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吴趼人

　　在跨入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文学迈开艰难的脚步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作过贡献的文学家如满天星斗，但能勇于探索，并一以贯之，毕竟少数。吴趼人在四大小说家当中，若论对整个官场的剥露之深入，在官场刻画喜剧化的艺术效果和整体深度上，不如李伯元；若以作者有意识地构思现代历史小说，着意描绘成全面反映晚清同光两朝上层的风俗画、政治军事斗争的鸟瞰图、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史，恐吴氏不如曾朴的《孽海花》；又如比较写作艺术高超，写景之高明，白描的传神丰满和真实感，心理描写的层次感和情味浓醇，四家之中，佼佼者当是塑造老残的刘鹗为最；但若以在小说实践上借鉴西方多种技巧和各种手法并不懈地尝试而论，则非不停探索的吴趼人莫属。

　　假如我们从中国现代小说百年转型的视野来切入吴氏在《新小说》杂志首发的三部小说，除了感受到吴氏是属于20世纪初自觉地背负沉重苦困的爱国情怀的第一批文学家外，也感知到吴氏也是属于勇敢地尝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洋溢着中国文学现代性首创精神的第一批文学家。

　　正如前苏联学人通过三次发现巴赫金，才重新认识和评价巴赫金，那么，我们期待不久年青的文史家将以不同的介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境界，重新认识和发现吴趼人。

　　

　　四个版本

　　新小说崛起时，标明“写情小说”的最早要算是吴趼人衍义的《电术奇谈》。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即1903年第八期起，吴趼人和周桂笙双双加盟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出版的《新小说》阵线。周氏发表署“法国鲍福原着、上海知新室主人译”的侦探小说《毒蛇圈》；还有三方合作，“东莞方庆周译述、知新主人评点、我佛山人衍义”的“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又名《催眠术》）；除此之外，吴氏在第八期发表的还有署“我佛山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痛史》。 

　　说场面上的话，吴氏是一炮走红。海内外谁人不知“我佛山人”？而在吴趼人看来，只觉20年之功，今如鱼得水，风发踔励，诚不愧为“中国一分子”也，心中自有不少欢慰。而隔海的梁启超，心中却是如同放下一块大石。梁氏当然自信曾经沧海难为水，慧眼识英雄，更莫说这吴氏和周氏两人确实撑起了《新小说》稿源的半边天。

　　《电术奇谈》是在吴氏早期小说中较为奇特的一部长篇小说。首先，这部小说由原作英文到中文白话文的跨文化演变过程中竟衍生出四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是原创英文版本。原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文学时期的小说，经外国学人多方寻觅不获，作者及原题至今不明。中外研究晚清小说的学人们所知为空白。

　　英国维多利亚文学时期，从时间上讲，恰好与维多利亚女王1836年至1901年执政期相吻合。

　　这个时期, 是英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段。小说广为繁荣发展。著名小说家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姐妹、哥斯凯尔夫人（1810-1865〉与特罗洛普（1815-1882)哈代等人。这些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一方面重新倡导18世纪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又肩负起批判社会,保卫人民利益的责任。尽管他们的创作角度与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关心广大百姓的生活与命运,他们为不人道的社会机构、堕落的社会道德、拜金主义的盛行及大面积的贫困与不公深感愤慨。《电术奇谈》恰好是属于赞场诚实美德，捍为人民公义这一类维多利亚文学时期的小说。

　　第二种版本，日本文版。由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作家菊池幽芳据英文本“翻案”成日文，书题为《新闻卖子》（即“卖报纸的”或“卖报仔”的意思）。奇怪的是据樽本照雄先生说：日本所出版的《菊池幽芳全集》没有收録《新闻卖子》，后来查到此书最早曾在明治三十年（1897）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在《大阪每日新闻》连载，共75回。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月由大阪骎マ堂出版单行本，仍题《新闻卖子》，分上下册，共75回。

