姓。”［117］道光《罗源县志》载：“盘姓今无焉，只蓝、雷、钟三姓”。［118］新志书也表明闽东畲族无盘姓。这些新志书如《宁德市畲族志》［119］、《福安畲族志》［120］、《霞浦畲族志》［121］、《福鼎畲族志》［122］。然而，个别的畲族谱牒所载的本民族异姓通婚的情况出现过盘姓。丽水的一支蓝姓是从闽东迁去的，明代在连江时，曾与盘姓通婚。丽水《蓝氏宗谱》载：“（蓝）行天，讳同相，居福建福州府连江县中鸪里风山石蟠垄三石境，娶盘氏，合葬仁贤里，坐癸向丁。”蓝行天的曾长孙蓝行黄“自福建于崇祯八年移居处州府宣乎县”，［123］由此推知，蓝行天娶盘氏约在明中期。丽水《蓝氏宗谱》的数百例通婚记录中，蓝姓与盘姓通婚惟有此例，可见盘姓在闽东和浙南均为罕见。
（4）闽北。民国《南平县志》载：“有蓝、雷之族，是谓畲民。”［124］闽北畲族只有蓝、雷二姓，无盘姓也无钟性。
（5）莆仙。乾隆《仙游县志》载：“畲民独穷而诎，中以雷、蓝、盘、钟四姓为从。”［125］莆仙旧志载有盘姓，而今无闻。
（6）闽南。乾隆《永春州志》载：“（畲民）云其先世曰狗头王，尝有功，许自食，无徭役，赐姓三，曰盘、曰蓝、曰雷。”又载：“邑有畲民，以钟、蓝、雷为姓，三姓交婚，无盘姓。”［126］万历《永春县志》载：“又有畲民，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其先世……尝有功，许自食，无徭役，赐姓三，曰盘，曰蓝，曰雷。考之其史，其盘瓠莫徭之裔也 （原注：在永春无盘姓）。”［127］民国《德化县志》载：邑有畲民，以钟、蓝、雷为姓。”［128］乾隆《龙溪县志》载：“穷山之内有蓝雷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129］该志在叙华安县汰内畲族时，引陈天定《北溪纪胜》云：“……汰口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130］闽南旧志几乎无载盘姓，上引方志所涉的盘姓是在讲盘瓠传说时才提起的，并不是说当地有盘姓。唯有嘉庆《云霄厅志》引旧志提起古时当地畲族的盘姓。该志的《名迹》道：“（五通庙）在西林，旧志传，元将陈君用建城时，遂有此庙，中祀五方之神，国朝里人吴镛募众重修。”此述的注云：“和邑志：查此庙石柱镌有盘、蓝、雷字样，盘、蓝、雷系陈钤所征蛮僚。庙柱为蛮所舍，则建庙必在开屯之先，云霄宫庙惟此最古。”［131］若五通庙确建于“开屯之先”，那么在唐早期以前闽南曾有盘姓畲民。鉴于莆仙、闽东、浙南的畲族徙经闽南或徙自闽南，明清时期闽南曾有很少量盘姓，当无疑问。
（7）闽西。乾隆《汀州府志》载：“盘、蓝、雷其种类……汀人呼为畲客。”［132］道光《长汀县志》引清初《徭民纪略》云：“汀东南有徭民焉……以盘、蓝、篓为姓”［133］。乾隆《上杭县志》引周亮工《夜登上杭城楼有感》云：“郊垌半是盘蓝篓”［134］。乾隆《龙岩州志》载；“畲客即徭人，岩属俱呼畲客……在岩者惟蓝、雷二姓，在（漳）平、宁（洋）者有蓝、雷、钟三姓。”［135］部分旧志载有盘姓，其中，《长汀县志》所引的《瑶民记略》是清初长汀县一位贡生出身的文吏实地考察的记录，可信度极高。闽西今无盘姓。
（8）赣南。同治《兴国县志》载：“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国初兵灾，土旷人稀，流遗争集，闽广之侨户，自为党类……号为‘山野子’，其人多雷、蓝、毕”［136］。旧志无载盘姓。赣南畲族在明代中后期遭到封建政府大规模的镇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137］现赣南畲族多为明清之际从闽西、粤东迁入，其传统姓氏有蓝、雷；至于钟姓，曾见于旧志，而今几乎没有；盘姓从未闻。［138］
（9）赣东北。同治《贵溪县志》：“江浒山无籍民，蓝、雷、盘、钟四姓。”［139］赣东北的畲族分布在铅山、贵溪两地，他们都是由粤入闽，铅山畲族于明中期由福建汀州迁来，贵溪畲族于清早期迁入。［140］现在赣东北的畲族居住在铅山和贵溪二县，只有蓝、雷二姓。江浒山即今贵溪樟坪一带，现在贵溪樟坪畲民以蓝姓为主，雷姓为次，无其他姓氏。［141］《贵溪县志》所载的盘、钟二姓去向不明。
（10）粤东和粤北。粤东畲族有二处：凤凰山一带，莲花山、罗浮山一带。凤凰山一带属过去的潮州府，莲花山、罗浮山一带属惠州府以及广州府；粤北畲族有一处：九连山一带，有畲族的县为连平、和平、始兴、南雄等。
凤凰山一带。道光《广东通志》载：“潮州府畲瑶民，有山輋，曰瑶僮，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142］撰于道光的《南越笔记》提到，潮州的“山輋”有“盘、蓝、雷三大姓”［143］。光绪《饶平县志》载：“瑶人，又名‘輋客’，又四姓盘、蓝、雷、钟，自谓狗王后，……居于本县源山中自沙潭、杨梅山、凤凰山、平溪、柘荣、葵塘等处。”［144］咸丰《兴宁县志》载：“徭本盘瓠之种，亦有次第，自信为狗王后，其细故为盘、蓝、雷、钟、苟，散处南粤，在在有之。”［145］《明实录》载：“永乐五年八月癸未，潮州卫总旗李和招谕斜（畲）人头目盘星剑等一百余户向化。”［146］
莲花山、罗浮山一带。明嘉靖《惠州府志》载；“（輋人） 其姓有盘、蓝、钟、苟”。［147］清初《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其在邑者（博罗县——引者），俱来自别境，……自言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其姓为盘、蓝、雷、钟、苟”。［148］道光《长乐县志》载：“（徭）自信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其姓为盘、蓝、雷、钟、苟……明代以苟姓者为抚徭官领之”。［149］民国《增城县志》载：“苏罗、石圳之间多徭，有上中下三瑶村，分盘、蓝、雷、钟、苟五姓”。［150］康熙《罗浮山志》载：“查秃岭凹之东北，今尚有徭人二十余家，盘、雷、蓝三姓。”［151］
