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现代

　　“哙！伙计！到了地头了！你看大门紧闭，用什么法子攻打？”

　　“呸！蠢呸！蠢材！这区区两扇木门，还攻打不开么？来，来，来，拿我的铁锤来！”

　　“砰訇！砰訇！好响呀！”……

　　“既然这么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点上一把火。”

　　“可以，我就干这个。”

　　…………

　　

　　这是吴趼人《九命奇冤》小说的开头，36句对白，比剧本还简洁，少了姓名、身份。简直是电影片首蒙太奇倒叙，36幅多角变角场景的有声对白镜头。

　　读者从开头突兀、高潮迭起的情节，话语情景的暗示中想像：大锤挥动、撞门声、呼吸声、烈焰腾空劈啪声……

　　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放火杀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能顺利得手吗？后来……伏法了吗？

　　情节简单而又刺激，并留下可疑而又悬念的线索空间；

　　气氛，拧得出汗水；情节，布满张力；

　　节奏，随事态控制读者的心脉和呼吸。

　　神经一面感受着高峰体验；

　　精神一面享受着审美上巨大的满足。

　　也使习惯休闲悠然和顺序阅读的晚清读者几疑手操水晶球，先看未来高潮；又仿似魔法镜中，先选取观看一段犯罪实况记録。这种学习西方小说技巧倒装手法，导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历史转变，使《九命奇冤》成为第一部“实验”成功的近代小说。

　　什么是小说现代化？如果从旧小说通过一道桥梁，达到现代小说。这道桥无疑是过渡性的新派小说，而首先在建桥者中最有贡献之一，无疑是吴趼人。他的小说《九命奇冤》和《查功课》等，就代表着中国小说最先向现代性迈出的重要一步。

　　最赞赏吴氏大胆尝试布局结构上新方法的，首推胡适先生。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文学的变迁》中说：

　　

　　“《九命奇冤》便不同，他用……西洋侦探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大命案的一个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有了这个统一的结构，又没有勉强的穿插，故看的人的兴趣自然的自始至终不致厌倦，故《九命奇冤》在技术一方面要算最全备的一部小说了。”

　　

　　由于胡先生说得准确和精彩，令后来者至今经常引用。在时间倒装方面，吴氏显然是不甚满意中国小说以往惯用的以年代顺序来安排情节的老传统。第一页便起笔突兀，揪人心悸的声色动作，七尸八命的杀戮场面，先声夺人——以案件的高潮，作为本书开篇。

　　他成功地兼顾两者：一方面把书中情节在四次倒叙中时空切换，空间转换，安排和处理得极为精巧和成熟；另一方面在倒叙中又渗入中国侠义章回小说中“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之气”的传统技巧，使晚清习惯直线叙述的读者不觉其怪其难。连捷克和加拿大的汉学评论家也认为《九命奇冤》富有匠心，交错地运用倒叙法，相当成功。因而吴趼人被认为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贡献最大的晚清小说家。当然，吴氏之功劳有一分属于他的挚友周桂笙的启发，因为上面已有详细分析和叙述，这里不再赘言。

　　

　　档案·笔记·小说

　　在晚清龢民国社会，36回的《九命奇冤》是吴趼人所着的一部十分著名的通俗小说，晚清书铺的老行家会告诉你，即使在低下阶层亦有很好的销路。   

　　我们知道，相同故事，先于《九命奇冤》的，是嘉庆十五年（1810）安和先生所着的44回小说《警富新书》。有理由相信，前者可能从后者改编而来。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发现了一本成书于干隆五十年（1785）欧苏的《霭楼逸志》，这本书的卷五“云开雪恨”，称这件梁氏被凌氏灭门的惨剧实际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九年（1731）五月，终得昭雪。那么，有没有更早的文献呢？

　　有。后来，罗氏又在北大清史室发现了两件涉及到梁天来被劫一家死亡的官员题本。均是奏陈审结广州府南海县强盗穿腮七打劫顺德县黑江乡民蔡绘群案而旁劫梁天来家，烟（熏）死多命等案之事。

　　初步查知：梁天来一家遇害，历史上是确有其案，虽与上述欧苏的《霭楼逸志》多有出入，然而大体上并非失实。主犯穿腮七伙同几个团伙流窜打劫，连续跨县作案四次。其中打劫及以烟熏死梁氏家人多命一案，罪行最重大。案发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三夜，穿腮七（姓名何信夔，南海县石龙村人），与许万昌、梁连义三人合伙打劫番禺县潭村梁天来家，并用烟火熏死多人。干隆元年（1736）二月在鹤山县古劳被捕。可惜，鄂弥达这封专为审结穿腮七放火熏死梁天来家人多命的题本和雍正七年（1729）傅泰审结梁连义题本，还可能封存在北大和故宫等处，还未被发现，以致此案情详情未明，如烟火究竟熏死多少人命，还未最后清楚。