　　菊池幽芳是拥有大量妇女读者群的作家，擅长写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的家庭悲剧。据在哈佛大学研修、研究晚清小说的姜小凌介绍，幽芳本人精通法语和英语，为明治开化时期知名的西洋文学翻译家，以小说“反映家庭和变革中的明治社会必然的联系，其风格一反江户以来一味追求享乐而缺乏社会意义的娱乐文学之趣味”。据幽芳在《新闻卖子·前言》介绍，他“翻案”的作品分两类：一是整体改编，历史背景、人物情节和时空都有相当大的改动，读者仅能看出原作的框架、两者之间的渊源和“直系”关系，日本研究者称为换骨脱胎式。而《新闻卖子》不属于前者，是属于第二种“只动皮毛，不伤筋骨式的译法”。至今没有听说过中国学人哪一个看过幽芳所译的《新闻卖子》，估计看过“前言”的也没有几个，因而研究上谈不上进展。

　　第三种版本，中文文言文版，由方庆周把幽芳75回日文版译述压缩为6回中文文言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广东东莞县人方庆周到日本留学，是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自费留学生，他把菊池幽芳所“翻案”的75回的《新闻卖子》，以文言文压缩为6回。学人对这个版本亦遍寻不获。有的怀疑是手抄稿本，并未出版，而且对周氏和周氏文言文版的瞭解也近乎一无所知。最近，我在冯自由所着的《革命逸史》初集的“横滨大同学校”一文中，发现了第三版译者方庆周的一点蛛丝马迹，兹録两段原文如下：

　　

　　“余有和同学方庆周诗云：“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因拒絶拜跪，被教员陈荫农迫令退学，因此与华侨基督教徒大生恶感。徐闻帝国大学文学院长根本通明博士为日本孔教徒领袖，乃盘辫发于顶，易西服，赴东京访之，使学生方庆周任译事。”

　　

　　上述真是令人如在黑闇迷茫中看到了微弱的烛光和联想，仿如依稀看到了第三个版本从菊池幽芳—方庆周—冯自由—冯镜如—吴趼人的一丝联系。

　　上引文 “余”是冯自由的自称，据他所着的《革命逸史》初集的“横滨大同学校”一文自述：“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尊父命入学，徐勤任校长。”可以推定，方庆周是冯自由在丁酉（1897）冬季，17岁时入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的同学，而且方庆周是能与之诗词唱和的好友。这里对冯自由的父亲的生平背景要讲多一些，原因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是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的创始人及广智书局的负责人，其父子也是吴氏的南海同乡，极可能是方庆周的译本传至吴趼人手中的重要环节。

　　冯自由的祖父冯展扬是南海县人，世业儒医，咸丰初年，约1850年至1854年间，曾交结在佛山地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红巾军（官方称为红头贼）陈金刚等将领。事败后被清吏逮捕入狱，不久，冯展扬瘐死南海县牢狱。冯镜如在香港出生，早年在港经商，曾入英籍，英文名经塞尔。镜如父亲遇难时，广东总督叶名琛正在屠杀红巾军，株连九族，珠江三角洲一片白色恐怖。冯镜如虽抱恨终天，但只好愤然出走日本谋生，在横滨山下町（1899年前称外国人居留地）五十三番地开了一间专营外国文具和印刷用品的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甲午一役，冯恨清政府一败涂地，毅然去辫，据说是以剪辫宣告与清廷划清界线的中国第一人。 

　　越年，冯氏在横滨结识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时，在外国人居留地一百七十五番成立横滨兴中会，冯镜如被推为会长，会员后来发展至几十人，多方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冯氏又多次为促使孙中山与康梁的联合，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898年冬，冯氏与邝汝盘提议创办横滨大同学校，先是征求孙中山意见，定校名为中西学校。孙又荐梁启超主办。康有为另派徐勤代理，并把校名再改为大同学校。学校学生约一百五十人。师生内分为革命与改良两派，在一次孙中山来校与徐勤的争辩中，冯氏倒向康梁改良派。自始，冯氏在金钱上资助《清议报》、《新民丛报》（占股份六分之一）的开办。