九连山一带。连平、和平、始兴、南雄四县畲族，其大部分从赣南迁来，或从闽西经粤东迁来，迁入时间是明代。这四县的畲姓是蓝、雷。［152］
今凤凰山一带的畲族，大多都是从闽西迁来的。［153］只有蓝、雷二姓，没有盘姓。［154］民国《大埔县志》所载的39个有“輋”字名和有畲民居住的乡村，传统畲姓只有钟、蓝。［155］今莲花山、罗浮山一带的畲族，其传统姓氏除了蓝、雷，还有盘姓，但无钟姓。［156］朱洪、李筱文收集的广东畲族谱牒中，就有《盘蓝雷氏族谱》、《盆盘蓝雷黎栏族谱》。［157］《盘蓝雷氏族谱》出于增城市正果镇上水村，《盆盘蓝雷黎栏族谱》出于惠东县多祝乡陈湖村。据《盘蓝雷氏族谱》，蓝姓于宋代由湖南迁入粤北，明初进入增城，盘、雷不详。据《盆盘蓝雷黎栏族谱》，不涉及姓氏，只是笼统叙述祖先来自河南，如何迁徙，除了个别字有不同，全照搬《盘蓝雷氏族谱》。这二本族谱都无涉及盘姓来源。根据朱洪、姜永兴的分析，凤凰山一带的畲族与莲花山、罗浮山一带的畲族，民族成分构成和文化特点是有差异的，原因的关键是瑶族因素的有无。凤凰山一带的畲族很单纯，瑶族及其文化未渗入。而莲花山、罗浮山一带的畲族及其文化混合有瑶族的成分。［158］因此，莲花山、罗浮山一带畲族的盘姓的来源与凤凰山一带畲族的盘姓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
拢总上述，可得出以下认识：
（1）浙南旧志载有畲族盘姓。对于畲族的记载，浙南方志较详，而闽东方志较略。浙南畲族是从闽东迁去的，并且清代畲族主要分布在闽东，其次是浙南，清代浙南既有盘姓，闽东当然也有。由于盘姓本来就稀少，很容易被忽略。因此，闽东方志对畲族盘姓当有漏载。据20世纪的调查，浙南畲族的盘姓已是白云黄鹤。［159］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于1929年在浙南省景宁县敕木山畲区调查时，发现了一条有趣的线索，即盘姓改为潘姓。他们写道：“（畲民）只有四个姓：蓝、雷、钟、盘。然而在景宁及其附近地区已没有盘姓氏族了。他们显然已改为姓潘而成为汉人了。在景宁有一姓潘的富裕人家，据说是畲民的后裔。”［160］
（2）粤东凤凰山一带古时有盘姓，今已无存。粤东莲花山、罗浮山一带古时有盘姓，至今仍存，有的可能是瑶族盘姓的混入。粤北九莲山一带早时不详，明代以后未闻盘姓。
总之，无记载盘姓的地区有赣南、闽北。皖南也无盘姓。古时曾记载有盘姓而明清无记载的地区是闽南。明清曾记载有盘姓的地区有赣东北、莆仙、闽东、浙南。明清时闽西、粤东文献确载有一定数量的盘姓，有记载比较可靠或十分可靠。现在除了粤东的莲花山、罗浮山一带尚有盘姓外，闽西和粤东凤凰山已无盘姓，其他地区也没有。
盘姓在畲族原本就少见，在历史变迁中很容易消失。那么，闽西、浙南等有的盘姓到哪里去呢？史图博和李化民在浙南敕木山关于盘姓改潘姓的所闻，在浙南有不同的版本。施联朱等人在丽水调查时，畲民“有的说，因皇帝要满门抄斩，所以盘称为潘。有的说，因为汉族潘姓风水好，所以改姓潘。”［161］闽西盘姓如何消逝，文献载明。明末淡孺木《枣林杂俎》说；“盘瓠之余，错处虔、漳、潮之间，以盘、蓝、雷为姓，汀人呼为潘、蓝、篓。”［162］这条史料特有价值，它明确指出：盘姓被称为潘姓。1997年笔者在武平县大禾乡调查时，听到畲族后裔的钟、蓝两姓群众要求识别为畲族的呼吁，也听到有的潘姓与钟、蓝两姓同为畲族后裔的传闻。笔者于20世纪60年代末下乡于武平县大禾公社坪坑大队第二生产队，该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一至三队为潘姓，四至七队为蓝姓。有的潘姓老人对“曾为兄弟”的潘、蓝两姓存在隔阂的现象表示遗憾。当时闻此，莫名其妙。今日忆之，方知究竟。
（二）盘王碧渡海漂失传说的渊源和嫁接
闽东、浙南畲族关于盘王碧渡海的传说，在粤东有较早的雏形。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厝山村雷氏畲民收藏的《祖图》，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一子摇舡去下海，二子坐轿出人家，三子骑龙上青山。”潮安县风南镇山犁村雷氏畲民收藏的《祖图》与厝山村雷氏《祖图》同一幅图的文字则是：“一子坐轿出人家，二子摇船去下海，三子骑龙上青山。”这两幅图反映的是盘瓠后代在迁徙时各奔前程，但在传说画面上所指明的坐轿、摇船分别是第几子有差别。粤东畲族祖图一般是说“长子姓盘摇船去下海”。对粤东畲族很有研究的李筱文、朱洪先生也是这么确认的。［163］在畲族口传历史中，潮州凤凰山是其历史记忆的祖居地。畲族从潮州、汀州出发的迁徙，主要是往闽南——莆仙——闽东——浙南这条路线的迁徙，在未到达福州之前，确有一条路线是搭船经过短程海路到达福州的连江。在粤东，到处都是青山绵延，畲族祖图的“摇船去下海”传说，是不是没有源于历史事实？
然而，当我们将畲族的历史文献《抚徭券牒》与瑶族的历史文献《评皇券牒》加以连结，那么“渡海”时的涛声就会在畲族早期的历史中回响。
瑶族笃信盘瓠。瑶族支系较多，信奉盘瓠的主要是盘瑶（又叫“过山瑶”、“顶板瑶”）。盘瑶人数众多，约占瑶族总人口的一半，分布于湘南、桂东北、粤北等地。盘瑶长期以来流传一种汉文文献，叫《评皇券牒》或《过山榜》、《过山帖》、《盘古圣皇榜文》等。已经发现的瑶族《过山榜》有80余件［164］。《评皇券牒》皆单独成卷。《评皇券牒》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盘瓠传说，一是评皇赐予盘瓠子孙的优待。这些优待是：“逢山过山”，“刀耕火种”，“离百姓田头三丈三尺之地，戽水不上，就是徭人所管之业”，“不纳国税”。［165］