　　这样一来，主犯原型“穿腮七”在文人笔记中不知怎样最先变形，成了凌贵卿。后来的两本小说中却是凌贵兴，这是一个至今令人难以明白的地方。

　　由文本切入，可以看出吴趼人酝酿创作《九命奇冤》其中一个层面的思维路线：

　　官员题本→《霭楼逸志》（旧小说）→《警富新书》（旧粤剧）→《九命奇冤》。

　　当然，估计吴氏看到官员题本可能性是不大的。从流传路线可以看出文本传播在社会上是怎样的一种流动、变形和飘移：

　　由主犯口中供述——结案上奏——社会传播（变形）——文人记録（变形）——笔记传播（变形）——旧小说（变形）——新小说《九命奇冤》——1903年后的读者。

　　在内容与形式传递的变形中最重的因素是：作者身份、传播目的、作者素质、受众人群和引入方法工具。

　　如吴趼人。

　　作者身份：小说家。

　　传播目的：有意识地改造旧小说为晚清的新小说。

　　作者素质：小说界中以尝试各种创新而闻名。

　　受众人群：广大市民、知识分子。

　　引入方法工具：西方小说写作的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现代白话小说技巧。

　　但是这条文本传播路线并不完善，还缺乏点什么，传播上无形和有形的影响几乎是无限的。

　　

　　熟语·传说·戏曲·木鱼

　　《九命奇冤》从素材——文本——最后文本的传播路线而言，至少有四个方面是遗漏了。清末至民国，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广州话方言地区，经常听到这样一句民间熟语或口头语：“惨？惨得过七尸八命梁天来”可证，在岭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阶层对梁天来冤情同样的稔熟。

　　罗尔纲的友人梁方仲教授，是番禺的世家大族。梁先生说：“这件大命案流传下来的口碑，而今还是有的。现在番禺县有些地方，梁、凌还是不通婚（但不是处处这样），据说起因是由于这件大命案。”看来，民间认定凌氏是主谋的舆论和传说，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吴趼人认同《警富新书》的说法。在珠三角生活至十七八岁的吴氏，有关梁天来一家被凌氏所害的口碑是不可能不熟知的。

　　那么，不识字的民众信息又从哪里来的呢？除了互传，多数是从听木鱼书和看大戏（粤剧）《梁天来》来的。可以查到的粤剧剧目有五个。一、《梁天来故事》，又名《梁天来》；二、《梁天来告御状》；三、《梁天来叹五更》；四、《梁天来双门底受辱》；五、《梁天来险过南雄岭》。上述第三至第五可能是折子戏，是从全套《梁天来》分离出来的。粤剧是地方戏曲的一个大剧种，观众和听众以千万计，其艺术处在有形与无形的结合，有时比文本传播更为优胜。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初，广州剧协分会出版过一套粤剧丛刊，其中一本是《梁天来》，主谋凌贵兴身份是潭村恶霸，天来是表弟。

　　吴趼人少年生活在木鱼书和木鱼说唱的故乡——佛山，据考，一百多年前佛山所出版木鱼书的堂号（书店）就有十多间，仅次于广州。吴氏在《新小说》杂志的“小说丛话”曾说过：“弹词曲本之类，粤人谓之‘木鱼书’，此等‘木鱼书’，虽皆附会无稽之作，要其大旨，无一非陈说忠孝节义者；甚至演一妓女的故事，亦必言殉情人以死；其他加义仆代主受戮，孝女卖身代父赎罪等事，开卷皆是，无处蔑有，而又必得一极良之结局。”

　　这是近代报刊第一次对木鱼书的评论。 由此可知，不爱五经四书，而偏爱杂学和小说、戏曲、唱本的吴趼人，对故乡的木鱼书必然爱不释手，熟识不过。

　　有关梁天来冤案的木鱼书版本众多，如五桂堂刊印的《梁天来告御状》具有代表性。它封面题：“正字南音梁天来告御状全本”。目録及内文书题为“新刻正字说唱一捧雪全套”。凡木鱼书副题所谓“一捧雪”，都是被恶人陷害之意。典故出自明代李玉所作戏剧传奇《一捧雪》，剧情是严世蕃阴谋陷害太仓莫怀古，并霸占他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和名为“一捧雪”的玉杯。

　　我们发现20世纪20年代大达书社出版安和先生着的同一本书，书名上有了新的变化，正名《八命沉冤》，副名《梁天来》，又名《警富新书》（印刷字号奇细）。显然，书店老板发觉，民间对“八条人命”比“警富”敏感、更关心得多。

　　吴趼人为什么要把安和先生所定的书名改为《九命奇冤》呢？显然是吴氏向民间学习，参考了“惨？惨得过七尸八命梁天来”的民间口头语或熟语和木鱼书卷二的细目：“ 死八命”，计孕妇两命共九命的结果。

　　现在所知，计有《九命奇冤》（新小说）、《警富新书》（旧小说）、《梁天来》（旧粤剧）三种不同文体品种的文本情节里，杀害梁氏全家之主犯名字均是凌贵兴，似是源于同一个系统。再有《番禺县志》所记其事（源于《粤小记》），主犯之名稍有不同，是“凌贵卿”，似另有来源。再是《云开雪恨》和木鱼书的主犯之名均是“凌桂兴”，与上述两个来源，也不一样。一个角色三个名字，似有三个传播来源和途径，值得有兴趣者追寻下去。若一旦有心人肯为此探索，我们乐于看到的成果将会是一幅幅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交织的由民间和传统——适代文化流变的多维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