　　1901年梁启超在游澳洲时，与当地维新会员谈及在国内创办文化事业的设想，获得多数同志的赞同与资助，以后又与康有为商定具体计划的细节，于是有了上海广智书局和横滨大同译书局的诞生。广智书局在1901年四五月间筹备时原定名为文明书局，11月正式开业时改名广智，取广为传播知识之意。书局设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同乐里（以后迁棋盘街，再迁江西路），一切策划均由幕后被追捕的梁启超操纵，梁荫南为实际负责人，但是名义上由华侨冯镜如全权负责（有英籍做护身符），担任发行人。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的“与夫子大人书”信中赞冯氏不仅是“未受一文薪水”的志愿者，而且为“吾党公事垫赔不少”。开业后生意颇好，又开北京与广州分局。〔1〕

　　上述无非证明：一是，方庆周是冯自由横滨大同学校的同学兼好友，而且曾担任过校长徐勤的“译事”（日语翻译），可见日语水平相当高，完全有水平和能力在1900年把菊池幽芳所“翻案”75回《新闻卖子》以文言文压缩为6回。方庆周在横滨华人圈子那么狭小，而且与冯镜如兼有好友之父、大同校董、横滨华侨和珠三角同乡（同讲广东话）四重身份关系的情况下，自然与冯镜如有交往，那么，1900年至1902年的第三种版本因冯氏转移至上海广智书局而可以出版的关系，极有可能由方氏委托冯氏带回上海广智书局。

　　二是，有几种途径，也有几种理由。冯镜如到上海必会认识吴趼人。首先是广智书局是当时中国进步书籍的重镇，必是吴氏常去买书之处。其次是广肇同乡会，广东南海籍人在上海的圈子不大，冯氏因作为《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发行人而早已名声在外，不难结交。另外吴趼人1903年冬赴日本，周桂笙说是“别有所营”，所营何事，一直待考，但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鲁迅之吴沃尧传略笺注》注九：“……吴趼人赴日所营何事，未见记载。据其堂弟吴植三在1962年说，趼人在沪曾助理广智书局业务，此去与新小说社联系出版发行事项有关。”就是说吴氏到日本横滨已与梁启超和冯镜如见面并商谈过助理广智书局业务。这条虽是孤证，但有理由把方庆同—冯镜如—吴趼人的传递文本的链条连接起来。

　　当然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对于寻找第三种版本的思路和线索空间的开拓是有帮助的。

　　第四种版本，吴趼人白话文版。吴氏把周氏6回扩展成24回白话文，发表在1903年10月5日《新小说》第八号至十八号（1905年9月）。署“东莞方庆周译述、知新主人评点、我佛山人衍义”。在《电术奇谈》题目下有括号内写“又名《催眠术》”。该小说最后一页有吴氏附记一篇，全文如下：

　　

　　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原书人名、地名，皆系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以免限于记忆之苦，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书中间有议论谐谑等，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衍义者拟借此以助阅者之兴味，勿讥为蛇足也。

　　

　　细析上文：

　　第一，从“且是文言”的语气看出，吴氏从大众市民能否明白和接受出发，不大赞成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不然，无须从文言版本又翻译和衍义一次。

　　第二，吴氏要避免当时在翻译外文小说时的通病。但是他和原译者方庆周都是珠三角之同乡，因而这一点吴氏不想多说，才有“冀免翻译痕迹”之含糊说法。晚清时用文言翻译小说的通病，稍后一辈的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说得最生动和透彻，这里不必赘言。

　　第三，透露了一点第三版本的情况：“原书人名、地名，皆系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可以理解为：译者指周氏，他的文言版本的人名和地名已经改为中国化。如人名改为喜仲达、钝三之类；地名改为苏州、通州之类。

　　吴氏还有一个推断：他从周氏之文言书稿，推断第二版本，即菊池幽芳的日文版的人名、地名，不是照用英文，也不是意译成日文，而是采用日文谐英文的音译。周氏在不是第一手翻译（英译中），而是第二手（日译中）的情况下，只能把人名、地名大部分改为中国化（首都只能按通用的译法如伦敦，巴黎）。不然，周氏对这些人名、地名既不能按日文意译，也不能按日文发声音译，也无通用成例参考，只会闹大笑话。显然，吴氏也赞成这样处理，因而他在“附记”中告诉读者，原译已中国化，何况改为中国化也有初接触外国文学的读者省记的好处。