畲族尤笃信盘瓠。畲族长期以来也流传一种汉文文献，叫《抚徭券牒》或《开山公据》。《抚徭券牒》几乎抄录于族谱，个别单独抄录。《抚徭券牒》也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盘瓠传说，一是楚平王赐予盘瓠子孙的优待。这优待是：“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远离庶民田圹一丈三尺之地，乃徭人火种之山”，“免差徭”。［166］
畲族《抚徭券牒》与瑶族《评皇券牒》内容基本雷同，尤其是内容要素，有些文字竟完全相同。《抚徭券牒》和《评皇券牒》都是记述祖先起源、姓氏来源、祖先迁徙以及跟官府、汉民的关系，关键句都是：始祖盘瓠，揭皇榜取敌首，立奇功为驸马，皇帝赐盘瓠子孙券牒：青山耕猎，永无赋役。《抚徭券牒》和《评皇券牒》历代分别有所增补，其早期抄本形成的年代下限是隋代。这给我们暗示：隋代以前，畲、瑶曾是同一个族体。依此，隋代以前，瑶族的早期史也就是畲族的早期史。
瑶族《评皇券牒》的各种抄本所反映的其南迁始初阶段的文字，常与“海”有关。广东连山《过山榜》有：“盘王政（正）在南京十宝洞下到紫金山住居落业，又到南海佛（浮）桥头……商议要过南海……八月十五飘湖过海”。湖南蓝山、广东连山《十二姓瑶人来路祖途》有：“盘王生下六男六女，置有十二姓瑶人。八月十五日飘湖过海……”。广西临桂《评皇券牒》：“盘王手印十二姓徭人，置立过山榜，……漂湖过海，刀耕火种。”湖南蓝山《过山图》有：“一十二姓瑶祖，原于南京七宝大洞会稽山，庆山分居。浮游过海，南北二京”。湖南宁远《过山版》有：“十二姓瑶人，安在南京十宝头住居……备十二面（只）大船，十二姓瑶人……飘游过海。游到半滩，会（遇）着狂风打落，……吹上南海上岸。”［167］《评皇券牒》中瑶人所过的海究竟在何处？个别抄本所指甚明。湖南蓝山《万福攸同，兰桂腾芳》说：“十二姓盘古子孙计议要到广西投生，风雨不顺，只得叩许整猪良愿，来到洞庭湖内。半截（载）不得过湖，只见奏文：船赶飘湖过海，十二姓盘古子孙不得过海，洞庭湖就将整猪还愿，分头于是飘过湖海岸，一路来到广西平乐府。”［168］最后一条材料中，“十二姓盘古子孙不得过海，洞庭湖就将整猪还愿”的标点应是：“十二姓盘古子孙不得过海洞庭湖，就将整猪还愿”。在这里，撰写者将“过海”作为一个动词用。上述的“过海”的“海”就是“湖”，这个“湖”就是“洞庭湖”。湘西五溪汇为澧水，注入洞庭湖。五溪蛮（武陵蛮）南迁必沿着河流，或沿着与河平行的谷地到达洞庭湖西北岸。
与瑶族同源于武陵蛮的畲族，其先民迁徙的始初当然也同瑶族先民一样，与洞庭湖打过交道。只是畲族后来以粤东凤凰山为祖地，凤凰山才成为畲族新一轮迁徙的始发地，这就使此前的迁徙记忆烟消云散。在畲族传说的话语中和祖图的画面上，有始祖盘瓠过海智取番王首级，又化龙过海，摆脱番兵追击的图景。在这一神话的图景中，依稀交织着畲族早期在洞庭湖一带活动和迁徙的历史记忆。
由上可知，闽东、浙南畲族的盘王碧渡海漂失传说，来源于粤东畲族的“长子姓盘摇船去下海”的传说。而粤东畲族的这一传说，可以追溯到武陵蛮在南迁的始初阶段渡洞庭湖的过海”经历。甚至还可以联想到盘瓠的“过海”经历，依稀透见到畲族更早期的先民在洞庭湖一带活动的历史踪影。
闽东、浙南畲族的盘王碧渡海漂失传说确有其历史渊源。同源的畲瑶先民，在开始分道扬镳时，盘姓大多与后来成为瑶族十二大姓的十一姓汇入同一条迁徙流。施联朱《关于畲族的来源与迁徙》指出：“畲族传说中的大哥姓盘，留在广东，而现在广东姓盘的很多是瑶族，只增城县尚有盘姓畲族几十人，瑶族中也有蓝、雷姓氏。这说明畲、瑶两族早期是在一起的，是畲、瑶同源的又一证。”［169］因此，粤东畲族就有“长子姓盘摇船去下海”传说的更早历史可依。明清粤东的凤凰山、莲花山和罗浮山一带的畲族曾有盘姓，现莲花山和罗浮山一带的畲族仍有盘姓，尽管人数明显比蓝、雷、钟三姓要少，因此，传说只是说“长子姓盘摇船去下海”，并没有明指“渡海”“漂失”。而明清时期闽东、浙南盘姓罕见，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这样，“渡海”“漂失”说也就应畲民的困惑而生了。
盘王碧渡海传说的“漂失”情节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而是以粤东畲族“长子姓盘摇船去下海”的传说为母本，嫁接了畲族往闽东的迁徙片段。在闽东畲族的许多家谱里，畲族迁往闽东曾有渡海经历。简略而观，由闽南、莆仙北上的畲族迁入闽东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莆仙——长乐——连江——罗源，一是莆仙——永泰——闽清——古田——罗源。前者到连江要渡过闽江出海口、甚至包括其北面海域，后者从闽清到古田要渡过闽江。
以下从几本畲族族谱作一瞭解。浙江《遂昌钟氏创修家谱志》的《行程薄》记载的迁徙路线是：广东潮州潮阳——福建漳州南靖——泉州同安——安溪——福州连江——罗源——浙江处州景宁。浙江松阳县《雷氏宗谱·雷氏始创宗谱序》记载的迁徙路线是：广东潮州揭阳——福建漳州南靖——泉州同安——兴化仙游——福州罗源——浙江处州景宁——丽水——遂昌。［170］根据《高皇歌》中迁徙描述，这两本族谱的迁徙路线相当有代表性，与《高皇歌》中迁徙描述相吻合。《高皇歌》叙述道：“赶落别处去种田……赶落原先家连江……古田罗源田土肥。”［171］从连江马鼻上岸，再经罗源大坝头，而后分徙各地，这一迁徙路线常见于闽东畲族谱牒。据罗源县民委雷大树对族谱的查阅，罗源蓝姓最大的支派原住潮州，唐光启二年（886年）从连江马鼻迁入，再抵罗源大坝头，分衍梨坪、黄家湾、坑头、官村，新岩头、可阪、谷洋里、官山里、后洋、角里、半樟、西兰、白岩、杨家里等畲村。［172］