　　第四，既然人名、地名改为中国化，会不会影响小说的效果呢？吴氏也没有说，只说一句“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这一句话是吴氏针对如何从小说技巧上把握《电术奇谈》创作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也是吴氏丰富的小说理论重要的一环。

　　什么是关目？关目本是中国戏曲上的术语，指戏剧的情节和情节构思。吴氏的意思说，在小说中改变人名地名关系不大，情节和情节的构思才是最重要的。从吴氏一生所创作的小说看，他不但这样主张，而且本人就是以关目为重的实践者。小说当然重关目，但是小说最中心、最重要的不是关目而是人物性格；是性格决定情节和应以人物为中心构思情节，这是“文生情”。当然，以性格为导向，情节又可以触发人物的动机和行为，准确地表现人物性格，这是“情生文”。联系吴氏和其他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他们在小说创作实践上并没有把握好这种性格和情节的辩证关系，都犯有情节大于人物，只见情节而人物模糊，人物类型化和漫画化的毛病。

　　一个创作旨趣大致相同的作家群体，作品产生这种群体性缺陷原因固然带有一些个人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时代焦虑的痕迹在文学上的标记。从1840年起中华民族所承受的种种痛苦和内忧外患都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的资产阶级文学革命中的“小说界革命” （准确地说在1902年《新小说》杂志成立前后） 集中迸发出来。

　　我们知道，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无论是痛苦和忧患都不是文学唯一的内容，即使只剩下半壁江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严重和尖鋭的南宋，除了豪放派陆游和辛弃疾、陈亮以收复领土为爱国主义题材的诗歌外，也有“野云孤飞”的姜夔，“缒幽抉潜”的吴文英和“瑰奇警迈”的史达祖，这些抒发个人梦幻情怀的婉约派词作。近20年，“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经成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用语，成为历史学家们研究晚清的重点对象和中国百年文学史的起步阶段。正如吴趼人1906年在《趼廛诗删剩》自序中所说的：

　　

　　“十年以来，删汰旧作、仅存二三，敝帚自珍，言之可哂。丁戊之后，惯作大刀阔斧之文，有韵之言，几成絶响。”

　　

　　丁戊是指1897年（丁酉）和1898年（戊戌），这两年作为吴氏自始以后不再写或极少写旧诗词的一个分界线。之后所写的“大刀阔斧之文”是指散文和小说；“有韵之言，几成絶响”，意思是说有韵律的诗词，几乎没有再写了。事实上，我们发现吴氏还是写了数量不多的诗词。当然，吴氏这种变化与他立志做职业小说家大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不是从加盟《新小说》杂志阵线的1903年（癸卯）开始，或1910年庚子开始，而是开始于他第一次破茧，破江南制造局之茧，离开制造局之时（丁酉）。吴氏在“丁酉戊戌间，闭户养屙，无所事事。时朝廷方议变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顾盼动容。久已不欲外出应酬，日惟取阅报纸，籍知外事。暇则自课一篇”，投身为变法制造舆论，在沪诸报纸初试锋芒。显然，在“丁酉戊戌”间这一分界期，不止是吴氏一人而且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精英，经历了一个由千年梦醒到民族觉醒到接受维新变法的过程（实际上是从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开始）。这个两年分界线，实际上亦是小说界革命酝酿和理论准备的开始。鲁迅先生对戊戌变法前后到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表登场的1903年的政治背景和社会人心动向有过一个经典的表述，可以借鉴：

　　

　　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拈，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以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故别谓之谴责小说。〔2〕

　　