盘王碧渡海漂失传说采用文学的象征手法，反映的是同源的畲、瑶先民分道扬镳的历史。其中也嫁接了畲族迁往闽东的有关经历。它反映了历史，但不是记载历史的事实。有的学者则认为：“族谱明确记载他们（指畲族——引者注，下同）是从王氏由海路去攻打福州。王氏入闽的军事路线是经江西入福建的汀、漳。这是畲族的聚居区。那么他们乘船的地点不是广东，而应是在福建漳州沿海地区。”［173］即使传说可以作为大致等同于记载史实的资料，乘船地点的“漳州说”也失确。唐末王审知三兄弟随王绪入闽前后的行军路线，或说由南康入汀州、漳浦；或说由南康经赣州，由粤北转潮阳，再入闽南。进入闽南后，王审知兄弟的行军路线在记载中就很一致了，那就是：南安——（往沙县又折回）——泉州——福州。到了南安后，王审知的长兄王潮发动兵变，取代王绪，领军北归，到了沙县经劝说才回师取泉州。［174］也就是说，王审知兄弟直到南安根本还没有攻取泉州、福州的打算，此前何来从漳州取海路攻福州？畲民确有助王审知兄弟的军队攻取福州。《资治通鉴》载：“（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据元代胡三省注引，平湖洞在“兴化军大飞山”。［175］兴化即莆（田）仙（游）。平湖洞的蛮夷当是畲民，滨海的蛮夷当是疍民。莆仙的蛋民直至清代尚存。［176］历史上的畲族未闻有从事海上生计，更无拥有船的可能，因而平湖洞的畲民是助以兵，而滨海的疍民是助以船。鉴此，上引文字的正确标点应是：“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如果确如族谱所说的畲民“三百六十余丁口”为“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也只能是做陆路向导，与海无涉。
盘王碧渡海漂失传说，远则反映畲族先民南下迁徙以及与同源的瑶族先民的分离，近则反映畲族迁往闽东的渡海经历。应当指出，盘王碧渡海漂失传说所反映的畲、瑶先民分道扬镳的历史，并不是畲族先民最早的迁移史。此前，已有一支盘瓠蛮先期迁居粤东。
注释：
［1］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见《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类似的表述见《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5页。畲族主要源自湘西武陵蛮是畲族研究中的主流共识，而认为畲族为越裔的学者，非推测而是有明确文献支持的畲族史编写，也是始于“七世纪初隋唐之际”。鉴于畲语底层有大量苗瑶语族语词这一发现，而秦汉及此前的中国东南是百越地区，百越民族的语言属南岛语系的古壮侗语，反对畲与苗瑶同源于武陵蛮或盘瓠蛮的越后说，实际上已不辨自溃。主张源于粤东的南蛮土著说，实质上从属越后说，因为粤东亦为百越住地。
［2］宋罗泌：《路史·发挥二·论盘瓠之妄》，上海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版本不详）。
［3］《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李贤注引。
［4］晋郭璞注：《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5］《艺文类聚》卷九四。
［6］《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李贤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
［7］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一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9页。
［8］《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后汉书》卷—八，《度尚传》。
［9］晋郭璞注：《山海经》卷一○，《海内南经》。
［10］邓晓华：《客客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载《民族语文》第1999年第3期。
［11］游文良：《畲族语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5～28、451页。
［12］游文良：《畲族语言》，第18～19页。
［13］《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语。
［14］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载《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15］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载《畲族研究论文集》，第45、46页。
［16］饶宗颐：《畲瑶关系新证——暹罗<徭人文书>的<游梅山书>与唐代之开梅山》，载《畲族研究论文集》，第28页。
［17］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6页。
［18］吴永章：《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9页。
［19］《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第38～39页。
［20］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一，《循州·古迹》，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2929页。
［21］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三，“漳州·祠墓”，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5页。
［22］万历《漳州府志》卷四，《唐名宦传·刺史陈元光》。
［23］谢重光据陈子昂《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并序》，认定：促使陈元光平潮的潮州动乱是“永隆二年（681）”，见谢重光着《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第26页。
［24］联朱等主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附录二。
［25］《浙江少数民族志》，方志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26］朱洪、李筱文：《广东畲族古籍资料汇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54～144页。
［28］《盘瓠世考》，去和蓝荣清、丽水蓝周根，据景宁张村旱岗村雷礼旺家藏石印本油印，1983年。
［29］《盘瓠世考》。
［30］《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60～261页。
［31］转引自施联朱：《关于畲族的来源与迁徙》，见《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第294页。
［32］施联朱：《关于畲族的来源与迁徙》，载《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第293页。
［33］南朝齐祖冲：《述异记》，见鲁迅：《古小说钩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34］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见《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第288页；类似的表述见《畲族简史》，第15页。
［35］参见朱俊明：《濮越异同论》，见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4页；参见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36］陈国强：《福建的古民族——“木客”试探》，载《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37］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38］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39］蒋炳钊：《畲族史稿》，第114页。
［40］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见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第35页。
［41］晋郭璞注：《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南经》。
［4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九，《江西西道七》，吉州太和县条。
［43］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八，《江南西道六》，虔州雩都条。
［4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江南东道七》，汀州条。
［45］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绪四年刊本。
［4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八，《岭南道二》，海阳县条。
［47］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卷四，（上海）中华书局民国版（缺版年）。
［48］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绪四年刊本。
［49］晋郭璞注：《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南经》。
［50］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绪四年刊本。
［5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八，《江南西道六》，虔州赣县条。
［52］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5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5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九，《江南西道七》，吉州太和县条。
［55］晋郭璞注：《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南经》。
［5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九，《江南西道七》，吉州太和县条。
［57］汉高诱：《淮南子注》卷一，《原道训》，上海书店1996年版，第6页。