　　鲁迅先生将清末谴责小说崛起，猛然“顿有掊击”的历史背景和视野放到清皇朝康干盛世之后的衰落和经历鸦片战争至庚子事变的内外打击、面临崩溃的整个社会大环境，眼光确然精准独到。但是历史还有严苛和令人尴尬的一面，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并没有给予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残酷的环境中生长的资产阶级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汲取文化营养和壮大自己，在梁启超发起资产阶级文学革命之前，清代农耕社会并没有经受过、也不可能经受过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启蒙、时间长达几百年之久的滋润和洗礼。晚清的文学革命这种集中在清政权崩溃前最后十年的迸发，而且注定不可能有各种长期和充分准备，便在匆匆忙忙借鉴欧美文学中仓促上阵的独特历史，不能不使新小说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陷入半生不熟、不中不西的境地。或者不如说，是早产带来了先天不足，后天艰难而内敛，形成悲凉郁愤的主调和大地带血的主题。这就使晚清文学和作家的灵魂自觉地背上了“疗救社会”沉重的十字架，导致文学放逐了原本令人轻松的游戏和拒絶了愉悦的抒情，作家又以牺牲或降低文学的特点而转向直抒悲愤。这正如吴趼人在《发财秘诀》第十回评语中所流露的：下笔时“每欲有所描摹，则恐眦为之先裂”，怒不可遏。联系到吴氏小说的缺陷，表明过分的冲动确实会使创作时增强非形象性的抽象表达，而压抑了构成形象化的所有因素，幷且失去了心理上的情绪冲动与理性控制的平衡，从而大大削弱了以性格为中心的人物形象塑造。这种悲愤难遏的情绪和创作心理，不能看作是个人特殊心理的个案，而是含有深层心理上、历史上的集体记忆龢民族记忆，是当时作家群体共有的时代焦虑心理的表征。这恐怕是晚清小说整体素质不高和最高成就不尽如人意，没有产生雨果和巴尔扎克那样现实主义伟大作家，更不要说会产生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师的根本原因。

　　

　　再创造和新风格

　　《电术奇谈》在近百年来还有另一个不解之处，即很少人正式和正面去评论它，都是零碎的或从侧面的，即使有，也是从第二版本中幽芳的前言出发谈第四版本的中日作家在改编时之异趣，而不是在第二日文版本和第四白话文版本之间进行文本上和比较文学意义上全面的学术评价。

　　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第一版本即英国某作家英语文本和第三版本即方庆周文言版本至今没有发现。一个四连环扣，断成两截。若光从第二环和第四环入手，势必滑入对第一环和第三环作过多凭空推断的境地，没有文本又哪来的评论呢？因而，许多有志者都因资料缺乏而棘手，不然，勉强之下，文章也必成为一本无本侦探案奇谈。其次是人物与事件发生在外国，与新小说疗救中国社会的宏旨关系不大。再次是有没有催眠术，当时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或只是奇谈，恐怕不易弄清。

　　吴氏在《电术奇谈》构思时，究竟是着重写新奇的催眠术侦探中环环入扣的紧张情节，还是以描写人物情感为中心呢？作者在两者之间不断地徘徊、犹疑。《电术奇谈》题下所标明的“写情小说”确是点明瞭小说人物向读者传达的重点，也是确定情感在文学地位的开山之举。其意义在于从小说内容到分类的形式，让“写情”剥离依附之物，取得独立的地位。这无疑是上海向都市化发展和市民大众文化形成的一个表征和一个令人不易察觉的文化反馈信号。但这不等于说在吴氏正式跻身职业作家行列之时，最初在《新小说》发表的长篇小说就会真正侧重写情。不，不会！因为那时社会对谴责型小说的需要大于对写情型小说的需要。写情型的新小说真正的出现，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从《电术奇谈》发表之初，题目与分类就显示出作者构思的举棋不定，“电术”在于以西学器物和技术的新鲜刺激而吸引读者；“奇谈”意在从大众悬念的角度叙述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新奇取胜。小说又名《催眠术》，更示意小说并非以题目下所标榜的“写情小说”见长，而是以催眠术所引发的曲折离奇的故事吸引有阅读能力的市民。上海广智书局在1905年9月发行单行本时，封面正题下把“写情小说”改为“奇情小说”。又奇又情两者兼之。这是该书出版两年后读者和出版人无意中平衡的一个裁定，也颇符合当时吴氏在性格和情节之间把握不定的心境。