［58］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59］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60］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61］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6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江南东道七》，汀州条。
［6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64］清全祖望：《鲒土奇亭集·经史问答》，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本。
［65］《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779页。
［66］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67］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68］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五，《山鬼淫祠》，光绪四年刊本。
［69］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见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70］蒋炳钊：《畲族史稿》，第73～74页。
［71］蒋炳钊：《畲族史稿》，第72页。
［72］嘉靖《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
［73］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74］施联朱主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75］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第279页。
［76］宋刘克庄：《漳州谕畲》，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
［77］宋刘克庄：《漳州谕畲》。
［78］《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
［79］蒋炳钊：《畲族史稿》，第86～89页。
［80］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81］蒋炳钊：《畲族史稿》，第114页。
［8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九，《江南西道七》，吉州太和县条。
［83］清范绍质：《徭民纪略》，见乾隆《汀州府志》卷四一，《艺文三》，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76页。
［84］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85］清李绂：《汀州府志》卷四五，《丛谈附》，乾隆十七年刊本。
［86］嘉靖《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
［87］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八四，《神鬼部四》。
［88］朱安期：《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万历七年刊本。
［89］郭志超：《闽台崇蛇习俗的历史考察》，载《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
［90］蒋炳钊：《畲族史稿》，第237页。
［91］蓝振河文，载《太姥民间文艺》第5期，福鼎文化馆编，1987年1月。
［92］乾隆《上杭县志》卷一○，《文艺下》。
［93］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山鬼淫祠》，光绪四年刊本。
［94］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渊源关系》，见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第55页；吴永章：《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2页。
［95］清吴震方：《岭南杂记》，《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九秩，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
［96］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和迁徙》，见《畲族研究论文集》，第35页，第43页。
［97］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98］游文良：《论畲族》，见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畲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99］罗美珍：《从语言看畲族的族源》，见《畲族研究论文集》，第65页。
［100］《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66页。