　　尽管吴氏在人物性格和情节间未决定把砝码放在天秤哪一边，无论原译文是否偏重情节，但小说究竟是摆脱了第三版本译文的限制，扩展了18回，进行脱胎换骨中国化的改编和吴趼人式的再创造。与其说这是一本从日文转译中文的英国小说译本，[ZZ（]不如说是一部地道的中国长篇小说。我以为这是分析该小说的一个前提和基本点。

　　这部《新小说》杂志认可的新小说除了重点写林凤美之外、还写她的未婚夫喜仲达（包括变形后的钝三）和试验催眠术的医生马士。即使是赚足妇女们眼泪，大受女性欢迎的小说主人公林凤美还不足以说是一个新人物。但综观全书后，可以确定吴氏在琢磨方庆周文言文的第三版本，打算再创作之时，他肯定会在小说人物身上，注输了一种当时社会所提倡的“新民”的优秀品格和激励人心的因素，以符合《新小说》改良、启蒙、疗救社会之宗旨。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新品质与他一向提倡“恢复旧道德”，虽并行又相悖地在吴氏的小说人物上找到宿主。

　　《电术奇谈》的故事有些曲析：

　　英国伦敦人士喜仲达到印度办理矿务，结识了印度贵族和大矿主之女林凤美，互相爱慕。但喜氏细思两人身份悬殊，趁结束业务之际，不辞而别，坐船回到英国。林氏追踪而至，两人见面，喜氏婉言相告以“仆与小姐，阶级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不同、尊翁不同意”四不同为由，说明不能成百年之好，故不辞而别。不料，连读者也想不到林氏会极其郑重、义正词严地说出了一番大道理：那女子道：

　　
　　“郎君说哪里话来！国人以为然不以为然，家父不许，都不相干，只要看奴的立意罢咧。况奴之生母亦是英国人，嫁与奴父，何尝有什么种族宗教的较量？今奴已立定主意，不归印度。奴心中只有郎君，不知道有什么阶级、宗教、种族。如果郎终要弃奴，奴便投海自尽，以明奴心。”〔3〕

　　

　　虽然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如旧小说大家闺秀那样，卑微地自称为“奴”，而且在往后情节大多数场合下是显得那么幼稚单纯、温顺腼腆，对世事一无所知，但这个林凤美在以爱求生的紧要关头，爆发出一股为爱情自由意志而舍身的独立精神。耐人寻味的是上面这一段话，她并没有明确承认是一种观念和思想成为她冲破种种束缚行动的力量，而认定这种精神来自父母传统，与生俱来。然而，在下面更决絶的誓言中，透露出她之所具有这种坚强的精神力量来源。她神色凝重地说：

　　

　　“昔日郎君在印度时，曾借一小说与奴，那小说叙一事，言既鲁巴（国名）有一军士，在西班牙与一少女两情相爱，及归国时，军士舍之而去。那少女积情成痴，连呼‘既鲁巴、既鲁巴’，随后赶去，赶至英国而死。郎君正是那军士，奴正是那少女，自不知为郎君所捐弃，追郎君至此，倘事情无可挽回，只有一死以表痴情的了。”〔4〕

　　

　　综观目前所知吴氏全部著作和文字，以这早期文字中这一段意气轩昂的20世纪爱情宣言，最为接近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青春、热情、无畏、向上、奔放、美好的新精神境界，为旧戏曲和小说《牡丹亭》、《西厢记》和“三言二拍”所无。

　　吴氏对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的主张实在是心领神会，上述一段林小姐义正词严之誓言等于是鼓动读者：要想自主婚姻，冲破束缚，争取平等、自由，就如林小姐读小说吧！要想改变你的人生，成为新青年、新国民，去西方小说中去寻找新思想、新道理吧！你被林小姐感动和对高喊着“既鲁巴、既鲁巴”，快马飞驰的西班牙少女感动，就是被爱情至死执着的观念和不屈之精神感动。读小说，读西方小说吧，那里有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生。