［101］吴永章：《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102］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03］邓晓华：《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
［104］游文良：《畲族语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4页。
［105］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06］转引自傅衣凌：《闽俗异闻录》，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107］《平阳县闹村乡东《蓝姓宗谱》，转引自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第58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108］许蟠云等：《平阳畲民调查》，原载浙江省第三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调查丛书》第一种。
［109］施联朱：《关于畲族的来源和迁徙》，《畲族研究论文集》，第49页。
［110］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艺文志中·文编三》，光绪三年刊本。
［111］清周杰：《景宁县志》卷二，《风土·附畲民》，同治十三年。
［112］清褚成允：《遂昌县志》卷一一，《风俗·畲民附》，光绪二十二年重修本。
［113］清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九《艺文志中·文编三》，光绪三年刊本。
［114］王韧：《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民国8年刊本。
［115］符璋：《平阳县志》卷一九，《风土》，民国14年刊本。
［116］清曾光禧：《吉田县乡土志略》，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117］余钟英：《古田县志》卷二一《礼俗成·畲民附》，1940年版。
［118］清林春溥：《罗源县志》卷三○，《杂识》，道光九年刊本。
［119］蓝纯干主编：《宁德市畲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20］蓝炯熹总纂：《福安畲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21］俞郁田编纂：《霞浦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2］福鼎县畲族志编纂委员会编：《福鼎畲族志》，2000年印刷。
［123］丽水《蓝氏宗谱》卷一，民国20年续修。
［124］蔡建贤：《南平县志》卷一一，《礼俗志·杂俗》（民国8年修），民国17年福州铅印本。
［125］清胡启植：《仙游县志》卷五三，《摭抚志下·丛谈》，乾隆三十五年修，同治十二年刊本。
［126］清郑一崧：《永春州志》卷一六，《风俗·大田县》，卷七《风土志》，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127］明许兼善：《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万历四年刊本。
［128］方清芸：《永春县志》卷三，《疆域志·风俗附》，民国20年铅印本。
［129］清吴宜燮：《龙溪县志》卷一○，《风俗·杂志》，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130］清吴宜燮：《龙溪县志》卷二四，《艺文》，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131］清薛云度：《云霄厅志》卷一六，《名迹》，嘉庆二十一年修。
［132］清范绍质：《徭民纪略》，见乾隆《汀州府志》卷四一，《艺文三》，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76页。
［133］清郑国光：《长汀县志》卷三三，《杂识·畲客》，道光十年修，光绪五年重刊本。
［134］清沈定国：《上杭县志》卷一○，《艺文下》，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135］清张廷球：《龙岩州志》卷一二，《杂记志》，（乾隆三年刊本），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136］清崔国榜：《兴国县志》卷四六，《杂记》引《敛水志林》，1960年江西图书馆据同治十一年油印本。
［137］黄向春：《赣南畲族研究》（硕士论文），1996年铅印本，第26页。
［138］黄向春：《赣南畲族研究》（硕士论文），第26页。
［139］清黄联珏：《贵溪县志》卷一四，《杂类轶事》，同治十年刊本。
［140］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载《畲族研究论文集），第49页。
［141］施联朱等：《江西铅山县太源、贵溪县樟坪畲族情况调查》，见《畲族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142］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三○，《列传六十三·岭蛮》，同治三年据道光版重刊本。