　　如此理解吴氏创作人物的实际意图絶不夸张和过分。难得的是吴氏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小说功能的理论学以致用，已经达到了化入小说的化境。吴氏的思想早期与晚期确实有明显的不同，上述也算是吴氏早期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激进思想的又一个例证。

　　但是我们又不能一边倒，忘记吴氏从1903年进入《新小说》杂志，加盟新小说阵线，正式以职业作家谋生之始，他的思想就具有悲观与乐观、倒退与进步、入世与厌世、忠君与保民、暴力与非暴力等种种多重不同的思想因素潜伏，或并行不悖、或斗争激烈、或此起彼伏、或复杂转化……例如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赞美林凤美和西班牙少女的自由精神，一方面在同时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本文和评语中对社会改革宣泄悲观絶望的情绪；但转身又在同一书对孙文的乙末广州起义暧昧同情，对广州官府和清军惊慌无措的丑态鞭挞和揭露。吴氏这种思想言论上、创作上前后矛盾，或同时多种矛盾幷存的错综复杂表现，正是十分真实地显示了一个晚清时期典型的最复杂多变的作家，是不以后来任何评论家主观地左右所能涂饰的客观状态，镜子般清晰地反映了在皇朝体制崩溃前的诸种矛盾集中激化、转化、交锋，各种思潮纠缠出场的动态过程。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一面镜子，那么，吴趼人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社会的一面镜子。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电术奇谈》不是一部译作，甚至不能称作晚清文学特有的名词“译述”，恐怕也只有另一个特有的 “衍义”才名副其实。因为这是吴氏根据原作只有6回的文言文版本，一个故事情节大概的框架，而扩展成24回的二度再创作。更因为第三版本的缺失，因而第四版本的天马行空、羚羊挂角、以鹿为马之处，便无法窥探和深究了，所以，只能把《电术奇谈》基本上当作一部吴趼人独立创作的特殊的长篇小说来对待。

　　可以说《电术奇谈》是吴趼人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吴氏仅靠方庆周把日文75回的《新闻卖子》压缩为6回的第三版本，一个故事粗略的框架和有限的提示，重新构思和再创作，以林氏不屈不挠寻找未婚夫为主线；以士马用催眠术误杀喜仲达继而谋财为辅线，在读者面前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生死追逐、斗智斗勇，而又充满步步悬念的一幅幅的异国奇情画卷。

　　一个殖民地娇弱的女子在宗主国首都伦敦，以对爱情不屈不挠的无限忠贞，历尽一次又一次劫难，絶境逢生，以内在坚强和机智，终于逼使凶手原形毕露。她亲手击伤和擒获士马，使未婚夫“失踪”案情，最后真相大白，也让林凤美这个女性形象染上英雄的色彩。她身上内敛的智慧与美貌、英勇和纯洁幷存的高尚品格，在读者心目中随着层层惊险和传奇情节的推进，闪烁着一个殖民地女子的光芒。 

　　在小说技巧上，1903年的吴氏比几年前匿名发表《上海四大金刚奇书》的时候更进一步成熟了。不再如以往的旧小说仅仅运用对话和叙述人物行为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使小说人物只有平面效果，作者运用大量的心理细节描写，使书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和复杂。当士马使用催眠电气机误杀（其实未死）喜仲达，又恐承担杀人罪名，便把“尸体”背到泰晤士河边沉下水。下面是他毁尸灭迹后又怨恨、又惊、又怕，而又见财起心的一段心理活动和心理行为的描写：

　　