［143］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三七，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九轶。
［144］清惠登甲：《饶平县志》卷四，《户口》，光绪九年增刊本。
［145］清张鹤龄：《兴宁县志》卷一二，《外志·瑶蛋》，咸丰六年刊本。
［146］转引自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l页。
［147］明姚良弼：《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瑶蛋》，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14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广东四》，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149］清侯坤元：《长乐县志》，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150］王思章：《增城县志》卷一，《徭人》，1921年刊本。
［151］清李嗣钰：《罗浮山志》卷二，康熙四十四年刊本。
［152］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153］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第4～5页。
［154］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第30页。
［155］刘炽超：《大埔县志》卷二，《地理志·乡村下》，民国32年铅印本。
［156］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第30页。
［157］朱洪、李筱文编：《广东岔族古籍资料汇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6、22页。
［158］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第31页。
［159］《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2003年11月在宁德召开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雷阵鸣先生指出：《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所说的“盘姓畲族于今无传”有误。会余，雷先生告诉笔者，他听人说，浙江临安县某处有十几户盘姓畲民。此闻有待证实。
［160］史图博、李化民：《浙南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张世廉、周永钊译自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1984年编印。
［161］施联朱等：《浙江丽水地区畲族情况调查》，见施联朱主编：《畲族会历史调查》，第27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2］明淡孺木《枣林杂俎·丛赘》，（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版，第194页。
［163］李筱文、朱洪：《从广东省畲族<祖图>与瑶族<过山榜>的对比研究探讨其渊源关系》，见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
［164］石光树：《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见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第56页。
［165］《过山榜》编写组：《瑶族<过山榜>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166］《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54页。
［167］《过山榜》编辑组：《瑶族<过山榜>选编》，第29、31、37、44、69页。
［168］《过山榜》编辑组：《瑶族<过山榜>选编》，第47页。
［169］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第43页。
［170］蒋炳钊：《畲族史稿》，第90～92页。
［171］《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68页。
［172］雷大树：《罗源大坝头在哪里》，载《福建民族》1998年第4期。
［173］蒋炳钊：《畲族史稿》，第56页。
［174］参见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44～145页。
［175］《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五》，中华书局。
［176］清周亮工：《闽小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郭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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