　　却说推了仲达下水，看着那水流的方向，忽然听见耳边呜呜的一阵风响，吓得他毛骨悚然。回身走入栅内，急急回去。一路上好像有人跟着似的，左右回顾，却不见有甚人。走到后门，推门进去，复一重又一重的把门关好。回到房内坐定了喘息半晌，打开仲达的大皮匣一看……又看那些钗环首饰，只觉得五光十色，宝光射人，心中又惊又喜。想到凭空的杀了人，又是害怕。正在那里出神，忽然听见架子上訇的一声响，吓得士马一大惊，十万八千根毛管一齐竖起，那汗出个不住。勉强大着胆，打了一个咳嗽，拿起蜡烛往架子上战战兢兢照看，忽然见黑魆魆的一个小东西在架子上跳下来，士马吓得倒退一步，几乎又把手中的蜡烛摔了，一阵冷汗又出起来。定了定神，方才想着是个老鼠，刚才声响，想着是那老鼠推翻瓶罂之类。也不敢往那架子上细看。……上床时，又好像有人在床底下拉他的腿似的，一蹬脚上床时，一双拖鞋撂得老远的了，一头钻到被窝里，紧紧地闭着眼，心里好像有七八个小鹿乱撞，哪里还睡得着。……偶然张开眼时，黑暗中好像仲达站在眼前，越发不敢开眼。忽然又想道：“莫非我在这里做梦么？”足足胡思乱想了一夜。〔5〕

　　

　　可以说，吴氏初步能够在作品中融汇了中外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几种方法，而且在分寸掌握上运用自如，将士马“杀人”谋财后内心惊恐无法平静和行为上对外界任何风吹草动都表现出极度紧张，作出过分反应，恐慌失态又神经兮兮的精神状态，描画得十分细腻、栩栩如生。虽然还有讲数量一定凑成“十万八千根”这些语言老套，但仅从《电术奇谈》引文的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清新的语言风格和时代感，如同他后来拔尖的短篇《查功课》一样，已十分接近现代小说了。可惜作者这种新语言、新风格和新尝试如小苗般只在小说上昙花一现，没有发育成大树，又回到如《情变》中表现出来的与旧章回小说语言风格似曾相识的老路上去了。

　　在晚清小说中，一部长篇小说以生动的形象告诉读者：一个殖民地弱女子完全有可能通过自强不息，坚定信念，不畏险途，成为带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在这个身处异国，手无缚鸡之力的娇柔女子的背后，无论是善解人意、乐意助人的阿卷，或见义勇为、诚实无私的卖报佬钝三，善良的舞师龙马和忠于侦探职守的敏达……这些在下层社会身份卑微的小市民都对来自异国的少女凤美产生同情、爱护，以至于守护着她，在紧急关头，舍生取义，合力捉拿罪犯归案。

　　这些小市民的力量来自不忍心看着世界上美好的人和事在他们身边毁灭的决心，来自保护美好的事物，而帮助弱者则是他们终身的愿望。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些手停口停、生活困难的小市民身上倾注了相当的感情，还动用了不少观察上海里弄下层百姓生活状态的创作生活储备。吴氏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说过：这个丑恶的社会是有希望的。相反，他多次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或小说评语和序跋，十分清楚地告诉读者，他对这个充满害人虫、十恶不赦的社会，极度深恶而且达到絶望的心境。最好的注脚就是，他只能把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理想无奈地放在科幻小说《新石头记》中幻想和自由飞翔。

　　一个来自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女子，不远万里，来到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宗主国首都伦敦，在小市民的帮助下，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并获得最后胜利，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作者似乎想让读者思考：这并不是林凤美一个人的胜利，而是她那些忠肝义胆的穷朋友们——小市民的胜利。

　　这个胜利的意义就是：他们确认了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只要团结，是完全可以阻止或促进一些事情的发展，如可以阻止罪恶的发生，从而帮助一个正义而弱势的女子，而且获得并不寻常的胜利。也似乎想对读者说：无论是什么社会，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去爱护美好的事物，去扺制和舍身扑灭罪恶，即使这些人是下等人和小市民，即使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多的罪恶，但终究是有希望的！但愿吴氏确实有过这样的积极而美好的愿望和创作动机，即使只是在吴氏构思和塑造这个印英混血儿中国化的传奇女英雄林凤美的时候，心灵上一闪而过也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参考邹振环：《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谴责小说”。

　　〔3〕〔4〕《电术奇谈》，《吴趼人全集》，第五卷３０９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电术奇谈》，《吴趼人全集》，第五卷32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